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对8年抗战的记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现年79岁，在我7岁那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经过8年抗战，日寇投降，我15岁。这就是说，在我的少年时期，是经过了8年抗战的岁月。当时，我对昌北抗战的史实能够知道的较多，原因有二：一是我村（柳疃镇陈家庄）是抗日的先进村。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村共产党员陈庆泉即与一些进步青年，利用韩殿举的土矿石收音机收听抗战信息，办起了抗日小报。1937年秋，陈庆泉带领4名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其中我村陈厚基再过两天就要结婚，他祖父拖住他的自行车不让他走，他扔下自行车毅然跟着陈庆泉去了延安。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地下党员傅建山和进步老师韩殿爵在我村任教，结合课堂对学生不断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因此，给我村群众抗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抗日期间，我村参军参政的即有60人，有一个胡同5户人家就有7个人参军参政，中共柳疃区委赠送了“光荣巷”的牌匾。那时，我们的一些军政人员还不断到我村宣传抗日，讲抗日的战斗故事。二是我14岁时，即到抗日根据地县立二小上学。学校上政治课时，也多是讲抗战时局，并联系昌北军民如何英勇杀敌，以激励同学们的抗日热情。课余时，也听到了这个村的群众讲一些抗日斗争的故事。在八年抗战期间，我幼小的心灵里凝聚了四个永不消失的烙印：一是恨；二是悦；三是敬；四是赞。
所谓恨，是恨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暴行。在我9岁时，即知日寇在龙池村一天就杀害群众72人，烧毁房屋300多间。1942年日伪扫荡，捕去我村和周围村群众750人。我堂兄被捉去后，吊打受刑，差点丧命。我12岁时，被抓去给日伪修公路，因往往是白天修，晚上即被我军民毁坏。这天日寇指使汉奸把民夫的锨夺了去，把民夫赶到公路沟里，掘着土往民夫身上埋，谁要是往上爬，即用锨拍下去，土埋到膝盖了才住手，并要翻译说：“如再破坏公路，下次统统活埋”。这天日寇真是疯狂至极，看到河崖村有两个锄地的农民即用枪向其射击。那年月真是在刀尖上过日子，不知何时就要大难临头。我的叔兄被日寇杀害后，尸骨未归。我的侄儿是被日寇用刺刀活活刺死的。1944年盛夏的一天黎明，日伪千余人突袭我村，我母亲和小妹未来及转移，藏在我家墙边的扁豆蔓底下，这天我家先后进去五六帮匪徒，我母亲惊恐地躺在潮湿的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又渴又饿，直到傍晚匪徒才滚回匪巢。从此，我母亲腰腿痛日益加重，卧炕不起。1940年日寇发射了一发炮弹，落在我家屋后的十多米处爆炸，一家人被吓得数十日不得安宁。日寇的种种罪行，使我终生难忘。
所谓悦，是每听到我军民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我的内心就增添了无比的喜悦。这种喜悦在我的脑海里不知翻腾过多少次。如我昌潍独立营先后歼灭汉奸李子扬中队、白华钦中队、郎述维中队，1944年秋大窑村战斗消灭日伪军130人等等，我都非常高兴。1945年5月份，我渤海军区部队一举攻克被敌盘踞的寿光县（已改市）候镇据点，歼敌800多人，我校军乐队随县的慰问团徒步前去慰问，往返半个月，虽有些劳累，但都非常愉快。特别是每逢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文艺工作者都及时地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很受群众喜爱，有的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如1943年秋，我军在龙池街消灭一个汉奸中队，活捉了鬼子小队长，被编成快板：龙池街，南北长，瓦城（据点，应为徐家庄，因靠近瓦城村故亦称瓦城）的鬼子来抢粮，他跺开门拉抽头（抽屉），老百姓身上乱扣搜；二连长气昂昂，带领着战士进了庄，发现敌人下命令，同志们一齐开了枪，吭喀吭喀的手榴弹，嘎嘎嘎嘎地机关枪。同志们，向前冲，好似那猛虎捕绵羊，抢大炮、夺机枪，俘虏汉奸一大帮，缴获枪支百余杆，活捉了鬼子小队长。
所谓敬，是敬仰我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这里仅举几例：1940年秋，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我军侦察队长张钦佩带领4名队员，去门八集（村）寻机打击敌人。由于奸细告密，被四、五十名日伪军包围。张钦佩即掩护4名队员撤出包围，自己边打边撤，当撤至院头村附近时，因负伤晕厥，被敌人逮捕。敌逼他说出我军机密，他不仅严辞拒绝，还痛斥敌人。敌人即搬来铡刀威胁，他毫无惧色，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丧心病狂的敌人，终将把他的头颅铡下。1943年，我七区武工队班长、共产党员李培忠在与敌周旋时被逮捕。敌人逼他说出我军情报，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日寇砍下头颅，悬挂于当时昌城匪巢的大门之上。敌人想以此威吓抗日军民，结果适得其反，更坚定了我军抗日的决心。1943年2月，一千多名敌特，袭击我六区北赵等村，将我区长、共产党员郭大夫和几名民兵捕去。敌人多次动刑拷问，都被郭大夫同志驳得哑口无言。此时郭大夫感到敌人将要对其下毒手，即对押在一起的两个民兵（一个叫方德华）说：如敌人在坡里杀害咱，您俩和我朝相反的方向跑，敌人准重点抓我，您俩有可能跑出去。临到活埋他们之日，就这样救出了两个民兵。郭大夫同志临终前还想方设法救群众的高尚情操，在当时昌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中得到高度颂扬。1945年夏，我军要进行讨顽战役，因部队医院护理人员不够，从县立一、二小学抽调部分师生前去陪护，我是其中一名。当讨顽战斗打响后，运来的伤员中有一名是在渤海军区当战士（后知名叫张光宗，中共党员），因头部负伤，用纱布缠着，当时已不会说话，巧得是他亲妹妹张光欣在护理他，头部伤口感染有了蛆虫，张光欣即小心翼翼地给他向外拿蛆虫。直到33天上他才会说话，方知是她亲哥哥。这真是“烽火岁月巧合事，亲兄妹33天才相认”。伤愈后，张光宗又奔赴了杀敌的战场。
所谓赞，是赞扬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毛主席讲过：“兵民是胜利之本”。无数事实证明：人民是无敌的力量。张家车道的群众曾对我说：1939年夏，胶东我军有一个营完成护送任务后，有两个连住在潮海村，一个连住在张家车道村，日寇获悉后，从新河等据点，用汽车拉着匪徒，奔袭潮海我军。因我军未及早发现，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个连边打边撤至张家车道村，与在该村的另一个连汇合后，依据围墙与敌作战．该村的男青壮年即砍树头、推大车等堵围墙的豁口，妇女们烧水做饭支援我军，日寇始终未能攻入村内。至晚9点，敌怕遭我军更大打击，便用汽车载着同伴的尸体逃回匪巢。此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130多名，其中还有一个日军的中队长。1944年深冬，有一帮匪特窜至柳疃区老官庄的村东，想伺机进行抢掠，群众发现后，即告知村指导员邓绍周（中共党员）。邓绍周迅速召集民兵，手持大枪、手榴弹抄近路，隐蔽将敌包围。当劝降无效，即鸣枪警告．敌一听是钢枪响声，认为是被我军包围，便举手缴械投降，共俘获14名敌人，14支大枪、2支短枪。当邓绍周与民兵们押着俘虏，携带枪支到县委驻地玉皇庙村，把情况向县委负责同志刘荣光汇报后，刘荣光除表扬他们外，还奖给了一千元北海币。
以上所述，仅是我知道当时昌（邑）北抗日的一个小小缩影。目的是想让人们不忘历史，珍爱和平，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把各项事业搞得更好，为全面实现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仍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做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决不辜负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