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浩然
——兼评短篇小说《衣扣》
回顾1994年的中国文坛，最充满“火药味”的文学批评，莫过于由《金光大道》第一、二部的再版及其第三、四部的新出版而引起的争议了，以及爱屋及乌和“恨屋及乌”，由此对它的作者浩然同志的褒与贬。应该说，如果这种批评仅仅在出版界和文艺批评范围的话，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现象。
过去的一年的确是浩然同志的“丰收年”，除《金光大道》外，他的另一部六十年代的代表作《艳阳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百花文艺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也先后出版了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我有幸得到他寄赠的这些作品，并在冗繁的案头工作之余挤时间捧读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脑中风”病愈之后，浩然同志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创作，更加繁忙地从事他非常珍视的文学活动，这确实令人高兴，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终生“写农民，给农民写”，真正被千百万农民读者所喜欢的作家。
再读浩然，我认为其缘由其意义与其说是人们被当今文坛五彩缤纷的小说创作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意欲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寻找安慰，倒不如说是人们想从浩然的小说中重新认识昨天、思考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大地上，富有诗人般浪漫色彩的“集体农庄”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早已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经营的“富裕不足、温饱有余”的千家万户和鹤立于千家万户之上的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千万元户。那么，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如何认识和了解在新中国曾经有过二十多年辉煌的“集体化”历程呢?又如何去评价那段历史？人们开始从反映建国初期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寻求答案。
通过这些作品，老一代读者追忆、反思从前那段难忘的岁月；新一代读者，则从中形象地观察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文学以及那时作者对生活的认识。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今天的读者“再读浩然”，恐怕未必值得那么投入。难能可贵的是，浩然同志并没有像有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这些年并没有拿出过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而是在新时期以来不断地推出反映农村新生活的作品，如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的长篇小说《苍生》，中短篇小说集《嫁不出去的傻丫头》、
《碧草岩上吹来的风》和长篇小说《山水情》《乡俗三部曲》《迷阵》《晚霞在燃烧》，以及五卷本的《浩然选集》等，还有受文艺界好评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乐土》、
《活泉》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浩然同志因为致力于编刊物、编丛书和辅导文学新人等文学活动，加之这期间身体欠佳，因而较少坐下来静心创作，这常常使他感到苦恼。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事业的孜孜追求。在经过短暂的沉寂和对文学、对人生，尤其对农村现实生活进行思索之后，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作激情，于去年5月5日，“一时心血来潮，草出一个名叫《衣扣》的短篇。这是我进入九十年代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作品……”（摘自浩然1994年6月15日给笔者的信）。
这篇发表于《苍生文学》（1994年第4期）、《作家》（1994年11期）上的短篇小说《衣扣}，一改过去浩然同志所擅长的在大场景下层示人物风采、塑造人物群像的写作方法，而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逼近人物，把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把一个精明能干、忍辱负重的农村妇女形象刻划出来。它不太注重情节——整篇小说不过写了一个贼潜入一农村少妇家中伺机作案而被发现后反锁在屋里，少妇喊来人翻遍了家里却没捉到贼，可就在她准备入睡时，那贼却从水缸里蹿了出来，并奸杀了她——而注重人物心理描写，通过这一普通劳动妇女在遭奸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大容量地揭示了当前农村社会中经济的、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各类矛盾冲突。把一个过去人们经常听到过的“贼藏水缸”的老掉牙的故事处理成这样一个“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以心理描写见长、思想内涵丰富的短篇小说，实属不易。
综观浩然创作——包括他已出版的两部自传体小说和起草完毕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从《乐土》到《衣扣》，其作品反映的农村社会生活的时间跨度，恰好是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末。我们不妨这样说，“农民作家”浩然同志的作品，其实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奋斗史。这在我国当代作家中，浩然同志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这样看来，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授予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完成短篇小说《衣扣》之后，浩然同志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他第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中，日前浩然同志致信笔者，他的这部暂名《圆梦》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已完成初稿，很快将付梓出版。我们热切盼望他的这一新作早日问世。
1994年12月写于昌乐
（原载《桥》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及《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