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前左)在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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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人物解读张铁生
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江青同志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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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录入者附注：毛泽东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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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我们是1964－1968年下乡，1978－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长农龄达到15年）。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
令人不解的是，在城里，转业军人算工龄，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工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1985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忧虑？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让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