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
郭建华
告别补丁的确切日期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近几年或者近几十年的事情了吧。但是关于补丁的记忆，有许多的片断，至今还是历历在目，十分清晰。
20世纪60年代初，我只身去青岛求学。16岁的我初次离家远行，母亲自然十分牵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从她的“百宝箱”里找出一摞一摞大小不一、色彩各异的布片，精心挑选三块，分别补到我那蓝布裤子的两膝和臀部。家中没有缝纫机，母亲捏着绣花针，一针一针，针脚细密而匀称，硬是缝出了缝纫机的效果。我穿在身上，前后瞅瞅，感觉跟穿了一条新裤子差不多。我求学的那所学校，多是平民子弟，穿补丁的同学也不少，所以我的补丁裤子并没有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大约过了两三个月，问题就出来了。母亲做补丁用的都是旧布，不堪磨损，臀部的补丁首先绽开，露出灰不溜秋的内裤的局部。我全无察觉。做完课间操，站在我后面的一位心直口快的女同学好心好意地告诉了我。我几乎无地自容。一位好心的男同学从家中给我带了巴掌大的一块布。那布的颜色与我的裤子不太一致，但很结实。我利用午休时间，自己捏起缝衣针，笨手笨脚地缝补起那块羞惭。我永远记住了那块巴掌大的布，也永远记住了那位同学。后来我们成了挚友，至今常有来往，感情甚笃。
70年代初，我奉召到《山东文学》改稿子。编辑部安排我住在山东宾馆。当时那是省城仅次于南郊宾馆的豪华住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此下榻。我在这里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宾馆虽规定出入大门必须出示证件，但我发现柜台服务员对那些衣冠楚楚的旅客并不怎么在意。而对于我，不仅每次出入必查看证件，而且要盘问住哪楼哪间哪个铺位，神情之严肃，令人生畏。原因其实很简单：我那裤子的膝盖处，有两个长方形大补丁。这形象与豪华的大厅反差太大，就难免让服务员格外负责地盘查了。当时我自以为干的是作家的勾当，感觉很崇高，并不矮人半截，所以没有把服务员同志的“特别关照”放在心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告别了补丁，我们全家都告别了补丁。几个孩子，虽然有的下岗，有的数月领不到工资，但他们仍然与补丁无缘。回家看我的乡亲，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同样告别了补丁，有的甚至西装革履，脖子上还系了花里胡哨的领带。我想，我们已经告别了补丁时代——这个时代至少跨越了几千年。有天翻箱倒柜，无意中发现了我儿时穿过的一件夹袄，拐肘处各有一方补丁。我力主把它保存起来——它至少可以为不知补丁为何物的后代提供一个关于补丁的注脚，抑或还可以为他们的某处精神缺陷打一方“补丁”。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