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烟草史话
作者：李俊三
烟草，这种携带青州声誉走向世界的作物，曾给青州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广大农民争相种植及青州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如今，这种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财富，代表山东特产畅销国内外，为青州赢得众多荣誉，一度成为青州经济支柱，让青州人引以自豪的传统作物，却在青州境内悄然消失。回顾烟草在青州大地上生长几百年的兴衰历史，对认识外国资本来中国投资的本质，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怎样对待当前的某些经济现象，可能有所借鉴。
烟 草 的 传 入
明朝以前，古老的青州及中国大地上并无烟草这种植物。明朝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受朱棣皇帝派遣，多次率船队经东海、南海、马六甲、南印度群岛下西洋。有一次在返回途中遇海上特大风浪，船队为躲避风浪，保证安全，停靠在菲律宾的吕宋岛。靠岸停船期间船员闲暇无事，上岸游览解闷。见当地土著成年人，无论男女，在逛街、劳作、狩猎时，嘴里总衔着一截点燃的树叶样的褐色叶卷，并不断从口鼻中喷出一缕缕白色烟雾。经询问乃知，因当地气候湿热，人易疲劳、晕厥，蚊虫兴盛，追逐人身叮咬。人们口中叼衔的东西是当地“淡芭菇”植物的叶子。其叶片点燃后冒出的烟雾，能驱赶身边的蚊虫，避免被其叮咬，并能使人解除疲劳、精神振奋。船员们摸仿土著人的样子，将半干的淡芭菇叶片卷成条状，试吸后果然精神大振，顿觉周身舒畅，飘然自得。于是将这种植物种子带回中国，在福建泉州、漳州一带试种成功。
开始，人们只是将这种植物当做提神、解睏，驱散蚊虫，规避瘴气的药材使用。根据传入时的译音仍称其为“淡芭菇”、或“ 淡八菰”。后来，种植人觉得这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可利用的只是它燃烧时产生的烟雾，于是称其为“烟草” 。
由于烟草产生的烟雾具有一定的提神、醒脑、解乏作用，吸食后可使人身体舒畅，精神兴奋。于是，吸烟风气很快在一部分文人雅士、达官士绅等社会上层人物中流传开来。并将吸烟看做是一种时髦雅好，是体现一个人追逐时尚，显示品位的方式。甚至有人认为：“士不饮酒吸烟，其人必无风味”。正是这种追逐绅士风味的陋习，使不少人加入了吸烟行列，并逐渐对烟草的喜好由“索尔尝试，发展到了时刻必吸”的地步。烟草随之成为一种时尚消遣品、兴奋剂，在日常生活、接待客人时不可或缺的时髦待客之物。一时间什么旱烟、水烟、鼻烟等吸烟工具、吸食方式纷纷出现，并在许多城市设立了专供烟民吸烟的“烟铺”。
至明朝万历年间，烟草种子传入青州，先是农民在田头、地边、房前屋后少量种植。开春育苗，夏季移栽。秋天成熟后，由上到下逐渐将棕黄色的成熟叶片用刀割下，系在绳索或高粱秸上，晾晒于庭院。晾干后经适当回潮、分层排放、压实，使其自然发酵后的叶片呈棕红色，人们称其为“晒烟”。 吸食时，将烟叶卷成手指粗细、手指长短的条状，或将烟叶搓碎，放入特制的烟袋锅中，点燃后随吸随吐，口鼻中不断喷出白色烟雾 。初期，种烟农民多自种自用，或送亲朋好友，很少作为商品上市交易。
青州的山坡丘陵地带，旱涝适中，土壤适宜，光照充足，长出的烟草叶片丰厚、色泽光亮、油份充足，点燃后烟雾强烈，香味浓重，刺激性强，深受吸食者青睐。于是，山区农民便扩大种植面积，将晾晒后的烟叶远销到寿光、乐安、博兴、利津、德州、沧州、河北等平原地区。清朝文学家蒲松龄，在他的《农桑经》中记述：“益都、沂水、蒙阴、临朐、安丘等地所出烟草，已在省内外享有名气。尤以益都为最。（当时，上述各县皆属于青州府）因之，青州烟成为山东烟的统称”。
烤 烟 的 兴 起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美国老晋隆洋行首先来中国推销纸制卷烟。随后英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商人，也陆续来中国推销 “品海”、“海盗”、“老刀”、“路驼”等品牌的纸制香味卷烟，时称“香烟”。在中国的上海、广州、青岛、天津、旅顺、南京等港口城市设点销售。纸制香烟以其华丽的包装，精致的烟卷，醇厚飘渺的香味，便捷的吸食，很快在社会上层人物中找到市场，随之进入普通百姓的待客酒桌，亲朋交往。
精明的外国商人见纸制卷烟在中国市场的日益兴旺，便不满足将卷烟舶来销售，而开始谋划在中国开办卷烟厂，利用中国工人生产卷烟后就地推销，卖给中国人，坐地赚钱。1891年美商老晋隆洋行首先在中国天津开办卷烟厂；1895年菲律宾人在中国上海开办烟草公司，生产“马队”牌纸卷香烟。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上海、香港开办卷烟厂；1909年俄国烟商在哈尔滨开办卷烟公司；1917年日本烟商先后在天津、营口、沈阳、长春、青岛、张家口设立卷烟厂，雇佣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生产、销售机制卷烟。
外商卷烟厂所用的纸制卷烟原料主要是烤烟，而不是晒烟。当时中国不产烤烟，卷烟厂只能从国外运进烤烟生产卷烟。为克服远途运输的不便，免交进口关税，降低卷烟成本，获取更大利润，20世纪初，各国烟商即在中国大地上寻找适合种植烤烟的土地。1913年，英美烟公司终于在山东坊子宁家沟村的土地上试种成功。于是便迅速沿胶济铁路向西推广。首先在益都的谭家坊、杨家庄一带发动农民种植。为动员农民种植烤烟，英美烟公司，从美国运来烤烟种子、种烟肥料，租用农民土地，同时雇佣出租土地的农民，在租出的土地上按公司的要求、方法，育苗、移栽，种植烤烟，建设烤房，烘烤烟叶，加工烤烟。公司按月给农民发放雇佣费。当时种植的品种译为“苟其”，叶片形状犹如当地的“大麻叶”，只是体积明显大于麻叶，群众便称通称烤烟叶为“大麻叶”、“大叶子”。后来英美烟公司在坊子烟草试验场繁育出适应性更强，容易烤出黄金色的 “小黄金”、“ 大黄金”品种。
青州良好的土质、适宜的气侯、降水的分布、充足的光照等条件，特别适合这种草本作物的需求。在这里种植的烤烟，象当初的“淡芭菇”一样，健壮、茂盛，叶片量多、厚重，产量高。烤出的烟叶色泽金黄，含油量高，燃烧旺盛，烟雾量大，香味醇厚。烟农以其颜色称为“黄烟”、或“洋烟”。将过去种植的晒烟称为“土烟”、“笨烟”。
初次种植，所出烤烟质量不亚于美国本土产品，令烟商大喜过望，奖励烟农。在租用土地上长出的烤烟，公司只回收种子。烘烤后的黄烟归雇佣农民所有，公司以高价收购 。这样出租土地农民，得到了高于出租前十几倍的经济收入。高额的经济回报，使烤烟得到迅速推广。郑母、黄楼、弥河、普通、金岭镇（时属于益都县）等地农民纷纷申请种烟。并很快向益都周围的临朐、临淄、安丘、沂水、蒙阴等县传播。
外国烟商为吸引更多农民种烟，迅速扩大烤烟种植面积，对新种烟农户免费发放烟种、建烤房所需炉条、火表、保险灯，无赏提供种植、烘烤技术，发放肥料贷款，指导种植户建设简易烤房等，并承诺：烤出的烟叶无论质量高低，全部高价收购；交售数量大者，另有自行车、白洋布等重大奖励。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引诱、刺激下，农民种烟积极性空前高涨。弥河两岸出现了“村村植烟忙，家家建烤房。田中无杂物，遍地烟叶黄”局面。至1928年谭家坊、杨家庄、金岭镇一带，种植黄烟的面积，达到了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弥河沿岸的种植面积达到土地的五成以上。1932年仅从铁路运往二十里堡烤烟复烤厂的黄烟，就高达9149吨。至1936年，益都县的烤烟种植面积扩大到198633亩，总产量达到11754万斤。烤烟收入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果品、蔬菜，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种植项目，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经 营 者 的 用 心
为大量收购烤烟，英美烟公司分别在谭家坊、杨家庄火车站设立烤烟收购场，派来烤烟技术员，春、夏、秋三季下乡指导烟农种植、管理烤烟，秋后负责收购烤烟。因益都县所产烤烟色泽好，油份足，燃吸时火亮、灰白，香气浓郁、醇厚，深受消费者及各大卷烟企业欢迎。益都烤烟的声誉在国内外名声鹊起，各大卷烟厂、烟草经营商纷纷来益都境内设场收烟。1919年后，日本的南信洋行、山东、米星公司，在益都火车站设立烤烟收购场。中国的烟草收购商“南洋兄弟”、“华成”、“中南”、“东裕”、“源盛”、“太阳”等公司，以及“益源货栈”、“恒丰货栈”等经营单位，争先在益都抢摊设点，收购烤烟。当时山东省境内共有8处大型烤烟收购地点，益都县内即占6处，三十多家收购商。吸引周边县区烟农不顾路途艰难，翻山、涉河，推车挑担来这里售烟。这6处收烟点所收烤烟，占当时全省烤烟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青州烟质量好，产量大，烟商将全省所收烤烟，统称“青州烤烟”。从此，青州烟成了整个山东烤烟的总称。
烟商所收烤烟，全部以青州烟的品牌运往青岛、上海、天津、香港、汉口、营口、沈阳、长春、哈尔滨、张家口等地的卷烟厂。在益都的众多收购烟商中，以设立最早，场地多，实力大的英美烟公司为老大。开始益都烤烟由其独家经营，1919年后才陆续有其他公司进入，但其规模和实力皆不及英美公司。英美烟公司一家，每年在益都的收烟量，占所有烤烟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为防止大量集中收购的烤烟霉变，方便烤烟储存及向海外运输，1917年后，英美烟公司在离益都不远的二十里堡，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烟叶复烤厂”，将从益都、坊子收购的烤烟在这里复烤后，经青岛港大量运往朝鲜、日本、爪哇、德国、荷兰、土耳其、埃及等国及中国的上海、广州、香港、旅大、天津、营口等卷烟厂。1920年后，每年仅运往日本的青州烤烟即有五十万斤之多。 烤烟的大量运转，使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二十里堡”火车站，成了胶济铁路线上货运量仅次于济南、博山的第三货运大站。
烟 农 的 悲 苦
中国人种植烤烟的热情高涨后，外国烟商觉得该回收红利了。商人们惟利是图的盘剥本性逐渐显露。他们先是停止对烟农发放种子、炉条、火表等生产用具。所有的种烟用具、种子、肥料、炉具，燃料等，全部由烟农出资购买。二是，生产技术员的下乡不再是免费技术指导，而是详细统计各村的种烟面积，考察生长情况，发放《烤烟证》，以便公司控制烟农，制定当年的收购策略、价格。烤烟种植面积大，生长状况好，秋后便压低收烟价格。种烟面积小、生长不良，便抬高烟价，抢收烤烟。三是烤烟收购季节，时收时停，制造紧张气氛，苛刻挑剔、压级压价，结算时计双不计单，刁难、克扣烟农。
烟商发动农民种烟初期，收烟场一律敞开大门，对烤烟随到随收，无论质量高低，全部按价收购，现场付款，不欺不讹。并在场内设开水供应处、医药供应点，对卖烟者免费提供开水及部分急救药品。烤烟产量增大后，这些优惠政策及便民措施便全部停止，并采用多种手段算计、盘剥烟农，迫使烟农按他们的圈套走。
随着种烟农户的增加，烤烟生产成本的迅速增长，许多烟农是在春天用高利贷款，购买种子、肥料、炉具、火表、煤炭等生产必需品，建设烤房 ，秋天售出烤烟后归还高利贷款。这样，既将全家的土地、资产、吃穿、生活费用及家庭前景，都押在了烤烟收入上。
当时每亩烤烟的种植成本在50元（银币）以上。秋天烤烟收获后，这部分烟农急需用烤烟卖出后的资金偿还借款、购买粮食、油、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支付家庭开支。收烟公司就利用烟农的急于销售心理，关紧收烟场大门，拒绝收烟，让烟农的急售情绪继续增长，为压低烤烟价格制造条件。直到十月中旬以后天气变冷，烟农急不可待时，才开门收烟，并将烟价大幅压低。1928年前英美烟公司在益都的收烟分九等二十八级，平均价格为每百磅（约45.36公斤）50元（银币）左右。其他收烟公司基本跟随英美公司的价格收购。以后逐年降低，至1931年降至每百磅20元，1932年降到百磅16元。到1934年降到了每百磅10元左右。既是价格如此低廉，结账时还要再扣除每百磅百分之二的“沙土”费。另外，烟商还常用“关闭烟场大门”、“暂停收烟”等手段，刁难、耍弄、算计烟农。
收烟场设有译员负责管理烟场，另有验级、写字、计算、管理、过磅、门警等人员。早上八时烟场开门时，场外早已挤满急于售烟的烟农。他们只有经门警验证，拿到号码单后才准许带烟进场。而后将挑色、分级后的烤烟整齐摆放在待售区，等待外国验级师前来验级。
验级师带领写字员草草查看烤烟后，便随口喊出待售烟的等级，写字员随即写在号码单上。烟农凭单过磅、算账、取款。验级员的话是绝对的说一不二，无论他喊得等级高低，是否正确，烟农只能听之任之，毫无解释、争辩的权利。若不认可验级师喊出的等级，管理人员即刻将你连人带烟驱逐出场。因而，即使验级师喊出的等级明显低于烤烟标准等级，急于用钱的烟农，往往只好违心割爱，忍气吞声，忍痛销售。烤烟过磅完毕，烟农手持号码单结算时，计算处按照“计双不计单”，“就低不就高”的规矩结算付款。如烤烟是43斤、71斤等奇数时，只按42斤或70斤偶数结算付款。公司心知肚明：即便这样敲诈、盘剥，烟农也不得不卖出自己的烤烟，因为这是垄断经营，烟农会担心收烟场随时可能的“暂停收烟”。
由于收烟时间短暂，烟农众多，收烟场地狭小，烟农急于销售烤烟，收烟季节，天还未亮，烟场外已聚集大量推车挑担的卖烟人群。等烟场开门收烟时，等待卖烟的车辆、挑担往往已排出四五里长的队伍。门警发放“号码单”时，人们争相涌向大门，力争早些拿到“号码单”进场卖烟。这时常常发生人员倒地被挤伤、踩伤事件。二十里堡收烟场曾发生挤倒门墙，砸死3名烟农事件。发放“号码单”的门警为维持门前秩序，常常手持步枪上的“探条”抽打烟农。挤在前面的烟农时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临朐县龙岗乡樊家庙村一烟农，曾被烟场门警的枪探条捅透腮帮，鼻口流血。
排在后边的烟车，时常需等待四五天才能进场售烟。从烟场出来的烟农，多是面对微薄的收入，愁眉苦脸，满心惆怅，大失所望。有的因入不敷出，竟至愁苦、悔恨、郁闷而死。1931年，弥河西岸东南营村的陈汝元，为改变家庭状况，春天高利息借款，栽种3亩多烤烟。购买种子、肥料、煤炭，租烤房，祈盼秋后有个好收入。开春精心育苗，初夏挑水移栽，追施豆饼，一遍遍划锄、除虫、拿叉、租赁烤房、整修炉洞。天气转凉后随叶片成熟落黄，逐渐劈叶、系烟、上炉、烘烤、出炉、回潮、解烟、分级、桃色、捆把、保管。全家披星戴月，一年汗流浃背的辛勤劳作，年终卖烟时烟价大跌，所卖烟款不足归还借款。债主一再追逼还款，家中急需买盐打油，大人要吃饭，小儿要棉衣，全家笼罩在阴霾之中。作为一家之主的陈汝元，觉得对不住家人一年的辛劳，在走投无路中伤心、愁苦而死。1933年龙岗镇一烟农，用二把手车满载加工后的烤烟到谭家坊收烟场卖烟，排队等候四天方得进场。卖烟所得，竟不足归还贷。想到一家人的祈盼，来年的生活，归还借款的压力，痛不欲生。将所卖烟款交给同来的伙伴捎回后，饥肠辘辘的烟农，在愁苦、悲伤中吊死在烟场墙外。
土 法 卷 烟 的 兴 盛
烟价的大起大落，烟商挖空心思的盘剥，被置死地的烟农，在困苦中多方探索，挣扎求生。他们的苦苦努力，终于为自己趟出了一条狭窄的生存之路，催生了青州人土法卷制香烟的技术，闯出了一个斩新的行业。
1932年，益都烟农中有人试制成功利用自产烤烟，土法手工卷制烟卷技术。将烤烟叶片回潮后，用利刃切成烟丝。用一轻巧木盒，钉上羊皮（后改为成帆布、或油布），中穿木杼或铁棒，将裁好的纸条铺在羊皮上，撒上烟丝，滚动木杼，即可卷出粗细如同机制香烟的烟卷。将50支烟卷装为一包，包皮上印有不同图案，百包装为一箱。 外观如同工厂烟厂的机制产品。
土制卷烟的成功，为困顿中的烟农带来了光明，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烤烟的新出路。纷纷学习、运用这一技术，提高自己的烤烟价值。弥河沿岸诸村中，许多烟农秋冬季节，在家中用自己的烤烟赶制卷烟，对外销售。获利显著高于卖烟叶。这一获利技术，很快在城乡间传播、普及，在青州大地上广泛实施。1934年6月6日的报纸《益都新闻》中清晰记载：“土制卷烟，在城乡间广泛存在。仅在青州城里制造土烟者不下40家。每家每天约出1大箱。50支一包，售洋1角。因其价廉而畅销。”除在青州销售外，范围涉及到寿光、广饶、博兴、利津、惠民、陵县、垦利、德州等地。
开始土法卷烟时，烟农是为自产烤烟寻找销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最多冬闲时找来二三位亲戚帮忙。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后，制止了英美等国烟商活动，查封其在华卷烟厂；独自在中国建立了“华北烟草株式会社”，发布“烟叶专卖统治要领”，独霸中国的烤烟经营、收购、生产、加工、销售领域；垄断了中国烟草市场的日商，肆意压低烤烟收购价格，限制烤烟交易场所，益都境内只留2处收烟地点；封锁外国香烟入华，致使市场香烟缺货；趁机抬高日产香烟销售价格，谋取巨额暴利。日军的霸道经营，导致市场上香烟日益紧缺，价格不断上涨。
市场的缺货，价格的上扬，导致了手工土制卷烟畅销，利润的增加，促进了民间手工土法卷烟业发展。 许多原来的烟农，纷纷转为卷烟生产。使青州的土烟生产由过去的家庭式、小规模，发展为作坊式、联社式，规模化、品牌化，迅速兴盛、壮大起来。至1940年，发展到城乡间遍地产卷烟程度。据粗略统计：仅益都县城内外即有卷烟作坊、卷烟联合社四百余家，简陋卷烟机数千台，从业者四五千人，每家日产卷烟几箱至十几箱不等。其中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有：心寺街春亭烟社及生产的“春亭牌”卷烟；西书院街同盛烟社及所产的“摈榔牌”卷烟；南营街王家烟社及生产的“蜜蜂牌”；参府街张家烟社所产的“蜂王牌”；丰收烟社及生产的“豊收牌”；国光烟社及生产的“国光牌”……这些烟社都雇佣十几至几十人的卷烟工，从烟农手中收购烤烟，形成回潮、切丝、卷制、包装等专业工序，系列化生产。多者，日产卷烟十几箱。中等卷烟，每包售价1角钱 ，上等烟每包2角。同时期，一斤玉米的价格只有5分钱。在市场紧俏的状况下，这些土制卷烟销路大开。除在当地畅销外，还远销到莱芜、广饶、惠民、德州、黄骅、沧州、衡水、天津、营口、奉天、石家庄、保定等华北、东北地区。
土法卷烟的兴盛，带动了与之相关配套专业的兴起及发展。烤烟购销、盒皮印刷、包装箱制作、香料供应、产品推销，成品贩运等专业与时具兴。土制卷烟的兴盛，扩大了烤烟的销路，维护了青州黄烟的生产。在运销上述市场的同时，也带去了青州的名声，提高了青州烟在国内的知名度。当时，日伪山东省公署为迎合日商需要，曾以妨碍卫生和影响税收为名，下令取缔手工土制卷烟生产。但因设备简陋，原料充足，成本低廉，生产方便，利润丰厚，经营灵活，烟农支持，销售顺利，牵扯面广，时局混乱，故禁而不止，并逐日扩展。到1945年，卷烟作坊已遍布益都县各大集市乡镇，并带动了临朐、安丘等种烟县区的卷烟兴起。
1948年5月，原属于解放军的利华 、新群 、建华三家烟草公司，汇集到已经解放的益都。在县城东南角的万寿宫街原宋传典德昌发网庄旧址，联合成立了“利华烟草公司青州卷厂”。同年8月，开始利用小型机械卷烟机、切丝机、压梗机，生产“飞马”、“生产”牌机制卷烟。年末生产1404标准箱（每箱5万支）。1953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更新设备，添加机械，扩大规模。当年生产卷烟15976标准箱。
以后随规模的扩大，设施、品种的增加，产量逐步提高。1987年达到470193标准箱。工厂名称几经更改，机械设施不断更新，演变成今天的“山东中烟有限责任公司青州卷厂”。
1952年后，国家实行烟草专营，禁止土法卷烟生产 、经营。持续了二十年的土法手工卷烟退出市场。
烤 烟 的 再 度 升 温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保证卷烟厂的原料供应，出口换取外汇，快速发展经济，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市场，采取以粮食、肥料（豆饼）换购烤烟；以烤烟顶替公粮；赊销种烟肥料、烤烟煤炭；发放烤烟生产贷款；增设收购场站，方便烟农销售等措施，大力扶植烤烟生产，鼓励农民积极种植烤烟。在一系列措施的扶植、鼓励下，青州烤烟生产得到快速恢复发展。1950年全县种植面积恢复到10.5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的9.1%,总产达到1946万斤。1952年种植15.0542万亩，总产达到3283万斤。产品除供应国内的青州、济南、青岛、上海、天津等各大烟厂外，开始向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和地区出口。1953年，烤烟由国家集中统一经营后，进一步采取“发放烤烟预定金”、“饼肥预售金”、“提高收购价格”等扶植、鼓励政策，农民种烟积极性更加高涨。至1956年，全县种烟面积扩展到 22万多亩，占当时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8.3%，总产烤烟4946万斤，产值2868.7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40%以上。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生产高峰。所产烤烟被增调至广东、云南、甘肃、沈阳、黑龙江等17个省的大型卷烟厂，并扩大出口到匈牙利、联邦德国、波兰、朝鲜、埃及、荷兰、及印度尼西亚等国。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烤烟以生产队为单位种植。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放卫星”、“创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政治运动影响，单纯追求烤烟产量，推广“山东多叶”、“益杂系列”烤烟品种。这些品种生长茂盛，叶片数量多，烤出的烟叶呈灰褐色，单薄易碎，焦油含量低，阻火难燃。卷烟厂不用，收烟场不收，烟农只好倒进河沟、填入枯井。
1961年后，国家提倡种植烤烟“金星6007”优良品种，推广育苗、栽植、烘烤新技术、新方式；对烤烟生产实行奖励政策：生产队每交售100斤烤烟，可获奖售100斤粮食，30斤化肥。农民种烟积极性再次得到调动。至1966年全县烤烟种植面积恢复到16.5492万亩，收获烤烟6391.7万斤，产值2876万元。形成建国以来第二个烤烟生产高峰。
正当青州烤烟向着正确方向行进时，突然遇到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造反有理”、“砸碎旧世界”、“反对经济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政治主张下，取消了对烤烟生产的奖励政策，不顾烤烟生长所需，不求烟叶质量，盲目推广“大金星”品种，强令深耕烟田，多施化肥，大行距栽植，大水浇灌，大炉烘烤的“大呼隆”生产模式。一味追求大面积、大指标，拼命提高烤烟产量。致使种出的烤烟色泽暗淡，油分降低，尼古丁减少，质量严重下降，低次等烟占了烤烟比例的三分之二以上。青州烤烟声誉再次下滑。青州卷烟厂为求生存不得不派出采购员，千里迢迢到云南采购原料，以满足卷烟质量需要。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国家努力拨乱返正，将计划经济改变到市场经济后，青州烤烟在质量、数量徘徊了十年之后，又逐渐回到正确道路上来。通过建立良种繁育基地，更换原来品种，陆续改种“潘元黄”、“中烟15”、“Nc89”等优良品种，使用符合优质烤烟生长肥料等措施，主攻生产高档卷烟所需的主料烟，使烤出的中上等烟达到了60%以上，恢复了青州烤烟质量，重新供应国内外卷烟厂。1982年种植面积恢复到19.344万亩，总产8380万斤，总产值6905.12万元，实现利税2898.2万元 。
1983年后实行包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生产方式，以户为单位生产烤烟，售烟户数陡然增加。年轻一代种烟人对烘烤、分级、挑色要求掌握不准，烟叶收购站工作人员偏少，验级、过磅工作量加大，烤烟生产中一度出现卖烟难现象。1984年烟草公司增加收购站点，发放《售烟证》，实行分片、定点、定时轮流收烟办法，将全市收烟站点增加到23处，派技术员到村中推荐优质肥料，指导、帮助烟农建设小烤房，掌握烘烤、分级、挑色标准。为提高收烟验级速度，在收烟量大的谭家坊收烟站，首先使用电子计算机检验烤烟，提高了检验水平及工作效率。
通过一系列措施，青州的烤烟生产水平迅速提高，效益明显增长。1987年全县种烟12.16万亩，产烟4289万斤，中上等烤烟达到81.4%,实现产值5016万元。斤烟均价1.17元。当时斤烟的价值可买6.5斤面粉、1.5斤豆油、3.5尺棉布。 出口2426.8吨，创利税2209.9万元。占当年青州财政收入的33.8%。使青州烟质量、产值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形成经济收入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成为青州经济的重要支柱。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十几年，烤烟却在青州大地上悄无声息地消失 。彻底退出了青州人的视线。
烤 烟 的 衰 落
同样的经济作物，西瓜，自汉朝引进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种植，仍盛行不衰，大受欢迎，继续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葡萄，传入我国两千多年，至今兴旺发达，仍是备受青睐的经济作物；西红柿，进入中国三个多世纪，仍被人们大量栽种；与烟草同期传入中国的玉米，仍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广泛种植。而烤烟这种曾为青州带来巨大效益，成为青州经济支柱，深受青州人欢迎的作物，为何生存不足百年，就从青州大地上消亡了呢？其中，既有客观经济原因，也有人为因素。
1992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深圳后，改革开放浪潮在全国涌动，各行各业纷纷挣脱原来经济体制的束缚，主动走市场化，自由化、个体化路子，怎么挣钱怎么干。获得种地自由权的农民，在保证全家温饱的情况下，大胆寻找让钱包尽快鼓起来的门路。他们发现原来种植烤烟虽能挣钱，但烤烟生长时间长、用工多、投入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严重、生产技术性强，交售困难。开春育苗，初夏移栽，盛夏管理，去虫、防病，秋天劈烟、烘烤、分级、挑色，建烤房、购煤炭、投肥料，交售时常会遭受不公正待遇。一年之中费心费力，顶烈日，迎风雨，扣除去成本，经济收益比不高。不及种植生长周期短，资金周转快，产品销售方便，赚钱容易的瓜果、蔬菜。于是，谭家坊、东夏、王母宫等平原乡镇，水利条件好的地带，率先开始淘汰烤烟，改种西瓜、甜瓜、黄瓜、菜葫芦、辣椒、生姜、大葱等常用瓜菜。这些大众化瓜菜，适用人群广，生长速度快，生产投资小、销售方便，赚钱容易。每到瓜菜成熟期，客户开车到地头收购，公平交易，现场付款。省力、省心、方便、安全，不会受制于人。
前些年，笔者曾在最先开始种植烤烟的谭家坊一排闲置的烤房前，与农民交谈时，问及他们为何舍烟种瓜。几位老农七嘴八舌地回道：“过去种烟时，一年到头忙。春天不化冻就要破土整地、畦苗、移栽，夏天拿虫、抹叉、培土、整炉、买炭，秋天冒雨劈烟、系烟、上炉、卸炉；冬天选烟、卖烟，一年四季忙活。卖烟时，收烟的压级、压价、压秤，明明是三黄，他非要打成四黄，降低价格。收烟高峰时，不但压级、压价，还压秤。在家里称好的85斤，到他那里就成了82斤。到别处去买，烟草公司派人截着不让去，非得卖给他不行。一年忙到头，老婆孩子齐上阵，累死累活，受管、受气，一亩烟也就卖一千来块钱。现在种西瓜，春天栽上，三个来月瓜熟时，收瓜客户把汽车开到地头上。现场讲价，就地过称，当场付款。一亩地曾玛也卖七八千块钱。卖完西瓜，闲玩一个多月后，栽种辣椒，秋后还卖三四千块钱。比种烟受累少，卖钱多。”
之于人为因素，那就是烤烟收购经营者的问题了。同样的烤烟收购价格，同样的国家政策，为何最早种植烤烟的青州大地上不见了烟田，而在相邻县市的临朐、昌乐、安丘、诸城等地 ，却仍在大面积种植呢？这就与烟草经营者有关了。
1990年前后，烤烟产业兴旺时，烟草公司对烟农实行划片收购，定时、凭证，轮流交售制度。烟农的烤烟只能在所划分的收购站交售，不能跨片到区外售烟。这实为霸王式的垄断经营，限制了烟农的自由交易权，与烤烟初进青州时外国烟商“非我莫售”的垄断收购，如出一辙。这种垄断经营，带来一系列伤害烟农的事情发生。每到收烟季节，烟农将自家精挑细选的烤烟。连同满心的希望，送往烟草收购站。他们所买的烤烟常常是多个等级、不同的级别。站内验级员判定的级别常与烟农自己挑选的级别不一致。这时烟农只能屈从验级员，否则，交易不成。烟农无奈只好认同验级员喊出的等级，但内心却隐藏极大不满。笔者曾在王坟镇一家收烟点门外，听一位从收烟点走出的老人气愤地骂道：“春天种烟的时候，恩想方设法动员我种，磕头作揖，叫我爷爷。这秋后卖烟了，恩横挑鼻子竖挑眼，张压曩扣，我叫恩爷爷也不行。过年，恩再叫爷爷我也不种了。”有些性格倔强的烟农，面对严重的压级现象，干脆收起烤烟，不买了。隔天悄悄托亲戚到外县收烟点，很顺利的就能卖上自己理想的等级。笔者一位家住宋池乡亲戚，曾与同村同伴，用自行车载烤烟，到百里之外的桓台销售。问他何以舍近求远？他坦率地说：“为多卖点钱吧。我这大半天功夫，比在当地多卖了百十块钱儿！”当年，这百十块钱，对于一家农户而言，是个不小的收入。
有的收购点不仅压级、压价，还压秤。烟农在家称好的烤烟重量，到收购点过称时，总是少几斤。有的收烟站每年向外调出的烤烟总量，大大超出收购总量。这超出收购量的烤烟，明显是克扣烟农的。
人与人的交往，讲究的是诚实、信用；经营者之间交易，讲究互利共赢。若不顾对方利益，只顾自己赚钱，对方是不会与你长期合作的。企业若依自身实力强大，认为单打独奏的烟农无力与你抗争，就以霸王条款，轻视伙伴，欺凌对方，烟农虽抗不过你，但他可以离开你，不理睬你，不再与你交往。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你对他不讲信用，缺乏尊重，他将不再与你打交道。现在经营自主了，挣钱的项目多了，不种烤烟照样能挣钱，为何非要种烟受气。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走你这独木桥？
在这种非正常的赌气下，山区农民也不再种烟了。
可惜呀，曾经盛行一时，带富一方的烤烟，就这样在青州大地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