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写在袁隆平先生逝世一周年
作者:夏树
袁隆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时常有人将金黄的稻穗摆在他的墓前,这是绵延无尽的追忆和思念。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采访袁隆平的情景,那是2007年9月,在安徽芜湖。芜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袁老师对这里有特别的感情,他的母亲华静很年轻的时候,曾在芜湖老城区的一所学校教英语。或许与此有关,袁老师把他“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放在了这里。那天,袁老师一下中巴车,没有客套寒暄,顺着田埂直接往稻田中间走。他已经77岁了,看到沉甸甸的稻穗,兴奋得像个孩子,走路的速度年轻人都跟不上。此后经过现场收割测产,单产724公斤,比上年增长230公斤,顺利实现了“种三产四”的目标。当时安徽正在举全省之力,开展粮食高产攻关的三大行动,“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安徽,在湖南,在海南,袁老师不断给人们送去增产增收的好消息:800公斤、900公斤……到了2021年5月,袁老师离开我们前夕,又传来了平均亩产1004.83公斤的喜讯。
去年8月,我接到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的来电,说部里要组织袁隆平先进事迹报告会,希望我能参加这项工作。在组织事迹报告会的日子里,我时常被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感动着。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告诉我们,袁老师91岁高龄还坚守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稻田旁,这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他完全可以坐在长沙的办公室里,听学生给他汇报科研数据,也可以让学生站在稻田里和他视频。
年近花甲的赵炳然研究员,三十多年来一直跟随袁老师南繁育种。他说,袁老师有三个孩子,因为科研工作太忙了,一直顾不上,在第二个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就急匆匆地去了海南,临行前他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深情地对妻子说:“我要去找我科研上的孩子了,你就支持我吧,谅解我吧!”赵炳然说:“袁老师每天都要到田里去看看,摸一摸他心爱的稻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从骑自行车下田、骑摩托车下田、自己开小轿车下田,一直到我们开车搀扶着他老人家下田。在他一生的科学实践中,始终要求自己亲自下田,掌握翔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他也要求我们所有科研人员必须下田,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脑里长不出水稻。’”
杂交水稻中心的吴俊研究员说,袁老师73岁那一年,大家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再骑摩托车下田了,于是,他得到了一本由交管部门颁发的小汽车“特别驾照”,这个“特别”在于只能从院内开到试验田。“有一次,记者采访袁老师,他得意地说:‘我就是喜欢飙车。’我们在一旁就想笑,心想,您那算什么飙车啊!但袁老师就是这样,永远自信爆棚。”
吴俊也曾见过袁老师开会时发火。那是2018年,在讨论一个粮食高产项目指标时,有人提出种植经济效益好的优质稻,有人提出稻田养虾等混养模式,只要收入能折合1200公斤稻谷就算达标。那年已经88岁的袁老师,一听这话就生气了,把本子往桌上一摔,非常严肃地说:“我不同意!到了缺粮的时候,钱管什么用?两个金元宝也换不来一个大馒头。”
袁定阳是袁隆平的三儿子,高高的个子,话语不多,性格很像他父亲。他说:“在我少年的记忆中,很难见上父亲一面。他有时候很晚才到家,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有时候三五个月也不回一趟家。我从小跟妈妈一起在安江生活,高中以前,对父亲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我多次问妈妈,爸爸在外面干什么,怎么老是不回家?”袁定阳还说起父亲写给奶奶的一封信。1989年,袁定阳的奶奶病危,父亲正在长沙主持一个杂交水稻现场会,等他赶回安江,奶奶已经走了,他抱着奶奶号啕大哭。在一个寒冬的深夜,父亲给天堂里的奶奶写了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我总以为会有时间,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可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实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副主任李莉,原本是一个学油菜的硕士,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一生的专业方向。
2006年5月,马上就要毕业的李莉,正到处投简历找工作。一天,在湖南省农科院杂优中心的办公楼里,袁老师正好迎面走来,这是李莉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院士,还没有回过神来,袁老师就亲切地问她:“你找谁?”“我找工作。”袁老师说:“那到我办公室来吧。”短短十几分钟的英语对话,竟让李莉完成了入职面试。
袁隆平用他严谨的科学态度,把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当成一棵小苗,用心去浇灌、培育。他希望李莉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像他那样热爱种子的人。他对李莉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在李莉眼中,袁老师既是一个一生痴情杂交水稻事业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真实可爱、富有生活情趣的老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打球游泳专业水平。他还特别喜欢小动物,尤其是猫。他说,老鼠爱大米,而猫抓老鼠,所以,猫是粮食的守护神。
曾采访袁老师的几代记者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快乐工作的人。他喜欢打气排球,而且水平相当高,即使80岁以后,也不参加老年组,他觉得和年轻人打球才有意思。记者问他身手为什么这样敏捷,他笑着说:“只有跑得快,烦恼才跟不上你!”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记者们含泪拍下了这样的画面:工作人员用轮椅推着袁老师进入会场,已行动不便的他仍记挂着第三代杂交水稻,希望推广的步伐快一些,再快一些。
弥留之际,守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新品种的耐盐浓度达到0.9%,提前两年达标,袁老师听后,用尽生命最后的一丝力气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站在病床前的家人和学生,轻轻地唱起了他一生最喜爱的歌曲《浏阳河》:“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送别的那一天,长沙花店里的菊花售罄,明阳山殡仪馆外排起了长队,足有两公里,三十万人冒雨送先生最后一程。我想起诗人臧克家的那句诗:“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他一生守望稻田,把稻香送给全世界。他憧憬着禾下乘凉的美梦,希望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希望全人类都吃饱、吃好。他以他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家国情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