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浩然在一起的日子
自1960年春天到东村下放劳动算起，浩然先后6次来昌乐。昌乐的同志去河北省
三河市看望浩然，也有近20次，其中我参与的有14次。不论浩然来昌乐还是我们去三河，与浩然相见，都是我的节日。与浩然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快乐、最舒心、最充实、最激情澎湃因而也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从1983年9月浩然重访昌乐开始，只要他来到昌乐，我都被安排做接待工作，充当一个相当于秘书的角色。我没有做过秘书，也不是做秘书的材料，虽然尽心尽力，但总不周到，丢三落四的事情时有发生。浩然毫不在意，只是有时开着玩笑说：郭建华你不会做官。我立刻明白，我的工作又出现失误了。有一次，县委宣传部长陪浩然吃饭，浩然开玩笑说：郭建华不会做官。我笑着说：梁老师，你这不是砸我的饭碗吗？你应该在我们顶头上司面前多美言几句，让部长再提拔提拔我。大家哄堂大笑。
陪浩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高崖水库管理局。在高崖水库管理局接待室最显眼的位置，挂着浩然的一幅题字：“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的第二故乡，高崖水库是昌乐财富源泉，是我力量和智慧源泉。我永生不会忘记昌乐和高崖水库的水。”1960年，浩然在水库工地上抬过土，写过水库史。他在这里结识和熟悉了许多普通劳动者，他们是寻常百姓，又是极具人格魅力、令人感动和尊敬的英雄。他们与浩然共抬一筐土，同吃一锅饭，把心窝子话掏给浩然。他们后来成了浩然的学生，朋友，成了浩然作品中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浩然还在这里构思和草成了《车轮飞转》等一批脍灸人口的小说作品。
就是这样一种缘份，把浩然与高崖水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浩然每次来昌乐，有两处必去的地方，一处是东村，再一处就是高崖水库。不仅他自己去，他还带了女儿春水去过，带了老伴杨朴桥去过。他还曾设想，哪年趁暑假期间来昌乐，带孙子大海来高崖水库看一看。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亲戚越走越亲。频繁的来往，使浩然与高崖水库的感情更亲更近，鱼水难分。高崖水库管理局把浩然的到来当成水库的盛事，拿出自己生产的苹果、葡萄和鲜鱼款待浩然。浩然便与他们开怀畅饮。浩然与水库管理局的领导、水库招待所的老管理员，以至工作人员，都成了要好的朋友。浩然率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还打来越洋电话向高崖水库的朋友们致意。
1990年10月，秋高气爽。浩然出席过县文化中心大楼的剪彩仪式之后，兴致勃勃地来到高崖水库。用他的话说，这次他是来水库“下蛋”的——他要在这里起草他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活泉》。他说，一来到高崖水库，他的情绪就特别好，就来劲儿，就有灵感。为了不互相影响，我们每人住一个单间。生活和写作极有规律。清晨，浩然起得很早。我走出招待楼的时候，他的身影早就出现在水库坝顶上。他在那里一边
听收音机，一边等我。此时，他起码已经起床一个多小时了。因为他有一门必修的“早课”——每天必须蹲厕所一个多小时。我们沿着坝顶，边走边聊，从北头走到南头，然后进入坝下那一片密密的槐树林。丰富的负离子使槐树林内空气格外清新，还有林间百鸟的鸣啭，真如仙境一般。出槐树林，豁然开朗，是宽阔的汶河滩。道路不再平坦，时有坑坑洼洼。我试探着跳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浩然也不甘示弱，竟也跟着跳了过去，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得意。转下这一圈来，耗去一个多小时，该吃早饭了。晚饭后，又是这么一圈，伴着夕阳，有时则踏着月光，另是一番情趣。吃饭就在水库招待所的水榭餐厅。踏桥进去，周围一片水，水中养着鱼，一群一群地在水面上浮游。菜很简单，但口味极好，搭配也很合理。四个小盘，往往两盘鱼，一盘荤菜，一壶白酒，烫过。牛眼大小的酒盅，浩然每顿喝一两盅，慢慢地啜，一边喝一边感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饭食很有地方特色，浩然最喜欢吃的芋头和煎饼是必不可少的。整个上午和下午，浩然都埋头写作。他的效率很高，每天能写五千多字。他说，我的这一遍手稿是天书，几乎只有我自己能看懂。但这样搭起了架子，再改起来就轻松多了。因为视力的原因，浩然每天晚上一般不写作，我们就聊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晚上是我收获的黄金时刻。浩然有时晚上主动去找水库管理局的同志们闲聊。他与他们聊得很投机，也很开心。
这一次浩然一共在高崖水库住了近20天，是他在这里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
收获最大的一次。他在这里写下了10多万字，基本搭起了《活泉》的架子，草拟了大散文《东村的乡亲们》。浩然还收获了友谊。20个日日夜夜，浩然与水库管理局的同志们朝夕相处，这段美好的时光令他终生难忘。临别时，浩然与他们一一合影留念，把永恒的友谊印在了瞬间。
我这次陪浩然，除了完成“秘书”的任务，还做了点“私活儿”——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我把其中的一篇拿给浩然看。看过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可以打70分。我笑着问：
多少分可以发表？他笑答：及格嘛，当然是60分！他就将那篇小说带回北京发表了。去三河探望浩然，也有许多印象极深，回味无穷的故事。1988年9月，我与昌乐
县政府研究室主任马进、县文化局副局长韩恩荣去看望浩然。我们按约定在通县浩然女儿春水家与浩然会合，然后驱车去北京。赶到浩然在月坛附近的家，天色已晚。当时北京的住宿还比较紧张，当务之急是先找旅馆。浩然先带我们去了他家附近他较为熟悉的一家旅馆，一打听，方知正在停业修整。浩然又带我们去了一家什么公司的招待所，接待人员冷冷地说没房间了，毫无商量的余地。又接连找了两家旅馆，都吃了闭门羹。我当时就纳闷：浩然这样著名的作家，在北京竟然敲不开一家旅馆的门，真是咄咄怪事。浩然显得很无奈，慨叹道：出了北京城，到处是我浩然的天下！
当晚我们就住在浩然家。杨朴桥住在三河，马进跟浩然睡一张床，枕着杨朴桥的枕头。两人拉了大半夜的呱儿。韩恩荣睡在浩然的小儿子秋川的房间里。秋川刚结婚
不久，小两口大概出游去了。早上起来，浩然亲自动手，将韩恩荣睡过的铺盖抚平，尽量恢复原来的样子。他诡秘地笑笑，说：“别让他们看出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浩然的大儿子红野是民族饭店的电工班长。我借他的光，在民族饭店电工班的值班室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驱车去延庆。到县城后，先去了县文化馆。延庆县文化局、文化馆的几位领导和文友早已在那里等候。见了浩然，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气氛热烈而融洽。谈笑间，浩然半开玩笑地对一位领导同志说：“XX的职称问题你得关照啊！XX是老作者了，写了不少好东西，别让老实人吃亏呀！”那位领导同志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有你浩然说话，我们敢不照办吗？”大家笑起来。那位被浩然点名关照的老作者只是跟着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看上去人的确老实。
中午，我们返回八达岭。八达岭是延庆县的辖地，这里寸土寸金，是延庆县财政收入的一根顶梁柱。我们冒着霏霏细雨，饶有兴致地游览了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中午，在游览区内的一家宾馆就餐，酒菜极丰盛。席间，延庆县的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以及这家宾馆的经理轮番向浩然敬酒。浩然便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主人。浩然笑着悄悄地对我们说：“知道吗？我们今天享受的是‘国宴！’”原来这是八达岭最高档的宾馆，许多外国政要甚至国家元首来八达岭参观，就在这里就餐，饭菜也是这样的规格。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到这等“国宴”待遇，原因是延庆县的县委书记是浩然的学生。“出了北京城，到处是我浩然的天下！”浩然的这句话得到了验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走到哪里，浩然在介绍我们几个人的时候，第一句话总是说：“这是山东客人，山东昌乐的，我的朋友！”口气极郑重，又很有几分自豪。然后他便一一介绍我们的职务、姓名，说到我的时候，还要加上两个字：“作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在浩然面前，我算什么作家？但是浩然却非常注重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忘记介绍过。有一次浩然带我们去燕郊行宫宾馆吃饭。在京东，这家宾馆的档次也是数得着的。主客是河北省邢台市的市委书记，特地来拜访浩然，聘请浩然当邢台市荣誉市民的。临行，浩然特地嘱咐我：建华，把你的书带上几本！我一时茫然。浩然笑笑说：书是最好的名片，比什么名片都管用！于是我带上自己刚刚出版的小说集，在燕郊宾馆分赠给邢台市委书记等客人。我后来渐渐领悟，浩然让我送书给客人，是为了让客人了解我的身份和成就，不能让他们小瞧我。因为我那身穿戴，我的举止，我的拙于言辞，在那种场合，不仅显得土气，而且简直有几分委琐了。浩然老师的细致周到和良苦用心，令我终生难忘。
1995年秋天，几位朋友相约去看望浩然。在三河小住后，朋友们要去京都观光，我留下来，跟随浩然去天津蓟县王吉素村。我读过浩然的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对这个叫王吉素的小村子十分神往。这里是浩然的故乡。
说到浩然的故乡，不能不多罗嗦几句。浩然的祖籍是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今属
天津市）。因家贫，父亲早年去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当矿工。1932年3月25日，浩然
出生于赵各庄矿区一个大粪场子里。父亲去世后，于1942年秋随母亲和姐姐投奔舅父，在蓟县王吉素村落户。1944年，母亲病逝，浩然与姐姐一直住在王吉素村。
三河市区距王吉素村不过几十里。但我们首先到达的是西潘庄。这里住着浩然的姐姐。姐姐家的院子后面是一处部队的通讯站，通讯站的前门正对着姐姐家的后门。浩然告诉我，《苍生》便是在通讯站的一间房子里完成了初稿。浩然的姐姐年近7旬，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豁达乐观。浩然悄悄跟我说，老姐姐积极着呢！是副村长，人民代表，劳动模范。村里孤寡老人缝缝洗洗的活儿，谁也抢不过她。
我们在浩然的姐姐家小憩，然后相约去王吉素村。
王吉素村离西潘庄不远，近百户人家，背后有三个山头，叫三郎寨，属燕山余脉。浩然的故居已由舅舅的后人翻新，盖起了高台阶的大瓦房。浩然约我们在院中一棵柿子树下留影。柿子树尚年轻，但毕竟是从浩然曾经印满无数脚印的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正是在柿子树下的这块土地上，浩然与姐姐相依为命，度过了他艰辛而又充满朝气的少年时代，结了婚，有了第一个儿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浩然认识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上了儿童团长、粮秣委员。走出院门，我们先后遇上了两位老人，一位78岁，是当年的妇救会长，另一位90高龄，是当年的农会主席。两位老人在终于认出浩然后，先是朗声大笑，随即紧紧握住浩然的双手，唏嘘感叹，泪花在昏花的老眼中打转转。我问浩然，是事先约好的吧？浩然庆幸地说，事先约好怕也没这么凑巧，完全是巧合！多少年没见到他们了，真想他们啊！还有老村长……姐姐说，老村长在山上呢。
于是我们上山。山道弯弯，却并不崎岖。路旁全是一片一片的果树，大枣、柿子，最多的是被果实压弯了树枝的苹果。山民们正忙于收获，不时有装苹果的拖拉机停在路旁，挡住我们的去路。浩然就带头下车，大家动手，将拖拉机往路边推一推。车子停在一面山坡上。在老太太带领下，我们循着山间小道，向三郎寨进发。不远，遇到一座坟包。老太太说，这就是老村长的坟墓。浩然默默点头，在坟前伫立。老村长一个人孤零零地长眠在这里，我有些纳闷。老太太笑笑说，他在这儿看园子呢。前面果然就有一片园子。园子三面环山，走进去，简直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天没有风，唯一的声响就是蝈蝈忘情的歌唱。山枣熟透了，红艳艳箍在树枝上，有酸的，也有甜的，随手摘来塞进嘴里，味道极鲜。最多的是柿子，密匝匝呈现着一片墨绿。偶尔发现几棵梨树，果实玲珑，摘一个尝尝，皮儿薄极了，脆极了，又甜又香，一包水。也有苹果树和杏树。树林间洒满阳光的草地上，一大一小两头牛怡然地享受着天伦之乐。老太太一边摘着山枣，一边逗趣地喊，牛被人拉走了！有人摘果子了！但主人始终没有露面。老太太说，老村长的儿子承包了这片园子，有老村长在那里守着呢。说完就爽朗地一笑。
浩然与姐姐在一棵杏树下照相，然后又邀我们一起照。杏树老态龙钟，是这片园子里的老资格。我立刻联想到《活泉》中浩然关于杏树的描写。那时候它正当旺年，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像一把大伞，投下一间房子大的绿荫。每天早上，浩然姐弟俩喝过稀粥，赶五里山路，到这里来看园子。就是在这棵大杏树下，姐姐做针线，浩然读书，《水浒》、《三国》、民间唱本，凡是能借到的，他都千方百计借来读。只读过四年小学的浩然，贪婪地从这些书本中吸取营养。民族文化的乳汁，营造了农民作家的文学细胞。中午舅母会让人送饭来。有时候不来送，姐弟俩便拣些熟透了的掉在地上的山杏聊以充饥，然后到附近山沟里捧一捧山泉喝一气，午饭便对付过去了。逆境的艰辛，是作家不可多得的财富。王吉素的苞米，三郎寨的山泉养育了浩然。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不管他后来当了团干部，新闻记者，还是成了著名作家，血液中溶解着的农民的勤劳、质朴、节俭甚至执著，始终没有变。
2002年3月25日，是浩然70华诞。我们前往三河为浩然老师祝寿。
3月24日下午，我们到达位于泃河畔的三河开发区的浩然新寓所。
这是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看上去已略显陈旧。浩然的亲属和三河市文联的同志热情地迎接我们，却不见浩然老师。我隐隐感到有些许异常。以往的拜访，只要我们的车子一到，浩然必定走出寓所，兴致勃勃地与我们热情握手，问长问短。这一次，他没有下楼，而是在二楼的客厅迎候。我们走进客厅，浩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很准确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握手，一如既往地笑容可掬，亲切，平易，这让我感到欣慰。看上去，浩然有些发胖，行动迟缓，因而显得老态龙钟。最明显的是语言的障碍和记忆力的衰退。在谈及他的一个孙子的时候，他竟记不起爱孙的名字。但是有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印象极深刻。他既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昨晚一夜没睡好。”这几乎是我每次去拜望他都会听到的一句话。每当得到昌乐乡亲第二天要前往拜访的消息，他都会彻夜难眠。我们不难想象到，这一天，会有多少兴奋、激动、回忆、思念和牵挂伴随着他。
当晚，祝寿仪式在三河市一家宾馆举行。三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有关领导和三河市文联的部分工作人员出席。寿晏两桌，分别安排在两个大单间，两间当中有一拱门相通。我们带队的领导同志被安排在主桌，由三河市有关领导陪同，浩然当然也在这一桌。我和几位文友则由三河文联的一位秘书长陪同，坐另一桌。这种格局令我当即感到心寒。按照时下不成文的规矩，东道主的这种安排本无可非议。但是，不能同浩然老师同坐一桌，失望的情绪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难以排遣。我多次前去拜访浩然老师，从来都与他同坐一席，大家无拘无束。而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意。酒过数巡之后，浩然老师到我们桌上来敬酒。他手中的高脚玻璃杯里盛的是淡红的葡萄酒。他一一与我们碰杯，然后象征性地喝一口。我将与浩然老师碰过的杯中酒一饮而尽，望着被人拥扶着走向主桌的浩然老师的背影，一种从未
有过的惆怅、苦涩甚至悲哀立刻牢牢攫住了我。1999年盛夏，我曾拜望过浩然老师。那时候，他已经患脑血栓6年，缓解后反复过几次，其中一次因为用药有误，被医院判了“病危”。其时，他的语言障碍已经很明显，但精神极好。他亲自抱了几瓶“五粮液”，陪我们到宾馆吃饭。他不顾大家劝阻，竟能喝下一大杯子（不是高脚杯，而是喝水用的桶状玻璃杯）“五粮液”，依然谈笑自如。仅仅过去3年，他竟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难以接受这个现实。随着生活水准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过七十古来稀”早已成为过去，80岁，甚至90岁高龄依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者大有人在。而刚过古稀之年的浩然老师，身体和精神状况为何如此急剧衰退呢？作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著名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我想他的生活和医疗条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唯一的解释是积劳成疾，他的体力和精力透支太多了！几千万字的作品，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写过的稿纸摞起来，有一米多高，真正的著作等身啊！即使在患脑血栓之后，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继续为众多文学青年点评作品，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就事业而言，他名播海内外。就家庭生活而言，他儿孙满堂。但是，他活得并不轻松。他的思索，他的忧患，他的烦恼，他的痛苦，他心灵的疲惫，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任何药物都难以奏效的。也许，作为一个不甘平庸的作家，他注定要走到这一步？我斟满一杯白酒，端了酒杯，穿过拱门，走向主桌，径直走到浩然身边，看也没看其他客人一眼，举杯对浩然说：“梁老师，我敬您一杯酒吧，祝您健康长寿！”众目睽睽之下，我大声强调：“梁老师，我只敬您一个人，我……”我哽咽了。我与浩然碰了杯，一口气喝下那杯苦涩的酒。我的眼泪不可遏止地流出来了。我还想说些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胸腔像被巨大的异物堵塞，闷得难受。此时我唯一的念头，是大哭一场！这时候，满桌子的人都在叫着：“好！好！”“祝浩然老师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他们是在为我的行动叫好吗？他们是在与我共同举杯祝福浩然老师吗？也许是吧。但我当时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人们发出的“逐客令”，人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人哭哭啼啼，破坏寿晏的喜庆气氛，影响浩然的情绪。于是我握了握浩然的手，怅然而去。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我仍难以左右自己的情绪。我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激动，以至于失控，失态，失礼……
离开宾馆，离开三河，我一直在想，这会不会是我与浩然老师最后一次碰杯呢？我第一次见到浩然的时候他51岁，我36岁，转眼之间，我已经55岁，比他那时的年
龄还大4岁。岁月，实在是太无情了。从83年至今的20年间，我与浩然平均每年有一次相聚的机会。每一次相聚，都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如今，这些故事都已变作弥足珍贵的回忆。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吗？每念及此事，我都不禁怅然若失。直觉告诉我，前景是黯淡的。我不能不为浩然老师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担忧。我也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惆怅。我渐渐明白过来，我为什么要在为浩然老师敬酒的时候，忍不住哭一场。
那情绪其实是极复杂的：为浩然老师，为我自己，为我和浩然20年的忘年之交，甚至为我追求终生的文学……
不幸的是，我的直觉，我的担忧不久就变成了现实。有消息传来，浩然脑血栓再次复发，病情严重，住进了北京某大医院，不仅不能行动，而且不能说话。我与文友们几次动议，去北京探望浩然，都被他的家属婉言谢绝了。他们担心浩然见到我们，心情激动，会加重病情，出现意外。我们完全理解。为了浩然老师的健康，我们只能忍受着牵挂带来的熬煎，祝祷他早日康复。
2005年早春
（原载《作家报》2006年11月10日至2007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