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大娘和女儿们的革命事儿
张洪奎
这里所说的闫大娘和女儿们为革命的事儿，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发生的地点是今高柳镇的东王车村。这些革命的事儿，虽然不见经传，并且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是却真切感人，人们经常说起来，永远也不会忘记……
闫大娘的娘家姓王，是益都北部时称革命“红色堡垒”的东朱鹿村，距离婆家东王车村仅3华里，当时都隶属于“四边县”，她嫁到东王车闫姓以后，因辈分高，人们都习惯地称她为闫大娘。在革命战争年代，那时的益北农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凡与革命“红色堡垒”东朱鹿村沾亲带故的人家，因受其教育和影响，多数倾向或者直接参加革命，闫大娘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时，还因中共早期党员刘旭东以教书为掩护，也在东王车村发展党员，组建组织，闫大娘的二女儿（大女儿早亡）闫桂芝就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
说起闫大娘的二女儿闫桂芝来，还得从头讲起。她出生于1920年，因为父亲是中医先生又养着蜂，所以她才能得以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当时校址在东朱鹿村西3华里的朱良村）毕业，在那时的农村女性，可称得上是数得着的文化人了。她又是刘旭东的学生，因受老师影响，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反对缠足，迈着大脚板儿，到处宣传革命道理。1937年在抗日热潮的大形势下，“四边县”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闫大娘强忍着失去丈夫不久的悲痛，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活动。闫桂芝时任区农救会会长，工作积极性很是高涨，她经常为党组织传送机密文件，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她领着10岁的妹妹闫桂芳，以走亲戚为掩护，把秘密文件装在妹妹上衣前襟的大口袋里，背着她，妹妹桂芳的上衣前襟紧紧地压在她的脊背上，隐蔽而自然，这样多次来往于东王车村十几里路以外的徐集、陈家楼等村。有时遇到敌人盘查，她巧妙周旋，都圆满地完成任务。现年90岁的闫桂芳回忆说：“记得有一天下午，姐姐领着我出了家门，向南走，我自己走一会儿，姐姐背我一会儿，傍黑天的时候，走进了徐集村的一个人家里。吃过后晌饭以后，我就倒在炕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到屋当场子里坐着好几个人，姐姐正在向他们讲说着什么。姐姐挥动着拳头，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当时我听不懂她讲的啥。”闫桂芳停了停，又说，“现在想来，可能是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吧。——那天夜里，他们开会到什么时候，我睡着觉，就不知道了。傍明天的时候，姐姐叫起我来，说是回家。记得那一次，有两个人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家中。”
闫桂芝经常转抄文件，誊写讲演稿，有一次把一张公文纸落在炕上了。这天，一个给伪军做饭的人来借炊具用，发现了这张公文纸，捡起来，问闫大娘：“这是哪来的？”闫大娘不慌不忙，回答说：“从街上拾来的，包东西用的。我不识字，也知不道上面写的啥。”闫大娘知道是女儿丢了的，故意这样说。那人笑了笑，说：“要小心啊！”把那张纸揉作一团，攥在手里，拿着炊具就走了。闫大娘觉着事情暴露了，怕出事，就与女儿商量：今晚出去避一避。这样，桂芝到了一个亲戚家，闫大娘娘仨就躲进了闫家老坟林地里。她娘仨依偎在一起，靠在一棵古老松树下面，抱作一团。小女儿闫桂华现年84岁了，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夜猫子在头顶上‘嗷嗷嗷’地叫，很瘆人。我吓得趴到娘怀里，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晨，她们偷偷地到坟园边上看了看，家里没有特别的动静，这才悄悄地回了家。后来才知道，给伪军做饭的那个人倾向革命，又很同情她们母女，偷偷地把那张公文纸毁掉了。
后来，闫桂芳还听她姐姐说过另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那是1939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县委在东朱鹿村南大松林坟地里召开形势报告大会，闫桂芝参加了这次会议。正开着会的时候，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松林坟地。当时形势非常危急，但是闫桂芝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她借着黑夜，转弯摸角，过沟爬崖，跑进了东朱鹿村里，隐藏在了她姥姥家中，才躲过了这一灾难！
1940年，日军在朱良村设立了据点，组建维持会，并在各村设立伪村公所。日伪军不断加紧对解放区的“合围”和“扫荡”，抗日斗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面对恶劣的环境，地方党组织决定建立“堡垒村”“堡垒户”，与敌人进行周旋，想方设法开展对敌斗争。所谓“堡垒户”，一般都是共产党员或坚定支持革命的贫苦家庭，紧急时刻他们能够保护党的干部和八路军战士。闫大娘家就是东王车村中的主要“堡垒户”之一。
那时的东王车村，主要有两条东西向的大街，闫大娘的家就住在前大街的中段南侧、一条深胡同的最南端，正门朝北，在西拐小巷的南侧。进门是破旧的北屋东山墙，尔后是天井，天井的西边是两间西屋，南边是两间南屋。天井西南角、南屋后墙西侧有一个便门，便门外是村南的围子沟，围子沟里棘木浪林，乱草丛生。翻过围子沟，就是闫家、张家老坟，老坟园子挺大，墓塚林立相连，柏杨遮天蔽日，再往南就是广阔的田野。这里地形复杂，极其便于隐蔽和撤离。又加上闫大娘的女儿桂芝是共产党员，革命意志坚定，还有，家里无男丁，不大引人注意，所以这个家庭当然就成了党组织可靠的“堡垒户”了。
闫大娘家斜对门是闫德修家，伪村公所就设在他家的北屋里，一年多以来这里就住着不少伪兵。四边县委的干部赵大章（杨家营村人，该村今隶属于何官镇），以闫大娘娘家的远房兄弟身份，以打短工的名义，就住在闫大娘家的南屋里。南屋西山墙西、西屋南山墙南有个空场，空场处盖了个草棚子，草棚子下支着个小石磨，是用来磨干粮食用的。赵大章为防不测，征得闫大娘的同意，与闫桂芝等人一起，在磨盘下空着的地方掘了个井口，挖到三米深后，西拐再南拐，与便门儿南5米外的水井连在一起，挖成了一个简易的地道。然后，把地道口伪装起来。
这样一来，党组织的活动地点就安在了敌伪的眼皮底下，闫大娘家的南屋简直成了党的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中共地下党组织、八路军地方武装战士等，就依靠与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鱼水关系，隐藏于群众之间，竟然能够在敌伪的身边与之周旋，开展斗争。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啊！那时，闫大娘的二女儿桂芝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有时家里的南屋就成了革命者秘密活动的场所，有时开会和研究工作也在这里进行。开会时，闫大娘就悄悄地在门口望风，平日里她有时以串门儿或借农具用为由，到闫德修家打探动静，搜集情报，闫大娘也俨然成了一份重要的革命力量呢。
1941年，随着日伪的进一步合流，革命斗争的形势更加恶化，日伪军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屠杀革命群众，制造一桩桩的惨案。这年年初，东朱鹿村“腊八惨案”以后，敌人更加疯狂了，叫嚣什么“宁错杀一千，不漏网一个！”形势残酷，群众遭殃，闫大娘格外小心谨慎，更加提心吊胆。果不然，就在这一年的初春、树木刚刚发芽的时候，有一天闫大娘听到南围子沟外远处传来一阵枪响，她机警地来到南门处观察动静。这时，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后，接着听到急切而低沉的呼喊：“大娘，大娘！”闫大娘从门缝里一瞅，知道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便急忙开了门，把那人放了进来，接着又把门关上了。“我是小徐，敌人追来了！”那人气喘吁吁地指着门外。这时，赵大章也从南屋里跑出来，拉着小徐一起快速地钻进了地道里，一直爬到水井的边沿，赵大章又把棉袄堵在了地道向西拐弯儿的地方。闫大娘伪装好地道口，稳了稳神，坐在南屋门口纳起鞋底来。
不多时，闫大娘就听到“嘭嘭嘭”的捣门声，又听到高声大喊：“开门！开门！”闫大娘一边问着“谁呀”？一边站了起来。这时，两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已经砸开了门，冲到了天井里。他们端着大枪，枪上上着刺刀，东刺西攮，闹得鸡飞狗叫，一片慌乱。三女儿桂芳紧紧拉着娘的手，小女儿桂华吓得贴在娘的腿上，紧紧地抱着。两个伪军折腾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发现，气急败坏地冲到闫大娘面前，吆喝道：“交出八路来！”闫大娘镇静地回答：“俺家里孤儿寡母的，就俺娘仨，哪来的八路啊？”两个伪军仍不甘心，端起刺刀，在闫大娘腿边的小女儿眼前晃动着，“不交出土八路，我就穿杀她！”立时，她小女儿嘴眼歪斜，被吓成了吊线风。（闫桂华回忆道：“后来听娘说，我的吊线风治了好多天，才治好。）”
两个伪军仍不死气，到处乱翻。忽然，一个伪军发现了地道口，得意洋洋地用刺刀指着闫大娘，厉声问：“你把八路藏这里了？”闫大娘没有慌张，淡淡地说：“这个地窝很浅，是防备日本鬼子来抢，藏东西用的。”伪军不信，对着地窝大喊：“土八路，快上来！不然就开抢啦！”没有动静。一个伪军“叭叭”就是两抢，仍然没有动静。两个伪军气急败坏，连着扔了几颗手榴弹，还是没有动静。闫大娘不动声色地说：“你们不信，下去看看就是。”两个伪军嘀咕了一阵儿，背起枪，出了门，顺着围子沟又急急地向东追去。
伪军走后，闫大娘抱着嘴角歪斜的小女儿，来到门外的井口旁，轻轻喊了声“大章”。“大娘”，赵大章低低应了一声。“没伤着吧？少等等，我出去看看。”说着到了正门胡同，看到确实没有动静了，回来又望了望围子沟，也不见人了。就说：“上来吧。”赵大章和小徐爬出地道，大章的棉袄已经被炸得开了花。闫大娘迅速给他俩换好衣裳，大章和小徐齐齐跪下，叫了一声：“娘——”又给大娘叩了个头，便猫着腰钻进了树林茂密的大老坟，迅速地转移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那个自称小徐的八路军战士（据说在鲁北某县担任县长），曾经专程来看望过闫大娘。后来，在潍坊地委任职的干部赵大章，也曾来探望过闫桂华母女。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
闫桂芳（90岁）、闫桂华（84岁）口述
张洪奎 采编 张景孔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