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红色印记
诸城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历史悠久，山川形胜，人杰地灵。这里走出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这里长眠着众多抗日英雄。革命中，诸城儿女前赴后继，守卫家乡，红色文化一直滋养着这片丰饶的土地。诸城市拥有红色文化资源90多处，其中机构、事件遗址34处，烈士、党史人物故居29处，纪念设施（碑、塔）、墓地（陵园）14处，事件纪念地5处，新建红色场馆8处。田裕旸烈士墓、马耳山抗日遗址、郝戈庄抗日英雄纪念碑、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刘家庄抗日自卫反击战遗址、权新年烈士陵园等地，已成为当地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本期，为大家展现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故事。
本期撰稿：毛玉东 丁坤元 季彩凤
田裕旸长眠巴山坡
田裕旸
田裕旸烈士墓。
田裕旸在武汉读大学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八七会议后，他回到山东，参与和发动了诸、高、安边区的农民秋收暴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久，他在迎亲途中被国民党逮捕，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英勇就义。
成绩优异赴武汉读大学 走上革命道路发表激情演讲在诸城北部广袤的平原上，巴山突兀而立，虽然其海拔只有116米，放到诸城南部延绵起伏的群山中就像一个土包，但它却是诸城北部唯一的一座山，因而成了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当地人都以其为荣。田裕旸牺牲后，家人就把他葬在巴山的南坡上。
田裕旸，又名田寅东，1899年出生于诸城县七区共和乡大花林村（现属诸城市昌城镇）一个佃农家庭。大花林村背靠巴山，前临百尺河。少年田裕旸经常穿梭于山水之间砍柴、摸鱼。他聪明好学，在巴山私立小学教学的父亲经常教他念书识字，他5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巴山私立小学是由巴山王氏家族设立的，“巴山王”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曾有“一门六进士”的光辉历史。王氏爱惜人才，在田裕旸11岁那年，免费让他到巴山私立小学上学。田裕旸也不负众望，1917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在青州设立的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他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在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武汉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田裕旸深受革命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积极参加学生革命活动，被推选为武汉市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
1926年10月，北伐革命军攻克武汉，田裕旸被推选为武汉三镇几十万学生的代表，前往迎接。在欢迎会上，他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12月，在武汉读书的山东学生组织集会，他在集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青年之使命”的报告，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还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山东籍学生王景陈、崔丹亭组成“三人班”，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回山东开展农民运动 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工作“八七”会议之后，田裕旸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回山东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山东省委分配他到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宣传部长。
他对青州很熟悉，从地委书记宋伯行等同志那儿了解了青州的革命情况后，很快进入“角色”，与地委一班人策划组织农民暴动。可是不久，青州地委组织部长杜华梓叛变，导致青州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宋伯行被害，田裕旸与其他地委领导成员被迫离开青州，分散隐蔽。
1928年春节前，田裕旸回到家乡大花林村避难，但他没有停止革命工作，而是很快与孙仲衢取得了联系。孙仲衢与田裕旸曾同在巴山小学读书，毕业后又一起去青州上学。两人不仅是同学，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孙仲衢遵照中央组织部的统一安排，回到诸城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27年3月成立了诸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楼子支部。
经孙仲衢介绍，1928年3月，田裕旸到赵家庄子担任小学教师，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田裕旸参加了诸城特支和贫民会的领导工作，担任诸、高、安三县边沿地区一带中国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并于9月参与和发动了诸、高、安边区的农民秋收暴动（亦称潍河暴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迎亲路上中埋伏被捕
写“万言书”英勇就义
潍河暴动失败后，为了避开血雨腥风的袭击，田裕旸辞去赵家庄子教师职务，回到大花林村。父亲怕他再外出闯祸，急忙托人说媒，让他赶快成亲。很快，他与王家朱庙村的一位女子订了亲。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发出立即逮捕田裕旸的密令。诸城县长边渡春接到密令后，经过密谋筹划，决定由县党部执委路谦叔指挥，县警备大队长王奎五率兵20余人，会同昌城联庄会长路景韶率领的30多人实行设伏抓捕。
为什么要在田裕旸迎亲途中的管家庄设伏抓捕，而不是去大花林村或者王家朱庙村？这出于官府多方的权衡与思虑。
田家虽是佃户，但田裕旸的父亲在巴山私立小学教学，因此抓捕田裕旸就与显赫一方的巴山王氏家族有了关联。常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官府去抓巴山私立小学教员的儿子，等于没把王氏家族放在眼里，官府心存忌惮，不敢轻易前去抓人。
之所以在管家庄设伏，是因为管家庄就在王家朱庙村北侧，是田裕旸迎亲的必经之路。再者，管家庄属于百尺河乡，与辛兴乡的王家朱庙村、共和乡的大花林村不属于一个乡。在外乡抓人没有掣肘，便于行事。
1928年11月16日，当田裕旸迎亲的花轿途经管家庄时，如狼似虎的兵丁蜂拥而上，把田裕旸五花大绑带到县城。
在刑庭上，田裕旸坚贞不屈，怒斥群敌。敌人要他写投降书，他奋笔写了“万言书”，阐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敌人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妄图从田裕旸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但田裕旸始终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严守党的秘密。
三弟田裕熙到监狱送饭，看到哥哥的惨状禁不住痛哭流涕，田裕旸坚定地对三弟说：“不用难过，我做而不悔，悔而不做，我是不怕死的，敌人抓虎容易放虎难，甭愁，十年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田裕旸软硬兼施，伎俩用尽，但始终一无所获，便准备杀害他。我地下党积极组织营救，并做好劫刑场的准备。但阴险毒辣的敌人没敢对他进行公开审判，也没敢在诸城西南门外的刑场上公开杀害，而是于1928年11月20日拂晓，在诸城东大门外将其秘密枪杀。就义前，田裕旸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英雄气概，时年29岁。
田裕旸牺牲后，家人把他埋葬在潍河东岸的巴山南坡上，墓地至今保存完好。
县委几经破坏重建
第一届中共诸城县委在石河头村的临时驻地。
八年抗战中，中共诸城县委几经破坏，却又很快重新建立。从组建临时县委到正式组建县委；从积极发动各派武装投入抗日战斗，到组建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诸城独立营。中共诸城县委百折不挠，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最终迎来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和诸城全境的解放。
积极发动武装
加入抗日洪流
诸城市龙都街道辛家尧村村民宫均民家的旧址，就是中共诸城临时县委成立的地方。
1937年10月上旬，赵志刚和王辩以及董昆一一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从北平来到山东从事抗日工作。他们按照北平党组织提供的关系，先到青岛，通过平津学生流亡分会负责人邹鲁风与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以安置家属避难为名，回到王辩的家乡诸城相州，住在王翔千家。为了尽快建立党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在王翔千的支持与帮助下，赵志刚、董昆一、王辩在相州成立中共诸城临时特别支部，赵志刚任书记。
此时，王尽美的大儿子王乃征来到相州寻找党组织，赵志刚和董昆一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示他回大北杏村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王乃征回村后，发展王东年、王愚民、王家馨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北杏支部，王乃征任支部书记。
同时，王辩也积极发展王希坚、王满（后改名王绩）、王成等人入党，成立中共相州支部，她任支部书记。
11月，中共诸城临时特别支部向中共山东省委请示，省委决定让他们留在诸城一带开辟和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于是，赵志刚等人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2月，赵志刚、董昆一到府前街小学，发展该校教师王树成（后更名为王少云）、郭虹路、宫均民等人入党，成立府前街小学党支部，王树成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济南，诸城国民党政府逃窜，诸城城里一度成了无政府状态的“真空”地带。针对这种情况，中共诸城临时特别支部的赵志刚、董昆一、王辩等经过认真分析，决定从相州移驻城里，以加强对全县抗日斗争的领导。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中共诸城临时县委在龙都街道辛家尧村的宫均民家中宣布成立，赵志刚任书记，董昆一任副书记，临时辖相州、北杏、府前小学3个党支部，各支部的负责人王辩、王乃征、王少云分别为临时县委委员，共有党员十几人。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积极发动各派武装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8年1月，中共临时县委和从高密前来诸城的蔡晋康部的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诸城鲁东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鲁东南工委），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赵志刚任工委委员，临时诸城县委仍保持原组织形式。同年2月，中共鲁东南工委脱离蔡部，分赴鲁西和鲁东南进行抗日，中共诸城临时县委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建立武装巩固统一战线 两度重建县委
193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鲁东南特委，开辟和建立鲁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特委辖莒县、诸城、日照、胶县、赣榆等县。
1938年10月，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亦称岸堤干校）第二期学员结业时，遵照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指示，由干校党组织选拔的部分诸城、高密籍优秀学员，组成中共诸城县委，隶属鲁东南特委领导，由乔志一任县委书记，刘力一任宣传部长，周建桥任组织部长，王圣舆任统战部长。同时，经边区省委和鲁东南特委批准，建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诸城独立营，乔志一兼任政治处主任。
县委和独立营建立后，乔志一随即率队离开岸堤干校，开赴处于敌后的诸城境内，他们于10月底进驻诸城六区的石河头村，公开以八路军诸城独立营的名义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抗日工作。他们收编了石河头工农武装队，在石河头村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使诸城的抗日救国运动得以迅速开展。
1939年3月，中共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奉调鲁东南特委民运部工作，统战部长王圣舆调特委干训班工作，组织部长周建桥妥协回家，中共诸城第一届县委解散。
随后，中共鲁东南特委派钮新农和特委组织科科长孔楚白到诸城，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驻地泊里镇组成新的县委，钮新农任书记。
钮新农领导的新县委在原县委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在二支队前方司令部指导下，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组建农民自卫武装和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1939年6月，日军对鲁中山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为了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好反扫荡斗争，中共诸城县委和八路军诸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区开展活动，只留下钮新农、白长洲等少数人员坚持日常工作，县委和办事处驻地由泊里移至三区的闫家庄子村。
1940年3月19日晚，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二旅张希贤部的一个连开进县委驻地闫家庄子村，他们在找房住宿时，发现并逮捕了钮新农、白长洲，中共诸城县委遭到破坏。钮新农、白长洲被关押在伪顽县政府设在黑石子村的监狱里，5月17日一个下雨的夜晚，他们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走，辗转回到五地委。
1943年7月，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第13团取得了三关口（在五莲县九仙山北麓）战役胜利后，诸城的抗日斗争形势才发生了根本改变。7月下旬，中共滨海区委决定，重建中共诸城县委，钮新农任县委书记。自此，间断了三年多的诸城县级党委领导机构重新恢复。同时成立首届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张苏平任县长。同年9月，成立诸城县武装大队，钮新农兼任政委。此后，县委、县政府在解放区各个村开展工作，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村自卫团等抗日群众团体，领导抗日军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抗日形势的需要，县委机关驻地也不断变换，最初设在五莲县长城岭村、闫家庄子村，后迁至诸城昌城镇前官庄村、徐家河岔村、龙都街道孔戈庄村等地。
随着抗日形势日益发展，中共诸城县委的处境也越来越好，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伏击点燃抗日烽火 战斗过程惊心动魄
陶钝（资料图片）
郝戈庄无名烈士碑。
赵明宇
郝戈庄战斗发生地淇河西岸。
时任民兵组长的王福莲。
马耳山抗日遗址。
自路景韶带领抗日游击大队打响诸城抗日第一枪后，中共诸城地方党组织领导诸城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配合各主力部队，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清剿”。其中马耳山反扫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陶钝说服区长一起抗战 拉起抗日游击大队
在诸城抗战史上，有一次战役是绝不能忘记的，它是1938年2月2日由路景韶带领游击大队发起的路家道口伏击战；有一处地方是绝不能绕过的，则是路家道口抗日遗址。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接连丢掉黄河、济南、泰安、运河防线，致使日军一个半师团轻易侵占了大半个山东。12月27日，济南被日军侵占，诸城县长闻风逃窜。
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急关头，诸城许多优秀儿女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地投身抗战烽火中。陶钝就是其中的一员。陶钝，诸城市昌城镇徐家河岔村人，原名徐宝梯，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回家乡组织抗日活动。他的家乡在诸城七区，有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陶钝试图把这支武装发展为抗日队伍。
陶钝找到区长路景韶，劝他起来抗战。路景韶是革命志士路友于的大哥，为人豪爽，人称“路大胡子”。陶钝决定先通过路友于的事打动他：“（路）友于兄在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直至牺牲也是和共产党一起的，他成了国民党人的榜样。这样的国民党人，不仅国民党尊重他，全国人民都尊重他，连共产党也同样尊重他。政见不同，救中国的意志是相同的。如果他还健在，一定会希望你进行国共合作，一起抗战。”
在陶钝和路君约等人的劝说下，以及考虑到当时的大形势，路景韶决心拉队伍抗日，坚决打击日寇，保家卫国。他把整个区的地方武装编为一个抗日游击大队，他兼任大队长。还成立了由陶钝担任队长的青年队，相州的赵明宇召集二区的一批青年，也加入了青年队。
路家道口设伏打击日寇 打响诸城抗日第一枪
1938年2月2日，日本侵略军1000余人从高密出发，沿诸高公路向诸城进犯。路景韶得知后，立即率领抗日游击大队500余人埋伏在路家道口一带。翌日清晨，3辆满载军火的日军汽车行驶到芦河时陷住了，车上19名日本兵除留下几人看车外，其余纷纷到村里抓人推车修路。路景韶当即派王贯三带领200余人去抢夺军车上的武器，派张本亮率300余人到福胜村后公路两旁埋伏。群众听此消息，不少人自动加入战斗行列。10时左右，5辆军车载着100余名日本兵来到福胜村时，游击队员一齐开火，激战一小时后，日军反扑，游击队员撤退到道口。抢夺武器的游击队员因暴露目标未能成功，只好退回道口。两路人马会合后，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于傍晚撤往齐沟村一带。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6人，缴获枪1支，是日军在诸城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40多年后，曾亲临这次战斗的陶钝在一篇回忆文章《一位被遗忘的朋友——缅怀赵明宇同志》中，详细地记叙了战斗过程：
日寇先头部队到了路家道口村西芦河(从卢山下来的一条小河)渡口，汽车陷入了泥塘。路大队侦知后，派了一个射击小组去，从东面射击。那时正当过阴历年，我回到本村，从本村带了一个班在西边埋伏，发现敌人就射击。这些游击队员都是在农村防备土匪和打猎的射手，射击技术是挺好的。当时敌人受到了杀伤。敌汽车冲出泥塘后，急忙南驰。天晚以后，敌人包围了道口村，路大队没有撤出。入夜，敌人用重机枪和小炮攻击村围子墙。游击队在围墙上坚守，上来的鬼子被手榴弹和步枪击退。赵明宇和与他同来的青年队员在围子墙上和敌人对抗，这是他第一次过战斗生活，从前他连枪也没有拿过。战斗到下半夜，围子墙没有被攻破，杀伤了相当数量的敌人。敌军停止攻击以后，赵明宇带领游击队从东门撤走，战斗中牺牲了六位战士。
文章中提到的赵明宇是一位回乡抗战的诸城优秀青年，又叫赵震寰，是相州镇人，生于l903年，后来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与邓恩铭同班同学。邓恩铭与王尽美相识，就是由他介绍的。他在王尽美、王翔千、邓恩铭影响下，从事进步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了“励新学会”“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后来，他参与了李大钊、丁惟汾、路友于主持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活动，与路友于交往密切。1927年，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一批革命人士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被捕，惨案发生前多方面的营救和事发后烈士遗体的收殓等工作，都是由赵明宇联系办理的。七七事变发生后，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校长的他，放弃安逸的教学生活，回到家乡进行抗日。
路家道口伏击战打响了诸城抗日第一枪，唤醒了更多诸城儿女的爱国热情，他们众志成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新的长城。
军民做好战斗准备 马耳山反扫荡胜利
在皇华镇桥上村村前路东侧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有“马耳山抗日遗址”几个醒目的大字，落款是“中共诸城市委 诸城市人民政府”，日期是2020年9月。
1945年5月下旬，日军纠集诸城、莒县、日照、泊里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分四路向滨北诸、莒、日、胶根据地实行迂回大“扫荡”，妄图“围剿”滨北军分区和各县地方武装以及诸城、日北等县党政机关，摧毁五莲山区抗日根据地。
5月22日，四路日、伪军在马耳山周围集结，实行“铁壁合围”，野蛮地烧杀抢掠。23日，日军将我滨北地委、专署，诸城县委、县政府，日北县委、县政府等机关和千余名群众包围在马耳山上。将长城岭村160户群众的粮食、衣物和82头牲畜全部抢劫一空。24日，日、伪军一部在松柏林村抢劫以后，纵火烧毁房屋500多间。25日，一股日、伪军劫掠朱家老庄，在山沟中包围了部分避难群众，有18人被刺刀刺死。
在日、伪军“扫荡”之前，马耳山一带各级党组织就向根据地群众作了思想动员，并且做好了战斗准备，坚壁清野，疏散老弱病残。有的村挖了地洞，有的村里村外垒石伪装成假人岗哨迷惑敌人等。来犯的敌人一进根据地，就踏响了地雷，被炸得人仰马翻。当地民兵奋起阻击，民兵队长王义龙身受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最后壮烈牺牲。马耳山西麓，民兵们奋勇抵抗，弹药打尽后，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用滚石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我方的顽强阻击让敌人惊魂丧胆，不敢走正路。24日，日、伪军搜索于家沟村时，一名日本兵抢掠了群众财物后正想离开，遇上本村农民于方俊、于方清等五兄弟，他们先是设法稳住这个日本兵，然后乘机一齐动手，将其扼死。经过军民的英勇奋战，我党在根据地内兴办的军用、民用工厂均被完好地保护下来，其中就有桥上村的一处兵工厂。马耳山反“扫荡”取得了胜利。
党组织和政府在粉碎了敌人“扫荡”过后，立即派出干部，调拨物资款项，救济受害村庄群众，帮助受害群众修盖房屋，重建家园。
郝戈庄西南山坡埋忠骨 捐资建抗日英雄纪念碑郝戈庄抗日英雄纪念碑位于诸城市皇华镇前郝戈庄村西南山坡上，由于这座山叫“江山”，纪念碑又叫“江山抗日英雄纪念碑”。这是郝戈庄镇干部群众于1991年清明节捐资修建的，纪念碑自建成以来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地点。
当年，郝戈庄年近九旬的王福莲老人接受采访时，含着热泪讲述了那段难忘的历史：1945年2月4日深夜，当地群众正在过农历“小年”时，日寇开始悄悄包围郝戈庄一带村庄，企图烧杀抢掠。驻扎在这里的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得到情报后，马上帮助村民转移。次日凌晨，日军从我军后方发动袭击。二营一连指战员为了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在淇河西岸依靠有利地形和敌人周旋，顽强阻击敌人。日寇久攻不下，不断增兵，将一连官兵围困在淇河西岸。战斗持续4个小时，四面受敌的一连指战员寡不敌众，除一人生还外，其余47人壮烈牺牲。烈士们身上布满了弹孔和刺刀痕迹，有的手里还紧紧握着枪支。当地群众悲痛地将这些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
关于这次战斗的一些细节，史料记载得并不多。
带领郝戈庄村民转移 受夹击几乎全部战死
1932年出生的下茁山村民王增奎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
1945年2月初，八路军一个连（滨海军区十三团二营一连）从山南到了下茁山村，部队当晚就驻扎在下茁山村里。这支部队连部就住在他家里，有连长和他的警卫员，还有连队的卫生员、通讯兵等，一共七人。连长名叫丁秀卿，白生生的，一副文弱秀才的模样。虽然已经开春，但天气还很冷，尤其是在晚上。王增奎就从院子里抱来柴火把东屋和西屋的炕都烧热了。
他见丁秀卿身上斜背的匣子枪，就好奇地暗暗用指尖触着枪套，丁秀卿发现了，就笑着问王增奎：“小朋友，你喜欢枪？”王增奎点点头。丁秀卿问他为什么喜欢枪，他说有枪就可以用来打鬼子。
通过交谈，他才知道这个丁连长是上过学的人，出身地主家庭，为抗日弃学参加了八路军。
丁秀卿开始手把手地教王增奎如何使用匣子枪，很快王增奎就学会了上子弹、勾扳机、瞄准。丁秀卿对旁边的下茁山村长王进来说，这孩子是一棵当兵的好苗子，要不是他年龄还小，真想把他收到部队。
王增奎听了，马上就嚷嚷着，让丁秀卿带他去当兵。丁秀卿说，等他长大了，一定让他去当兵。他见王增奎不相信，就让警卫员拿来一个军用包，从里面摸出十几个子弹壳，把其中一个拿给王增奎说：“咱们以此为证，到时候只要你拿出这个子弹壳，说是某年某月丁连长给你的，部队就会收你当兵。这也算是我赠给你的一个纪念品吧。”
警卫员小岳对王增奎说：“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小弹壳，这可记录着我们连长杀鬼子的数目。丁连长每杀死一个鬼子，就收藏一个弹壳。这可是我们连长的战功簿啊！”
第二天，吃了中午饭，部队要向郝戈庄村开拔。临走时，丁秀卿把军帽摘下来，往王增奎头上一扣说：“来，让我瞧瞧你戴上军帽像不像一个八路军战士。”
丁秀卿又说：“这顶帽子就留给你做纪念了！希望你快点长大，早日参军打鬼子。”
丁秀卿说完后，拍拍他的肩膀，就跑在部队前头去了。队伍随即疾速地朝北岭奔去，他们卷起的尘土四处飞扬。
当天深夜，忽然从郝戈庄村方向传来阵阵枪声。第二天一早，王进来忙派下茁山村民兵连长苏来喜去打探消息。苏来喜很快回来哭喊道：“全完了！”
原来，昨天深夜，从泊里方向来的日寇悄悄包围郝戈庄这一带的村庄，企图烧杀抢掠。驻扎在这里的丁秀卿马上帮助村民转移。为了掩护群众转移，丁秀卿他们边打边往西南方向撤退，后来被敌人从东西两面包抄，最后他们弹尽粮绝，就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几乎全部战死。
当天，常山区委召集各村凑齐了几十口棺材，把这些年轻的烈士埋葬在了郝戈庄南面的山坡上。
王增奎说：“太惨了！他们都还那么年轻，眼瞧着就迎来抗战胜利了，却没等到这一天。”
王增奎那天跑去了战场，在尸体堆里寻找着丁秀卿。许多尸体几乎面目全非了，他最终也没有找到。丁秀卿留给他的那个子弹壳、戴在他头顶上的那顶八路军帽，就成了留给他最后的纪念了。
新中国成立后，埋葬在南岭上的许多遗骸相继被烈士家属迁走，现在那里已基本没有多少烈士墓了，但他们用年轻的生命铸就的革命丰碑永远屹立在郝戈庄村的土地上，屹立在后人的心中。
自卫反击战洒热血 后人立碑以慰英魂
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
还原当年刘家庄自卫战时的城墙。
权新年烈士墓。
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位于诸城市贾悦镇锡山，这里埋葬着抗战时期诸莒独立营在夏家营子村等地的战斗中牺牲的29名战士及在外地牺牲的21名战士。权新年烈士陵园位于诸城市林家村镇冶家店子村西南，权新年曾任诸胶边工委书记、诸胶边支队政委，牺牲时年仅22岁。
滨海诸莒县建纪念塔
50名烈士安葬在锡山
1943年7月上旬，按照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迅速打通胶东与滨海、滨海与鲁中、鲁中与清河地区联系的部署，我鲁中军区主力一部发起强大攻势。经过7月、8月的战斗，我军基本控制了诸、莒、沂、安边区，并成立了诸沂边工委，王东年任工委书记，白长洲任副书记。工委隶属鲁中区地委。
随后，王东年率领一支武工队，配合主力部队，沿渠河向东开展工作，争取并联合顽莒县五区队（队长张洪远）组建了八路军莒沂支队，王东年任支队长，凌初生任副支队长，白长洲任政治部主任。10月，滨海军区派十三团二营教导员于应龙率该营六连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并与莒沂边支队合并，组成200余人的“八路军诸莒支队”，解放了以石埠子（原属诸城）为中心的周围十几个村庄。当月，根据上级指示，莒沂边工委改称诸莒边县工委，同时成立中共诸莒边县工委和诸莒边县抗日民主政府，隶属滨海区一地委、一行署（即滨北地委、行署，是年9月改制）领导，机关驻地石埠子一带。工委书记于应龙、副书记白长洲、县长王东年，并建立了太平、荆山两个分区委和区政权，机关办公地点设在石埠子。在他们的领导下，诸莒边县独立营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活动。
1944年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共400余人，企图对夏家营子村进行偷袭。诸莒边县工委闻讯后，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工委书记于应龙带领县大队一中队100余人，插到夏家营子村与宋戈庄之间，切断敌人的后路；县长王东年带领县大队二中队配合区中队、村基干队打增援；县大队三中队迅速从马庄赶到夏家营子村东沟里埋伏。诸莒边县其他40多个村的基干队员和群众也都参加了战斗。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共毙伤日伪军40余人。夏家营子自卫反击战是抗战以来，诸莒边广大军民抗击日伪军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战斗。
诸莒独立营在多次战役中，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他们把在战斗中牺牲的29名战士都安葬在了锡山。锡山，又称锡山子，海拔160米，是诸城西北最高的一座山。相传，此山因产锡而得名，据说明朝魏忠贤时期曾在山上开矿。
为寄托哀思，继承先烈遗志，诸莒边县委决定建一座纪念塔，同时把本县在外地牺牲的21名战士一并安葬在锡山，塔址选在锡山峰顶。锡山是自东向西承接沂蒙山脉的一座小山，位于山东省诸城市贾悦镇西北，锡山，又称锡山子，海拔160米，是诸城西北最高的一座山。相传，此山因产锡而得名。
烈士纪念塔于1945年春筹建，7月7日竣工。纪念塔面南背北，塔身有六个面，塔高4.17米，塔身及塔座由石灰岩砌成，正面刻着“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字样，其他五个面分别刻有挽词和50名革命先烈的英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滨海诸莒县抗日烈士纪念塔的修缮工作，曾多次拨专款进行维修，添护栏、植松树、修石阶、通公路，美化周围环境。1979年，烈士纪念塔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列为诸城市四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1999年被公布为潍坊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家庄抗日自卫反击战 四面受敌全村英勇上阵刘家庄抗日自卫反击战遗址位于诸城市石桥子镇刘家庄村及周围，面积为10万平方米。2017年，石桥子镇以弘扬“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团结战斗、敢于胜利”的刘家庄抗日战争精神为切入点，建设刘家庄抗战事迹陈列馆，主要还原当年自卫反击战的场景。
1945年3月17日拂晓，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酣睡之中，汉奸张步云出动4个旅约1500余名敌人，配合驻诸城的200多个日本鬼子，包围了刘家庄。刘家庄围墙上的游动哨发现敌情后，立即发出警报，全村群众动员起来，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刘家庄冲上来。当日军攻到离村庄不远的乱石堆时，自卫队员刘世明等人拉响了石雷，“轰轰”几声巨响，石块漫天飞起，十几个日本兵倒下去。紧接着土炮、抬枪一齐怒吼，火舌裹着铁砂愤怒地向敌群射去。
日军的重炮把围墙炸开了十几米长的豁口，在两挺重机枪和十几挺轻机枪的掩护下，又发起了冲锋。
刘家庄分东西两个庄，由于东庄防御工事薄弱，又是敌人攻击的前沿目标，几排重炮之后围墙被炸开，围墙上的3个炮楼被炸塌。上午8时许，联防大队长刘校亭指挥自卫队员掩护妇女老幼全部撤到西庄。
日军用重炮朝着西庄轰击，轻重机枪也同时响了起来。密集的火力压得围墙上的自卫队员抬不起头，他们便用大刀、长矛在围墙上挖枪眼。一班长王金亭手握“青泉”大刀，迅速挖通了枪眼，正准备射击，不幸被飞来的子弹打中了眼部。队员王寿亭接过他的枪，瞄准了拿小旗的日本军官，一枪扫去，日本军官应声倒地。这时，敌人一颗炮弹落在东围墙的南门上，门板被打成木屑飞散了，一小队日军在狂啸的机枪声中顺着河底冲到门口。千钧一发之际，守门的自卫队员刘世志、刘世坤兄弟俩和其他几名队员抖抖身上的灰土和木屑，用两杆抬枪猛烈射击，七八个日军被打倒在门外。护村队长孙洪奎指挥着队员们趁机将一只只粪筐装满土粪，堵在被炸开的东门上，又立即支起抬枪继续射击，将日军封锁在门外。
突然，一颗炮弹爆炸，将门扇打开了一个窟窿。不多时，3个日本兵从窟窿口匍匐着往门里爬，刚钻进门洞，两个日本兵便被打死。剩下的一个在逃命时被刘德洪一枪打死在门前。敌人入村不成，便加强了火力攻击。密集的枪弹雨点似的落在自卫队员的身边，刘德洪的4个兄弟不幸先后中弹牺牲。自卫队员们看着牺牲的亲人，怒火满腔，愈战愈勇，日军始终不能靠近围墙。
敌人又把突破口选在东北角处，炮弹掀翻了炮楼，在队员们身边爆炸。坚守在这里的刘校亭和孙洪奎立即调集兵力阻击。孙洪奎镇定地鼓励大家：“沉住气，不要怕，我们一条心，胜利是我们的！”小河里的土坎上，十几个日本兵正往上爬，被自卫队员一土炮撂倒了4个。不多会儿，日军又嗷嗷叫着冲上来，队员刘尔秀瞄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一声枪响，敌人应声倒下。刘世公的手榴弹扔得最远，不断在敌群里爆炸。队员孙洪德头部中弹，他捂着伤口断断续续地对父亲孙夕升说：“爹，我怕不行了……你要狠狠地打鬼子……”孙夕升老人望着负了重伤的儿子，什么话也没说，拿过儿子的枪，仇恨的子弹向敌人射去。敌人从这里打开缺口的妄想又破灭了。
敌人的炮火一个劲儿地向东围墙的北门倾泻，守卫在那里的自卫队员大部分伤亡，一群日军从那里冲进了庄。这时，守在南面的刘世志、刘世坤便用抬枪顺着胡同射击。刘世坤一边端枪瞄准，一边对刘世志说：“鬼子这一次进攻很凶啊！”刘世志轻蔑地说：“小鬼子再凶，我们也能打败他。”说着，刘世志勾动了扳机。“轰”的一声，铅砂射向鬼子、伪军。刘世坤兴奋地说：“哥，又打倒两个！”刘世志低着头，把抬杆子递给围墙架木下的妻子：“媳妇，快装药。”他媳妇扶住抬杆子，一边往里填着药，一边说：“你哥俩多杀鬼子，今晚我给你们包饺子吃。”
老人妇女加入战斗 全村决心血战到底
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枪炮声响成一团，弹片在村子里乱飞，硝烟笼罩着村庄上空。全村的老人、妇女也投入了战斗。妇女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给队员们装枪药；土炮打不响了，她们就拔下簪针捅炮台；用勺子装药不跟趟，就用双手大把大把地往枪筒里抓。刘世官牺牲了，妻子含着眼泪，从家里准备了饭菜，送到围墙下，叫队员们吃饱喝足狠狠地打鬼子，为亲人报仇。药铺的鞠大嫂主动拿出药来给伤员敷药包扎。全村男女老幼前赴后继、英勇抗战，决心与日军、汉奸血战到底。
诸莒独立营的三个连，闻讯火速增援刘家庄等地。县委令一连突入刘家庄，掩护群众撤往根据地。因敌人火力太强，不宜强攻，转而配合二、三连攻打荆山，以减轻刘家庄的压力。
日军指挥官见形势不利，便一面调兵拦击我军的反复冲锋，一面放火烧南围墙外的房屋，借浓烟掩护扒开南围墙，冲进村庄。自卫队员与敌展开巷战。队长刘德洪扔掉小袄，抡起大刀向敌人砍去，一个日本兵的肩膀被砍下；一个日本兵头顶盆子，爬上屋顶向北射击，被刘世坤一枪打得滚下房去，正巧掉在刘尔顺家的水缸里，被刘尔顺的母亲顺手抄起铁锨捣死在水缸里；守卫在前街南草园的刘仲常兄弟四人，在敌人攻进围墙后，撤到一家院内，见一群伪军冲了进来，他们扔出了两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了3个。接着又有一群伪军冲了进来，刘氏四兄弟一齐跳出来，同敌人展开了肉搏。这时，日伪军将院子团团围住，刘氏兄弟见弹药打尽，突围无望，老二高喊道：“兄弟们，死了也不能叫敌人抓了去！”紧接着兄弟四人纵身跳下井去；刘世志从脊背上抽出大刀，带着怀孕的妻子跑到一处屋山墙处，见鬼子正向这里冲来，他对妻子说：“你快躲起来！”妻子说：“不，我要和你一起杀鬼子。”刘世志说：“你怀着我们老刘家的种，还指望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快走！”
鬼子冲过来，刘世志挥动大刀，对准一个伪军一刀劈下去。一个鬼子端刺刀捅来，刘世志用刀背拨开刺刀，挥刀砍去，鬼子倒下。他刚要继续杀敌，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大刀落地。
刘世志被鬼子抓住了，他扭打着，趁鬼子不注意的空，掏出刀子刺死了一个鬼子。他们像疯狗一样割去了刘世志的双手。刘世志就破口大骂，鬼子又割去了他的舌头，他怒目而视，凶残的鬼子又挖了他的双眼。
鬼子围攻妇女儿童 九岁福春献出生命
妇救会主任李瑞兰带着村里的一些妇女与孩子躲藏在一家民房里，最终还是被敌人发现了，两个鬼子与一个翻译闯了进来。鬼子对着屋里的孩子们气急败坏地喊道：“你们的老子打死了我们30多个人跑了，这笔血债就由你们来偿还。”鬼子朝门口的一个女孩开了枪，子弹打穿了女孩的头部后，又射进李瑞兰的膝盖。鬼子看着倒在血泊里的女孩，狞笑着吼叫道：“这就是你们反抗的下场！哪个小兔崽子还敢站出来？”李瑞兰知道，敌人已经丧心病狂，要是再没有孩子站出来，屋里的所有人将无一幸免。她低声问趴在怀中的儿子：“福春，你怕不怕他们？”福春摇头说：“不怕！我上山连狼都不怕。”“那你就站出去，无论他们怎么打你骂你，你都不要吭声！”见福春点了头，李瑞兰就把他推到鬼子前面。只见鬼子把枪一晃，刺刀立马挑破了福春的棉裤，接着又凶残地朝他屁股连捅了几刀，福春的屁股顿时一片血肉模糊。但福春紧咬着牙关，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吭，最后倒在了母亲的怀里……在刘家庄村民和诸莒独立营的英勇抵抗下，日军、汉奸不敢恋战，下午4时左右仓惶撤离。
李瑞兰抱着躺在怀里的福春问：“疼吗？”福春却问母亲：“娘，你疼吗？”李瑞兰凝视着儿子煞白的脸，热泪盈眶地摇着头。福春吃力地问：“娘，你说他们都是什么人？这么凶残！”母亲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是一群豺狼，我们的仇人！”福春声音微弱地说：“我长大了，一定去找他们报仇！”说完，福春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一朵刚刚盛开的生命之花，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凋谢于战火硝烟中，一个9岁的孩子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敢与坚强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刘家庄自卫战持续7个多小时，牺牲了106名抗日军民，他们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一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丽史诗。
带队反击冲出合围
中弹牺牲年仅22岁
权新年烈士陵园位于诸城市林家村镇冶家店子村西南，障日山脚下东南1公里处。
权新年，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萧县权楼村。1944年2月至5月，权新年任中共诸胶边工委书记。权新年自幼勤奋好学，能说善讲，学习成绩优异，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是该校年龄较小的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一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江苏丰县抗敌动员委员会领导的儿童团，主要负责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权新年在萧县参加抗日宣传队，不久，随宣传队改编任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六队政训员、文化教员等职。1939年底，他与二总队参谋长孙合一被选送到陇海路北干部训练班学习。1940年，权新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业后，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十三团二营教导员。1943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指示，胶东军区参谋处长贾若瑜率领胶东区十四团主力营，进入诸（城）胶（县）边地区，开辟诸胶边抗日根据地。权新年率部积极配合作战，强袭诸城东部市美、插旗崖之伪李永平部据点，大获全胜。1944年1月前后，在中共诸胶边工委的配合下，权新年和营长陈忠梅率部占领了伪军张步云、李永平、张洪飞部队的接合部，开辟了障日山、鲁山地区根据地，从而为我军发动讨李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权新年任诸胶边工委书记。此后，他和陈忠梅将二营组建为诸胶边支队，他兼任支队政委，陈忠梅任支队长。
1944年5月的一个晚上，权新年和陈忠梅率领诸胶边支队正驻扎在障日山附近的鲁山村。拂晓时，泊里伪滨海警备军李永平部的1500多名伪军和从诸城来的800多名日伪军突然对支队进行疯狂合围，在敌人还没形成包围圈时，权新年与陈忠梅率领支队队员，以四连为主奋力进行反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于冲出合围。当部队冲到诸城障日山区店子村时，权新年不幸被敌人的枪弹击中，当场牺性，年仅22岁。
1989年10月，诸城市委、市政府拨款为烈士建园立碑。
两名烈士安葬家乡
孙仲衢
刘明三（画像）
孙仲衢烈士陵园。
虽然诸城有王尽美、王翔千、王辩这些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并由他们缔造了山东党组织，但是诸城的党组织却姗姗来迟，直到1927年，一个叫孙仲衢的青年回到家乡，才建立了中共楼子支部。孙仲衢和刘明三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先后牺牲。当地政府后来为两名烈士建起墓碑，以慰英灵。
趁葬礼深入交谈
发展刘明三入党
1927年8月4日，诸城西楼子村正举办一场葬礼，村东南角一户姓刘的人家里跪满了守灵人。人群中有一位清瘦文雅的青年，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就是刚从北京回乡不久的孙仲衢。
孙仲衢，又名孙鹤田，1900年出生于孙家楼子村，1917年考入青州省立第十中学，1921年去济南读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他遵照中央组织部的统一安排，由湖北武汉辗转回到诸城进行革命活动。
他回到孙家楼子村后，先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观察、了解一下当地的革命情形，然后去了相州街，与王翔千取得了联系。
王翔千曾是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1925年下半年，他因为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回到老家相州避难。他虽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然坚持革命活动。
在王翔千的帮助下，孙仲衢担任了相州国立小学的教员，开始以教书为掩护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孙仲衢这次来西楼子村是参加其叔丈的葬礼的。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得这场平常的葬礼显得不同寻常起来。
守灵人群中还有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是孙仲衢妻子的堂弟刘明三。刘明三，1906年出生于西楼子村，他虽然在乡下务农，但少时上过私塾，不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思想还要求进步。他很羡慕并崇拜在大城市上大学的姐夫，每当孙仲衢到西楼子村走丈人家，刘明三都要找他攀谈，听他讲外面的一些新鲜事以及对时局的看法。孙仲衢也很喜欢这个小舅子，觉得他是一个有想法有追求的进步青年。两个年龄相差6岁的年轻人说话很投机，孙仲衢除了向他讲新思潮、新形势，还带给他《俄国革命史》《每周评论》之类的进步书籍和报刊。
这次守灵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交谈机会。在近半个月的“二七”停灵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心，谈各自的政治观点，从当前时局谈到十月革命，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中国共产党。当刘明三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是帮着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时，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迫切要求加入。
葬礼刚过，孙仲衢带着刘明三去济南，除了向党组织汇报工作，还为刘明三办理了入党手续。
建中共楼子支部 多个村庄发展党员
孙仲衢与刘明三从济南回到西楼子村，就立马去东楼子村找到了孙仲衢的表哥臧仰之。臧仰之是东楼子村的小学教员，思想进步，嫉恶如仇，对于国民党背信弃义、屠杀共产党的反动行径十分痛恶。孙仲衢与刘明三在临去济南之前，就已经做通了臧仰之的思想工作，他同意参加革命活动。
当晚，臧仰之在孙仲衢与刘明三两人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的一个夜晚，他们三人来到刘明三家草园里的小炮楼上，秘密成立了诸城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楼子支部，孙仲衢任支部书记，刘明三任支部成员，从此，诸城这片沃土上有了党的组织，揭开了诸城党史的新篇章。
中共楼子支部直属山东省委领导，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建立贫民会，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在支部建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孙仲衢等人先后在西楼子村、东楼子村、张家庄子、小岳戈庄、后疃村、范家岭村、魏家庄子、小郭家庄、冯家庄等村发展党员20多名，诸城西北一带的革命形势如星星之火。
发动群众建立贫民会
成立特支策划潍河暴动
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
孙仲衢领导的中共楼子支部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着手发动群众，建立贫民会。他们把东楼子村后的臧家三间大祠堂作为贫民会总部，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松树上挂上一面写有“山东省第四贫民会”的大红旗。贫民会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想靠近贫民会的人数也达到600人，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刘俊才作为省委巡视员，到诸城、安丘、高密一带指导开展农民运动，并在西楼子村指导成立了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诸城特支，加强对贫民会的领导，在9月以贫民会为骨干发动领导了诸（城）高（密）边地区的农民秋收暴动，又称潍河暴动。
秋收暴动让当地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胆战心惊，他们纷纷要求国民党县政府和反动军阀出兵镇压。国民党县党部和反动县政府串通，包围了东楼子村、西楼子村，进行残酷镇压。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孙仲衢、刘明三等中共诸城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省委巡视员刘俊才在群众掩护下安全转移。在突围时，孙仲衢不幸跌伤致残，他离开诸城后，又带病去潍县、青州、招远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因病去世。
刘明三离开诸城后，辗转到了大连，设法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参与开展了一些地下活动。1938年底，他参加刘涌领导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回到家乡的乡村公所谋事，先后任副乡长、乡长。1943年，被安排到八路军滨海区敌工部工作。1945年春，因策反汉奸公冶印臣被捕。尽管敌人对他用尽了种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丝毫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最后敌人把他活埋，他牺牲时年仅39岁。
孙仲衢、刘明三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火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他们的墓地也成为宝贵的红色资源，彪炳史册。
孙仲衢烈士陵园位于诸城市石桥子镇孙家楼子村西北，渠河以南，原为普通墓葬，1991年，诸城市委和石桥子镇党委拨款建设陵园。
刘明三烈士墓位于诸城市石桥子镇西楼子村，保护较好，现已成为当地进行革命教育的场所。
本期图片由李晓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资料来源：《茁山春秋》及潍坊市王尽美革命事迹教学基地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