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佩珩自传
一、林深曾经宿翡翠 家在沂山汶水间
汶水出自沂山百丈崖的瀑布泉,山陡谷深,激流喷涌,瀑布飞溅,白练腾空。这条奔湍的河水,蜿蜒东流,流经安邱高崖东的李家庄就逐渐驯服下来了。我就是1914年出生在汶河北岸这个柳暗花明的村庄里,是安邱县最西边境的一个山村。林深景幽,山青水碧。
我的先祖秦勷,是清朝乾隆二年(1737)第二甲进士,曾在密县和诸暨做过知县,由于性格爽直,不会阿谀奉承,做官不久,就罢官回家。两次丢掉乌纱帽都是为了“为民请命”,详情将于另文记载,兹不赘述。(秦勷曾被着录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余祖母邢氏,传为邢玠之后,由青州(治益都)迁此。亦有碑文可考。余儿时,父亲经常向我提及此二人,使我受影响极深。
二、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
我六岁时,即从1919年起,即在李家庄开始读私塾,受的是旧式而严格的教育,主要是背诵《四书》。此外,《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也都学过。离开私塾后,就到离家一百多里的青州(今益都县)去第四师范附属小学学习,毕业后,考入青岛汇泉中学,继入济南东鲁中学,最后,在德州省立第十二中学毕业。念了三年初中,却连续转了好几个中学,这是由于我高小毕业后,家境贫困、又遭家难的缘故。在初中时期,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所最敬爱的:一是东鲁中学的姜百堂先生,他教历史;我从他身上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以后我从事明史和南明史的研究,饮水思源,要归功于他。二是隋星源先生,他任省立十二中学校长兼教国文。他为人作风正派,对学生热情负责,以后我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授时,他仍在天津一个东亚毛织公司的一个附属中学任教,我还去看过他两次。以后我每过济南和德州,就想起这两位。曾写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古寺执鞭怀教益,历山笈影笔蹉跎”之句,就是怀念他们而写的。
1934年夏,我在德州十二中学毕业了,从此我离开了德州大佛寺到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去读高中。在这里,我附带着说明一下,当时北京有两个中学办得最好,一个是汇文,一个是育英。两个学校分庭抗礼,各霸一方,都是很难考进去的。育英在会考中常常名列前驱,誉满一时,我当时就考进了这所学校。三年毕业后,又由于我的英文较好,又考进了久负盛名的燕京大学。
三、燕国笈影忆行藏
我在燕园读了四年书,可以说是“面壁”苦读了四年,这四年的勤奋攻读,为我以后在学术方面有些许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是挂钩的姊妹学校。我很满意当时施行的学分制。这样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潜力,不至埋没雄心壮志。我除了应当必修的课程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经济史、国际汇兑等外,还大量地选修了我十分喜欢的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大都是外系开设的。如:郭绍虞先生的“文学批评史”、刘盼遂先生的“论衡研究”、梁启雄先生的“荀子研究”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齐思和先生的“近代史”和“世界史”、烘煨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此外如陆志伟先生的“心理学”、梅贻宝先生的“哲学”等,我都一一选修了,并且认真听课,受益很大。其中以齐思和和郭绍虞二位先生影响我更大。齐先生既能讲,又能写,表达力极强,极受学生欢迎,每授课,窗户上都挤满了人,有“燕园梅兰芳”之称。郭先生讲课严肃,一丝不苟。记得一次讲到《诗经·黍离》时,痛哭流涕,寄托遥深,大大激发了广大听课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烽火遍地,军士喋血。郭先生身不摄尺寸之柄,矢志孤忠,歌也有思,哭也有怀,致使广大学生,深受激励,纷纷南下,荷戈抗战。吾师之力,不可没也!忆往岁余因事,道出燕园,重访先生旧居朗润园14号,事隔40多年,问朗润园旧居于群众,不独不能指引,反讹其名为“浪云园”,荷尽蒲残,无复当日之盛,时久无证,沧桑转盼如此!
在这里,附带说明一点,我在这时,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对于史学,特别是经济史也深感兴趣。提出了自己许多新的见解和新的看法,成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史园地中,较早的开拓者之一。
现在不妨追述一点我在1937年到1941年之间所从事的一些写作和研究。这一时期我写过一本散文集《椰子集》,当时的序言是由郭绍虞先生和凌淑华女士写的。此外,我还写了几篇有关吴梅村诗的论文,诸如:《吴梅村〈殿上行〉本事质疑》(见《燕京学报》);《吴梅村〈江上诗〉解诂》(见《文学年报》)。
除有关文学方面的写作外,我还在经济史方面写了不少东西。如:《明代水利问题之研究》(《经济学报》)、《明代的农业》、《明代的朝贡贸易》(《达仁内学院季刊》)等。当时我对文学方面的一些论文,大都是以“以诗证史”的。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大都是有关明清经济史的考证的。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也是每逢回忆起来使我最伤感的,就是我费了很多工夫写成的近百万字的《明代经济史》(上下卷)的佚失。这部稿子写成后,很受到郭绍虞先生及邓之诚先生的赏识,郭先生的序言是一首长诗(以诗代序),邓先生的一篇序言是题词(以词代序),可惜这部书稿在抗战时期连同郭、邓二序一齐佚失了,仅仅幸存的是齐思和先生的一篇序言,由于我在天津工商学院工作,在该院《工教学生》2卷4期上发表了以后,见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着目录》中,齐序总算是幸免于难。时至今天,三位先生都已作古,抚今思昔,当日望我成才立业为国家有所贡献者而今安在哉!
现在追述一点关于我这部佚去的《明代经济史》的主要内容及对问题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必要的。我当时写这部书时,是依照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样的顺序来写的,由于岁月的流逝,我已记不很清了,但大体是依照这样一种目次顺序而写的:(一)通论(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等);(二)农业(生产技术、施肥育种、经济作物等);(三)土地;(四)手工业;(五)商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等);(六)城市;(七)交通;(八)财政;(九)货币;(十)人口。这样立目,还有待于和大家商榷。至于在研究方法上,我一向是主张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除纵的比较(前后比较)外,尚注意横的比较(中外比较)。此外,就是要运用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方法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常觉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若隐若显地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系统。我们把相同或相类的事物,尽管前后不同,中外有差,如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作为整体的研究,这可能更加容易探索到事物的真相。如水利灌溉系统的史的研究;货币系统的史的研究等。此外,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在每个不同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者说是不同生产方式的递变情况下,都可以看成是其本身各组成部分同信息的传送过程。控制论的方法论就是研究人类内部的控制和通信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研究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找出其与外部事物的相互制约及其内在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历代社会经济的真相,从而找出其发展或阻滞的规律性。这种带有本质性的史的发掘,不独在当时,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我看也还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我所以唠唠叨叨说了那么许多,对于亡稿,除了对死去的师友表示内疚外,对于关心我这部书稿的那些健在的老友也是一个领教的机会,尤其是那位当年我遨游晋南时在平阳相遇的好友高增德先生,他对于这本分量较大的书稿的佚失的关怀,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我将以更大的努力来为四化贡献自己的余光余热。尽管发出的光也不过像黑夜中闪出的繁星一颗,但无数颗星星的光芒就会把世界照得明亮。
四、流寓蓉城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人生风尘仆仆,落落漠漠,就像锦江的水,流啊,流啊,流到后来渐渐连自己都忘了岁月!我在1942年的冬天,由洛阳流浪到成都来了。
我从1942年到1947年,一直是在成都工作,前后跨着六个年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望江楼的四川大学,草堂寺的光华大学,华西坝的华西大学,以及川康农工学院,我都在那里教过书,而且对这几个学校,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常像一个久别家乡的小孩子一样,怀念着这些学校。当然,岁月流逝,这些学校有的仍然挂着过去的旧招牌,有的已改换名称,有的已不复存在,可是无论怎样,我总是怀念着他们,而且在感情上又是那么热烈。当时我在光华大学教的是商业史、工业史、货币学一类的课程,这是由于我初到成都还沿袭着我在天津工商学院时所教的几门旧课程;在华西大学呢,教的是欧洲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在川大呢,教的是《资本论》专题讲授。至于在川康农工学院,则教的是货币学及市场学,因为那个学校着重开设的是工商管理系。当时由于我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所以还算勉强都能教得下来,不过已觉得够吃累了。好在我当时存着这样一种思想:谁又是天生会的呢?教中学,学中教吧!
在这一时期,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时的几位同事。那就是谢文炳先生、彭迪先先生、薛迪靖先生、魏嗣銮先生,以及潘源来和罗仲言先生。他们在极复杂、极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十分看重我并放心我能把书教好,他们那种办学热情、治学精神,以及求才如渴的风度真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使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从此,撒下了我教学十分认真的种子。
在成都流寓的几年中,有几件事,不妨在这里顺便向读者交代一下。到成都后,我对文学的嗜好,又烈火复燃了。当时王畹芗先生开设东方书社。他们约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埋情记》。张鉴虞开办了一个更生书店,也给我出版了一本诗集《春蚕集》和一本四幕悲剧《沧海月明珠有泪》。我回忆一下我对文学始终有很浓厚的兴趣,这和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选修了一些专题课是分不开的。如步多马教授(Pro.Brecee)所开的“莎士比亚”课程,其中那些所谓四大悲剧等,都给我很大的影响。莎士比亚(W.shakes peare),这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他的作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最初还只是欣赏他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汉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所谓四大悲剧,留恋于他所塑造的许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可是,到了后来,我竟连他的十四行诗(sonnet)也都喜欢起来了。我爱他那种情节生动语言优美的剧作,和我对莫泊桑及柴霍甫的小说的爱好在感情上是占有同等地位的。
此外,我除了写文学方面的作品外,还写一些其它方面的论文专着。大都发表在陈筑山教授所编的《民友》杂志上。在这里,我不能不附带介绍一下陈筑山的进步思想。陈先生当时在华西坝是负有重名的人物。当时在成都的人,常以不得识筑山先生为憾。其家宾客之盛,连衤艺接袂,我通过我的燕大同学张世文教授的关系和他认识了,他们对我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他晚年,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不满意,倾向于进步的力量共产党。他日常生活俭朴,后来把房子都卖了,办了一个刊物叫《民友》,鼓吹进步思想。我在他的感召下,也在他的刊物上写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专题论文,可惜这些论文题目,由于时间较久,大都记忆不清了。倒是还记起一篇散文《夹江心影》。这是什么缘故,连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时期,由于深感日军的残暴,也自发地写了许多宣传人们爱国抗日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刊布在《宇宙风》杂志上。这个杂志销行很广,远至东南亚和美国。正因为这种原因,我的写作,可以远至东南亚一带都可读到,借此达到联合抗击暴敌的目的。这些写作大都是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如《关于郑成功》、《明代第一流外交家左萝石》等。这些文章和以后我在《宇宙风》上发表的《哭闻一多先生》等文,同样受到一些爱国人士的称许。
沉重的胃病,折磨着我的身体。在健康状况还没有改善多少的情况下,由于李源澄教授的邀请,我到灌县灵岩书院去讲学。李源澄先生,除文学外,尚精于史学,对于五经四书,亦皆有发明。青城灵岩之间,堪称为博学之士。当时到灵岩书院来讲学的人很多,如谢文炳、罗念生、朱自清、刘盛亚等,大都是些出头露面的人物,我也忝列其中。我讲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和史部目录学的关系》。事后想来,真是“有不预之誉,有求全之毁”。当时,朱自清先生讲完以后也和我一齐到青城天师洞游历,他对我的讲述,出人意料之外的,给了高度的评价。不久,郭绍虞先生也写信给我,声称接到朱先生的信,盛赞我的“学识渊博,人才难得”。我急忙回信给郭先生,告诉他代为转达朱先生“谬蒙推许,实为过誉,只有更加努力,以匡不逮”。
五、西安寄迹
“险光开一线,窄缝夹青天。”这是阎尔梅描写华山之险的《箭括》诗,收录在《白耷山人稿》中。岁月的风霜,扫打着我那坎坷的身世,家兄死后,孀嫂无依,崎岖惊心,亦正如千尺幢及老君梨沟。从人情上讲,我不能不去西安照料一下。事有凑巧,1947年夏天,我刚从青城返回光华,就接到朋友约我到西北大学教书的电报。尽管我留恋蓉城景色,也不得不去西安教书,借此也可以顺便看望我的亲人了!
离开成都到西安去,最初对我是有考虑或说是有疑念的。我在成都住得久了,学术界对我都有深刻的了解,现在忽然到一个新环境去工作,在人事上,是不是能适应呢?这是第一;其次,换一个学校教书,要教的一切课程都要更换一番,重新开课,马上就要去教新课是不是能胜任愉快呢?这又是一层顾虑。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这种疑虑并不是多余的,而且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蕴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的理智和刚毅,终于克服了我这种退缩思想,倒使我的眼睛更加明亮了。当然,我的这种一贯坚强不屈的个性,往往不能或者很难预见自己的行为的最后结果,因此,在当时,我也无法估计或也不能预料,我只抱着一种征服困难之“魔”的思想到西北去走一趟。至于这个“魔”,它究竟是“西游记”式的,还是“浮士德”式的那我也就更难预料了。
我到西北大学后,除了经济系的课程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国际贸易外,还给历史系开设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又给商学系开设了商业史及经济循环等课程,日常工作极忙。终日像推磨一样,一圈一圈地转吧!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工作越忙,我越想挤出一些时间来读书。在这忙乱的日子里,除教课外,我还读了许多文学书,其中最使我感兴趣而最爱好的是海涅(H.Heine)的作品,这位德国的诗人和政论家的作品,迷住了我的心窍,他那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集》以及控诉封建贵族专制统治和抨击资产阶级市侩习气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深深而沉重地敲扣着我的思想之门。此外,我还喜欢他的政治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他对于普鲁士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无情鞭挞和他作品中流露着的爱国主义思想时常震撼着我的灵魂深处。除此以外,在中国古代的大诗人中,我也十分喜欢刘禹锡的作品。我对于《刘宾客集》的爱好程度,是和《遗山集》有同等的程度的。
我到西安后,一直在西北大学专任教授,与此同时我还兼任铭贤学院(西安分部)教授,西安商业专科学校教授。此外,还到户县的农业专科学校、武功的武功农学院做过农业史一类的报告。总之,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我的经济史研究的本行。
这里,附带着要提到的,就是我在西北大学教学时期,我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史开始留心。我认为,像过去一些历史学家,仅仅研究中原的历史或汉族的历史,这是不全面的,也可以说这只是研究了一半历史。我们必须既研究中原地区的历史,也要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这就除历史学以外,还要研究民族学。
当然,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来看,也还是在方法上并不尽同的。我因为留心于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是会经常考虑到这些学科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点。
我觉得:一般说来,历史学工作者从事于历史的研究,主要是靠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在从事这一工作时,一般重视时间先后的顺序和年代问题,研究起来,总是根据时间先后,从古到今;但是民族学工作者从事民族的研究,主要则为利用民族学的调查方法,往往从今到古,必须亲自到民族地区去访问、考察,并直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根据调查来的活的事实、实际情况,记录下来,进行分析,作比较的研究。再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去寻找或总结出这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全部历史。
我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不独在西北大学,早在光华大学教书时,已经认识到:研究中国经济史不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史是绝对不可的。我在光华大学时,就曾数次到大理、剑川一带去调查白族和彝族的经济发展史,这次到西北大学来,还抽空到敦煌、酒泉一带调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经济发展史。因为中华民族的全部光荣历史,是由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兄弟共同谱写的。以前,我也读过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类的书,但只是背诵书中的字句,理解极不深刻。及到我去剑川的石钟山调查,在石窟造像中见到白族人民的图腾崇拜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饮食服饰等,深深感到白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血肉关系。我在敦煌莫高窟见到285窟的壁画(西魏大统十五年的壁画),其中绘有“华化”贵族,说明当时敦煌地区民族融合的铁的事实。这说明祖国边疆地区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兄弟的后裔,从大西南到大西北,他们已先后进入建设祖国经济、文化的行列,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当时,我这种关心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是和以后(在解放后)我三次到东北,进行研究东北三省经济史,是有着密切的思想根源的。
六、岳麓六年
我从1948年到1953年,前后六年时间,一直在长沙的湖南大学教书。
湖南大学即在岳麓山下。岳麓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碧嶂屏开,秀如琢玉,层峦耸翠,山涧幽深。自汉以来历代都有名胜遗迹可寻,而以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刻禹王碑最为有名。
当时湖大是湖南省的最高学府,藏书丰富,人才俊拔,争奇斗艳,战将如云。现在新设的矿冶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在当时都属于湖大的范围。前者即湖大的第三院商学院旧址,地名叫左家垅;后者即湖大的第二院法学院旧址,地名叫黑石坡。当时湖大聘请进来的教学人员大都是些学有专长、知识丰富、治学精严或在某一方面具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先后几任校长胡庶华、易鼎新、李达等都注意延揽人才、搜集图书,一心把湖大办好。学风淳厚,人心思治。大抵当时不论教学人员或办事的勤杂人员,在上在下,皆倾向于想尽办法把工作做好,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教育全盛之时,何时何地无才,就要看精力用在何处了!
我在湖大教的是社会经济史,是我单开的。还有货币学,当时我和李达(鹤鸣)先生各教一班。我除教课外,还喜欢写点东西,大都是发表在当时湖南省出版的《湖南日报》和《新湖南报》上,事隔多年,只字未留,今虽古玉血斑,但不敢以此愈增声价也!
在回顾和叙述我过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历程中,我觉得自己经验不多,但教训是很大的。我从1937年就开始注意研究经济史,期间尽管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也始终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我在整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生涯的漫长河流中,像一只小船,有时遇到顺风,但有时也遇到逆风。但无论何时,我的意志是坚强的。有时还敢一人唱独脚戏,大胆妄为。我给自己定的座右铭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不止,奋勉不已!”写作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写一些带有总结色彩的经济史论文,如我在成都时写的《经济史研究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发表在昆明出版的《新经济》上);有时也写一些稍带考据性质的经济史论文,如我到湖大以后写的《辽代货币考》(1948年44卷1期《东方杂志》)。研究学问,要能伸能缩,以博能精。能伸方能看得远,由远及近,为当前服务。能博方能见识多,由多到约,治学有深度。这样,命题为文,不落入俗套;有新见解,非人云亦云。
当然,在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中或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中,也碰了不少钉子。也遇见很多困难。当我中年时,读书少,识见短,正如我一生多次遨游五岳,亦不得见诸峰到底奇在何处。以后,读书渐多,识见渐广,又因各种客观条件,如健康等,不允许作难度较大的调查工作。好多问题虽年逾花甲也还是总结不起来。深悔当年过目不忘、五官并用之时,未能及时读书!“欲投入宿处,隔水问樵夫。”学之高深博大亦犹如山之辽阔荒远,如能勤学苦练,推敲琢磨,则“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成就不负苦心之人,则自能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
七、中洲鹦鹉萋芳草 隔岸楼台受夕阳
1953年院系调整,我流浪到武昌来了。职务仍然是划粉笔条,职称仍然是教授。我在这个有着晴川阁和黄鹤楼的地方,一住又是五年。寄身的学校是中南财经学院。
在“冠盖云集”的这所学院里,师资队伍是由五个大学调整来的教师组成的。那就是: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华中大学和中原大学。这些从四面八方调来的教师,由于生活习惯、日常爱好、研究方向,以及一些年龄特点等,初来时,彼此之间是有隔阂的,而长久的隔阂又会形成一些偏见。
这时,我的精神极烦闷。我既不长于人事应酬,又不能够“与世浮沉”。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就越加困难。往往在五个大学的矛盾激流中自己就像一块石头,在狂浪奔湍中被冲荡过来又扫激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越激烈,我的处境就越困难,直到1957年的六月以后,才算是“不了了之”了!我附带说一句,这时党和广大群众对我还是很谅解的,我始终没有介入这些人事倾轧。我喜欢读读书,教教课,有暇时就到黄鹤楼上去饮饮茶,吟吟诗。而这种“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生活情调,很快地就跟徐霞客的游记和李太白的诗集交融在一起了。我除了编写《古代经济史》以外,还写过《汨罗屈原遗迹访问记》(《旅行家》)等一类的作品。此外,还写下了不少诗作,已“压在空箱三十年”了!
在厌倦于烦琐沉闷的教书生活之余,一度也想重新过一段银行研究室及报馆总编辑的生活,但终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志未得逞。但我有时也意识到:生活永远是工作,而工作永远是战斗。我们应当怀着百折不挠的奋勇精神对周围事物加以观察,从实践中发现正确的东西。拿我来说,我既不信神,也不怕鬼,如果神鬼一定要缠身,我便奋起千钧铁锤去打碎它、消灭它!至于可爱可敬的读者一定要向我追问治学经验和方法的话,那么,我只有一个字奉告大家,就是一个“勤”字。即:眼勤、耳勤、口勤、手勤。我一生就得了这四勤的好处。
八、北归——息影郑大
1956年,河南筹备郑大,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由武昌北去郑州。讲席北移,又不免一番思想上的波浪起伏。郑州是中原地区的一座名城。一度为荥阳郡治地。名胜古迹甚多,如:少林寺、二七经念塔、汉霸二王城、古荥镇、夕阳楼、大河村遗址、吉鸿昌墓、纪公庙、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石刻、商代遗址、凤凰台等。每日都有好几班车直达少林寺。这些迷人的名胜古迹,不知道是由于突然闯进脑海的一段回忆,还是由于在一些美丽的唐人诗句或《史记》、《汉书》里的故事传说,一股脑儿映进我的记忆之海中。当朋友写信给我要我支援这所新建的综合性大学时,我就立刻答应下来。
历史系正在筹办阶段,课程不多。正因这种缘故,我乘机读了一些书籍。涉及的范围很广,于群经、史书、目录、碑刻,以至佛学、古地理等,无不一一涉猎。正式出版了《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由大学油印或铅印的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剩稿》、《中国史部目录学论要》、《南诏史渊源略论稿》等。后三种至今尚未正式出版。
“十年动乱”的烈火,烧残了人们的灵魂。波及面之广,史无前例。一切研究工作停止了,我也不能例外。在我热爱祖国、热爱党的心灵上,浇上了一盆冷水。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题为《寄怀》:
内乱十年九死余,
病妻犹在故踟蹰!
岂无济民忧民想,
徒有戏鳌斩蛟书。
青齿獠牙鬼安在,
天水冰山事亦愚!
试问夕阳楼上月,
枯坟断碑有也无?
郑州的深秋,天空异常蔚蓝而爽朗,这是1976年10月的一个傍晚,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万象更新,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慰贴与欢忭,像一个多情的幽灵被唤回于那渺若烟云的既往。我的科研工作也从此得到复苏。特别是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群众,无不为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而感到欢欣鼓舞。
九、迈开了新的一步
从1978年到1985年,在这七个年头里,我又得到了新生,开始向前迈开了新的一步。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更加丰富,形势迫使自己要为四化建设鞠躬尽瘁。
简单地说来,我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积极培养第三梯队,取得了明清经济史的硕士授予权。我常想:在业务上的发展,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对国家的培养后一代接班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从1978年开始第一批,从1982年开始第二批,从1985年开始第三批。希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尽管自己在许多问题上遇到严重困难,但努力克服,相信会使工作继续保持下去。
在科学研究方面:(1)继续城市经济的研究,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也包括理论阐述和调查考据。我先后写了许多这类的文章,如:《邺城掇琐》(《郑大学报》)、《金都上京故城遗址考略》(《史学月刊》。(2)继续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也先后写了下面一些文章:《明代治河史札》(《学术月刊》);《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明代蒙汉两族贸易关系考略》(《社会科学战线》增刊)。
除以上外,在治史理论和方法方面,我也提供了不少论作,包括《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上海师院学报》)等。这些文章,千言万语,我主张:文必有益于世,治学领域必须扩大和结合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来研究。否则穿旧鞋走老路是没有前途的。
此外,我还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如西南的白族,我写了《试论南诏史的研究》(《沈阳师院学报》)、《关于南诏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吉林大学学报》)等。着重谈到保护文物、重视边疆兄弟民族经济的研究等。此外,我又写了一些有关西北地区寺院经济的文章。
还有一些是偏重于专谈治学方法的,例如:
1、《史海夜航》(《文史哲》1981年5月)
2、《史舟习驶》(《编创之友》1983年第2期)
3、《史苑窥管》(《在茫茫的学海中》,1984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更有一些写作是偏于考证性的文章,例如:
1、《‘鹿樵纪闻’的作者及内容问题》(《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
2、《清凉铜殿杂考》(《郑大学报》1984年第3期)。
除以上论文以外,我还出版一本有关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论文集《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留待异日有兴趣于明清文献者参考。余少失学,笔墨无姿,既乏治学实践、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亦难能对后辈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启示,东涂西抹,未能近似,尚希青少年中,后来居上,俾万花竞放、众绿环生也!
十、每依北斗望京华
一阵狂风暴雨过去了,乌云四散,出现了晴空。北方的晴空,有其特色,天色一碧到底,南方的晴空,总是带有一缕缕纤云飞飘,天空的蓝色透出一些淡白色来。“十年浩劫”过去了,出现了四化建设的高潮。这时我是多么怀念阔别的北京啊!1979年10月,民进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周建人被选为主席,雷洁琼等人被选为副主席。严冬过去了,换来了春天。温暖送给了广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我被邀请为民进第四次代表大会特约代表。我在东风市场附近一家招待所里见到多年阔别的许多老校友,也还都是几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或是对本职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这次盛会惟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杨东荪先生在这时逝世了。他是我在川大教书时的老友。在副主席雷洁琼女士的热情招待下,燕京大学的校友们也都在这里见面了。其中有着名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着名文学
家谢冰心女士,着名教育家胡梦玉女士等。此外还有来自武汉的历史地理学专家石泉同志,来自东北的化学专家蔡镏生教授,我也忝列其中。为了纪念这次盛会,我们还在一起照相留念。
十一、响应时代的召唤
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
为了不辜负时代的召唤,我响应党的号召,在会议结束后,对民进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吸收了好几位中青年加入了民进,准备他们成为第三梯队的优秀接班人,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相信这些新会员一定能贡献他们的最大力量的。
十二、三访东北
这里,我不妨先谈谈我三次往东北的一些情况。
爱国,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极丰富的具体内容的。这些具体内容又必须投放一些艰苦的劳动才能把她呈现出来。
东北地区,是祖国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广物博,民族众多,在辽宁省的2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就有人口2950万左右,其中有汉、满、蒙、回、朝鲜和锡伯等民族。我们能忘记我们这些兄弟民族吗?在吉林省29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中,也有人口1789万左右,包括汉、满、蒙、回、锡伯、朝鲜等民族。我们能忘记我们这些兄弟民族吗?在黑龙江省的71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中,也有人口2139万左右,包括民族更多,除汉、满、蒙、回、朝鲜外,还有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柯尔克孜、赫哲等民族。我们能忘记我们这些兄弟民族吗?这些和我们一齐开发祖国边疆的兄弟民族,他们是和我们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我们要研究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的生活,珍惜他们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地位。这就必须到边疆去做些调查研究,把他们的历史发展和经济开发一齐反映出来。因此,我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往访东北。
提起三往东北去做调查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工作,可能会引起我的生活史上一些带有戏剧性的变化。在我第一次访问东北时,我还正在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学,不想沈阳师院听说了,也要约我给他们谈一谈,事情刚刚说定,不想吉林大学又来了电报约定到那里去讲学。这样沈阳师院之举,只得割爱。实在遗憾之至!
谁想,这次到吉林大学讲学,却顺便酝酿筹办了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以后这个学会发展到300人,还出版了《东北经济史论文集》,介绍东北经济发展,内容比较充实。当然,这和孔经纬同志及杨光震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一次年会是1980年9月在丹东召开的。第二次年会是1983年7月在牡丹江召开的。从初次去长春筹办学会到二次去丹东,三次到牡丹江召开年会,前后不到五年时间,三访东北,严寒溽暑,长途跋涉,戴月披星,困难备尝!
顺便在这里要补说一下的,就是除筹办学会和创办刊物外,再介绍一个东北学风问题,我觉得东北学风,踏实而淳厚。前面我已略微提到了,三地讲学,初次在辽宁大学,二次在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三次在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给我总的感觉是:除学术风气浓厚外,领导也十分认真,可惜直到今天,这些讲稿或报告还抽不出时间把它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指教。
十三、再访甘青
下面我接着叙述一下我再访甘青地区的一些见闻和体会。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我在成都诸大学教书时曾经去过剑川、大理一带,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以后,直到解放以后,1978年夏天,我又去过一趟,也还是调查白族、彝族的历史,有些资料至今整理后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至于西北,我在西北大学教书时,也曾经去过一趟,这次再访是在指导研究生参观实习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在这里追述一下,尽管是浮光掠影,也可能对一些向往成才的青年读者有所裨益的,只要抱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研究,是不会不成功的。
我是在1984年5月到6月间重访西北的,前后将近两个月的光景。这次重访,可能对于我今后的研究西北经济史的计划有所帮助。如果说我的治学特色的话,那就是两句话:重视博学强记,由博到约,注意实践检验,由实得真。这次西行,重点放在敦煌和湟中。
前面我已提到,敦煌我是第二次来访。这次在敦煌古城(非今日的新城)我写了一首题为《再访敦煌旧城白马塔即事》的诗:
昔日深秋三危游,
今年再度访沙洲。
烟横古垒碧桃晚,
树映党河鸿雁啾。
高僧传经瘗白马,
雄杰据地余荒邱。
伤心忆读陈东传,
方晓东坡惜少游!
诗中提及“高僧”,系指高僧鸠摩罗什,当年瘗白马于敦煌的故事,诗中提及“雄杰”,系指西凉李暠在此建都的历史。忆余远祖原出高邮秦氏。秦观与陈东皆倜傥负气,然所遇不同,太虚比之少阳,又较幸矣!
话说回来,上次往访敦煌多偏重于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调查研究,如敦煌户籍残卷、唐代车式、宋代如何立木拉锯、盛唐所用的辕犁的样式等问题。这次来访,主要是企图解决古地理学史上的一些地望问题。例如:敦煌县治究竟在哪里呢?寿昌旧县究竟在哪里呢?阳关废县究竟又在哪里呢?鸣沙县与敦煌县的前后沿革关系如何呢?龙勒县与寿昌县的前后废置关系如何呢?宜禾县与安西县的前后变化又如何呢?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又非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清楚,容于日后在《中国经济史》中的《瓜沙二州经济考》一段中予以叙述。
在返途中,各地闻讯,不免又是一连串的讲学活动。计在酒泉师范学校、张掖学院、兰州大学历史系前后共讲学三次。
我这次到青海,最初还想作乐都城的考察,可惜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得逞初愿。只到湟中塔尔寺作了一些访问调查。我这次往访青海是作为了解边疆经济以及号召筹建西北地区经济史学会而去的。
我在兰州给历史系作报告的时候着重提到了发展西北经济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具体措施,如成立一些学会来从事研究,那一切都会落空,因此,我一再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兰大历史系主任杜经国同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是一个年富力强,精明强干,工作出色的教育家。
我路过西宁,受到了民委的热情招待,在他们的协助下,到达了宗喀巴的诞生地,我国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藏语称“兖本”,意为十万活佛)。在那里受到活佛热情盛大的招待。至于详细情节,我将于另文中叙及之,兹不赘述。
十四、我和经济史的关系
我觉得:无论研究何种学科,必须先练基本功,先从一些基本书籍下手,先弄清一些基本概念。我研究经济史是先读了奈特和阿格等人的书。奈特(Knight)的《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和阿格与沙普(Oggd Shorp)的《现代欧洲经济发展史》(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rdern Europe)是我初步迈进经济史大门的《三字经》和《文字蒙求》。尽管他们有些观点是不十分正确的,但那是我们读马列主义书籍多少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程度问题,不可因噎废食。与此同时,我还研读了一些专业史,如克拉潘(J·H·Clapham)的《英格兰银行史》(Bank of England)、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等;此外,还读了一些日本经济史家所写的东西,如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等,都是在较艰苦的条件下来学习的。从观点上说,有很多也是我很难完全接受的。
解放以后,我又开始读了一些苏联学者所写的有关经济史的着作,如:梁士琴科所写的《苏联国民经济史》及波梁斯基所写的《外国经济史》。后者是专写封建时代的外国经济史的。
我治经济史,不太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喜欢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写些有中国特色的文章。当然,我还不敢去比拟过去的一些伟大作家,他们“在长期的阵痛之后,当然愿意享受一下舐犊之乐”。我的环境既不是那么理想,阵痛又不太大,为生活奔忙耽误的时间过多,许多作品都没有得到整理,就更谈不到有什么“舐犊之乐”了!
十五、老牛明知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
以上所写,都是生活写作中的一小部分,一个掠影,一些零零碎碎的追述,可作为关于我生活写作的一张画或一首诗看待。正如宋代诗人所说的“少陵笔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聊以此作为自传的结束吧。老牛夕阳,颇多感想!
总之,我出生在一个有严格教养的封建书香门第,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后来又受到新式的资本主义教育,治学上有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又在党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哺育下,养成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我不愿做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如果靡非斯特一定要向我挑战,我不祈求他对我帮助,我将立即起而应战,打退一切恶势力的向我进攻。因此,我可能不像歌德所描写的那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领悟过来,而是开始就是一条与魔鬼决斗的汉子。正因为此,在我生活的未来大道上,可能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到底最后如何,那我也就很难预料,但由我在治学上不迷信偶像、不崇拜舶来,主张穿新鞋、走新路来看,即使命运的拨弄,不会使生活变为悲剧,也将与艰苦为邻。在治学的道路上,我将为经济史奋斗一生,不管遇到任何风吹浪打,受到多少波折困难,我将坚决走自己长期走的勇于创新的路子。“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也许会给人一种“紫盖独不朝,争长并相望”的感觉,那也只好如此了。我想起佛洛伦萨大诗人的格言,一度曾被马克思引用过的:“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我的勇气就顿觉百倍了。
1985年冬
作者简介:秦佩珩(1914—1989)昌乐县高崖镇李家庄(1948年5月前属安丘县第五区)人。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天津工商学院、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以及郑州大学教授。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识渊博,着述弘富,在史学、文学、经济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开拓较早,成就卓着,是我国老一辈着名的经济史学家。生前任河南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兼民进中央河南省支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