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前后的24小时……
关于那个时代，关于周总理的离开，这篇文章更有温度，谨以此文缅怀周总理逝世42周年，希望你能耐心阅读……
“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跑……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一】
1976年1月7日，晚上11点。
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躺在病床上，双眼睁着，就是不睡。
守候在一旁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轻声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周恩来的嘴唇蠕动着，吴阶平俯身倾听，听清了这句话：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
吴阶平自然是不能离去的。
就在两天前的1月5日，医疗组刚刚为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以解决他大便不通问题。
但对于已经是膀胱癌晚期的周恩来说，这个手术对病情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希望能减轻他的一些痛苦。
自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直到他逝世，一共进行了13次手术，平均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
身高1米7左右的周恩来，体重最终下降到了30公斤。
时钟指针已经快指向了12点，周恩来还是睁着眼睛不睡。
周恩来的警卫张树迎、高振普等人觉得总理的精神不错，可能是病情好转了，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神情。但了解情况的医务人员却紧缩双眉——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周恩来的眼睛一直盯着病房的门口，医务人员俯身轻声问他：
“总理，是不是还想找什么人谈话？是不是想找邓大姐？她已经走啦。”
周恩来轻轻摇了摇头。
他自己也知道，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已经无力再和任何人谈话了。
【二】
周恩来第一次意识到要尽快和想谈的人谈话，应该是在1975年的7月11日。
那一天，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朱德要去北戴河休养，办公室忽然接到了周恩来卫士高振普打来的电话：
“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1922年，36岁的朱德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周恩来。风里来雨里去，两个人有半个世纪的交情。
那天下午5点50分，朱德在周恩来的会客厅见到了自己的老战友。两个人见面，问候非常简短。
朱德握着周恩来的手，颤抖地说：
“你好吗？”
周恩来回答：
“还好，咱们坐下来谈。”
两个人谈了20多分钟，患有糖尿病的朱德因为要按时吃饭，所以周恩来让他先走。朱德上车后，周恩来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汽车远去。
那是两人最后的一次见面。
1975年12月7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昏迷，经检查是气管有黏稠痰堵住了呼吸道，经吸痰器处理后，周恩来苏醒了过来。
当周恩来醒来时，发现已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了医院。
在和多人握手后，周恩来最后专门留住了张春桥。周恩来先是叫了两声“张春桥”的名字，张春桥没听见，经旁边人提醒，张春桥俯身听清了周恩来对他说的话：
“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
当时张春桥的回答是：
“总理，你放心！”
其时，周恩来已经知道，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在1974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政治运动眼看又要被发动了。
周恩来交代后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和邓小平在一件关于“周恩来能不能见人”的事情上，顶了起来。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已经病情恶化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负责对台工作。听到秘书转来的周恩来要见罗青长的要求，张春桥一口回绝，表示周恩来已经病危，不能再见任何人。
秘书转念一想，电话打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立刻就在电话里说：
“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根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的回忆，当时见到周恩来的罗青长泪如雨下。不过，很多周恩来轻声说出的话，因为罗青长听不清，都是高振普俯身听好后转述给罗青长的。
那次会面大概20多分钟，周恩来向罗青长交代的，都是对台湾方面的一些工作。因为很多都是用了情报的暗语，高振普表示他听得清，但听不懂，转述给罗长青，罗长青表示都明白，请总理放心。
其中有一句是高振普听懂的，是周恩来关照罗长青：
“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这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据有关记录，周恩来当时有说过：“不要忘记台湾两位姓张的朋友。”
一位姓张的，应该是指张学良无疑。另一位，后来有人猜测是当时担任过重庆宪兵司令的国民党二级上将张镇，在重庆谈判时，张镇曾亲自主持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工作。但张镇1950年时已去世，所以不知周恩来指的第二个“张姓朋友”是谁。
虽然周恩来临终前没有忘记交代很多事，但他让叶剑英失望了。
自从周恩来住院后，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探望。知道周恩来喜欢吃鱼，叶剑英还专门把自己钓来的新鲜活鱼都送到医院，总理吃不完，就分给医护人员吃。
1975年底，病重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谈完最后一次话后，叶剑英走出病房，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叫到跟前，神情非常严肃地嘱咐：
“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守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走后，张树迎和高振普轮流值班守候，保证每时每刻他俩都有一个守在周恩来身边，而且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
但直到周恩来逝世，留给叶剑英的，依旧是一张白纸。
【三】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安静地躺在床上，眼睛紧闭。
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师张佐良看了下检测数据：呼吸每分钟30多次，脉搏90多次，但都细弱无力。
张佐良有不详的预感，按下了用于应对突发情况的电铃。
专家组到齐后，立刻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气管内插管，吸痰。
张佐良俯身将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
“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周恩来睁开了眼睛，微微点了一下头。
但吸痰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医疗组立刻进行加压输氧，并对周恩来进行体外心脏按摩。
张佐良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感觉脉搏越来越细弱，而心电图也证实了在场所有人的担心：
90多，掉到60多，掉到40多，再掉到20多，最后，拉成了一根直线。
在心电图呈直线后，医疗组又抢救了10多分钟。最终，医疗组组长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和几个专家交换意见后达成一致：
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
护士们开始拆除周恩来身上的输液管和各种引流管、排泄管等装置，忽然有人悲鸣了一声：
“总理！总理啊！总理你醒醒啊——”
整个房间，顿时哭声一片。
这时候，最平静的，反而是闻讯赶来的邓颖超。
邓颖超用双手抚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吻了一下周恩来的额头，说了一句：
“恩来，你走了……”
然后，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
【四】
1976年1月8日的一早，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
这个会，如周恩来“所愿”，是“帮助”邓小平的会。
张春桥的发言，如往常一样，有条不紊：
“……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备感亲切，很受启发。
我认为主席的讲话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二是关于教育和科技革命；三是关于对当前运动的意见。而这三条都是针对小平同志的错误所言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
为了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使广大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表态：“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随即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的回答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正在这个时候，汪东兴推门冲了进来。当时汪东兴的职务，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
主持会议的王洪文问：“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顿了一下，向在场的所有人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一片沉默。
邓小平起身就走向会议室门口。
张春桥说了一句：“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
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1935年出生的王洪文，在文革中青云直上，在38岁就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
已经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地说：“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五】
当天下午，毛泽东知道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上午就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带给了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将这个消息写在了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
当天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的，是护士孟锦云。当时，毛泽东正在看一本鲁迅选集，而孟锦云并没有选择立刻汇报。
中午吃过饭后，毛泽东午休了2个小时，大概下午3点多，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
看到毛泽东精神尚可，孟锦云决定在午后的读报时间，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他。
孟锦云先是读了些其他内容，然后就拿起了讣告清样，低沉缓慢地开始朗读：“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去世。”
读的时候，孟锦云已经哭出了声。毛泽东听了后，没有特别的反应，慢慢闭上了眼睛。没多久，眼泪顺着毛泽东的脸颊流淌了下来。
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曾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P235）中这样写道：“或许毛泽东只是不让许多人看见。在总理的最后几个小时中，他曾悄悄来到医院，坐在周恩来的病榻旁。可能是由于某种令人痛楚的孤独，甚至是懊悔之感，他才最后前来同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谈话。”毛主席去看望周总理——这也是当时藏在广大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但根据中国方面公开出版的任何记载，毛泽东并没有去看望过周恩来。
至于毛泽东为何没有前往探望，他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手术，病情一直在恶化。毛主席对他的健康非常挂念，他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探视，便派张耀祠前去医院值班，了解那里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因而，一个时期以来，张耀祠往305医院跑得较多，了解的情况也就多。
……
毛主席从治疗报告中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后，曾指示治疗组认真会诊，及时救治。尽管毛主席对周的健康十分挂念，可是，当时的他，也是自顾不暇。这时的毛主席已不能起立或是坐下，连一步路也走不了。只能躺着，他说话很困难，吃饭要人喂，严重时要用鼻饲。所谓鼻饲，就是把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孔插进去直达食道，用橡皮管子往里进灌流食，当然只能是很稀的液体了。”
不过，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周恩来的讣告草案，同时也批准了周恩来的追悼会形式。
【六】
作为一国的总理，周恩来原来很可能是没有追悼会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11点，周恩来逝世后1个小时左右，中央的领导人都赶到了医院。
邓颖超向在场的人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三个要求：一、不保留骨灰；二、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三、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搞遗体告别。
当时第一个赶到医院的李先念，第一个站出来提反对意见：“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在场的人都表示赞同：就算要改革追悼会的形式，也不能从周恩来身上开始改革。
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家就得出了讨论结果：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
邓颖超当时可能不知道，周恩来关于“遗体火化”的遗愿，在后来的几天差点引发一场冲突。
1月11日，尽管中央和地方媒体已经遵照“宣传纪律”尽量淡化了周恩来逝世的报道，但北京的老百姓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
为周总理送葬的车队，将在1月11日下午经过长安街。
那天是星期天，天气非常寒冷，但跟随送葬车队的中央电视台女记者邓勤，在当天看到了她永生难忘的一幕：“透过车窗我看到，街道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在寒风中肃穆伫立的数十万计的群众。”
没有任何宣传，没有任何事组织，数十万北京的群众自发涌上长安街，为总理送行。
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许佩戴黑纱和白花，但邓勤看到当时街道两旁的中国老百姓，几乎每个人都佩戴了黑纱和白花——事实上，那两天，偌大的个北京城，这两样东西已经脱销了。
然而，愤怒的群众在路上堵住了送葬的车队。
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周恩来并没有说过要火化遗体，是政治局强行命令要将他遗体火化。
无奈之下，坐在车队第三辆车中的邓颖超走了出来，在瑟瑟寒风中，向群众表示： 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车队由此才被放行。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照片，大家明白，悼念周恩来的行为被得到允许了。大约先后有200万人次前往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周恩来敬献花圈和祭文。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举行，致悼词的是邓小平——这是他在1977年复出前的最后一次露面。
追悼会结束后的当晚，邓颖超将周恩来的骨灰装在四个塑料袋里，送往通县机场。
在那里，邓颖超将骨灰交给了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等人，目送飞机升空。
在空中，周恩来的骨灰被遵照他生前的遗愿，撒向了中国大地。
在这里，我想引用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的一段话。
当时，法拉奇向邓小平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倒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所以，还是那句话：伟人从来都不是完人，但伟人依旧是伟人。
196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本文选用素材，除文中标注之外，主要来源于：
1、《敦厚朱德》（余玮着，中共党史出版社）
2、《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着 三联书店）
3、《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湘潮》杂志授权）
4、《周恩来去世 中共-领导-高-层只有他没去》（环球网，责任编辑 卢倩仪）
5、《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郭金荣着，中共党史出版社）
6、《四十年前，我有幸送别周总理最后一程》（邓勤口述，陈敬刚整理）
（文章来源：馒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