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人刘增
时间:2024年07月20日 来源:潍坊晚报
安丘芝畔人刘增，1927年9月入党，时年23岁，是我市较早的共产党员。在广州起义中，他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牺牲在战斗中。他的牺牲家人无从得知，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找到线索，从而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1977年4月他被正式公布为革命烈士。随后，刘增烈士进入安丘烈士陵园纪念堂，戎装像被请进“广州起义黄花岗烈士纪念馆”，家人享受到抚恤和优待。烈士如何牺牲？因何长期湮没？本期内容将详尽解答。
本期撰稿：张漱耳
济南求学萌生家国情怀
刘增（前排右二）与省立一师要好的同学合影，前排左一为曹星海。
刘增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到爱国启蒙教育。1924年夏至1926年秋，刘增在此学习生活两年多，思想与行动靠近学校进步组织，他参加反帝废约和声援胶济铁路罢工的游行，心中充满革命热情。
生于名村芝畔 学习成绩优异
1904年，刘增出生于安丘县临浯乡（曾属诸城）芝畔村。该村很有名，源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名吃“芝畔烧肉”风靡至今。
刘增弟兄仨，他排行老二，老大刘紫宸，老三刘鸿泉。上世纪初，在芝畔街开油坊铺的父亲将刘增送去念私塾，同去读的还有刘增的两个堂兄弟。三人吃住都在油坊铺，不太回家。堂兄弟曾说，刘增比他俩聪明、用功，记性好，是学习的料。此后遇灾荒年，刘父病逝，堂兄弟放弃读书，闯关东去了。临走时，他们嘱咐刘紫宸：“你二弟可是个好苗子，一定想法送到外地求学，别埋没在咱家。”
刘增十五六岁时，刘紫宸节衣缩食，送他到诸城县城的高小读书。这时刘紫宸已担任二区（时归诸城县）联庄会会长，长住芝畔，辖周围的伏留、油坊等近十个村庄，负责清剿土匪，对抗黑恶势力，维持一方治安。1923年，老三刘鸿泉也来到景芝镇开了一家酿酒烧锅，兄弟俩供刘增上学不成问题。
接受包办婚姻 婚后继续求学
刘鸿泉到景芝街后结交了一个朋友，他听说刘增学习出众，非要当一次媒人，把景芝街西南前疃村李家的闺女秀说给刘增。女方父母一听门当户对，男方有才，认为是桩好姻缘，担心夜长梦多，提议马上就办。
刘增母亲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定下可在腊月里刘增放年假时成婚。于是捎信给在诸城读书的刘增，告知年底尽量提前几天回来，结婚、过年两全其美。家里定在农历腊月廿六去车站接他。没想到，捎去信后第二天，1923年农历腊月廿三，全家人正忙着做豆腐，刘增进了家门。
家人看到刘增真是提前回来了，更加兴奋，纷纷开他的玩笑，说他真想娶媳妇了。刘增脸红了，对母亲说：“娘，这个事怎么这么急呢？就不能等我回来再定吗？现在又要忙年又得办这事，不是忙上加忙嘛！”
母亲回答：“村里比你小三四岁的都娶媳妇了，有的都有孩子了，给你办了还得给你弟弟办，你还等啥样的？这个多好，景芝大户的闺女，咱能攀上人家就上天了！”刘增却生气地说：“那你们就办你们的吧！谁办来的谁要！”
母亲和大伙忙劝：“这可是你弟弟牵线，你大哥和人家女方的爹订下的。没有你爹了，得听你哥的。”刘鸿泉劝：“人家听说你还要上学，已经同意男方婚后可继续到外地读书。”母亲又说：“家里早就准备齐全，彩礼全送过，亲友也请了，不办还耽搁你弟的婚事。他的事比你定下的都早，是你爹在世时看中的。”
刘增一时低头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对刘紫宸说：“大哥，我们学校告诉我，过年后要我报考济南的师范学校，可不能耽误！”刘紫宸说：“耽误不了，我亲自送你去车站。”
于是，刘增按照村俗结婚了。那个叫秀的姑娘确实漂亮，而且温柔，只是不识字。数日后，刘增去岳父家拜年回来，又住了两夜，才带着大包小包的花生、糖果、栗子等返回了学校。
考取省立一师
参加进步活动
1924年夏，刘增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立一师），学校位于济南历城县西门大街县衙西南，校舍宽敞整齐，讲堂、宅舍、器具齐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该校藏书丰富，各种费用全免，还供给学生纸笔等用具。因此报考者较多，考上不易。
与刘增同时考入的安丘人还有一个，是城关镇曹家楼的曹星海。同学中还有臧克家，诸城吕标乡臧家庄人，比刘增小一岁。刘增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臧克家则严重偏科，他曾这样描述在班里的境况：“每次被数学老师叫到黑板前去做演算题，都感到如同上刑场一样度时如年。”但臧克家的国文成绩却是拔尖的，1930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1931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时，数学零分，仅凭作文好而被闻一多录取，后来成为著名诗人。
省立一师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山东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1918年春考上该校，在校期间走上革命道路，所以该校有“山东革命孵化器”之称。王尽美自1924年10月患肺结核，不到一年病逝，但他在省立一师开创的革命事业被代代传承。
省立一师地下党支部在校内高年级学生中创办了“书报介绍社”，经销北京北新书局、未名社、上海创造社出版的各种新书。刘增很快成为社员，每周三次课外去服务两小时，这使得他有机会对南北各地所出新书恣意浏览。他时常购买或借阅《向导周报》《中国青年》《语丝》等。
在这里，刘增受到真正的爱国启蒙教育。特别是通过“书报介绍社”接触进步刊物，他决心做一个在家能尽孝、为国能尽忠之人。刘增参加过学校为反帝废约和声援胶济铁路罢工举行的游行示威，还到省议会听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他时常与同学好友聚集在教室、宿舍，谈论时事，有时谈到黎明。他也曾经约同学登顶千佛山，高歌狂吟。
刘增心中充满了革命热情，他对光明有多向往，对黑暗就有多憎恨。
环境恶化欲奔武汉求学
1924年，省立一师篮球队员合影（左四为刘增）。
张宗昌
军阀张宗昌督山东，实行白色恐怖，撤了省立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拿旧的一套控制学生，逮捕进步师生。这时恰巧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武汉，军校招生，省委动员青年学生报考，刘增和100多名省立一师的同学决心离开济南，前往武汉求学。
军阀张宗昌督鲁 苛捐杂税惹民愤
1925年4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齐燮元，受到大军阀张作霖器重的掖县人张宗昌，挥师进入山东，头顶“山东省督办兼省主席”官衔，实施所谓的“鲁人治鲁”。这是张宗昌人生的巅峰，实现了从草根平民到乱世大帅和省长的传奇，历史上对他颇有争议。
掌握实权后，张宗昌开始搜刮民脂民膏。之前，山东每亩田赋加在一起一共2元2角，张宗昌督鲁后连翻两倍；全年本征收60万元的烟酒税也翻倍；路税原为100万元，加到了300万元。还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在财政厅之外设立“财政清理处”“全省稽征局”和“赋税督察处”三个新机关，光督察处就有600多人，三个机关加起来1000多人，专门为张宗昌征收各种房捐税、印花税、落地税、产销税等五花八门的税种。甚至还有“粪税”，被山东文人诟病，编了“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的对联讥讽。
没有任何教育行业经验的张宗昌还插手山东的教育。1925年，他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任命清末潍县状元王寿彭为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下令山东各大中小学校一律要尊孔读经。
王寿彭辞职后，张宗昌亲自出任山大校长。上海周刊《语丝》就给他起了外号，称他“亚历山大校长”——即亚洲历城县山东大学校长。
校长王祝晨被撤 一师受重点“巡视”
刘增在省立一师就读期间，校长是德州齐河人王祝晨，他思想开明，新旧共蓄、兼容并包，自1922年担任校长以来，对学校的学制、学科大胆革新，增设了国文、音乐、体育等专修科，学生进步非常快。
刘增就是开设体育专修科后，爱上了打篮球，并当上学校篮球队副队长，该篮球队多次取得全省篮球比赛冠军。
王祝晨还采用大视野教学法，聘请进步教师到校任教，先后邀请过杜威、周作人、王乐平等到校演讲；延请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作短期讲学，开阔学生的眼界。当时，王祝晨领导的省立一师是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被称作“山东的胡适之”。
自从张宗昌插手山东教育后，除了山东大学，经常被他巡视的学校就是省立一师了。
张宗昌听说省立一师专好“蛊惑民众”，学校里有“过激党”，产生了以“赤化嫌疑”罪名拿掉王祝晨的念头。1925年12月25日，王祝晨在纪念云南反袁护国起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救国救民的演讲，张宗昌随后指示省教育厅撤销他的校长职务。
去职后王祝晨还遭到暗杀，九死一生，最后南逃广州。
张宗昌还批准警备司令部到省立一师逮捕进步师生。军警在学校发现有标点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籍，这些也一律被认为“赤化”。刘增、臧克家等同学既愤慨又紧张，急忙查验自己的日记本、作文本和信件，把可能留下口实的东西付之一炬。
王祝晨被赶走后，张宗昌改用思想特别保守的李鉴绅当校长。刚上任的李鉴绅陪张宗昌巡视学校，沿校园走了一圈，看到刘增等几个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张宗昌不禁皱起了眉头，对李鉴绅说：“以后多买几个皮蛋子，给他们一人一个，不再叫他们几个人抢一个了。”
张宗昌只主张“凡是属于旧的都是好的，凡是属于新的都是坏的”。比如，碰见老师，磕头跪拜就是好的，鞠躬敬礼就是坏的。在他的授意下，校长李鉴绅立下规矩，每逢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就要穿长袍马褂，对孔子牌位行跪拜叩首礼。他辞退了一些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国文教员，改用举人秀才之类的乡土之士，其他课程教师也多有更换。
如此治理下的省立一师，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开历史倒车是行不通的，这一系列举措遭到很多师生反对。
不堪腐朽压抑 奔赴革命中心
当张宗昌在山东搞腐朽倒退时，国共合作时期的我国南方，却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至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对军阀吴佩孚部镇守的武汉三镇发起攻击，围困了40余天后，终于占领武汉。武汉革命形势热火朝天，成为全国革命中心。
不久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大量招生。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共山东省委动员山东青年学生到武汉学习，以此培养骨干。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在省立一师、省立一中、省立女师、私立正谊中学、育英中学和济南其他学校秘密宣传，组织发动学生积极报名。备受张宗昌统治压抑的省立一师青年学生报名最多，有100多人。刘增与臧克家、曹星海，以及崔荣铨、王智之、阎书古、谢拙民、杨容林、李次方、王英杰、杨天祥、艾金铭、王笑文、徐兆壁、臧绪炯等都在列。省委给每人发了30元路费，于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三批，先从济南去青岛，再轮渡到上海，最后到武昌大学。
南行前才知家中生变故
今日芝畔位于村中央的“大同公园”。
刘增在从济南到青岛的途中，请假回到芝畔向老母、妻女道别。不料，此行一言难尽，妻子秀精神出了问题，家中又遭土匪烧房，秀更是受了刺激。刘增只好把妻女托付给大哥，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征程。
匆匆赶赴芝畔道别
妻子精神出现状况
听到赴武汉要途经青岛，刘增立刻想到，临走前回故乡看看家中老母、妻子，以及出生后尚未见过的女儿。于是他与带队人说明从家乡到青岛交通便利的优势，请假三天与亲人告别。带队人同意了，并留好联络地点，在青岛汇合。
刘增捎信给大哥刘紫宸，告知有事去南方，顺路回家看看。
能在临走前与亲人道别，让一起去武汉的同学特别羡慕。臧克家及族叔臧绪炯虽然也是距离青岛很近的诸城人，但都未婚，加上老家在县域大西南，当时只给家里写了一封充满了豪言壮语的家书。
那天火车停靠坊子站时，刘增下了车。时已中午，他一刻不停地往芝畔赶，恨不得一步就到家。
从坊子到安丘东乡有50多公里。刘增赶到芝畔时，天已黑了。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爱妻秀的精神出了状况。
原来，秀是个性格内向、很少与人交流的人。嫁到刘家后，过得并不如意。刘家家大业大，有很多家法规矩，三个儿媳妇须轮班做饭，供全家72口人吃饭。譬如摊煎饼，每天南北两个大宅支着两盘鏊子。秀从小没有学会，常遭婆婆冷眼。在学着摊时，因速度慢，不能顶班，刘母便对她心生不满，秀经常委屈地偷着哭，直到怀孕，日子才好过些，可又生了女儿，重男轻女的婆婆又没有好脸了。
秀在这个家整天没有笑模样，还怕别人看见。孩子一出满月，她就回了景芝街的娘家，在亲娘面前抹眼泪，她娘也跟着唉声叹气。
秀在娘家住了些日子，回芝畔给孩子过百日时，当天夜里碰上一帮土匪持枪来刘家放火抢劫。原因是刘紫宸在外村维持治安与人结仇，仇家买通土匪，趁刘家不防备，夜里前来报复。
土匪先在油坊铺子找现金，砸破了好几个大缸，豆油流了一地。进内宅后放火烧房。刘增母亲上前劝阻，说不能烧，烧了孩子没住处。放火的人说：“你们家的人在外村得罪了人，这是来还债。每间都要点，这是命令，放了你们可以救嘛。”
秀哪见到过这阵势？当场就吓傻了。她抱着孩子，坐在天井水磨后石台上，浑身哆嗦，不会说话。大火着起来了，她屋里什么东西也未拿出来。
天亮后，刘紫宸赶来，派人把秀娘俩送回了景芝，还去买上了几匹布，让她在娘家养病。从此，秀精神一直不好，而在济南的刘增对此一无所知。
将妻女托付大哥 次日夜踏上征程
刘紫宸得知刘增要回家，立即到景芝前疃村通知弟媳，次日一早派马车把她娘俩接回芝畔。
那天，秀一回到家就对刘紫宸媳妇说：“嫂子，我一听说他要回来，一夜没合眼。他又不管俺，孩子还没见过他哪！他回来干什么？俺受够了，还不如死了！”刘紫宸媳妇只得好言安慰。
直到晚上，刘增与刘紫宸才一起进得家来，先嘱咐大家别声张。夜里，刘紫宸拿着块大油布和手电筒，告诉妻子，他今晚到南屋顶上去，别让坏人发现什么，否则出了事担不起。
这些细节都是刘紫宸的三儿刘之栋提供的。那时他只有六七岁，就在父母跟前，听到了父亲的话。他也一夜没睡好，心里老纳闷：父亲是管理地方治安的，怎么还得这么小心？
刘增见过母亲后，便来房间与妻女相聚。夫妻见面，秀的表现不是高兴，而是紧张、惧怕。刘增想靠近她，她大声喊叫着：“你要干什么？”
刘增便耐下心来，先去看孩子，并小声商量，哄她一起躺下休息。秀却一直不停地大声喊叫着，抱着孩子就要往外走。
刘增没办法，只好自己躺下，让她娘俩在炕头休息。即便如此，秀嘴里还是嘟嘟囔囔。刘增赶快熄灯，好让她安静些。自己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合眼。
天刚放亮，刘增就走进大哥大嫂屋里，叙述夜里遇到的情况，他说：“孩子的娘精神已经很不正常。哥嫂，我实在没有时间料理家里的事，白天收拾一下，晚上就得走。我的事要紧，不能耽搁，家事就有劳你们了。”
稍后，刘鸿泉也过来了。长兄、三弟轮番做他的工作，特别是以妻病女幼为由劝他别走了，但没有动摇他，反而被刘增劝说，希望他们有机会也出去参加革命。
母亲过来询问，刘增只把夜里妻子的情况说了，隐瞒了自己的去向。母亲还想说什么，刘增摇摇头，双手往下一按说：“娘呀！事到如今，您啥也别说了别问了，我不能在家多待，也不能解决咱家这些事，我是公事，自古忠孝两难全，您原谅儿子吧！再说这棵苦瓜（指婚配）是家里种的，这苦果我实在无法处理，你们在家慢慢酌情办吧，我也拜托我哥啦。”
母亲只好说：“唉，你们谁也不听俺的。你们的事俺也管不了，都由你哥处理吧。”
刘增临走前把一个方皮箱留下，说：“我孩子娘啥事都不知了，这是我的重要东西，交给嫂子您保管，不能让孩子翻动了。”刘紫宸随后说：“你走后，我决定先给你媳妇治病，一切花费由咱刘家承担，你放心好了。”
当晚，刘紫宸就安排亲戚用一匹牲口把刘增送往高密火车站。刘增把此时的心迹，写在留给家人的照片背面，是一段七行散句：
自古忠孝难双全，
志在四方即好男，
老母弱妻襁褓女，
勿哀！勿叹！！
兄嫂辛苦你们吧，
宏伟大业在召唤，
莫阻！莫劝！！
辗转赴穗途中秘密入党
叶剑英
张发奎
1927年4月，国共合作失败。革命进入低潮期，刘增坚持革命不动摇，接受改编，任独立师第一连班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队伍后又改编为共产党掌握的军官教导团，刘增在开赴广州途中光荣入党。
考入军事政治学校 作战英勇备受称赞
1926年10月中旬，刘增一行由青岛经上海抵达武汉，在武昌大学参加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考试。这所学校以共产党为主要领导，负责人是恽代英、陈毅，其余领导成员是国民党左派，有邓演达、杨树松等。学校面向国内外招生，条件严格，非常难考。
刘增考卷上写了个新名字，在刘增中间加了个“亦”。这个字是他在去武汉的轮渡上想好的，从此以后就以刘亦增行世。殊不知。这个小改动，导致他牺牲以后英名长时间湮没。
考试结果出来了，刘增与省立一师的同学臧克家、曹星海、臧绪炯十余人被录取。时全校有3000人左右，刘增编在第一大队第一连。
开学不久，一些学生受不了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而自动离校。刘增的同学回忆，谈及此事，刘增很鄙视，怒斥：“都是投机分子，这点苦都吃不消，还谈得上为革命牺牲流血？”
1927年三四月份，武汉北伐革命军开到河南，与张作霖派兵入豫的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张学良、韩麟春作战，蒋介石在上海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乘武汉空虚之际，勾结川黔桂粤等地方军阀进攻湖北、湖南，与两湖军官密谋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实施反共“清党”。
担任宜昌防务的夏斗寅阳奉阴违，表面服从武汉国民政府，私下投靠蒋介石，与川军杨森暗中串通一气。武汉岌岌可危，形势险恶。
中共中央力撑危局，紧急行动，发动军民，勇敢投入反击叛军、保卫武汉的战斗。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叶挺任师长，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进行战前动员。面对强敌，驻守官兵和组织起来的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军校学生士气高涨。在武昌纸坊两军展开激战，叶挺军以少胜多，重创来势汹汹的夏斗寅叛军，首战大捷。夏斗寅向鄂东溃逃，武汉南线危机化解。
战斗中，担任一连班长的刘增一马当先，勇敢作战，表现出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获得领导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称赞。
讨伐杨、夏回师以后，独立师恢复了原建制。
入教导团跟随叶剑英 接受考验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终结和失败。汪蒋在武昌公开反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产党的负责人恽代英、陈毅离校，学校被解散，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该校学生，则被亲汪精卫的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刘增在教导团第一连继续担任班长。
张发奎要发展部队，他知道学生军战斗力很强，抓在手里有用。再者，由于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已经转入地下，教导团里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有拥护汪精卫、张发奎的人，以及国民党左派、改组派等，张发奎也分辨不出，就把学生军保留了下来。
张发奎任命参谋长叶剑英兼任教导团团长。凡加入共产党的学生，都知叶剑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张发奎为发展力量，令叶挺带领先头部队，教导团作为后续部队南下广州。教导团在8月4日夜间到达九江。刚下船，3000多人就被张发奎缴了枪，原因是先头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时蒋介石嫡系军阀朱培德认为，二方面军教导团的学生都是赤化分子，提出坚决要在教导团清党，所以全部被缴枪。学员随时有被逮捕、屠杀的危险。教导团有不少人逃跑了。刘增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下来。他对连长叶镛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昌起义虽然被镇压了，还有我们这些‘赤子赤孙’！”刘增随即被连长列为入党积极分子。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经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南雄、韶关，于10月到达广州，教导团就驻扎在离黄花岗2.5公里的四标营。他们就是后来广州起义的主力军。走到南雄时，刘增经叶镛介绍，在最考验人的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导团打跑桂系显实力 张发奎见状争取学生兵这时桂系军阀从潮州、汕头回到广州，广州是其老巢。张发奎是粤系，一山不容二虎，很可能会火拼。
驻扎没有几天，四标营的操场突然响起集合号，原来是张发奎来给教导团发枪了。大家个个欢欣鼓舞。
刘增班领完枪，回到宿舍，党团员自动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激进的主张立即“打它一家伙”，到江东找彭湃；保守的主张等张发奎与桂系军阀火拼两败俱伤再动手。刘增摇摇头说：“张发奎不是傻子，他知道我们是‘赤子赤孙’，为什么不拿下我们，还给我们发枪，就是想利用我们的战斗力打仗，怎么会让你坐山观虎斗呢？这些想法都不现实。”“那么亦增，你说说，什么是现实呢？”一个同学问。刘增答：“现实就是帮着张发奎，狠狠揍一下桂系军阀。因为桂系杀了我们太多的共产党员，像萧楚女，以及南昌起义的部队，都是被他们打垮的。我们借机先报了这个仇再说。”这个主张，有的赞成，有的未置可否。最后，大家干脆说，还是听叶团长的吧。
10月17日晚，张发奎与桂系军阀果然撕破脸，起了冲突。此前桂系愿出十万川资，请他出洋考察军事，张发奎不同意。是日，张发奎先发制人，以“护党运动”的名义突然向桂系开火，教导团投入战斗，于第二天拂晓解决了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的司令部，并占领了兵工厂。又接连几场战斗，把桂系军阀赶到了广西。
由于教导团通过打桂系为张发奎出了力，让他产生了进一步争取“赤子赤孙”的幻想。于是处处优待。他和汪精卫，每个星期都来看大家，除了供给吃饭，每人每月还发12块小洋（1块小洋等于8角大洋）。
张发奎手下师长缪培南，反共最坚决，主张弄掉教导团。他对张发奎说：“留着教导团等于养痈遗患，你想以毒攻毒不是上策，他们吃着国民党的饭，唱着共产党的歌，口头拥护孙中山，肚子里却是马克思。”为此建议了四条，如将教导团全部送到黄埔军校审查清洗，或者解散回家。还有一条最毒辣，调出教导团打野外，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不过张发奎正在用人之际，教导团又帮他打了好几个胜仗，只派去一个姓朱的德国留学生担任参谋长，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
带队冲锋牺牲在珠江畔
叶挺
张太雷
1927年12月，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刘增所在的教导团是中共掌握的起义部队主力，他在当晚的战斗中圆满完成任务，但在天亮攻打张发奎军部时壮烈牺牲。
中央批准广州起义
因敌人察觉而提前
张发奎要把桂系往广西赶，其主力第4军在广州以西肇庆地区，一部在广州以东石龙地区阻击陈铭枢部，第5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这样，他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4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和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第5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鉴此，中共广东省委密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打算乘机发动广州起义。
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于是，中共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试图走出一条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路子。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事宜。会后，张太雷等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动员与组织，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2月6日，张太雷再次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张发奎从韶关打电话给叶剑英，查问教导团的情况，叶剑英搪塞了过去。但是张发奎戒心很重，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紧急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至11日凌晨举行起义。
白天，在叶剑英的部署下，教导团进行了一次秘密清洗，把最反动的分子就地正法，把那些跟着跑龙套的关在了禁闭室。处理好这些，全部列队集中在饭厅。3000多人用红布扎着头，个个精神焕发，听小讲台上的叶挺、恽代英、张太雷、叶剑英讲话。
叶挺站在当中，大家半年多没有见他了，此次见面感到格外亲切踏实；他身旁的恽代英原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总教官，学生军就是在他的教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叶剑英则更不必说。听到当夜在广州起义，学生军和战士们一个个腰板挺得笔直，屏住了呼吸，听候命令。
叶挺简短说明，现在盘踞广州的是新军阀，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取而代之。然后讲述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为各连分配了任务。当晚普通口令是“暴动”，特别口令是“夺取政权”。当下，连长们对好表，各自领着队伍奔赴阵地。
攻打张发奎军部 枪林弹雨中身亡
刘增所在的第一连负责解决第十一军留守处。此刻，四周漆黑一团。刘增和战友悄然无声摸到第十一军留守处驻地附近。按照约定，一连要在信号发出1小时解决第十一军军部。连长叶镛令一排往左，三排往右，二排居中向前摸过去，然后静等信号。
深夜2时，三颗信号弹升上了天空，早已等久了的战士们一跃而起，三下两下解决了岗哨，接着冲进军营，将大部分还在梦中的敌人俘虏。
此时整个广州城区冲锋号声、枪声、喊杀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只有工人纠察队负责的第四军、第十军的军部和第十二师的师部没有拿下。教导团过去增援，敌人在天亮时分溃逃。
经过一夜苦战，广州市区大部敌人被歼灭，原广州市公安局成为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张太雷为苏维埃主席，恽代英为秘书长。市民纷纷上街游行，庆祝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
教导团完成了夜里分派的任务，突然又接到司令部命令，从速拿下珠江畔的张发奎军部。这个军部设在珠江北岸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大楼里，大楼前面就是珠江，后面无路可通，左右两面是沿江大马路。大楼的敌人很顽固，兵力较多，火力甚猛，可以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封锁马路。相关起义部队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还是没有拿下。
刘增与同志们沿着马路边的商店门墙一步步向大楼逼近。这时，教导团连的编制已经打乱。担任班长的刘增带着十多人快速冲上马路，准备强占珠江大坝。不料，敌人发现后猛烈扫射，刘增倒在了血泊中……当时目击的战友说，亲眼看到刘增的尸体横卧街心。紧随刘增冲锋的李如华、王禾甫、刘赤血等人也壮烈牺牲。
大家仍旧奋不顾身，冒着枪林弹雨，在牺牲了一排排同志后，有很多同志还是冲过了马路，跳到江岸底下，背对江面，伏在江岸对敌射击。连续几个跃进，又打了一个多小时，大楼的枪声才停了，屋里升起了几面小白旗。
正要解决战斗的时候，由于英帝国主义开来了军舰开炮干预，接走了张发奎军部里的人马，又得知张发奎调回的主力迫近广州，教导团立即拉到城西观音山狙击敌人，又牺牲了不少人。而薛岳的部队进入广州市区杀人放火，张太雷12日拂晓中弹牺牲，叶挺逃往香港，与党失去了联系。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城，起义失败。
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惨遭杀害者有5700余人。
教导团余部约1200余人13日凌晨撤出广州，来到花县（今花都），稍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等。接着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叶镛就是介绍刘增入党的那位一连连长，广州起义后升任红四师师长，次年即在陆丰牺牲。
多年杳无音讯家人煎熬
曹星海红色家书（局部）。
刘增牺牲后，由于参加广州起义的教导团紧急撤出，事后由国民党广州当局组织打扫和清理战场，又因刘增唯一的安丘同学、战友曹星海随后牺牲，安丘老家的亲人从此再无刘增音讯。解放后，刘增大哥和弟弟家被划为地主富农，女儿受尽歧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本回忆广州起义的书让刘增亲人看到了希望。
家人多方查找未果 刘增妻子忧郁而死
广州起义的过程没有一点缓冲，刘增牺牲前后战斗白热化，他中弹倒下后，教导团的战斗一直在继续，很难抢回他的遗体。打到第二天凌晨，教导团就紧急撤出了广州，无暇清理战场顾及牺牲的烈士。刘增和众多战友牺牲的讯息只有几个被打散的同学知道。他在武汉上学时只和大哥刘紫宸通过信。
刘增的妻子秀在刘增走后仅仅一年，忧郁而死。去世时，她臂揽一岁多的小女不肯撒手。撇下的幼女由刘紫宸和三弟刘鸿泉抚养。由于刘增在信中提到，他现在没有固定的地址，妻女的情况刘紫宸还没来得及写信告知，就与二弟失联了。
1928年，刘增唯一的安丘同学曹星海的父亲来芝畔，向刘紫宸打探刘增的消息。当刘紫宸声称没有任何音讯后，曹星海父亲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地说，他收到了1927年11月儿子用红笔写的一封信，到现在也是再无片纸寄来。那封信说他到了广州，内容让人揪心，又用红笔书写，感觉“很不吉利”，让人联想到那时候革命军在广州有暴动，死了1万多人，恐怕曹星海和刘增可能没有了。听他这样说，刘紫宸也急了，与曹家联手四下打听。
不久，曹星海有了下落，人的确不在了，不过不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而是在广东普宁。原来，曹星海在广州起义后随队撤出，参加了教导团改编，在叶镛的队伍里，为红四师第十一团二营。1928年2月3日至6日，该团奉命协助广东普宁攻打果陇据点，曹星海壮烈牺牲，尸体就安葬在果陇。这一仗，四师伤亡了20多人，牺牲者均埋在一处。
但广州起义的战场是反扑回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处理的，刘增又改了名，家人多少年也听不到音讯，处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
不幸的是，1938年，日本鬼子打来，受到土匪记恨的刘紫宸遭到暗杀，查找刘增的事情就完全中断了。
女儿保护父亲遗物 合影之人身份成谜
刘增女儿名叫刘淑德，乡邻都哀叹这个没娘、爹爹不知去向的孩子，根本不会想到她早已是革命烈士遗孤。
刘紫宸抗日战争时期离世后，其妻眼看刘淑德一天天长大，就把刘增当年留下的皮箱转交给她。
时光荏苒。1945年芝畔解放，1946年麦收前，土改工作队进驻芝畔，斗地主、打恶霸，各项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这时刘淑德已经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了。由于大伯曾经是旧政府的联庄会长，家里有二十多亩土地，人虽然不在了，阶级成分依然被划为地主，三叔刘鸿泉划为富农，都在批斗之列，于是刘淑德顺理成章受到批斗和歧视。家里的房子充公，分给了贫雇农，只留下一间南屋给她住。一天，土改工作队抄家，发现她家有一只箱子，分量很重，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命令打开。刘淑德上前死命护住，大声说：“这是我父亲的东西，他革命去了，谁也不能动！”在她眼里，这只箱子就是父亲的象征，在女儿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但箱子还是被强行打开，他们看到，这的确像是革命者之物。有文件，有各类书籍，还有笔记本等，撒落了一地。突然从书中掉出了一张照片，工作队长拾起一看，是一张两人合影。他仔细端详着，表情陡然严肃，双脚靠拢，很正规地对着照片打了个敬礼：“首长好！”随即将相片和日记本揣进了自己上衣口袋。他态度回暖，对刘淑德称，回去向上级领导汇报，并说了声“对不起”，就招呼工作队走了。
从1926年到1945年，父亲刘增离家快20年没有音讯了，刘淑德在家天天盼望着工作队长的到来，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渴望有亲人的下落。可是，此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谁也不知道照片中和刘增合影的首长是谁，成了一个至今无法解开的谜。
据刘淑德与家人的描述，说那人耳朵突出，可能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刘增在考入省立一师时，王尽美虽被原学监徐昌言等强行开除，但他在王祝晨掌管省立一师后，经常出入校门，在校内从事革命活动。刘增在他得病去世前，是有机会认识他的。另外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另一位一大代表邓恩铭也常到省立一师。
书载战斗经过 寻人终有希望
芝畔村受村中近代民主革命家刘大同办学影响，爱好学问的人很多，农民曹清芳即是一例。他酷爱文学，藏书颇多，其中有本《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反映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投奔革命一路战斗的经过。一天，书被刘亚泉的儿子刘之标借去，刘亚泉绰号“五县官”，系刘增堂弟，有私塾底子。他发现儿子借来的书中有个叫“刘亦增”的，便反复琢磨，觉得书中刘亦增会不会即是堂哥？遂将消息告知在青岛工作的刘增侄子刘之栋。
刘之栋是刘紫宸的小儿子。当年刘增来家告别之夜，他虽然小，但听到了夜里父亲为了刘增要上房顶警戒，心里曾产生疑问。
刘之栋立即到青岛的书店买来此书。仔细看完，在书中第四章《广州起义》找到了那个段落。有关“刘亦增”的内容很少，只提到战斗不久，刘亦增、李如华、王禾甫、刘赤血等同志都先后牺牲了。
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为朱道南。刘之栋有了到出版社查找作者的念头。
半世蒙尘烈士荣归故里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的作者朱道南。
刘增戎装像。
刘之栋通过出版社拜见书籍作者——广州起义的亲历者朱道南，终于得知刘增的情况。作家为其写下证明，并在叶剑英元帅批示下，刘增作为革命烈士进入了安丘烈士陵园，他的遗像安放在纪念堂正中，家人也享受到烈士待遇。
先去上海又赴枣庄
找到作者终得真相
刘之栋立即从青岛登上轮渡前往上海，找到永嘉路25弄3号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打听到《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作者朱道南的情况。
朱道南本名朱本邵，居山东枣庄，是刘增省立一师的同学，参加过广州起义，是牺牲的“刘亦增”战友。刘之栋马不停蹄坐火车到枣庄拜见。没想到朱道南对刘增的情况太清楚了，他说：“刘亦增就是刘增！”
原来，朱道南了解刘增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就不用在省立一师的名字了，改名刘亦增。确定之后，刘之栋当场热泪盈眶：“二叔终于有下落了，他是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
这是个迟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消息，虽然人不在了，也总算给家人带来些许安慰。刘之栋回到芝畔告知这一消息后，已经出嫁到景芝公社永贞大队的刘淑德早早赶来，悲喜交集，想到这些年受到的种种冤屈，涕泪滂沱。
接下来就是官方认定了。刘之栋、刘淑德来到安丘县民政局。民政局指点：再去找刘增战友提供证明材料。
被敌冲散脱离原部队
朱道南回乡继续抗日
朱道南比刘增大两岁，是枣庄市薛城区张范乡北于村人。1924年考入省立一师。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道南与幸存同学撤出广州，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朱道南任第十团排长。1928年初，国民党出动两个军在海陆丰“围剿”他们，力量悬殊之下，红四师奋勇拼杀，最后被打散，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朱道南所在连队116人只剩他一个，弹尽粮绝，他又身患疟疾，被搜山的敌军冲散，在山林里过了半年多野人生活。挨到秋天，朱道南被民团抓住，关进监狱。因没有暴露身份，最后被释放。由于找不到党组织，1932年夏，贫病交加的朱道南回到家乡峄县。
回乡后，朱道南在齐村当了乡村教师。1932年秋调到峄县教育局任教育委员。1937年，他组织成立了“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来到后改编了地方部队，朱道南调任峄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主任。1940年1月1日，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成立。朱道南被委任运河支队政委。不久又成立了峄县抗日民主政权，他接任第二任县长。1948年6月，朱道南任鲁中南行政公署秘书长。
1950年5月，鲁中南行政公署撤销，朱道南调到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任省府办公厅行政处长、省干校党委书记、省府办公厅副厅长等职。后调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
朱道南撰写回忆录 两度写证明慰英灵
朱道南历经革命的低潮和高潮，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对广州起义的情形，他是这样记述的：
地上到处都是死尸，其中有敌人、有贫民和工人，也有我们的同志……离十字街口15米左右，有一些用木板砖头等堆起来的简单工事，工事里躺着教导团一些女同学的尸体。有几个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有的是和敌人拼刺刀拼死的，也有的是被敌人糟蹋后用刺刀戳死的。我们在一个弄口，突然看到了小妮儿刘辉（与朱道南一道由济南来广州的同学）的尸体。她的身上有十几处伤口，在小手指上套着一个带线的小铜环，在她的四周躺着五六个已死的敌人。显然，她是在要被敌人俘虏时，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死了，刘辉死了！我颤动的双手，在上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她交给我（寄给她妈妈）的信：“当革命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你们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小辉儿也用鲜血灌溉了这株鲜花’……”
得知刘之栋再来索取证明材料，朱道南写了1700多字，如实反映了他所知道的刘增以及他在广州牺牲的情况。
1975年12月3日，朱道南又写了一份3000多字的补充材料，以进一步帮助有关组织弄清具体情况，同时将谈话作了录音。朱道南说：“广州起义时，我和刘增在一起。他牺牲我是亲眼看到的，是千真万确的，他死在马路上。地上被打下的树叶很厚，附近的楼房都烧起来，掉下来的火，把刘增的衣服烧着、烧光了。以后烧到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战斗很激烈，无法对死难负伤的同志进行抢救。那时我们俩虽然不在一个连队，但这时建制已经打乱。刘增当时是班长……”
有了证明材料和录音，刘鸿泉长子刘之森三上北京，材料终于递到了叶剑英元帅手中。叶剑英很快批示，刘增为革命烈士。刘增唯一后代、女儿刘淑德不久获得“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纪念证由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颁发，时间为1977年4月23日，内容如下：
刘增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永垂不朽，望家属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除给予抚恤和优待以外，特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自此，烈士英灵得到慰藉，女儿享受到烈属待遇，外孙继承祖志，参了军。子侄们扬眉吐气，积郁了50年的结，终于解开了。
此后，刘增烈士被搬进了安丘烈士陵园，他的遗像安放在纪念堂正中。
2005年，刘增的戎装像又被请进了广州起义黄花岗烈士纪念馆。
2017年12月，刘增亲友在芝畔村的大同公园立广州起义刘增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两侧镌刻着黑底黄字的醒目对联：
神秘舍亲披荆斩棘黄埔韶华悲日月；
为国捐躯忠肝义胆广州血色壮山河。
本期图片由张漱耳提供
本期参考文献：《刘增同志传略》《回忆广州起义》《追记我村革命烈士刘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