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浩然谈《乐土》
从一九八八年初到一九九○年底，昌乐县文化局的几位领导为建县文化中心大楼，曾数次通过浩然向文化部跑资金。浩然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像类似于跑资金、拉赞助的事他最不乐意干。但当他的第二故乡昌乐县文化局的几位领导几次找到他，向他诉说文化上的困难、诉说昌乐建文化中心大楼亟需资金时，他答应帮忙。当时文化局的领导知道他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是好朋友，与当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也是好朋友，所以才想到要通过他去文化部申请资金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当韩恩荣、郭建华、唐增志等同志去北京具体操办时，浩然先找了同样是他的朋友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刘国玺，托刘国玺将韩、郭等同志介绍给高占祥副部长。
那一次县文化局的几位同志从文化部申请到了十万元拨款，用于建造县文化中心大楼。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为了这十万元的资金，浩然可谓煞费苦心。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年的九月底，县文化中心大楼落成，时任县文化局局长的于英杰与副局长郭建华一起去河北省三河县邀请浩然来昌乐出席国庆节期间举行的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典礼。
九月二十九日这天早晨，郭建华给我打电话说，昨晚浩然到了昌乐，浩然要他告诉我，让我早饭之后去宾馆见他。
这时候我已从县政府的经济研究室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这天早饭之后，我先是到县委办公室所属的秘书办公室请了假——因为当时我正和另两位秘书孟令杰和陈绍奎为县委书记李光信同志起草在全县农村多种经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得到准假后，我即赶往县宾馆（县政府招待所）浩然住的房间里。
在我与浩然握手、落坐后，他先是喊了住在对面房间里的女儿梁春水，又喊了另一个房间里随他从三河来的青年作者刘玉林，他给我们一一介绍，他在向女儿梁春水和三河作者刘玉林介绍我时，是这样说的：“汉宾是第一个提议成立浩然研究会的人！”我说：“还需文学界的朋友们继续努力！这次梁老师来昌乐，我们争取在昌乐先成立起来。”
他没有立即说话。我看了看他，只见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稍微沉默一会儿之后，就听他说道：“这次他们邀请我来，只是要我参加县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典礼的。我呢，打算到高崖水库住一段时间，把我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活泉》初稿写完。”他说到这里，
把脸转向我，问我道：“《乐土》读了没有？”他指的是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乐土》。在这之前的五月下旬，也就是秦晓鸣、韩恩荣、郭建华等几位去三河、北京等地商谈筹建“浩然研究会”事宜，回昌乐时，浩然让他们捎交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乐土》，一本是长篇小说《迷阵》。尽管这一段时间很忙，但这两本书我还是读了的，只是读得不认真、不仔细。现在听他这么问我，我竟然觉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要说没有读吧，他肯定很失望，我要说读了吧，我又担心他问得更详细，甚至同我讨论有关问题。
我犹豫了一会儿，这样回答道：“我读了不到一半，因为这段时间很忙……”
这时候，梁春水起身给我倒了杯水之后，走了出去。刘玉林也回到了他的房间里。屋里就坐着浩然与我两个人。
浩然没有继续追问我，而是叹了一口气，说：“这本书断断续续，我写了五、六年的时间，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热情。后来出版了，反映很平淡。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接下来浩然跟我讲，他的自传体小说《乐土》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他说，过去他创作的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都是写别人的事，而唯独这部自传体小说《乐土》及现在正写着的《活泉》，是写他自己的人生的。他认为这部自传体小说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自传更恰当，他只是用小说的形式表述他人生的真实经历而已。
“汉宾，你可能不知道，”他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苍生》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是在自传体小说《乐土》创作的中间完成的。”
浩然告诉我，在他过完五十周岁生日，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开始写自传体小说《乐土》。稿子一开始写的时候并不顺利，光开头部分就换了有三次之多，但从写完前几章之后，就顺手多了，《乐土》的初稿完成，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然而，初稿完成之后，甚至可以说初稿还没有完全写成，他就把它搁在了一边。原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不断地催他写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那是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的一次约稿会上，浩然的一番关于农村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以及他对这种变化感到由衷地赞美、慨叹的发言，引起了一位姓吴的编辑的注意，那位吴姓编辑要他写一部反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农村新生活的小说。浩然出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的这次约稿会的本意，是想把自传体小说《乐土》交给他们，却不想那位吴姓编辑对浩然的自传体小说《乐土》根本不感兴趣，非要浩然写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可，他对浩然这样说道：“你现在就写自传体小说，给自己做总结，实在是太年轻了！你还是应该创作你熟悉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创作反映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的作品！”
已经五十多岁的人啦，还被人说成“太年轻”，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对当时的浩然来说，却是一个良性“刺激”。于是，他收起了准备进一步润色、增补的自传体小说《乐土》的初稿，埋头写起了长篇小说《苍生》。
浩然还说，在长篇小说《苍生》创作的过程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那位吴姓编辑还不断地打电话催促他、“逼迫”他。可以说，没有那位编辑的“刺激”、“逼迫”，就没有后来为他赢得巨大声誉，被评论界称为“浩然第二次崛起”标志的《苍生》。所以，他非常感谢那位吴姓编辑对他的“刺激”和“逼迫”。后来我知道，那位吴姓编辑就是《苍生》的责任编辑吴光华。通过《苍生》的合作，他与浩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浩然对我说道：“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乐土》，如果不去参加那次约稿会，就没有《苍生》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
我听了浩然的话，点了点头。心里很为自己没有认真阅读他赠我的《乐土》而感到惭愧。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回去以后一定认真地读上一至几遍《乐土》。
浩然的这一番关于《乐土》创作的过程和解释，对于这之后不久我撰写评论《留得真情从头说——评浩然的自传体小说〈乐土〉》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在这次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浩然除了跟我谈《乐土》、谈《苍生》外，还跟我介绍了当时对他的作品有研究和评论的几位学者和教授的情况。他对我说：“年轻人没有几个研究的，我所知道的，就你和廊坊师专的一位青年教师！”我听他这么说，心里更加惭愧。虽然我写过几篇评论他小说的文章，但是，那实在称不上是研究啊！
因为他还要为他所关心所支持的昌乐文化中心大楼的落成典礼准备讲话稿，所以我不得不提出要回单位。他说也好，他这次来昌乐待的时间较长，还会有机会交谈的。就在我要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又嘱咐我说：“研究会的事让他们去办吧，我活着
的时候能成立更好，我活着的时候做不成，就等我死后。你还年轻，应当多读多写，多做一些研究工作。”他已经跟我握手，我要转身走出他的房间了，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喊来他女儿春水，把他带来的他担任《北京文学》主编之后编辑出版的第一期《北京文学》（即一九九○年第九期）送给我，同时还赠我一本非常精致的名片本。这本他签了“北晨同志纪念”和“浩然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于昌乐”落款并加盖了他的印章的名片本，至今还被我珍藏着。
2008年春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