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归里三十年
陈介祺23岁中举人,在京为官12载。因不满朝政腐败,41岁辞官回祖籍潍县。归里后的30年里,他将全部精力倾注在金石收藏鉴赏中。陈介祺治学严谨,在收藏、治拓、篆刻、书法等方面皆有巨大成就,古文字学家商承祚赞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介祺对潍县仿古铜、红木嵌银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刚刚闭幕的首届陈介祺艺术节,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陈介祺身上。本期着重介绍了陈介祺回潍后的主要成就及其对潍的主要贡献,以期更多人加入到地方文化传承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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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酷爱收藏
陈氏族谱。
位于京都西安门街的陈官俊相府(资料图片)。
陈介祺出身潍县名门望族,父亲陈官俊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因而家庭显赫。陈介祺聪明嗜学,青年得志,他酷爱金石,是全国金石学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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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居官者多,明清时期出了19名进士
陈介祺的家族史,可以上溯到660多年前,据《潍邑陈氏族谱》记载,其始祖陈大,一名大观,明初因先世出仕潍州,落户潍县城里北门大街。明清两代,陈大观家族中曾出过53名举人,其中19人中了进士,自此宗脉相继、书香传世、祖祖辈辈尊孔尚儒,忠孝传家,有着十分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潍县享有盛名的名门望族,陈家因居官者多而闻名远近。
《潍邑陈氏族谱》记载:陈祥桂(清诰赠光禄大夫)有三个儿子陈官俊、陈官杰、陈官侨。有清一代,他们家后人中,连连出过许多贡生、举人,其中陈官俊、陈介祺、陈介猷三人分别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中了进士。陈官俊中进士后,陈祥桂家族日趋兴旺发达。
陈官俊(1782-1849)字伟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生于潍县城里北门大街南段路东陈家大院(翰林院)。他是陈祥桂的长子,少时读书于浮烟山麓台书院,师从韩梦周。嘉庆十三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二十一年,入直上书房(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晋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年间曾任上书房总师傅,为道光皇帝师并授皇长子奕纬,也是道光的信臣。
陈官俊中进士后,升为工部尚书,并授“紫禁城骑马”,清廷六部中陈官俊做过四部尚书。特别是宣宗为缓和清廷矛盾,令陈官俊“署兵部尚书”,在清代,任命汉人“署兵部”是极为罕见的。陈官俊后又擢升为礼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从而飙升为“相府”层次,成为陈祥桂家族兴旺发达的极点。
陈官俊为官期间虽屡受弹劾而不倒,就是因为他授宣宗长子奕纬读书时,宣宗“嘉其训迪有方,后皇长子逾冠而薨,上深以为恫,故於官俊特厚,屡获咎而恩礼始终不衰”。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三,陈官俊因痰疾卒于任所,皇上“悼惜良深”,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入赐贤良祠,谥文悫,并御赐碑文,赏给陀罗经被,派亲王前往祭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又下旨赐恤,官俊长孙厚钟加恩赏给举人,次孙厚滋俟及岁时,由吏部带领引见施恩。
陈官俊病逝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安葬在潍县西北小圩河村附近的赫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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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随父读书,19岁时以诗文名扬京都
陈介祺清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十日巳时出生在京都西安门街陈官俊府邸。公子降临,陈家后继有人,陈官俊喜出望外,母亲丁氏更是视儿子如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潍县志稿》记载:陈介祺,少长京师,赋性端严,持身公谨。幼承父训绝嘻娱,无妄言。日读百数十行略不遗忘。天资聪颖,苦读典籍的介祺深受父亲的喜爱。介祺7岁时,父亲任山西学政期间,命其就读于山西任所,可见父亲对他的疼爱。父谆谆教诲,子不离左右。陈介祺有帝师亲自授课,自己又勤奋嗜学,后来成长为杰出人才是顺理成章的事。陈介祺自幼笃爱文史,13岁时以一首《白莲花诗》受到阮元(金石家)的赞赏。陈介祺不负厚望,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23岁乡试时被主考官誉为“不易得”的人才,29岁考取内阁中书,委署试读本衙门撰文,办理诰敕房事务,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33岁会考中进士,钦取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
陈介祺在天子脚下供职12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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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家产代父认捐 辞官归乡专事收藏
陈介祺自年轻时,就对金石情有独钟。“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器、秦汉印即好之”。他19岁时就开始爱好并收藏金石,23岁时见到青铜器、秦汉印非常喜欢,36岁开始收藏印玺,40岁购得毛公鼎,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金石之路。在京期间,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收藏了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130多件,包括稀世珍宝毛公鼎和商周古钟11件(一说12件),以及古玺印2000余方和其他文物多种。历代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悉数收藏,这是他金石学的起步阶段。陈介祺所藏意在保存华夏文化的命脉,研究、传播古代的历史文化。他在《簠斋尺牍》中说:“以识古字论古文为语,不涉入赏玩色泽也。”
陈介祺为官期间,目睹朝廷的腐败,官场上尔虞我诈的勾当。“代父认捐”的亲身经历,伤透了他那颗一心为国的赤胆忠心,更加坚定了他要提前“回家”的决定。他变卖家产,多方筹措,如数交上四万两黄金,保全了身家性命。这段苦涩的经历,对陈介祺的后半生影响很大。自此他痛下决心,决意不再对朝廷抱有任何中兴的奢望,也不再留恋高官显爵的生活,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辞官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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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着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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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回潍后的三十年,是他苦心孤诣又硕果累累的三十年,在这里他忧国忧民救苦济难,在这里他潜心经营金石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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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特制藏宝橱,大旱时设粥厂资助乡民
陈介祺于清咸丰四年(1854)藉丁忧辞官带薪回家。这年他42岁。
陈介祺回潍后先在城西北方向的莱章村他五祖父(陈祥蓂)、六祖父(陈祥醴)家暂住。直至七年后,为避战乱,方迁入潍县城里。
陈介祺回到故乡后,不住城里闹市而偏居城郊是因为他将收藏的毛公鼎秘密带回潍县。清政府关于私人不得收藏国宝的规定,他是知道的,因此他有“怀璧”之惧,暂居乡间以观事态的发展,几年后朝廷对此事并无过问,他才放下心来。据《潍县志稿》载,清咸丰十年(1860)陈介祺的新居建成,新居建筑规模颇大,约一万平方米,位于城里西南隅,北至西门大街(现东风大街西段),南至增福堂街,东至罗家巷(现芙蓉街)。在建新宅时,陈介祺专门在不起眼的地方设计了储藏之处,他在内宅上房西套间特制了一排楠木柜为藏宝橱。
陈介祺虽然退出了官场,但他仍不忘朝政,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国家改革吏治、赈灾救荒、洋人来华传教及开矿筑路、外敌入侵、富国强兵等方面均有大量论说。他更不忘关心地方政事,对于乡间百姓之事也非漠然置之,凡关系民众之大事,他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攻打潍县。为抵抗捻军,陈介祺曾会同官绅捐资设局募勇办团练,还于夏季酷暑中筹划经营,虚设炮台三座,规模制度皆亲创之。捻军攻城不克,悻悻离去。八月,捻军再过潍时,见到城上设有炮台未敢进城,因而潍县城安然无损。督军丁宝桢基于此报请朝廷为陈介祺嘉赏三品衔。
光绪二年(1876)春,潍县遭遇大旱,乡间百姓饥饿不堪,灾民纷纷拥至县城,各家富绅捐资分设粥厂。陈介祺在西关设厂,历时一月。旧灾未去,秋天又逢大灾,至冬,灾民生活苦不堪言。陈介祺率子孙在城隍庙办粥厂,民乏食者,计口编册,亲自检验,按名分给,风雨无阻,连续数月未间断,救活百姓无数,潍县大饥之后无大役,为从来少见。陈介祺还在书院设立“担粥局”,开支由他个人承担,受到乡民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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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毛公鼎全形拓,藏印颇丰自称万印楼主
陈介祺回潍以后,凭借桑梓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金石收藏鉴赏中,对金石事业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收藏、释古、研究、着述等方方面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苦心经营,终成大业。
他后半生在金石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首推毛公鼎释文的拓制。回潍之前,他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毛公鼎的铭文拓制成功,他所拓制的毛公鼎全形拓珍贵难得,这是毛公鼎铭文的最早考释。但他仍不满足,回潍后他又根据金石好友徐同柏、许瀚、吴式芬三人的意见,五易其稿,做出完整的释文,从而确定了毛公鼎的价值。毛公鼎全形拓的问世,让世人第一次直观地见到了毛公鼎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有重要价值,这是陈介祺作出的重大贡献。
藏印方面:回潍以前,他只收藏了官印317方、私印1938方。回潍后藏印达到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此后他又得亲家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至此,陈介祺才有了一方“万印楼主”的印章。
从60岁至72岁的十二年中,更是陈介祺金石学生涯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他终日沉湎于古器物的征询鉴别、考证批注、教拓监拓中。他收藏之理念,在于传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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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广泛考据精到 着书立说硕果累累
陈介祺一生留下的大量书札、考释、专着、拓本等,对金石学、古文字学和文化历史等方面都有不少精到的论述,影响深远。他先后撰写多方面着作目录75种,均考据精到,阐释深刻,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及古文字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诸多的着作中,只有《簠斋印集》(12册)是由陈畯(陈介祺助手)于咸丰元年(1851)在京城完稿的(刻钤本)。其余70多种如《十钟山房印举》(194卷)、《簠斋官印考》、《封泥考略》(10卷)、《陈簠斋藏古陶文》(15卷)、《毛公鼎释文》、《海防说》、《习字诀》等都是在潍县完成的。
同治十一年,陈介祺60岁时始得第一片陶文。陶器文字虽不成体系,但陶器上的文字遗迹,也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陈介祺对收集的陶文随拓随释,或略作题记,或记明出土地点,还对大部分陶文予以较准确的断代,为后人深入研究陶文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自此,陶文成为与古金文字、古玺印并重的珍贵遗存,列入金石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陈介祺以他超前的美学意识,对家乡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对潍县仿古铜、红木嵌银、拓片、篆刻、书法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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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仿古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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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仿古铜历史久远,是全国四大仿古铜产地之一。潍县名人贤士对当地仿古铜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陈介祺就是杰出代表,仿古铜艺术不断适应时代要求,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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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炉能制千斤大件,铸铜工艺独特
潍县青铜器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春秋战国时期,在潍县城西南浮烟山一带出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有铭文为“平寿”的战国铜戈,这是最早最直接能证明潍县历史上青铜冶铸业发展的实物资料。
青铜器物,不但是古代人们使用的用具,更是一件件造型优美的艺术品,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它还是一种文字载体,是继甲骨文之后又一种记录古代社会生活的书籍。因此,后人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是离不开青铜器的。为了满足人们欣赏和研究的需要,仿古铜行业应运而生。
仿古铜是指依古代青铜器中的爵、鼎、盘、炉、佛像以及禽兽和人物等,通过仿制工艺,制作出与原物相似的工艺美术品。仿制品精致古朴,形象逼真,集铸造与绘画、雕刻、镶嵌等工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青铜器艺术风格。潍县仿古青铜器成色关键在兑料熬药,铜锡成分比例必须按各时期器物特点要求精细操作。
潍县是全国四大仿古铜产地之一,仿古铜艺术在明朝时已至高峰,精细玲珑的首饰、玩具、陈设装潢、器具镶嵌,无不精妙绝伦。清道光、咸丰年间潍县有制作仿古铜作坊十几家,成了仿古铜器的着名产地。小土炉能铸千斤大件。清乾隆年间铸的城隍庙中东司铜像重两千余斤,面目胡须、衣纹手指精巧细致、生动活泼,神威凛凛；陈官俊棺木铜盖板重两千余斤,规矩准绳,不差毫厘；十余斤的大明宣德炉亦能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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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助推仿古铜业,产品远销国外
潍县的金石学之所以逐渐发展为天下金石学的中心,这与潍县仿古铜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明以前潍县当地并无着名金石学家,可是自清代中后期开始潍县则出现了以陈介祺为代表的一批闻名天下、贡献突出的金石学家。应该说潍县仿古铜业的气氛孕育出金石学家,而金石学家的学识水平又促进仿古铜的发展,而把潍县仿古铜业推向极致的则在于金石学。甚至可以说,潍县仿古铜业对陈介祺的“精鉴”多所裨益,而陈氏的“富藏”与学问,则又推动了潍县仿古铜的发展。
清末潍县有不少着名的仿古铜艺人,如胥伦、田培宽、王石经还有陈介祺族子弟陈子振等。1916至1936年,是潍县古铜器仿制的极盛时期,作坊店铺有“邃古斋”、“法古斋”等20多家。“法古斋”仿制的炉、鼎曾选入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展出,其中卣戈、剑、佛像、吉庆钱等300余种,销往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以及日本、欧洲诸国。
“七七”事变后至解放前夕,仿古铜业已濒于绝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非常重视,1960年组织老艺人归队,市美术研究所成立了仿古铜研制小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潍坊仿古铜制作工艺得到空前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上锈工艺,在原来一两种的基础上,增加到出土锈、家藏锈、黑漆锈、鎏金、鎏银、嵌金银丝等技法,使制品上的斑锈逼真,色泽肖似天成,长期保存颜色不变,形成了潍坊仿古铜艺术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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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月辛苦 成功复制珍品
潍坊仿古铜艺人认为毛公鼎最早为陈介祺所藏,是潍县人的骄傲,让毛公鼎这件珍品再现在世人面前,是人们的期盼。“文革”后,市仿古铜研制小组派武春香、季传志二人到市博物馆认真仔细地观看了毛公鼎拓片,他俩将两片锡模用钳刀一点一点地刻出,经过打砂后,两片锡模合在一起最后浇成。历经数月的艰辛努力,造型庄重浑厚,花纹质朴古雅,内壁铸有铭文497字的毛公鼎复制成功。这只毛公鼎,造型逼真,保持了原件的风貌和神采。他们又仿制了“长信宫灯”和“马踏飞燕”这两件稀世珍品。《齐鲁风情迎荷瓶》《祥龙宝鼎》是由赵益民制作的仿古铜制品,分别奉献给奥运会和澳门特区政府。潍坊的陈祖光,出于对前辈的敬仰,利用自己懂铸造技术的优势,积极探索仿古铜冶铸毛公鼎的新路子,他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印制的《故宫西周金文录》中关于毛公鼎照片的拓片、形制、数据进行操作,于2010年制作出与原件完全相符的“陈氏仿真毛公鼎”。据了解,全国能复制毛公鼎的只有潍坊。
潍坊“仿古青铜器工艺”于2006年被申报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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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木器嵌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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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在铜铁器物上镶嵌金银饰的历史久远,始于春秋。由青铜器镶嵌发展到木器镶嵌,时间跨越了千年,陈介祺功不可没。红木嵌银漆器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瑰宝,是国内稀有的特种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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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金银错工艺,开创红木漆器镶嵌技术
嵌银,顾名思义就是在器物上镶嵌金银饰文。潍坊红木嵌银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瑰宝,是国内罕有的特种民间工艺品,它以红木、天然漆和金银丝为主要原料,经精工打磨、镶嵌而成。红木嵌银漆器精致美观,古色古香,兼具艺术欣赏和实用价值。它鲜活生动地记录了潍坊人民的杰出智慧和天才创造,体现着潍坊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被誉为民间艺术瑰宝。
在铜、铁器物上镶嵌金银饰的历史始于春秋初期,开始是在铜器上,而后在铁器上。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在青铜器上刻出阴纹后,再嵌进红铜丝或金银丝,这就是潍县最早的嵌银艺术。追溯潍县嵌银文化的历史,史书记载:清康熙年间,潍县的铜业已是一个较为兴盛的行业,当时铜制品的花色品种较多,有水烟袋、铜盆、铜壶、铜号、首饰盒等,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工匠们为了美化产品,扩大销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金银错工艺,尝试在铜器上镶嵌金银丝花纹,为后来木器嵌银漆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青铜器镶嵌发展到木器镶嵌,时间跨越了千年,清道光年间铜匠艺人姚学乾,在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的倡导相助下首创成功,开创了潍县在红木漆器上镶嵌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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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匠师进陈府,共同创制木制嵌银器皿
《潍县志稿》记载:“姚学乾,南寺巷人,性灵敏,出新意,制造器具精妙绝伦。”他天资聪敏、心灵手巧。在随父辈打制铜器、首饰的过程中,为使饰品更加精美,他参考古代金银器首饰的制作技巧,取其精华,不断创新。由他制作的工件,新颖别致,精巧玲珑,栩栩如生,富有情趣,受到人们的称赞。
陈介祺辞官回家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他不惜重金求购文物,加以收藏。家中除了毛公鼎等商周名器,仅青铜器就多达200多件。为修复、整理收藏的青铜器文物,他聘请了姚学乾等技艺高超的多位匠师进陈府工作。从此,姚学乾有了与陈介祺结识的机缘,他在为陈家修复文物,为古玩配制底座、撑架等过程中,见识了陈家历代收藏的精美文物,眼界大开,增加了文化涵养,技艺水平日有精进。
陈介祺非常欣赏姚学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对这位精明的后生寄予厚望,经常和他一起切磋研究提高嵌银漆器的技艺。在陈介祺的启发引导下,姚学乾有了创新灵感。他汲取了古代鼎彝等青铜器镶嵌工艺的精华,试着用硬质红木,按照设计制成毛坯,比照金银错工艺,在木制器具上镶嵌金银丝,形成花纹、图饰,然后上漆、磨光、擦亮,仿制出嵌有金、银丝的“鼎彝形模”的制品。他还根据各种文物的色泽和造型,用红木制作嵌银底座和撑架,其制式风格与古文物珠联璧合,衬托出文物的精美与珍贵,达到了美仑美奂的审美效果,成为潍县早期嵌银工艺品的代表作。
陈介祺对嵌银制品从选材、制作、镶嵌到上漆磨光等许多方面都具体指导。在思想开拓、技艺超群的姚学乾身边,既有多种古文物彩饰作典范,又有经多见广、学识渊博的金石学家对他进行鉴赏、评品、指导,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他完成了一件件与原文物色调融合,浑然一体的配套器皿。同时,一种新颖的木制嵌银制作工艺流程也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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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教授学徒 发展传承嵌银
正当姚学乾痴心学习,潜心钻研,以待提高发展的时候,却患上了不治之症。深谙嵌银漆器价值的陈介祺,为了使这一独特的技艺流传下来,就将自家雇佣的拓裱匠田镕睿(字雨帆)的两个儿子田子正、田智缗收到门下,学习嵌银漆器的制作技术。
田氏兄弟悉心钻研,刻苦磨砺,嵌银技艺日益精湛,使嵌银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既具深厚传统底蕴,又有时代气息,形成了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特种工艺品。其产品从用于消遣观赏的烟具等小型器物,发展到文具、手杖、挂(地)屏及托泥圈椅、雕龙沙发、配套家具等一系列产品。嵌银漆器形成产业,走向市场,畅销京津各地。
清末民初,手杖成为嵌银行业的热销货。最初嵌银手杖只嵌一行双勾字,之后艺人们又将百个写法各异的篆体“寿”字嵌在手杖上,名曰“百寿杖”,这种新产品很快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嵌银这一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潍坊嵌银漆器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潍坊红木嵌银漆器,其典雅古朴、秀美飘逸的独特风格,精致、精美的传统手工技艺,对于促进地域文化交流、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美化人民生活都起了一定作用,具有鲜明、重要的文化价值。潍坊红木嵌银漆器有100多个品种,它不仅畅销国内各省市,并销往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
作为开创潍县红木嵌银这一特殊技艺的先贤,陈介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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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拓片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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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能再现器物上的文字或图形的工艺品。潍县传世最早的拓本是《化度寺塔铭》和《柳公权书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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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制拓技艺精湛,独创蝉翼拓
传拓是我国独有的一套能再现器物上的文字或图形的工艺技法,是以宣纸紧覆在碑碣或金石器物或木板雕刻上,将古老的碑碣、石刻、青铜器、玉器、陶器、木器以及古钱币上的文字图案用墨打印在纸上,所形成的纸本或纸片,即通常所说的拓本或拓片,其作品保真传神,不失原作风采。
潍县的传拓艺术历史悠久,以其技艺精湛,风格别致而久负盛名。远在元、明时期传拓艺术就已在潍流传,清中叶随着“朴学”的提倡,青铜器铭文释读盛行,传拓技艺业兴旺发达起来。
潍县为历史文化古城,历代文人雅士辈出,而嗜古物、富收藏者得到文物后,既要与文人共欣赏、析疑义,又要考证、着述流传后世,在那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拓片(本)是专家们互相交流、考释研究的主要方式,拓片(本)对古文字研究、青铜彝器和陶类器物的考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介祺远见卓识,认为“古器出世,即有终毁之期,不可不早传其文字。”为此他聘用了几十名工匠在家制作拓片。
陈介祺本人就是拓印技术的行家高手。他好收藏古物,又长于墨拓,对潍县拓片艺术影响极大。拓片由于拓法及用色不同,分为朱拓、墨拓和青绿拓三种。先把被拓制的原件洗净拭干,敷以绵性纸张,然后喷雾滋润,用沙锤微加拍压,使纸与物纹匀称相符,再用墨锤或彩锤反复轻拍,使色泽均匀如一,干后揭下即成。在传统的乌金拓的工艺上,陈介祺又创新蝉翼拓,以很薄的纸,用淡墨轻轻拓印,看上去犹如淡云笼月。整个工艺过程要求精巧、细致、轻盈、洁净。这种薄如蝉翼的纸,当时在潍县是买不到的,陈介祺专门派人到安徽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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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拓片工艺受青睐,从业者渐多
关于拓片工艺的要求,陈介祺在《传古别录》《陈簠斋笔记》中,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由于陈介祺对拓片技艺的孜孜追求,使陈家的传拓工艺到了“椎拓款识,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的境界,特别是其立体拓法(即在陶器、青铜器等文物上拓印),被誉为“天下第一拓”。后来,他又创“擦拓法”,陈家拓片的名声流传开来,求购的人越来越多了。为满足群众的需求,陈家开始批量拓印拓片出售。陈介祺根据各种拓片字数的多少,工艺的繁简,规定出了拓片价目:二十字以上的拓片每拓五钱；二十字以下的拓片,每拓二钱；古兵拓本,每拓三钱。另外,对外地订购的拓片,则一律装箱后“交永祥号妥寄”。
陈家拓片生意的兴隆,启发了潍县百姓,工匠学习陈家拓片工艺,拓印拓片出售的人也渐多起来。所谓“自潍有陈氏,青齐琬琰,尽出人间,不啻以诗礼发家。其鉴别之审,装池之雅,纸墨毡蜡之精,无美不臻,乡里皆传其衣钵”。一时间,传拓从业者多了起来。至此,潍县拓片在国内已处于遥遥领先的绝对地位。
陈介祺对传拓技艺的开拓矢志不渝,孜孜追求。他对画稿上反映器物光点高低的黑白反差处理仍不满足。开始他以传统中国水墨画技法中墨的浓淡来处理反差的强弱,制版后要以套拓法进行传拓,这样不仅制版工作量大,且要求拓工的技术高。他反复试验后进行了着墨点的疏密方法,即反映明的地方墨点放稀,反映暗的地方则墨点加密的方法,来处理反差的强弱,解决了在套拓中难以处理的浓淡过度的难点,制版后一次传拓成功。
这种处理方法在传拓上可以说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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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封陶制品易损 再创画拓和形拓
陈介祺在继承传统墨拓技艺的基础上,不墨守陈规,大胆开拓,又创新了“画拓”和“形拓”这两个独有的门类。随着拓印次数的增多,所拓器物,尤其是封泥和陶制品的损伤日渐明显,于是陈介祺着手对封泥和陶制品作“画拓”的尝试。“画拓”即对照拓片,用笔绘制的作品。其开始笔痕较明显,经多次探索实践,逐渐由“粗工点笔”发展到“细工点笔”,作品有了传拓的观感。陈介祺对画拓要求极严,要求瓦当面上与图文无关,夹杂在传拓品上呈现的深色着墨点和破残痕迹也要一并剔出,画拓在接近完成时还要以淡墨(色)烘染,使其呈现“拓晕”,忠于原作不作丝毫改动。“形拓”是拓出来的器物形状富有立体效果,能看出器物的形状、纹饰、大小,就像器物的立体画一样。清同治年间,照相术传入中国,陈介祺的表弟谭雨帆懂照相,受其影响,陈大胆提出“作图用洋照”的构思。陈介祺认识到利用照片勾摩(用油素纸敷在照片上勾摩后,再锓刻于木板上),不仅能再现一些不易捶拓的器形与铭文,而且能保持大小缩放的真实性。他命族弟陈子振以此法制作的盂鼎形拓画稿,再配上铭文画拓后,装帧立轴“可谓大观”。在作毛公鼎形拓画稿时,仅能依照实物,参照盂鼎照片来作,其难度可见之大。鼎的形拓画稿一足在前,两足在后,是陈氏所作此鼎形拓的特色。
陈介祺的传拓技艺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为全国金石学家推崇。褚德彝称陈介祺的传拓“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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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书法自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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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的着作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篆刻创作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法经验,他虽不操刀,但专业精到,也绝非一般篆刻家所能及。他和王经石、胥伦合作的铸印,颇具秦汉古印玺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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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治印有独到见解,篆刻理论影响后人
篆刻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枝奇葩。明、清以来,在文人士大夫中,研讨篆刻艺术的风气日益盛行,出现了许多篆刻家和流派,陈介祺就是清末诸多篆刻家中别具一格的一位,他的印学思想影响、推动了家乡篆刻艺术的发展。
陈介祺的印学观,出于他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和对古印玺的钟爱,是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他虽不操刀,但他的一些着作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篆刻创作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法经验,非常专业精到,也绝非一般篆刻家所能及。
陈介祺将所藏古印与吴云、吴式芬、吴大澂、李佐贤、鲍康等若干藏印举类分别编成《十钟山房印举》《簠斋印集》,为印学之宗,天下知名。
陈介祺对治印有独到的见解,他从治印的思想指导到具体的技法,都有精辟的论述:首先,做印者要有学问,字法、刀法、章法等方面无一不反映出学问的深浅来,没有学问的人做印,不过就是个匠人,绝不会做出超人的好作品。其次,做印要师古。对钟鼎文字入印的积极倡导,是陈介祺的卓见和在印学史的突出贡献。“刻印欲有意求古,可求之钟鼎”,所以要搞好篆刻创作,临习篆书字体,为刻印打好底子是很重要的。第三,做印如同书法,要有“法”有“力”。有人说治印的功力,七分在书,三分在刻,所以一个好的篆刻家,首先应具有较丰富的书法基础和古文字知识,为做好一枚小小印章运用所有的书法文字知识,倾注许多艺术心血才能得到美的享受。
陈介祺的篆刻理论,对潍县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受其影响,潍县篆刻艺术代有传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篆刻新秀层出不穷,如郭味蕖、徐培基、于希宁、陈君藻、蒯宪等以古玺风格为主,吸取古玺秦汉印艺术精华都自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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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胥伦合作铸铜印,有秦汉古印玺之风
铸铜印是中国独有的一门金属篆刻艺术,是刀刻艺术与冶炼技术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潍县铸印始创者为城南胥家庄胥伦。胥伦喜爱文物,对篆刻颇有研究,取法汉印,用满白体,朱文小篆,工整秀丽,字体、章法均属上乘。在陈介祺精心指导下,胥伦成了一位能写、会刻、善铸的全才。他制作铜印,往往由陈介祺亲自篆写印文,王石经操刀刻模,胥伦则翻砂铸造。其所铸之印,颇具秦汉古印玺之风范。
胥伦晚年经陈介祺介绍赴北京铸印,得识着名金石家王懿荣(廉生)、盛昱(伯羲)等人。王、盛等对胥伦所铸铜印极为赞赏。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日,京内外大臣为了博得慈禧的欢心,千方百计搜求稀异珍品,作为祝寿礼物。这时胥伦正铸成六十甲子铜印一套,这套铜印以天干地支相配合,六十年周而复始,上刻钟鼎文字,古意盎然,为胥伦得意之作。某大臣得知,不惜以高价购得,更镀以金,宝光焕然。慈禧一见极为高兴,对这套古印的制作大加赞誉,从此胥伦名满京城。
解放后,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将铸铜印作为一门特艺,定为重点发展项目,请于树千回所带徒学艺,庞希文和王昌年成为潍坊铜印铸造的传人。他们边研究边生产,悟古人铸印法,运用现代科学铸造工艺,精益求精,创制了别具一格的潍坊铜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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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成就卓着 《习字决》传经验
陈介祺是继郑板桥之后的又一创新书法大家,书史称他为清代书法界的变革派,只因为他是金石大家、收藏大家,而掩盖了他的书法成就。
在父亲陈官俊的熏陶下,“簠斋书法从颜体入手,早年以小楷闻于时,出入颜柳之间”(陈育丞《簠斋轶事》)。咸丰二年(1852)所作《毛公鼎释文》的小楷更为峭拔,可窥见魏碑体之遗意,明显地反映出魏碑体的字形及笔画特征。
在封建科举年代,为了仕途的顺利前行,陈介祺幼年时即受到严格的正楷训练,其功力深厚且不失性情,青年时代熟练掌握了“馆阁体”的笔法,楷书工整大气俊雅。中年后,因酷嗜古文字,他从“三代金文”的意趣窥见古人用笔之法,拓宽了书法视野,其字体逐渐追求古拙与金石韵味。其书法源于颜真卿,但不囿于颜体,以颜体宽博的结构、铺毫的运笔,特别是以圆转使笔,表现篆书体势,显得格外得体。因其具有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及对书法艺术的领悟,陈介祺将传统的书法与金文相互交融,从而创出了以颜楷溶入金石篆籀书风的“簠斋金石书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既古劲又易识,豪放而不险怪,颇有新意,称誉书坛,成为清代书家的后劲。
陈介祺晚年书法,在楷书的基础上,揉以金石文字之精华,用墨浓重,行笔沉着,笔道平实,古朴奇穆,清新绝俗,自成面貌,为众家所崇。积多年的经验,同治元年(1862年),陈介祺将自己学书中的甘苦之言,编写成两千多字的《习字诀》,对后人影响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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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非凡学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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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专心致志地从事金石文物的收藏、考释、研究与传播。他集金石家、收藏家、书法家、学者于一身,被学界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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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收藏闻名于世,被封泰斗
陈介祺19岁入郡庠,开始收藏。可以说从19岁至72岁,53年的艰苦奋斗,铸造了他传奇的一生。归里后的30年,是他一生事业的成熟阶段。这30年里,他从收藏、鉴赏古器物、考释古文字中寻找到避世消忧的人生寄托,乐此不疲。
陈介祺之所以能在金石收藏的热潮中聚珍敛宝,独占鳌头,成为名闻海内外的大收藏家、鉴赏家,一是缘于他个人的酷爱、博学多识,和他对金石文字的诚笃之心和传古之志。再是他具有非凡的鉴古之识和辨伪能力,能先人一筹。陶文的发现和收藏,封泥、秦权量诏版的搜集以及毛公鼎重器的独得皆因此。陈介祺有较好的家境,父亲陈官俊是高官重臣,一品大员,家财殷富,是有名的大户,家里在京还有别的生意产业。陈介祺身居要职也有丰厚的俸禄,家庭经济条件极其优裕,所以才能倾千两黄金购买毛公鼎,又斥资购买其他贵重的青铜器及万印等大量文物。他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同京中及各地金石界主要人物都有结交,在他周围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金石爱好者,身边集结了一批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为其做助手,帮助他完成巨大的历史使命。可以说陈介祺成为全国金石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晶。
陈介祺作为清末着名的金石学家,在金石学界处于“山斗”的地位,不仅是因为他学术上的杰出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前的智慧和严谨治学的态度。
陈介祺不仅是大收藏家,还是着名的书法家、文学家。他以自己多方面的建树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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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旧学不断创新,治学严谨
陈介祺是天才,天才加勤奋,成就了一位难得的金石大师、美术大师。历史学家陈振濂在《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中说:大凡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常是处在社会历史的新旧交替转型之时,能稳坐在扎实的“旧学”根基之上,又能够面向新的未来。陈介祺在金石学领域里,兼有两端。
进入清代,山东金石学发展到极致,形成以潍县陈介祺为首的金石学家群体。潍县金石学家非常多,一是受地方文化传承影响,二是得益于陈介祺的推动。陈介祺生长在当时着名的“潍县文化圈”(俞黎华语),该圈以潍县为中心,东至平度、莱阳；西至青州、淄博；北至渤海地区的地域。这里历史文化沉淀丰厚,文化名人层出不穷。陈介祺一生嗜好古物,目光如炬,治学严谨,成就斐然,他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誉为“南潘北陈”。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称赞陈介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石收藏家吴云论陈介祺“海内学者封为山斗,咸谓灵光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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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正直待人宽厚 乡亲称他陈大善人
陈介祺为人正直,待人宽厚。虽家庭极其富有,但他从不以势压人,乡亲有了困难他会解囊相助,如遇灾荒年景,他便主动提出让佃户少缴或不缴粮食,乡亲们称他为“陈大善人”。
陈介祺倾其毕生心血,为国、为民、为事业操劳一生,殚精竭虑,终因孱弱多病,于清光绪十年(1884)患“膀胱不化之症”,怀着宏愿未偿的遗憾,于七月二十日卒于家中,享年72(虚)岁。陈介祺去世后,邑人谥号“文懿”。
陈介祺突然离世的消息,在全城很快传开,人们为失去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而痛心。县衙的官员、他的亲戚、生前友好都纷纷去陈家吊唁、哀悼!
陈介祺安葬在县城以北约5里的刘家园村,出殡那天,不少乡亲主动“十里相送”与其告别。参与相送的人非常多,走在最前面的孝子已出北门,后面相送的人还没有走出罗家巷。出了北门沿东北方向的小路走到刘家园即是“陈大花翎”(陈介祺)的墓地。据原陈家墓地守墓人的孙子王光友回忆说,“陈大花翎”的墓田原来很大,约有三亩地的面积,墓地周围有很多松柏树,日本鬼子来时都砍掉拉走了。“陈大花翎”的坟多次被盗,‘文革’中造反派又去挖坟,见到里面是陈氏夫妻合葬的双棺。棺的四周有厚厚的沙坝,沙坝与棺木之间,灌了一层厚厚的黄香。棺的顶盖是铜的,男棺盖是紫铜的,有一千多斤重；女棺盖是黄铜的,重不足千斤。根据原潍坊市政府的指示,村里派人将两棺盖送到了潍坊市供销社土产杂品站仓库。
本期图片由陈景藩提供
部分资料来自《潍坊文化三百年》《潍坊古代文化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