1978-2008：30年春节记忆
回首30年的春节片段，我们可以找寻到那些已经被我们遗忘的珍贵的记忆。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凝聚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团圆平安和未来美好的祈愿，凝聚着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物质极端紧缺的社会发展成一个极度物质化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变化，正在改变着春节这样的民俗节日所承担的精神内涵。当世界上其他民族越来越热闹地过起“中国年”，体验这一独特的古老年味的时候，我们自己却在逐渐疏离它，那些吃汉堡、喝可乐长大的孩子们开始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节。城市化、全球化难道真的需要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么？
1978年春节：寒风中的暖意
也许是巧合，30年前的1978年春节是2月7日，与2008年的春节是同一天。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在北京的汪先生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资深记者，他清楚地记得，30年前的那个春节要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那时，汪先生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到郊外的八一湖去滑冰。
冷的不仅仅是天气，政治气候也需要回暖。
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光明的中国》的元旦社论。社论说：“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从社论充满激情的政治语言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在1978年的那个初春，“文革”的政治坚冰仍未彻底消融，人们熟知的改革开放的那声“春雷”，要在这一年的年底才炸响。
在汪先生的印象中，30年前的那个春节还处在物资短缺、凭票供应的时代。那时候，过年对孩子们来说绝对是朝思暮想的诱惑，平日里粗茶淡饭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就显得分外香。那种穿新衣、吃大鱼大肉的快感体验，是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体会不到的。为了孩子们盼望了一年的那顿年夜饭，春节前的那段日子，家庭主妇们的主题就是排队“抢购”肉、蛋等凭票供应的副食品，有时还要全家出动彻夜排队，有点类似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排号。
虽然物资短缺，但人们在困顿中却对年夜饭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就让那些处于“无米之炊”窘境的家庭主妇们为难了，有时她们要倾全年之力来准备这个隆重的仪式。杭州的蒋先生一家保留的1978年年夜饭清单也许是当时不少城市家庭的缩影：主菜包括油豆腐烧肉、笋烧肉、白斩鸡、红烧包头鱼等，零食包括瓜子、花生、水果糖等。为了这一家五口的年夜饭，蒋先生的爱人朱阿姨几乎花尽了全年的积蓄。
而在李女士的记忆中，1978年的春节记忆苦涩中带着温馨。李女士是北京一家杂志的主编，老家在山西太行山区，姐妹五人中排行老二。那年大年三十的早晨，出嫁不久的大姐就用一个编织袋扛着一口袋新鞋送到娘家，全家8口人每人两双共32只鞋，那可是千针万线缝起来的。李女士至今仍忘不了这份情义，大姐人虽然到了婆家，但是心一直留在娘家。大年初一的早晨，孩子们都不睡懒觉，早早起来等着吃爹爹炖的肉骨头。爹爹把前一天在院子里搭好的土坯炉子点起火来，然后就开始用一只大大的铁锅炖肉。那个时候，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肉。随着肉香飘散，孩子们早早地围着爹爹等着分肉。骨头和肉炖熟后，爹爹当场就分给围在身边的孩子吃。孩子们碗里放着自己的肉骨头，眼睛却盯着别人的。李女士说，那是她吃过的天底下最好吃的菜，以后吃任何山珍海味都没有爹爹炖的肉香。
虽然生活依然清贫、困顿，但1978年的春节依然发生着一丝改变。春节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有了文艺晚会、音乐会、体育比赛，甚至可以看到被禁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老电影，一些传统游戏如套圈、射击再次出现，谜语灯会空前火爆。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当时名称还叫北京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春节文艺晚会，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还是黑白的，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当年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为70%，而《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中国人对这种坐在家里看电影的生活方式还缺乏应有的想象。但仅仅五六年之后，电视机就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更让人开心的是，在这一年的春节前，一心革命十几年都没涨工资的职工要加钱了，而且人人有份，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也让年夜饭的餐桌能够丰盛一点儿了。煤炭部春节前通知各地煤矿放假过春节，此前的春节，很多人基本上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名曰“革命化春节”。
1978年的春节，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白天彩旗招展，夜晚灯火辉煌，楼内各层商场也是张灯结彩，一楼大厅还破天荒悬挂起了巨幅春联，出售的服装包括传统旗袍和各色童装等。这是百货大楼自“文革”起第一次开展节日营销活动。
而在郑州，金水路上可以看到舞龙灯、耍狮子、跑旱船，孩子们常常会跟着队伍跑出好远，紫荆山公园办起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灯展。在四川宜宾人民公园举办了灯会，15天内，购票观灯者达9万余人。
这一年的大年初一，中国足球队参加了香港春节贺岁杯足球赛，以4∶1战胜香港联队，队员包括容志行、迟尚斌、李富胜、沈祥福等。那时还很少有比赛转播，因而关注足球的人还很少。但仅仅3年之后，一股足球热就席卷全国。
“你高考了吗？”这是1978年春节期间，知青、工人、学生、复员军人见到熟人打招呼的第一个问候。此时的火车站里，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们都在谈论着高考。一个多月前恢复的高考，让数以百万的下乡知青有了靠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在春节期间，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至于“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他们入学则是在春节以后三四月份的事了。而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78级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已经结了婚的老大哥，面对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年轻女同学，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的欲念。当时学校要经常接待前来哭诉的“秦香莲”，《人民文学》还发表一篇批判“现代陈世美”小说《杜鹃啼归》，引起轰动。
而在春节期间的上海街头，时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知青们的游行队伍。至于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则是在一年以后了。
改变还在悄悄地继续。这一年，街头高音喇叭传出的不再是样板戏、革命歌曲，而是《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解禁歌曲以及《爱情的位置》这样的小说连播。爱情这久违了的俗世情感终于不再被看作可耻的东西了，恋人们可以公开地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了。电影院甚至上演了《望乡》这部反映妓院生活的日本电影。它对国人的冲击是3 0年后的《色，戒》无法比拟的，北京电视台甚至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有人说，还可以有色情场面更浓厚的镜头……这一年，曾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烫发开始在城市流行，烫个“鸡窝”头成为时尚，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人们的精神偶像不再是伟大领袖和工农兵，而是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
所有的改变在1978年的年底达到高潮。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走向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
1979年的春节，人们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在北京，市场上时鲜多了、特产多了，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老产品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最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五颜六色的灯笼，以及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等。而重庆的贾先生的春节是在学校度过的，刚考上大学的他想争分夺秒地把十年损失找回来。年三十儿晚上，他与同学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只是电视机太小，黑白9英寸，人太多，明星们的样子也没记住，只记住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作为封资修被禁止的。此后，跳舞热从中南海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1979年春节，中国人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上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参杞补酒”广告片。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与此同时，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对这种4毛钱一瓶、类似中药汤的饮料不感兴趣，年轻人对喇叭裤、蛤蟆镜以及《追捕》、《大西洋底下来的人》这样的进口片似乎更入迷。当然，更让他们着迷的是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从前，他们只有在革命电影中表现国民党堕落生活、开舞会时，才会听到飘出来的那么断断续续的几句。当时，谁要是能有一台砖头式的日本松下录音机和几盘邓丽君的磁带，那绝对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进入80年代，随着搞活和开放，食品日渐丰富起来，开始是定量供应的品种增加，接着是集贸市场恢复，平时想吃什么就到市场上买，过年的时候年夜饭自然就更丰盛了。一份档案资料显示了北京春节市场供应的变迁：1980年春节，新试制的猪肉白菜馅速冻饺子开始在东单等六大菜市场出售；1981年春节，每户供应4元～8元一斤的花茶二两，大料、黄花、木耳各一包，部分小吃店增添了平时不供应的“蜜三刀”等小吃；1985年春节，低度酒、补酒热销，多家西餐厅爆满，新侨饭店等为家宴提供罐装、袋装西式名菜；1989年春节，26种调味品、14种豆制品、35种酱菜大展销，北京人过年再不为米、面、鱼、肉犯愁了。
从80年代初开始，人们购置年货不仅仅是吃的了，还要买大件。1980年春节，在北京，各大商场从外地组织的一批电镀桌椅、简易沙发、一头沉、搪瓷盆陆续投放节日市场；在上海，声控娃娃、光控汽车和磁控狮子戏球等成了新奇而受欢迎的玩具；在广州，洗衣粉、高级香皂、普通灯泡、图钉等在春节前后开始敞开供应。
那几年间，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快步向人们走来，北京的汪先生家的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就是在80年代初那几年的春节期间先后购置的。而杭州的蒋先生家在1983年春节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邻居们都挤到他们家看春节晚会。那年已经有了自由市场，买鸡鸭鱼肉都不要凭票，朱阿姨准备的年夜饭主菜包括红烧牛肉、白切猪肚、红烧鸭、白斩鸡、红烧鱼等，零食增添了山核桃和蜜饯，全家人还喝了坛装的绍兴黄酒。
从80年代开始，过年的滋味开始丰富多彩。在北京，庙会和传统小吃开始恢复，龙潭湖、地坛、白云观、大观园、大钟寺，到处是庙会，从年三十儿到正月十五，一家人可以看不完，乐不够。各地在春节期间也会举行各种灯会、花会、冰灯展等节庆活动，一些民间节庆风俗和表演也开始恢复。除夕之夜，南京百姓撞响鼓楼太平钟，夫子庙7万彩灯争奇斗巧。秧歌庆春是陕北年俗中独特的风情，春节期间，村村都组织秧歌队，挨门逐户拜年。作为拜年的新形式，明信片、贺年片、挂历开始流行起来。
(本文来源：《法律与生活》杂志 作者：记者/刘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