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浩然谈研究会及其它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时任昌乐县政府研究室主任的马进给我打电话，说他将在第二天与秦晓鸣、郭建华、田志文等去三河看望浩然，问我有事没有。我这时候在县委办公室做文字秘书，没有多少“自由”，所以无法随他们去三河看望浩然，我在电话中对马进说，请他见了浩然老师和朴桥大姨代我问好。
几天之后，马进他们从北京回来，马进打电话把他们见浩然的情况告诉了我。马进对我说，浩然老师来昌乐的事，大概要等到十月份，一旦定下来，浩然会及时告诉这边的朋友们的。
十月十六日下午，浩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大约将在这个月的二十五日左右来昌乐， 他希望这次来昌乐能够抽时间坐下来修改他的自传体小说《圆梦》，但马进、郭建华、田志文等几位在上个月去三河见他时，同他商谈了两件事，一是关于在前东村建泥土书屋的事，二是关于成立浩然研究会的事。我说建泥土书屋的事我知道，但成立浩然研究会的事，这段时间没有谁跟我说过。
浩然在电话那边顿了顿，然后他又说起泥土书屋的事，他要我跟前东村支书田志文联系一下，要把一些工作早定下来，免得等他来了的时候再要他作决定，总的原则是越节省越好，越像农舍越好。我答应着，并在第二天给田志文打过电话。田志文在电话中告诉我，泥土书屋的位置已经确定，梁老师来的时候举行一个奠基仪式就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浩然携老伴儿杨朴桥，还有三河市委宣
传部外宣办的刘树滋主任，从三河来昌乐，在县宾馆住下。
记得那天下午我赶到他住的二号楼一一三房间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董泉才、副书记张怀安正与浩然交谈，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乐忠、研究室主任马进也在那里，我上前与浩然握过手之后想退出来，但浩然却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然后同我说话， 当然都是些客套话。我觉得有几位县领导在场，我同他的交谈很不自在。好在这么样坐了不长时间之后，董泉才、张怀安两位书记就有事出去了。
董、张两位书记走后，刘明珂县长又来，他这是第一次见到浩然，所以他们交谈的时间较长，而且他们交谈时我一直在场。
我记得刘明珂县长对浩然说过，希望梁老师这次来昌乐多住些日子，走一走，看一看，也可住下来写点什么。浩然说，打算到高崖水库住一段时间，写自传体小说《圆梦》的第三稿。刘明珂县长说，高崖水库清静一些，但那里条件差，不如昌乐宾馆这
边儿食宿条件好。浩然说食宿方面无所谓，只要能有个安静的环境能写东西就好。刘明珂县长就说，如果梁老师愿意去高崖水库，我给高崖水库打个招呼。浩然对刘明珂县长表示了谢意之后，又问刘明珂县长道，听汉宾说起过，刘县长在潍坊市文化局干过？刘明珂县长回答说，在文化局干过几年副局长，当时是公开考取的，来昌乐之前在团市委，来昌乐也三个年头了。浩然说他上次来昌乐是一九九二年底，过去几年里差不多每两、三年就来一次昌乐看看乡亲们，看看朋友们。
也就是在刘明珂县长与浩然交谈着的时候，郭建华、田志文两人先后来到，刘明珂县长与李乐忠主任就起身走出去，大概是商议接待浩然的酒会去了。
浩然与刘明珂交谈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刘明珂走后，浩然看了看我， 然后笑着对马进、郭建华说：“汉宾他太老实了！”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不仅当时我没有问他，后来我也没有问他。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到昌乐宾馆二号楼浩然住的房间找他，敲门进去，马进、郭建华二人正与浩然聊天。我坐下之后不久，浩然站起来，拉我到另一房间， 即跟随他来的司机褚师傅住的房间里，跟我单独交谈。
浩然说：“研究会的事先这么样吧！”他指的是先这么样在昌乐成立吧，因为当初，也即五年前的一九九○年初我跟几位文友们打算办成全国性的，而且，打算让马烽出任会长或名誉会长的。为此，浩然本人也跟马烽谈过，马烽欣然同意的。事实上， 那几年著名作家马烽也在做着浩然及其创作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曾读过他写的《浩然在大寨》等文章。
接下来，浩然同我谈了泥土书屋的话题，他说：“文化局方面有这种热情，前东村的田志文和乡亲们有这种热情，那就建吧，也省得那些书没地方放！”他指的是几年前文化局的几位领导从北京、从河北三河拉来的那些数百种浩然著作及部分手稿。
据我所知，这时候北京的通县建有浩然文学馆（或室），但那里没有多少浩然的著作。与北京的通县比，与河北的三河比，昌乐方面所持有的浩然著作虽然不是最全的， 但却是最多的。
我之所以说昌乐方面所持有的浩然著作不是最全的，是从版本上讲的。如《艳阳天》，从初版到以后，国内有数十种版本，而我们昌乐也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种。《金光大道》也是这样，《西沙儿女》也是这样，其他一些作品也都是这样的。至于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日文的、越南文的等几十种外文版的，那就更难找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浩然本人，也没有存全他的全部著作的全部版本的样书。
所以，单从版本学上研究浩然著作，就很值得做。但是，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人做。也就是说，从版本学上研究浩然著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还是一项空白。
在谈过研究会和泥土书屋的话题之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浩然评传》上，他问我， 在《浩然评传》的写作上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说，主要是没有时间，现在光领导交办
的公文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说，这事不用急，而且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答应着。稍沉默一会儿，我说：“梁老师寄我的那些剪报资料我都保存着，也都认真看过的！”我没有敢说因为搬家，我曾丢失过他写给我的一些信件和剪报资料。这时候，浩然又对我说，《圆梦》出版后，他会尽快寄给我的。我就问他，《圆
梦》之后，“文革”那段历史，也就是《心声》，还写不写，怎样去写。因为在这之前， 也就是上年底我在读过一篇报纸上的一篇“骂”他有“文革”情结的文章后，曾给他去过电话，在电话中我问他关于“文革”那段历史的自传体小说《心声》开始写了没有， 当时他回答说写完《圆梦》，他会立即写《心声》的。
现在，浩然听我又问及《心声》，他稍加思索之后，说：“写，只要身体还允许， 我肯定要写的！”
我说，关于《浩然评传》，有了《乐土》、《活泉》，有了现在正修改的《圆梦》， “文革”前的那一段好把握，就是“文革”那十年不好把握和评论。
浩然听了我的这番话，点了点头，沉思一会儿，再一次点点头，说：“就是这样的， 好多出版社的朋友们要我写关于‘文革’那段生活的回忆录，我却总是理不清个头绪， 一回想那个时候心里就乱……是诉苦？还是喊冤？或者是怀想、留恋？都不对呀！它不像《乐土》、《活泉》和《圆梦》那样……”
我静静地听着，没再插言问他，怕打断他的话。
浩然告诉我，有好几次他试着写“文革”那段生活，他找出“文革”时期的日记本， 找出“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后他写的那份“万言书”，想写那段生活和创作的回忆录或者自传体小说，但是，却无法下笔，找不到要写下去的那种感觉，很难写， 他说，等《圆梦》定稿之后，他能够静下来，好好思考一番，也许状态会好一些，能够写下去的。只要身体允许，只要找着状态，他是一定要写的。
我这是第一次听他说他在“文革”之后，还有一个“万言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问他，什么“万言书”？
他笑了笑，对我解释说，所谓“万言书”就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北京市文联恢复成立会议上的检讨发言，“万言书”是他自己的叫法。
我很小心地试探着问他，能不能把那份“万言书”复印一份给我？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说他回到三河之后，他就把他的那份“万言书”复印一份寄给我。
我笑着问他，“保密”吗？
他也笑了，说，都过去这些年了，无所谓“保密”不“保密”的，当初从会上检讨回来整理出来，本来是打算拿到《北京文艺》上发表的，但当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不同意发表。那位领导说，浩然同志已经把自己的过去说清楚了，再把他的检讨公开、扩大，没有必要嘛！所以当时就没有公开发表那份“万言书”……
浩然说这些时，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甚至我看到他的眼圈有些发红。他告诉我， 那时候尽管组织上已经认为他已经过了关，把“文革”中他与“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瓜葛说清楚了的，但是还是有人把他往死里整的。有人造谣诬陷他，说他是江青的面首，与江青怎么样怎么样，硬是想把他划到“四人帮”线上去，从而整倒他。
那个曾经在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时得到浩然保护的著名女作家，这时候不仅不为浩然说好话，反倒恩将仇报，造谣诬陷说浩然在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为了防震，独自一人占一辆面包车，当老作家管桦也想上面包车时，被浩然一脚从车上踢下来， 然后关上车门，飞驰而去……
浩然对我说起这事时，好像还沉浸在那时那种被伤害的痛苦里，他说：“我没有踢管桦。哪有这事啊！纯粹是胡说八道嘛！‘文革’时红卫兵揪斗老舍，她为了表示与老舍划清界限，‘揭发’老舍崇洋媚外，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鼓动红卫兵对老舍打骂……。这时候她看我倒霉了、背时了，又造这种谣言陷害我！”我听浩然说到这里，忍不住打断他，说：“这事问一问管桦，让管桦站出来一说，
不就清楚了嘛！”
浩然摇一摇头，苦笑一下，说：“你不懂。没有经历过运动的人不知道运动的厉害！我倒霉了，弄不好会成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谁还敢公开为我说话？”他说， 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人人自危，他挨整、倒霉，旁边的人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好人了。因为，经历过“反右”，经历过“文革”，善良的人们胆小了、怕事了，该说真话的时候不敢说真话了。
听浩然这么说，我不再说话。
许久，浩然似乎才从对过去的回忆中摆脱出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他说过的给我寄“万言书”的话，他说他回三河之后，把那份“万言书”复印一份寄给我……
2008 年夏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