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60年∶神的带领在哪里？
谢文郁
抗战胜利后，共 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虽然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战火硝烟，但对於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来说，鹿死谁手已无悬念。
改朝换代已是定数，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对此，中国基督徒有人欢迎，有人悲观，有人疑虑。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当政者？教会何去何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那麽，神的带领在哪里？
新政府的态度
这一年，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100馀万（不包括300馀万天主教徒）。其中，84万隶属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其馀的则隶属於地方教会（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
对于新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100馀万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对当时的4亿多人口来说，这100馀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就背上洋教的称号，“和海外的西方列强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如何处理这100馀万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略关系。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开始驱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教会学校和医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宣称，“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52年之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看不见公开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还要切割中国基督徒和海外的联系。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整体性地对抗政府，他们不少人对新政府充满期望，并投身於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新政府无意打击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政府的领导。
1950年5月，总理周恩来先後3次接见基督徒代表，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原话是∶“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
而且，周恩来强调∶“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就是新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也是政府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吴耀宗横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政府直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搅动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历史记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涌现。如何处理好100馀万基督徒，使之与海外隔绝，并融入中国新社会，对於新政府来说，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中国基督徒如果不响应政府的宣传，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那就等於他们确实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中国基督徒真能够摆脱“洋教”的指责吗？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长久交往後，要他们完全放弃积淀的西方情结，是符合神的心意吗？
切割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列强的联系，在政府看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这个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教会的配合。於是，人们看到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基督教“三自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吴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这场运动，他一跃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领袖。
当时，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在神学上，他并没有特别的贡献；在组织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任干事；在属灵榜样上，他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可以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他还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他的信仰有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用他的话来说∶“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认为，“宗教应当在人生的全部生活里表现出来”。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为《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对他来说，基督信仰能够带来社会的变革，而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是相契的。
吴耀宗的观点深得新政府的悦纳。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吴耀宗等5人被政府点名，作为基督教代表与会。这次政协会议产生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这5人深受政府青睐，但他们无力代表教会。为了集结基督教的实力派人物，会议之後，以吴耀宗等为主，邀请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等，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基督教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徒对政局的态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访问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吴耀宗写就了《关於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宗教信仰自由、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并附上各地教会受扰案件百馀例。
这个《初步意见》没有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为此，周恩来对他们发表讲话，强调，基督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彻底洗心革面，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麽，一切都无从谈起。
吴耀宗听了周恩来的谈话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见》，更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所谓的《三自宣言》。
《三自宣言》是一个涉及基督教的政治文件。吴耀宗很清楚这一点。这个文件也是新政府需要的。我们读其导言部分，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一点∶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後，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
吴耀宗在内心，还是希望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进行区分，所以在导言中，强调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後。这个区分对於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工具，那麽，这100馀万基督徒从现在起，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
政府接受了这种说法。毕竟，100馀万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周恩来指示∶“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为的是“便於团结群众”。
“三自会”正式成立
问题是，这个《三自宣言》能够被中国教会接受吗？吴耀宗邀请了40馀名大大小小的教会领袖，以个人身分作为发起人，向全国一千多位教会领袖徵求签名，目的是使《宣言》成为中国教会的立场。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宣言》全文，公布了第一批共1,527位基督徒的签名名单。这一天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红头文件，《关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推动签名运动。最为突出的方式，便是所谓“控诉运动”——控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教会进行文化侵略和政治渗透。
吴耀宗专门发表文章，引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批评，认为基督徒必须坚决反对亲西方的倾向，以此达到自我革新。因此，三自运动当时称为“三自革新运动”。
“控诉运动”打击了一批人，同时也激发了大批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1954年6月，签名人数达417,389（最後公布布的统计数字）。签名人数超过基督徒总人数的一半，而且大多数传道人也都签了名。
三自筹委会因此於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开会，共有232人代表62个教会和团体与会。会议主题仍然是反帝爱国，最後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告全国同道书》。这份通告放弃了“革新”的提法，改用“爱国”，认为这样有利於全国基督教教会的团结。於是，“三自运动”就取得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一名称。
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吴耀宗为全国三自会主席，并选举出139位委员。“三自会”从此正式成立。
来自教会的反对
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三自运动”有著某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教会内部并非没有不同声音。《三自宣言》发表後，基督教协进会首先表达不同意见。在1950年10月的第14届年会上，会务委员会主席缪秋笙认为，宗教是超政治的，教会不应该直接参与政治性运动。
会上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国信徒书》，来抵制吴耀宗的《三自宣言》，走教会自己的三自道路。虽然最终没有人愿意出来草拟这份文件，但基督教协进会因此在後来的“控诉运动”中，被指控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办”。
王明道是另一股反对力量。鉴於王明道在日本占领期间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而且，他的教会是在没有西方支持下成立的，新政府对王明道抱有期望，希望他参加并推动“三自运动”。
然而，王明道无法认同吴耀宗的神学及其信仰表达，认为吴耀宗属於不信派，不肯与之同工。
“三自运动”初始，王明道采采取了沉默不合作的做法。随著“三自运动”的全面发展，王明道的沉默和不合作，变成了跟政府对抗。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他自己的《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在1955年《灵食季刊》夏季刊，他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政府无法忍受王明道的不合作态度，将他逮捕。
倪柝声的聚会所，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27年开始的聚会所运动，对於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来说，乃是一场中国教会脱离西方宣教士控制的独立运动。在他们心中，他们早就开始三自运动了。因此，当吴耀宗他们推动“三自革新运动”时，聚会所的领袖们没有什麽反应。
然而，倪柝声很快发现，这个由政府推动的三自运动是有政治背景的，因而不能完全不予配合。1951年4月，“控诉运动”期间，倪柝声给各聚会所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教会拥护“三自运动”。
1951年8月20日，倪柝声讲了一次道，题目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在这次讲道中，倪柝声做了一些自我检讨。大意是说，一直以来，他对西方列强也有排斥心态，但仍然认为有些西方宣教士是真心来传福音的，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但是，随著“控诉运动”的开展，他想到，那些西方宣教士可以是很好的福音使者，却同时视租界现象（治外法权、外国兵等）为理所当然，这种不顾当地居民情感的态度，便是帝国主义的。从这件事可以说明，“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另─件事。有许多人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他总结∶一个人可以信仰纯正，但在政治上仍然可以是帝国主义的。
我们看到，倪柝声是从自己的真实感觉出发的。他的民族主义情结是真实的。而且，他也不想和新政府对抗。他只想在福音工场上多做事。他想区分基督信仰和政治立场，认为基督徒在反帝爱国的同时，仍然可以过正常的信仰生活。
比较吴耀宗之从社会福音出发、认为基督信仰应该服从於社会革新事业，我们看到，倪柝声与之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还有一件事，使倪柝声和聚会所无法融入当时的三自革新运动。聚会所本来就是一场摆脱西方宣教士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教会管理和神学观点上都缺乏西方色彩。当“控诉运动”在聚会所开展的时候，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发现，找不到控诉对象（因为没有帝国主义分子），整个运动冷冷清清，达不到预定的效果。
对於政府工作组来说，“控诉运动”目的是控制教会。没有运动，就无法改组，无法控制教会。
为了在聚会所开展“控诉运动”，政府工作组把矛头指向聚会所的一些保守教义和神学，如姐妹蒙头、属灵生活、广传福音等。为此，1951年底，倪柝声向政府投诉，三自革新委员会（政府工作组派出机构）借控诉运动之名，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即用现代派打击属灵派。然而，这个投诉反而导致倪柝声被捕（1952年4月10日）。
1953-1955年，各地聚会所教会陆续退出“三自运动”。於是，政府发现，聚会所抵抗政治渗透的力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的。1956年1月，政府逮捕聚会所主要同工。同年6月21日，政府宣判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
这场运动虽然打击了聚会所教会，但也导致了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未能收拢聚会所教会。“三自运动”最後自成一派，称为“三自教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倪柝声和聚会所成了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的“绊脚石”。
我们看到，倪柝声带领的地方教会（聚会所）运动，目的就是要成立独立的中国教会，走中国人直接跟随耶稣的道路。因此，聚会所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教会内的三自运动。“三自教会”成立之後，聚会所教会转入家庭，坚持自己的传统。
三方力量的较劲
从此，在中国基督教教会史上，出现了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的对立和较劲，出现了政府、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这三方力量之间的较劲。从现象上看，三自教会受到政府的控制和支持，成为中国基督教主流。家庭教会转入地下，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无论是三自教会成员，还是家庭教会成员（包括被捕入狱的传道人），虽然有不同政治立场，但都认为自己顺从了神的带领。当然也有立场不稳定者，比如，王明道入狱（1955年8月）不久，就写了检讨书，一年後（1956年9月）被释放出来。後因为内心失去平安，主动要求再度入狱。
中国教会向何处去？三自教会仍然公开聚会，人数在增长，越来越受制於政治需要。家庭教会仍然在传福音，活动受限制，越来越闭塞。这是令人困惑的状况。每一位寻找神的旨意的中国基督徒，都在祷告中呼喊∶神的带领在哪里？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著“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於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於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著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於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年之後，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於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後，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於落後、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於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於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後，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後，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克思主义学者，後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後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很清楚，无论是哪种立场，其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消灭宗教！！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此辩论中的激进派理论，终於成为政府宗教政策决策的根据。
新中国的第2个10年，其政治趋向是要消灭基督教教会（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其实，这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其他宗教也感受到生存威胁。进一步说，不仅是宗教，所有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总之，政府统战工作的核心，是在全国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至於基督教，最好在中国永远消失。
艰难中苦寻出路
上帝为何什麽允许这种事发生？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认为∶神把他们分别为圣，拣选他们为得救的“小群”。他们的秘密聚会一直没有从未停止。许多老传道人回忆，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在午夜或凌晨进行聚会。他们坚信，这个世界迟早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语永存。只要坚持聚会，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且在小范围内，政府似乎没有专门关注他们。在公开场合，他们也不再宣称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社会视野中，他们消失了。
三自教会在60年代的头几年，场面上仍然相当热闹。他们可以公开聚会，公开举行一些宗教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必须配合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徵，是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无神论。
对於许多三自教会领袖来说，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目的，一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二是为了教会能够公开聚会、为神做见证。现在，他们必须配合政府消灭基督教的总方针，这样下去，他们如何能够为神作见证？於是，许多加入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开始反思。然而，他们找不到出路。
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的神学泰斗贾玉铭，为了维持他所创办的上海灵修院，参加了三自教会。结果是，灵修院中的优秀神学人才，或被迫离开，或锒铛入狱。最终，贾玉铭非但没有保住上海灵修院，反而使自己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连祷告都感觉不到力量。正符合了当时政府宗教政策之目的。
这便是三自教会的困境。我们可以从一些县志或市志中读到相关的记载。根据《厦门市志》∶“1956年12月17日，召开厦门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正式代表173人，特邀代表23人。代表中有4个教派和23个基督教单位。1957年後，基督教界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活动渐不正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堂被‘砸’、被抄，教牧人员和教徒被‘批斗’，宗教活动基本停止。”
不同地区的县志和市志，在涉及基督教这段历史时，几乎用了相同的语言。从1954年到1966年，三自教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中淹没了。
家庭教会的秘密聚会，无法为神公开做见证；三自教会的公开聚会，也未能维持长久。中国教会在死荫幽谷中行走。三自运动催生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种存在形式，但是，时代的急剧变化没有给他们深思熟虑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们从容回应的馀地。
很快，中国就进入一场浩劫，基督徒则经历了更严酷的政治生活。面对这场狂风暴雨，中国基督徒能够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走出这死荫幽谷吗？神要对中国基督徒说什麽呢？神要对中国人说什麽呢？
文革和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於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後来终於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麽？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著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监狱呆了20馀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於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於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麽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於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後，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於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也没有世外桃源。这是人和人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人人自危，甚至亲人之间也常常相互举报。1975期间，在上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婚礼当晚，新郎向新娘传福音。第二天，新娘就举报了他。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新郎10年徒刑。这种举报亲人的事，当时屡见不鲜，乃是文革期间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因此，家庭教会的聚会必须更加秘密，更加不为人所知。不少教会，将聚会时间改为半夜或凌晨。聚会的地点，或者在荒野无人处，或者在布置得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单线的。除了在教会内，没有人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免得有人告密。
对於政府来说，所有的家庭聚会，一旦发现，立即取缔；无论是家庭教会的领袖，还是信徒，都立即逮捕、判刑和劳改。地方政府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如同捉迷藏。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赞叹、流泪的事情，见证著上帝的带领。但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也看到，家庭教会就像见不得人的秘密组织，东藏西躲。没有公开的福音宣讲，没有基督徒身分的宣告。圣经不在桌面上，信仰深藏不露，聚会偷偷摸摸。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除了赞叹上帝在家庭教会中的作为，除了相信上帝在历史上的主权，还是禁不住要问∶这就是中国教会吗？难道上帝要在中国建立秘密组织？如此，耶稣的名何以彰显？
也许，我们至少可以说，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小小侧影。但是，中国教会哪去了？
何为教会的基石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1517年），涉及了教会根基的争论。根据罗马教廷的说法，教会是建立在教宗身上的。这个说法，是以《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为据——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意思是‘石头’，编注），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太》16∶18）
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人。早期教会在传承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那就是，我们所信的来自於使徒所传的。使徒传承就是圣灵的洗礼。在仪式上，使徒按手传承圣灵，称为按手礼。历代的每一位罗马主教（教宗），都在按手礼中，从使徒彼得那里承传圣灵。这个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圣灵，乃是教会的基石。历代罗马主教既然承传了这圣灵，他们因而就是教会的基石。也就是说，教宗的权威来自圣灵，不可动摇。反对教宗的权威，等於动摇教会基石。
然而，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这种解释。他认为，彼得是在信心中向耶稣忏悔，因而耶稣把教会建立在他身上。而且，圣灵并不是在按手礼中传递的，而是在人的信心上进驻并与之同在的。这就是说，耶稣是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上，而不是在彼得的心思意念或其他什麽因素上。只有信心，才是教会的基石。
这场争论，对新教的教会观具有深远意义。我们看到，文革期间，基督教消失於中国社会的公共视野，但是，教会还在！因为，基督信仰还在中国人的心中！换言之，只要还有中国人持守著基督信仰，中国教会的根基就还在，中国教会就不会倒塌，不会消失。而且，随著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中，这些中国人的基督信仰，愈发深入他们的生存，成为他们生命的支柱，支配著他们的心思意念和判断选择。
於是，我们有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见证。这些见证在上帝的计划中，必将为人所知，散发能量，把上帝所拣选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这样的基督信仰，是在中国人的生存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是经历了考验的，因而是中国教会的真正基石。
在信心中的教会
在追踪中国教会的踪迹时，我们需要对“信心”一词有所界定。
路德谈过“信心”和“理解”的差异。他说，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麽，我们对经文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路德鼓励信徒大胆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生活。
信心是连接我们和上帝的通道。上帝藉著我们的信心，祝福并带领我们，而我们在信心中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带领。当然，人是在理解─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这就是说，神的祝福必须转化为信徒的理解─判断─选择，然後才能进入信徒的生活。
在路德看来，只要在信心中，这些理解─判断─选择，尽管不同，但都得祝福。而我们也发现，正是在信心中，中国教会的根基越来越扎实，一步一步地走出死荫幽谷。
对此，有几个代表性人物的信仰生命历程，是很好的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吴耀宗。在三自运动，吴耀宗成为中国教会的领袖。对此，王明道公开声明不予承认，认为吴耀宗属於“现代派”（自由派），因而是不信派，无法与之同伍（这是他不加入三自教会的主要原因）。吴耀宗对於自己属於现代派这一点并没有加以否定，但认为那只是神学立场之争，他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基督信仰。即使三自教会在文革期间，无法举行任何宗教活动，他仍然相信教会一定还会复兴。有一次，吴耀宗对三自教会的几个核心人物说∶“教会里人愈来愈少了，可能还会少下去。只要有50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存在，基督教有一天还是会复兴的。”（据罗冠宗回忆）
就历史进展而言，中国教会80年代的复兴之路完全超出了吴耀宗的所思所想，并没有依靠他心目中的那50位。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信心，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趋平静，得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1964年3月11日）
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事便是建立三自教会。因此，三自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乃是他心中最大的负担。吴耀宗（以及那些与之同工的三自教会领袖）的信心和负担，就是三自教会在改革开放之後，恢复和发展的动力。
王明道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非常害怕，略被威胁就答应政府，出狱後为三自教会工作。但是，出狱之後，他发现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去实现这一诺言。於是他主动要求重新入狱。他1963年9月21日被判无期徒刑时，他发现自己被逼上绝望的境地∶既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
从这个时刻起，他才真正地把自己交给上帝。正是这个信心，使他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活中，能够心平气和，说心里想说的话，做该做的事，甚至和监狱的管理员和干部争论。
在狱中，王明道感觉到的压力是，政府要求他放弃信仰。政府要求王明道改变对三自的态度。但是，王明道认为，三自运动是由一批不信派发起并领导的，接受三自教会就是放弃信仰。
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让他的国学知识有了显露的机会，令监狱干部大大地吃惊和敬佩。1979年，王明道了解到，他的事已经成了中国的外交事件（因为德国和美国都报导了）。於是，他在争论时愈发有底气，他宣告∶“我的事情是个大冤案，就跟岳飞的冤案差不多。” 政府要释放他时，他坚持讨个说法，拒绝出狱。最後，监狱管理员费尽心思把他骗出监狱。
王明道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持守了自己反对三自运动的立场。他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伸冤。他已经不去想中国教会的问题了。对他来说，三自运动已经把中国教会给毁了。而家庭教会的存在，他毫不知情。因此，他所持守的，仅仅是他个人的信仰。然而，当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王明道的个人信仰，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动力。
倪柝声则不愿意和政府对抗，甚至愿意合作，并参加三自教会。但是，他向政府控告，三自工作组在“控诉运动”期间，把宗教问题政治化，破坏地方教会。他因此被捕。政府对待倪柝声，似乎没有像对待王明道那样有耐心。进监狱之後，倪柝声相当配合监狱管理，不久就被任命为小组长，带领小组成员学习各种政治文件。尽管如此，监狱管理阶层却从未放松对倪柝声的监管，甚至不允许他开口祷告。
1967年，倪柝声的15年刑期已满（从1952年被捕算起），却未能被释放（他一直盼望出狱）。1972年，倪柝声因心脏病逝世，却被监狱方面鉴定为自杀，根据就是他的枕头下发现如下留言∶“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倪柝声接受了政府强加给他的罪名，不加申辩，相信这是上帝的主权所允许的。无论他的生活境况如何，他都深信，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种完全的交托和绝对的顺服！
但神似乎遗弃了倪柝声。20年的监狱生活，除了折磨之外，倪柝声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其他的看顾和怜惜。这种折磨的意义，似乎仅仅在於准备他的死。然而，倪柝声的信仰没有动摇。他深信这就是他的十字架道路。我们看到，当他走完这段路时，他就高高地举起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中国教会没有消失！中国教会因为这些中国人的信仰还在！中国教会就在他们的信心中！
作者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