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梦自己圆”
一九九〇年秋天浩然在昌乐县高崖水库完成第二部自传体小说《活泉》的初稿，回河北三河之后不久，又进行了修改，完成了第二稿。
他曾写信对我讲过，待《活泉》出版后，一定寄赠我的。但是，在他完成它的初稿离开昌乐之后，他给我寄过他新出版的《碧草岩上吹来的风》、《男婚女嫁》等，但我却没有收到《活泉》。等我给他写信提及他的这部自传体小说时，他给我寄来的是《活泉》的清样校对稿，我这才明白《活泉》其时还没有出版单行本，他看我写信“逼”他，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校对清样。
这样，除了浩然本人，大概我是最早读到《活泉》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少数人之一。这使我感到荣幸，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压力”，而这种“压力”，是因为一位长者对于一位年轻晚辈的信任。
读这份《活泉》清样，我不再像得到他赠我《乐土》时那样读得懒、散、慢，我差不多是只用了几个晚上便读完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气读完的。现在回想起来，《活泉》这部自传体小说——以及它之前的《乐土》，还有它之
后的《圆梦》——并没有因为它是“自传体”小说而失去它应有的可读性，更没有因为它是“自传体”小说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反，它吸引读者的不仅是它有故事，更主要的是它里面曲折坎坷的人物命运。或许是因为浩然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下大功夫写“人”，因而使得读者没有感到是读“自传”，而是在观看一部充满恩怨情仇的舞台剧。它的人物一个个都写的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而且人物从心理到行为都是复杂多变的……
读完《活泉》我在稍加“沉淀”之后，便着手写它的评论文章。几乎是一气呵成，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一篇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为有源头活水来——评浩然的自传小说〈活泉〉》写成。这篇评论我仍然没有寄浩然看，而是在誊写好后，拿给了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郭建华。郭建华在读了之后，认为写得不错，还很热心地给山东省作协的一位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我连信带评论稿一起寄给这位兼任《山东文学》社长、主编的副主席。我按他说的做了。不久之后的一天，郭建华打电话对我说，这位副主席把我的评论《活泉》的稿子推荐给了《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家》已将稿子编好，在当年的第一期或第二期刊用。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收到过《文学评论家》的样刊或稿酬，也从来没有收到过《文
学评论家》的退稿信。那篇我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学评论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这种事情我遇到的太多太多了。我甚至对此都有些麻木了。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六年了，当我仅凭记忆和日记中寥寥几句记录回想这些事的时候，我却心疼那篇丢失的稿子了。我心疼的有些落泪，我心疼的有些欲哭。
我的泪，我的哭，会是因为一篇丢失的稿子吗？不是，当然不是！
这种欲哭的情绪，从得到浩然去世的噩耗，到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送行，到现在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一直不断地涌动在我胸间。那是因为我再也见不到他慈和的面容，再也听不到他亲切的声音啊！
我至今不知道浩然知道不知道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为有源头活水来——评浩然的自传体小说〈活泉〉》的评论，我也从来没有问过郭建华跟浩然说没说过这件事……
我却知道，我在电话中跟浩然谈过《活泉》后半部的一些不足，说它的后半部不如前半部那样在叙事上从容，说它的后半部写得仓促，让人读来有种草草收场的感觉，等等。甚至，我还把它的后半部的不足写在随笔《读残书》里，现在想来，我心里很自责很自责，要知道，人无完人，同理，书无完书啊！对一个我一向敬重的长者、良师说他的书的不足干什么呢？
我在自责过之后，有时候又这样安慰自己：也许他不会怪我的！他不是答应着，表示愿意接受我的意见和建议吗？他不是对我说过，再写第三部自传体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把后半部写好吗？
但愿他从来没有计较过我这样一个晚学后生对他作品的批评和建议。
其实，我的自责肯定是多余的。因为他后来在写第三部自传体小说的时候，多次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愿意多在后半部上狠下功夫。
现在我们都知道，浩然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的名字是《圆梦》，可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最初的时候它不叫这名字的，而是叫《好梦自己圆》的。在他完成初稿，准备再写第二稿的时候，我给他提过建议。
我对他说，他的自传体小说前两部的书名分别是《乐土》、《活泉》，都是两个字，为什么第三部又改了，不再是两个字的呢？我觉得还是应该两个字的好！他就问我，哪两个字呢？帮我想想，“美梦”如何？“好梦”如何？我听了他这样问，便不加思索地说，干脆就叫《圆梦》吧！他沉思片刻，说了一声：“好，圆梦好！”表示接受我的这个改书名的建议。
我似乎还怕他不接受“圆梦”这个书名，仍旧叫《好梦自己圆》，就又对他说道，“好梦自己圆”，这不是否认了你在实现作家梦的过程中，别人给你的帮助与支持吗？比如叶圣陶，比如郭沫若，比如茅盾，比如巴人，比如郭小川，比如……
我一连说了好几位他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些对他有过帮助的长者的名字，又加上一句：“可别让人家再说你是个人主义啊！”我说这一句时，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的，或许正是这一句玩笑似的话，促使他下定决心，放弃“好梦自己圆”的书名，改用“圆梦”这一书名的。
现在看来，单就书名而言，与《乐土》、《活泉》的工整、对仗相比较，“圆梦”还不是最理想的书名。浩然是一个很注重为自己作品起名字的人。但是再为《圆梦》找一个像《乐土》、《活泉》那样既深有寓意又名副其实的书名，怕是很难了。
都说作家创作一部作品就像亲生一个孩子，为作品起一个书名就像为孩子起一个好的名字，这在浩然身上真是体现得最充分、最完美了。也难怪浩然为他的孙辈们起名，干脆用他小说的名字了，如孙乐土、梁活泉……
浩然爱他的作品像爱他的孩子们一样，或者说，他爱他的孩子们像爱他的作品一样！
他太热爱、太执著于文学事业了！这就是浩然……
说到《圆梦》，我想再说说浩然对它的修改。
上面我说到的为他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圆梦》取名字的时候，是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的事。这时他正在北京密云雾灵山庄一号别墅里写他的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的第三十八章——当然是初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框架”。
在此之前的九月初，我曾接到浩然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刚来到雾灵山庄，打算在这里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起草他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即“雾灵山庄别墅一号”的电话号码，他对我说这期间如果跟他联系，就打这个电话。他在这次给我的电话中还向我简单介绍了雾灵山庄的情况，他说这是一个避暑胜地，在密云水库以北的燕山主峰处，海拔两千多米。还说那地方很凉爽，九月初北京的天气还很热，而在雾灵山庄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看来他对这个地方很满意，他还说他有信心在这里写好第三部自传体小说的初稿，也即“框架”。
这第三部自传体小说的再稿，他曾跟我说过要来昌乐写的，为此，我还跟时任昌乐县县长的刘明珂汇报过，刘明珂县长要我转告浩然，他非常欢迎浩然来，并保证为浩然的写作提供方便。
但是，最终他也没有到昌乐来写这第三部自传体小说的再稿。而是由北京市委出面联系，在北京的平谷西峪水库等几个地方写完再稿的。
浩然在写他的《圆梦》再稿的过程中，多次跟我通过电话，还写过几封信。他告诉我，有了那个“框架”稿，他再写它就不那么打怵了。他之所以称它的初稿为“框架”而不是提纲，是因为他写再稿时基本上是“见疏而填”，即情节紧凑和密实的地方基本不动，稀疏一些的地方则再往里填加内容。而且在“填写”更为详细的故事情节内
容时，并不一定是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顺序依序而写的，而是先写记忆清楚、印象深刻和有激情的章节。
他说，他的那种先打“框架”再往里填空和扩充情节和内容的写长篇的“秘决”，是三十几年前受创作《艳阳天》的启发，也算是一点经验吧，当初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时，全部小说的长度只有二十万字。当时一位文学编辑在读了《艳阳天》的初稿后，对他说，这么好的题材这么好的材料，只写个小长篇有些可惜了，应当再写“大”一些！他采纳了这位编辑老师的建议，一稿又一稿地“填空”、“扩充”，使得它最终成为长达一百二十余万字的三卷本。
浩然在写《圆梦》修订稿时，曾对我说过，为了把它的后半部写好，避免像《活泉》那样后半部显得有些仓促的不足，他这回儿采取“倒着走”的办法，即先修改、增补后几章，依次倒着来，最后修订前几章……
听他谈《圆梦》谈多了，我就越发想早早读到它。但是，这次他没有像《活泉》那样把它的校对稿给我让我早睹为快，而是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他才寄赠给我。我在捧读、思索之后，写了篇评论，即《我读〈圆梦〉》。后来这篇评论发表在《苍生文学》上。
2008年春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