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母暴动后主要领导人轶事
张永贵 整理
1932年8月的郑母暴动，近几年报章杂志上有过不少的报道。他的主要领导人除冀虎臣外，还有赵焕礼、程新田、李传壐 可是，暴动失败后这些领导人去了哪里？后果如何？这方面的情况几乎没人报道。近日，浏览表弟赵文贤的遗作，发现有一段是他的伯父赵焕礼（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他的讲述，这对我们全面了解暴动时的社会状况，和这些革命者为革命付出的艰辛有所补益，借此推荐给读者。赵文贤的题目是：
四人轶事
赵文贤
关于益都郑母武装暴动的事，我从小就从母亲口中知道了一星半点，因为她是受害者之一。母亲在结婚前一个月，婆家里就出了这样的大事，二伯哥赵焕礼（1909——1980）参与暴动失败外逃，公公受株连被抓到济南杀害，家庭几次被炒，已是家破人亡，婚结不成了，只得拖到下一年。母亲总是不愿提及这个沉重的话题。
关于暴动的具体情况，我是从1959年《山东省地方志》第一期陈锡德的文章中看到的。看后总觉得文中对失败以后几位起义骨干分子的情况记述的很少。
我总想从我的二伯父赵焕礼的口中了解更多的关于郑母暴动失败后冀虎臣与几个领导人的情况，因为二伯父是参与组织者，指挥者之一。每次年节回家看望二伯父，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家长里短还拉不尽，总没有时间详细询问这事。
1980年，我二伯父病了，我在回家探望时，在他的病床前，他给我讲述了郑母暴动失败后他和几位领导人的艰难的人生经历：
他说：益都郑母武装暴动失败以后，赵维干被俘，其余人全部被冲散。十几个人到太平山集合后，冀虎臣分析了当下的情况，认为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分头躲藏。他当场决定，要求大家到大连五色油坊集合，以后再做良策。冀虎臣的叔父冀干卿在那里，见到他时的联络信号是“我是你的外甥”。
暴动失败后，我们没有具体的隐藏地点，就是靠亲戚朋友东村躲几天，西村住几日。我是和陈家庄子陈殿治一起，先跑到朱家庄我们一个表弟家打听了一下风声，接着跑到呼家崖住了十几天，又逃到冷相义大姑家住了七八天，最后又到了张家辛兴（我姥爷家）住了几天。我当时意识到，这样东躲西藏不是个办法，必须马上去大连，找到冀虎臣再做打算。
一个月后，我来到郑母街你舅姥爷（宗敬孟）家，他给我凑足了路费，夜里护送我从尧沟站乘火车去了青岛。因为郑母街的四姥爷宗天佑在青岛。事实上，我到了青岛以后并没有停留，急着要见到冀虎臣，就直奔大连去了。这是已是阴历10月了。
我到大连后打听五色油坊，当地人谁也不知道，又不敢多问。心想，一个小小的门店，名不见经传，哪有人会知道呢。
我流浪在大连的马路上，真是举目无亲啊！身上剩下不到两块银元，连饭都不敢吃饱。
这天我流浪在让四丁街。天气突然变了，没想到大连冷得这样早，在急忙离家时，没带任何棉衣，天又下起了小雪，唯一的东西就是一床青花被子，又不好意思披在身上，饥寒交迫，满目凄凉，白跑了一天，什么关系也找不到。走累了，我坐在北墙根的一个平台上休息，看看天色已晚，马路上的行人也少了很多，只是发愁抽烟。
真是天不灭曹。我正在看着马路发愁时，发现人行道上走来一个带着礼帽，穿着便服夹袄的人，此人好象面熟。我定睛一看，便惊喜地迎上前去说：“这不是老鸦窝的洪泽二爷吗！？”
果真是二爷，他惊奇的看着我。
二爷问我：“你怎么来大连啦，是赌博输啦还是闹家务啦？”
一听，我判定他还不知道一个月前家乡发生的事。我就说：“是闹家务跑出来啦。”
二爷说：“那我就放心啦。”
我二话没说，就哀求他说：“二爷，你就是找把草铺着，也得让我住下！”
二爷脸上立刻出现了愁容，停顿了一会，二爷说：“我那里实在住不下一个人，你认识佩文吗？我和你到赵佩文二爷那里去吧！他在五色油坊干工，那里有只要交上五分钱就能长期住下去的土炕，！”我一听心里很是高兴。
就这样，洪泽二爷就领我到了叫巨野町的佩文二爷那里。
真是老天保佑，我既有了住处，又找到了五色油坊的地址。
洪泽、佩文两位二爷是我在老鸭窝教书是认识的。他乡遇故知，这是我最大的幸运。二位长辈虽然生活拮据，仍是尽自己的心意照顾我，说些让我开心的事，他们却不知道我的心情。那时几个月还通不上一封信，家乡发生的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佩文二爷那里是为日本人干临时工集体住的土坯房子，每人占一尺来宽的土炕，自己带行李，交五分钱住到底。我在这里住了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五色油坊的冀干卿。
五色油坊原来是日本人开的一个叫“print株式会社”的油漆工厂。我在五色油坊住了三五天后，慢慢的打听到了冀干卿的消息，和他接上头。实指望能从他这里找到冀虎臣，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没想到冀虎臣在大连没有见到我们，他也不敢继续在此久留，早已去了奉天（沈阳）永业铁工厂了。
我再去奉天的路费一点也没有了，就只好在佩文二爷那里 找一点工作干，挣下一点钱，以便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大连和旅顺之间有一个车站叫周水子（当地人叫臭水子），日本人在那里修铁路，洪泽二爷他们包了一个铁路十字路口的工程，我只好去干工了。记得刚见到洪泽二爷时，他在日本人那里干临时工，住在临时工的工棚里。难怪他当初不能留我，他那里实在也住不下。
在干铁路工程的过程中，我和洪泽二爷住在一个铁路木板房里，不到一个月工程就完了，每天的工资是几元日本金票。在这里我见到了崇家庄的常德俊等几个人，他们都是在暴动失败后逃到大连的，他们也没见不到冀虎臣，以后就各奔亲朋去了。
有了钱我们派人去奉天打听冀虎臣的下落，回来的人说，冀已离开了奉天不知去向。
失去了组织联络，我们只好先住下来。我和程心田、常德俊等几个人在五色油坊西边单独租了一间房子，在五色油坊干了临时工。这一冬天虽然能吃上白面馍馍就白菜汤，但我们的焦急心情可想而知。与冀虎臣失去联系之后，我们的心一天也没有放下。其它的人暂时在这里栖身，我和程心田决定潜回家乡继续找关系。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和程心田潜回青岛。
到了青岛，我们住在宁波路一个小饭馆里，为了省钱，这个小饭馆没有床，到了晚上现支地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个叫王殿臣的人找益都城北王各庄的外号叫王大牙的王子英。我们去过几次，但王殿臣都不相认我们，无奈我们将接头地点给他，让他转交王子英。
四、五天后，一个头戴着礼帽，身穿青色大褂的人来宁波路这个小饭店里吃过几次饭。我们看它的眼神和牙齿，就认定这就是王子英了。
王子英曾给冀干卿去过信，打听冀虎臣的消息。在离开冀干卿时，他把王子英给他信交给我，作为联系信物。我把这封信给这人看，他一拿到信，没说什么，望着我们笑了。我立马断定我们没有找错，此人正是王子英。他承认了我们，总算又接上了头。
王子英把我们领到青岛郊区的李村庄（现李村），住在一个农民的小南屋里。当时王子英已改姓周，我们的任务是在他的组织下送信和向阅报所里送传单。王子英的经济上也十分困难，我们从大连挣来的几个钱不几天也就花光了。正在困难时，青岛发生了沈鸿烈被刺事件，当局指控这是共产党所为，对共产党实行大搜捕。王子英指示我们“各奔前程”。
为了找到冀虎臣，我和程心田决定回到原籍找他。乘火车的钱已经没有了，这时正是五月底，天气不冷也不热，我们就从青岛步行了五天，晚上潜伏回家。程心田藏在辛庄子他岳父家，我藏在郑母舅父家。是舅父告诉我，我的父亲受株连和参与暴动的人和家属有十几人被杀害，家也被炒。我听后真是难以承受这样的现实。
冀虎臣也没有任何消息。郑母到我家吉林村虽然只有一二里路，但我也没敢回家，只住了五六天，只好再次外逃，我通过关系去找程心田时，由于联系有困难，我去找他时他已去了山西，投奔他的一位叫董文祥的同学去了，他的同学正在阎锡山队伍理当军医主任。根据他给我留的条子，我立即随后去追他。一路步行，日夜兼程，找到山西大寨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了那里的队伍（4？？团），见到程心田。我们两人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我们时常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就地当兵吧，又不甘心。我和程心田最后决定，继续找冀虎臣。虽然知道冀虎臣已经离开奉天永业铁工厂，我们两人仍然去找他的下落。
去奉天的路费一点也没有了，只好编造一些理由说要回家，求援于程心田的同学董文祥。我俩要离开这里，对他来讲是卸掉包袱，他是十分愿意的，给我们二十元钱。虽然这个钱数连去奉天的路费的一半都不够。
我们搭最便宜的短程火车，下车后再步行，步行累了再坐一程火车，直奔奉天永业铁工厂。这个工厂的头头老家是郑母高家堡子人，姓冀，山前李家庄孙怀诚叫他姑父，暴动后，孙怀成也来到这里。孙怀诚是支持武装暴动的人。见到孙怀诚后，我们商谈了一些情况，打算在这里住几天。 他姑父不让他与我们来往，不留我们。这时又找不到冀虎臣的消息，离开奉天吧，既没路费又不甘心。我和程心田从这一年的七、八月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全靠打临时工度日。整整找了一年，也没有冀虎臣任何消息。这一年我们俩住在一个郑母人开的一个小饭店里，此人叫冀文德，他的家是郑母街西头，开的饭店名字叫“益源永饭馆”，因为是老乡没钱也可以吃饭。
奉天的临时工很不好找。有一天，我和程心田到南满车站去闲逛，正遇到消防队招三十名消毒工，第二天就要应考，我就大胆地报了名，程心田有些顾虑，没有报名。第二天我去应考，几个考官不象考试的样子，题目是问我会不会“野菜消毒”，我妄说会，就考中了。第二天就去上班，主要任务是在十子路口将收来的菜贩子的菜用漂白粉水在大缸里泡一泡，再捞出来装框，月薪30元，程心田就跟着我玩，一个人挣钱两个人花。
干了一段时间，他们看我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就让我管收南满站街上的小摊贩每月一元钱的营业税票。就这样干了一个冬天积攒了六十几元钱。
有了钱又想进关里找关系，正遇上有人到东北招工，其中有寿光的王子修到东北招兵。这时华北的抗日形势已经告急，1935年的春天，我与程心田将关系留给“益源永饭馆”老板冀文德，希望有一天见到冀虎臣，让他将我们的关系叫交给他。我和程心田参加了王子修的队伍，一起到了河北的玉田县。走到秦皇岛，因程心田身体不好，我们两人就住下了，投奔了郑母的冀明初、程洪奎（他们在开滦煤矿矿务局所在地）。在秦皇岛住了几天，我直接去玉田县当兵了，程心田暂时留在这里。
我从唐山下车直奔玉田（120里），走到玉田东关，听说这个队伍与地方的关系不好，我不摸底，不敢多问路。但人穷胆大，我走到一个叫鸭虹桥的地方，坐在桥头休息，依在桥栏干上拿出烟盒内的几块钱买了几个柿子，没想到纸烟和钱全部丢光。继续向前走到了一个叫朱树坞的小镇，天就快黑了，看到一个留人小店，这个店住宿后一律吃面条。一开始我没说身上没钱，直到第二天其它人都走光了，我才告诉店主说：“我身上的钱都丢光了，我去看朋友，回来给你钱，先把我的行李放在这里。”
“不要说吃一顿饭，就是十顿八顿也不要紧。我能看出你是一个遇难人。”店主说得十分诚恳。
我慌说：“我的东西也背不动了。”想留下行李作抵押。遇到这样的好人，我很受感动，无论如何也不能不给人家钱。
“你背不动我来送你。”店主说。
“那我还是自己走吧，找到朋友后我来还你钱！”
走到玉田东关见到一个拾粪的老头，我向他打听路，他说：“这地方不能来，这里都是山东河南虎子。”
“我已经来了怎么办，是我表弟开小差跑到这里来了，你还是告诉我地方吧！”
我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到东关一个有站岗的地方，真巧，见到了郑母的冀英才，他是从沈阳被招工来的，他已当了副班长。冀英才换了岗以后，领我去见到第四班班长，从此我就在玉田当了兵。
冀英才看我在四班当兵怕我吃亏，就告诉我：“你就来我班吧。”
过了几天冀英才跟我讲：“我和你见见王子修吧。”（当时王手下有一、二百人）。
见了王子修，王告诉我不要在他那里了，就到我南屋里住着吧。他的南屋里原来有一个文书不干了，就将我弄去帮一个叫吴师爷的文书，每月的津贴是10元。干了一个月左右，吴师爷嫌我字写得不好，一个月之后又将我调去干庶务（任上士司务长）。
在我干庶务开始不久，在南屋里又来了一位叫张心斋的旅长（就是后来山东农业学校的张心斋）他看我很能干，我跟他搞的关系也不错，后来了解到他是程心田的同学，程心田也就来到了这里。不久，我们的队伍调至通县。
以后又通过联系，宫家庄的李传锡也来了（这时正是暴动失败以后的第三个阳历年）。我们开始与冀虎臣通信联系，并讲明我们的处境和情况。正在这时宋哲元的队伍收编了我们，我们的队伍进驻永宁的康庄。我想去找冀虎臣，但张心斋不让我走，正在这时冀虎臣却来找我们。
冀虎臣在来永宁的路上，被夏子明的队伍扣押了几天，出来后，他没有再去永宁，直接去了北平。冀虎臣来信告诉我具体情况，我请假去了北平，在联系好的一个小店里找到了他，患难之人在此相遇，复杂的心情自不必说。我们一起回到了永宁。冀虎臣在永宁开始组织抗日少年先锋队，开展一段工作以后他又回到北平请示工作。因为抗日少年先锋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在永宁站不住脚，就将组织活动的名字改为抗日救国会。
民国25年春，王子修这支队伍积极主张抗日，与那些有投降色彩的队伍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队伍之间发生了内讧，打起来了。刚进七月，满洲国的日军派来了骑兵，我们在一个叫杜家庄的地方与日军发生了激战，双方都有较大损失，冀虎臣和程心田就是在这一次战斗当中牺牲了。李传锡和我好歹没出问题，继续在王子修手下当兵。
冀虎臣牺牲后，我和李传锡与共产党的组织又失去了最后的联系。我俩商量，决定由李传锡回家与益都的共产党再行联系。后来一段时间我们俩也失去联系，他也在抗日战争中也牺牲了。
－
注：赵文贤（1937——2018）是我的姑表弟，小我一岁。其父赵焕成1938年投笔从戎，参加抗日，1942年牺牲，年仅24岁。解放前的十几年，家，已是家破人亡，还经常遭汉奸鬼子搜铺，文贤母子长期在我家避难，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在挨饿，担惊受怕中度过的。他生前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发在了我的邮箱里。为了对革命烈士的纪念，和对文贤的怀念，特整理此文，发表于此。 2020年6月18日 于青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