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浩然的一次长谈
一九九二年冬季，浩然愉快地答应昌乐有关方面的邀请，于十二月十四日，由提前一天去三河接他的郭建华陪着，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向昌乐行驶，下午四点多到达昌乐宾馆。
这天上午，我曾给他在三河的家中打过电话，那时浩然正在向昌乐行驶的路上，电话是浩然夫人杨朴桥接的，她对我说，浩然身体不是很好，要我转告浩然注意保暖，并说有什么情况往家里打电话。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朴桥大姨的健康状况比浩然老师的差，但她还是挂念外出的浩然的身体。毕竟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第二天早上，浩然要郭建华给我、马进、萧云龙、秦晓鸣、田恒林、田世昌、赵守诚、徐竟成、王庆荣等打电话，定好傍晚一块儿到县宾馆同他吃饭。临近中午，浩然又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我可在下午一点半后到他住的房间里单独谈。
下午一点半，我如约而至。浩然已早早坐在沙发上等我了。
我们握手寒暄之后，我即在他的旁边坐下，我先问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他说可能还是更年期综合症的原因，睡觉不好，而且容易没有来由地烦躁。我说要注意休息好才是。
浩然没有跟我再沿着“健康”话题往下谈，而是直接跟我谈他这次来昌乐的要做的事情，一是到潍坊出席由他主编的《潍坊泥土文学丛书》的首发式；二是在朱刘镇出席艳阳天大酒店开业仪式。这两个仪式他都要讲话的。
我问道：“上次你说研究会的事由他们去办，我在这边也就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事，看来这次还不能成立的？”
他回答道：“他们邀请我来的时候，以及昨天我来到这里之后，他们谁都没有提这事，我也更不能提这话题，好像谁都在回避这个问题似的。我说过的，我活着的时候做不成，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再做也许更容易一些的！”
一谈到研究会，浩然总是说“死后”怎么怎么的，像是挺悲观的样子。弄得我也不好再谈这个话题。我只好改变话题，问起报纸上报道的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授予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的事。
他说：“是有这事的，我还把他们寄我的信函带来了呢！”说着他起身要去里间找这封信，却又停下来，问我道：“用英语写的，你能翻译吗？”
我说：“英语我学过的，但学得不好！我可以问一下我们办公室的朱英平秘书，
他曾陪县委领导出访过加拿大和美国，做口语翻译，他肯定能译好的！”他重新坐下来，说：“那你先问问人家，别太唐突了！”
我答应说，回办公室之后我即跟朱英平说一下，看他能否帮助翻译。
接下来浩然向我说，现在对浩然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他所知道的，英国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及欧洲的一些文学家有研究的，日本的一些大学有研究的。我们国内“争议”、“争论”的多，真正从作品入手，进行文本研究的却很少很少。
我问他道：“您说的要给您写评传的那位作者又出新的文章没有？”浩然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我以为他可能困了，需要休息。便试探地对他说道：“您先休息一下吧？！”
他朝我点着头，示意我别起身，说了声：“再待会儿！”那样子是还要继续跟我谈。我便重新坐好，等他说话。
他稍稍沉思一会儿，说道：“那位作者……怎么说呢？我看他也不是不勤奋，不过，就是有点儿拙！”
我看着他，不说话。
他看我不明白他话的意思似的，就又重复道：“有点儿拙！”又跟上一句：“主要是在研究与批评的方法上，具体写法上！”
因为我只听浩然说起过这个作者，但却从来没有读过他写的东西，所以浩然在对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只是听着，无法插言。
“他说是写人的评传，”浩然继续对我说着，“却用一种类似于章回体小说的写法，连每章的题目都工整、对仗似的。内容呢？又都是干巴巴的说理，让人读起来费劲不说，还没有味道！”
我听浩然讲到这里，忍不住问道：“他写完了吗？”
就见浩然摇了摇头说：“没有，没有，他给我寄了有三、四章吧，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大概是他自己也觉得这么写下去不行的！”说到这里，他稍停一会儿，又说：“后来听说他下海经商了！也难怪，现在的文人太穷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浩然的说法。同时，也想继续听他说下去。却不想就在这时候，浩然这样问我道：
“汉宾，如果让你写我的评传，你会怎样写？”
听他这么问我，我有些愣怔地抬起头来，望着他，嘴里却说不出什么。“嗯？”浩然又向我问道。“我，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回答道。
我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也只有这么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考虑考虑再跟我说说看。”浩然对我说。我看见他这时脸上微笑着看我。我觉得好像在他说这句话之前，他一直没有笑过。
“你考虑考虑，”他依然微笑着对我说着，同时站起身来，“我稍稍休息会儿，你先回去吧！晚上我们一块儿吃饭，你早一点儿来吧，我们接着谈！”
我忙起身告辞……
回到县委办公室，我即找到我的同事朱英平，问他能否帮浩然翻译一份英文材料。朱英平问我材料篇幅有多长，我说大概不会太长吧？他很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再到县宾馆二号楼一○三房间见浩然的时候，大约是下午三点半左右，我问他休息得怎样，他说睡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我对他说我的同事朱英平愿意为他翻译英文材料，他要我转达他对朱英平同志的谢意。
接下来我们继续谈关于他的评传的话题。
我说，在今天之前，我真的没有考虑过为他写评传这个问题。不过，倒是考虑过《论浩然》之类的专著的。
浩然听我这么说之后，对我说道：“你说得再细一点！”
我就把我想写的内容大致跟他谈了谈。我想全书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可以叫“总论”，也即写我对他及他的作品，他的文学活动等作出总的评价；第二部分可以称作“各论”，对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重要作品分别进行评论；第三部分是“余论”，在这一部分写我的思考，以及一些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问题……
我说着，浩然听着。我讲的时候，整个过程他几乎没有插一句话，除了因为我口音不清或声音过低他听不清的时候问一声之外，他一直都是认真地听着的。
直到我说完了，不再说了，他都没有立即说话。
就这样沉默了足有两分钟之后，我才小心地说了一句：“想的不细，不知梁老师觉得怎样？”
他想了想，笑着对我说道：“有点儿书生味！”
我当时对他这句话的理解是，我要写的内容及方法不通俗，不像是写给一般读者的书。这时候，外面有人敲门，我起来开门，走进来的是几位文学作者。浩然对我说道：“这几天再抽时间谈！”
几位作者是利用吃饭前的这一段时间，来与浩然一起合影留念的。
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文学界的朋友们共同敬浩然的酒里，有一杯是我提议的，祝贺浩然老师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的，大家响应，共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浩然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祝贺，一盅白酒一口饮下……第二天下午，我的同事朱英平告诉我，他为浩然翻译的英文材料已经译出来，我
与他一同去了县宾馆浩然那里。
浩然对朱英平表示了谢意，并说他还要给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写一封回信，也请朱秘书帮助一下，翻译成英文。朱英平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过了几天，浩然给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回信写好后，果然又让朱英平帮助翻译成英语，我记得当时朱英平坐在打印室的电脑前，一个键一个键地“摁”出了那封浩然回信的英文稿。这封英文信朱英平打印出来之后，曾让浩然过目，浩然不懂英语，当然不会看的。最后，这封浩然给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回信，也是朱英平去昌乐邮局发走的。
那天下午在浩然住的房间客厅里，送走朱英平之后，浩然又与我单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继续着昨天的话题。
这一回是我主动谈的。我对他说道：“昨晚我回去之后没有睡好，想了很多。”他笑着说：“你说说看！”
我说：“关于《浩然评传》，现在要做的话……”
浩然打断我，说：“不一定现在要做，就像研究会一样，我活着的时候做不成，就等我死了之后做！”
我看了看他，他依然微笑着。并没有因为说到“死了之后”什么什么的而带有一丝伤感。
他要我继续说下去。
我说，我考虑了许多，我觉得，要写《浩然评传》，让我说，主要在两种写法，一种是，就是写我眼里的浩然，我所研究的浩然，我所研究之后形成我的观点我的思想里的浩然。当然，这里面也可能有几个浩然，也即几个不同时期的浩然，或浩然人生的不同阶段里的浩然。但“这一个”浩然或几个不同阶段里的浩然，都是我个人的研究结论，尽管可能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也会借鉴、吸收别人的一些观点，但这种借鉴和吸收，完全是在充分消化之后，融汇到我的观点、我的研究成果中的，写一个“我的”浩然……
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看到浩然不停地点头。当我说完这种写法的时候，他又让我谈谈另一种写法是怎么想的。
我接着谈了我考虑的第二种写法。我说，我认为另一种写法也可以用的，那就是评述和直接引用别人的观点。同一时期或同一事件或同一作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叙述、都引用，而“我”在里面，是属于纯客观的描述者。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我”去评述浩然……
我还没有说完，就见浩然摇了摇头，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个显然不好，有些混乱，而且也肯定写不出味道，太干巴，读者不会买帐的。”
我还想强调这后一种评传的优点，便说道：“这样有学术味啊！”浩然说，这不是“学术味”，而是“书生味”！
看来，他只对第一种评传的写法持赞同的态度。他说：“还是你前边说的那种写法好写，但要写好不容易！”
我说：“我试试看！”
他笑道：“我等着！”
我笑不起来，很认真地对他说：“我还要充电的，仅仅靠到‘泥土书屋’去读您的那些著作大概还不够！”
这时候浩然也收敛了笑容，对我说道，要把它当作一种事业，一种学问。还要看到，这不仅仅是你和我个人之间的事，更主要的是为十亿农民。还是那句话，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写农民，给农民写”。
他还对我说，这事急不得，要从长计议。他说我还年轻，年轻在这方面也是一种优势！
说到年轻，他再次问过我的年龄，我回答说我正好三十岁。
“我比你大了整整三十岁，”他用很有感慨的语气说道，“六十岁了，我已经六十岁了！”
稍停一会儿，他又说道：“我三十岁开始写《艳阳天》的。”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嗯哦”地应着。或许这时候浩然只是很随意地这么说的，我却感到了惭愧，也感到了刺激。我心里这样诘问自己：“浩然老师的三十岁是什么样子，你的三十岁又是什么样子呀？”
“那时候年轻呀！不怕熬夜，写得顺手的时候，一天能写一万字！”浩然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这时候，我心里不再胡思乱想，而是问了他一个好久以来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梁老师，让您自己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作品，您更喜欢哪一部？”
浩然被我这一问题问得一怔，他看了我一会儿，说道：“没有人……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比较过，或者无法比较它们两个哪一个我更喜欢！”
我静静地听着，听他说出他更喜欢哪一部。
浩然沉思了会儿，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艳阳天》三卷本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它，一些文学前辈，特别是叶圣陶老，还有郭沫若老，或写文章夸它，或当着我的面说它好，我自己也觉得它好，为什么？我觉得它紧凑啊！可是，《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出版后，特别是我在完成第三部之后，写第四部的时候——第三、第四部都没有出版——我又觉得《金光大道》更好一些！”
谈到《金光大道》，谈到《艳阳天》，浩然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说我听，这天下午他除了跟我谈他的这两部重要作品外，还特别谈了《西沙儿女》。我记得，当时浩然在跟我谈到《西沙儿女》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写它的时候我怕写不好，直到稿子写了近一半了，我还拿不准，对能否写下去心里没有数。但当我写完之后，特别是出版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它的时候，我心里对自己说，今后再也没有我浩然写不了的东西了！当时我还产生过创作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念头，甚至请我的好朋友，熟悉工业题材创作的李学鳌帮我联系体验生活的厂矿。
当然，这也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已。
浩然的这一段谈话，仅是当时的大体意思。现在我写这篇回忆和纪念浩然的文稿时，只能凭借那天我记的日记，努力地回想。
这天下午，浩然还从《西沙儿女》谈到了江青，谈到了在“文革”后期他与江青的几次见面和谈话。
这是我与浩然认识以后，并经过几次面对面交谈之后，第一次跟我谈江青。
他说，他第一次见江青是一九七四年初的一天，他被北京市委派人从他正在下乡采访的延庆县接到天桥剧场，陪江青看戏。在当时，能够与江青坐在一起看戏，在一些人看来是很光荣，很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但是，当时他却没有这种感觉，反倒是觉得浑身不舒服，小心、紧张的骨头痛，根本无心去看戏里的故事、戏里的人物，甚至看一晚上戏都记不起那戏的名字。
更让他感到不对劲的是，他浩然还没有进入到江青的那个圈子里，已经是那个圈子里的人的他们——于会泳们——却已经对他流露出嫉妒的眼神，似乎是他浩然的到来，会挤走他们中的哪一位一样……
也是在这天下午，浩然跟我说过，等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写完的时候，他要把“文革”这段生活写一写，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特别是与江青的瓜葛说清楚。他甚至把这部书的书名都想好了，就叫《笼罩在江青的影子里》，他跟我说了这书名之后，又问我道，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儿故弄玄虚？
我说，是有点儿那个，让人觉得不朴实，而且，作为书名也太拗口。不如《乐土》、
《活泉》的书名好。
他略一沉思，说道，我曾打算叫《心之声》的。
我摇了摇头，说，还是应当两个字的，就像《乐土》和《活泉》那样。他又说，要不就干脆叫《心声》。
我说，叫《心声》肯定比《笼罩在江青的影子里》好的！
2008年春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