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危难心爱民
——原鄌郚公社书记张政钧同志二三事
赵守诚
一位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一把手，只要能关爱群众，心系群众，一言一行从群众利益着眼着手，就会深受群众爱戴，广为群众敬仰。如果在自身处于危难之中，仍能舍弃个人利益，全心关爱群众，全力维护群众利益，这就很难能可贵，很令人崇敬了。原公社张政钩同志就是这么一个人。
“文革”中造反派疯狂批斗领导干部，他公然宣称批斗他才是“大方向”,引火烧身，保护众村支书和公社一般干部。
1974年暑后，我从地址在高崖的昌乐二中调到地址在鄌郚的昌乐六中任教，那时已是“文革”动乱后期，动乱初期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已多数被解放，时有经常说”大方向”如何说，“大方向”如何如何做。我很感新奇，就问他们“大方向”是谁?他们说，“大方向”是公社党委张政钧书记。公社书记姓张怎么会叫“大方向”呢?“这就得从‘文革’动乱开始说起了。他们热情介绍起“大方向”一称呼的事由了。
“文革”动乱伊始，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进行批斗，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张政钩同志自然不能例外幸免，各大队支部(当时村一级组织)书记也是一级领导，当然也祸于其中，在劫难逃。别看大队支书官并不大，可得罪的人并不少，尤其是认真负责的好支书，对干活投机取巧、拖奸要猾的要批评，对小偷小摸，危害集体利益的要惩处，对想多占宅基的要遏制等，这些人平日因想占便宜而没占到，就觉得是吃了大亏，怀恨在心，“文革”运动兴起，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带头造反派，批斗起“走资派”来，有“情”有力有狠心，其凶残暴烈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大小批斗会接二连三.夜以继日，花样百出。一次在公社开批斗会，批斗公社领导干部，还“看殡的不嫌纸草多”,又拉上了些大队支书，批斗会由公社里几个著名的造反派主持，强逼“走资派”弯腰低头是小事，最主要批斗方式是拳打脚踢，肉体折磨。张政钩自己身受其害，痛苦不堪，但他更同情怜惜同在受折磨的公社其他领导和各大队支书，竟站直身子，挺直腰杆，近似怒吼地喊道：“不要难为他们!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他们做的事情是我指使他们干的，要斗你们就斗我，斗我才是大方向!"在这种场合下还公然袒护自己的同事下级，不用说把造反派头头更激怒了，更疯狂的批斗矛头全集中到他大方向身上来了，也就是从此时大方向的称谓居然诞生，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了。
当时，面对造反派的残暴，处处受灾，人人自危，不少人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有的甚至不惜造谣中伤，加害于人，保全自己。而他却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公然袒护下级，开脱别人，这是何等的品格?何等的胸怀?何等的为人这就是张政钩同志。
宁愿被称为“不要脸的干部”,也要为群众申要救济款、救济粮。
1972年，张政钩被解放，结合进领导班子，又任鄌郚公社党委书记。当时“文革”动乱尚未结束，“四人帮”们在台上，地方上的造反派不断无事生非，兴风作浪，领导干部的工作环境十分困难，上要顶着“四人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风翻案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邪风的压力，下要面对多年动乱、经济萎退，百姓贫困的现实，有的领导干部上边怎么指示怎么干，敷衔应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别再犯错误，不再重新被打倒就行。有的则能吹就吹，能擂就擂，只图博得上司欢欣，表现自己“革命”,不顾群众生活。而张政钩当书记的做法却是只重群众生产生活而漠视其他，鄌郚是昌乐西瓜的发祥地，金山西瓜是昌乐西瓜的标志产品，“文革”前任书记时，张政钩就十分关心重视西瓜生产，重新走向书记岗位后，他一如既往，既抓好“中央特需瓜”的生产供应，又充分关注全公社的西瓜生产销售，帮助群众增收。那时正热火朝天“农业学大寨”,每到秋后，各公杜争先上马修“大寨田”,有的公社为“抢种”小麦，不惜将才灌浆的玉米连根拔出，让它利用秸秆中的水脉成熟供粒，以此来提前种植小麦和上马整修大寨田的时间。而张政钩却认为这样做无疑会影响玉米的产量和质量。使到嘴巴了的粮食不能成熟好，是项不必要的重大损失，他不仅不提倡这样干，反而明令禁止杀青，确保丰产丰收。不杀青提高了玉米的产量质量，却拖后种植小麦、上马整修大寨田的时间，因而背上了“落后”的包袱，对此，他张政钩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那时，是“大集体”生产，农业产量低，卖“余粮”任务重，多数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粮食紧缺，社员长年缺粮，特别是公社的北部各大队，多山岭薄地，穷乡僻壤，社员生活更加贫困。有时上级也不定期下发微量救济款和救济根，有的公社领导为表示自己工作得力，政绩卓越，就称“不需要”,不要救济粮款，而张政钩书记却不然，他是救济粮也要，救济款也要，并总是尽量多要，要来发故到各大队群众，对此，有同志曾半开玩笑地讥讽他：“你怎么救济款也要，救济粮也要，你还要你的脸皮吗?"张书记慨然回答：“为了社员的需要，我就得救济款也要，救济粮也要，光不要我这张脸。”从此，有人背地里戏称他是“不要脸的干部”。
有的人为“要脸”而弄虚作假，吹牛浮夸，有的人光为“要脸”而不顾群众生活，而张政钧却一心只为群众，宁可赚个“不要脸的干部”。
“不要脸的干部”,是不雅的称号，甚至可以说是令人鄙视的称号，而在张政钩身上却被赋子了特殊涵意：这是关心群众的生动体现，是清正为官的具体诠释，是无私奉献的高度概括。
调离众相送客走茶不凉
领导干部在任期间，众人竞相敬仰爱戴不足为奇，而在离任之后人们对其的态度表现，则更能反映人们的真情实感。
1974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天，离家近的老师都回家了，我因离家远而未归，家是朱汉的李志和老师也没回家，早饭后，李老师约我：“大方向’调工业局了，今天搬家，咱们看看去。”当时我已听说“大方向”即公社书记张政钩，但知人知名不知面，也不知其家往哪里，就跟者李老师来到了西村张书记住地，当时正在热火朝天地“搬”,门前一辆大货车(四个轮，当时称为大货车，如今是十足的小小货车了),据说是工业局派来的，人们纷纷从张书记家里往外搬亲，街坊邻居，只有几个在车上摆放的像工业局派来的干部。更多的人却是出出进进的男女老少，他们是来送行的。这时的情景，如果用“门庭若市”“摩肩接踵”来形容，真是太准确太形象了。这时几位老大娘颤颤规规走了出来，一男一女搀扶他们走出大门。李老师悄悄告诉我：
“这个男的就是‘大方向’。”我第一次得识“大方向”的尊容：胖身子，黑皮肤，身材中等偏上，衣着朴索简单，看上去和公社一般干部毫无差别。他只顾和前来送行者频频招呼：“一定!我一定再回来看你们!”而毫不关注搬运装车的东西，好象根本不是他在搬家。倒是帮搬者在不断地互相叮嘱提醒：“这纸箱里是瓷家什，小心轻放。”“这暖水瓶怕跌，放进驾驶室里。"看到这些情景，我不由得对李老师说：“人们都说“客一走，茶就凉”,看来这张书记人虽走，茶水不凉啊!”李老师又注释性地说了一句：“他关爱社员，群众基础好。”
人多手多行动快，车很快装好了，几个人开始用绳子封车，这时突然又一辆卡车开到门前停了下来，司机先下车来和我握手打招呼，我一看是我在高崖二中教过的学生，现在青上铜矿开车的陈中邦，他主动告诉我：“公壮张书记往工业局搬家，领导叫我来帮帮忙。”他去和封车的同志说明来意，只听那位同志说：“东西，这一车都拉了，就是还有些柴禾，张局长原说不拉了，这会儿既然有车了，就装上拉着吧，反正到昌乐也得烧柴禾。”我猜想他可能是工业局办公室主任，是带队来帮助搬家的。
人们开始七手八脚往车上装荣禾。刚装了一半，公社的小货车开来了。当时全县各公社中就只公杜有汽车，是这么一辆小汽车，额定载重量半吨。跟车来的公杜秘书见已实在无啥可装，就说：“这样吧，有空的同志坐这辆车去昌乐帮忙卸卸车，再坐这辆车回来。”约摸十点时分，拉家具车领先，拉柴车居中，拉人车在后。三辆车向昌乐县城浩浩荡荡驰去。当时我只是在看，没有什么别的感受，后来听说，有人批判张政钩同志，说：“来时东西只是一地排车，走时就成了三汽车，再待几年就成三火车了!”对此有群众在私下议论：“来时根本不是一地排，而是朱刘公社大东庄支部书记赶着马车送来的。走时三辆汽车参与搬家了不假，可应该分清三辆汽车分别拉的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