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84卷成都知青档案流失
成都市84卷知青档案被挂于网上叫卖。虽然今年5月,警方已将档案追回。但成都市档案局至今未查明,是谁将档案当作废品卖于回收站。
这些档案原由市人保局管理。人保局出具的调查情况称,因年代久远已查不清这些档案如何流失。
成都市档案局副局长赵建强认为档案流失根源在于,一些机关单位对档案管理不重视,并缺乏专业人才。有收藏者也表示,不少机关单位曾将知青档案当作废品卖。如今这些知青档案已成为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
而同时不少老知青因找不到档案,无法核算工龄,而不能办理社保。
成都市副市长批示,要求彻查。赵建强称,令人保局自查,直到查清为止。
[本报记者 陈宁一 成都报道]
84卷知青档案究竟从何处流出,最近赵建强常困惑于这个问题。
今年4月,一家旧书网,售卖成都知青档案,共84卷,标价12500元。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听闻后批示,要求彻查。
赵建强是成都市档案局副局长。此次事件令他感到责任重大。
成都市档案局接收的知青档案一直不完整。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旬,有近七成的知青未能在市档案馆找到自己的档案。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办理社会保障。甚至有知青为此去市政府请愿。
市档案局的一名知情人告诉记者,每个机关部门在处理知青工作时,都会形成知青档案。有些单位不将这些档案移交档案局,而直接卖给废品回收站。
赵建强开始派人调查,他发现,此次的84卷知青档案,是原成都市知青办的工作文件。如今知青办早已撤销,所有文件都归由人保局(即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局)管理。于是联系人保局,令其自查。
6月21日,成都市档案局接到人保局传真,有新的自查结果。但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人保局的调查结果,非但没有清晰档案从何处流出,反而将其推入更深的谜团。
网上叫卖知青档案
钟家强在旧书网售卖知青档案84卷,标价12500元;国家档案严禁倒卖,警方将档案追回旧书网上售卖知青档案,是徐东升发现的。他是成都市档案局接收征集整理部的工作人员。
4月13日,他在网上浏览,看见一家旧书网贴出8张照片,全是成都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每份资料都用牛皮纸封包裹着。
它们的标题分别是,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安置办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和支边的报告、1964年知青返蓉的发言稿、1977年知青回老家农村插队落户的介绍信存根,以及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简称“成都知青办”)1979年至1980年的知青名册等。
当时徐东升认为,这些资料可能是原成都市知青办的工作文件。按法律规定,政府机关的工作文件属于国家档案,任何组织、个人严禁倒卖牟利。
徐东升于是自称“老知青”,与档案卖主钟家强取得联系。
4月15日上午,徐东升到其家中,一进屋,看到那些卷宗,堆放在床边凳子上。翻阅后,徐东升确认,这些卷宗均属国家档案。
4月20日,徐东升带工作人员再去钟家,并告知贩卖国家档案属于违法,要求他将卷宗赠给档案馆可给予适当奖励。钟家强提出奖捐励9000元。双方未达成一致。
此后,钟家强依旧将档案挂在网上贩卖。
他还曾对扮成买家的记者保证,“绝对都是原始档案,如果是再版,就没有价值了。档案局的人联系我,不准在网上出售,还让我捐赠,但我没同意。”
5月5日,当地媒体披露此事。6日,档案局向派出所报案,将档案追回。
钟家强对警方说,他是从一个废品收购站购得这批档案。当时他们有4人,每人分了一部分。其他人手中还有类似的卷宗。
后来,警方又先后4次前往钟家。其家人说,他已外出打工。
成都市档案局一名知情人说,“因为警方没有拘留当事人,导致追查不到那个卖废品的,并且也不知道剩下档案的去处。”
谁将档案作废品卖?
这些档案由人保局管理,人保局“调查情况”称,因年代久远无法详细说明档案流失情况5月6日,市档案局接到领导批示,要求严查档案如何流失。
成都市档案局着手调查,究竟是谁把知青档案卖给废品回收站。但随着调查深入,他们发现,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清。
成都市知青办在1981年已并入劳动局,交接人员未对档案登记造册,导致知青档案数目不清。这期间就有可能出现档案流失。
劳动局又于2010年与人事局一同,合并为成都市人保局。
5月20日,人保局出具了一份《知青工作文书档案调查情况》。该“调查情况”称,关于当时的两位经手人,一位年事已高,记不清状况,一位长期不在家,联系不上。现在无法对档案流失情况做详细说明。
知青档案流失后,市档案局和人保局有过一次会谈。市档案局一名知情人说,会上人保局表示,这两年他们曾销毁过一批知青档案。
按法律规定,机关单位必须将档案分为永久档案、长期档案和短期档案。前两者必须移交档案局,只有短期档案可以自行销毁,但必须留有销毁记录。
上述知情人说,流失的84卷知青档案当时被定为短期档案,而人保局拿不出那份销毁记录。
他认为,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原劳动局错分了档案,将应移交的档案归入短期档案,又将其当作废品,卖给回收站。
6月8日,记者到成都市人保局了解情况。该局宣教处副处长杨海云称,这是30年前的事情,中间工作人员换了几拨,情况还不清楚。目前市档案局正牵头调查中,到一定程度会有说法。
市档案局的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他们曾于1999年,从劳动局“抢救”回了一批知青档案。
1979年全国档案系统工作恢复,规定机关单位每20年须移交一批档案。1999年,市档案局接到劳动局的移交档案申请,派人去接收。
当时去接收档案的是杨晓蓉和她的同事。他们在接收档案时,发现一些随意堆放的散乱档案,经询问得知是原知青办的档案,正准备处理;杨当即指出这批档案很重要,应该移交给档案馆保存。
由于这次“抢救”,档案馆有了知青档案166卷。这是档案馆从劳动局处,接收的唯一一批知青档案。
私卖档案不止一家
一名收藏者称,他曾从许多机关单位回收过知青档案,价钱五百、一千、两千不等6月21日,人保局给档案馆发去一份传真,令整个调查峰回路转。
传真的大致内容是,人保局找到一张原劳动局于1999年出具的收条,当时他们交给档案局的知青档案是500多卷。收条上是杨晓蓉的签字。
记者电话联系杨晓蓉。杨承认从劳动局拿回过这些知青档案。但为什么拿回500多卷,档案馆只保留166卷,剩余的300多卷哪儿去了?
杨晓蓉说,如果有剩余的档案,一定是退回给劳动局了。对于在整理中,是否见过这84卷知青档案,杨晓蓉表示,时间太长,她也不记得了。
档案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其实按照正常接收程序,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收条。
正常的接收程序是,档案局工作人员去劳动局,检验他们整理得是否合格。若合格了,劳动局会再派人,将那些档案送至档案局。
档案局的知情人告诉记者,但在现实中,一些机关单位常会缺乏专业的档案整理人员,他们就会把档案私下交给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整理,并支付一定费用。
“现在就很难查清,究竟是谁错分了档案,又是谁将其卖给废品回收站。如今对方也可以认为是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做的。”这名知情人说。
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其实很多机关单位都会将一些国家档案也包括知青档案,卖给废品回收站。“比如到移交时,若一时忙不过来,有的就当废品处理;有的就移交一部分,扔一部分。”
王宏(化名)是一名知青档案的收藏者,他曾先后从原成都市糖酒公司、前进机械厂等单位,买到过完整的知青档案,“他们把我叫过去,一次性处理给我。价钱三百、五百、一千、两千不等。”
2002年,他从原成都市某公安分局买了一部分档案。“当时对方是作为废纸卖给我的,几毛钱一斤,我花了200元买了一千多份知青档案。”
赵建强认为,造成档案流失的根源在于,对档案管理的不重视,和缺乏专业的人才。
据档案局相关人士介绍,档案局每年都要给各单位培训档案管理员。档案管理人员流动速度太快,有的刚培训完就被调走,来年又要培训。档案管理人员呈两极化,要么年纪特别小,要么年纪特别老。
“档案一旦流失,就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知青办社保。”赵建强说。
没档案办不了社保
老知青饶克诲为办社保四处找档案,终因档案缺失少算8年工龄;还有知青为此去市政府请愿饶克诲是一名老知青,他曾为找自己的档案而费尽心思。
他是成都市水印工艺厂的工人,1992年退休。2006年,他去申请社保,发现没有证明自己工龄的材料。
饶克诲找到原来的水印厂,厂领导一直给他道歉,水印厂在1998年改制时,把一些职工的档案弄丢了。
厂领导对他说,无论是饶克诲的个人档案,还是该厂其他的知青档案,都找不到了。
相关部门给饶克诲出了个主意,让他去告原来的单位,饶克诲想了想,还是算了。“不但麻烦,还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饶克诲去曾经下乡过的西昌县。但西昌县知青办曾遭抢,知青档案都被人烧了。
他决定去市档案馆碰下运气,看看能找到些什么。他在市档案馆待了两个月,由于眼睛不好,还叫上读大四的女儿帮他找。他们从一些简报等下乡资料中,找到了一份西昌县农场的花名册,发现其中有饶克诲的名字。
由于水印厂属于成都市二轻局,饶克诲又跑到局里,翻出当时整个系统的招工手续,又找到了他的名字。
饶克诲这才把社保办下来。但下乡前的8年工作经历,再也找不回来了。为此,他每月少领近百元。
“当年,很多老知青与我一起在档案馆里找档案。我算幸运。很多人至今还没找到。”饶克诲说。
一名老知青记得,2008年,成都金牛区曾有个老知青,每天在成都市政府请愿,然后又去街道办,人保局。因为他的档案丢失,导致无法办社保。最后相关部门特事特办,为他办了社保。
还有老知青称,这甚至催生了一种生意,每当有老知青去社保局因档案丢失办不了社保时。门外就会有各种陌生人凑过来询问。他们都是做假档案的。有人就花了3000块做了假档案办了社保。
档案交易形成市场
知青档案是收藏市场抢手货,每份交易价50元到500元;有老知青会去收藏者处找自己的档案饶克诲目前是西昌地区知青团体的串联人。他周围有很多知青在寻找档案。他听说,有人甚至会推荐老知青,去找档案收藏者碰碰运气。
收藏者王宏手中就有大量知青档案和文件,他从1983年开始收藏,还曾办过一次知青文物展。一位前去帮忙的老知青,无意中发现同学的档案也在展品中。而她的同学正在寻找档案。王宏得知后,共从那些展品中找到7名知青的档案,并帮助他们办理了社保手续。
随后,很多找档案的知青都慕名来找王宏。
曾有个下岗女知青,花了半年时间,找遍原单位和相关部门都没找到档案,无法办社保。
“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当年插队的云南农场去碰运气,但农场取消了,只有找当地政府。而她甚至没钱支付来回的路费。”王宏说。
女知青找到王宏。王答应试一试,但让她别抱希望。王宏花了6个小时,从一万多份知青文件中,找到了那个女知青的档案。
王宏说,“就是从公安局卖给我的那堆档案里找到的。”
兴奋的王宏当晚11点打电话给女知青,电话那边的女人,激动万分。女知青拿不出钱报答王宏,便执意请他吃了一顿火锅。王宏说,“就在那个老知青火锅店。”
知青档案多数是通过废品收购者转卖给收藏者的。
“一些收废品的人对带字的纸张特别敏感。”收藏者陈兵说,他们不会把那些古老的文件当废纸处理,而是会主动向我们兜售。
知青或“文革”相关的文件档案目前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市场价值,但价格并不固定。比如说,专门针对知青的红头文件一般在50元到500元一份。一些特别的东西价格会更高。
“档案的价格在于内容、成色、年代、品相,和当时的背景,以及这份文件所起的作用。”王宏说。
王宏的朋友有一份知青文件,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希望知青作为特别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还附有各省的名额分配。王宏出500元想购买,但卖家不愿意。
王宏说,他也有几份重要文件,也不愿轻易交易,其中一份是当年知青罢工回城的文件。
继续查,直到查清
市档案局副局长认为有些单位移交不规范导致档案流失王宏现在很少能在文物市场觅到知青档案了。他说,现在知青档案文书非常难得。以前偶尔在一些旧书摊上能看到,如今几乎没有了。
陈兵(化名)是一个老知青,也是收藏者。他说,市场上交易知青档案都是私下交易,即买卖双方均相熟,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在市场上见了,会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目录,买家合适,一拍即合。约地方喝茶聊天,完成交易。不合适,还了纸条,双手作揖,下次还请多多照顾。
成都市档案局也知道,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个档案交易市场。
据该档案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10年,有市民在文物市场买了一份知青的个人档案,他送到成都市档案局,引起重视,局里派人走访文物市场,发现有一些企业的个人人事档案被买卖。
这名工作人员说,“转让个人的人事档案,只须去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登记。而国家档案是严禁买卖的。”
该局副局长赵建强表示,他们也曾不定期去文物市场检查,但是没发现过交易国家档案。如果是私下交易的话,就比较难处理。因为要清楚谁在违法,才能执法。
5月下旬,成都市领导再次批示,要求全市各级档案馆引以为戒,不再出现此类严重问题。
赵建强认为,要防止档案流失,还要从源头抓起。
他说,档案管理是一个持续工作,需要随时整理,并且做到心中有数。总是换人,当然保证不了管理质量。一到移交时,大量的档案需要处理,登记。移交环节也不规范,出了问题,查都查不出来。
“档案流失,不仅影响到个人隐私和权益,还影响到国家利益和机密。不是一件小事。”赵建强说。
按照相关规定,造成国家档案损失的,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处以500元到5000元罚款。对责任人和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赵建强表示,此次事件的结果还没出来,所以最后如何处理还不清楚。查不清楚会继续要求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