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锡诚
刘锡诚，昌乐人，历任新华社编辑、记者，《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组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文联研究员等职。他是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行者，先后获得“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特殊贡献个人奖、“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终身成就荣誉奖”，被赞为“学术建设的脊梁”。
2024年8月22日，刘锡诚因病去世。斯人虽逝，风范长存，他的精神将继续激励后辈耕耘不止，奋斗不息。
本期撰稿：刘海清 张洪贵
困境中坚持求学入燕园
刘锡诚的祖屋。
2005年5月，刘锡诚在北京大学恩师曹靖华铜像旁。
刘锡诚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
“父辈和生活教给我的全部知识和人生经验就是两个字：奋斗。这成为我一生遵从不渝的座右铭。”这是刘锡诚散文《岁月风铃》中的一段自白。北京大学毕业后，他经曹靖华推荐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北大所学，为他后来从事文学批评和民间文艺研究奠定了基础。
营养不良患夜盲症 颠沛流离坚持求学
1935年2月21日，刘锡诚出生在昌乐县郑王庄。他祖辈曾是书香家庭，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育有六个孩子。刘锡诚是唯一的男孩，只有他有上学的机会。望子成龙的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手把手地教他在地上练字，并说：“你不要辜负了一家人的期待，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所好大学，为咱全家人争口气。”
抗日战争时期，胶济铁路沿线被日本人占领，村子周围枪声不断，炮弹所落之处地动山摇，硝烟四起，墙倒屋塌。鬼子戴着钢盔，全副武装，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嘴里哇呀呀地叫着，经常到附近村子见物就抢，见人就杀，无恶不作。常常有人被无辜杀死，尸体就扔在庄稼地里。
匪患连绵、兵祸不断，生活贫困，刘锡诚严重营养不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昏暗，在灯下只能看见一点点火苗，他忙跟父亲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是不是要瞎了？如果瞎了，那就再也读不成书了。”说完，眼泪便哗哗地流下来。父亲忙带他去看附近的老中医，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父亲从市场上买来一小块羊肝，挂在屋檐下，夜盲严重时，就割下一小块煮水给他喝。因舍不得吃，在屋檐下风干时间过长，羊肝被小虫子蛀了仍不舍得扔掉。
学校里也不太平，已上小学的刘锡诚有一天看到一个戴礼帽的陌生人来到老师屋里，两人谈论了很久。那人离去没几天，听说这个老师就被鬼子活埋了。同学们还亲眼看见一个老汉趴在地上求饶，一个头磕下去，还没抬起来就被鬼子砍下了头颅；一个年轻姑娘吓得惊慌失措，抱着头没跑几步就被鬼子赶上去，一刺刀捅在了肚子上，然后往上一挑，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更是亲眼见到过绑票的匪徒们在麦地里撕票后的狼藉景象。
为躲避鬼子侵扰，学校从于留村迁移到县城南二十里外的南流泉村。新校舍位于一座破败的小观音庙里，学生坐在地上上课，晚上睡在草铺上。大家的生活雪上加霜，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状况下，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刘锡诚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冒雨穿行莽莽青纱帐里的蜿蜒小道，到了县城西北剧城乡的懒边村。他的堂哥在那里的小学任教，接纳了他。
1948年9月，刘锡诚考进了省立昌乐中学（后改称昌乐一中），他放下手中的锄头，继续学习。
学校实行寄宿制，刘锡诚每周回家一趟。返校时，母亲摊上吃一周的煎饼，装上一小罐子咸菜，叮嘱他：“咱不能和人家比吃穿，要比学习，学到的知识装进自己肚子里，将来走遍天下都不怕。”
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刘锡诚与同学们自组剧团演出《王秀鸾》《兄妹开荒》等戏剧。他开始学习写作，向报社投稿。1950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
1950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刘锡诚报考省立潍坊第一中学高中部，被录取。
金榜题名考入北大 沉稳好学创办社团
1953年夏，该高考了。当时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考场，刘锡诚自己乘坐火车赴青岛参加了高考。他毅然填报了北京大学，并跟家里人说：“我要上就上最知名的大学，考不上就回家种地。”一天，刘锡诚独自坐在场院里望着满天的星斗发呆，突然从大路上传来一声喊：“刘锡诚，你考取北京大学了！”当时高考发榜，是登在地方报纸的中缝里的，村里没有《农村大众》，完全得不到相关信息。乡里、县里，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过北京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光耀门楣的事情啊！一家人欣喜若狂，母亲更是喜极而泣。
1953年9月初，刘锡诚走出生活了18年的村庄，开始了在燕园的学习和生活。他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是当时的热门专业。那一届有70多名学生，他与同班同学、广东姑娘马昌仪在大学期间确定了恋爱关系。马昌仪后来成为知名神话学家，尤其在《山海经》研究上成就卓著。马昌仪后来回忆起刘锡诚，说：“我对他有三点印象深刻：一是衣着，身上穿的是家里缝制的粗布衣裳，对襟袄、缅裆裤、圆口布鞋、布袜子，布鞋是用自家染的布做成，已经褪色变白。当时，在偌大的燕园，学生成千上万，有此着装者，只有刘锡诚一人；二是他上晚自习时，手里拄着一根棍，大家开始不知道他患有夜盲病，都觉得非常可笑；三是，一位同学的亲属从香港寄来一盒巧克力，从没见过巧克力的刘锡诚脱口而出‘功克力’，从此，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功克力’。”
刘锡诚大学期间每月十多元的生活费家里无力承担，他便申请到了每月12元5角的国家助学金。燕园的生活提供了必需的营养，他的夜盲症消失了。大学四年，他的身高从1.58米蹿到了1.76米，成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
刘锡诚纯朴正直、沉稳好学的品质，很快受到了系里领导的关注。1955年，刘锡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华也有所展示。1956年，刘锡诚和同学刘伦振、杜嘉蓁组织了一个名为“十月文学社”的小社团，编印了文学刊物《十月》。第一期有系副主任余振（李毓珍）教授的发刊词，有来访的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题词；第二期有来访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题词。学校各大阅览室的期刊架上，《十月》赫然在目。
恩师推荐到文联 在汪曾祺手下工作
北大俄文系实行语言与文学并重，这与刘锡诚的志向非常契合。
系主任是著名翻译家、作家曹靖华。曹靖华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20世纪20年代加入鲁迅创立的“未名社”，与鲁迅关系密切。后来译出了《铁流》《保卫察里津》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在我国青年和革命事业中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曹靖华的翻译重点转到了俄罗斯民间文学上。刘锡诚受其影响，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曹靖华十分赞同，亲任指导老师，列了一份包括14种中俄文文献在内的“指定书目”，希望刘锡诚以此掌握苏联民间文学学术界的信息和动向，达到较高的学术要求。
毕业前，曹靖华找到刘锡诚，问他：“你愿意去中国文联吗？我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去工作。”刘锡诚欣然答应。1957年9月4日，刘锡诚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报到。此后几十年，他工作几经变动，但最早从事的民间文学研究最终成了他的看家本领。
刘锡诚供职的民研会，理事长是郭沫若，副理事长是老舍和钟敬文，会务由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主持。在民研会，汪曾祺对刘锡诚影响较大。汪曾祺是《民间文学》杂志的负责人，刘锡诚是他的手下。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就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令刘锡诚感到钦佩的是，年仅37岁的汪曾祺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他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手行楷，清秀而透着灵气。汪曾祺总把刘锡诚当作老部下和小弟弟看待，两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十余年下基层劳动锻炼
1960年，刘锡诚（后排左一）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
刘锡诚与妻子马昌仪。
1960年到1971年期间，刘锡诚先后到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张家口地区涿鹿县六堡村、曲阜市孔村、河北怀来县官厅水库、河南息县、天津团泊洼等地劳动锻炼。这些不平凡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善良做人、正直坦荡，热情做事、尽心尽责，冷静看事、逆境奋起的性情和作风。
去内蒙古当农民 担任生产队长肩负使命
1960年刘锡诚到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劳动锻炼。他从北京坐火车到包头，一路辗转走到黄河边上，看到从北岸到南岸足足十里，却没有渡河的船只。当时正值初春，冰雪还没完全融化，河里化开的冰块拥挤着向下游翻滚。没有船，这可如何渡河？他搓搓手，卷起喇叭筒冲对岸喊：“有人吗？有船吗？”对岸除了回音没有任何回答。他看看没有办法，心想，还能让条河难住不成，便脱下裤子缠在脖子上，扛着行李踩着冰块就过去了。刘锡诚这次是带户口下去的。到公社办手续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36斤定量粮食改成29斤，他从一个国家干部变成了牧民、农民。
刘锡诚被任命为大圐圙村生产队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每天与村民们一起锄地、抢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天天吃不饱，副队长张达看在眼里，就去自家拿些咸菜、粮食给他，刘锡诚忙拒绝，说：“你一家人还吃不饱饿肚子，快拿回家吧，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张达不顾他的阻拦，放下东西就走。刘锡诚好歹渡过了缺粮这一难关，他一生都没忘记张达的这份恩情。
有一次，他病了，发高烧，村子里没有赤脚医生，自己乘渡船过黄河，挣扎着到对岸的包头市去看病。黄昏前赶到包头市最边上的一个大车店，住的是一个像大礼堂一样、长约三四十米的大房间，一溜大通铺，上下两层，下面是土炕，上面是拼在一起的铁架子床。劣质烟草散发出呛鼻的气味，连同汗臭味、脚臭味熏得人喘不动气。房顶上高高吊着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照着床铺上一张张破烂的、被汗水浸成褐色的草席，勉强能辨认出地下的通道和炕上的人影。天热，旅客又多，躺着的、坐着的、光着上半身的，男女混住一起。刘锡诚马上联想到高尔基笔下那个著名的“夜店”，从中看到了老百姓的底层生活。
刘锡诚在旗里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奖了一个笔记本，保留至今。时间长了，他既了解了农民，也变成了农民。劳动不是表演，是真干。一年后，他被调回北京，重新登记北京户口，户口本上写着1961年从内蒙古迁来。
1962年，根据青年干部到农村劳动锻炼补课的指示，刘锡诚与中国美协的崔建堂、江帆、黎朗，曲艺研究会的许光远、丁素，摄影学会的佟树珩、袁汝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张帆等，来到张家口地区涿鹿县六堡中国文联文艺农场劳动。张家口的气候冷得早，10月份的早晨，水田里已经有冰凌了。挽起裤腿下到水田里干活，对这些书生是一种考验。由于气候寒冷，无霜期短，他们种出来的大米质量上乘，口感很好，也为中国文联机关干部们提供了一定的大米补贴。那时正年轻，不觉苦和累，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1964年，刘锡诚又到山东曲阜孔村公社担任队长，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个锅里吃饭，一起劳动，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农民。
在息县东岳开荒 打水井种出黄瓜成新闻
1969年9月30日，中国文联党组所属的几个协会，到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的北沿，开始了在文化部五七干校的生活。刘锡诚被分在三连。那里是一望无际的鹅卵石，并无寸地耕种。他们要做的是，从水库里取水和泥，干打垒盖房子。一天，刘锡诚正在工地上和泥脱坯，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妻子马昌仪所在单位代表要他立即返京。到京后，向他宣布，和家属一起到河南罗山干校，一周内办好所有手续，和平里的住房要交出去。刘锡诚匆忙处理完家里的物品，带着一双儿女，一家四口，乘火车远赴中原。
他们先在罗山县农场住了一个月，又迁到息县东岳公社。这是一片广袤的荒地，包括何其芳、钱钟书等老专家，都在东岳草滩上脱坯盖房，白手起家建设家园。
村子里有百十来户人家，几十个人的突然到来，打破了村子的宁静。红学家俞平伯夫妇被安排在水塘边一座闲置已久的空房里，连个院子都没有。环境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俞平伯的心情，冬天来了，俞老先生就托老乡到大集上买了一车高粱秸，以备做饭与取暖之用。刘锡诚一家四口被安置在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旧门面房里，没有窗户，只有五六平方米，四口人只能横着睡在床上。因为房门朝街开，时常有好事者探进头来打量攀谈，不胜其扰，如果关门则又漆黑一片。连队在村里办了一个托儿所，美学家蔡仪的夫人、古典文学研究者乔象钟被指定为教师。刘锡诚的女儿很懂事，每天下学，总是先去托儿所接了弟弟，还把一捆捡来的柴火拖回家。
刘锡诚分在菜园班，与同事打了一眼水井，种出了尺把长的黄瓜，一时成了村里新闻。大诗人何其芳负责养猪，他以从事文学的热情来养猪，“猪喜我喜，猪忧我忧”，每天提着猪食喂猪，还常常赶着猪群在草地上、院子里跑来跑去，并总结出了一套养猪歌谣。
离开天津到新华社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1年6月，刘锡诚来到天津静海县团泊洼文化部干校。三连连长是戏剧家晏甬，原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连队的参谋看了人事档案，便委任他代替年龄大的晏甬出任连长，指挥生产、带头劳动。刘锡诚推脱不了，便答应下来。
刘锡诚从小就会全套农活，驾轻就熟。他每天背着小儿子带队出工，把孩子放在地头，就挽起裤脚，带头下地干活。根据农时变化，他谋划该干什么活。秋收到了，强调做到颗粒归仓，接着又要往地里送粪，开始冬小麦的播种。对他而言，困难的是既要谋划和指挥生产、带头干活、搞好人事关系，还要照顾四岁的儿子。
几个月后，传来了消息，刘锡诚被分配工作。在中国文联等文艺单位的干部中，他是首批分配工作的七个人之一。
1971年11月5日，他离开团泊洼干校到新华社，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投身评论界破文艺冰河
1977年，茅盾出席短篇小说座谈会（左三为刘锡诚，左四为茅盾）。
刘锡诚和《文艺报》的同事，左起：阎纲、唐达成、刘锡诚。
在《人民文学》《文艺报》工作期间，刘锡诚在文坛最核心的两家刊物担任编辑，与大批知名老作家建立了联系，还扶持了一批新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与同事们推进了文学界革故鼎新、迈向新时期的艰辛历程。刘锡诚成长为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享有盛誉。
心系文学投身评论工作 组织文坛多次大讨论
刘锡诚在新华社做过编辑、翻译，当过驻上海蹲点记者组组长、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组长，头脑清醒，行事谨小慎微，工作兢兢业业。但他的心始终在文学，提出调离申请，重新投身文艺界。
《人民文学》于1976年1月复刊。1977年7月7日，刘锡诚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被任命为评论组组长，组员有阎纲和吴泰昌，他们三人被称为当时文学评论界“三驾马车”。刘锡诚动议开个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以座谈会形式请老作家出来，冲破藩篱解放思想。座谈会于1977年10月在京召开，茅盾、沙汀、刘白羽、周立波、张光年、马烽、王朝闻、茹志鹃、王愿坚等参加。讨论的问题有：如何克服简单化；如何深入生活，防止“主题先行”；如何真实地反映生活等。《人民文学》率先发出了文艺冰河解冻的信息。1978年，刘锡诚从《人民文学》转到复刊的《文艺报》。
1980年3月15日，刘锡诚提议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召开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刘绍棠、浩然等人出席。浩然是刘锡诚的老朋友，他于1960年下放到刘锡诚的老家昌乐县劳动8个月，此后写出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及一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离不开那段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听了浩然的发言，刘锡诚对他在农民问题上的责任感和同情感深深认同，会后发表了《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一文。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用足球作比，回忆《文艺报》这段经历：“我们这支甲级劲旅的正副教练是冯牧与孔罗荪，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他们二位是率队出征的闯将。在他们的带领下，前锋有刘锡诚和阎纲，还有吴泰昌与雷达，四个前锋，加上两名中场组织者，一位是笔名沐阳的谢永旺，一位是巴金研究专家陈丹晨，后卫有钟艺兵、杨天喜、何孔周，以及当时尚未改正结论的唐达成、唐因。我和李炳银，算是最年轻的替补队员。”“我们为一部又一部电影的解禁，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再生，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的突破而兴奋。《文艺报》同仁们在午餐时争论，直至忘记了吃饭，又在无数座谈会上疾呼，组织一次次进攻，策划一波波射门，掀起文坛一次又一次大讨论，真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为组稿跑遍各地文坛 发现培养评论家
初到《人民文学》，刘锡诚就立即进入角色，马不停蹄地开始组稿工作。
仅仅7月16日到21日，刘锡诚就先后到茅盾、周立波、曹靖华、孙犁的家里约稿；刚到《文艺报》，就到广州连续拜访欧阳山、秦牧等。刘锡诚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文坛，每到一处，都拜访当地知名作家，召开座谈会，考察当地文坛动向，发现新人新作。由此，他与全国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一天，雷达在审阅读者来稿时，发现一篇题为《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的文章写得不错，作者是山东泰安一中教师宋遂良。《文艺报》在举办短篇小说读书班时，邀其参加。宋遂良是湖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教员。刘锡诚后来拜托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田仲济，把他调到了山师。宋遂良后来成为知名评论家。
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收获》1980年第1期发表，刘锡诚读罢深受震动，痛哭不已。由于第二天出差，不能动笔写评论，便火急火燎地从机场打电话，请阎纲写了题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评论。阎纲把李铜钟说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殉道者”，成了当代评论的经典名句。1980年底和1981年初，这篇小说参加《文艺报》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引发了争议，编辑部仗义执言为张一弓辩解。刘锡诚后来也写了一篇《在坚实的道路上——张一弓论》的长文。
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艺报》有一个颇值得称道的传统：从来稿中发现和培养评论家。刘锡诚主持或参与举办了几期“读书班”，组织刘思谦、吴宗蕙、谢望新、潘旭澜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参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成绩斐然。阎纲和谢望新把“读书班”美其名曰“《文艺报》的黄埔军校”。
工作之余大量创作
撰写评论记录文坛
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刘锡诚写下大量评论文字，出版了《小说创作漫评》《小说与现实》《作家的爱与知》《河边文谭》等多部文学评论集。作家陈辽在初识刘锡诚时，对他的印象是：“聪明、能干、敏感、热情，善于抓关键点、讲话逻辑性强。”有此素养和才识，刘锡诚的评论文章，一气呵成，文笔练达，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内容充实。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后，在震动中国文坛的同时，引发了社会的集中关注和广泛讨论，蒋子龙被推上争议风口。冯牧提出要撰写一篇评论，刘锡诚奉命写出《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由于《文艺报》组织在京学者和评论家仗义执言，使蒋子龙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蒋子龙说：“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
《收获》1980年第1期发表了谌容的《人到中年》。刘锡诚在1979年底拜访谌容时，已从她那里读到校样，立即写了评论文章《为中年干杯——读谌容的〈人到中年〉有感》。这是评论《人到中年》的第一篇文章。刘锡诚在文中肯定了小说反映的“中年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由于社会上对他们的困难关心不够，对人才不重视，甚至存在着窒息人才的种种愚昧行为，以及某些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知识分子造成了精神苦闷和自我禁锢。”后来谌容回忆说：“正是在《人到中年》产生影响不久之后，我的待遇得到改善，被调入北京市作协做驻会作家，补发工资，还当选了北京市作协理事。”
刘锡诚的文学批评，把社会历史批评、哲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熔为一炉，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求深、求新、求真。他认为：“评论要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既不是‘哨兵’，不是站在创作的头上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也绝不是寄生的‘木耳’，不是创作的附庸。”他对已经知名的作家不虚夸、不献媚，对尚未成名的新人不贬低、不打击，反而急切地发掘提携有潜力的作家。
刘锡诚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在文坛边缘上》《文坛旧事》等回忆录，翔实客观地记录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样貌和特征，对于文学史的补充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重构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为基层申遗当好引路人
1995年，刘锡诚（右一）出席首届中国民俗论坛。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套）。
刘锡诚在民研会主持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各级文化机构和高校建立起民间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可观的队伍。被称为“世纪经典”的“三套集成”，也与他的组织推动密切相关。他还致力于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为基层的申遗提供指导。
调到民研会主持工作 展开民间文学调查研究
正当刘锡诚文学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扬把他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3年8月，刘锡诚担任民研会书记处常务书记，随后当选为驻会副主席、担任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党组书记），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底。在当时中国文联系统十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中，刘锡诚是唯一一个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出身的干部。
刘锡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值得载入民间文学史册的工作。他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召开峨眉山“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等系列会议，强调加强理论研 究；各分会创办了大量期刊和报纸，全国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级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民间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民间文学研究队伍。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在他的倡导下，民研会有了神话学会、故事学会、歌谣学会等分支学会，影响深远。
他主张“双重的文学”，把民间文学看成与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提出“整体研究”的概念，主张把原始艺术、民间口头创作、民间艺术三大类精神活动现象，全面地、整体地把握和分析。强调田野工作，先后开展了对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
1986年4月，刘锡诚在广西主持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暨学术交流总结，这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民间文学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开端。
刘锡诚对老家山东的民间文学和地方文化很关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一个动议：以“秃尾巴老李传说”为代表的反映闯关东的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引起相关各省民间文学界的关注。他倡议山东民协率先行动，搜集传说，编辑成书，还专程到山东参加学术研讨会指导。2005年至2008年，山东大学对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进行调研，并协助地方文化部门申报为国家级非遗名录，刘锡诚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在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更是对学生们耳提面命，不厌其烦。五卷本《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出版时，刘锡诚写了总序。
争取到文化部支持 组织推动“三套集成”编纂1984年，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正式启动，经历了25年的漫长岁月全面完成，先后有几十万名文化工作者参与调查、搜集、编纂，最终成果包括了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多卷，总字数逾40亿字。这个工程同刘锡诚有着密切关系，他的一些思考、工作方式留下了特殊的烙印。
198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确定把“三套集成”纳入“七五”计划，刘锡诚到民研会主持工作后，着手实际推动。他抓住要点，及时确定指导思想，制定调查编纂规则。要发文件、建立各级工作班子却不容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群众文化团体，要下发一个指导全国文化部门的文件，是一件难事。刘锡诚找到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得到支持。他又辗转找了文化部主管电影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副部长丁峤，最后丁峤签署，促成了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5月28日联合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
周扬为“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的主编。1986年5月，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申报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从此，民间文学集成统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所属的规划办公室领导，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和负责编审工作。“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由此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时期。
刘锡诚虽然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但没有把自己列为某一卷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除了对“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领导，也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保护民间文化遗产 指导推进基层申遗
2002年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倡导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刘锡诚与85位人文学者在北京共同发表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
刘锡诚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民间文学组的召集人）、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很多非遗保护文件的制定、项目和传承人评审，在非遗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领域作出了贡献。他参与起草了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发挥了指导规范、统一步调的作用；在全国作了几十场讲座，培训干部；主持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名录的评审工作；到陕西、山西、江苏等各省区督查，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提高人民的“文化自觉”，推进非遗保护的进程。
刘锡诚热心为基层申遗提供指导。山西万荣县以“董永传说”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组成员董大中找到刘锡诚，同去的同事回忆说：“刘锡诚为人非常认真，办事讲究，他把书带到评审组里，每人发一本，交待各位专家认真去审阅。”
最后，项目顺利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历史上开启了民间传说受国家保护的先河。
2009年，贵州紫云县麻山的苗族唱诵《亚鲁王》刚被发现，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麻山的这些唱诵是苗族史诗吗？《亚鲁王》是苗族英雄史诗吗？刘锡诚及时给予了具体指导。搜集者加班加点，先翻译、整理了1500行史诗文本，由贵州省非遗中心主任亲自送达刘锡诚的手中，经他认真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在当时做出这个评判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时《亚鲁王》的搜集虽已不少，但只有一个人能够笔译，进度上只翻译了史诗第一部的六七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这部长篇史诗的搜集工作如若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与支持，没有经费的投入，搜集翻译工作显然是做不下去的。
刘锡诚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大胆地肯定了其英雄史诗的定位，这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一支最有力的强心剂。《亚鲁王》翻译的初稿形成后，刘锡诚读了很不满意，通过冯骥才督促贵州邀请余未人等专家介入文字整理。《亚鲁王》最后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民间文艺研究硕果累累
2019年，刘锡诚（中）获“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终身成就荣誉奖”。
刘锡诚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刘锡诚部分著作。
刘锡诚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行者。刘锡诚淡泊名利，专注研究，勤奋异常，笔耕不辍，同时又颇具担当，热切关注社会发展和学科进程。他的为学为人，足为学界楷模，世人风范。
研究中国原始艺术 历时五年完成著作
1991年2月，55岁的刘锡诚因工作调整，到中国文联做研究员。他决心以因文学知名、后来却转向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为榜样，做些稳定性的研究，从此将重心转到民间文艺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研究上，专心著书立说。
经中国民研会原主席钟敬文、中宣部原副部长林默涵推荐，刘锡诚申报了“八五”科研项目“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历时五年，于1996年6月脱稿。评审的鉴定结论是：“刘锡诚同志的《中国原始艺术》是我国第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前艺术的力作……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科学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课题任务。”课题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是一个空白。钟敬文写了一篇《我的原始艺术情结》，评价说：“过去有关原始艺术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外国原始艺术的，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书，更没有中国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我一直希望有人写出中国原始艺术的著作来，不能光是格罗塞、博厄斯的著作。日本做学问的人很多，也没有人写中国原始艺术的。系统地研究中国原始艺术，锡诚算是第一个。”
刘锡诚对民间文学学理思考上用力颇多，提出了民间文学“整体研究”“双重文学”等带有全局性、系统性、创新性的理念，推动了学科的深入发展。这些理念，形成了《民间文学的整体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双重的文学：作家文学+民间文学》《民俗与艺术》《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等十几部文化作品集。
因其卓越成就，刘锡诚入选2017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文学与文化学科排行榜学者”，先后获得“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特殊贡献个人奖、“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终身成就荣誉奖”等。学者万建中评价说：“刘锡诚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缩影。”有学者评价刘锡诚是“民间文学的守望者”。
深耕民间文学 填补相关学科空白
2003年，刘锡诚申报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于2006年完成结项，专家评审获得“优秀”等级。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版了110万字的增订本。该成果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被广泛认为具有拓荒性质，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上的一项空白。是中国民协“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首部成果。很多高校将其列为民间文学学科本科、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目。
坐冷板凳搞枯燥的学术研究，现在，不说个人，就是集体研究，也少有人下这么大工夫了。刘锡诚做《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课题时，是从行政领导岗位转为研究学术，不像大学或社科院的教授有自己的学生帮助提供、整理资料，也没有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便利，他当时已70岁，独坐陋室，耳朵基本失聪，硬是凭一己之力查资料、敲键盘，冥思苦想、条分缕析，攻下了110万字、前人从未涉足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学术史的写作，不但要求客观地叙述学科的研究历程，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史上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方法、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史料积累，分析解读，而且最能体现作者的资料视野、理论功底以及准确地把握学术事件的能力。这部著作梳理和论述了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各种流派及其思想观点，评析了其学术成果，史料丰富而翔实，观点新颖而独到。除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剖析外，还广泛涉及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歌谣、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文类的形成、发展与转型，充分显示出他知识积累的丰厚、学术功底的扎实、史识和学识的广博。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说：“刘锡诚先生不趋时，不从俗，甘于清贫，潜心学术，坐冷板凳，淡泊名利，令我辈敬佩。这部填补了空白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其开拓意义和学术价值，将随着历史的推移愈益显现出来。刘锡诚先生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脊梁，特别是学术建设的脊梁。我们真正应该把像刘先生这样的学者，推到中国学术建设宝塔的塔尖，照亮我们的学术航程。”
打破学术界限 致力非遗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
作为中国非遗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工作的开拓者，刘锡诚始终心存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打通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民间文学学术史与民俗学体系的界限，横跨了民间文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不同学术领域，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基础，也构成他在非遗保护领域学术贡献和学术成就的一个突出特点。
刘锡诚参与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评审、咨询、辅导、督察工作，撰写了《传承与传承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民间传说的保护》等论文，出版了《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道路》等著作，这些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非遗”保护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我们开展相关教育和保护工作时有许多困惑，比如，迷信与俗信应该如何区别？我们该如何看待民间信仰？”对于这类理论问题，刘锡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的问题》等文章，给予了鲜明答案。他认为，普通老百姓无不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方面，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奔小康；另一方面，传统民间文化中所包含和宣扬的一些思想观念，仍然是日常生活所崇尚和遵循的理念和准则，比如遇到困难无助时，也会默默地求助于天地、神灵和祖先的保佑。但盗用民间文化的名义装神弄鬼，则与我们所要保护的民间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对于非遗而言，在产业化问题上的争议最大。他鲜明指出，非遗不应拒绝产业保护模式；但高唱产业化调子者，可能导致非遗的覆灭。
2011年7月，76岁的刘锡诚参加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并任专家组负责人。他积极扶持非遗理论发展和图书出版，主编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藏典》（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刘锡诚2022年、2023年两度入选“中国非遗年度人物”100位候选人名单。
散文记录生活抒怀寄意
刘锡诚散文集《黄昏的眷恋》。
刘锡诚散文集《走出四合院》。
刘锡诚甘于寂寞，埋头书斋，用散文记录生活，其中出版了《走出四合院》《追寻生命遗韵》《黄昏的眷恋》《芳草萋萋》《田野手记》等多部散文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全国各地考察后写的文化散文、笔记式散文，含有重要的珍贵信息。
记录人生经历 不忘乡愁友情
刘锡诚用散文随笔的方式记录生活，反映现实，处处流露着真情实感，也透露了他的人生历程。
从《岁月风铃》一文可以看出他早年生活的艰辛，但更多的却是奋发向上的追求与进取精神。而最动人心弦的，是文中不止一次表达的意思：“我是一个一直在地里弓着腰干活的农民，在活儿还没有干完时，从来不会直起腰来喘一口气。”
连缀刘锡诚《走出四合院》《黄昏的眷恋》《芳草萋萋》散文集里的一些篇章，无意间，他为自己写作了一部简史。刘锡诚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了他耕耙、锄地、收割等全套农活。日本鬼子扫荡，他目睹鬼子“用刺刀穿透盖在（他）顶上的秫秸”，“回想起来，仍然心惊肉跳，连细节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远去的村庄》）“童年时，母亲和姐姐常到野外的草地上挖苦菜吃。”（《家乡的苦菜》）读小学时，因躲避鬼子的扫荡，流亡到了偏僻的山沟里。为刘锡诚打下知识基础的是省立昌乐中学。“只是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每星期六回家，在家住一夜，星期日回校，从家里带来够一周吃的高粱面掺和着地瓜面的煎饼和一罐自家腌制的咸菜。”（《我的草山》）高中毕业，“我的想法很简单，要上嘛，就上最知名的北京大学，若是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当农民”。结果却考上北大。在北大燕园里，他入了党。（《岁月风铃》）北大毕业，经曹靖华介绍，到民研会。1960年，下放到内蒙古锻炼。（《大浪淘沙》）他被分配到一个小村子，担任一个生产小队的队长，“由于多年的折腾，村里已经选不出一个可以胜任的队长了。”（《长相忆》）1969年9月30日，下放去五七干校劳动；后期，分配到新华社；1977年，“我又从新华社回到了文艺界。”（《岁月风铃》）他在《劝君更尽一杯酒》写道：“在作家艺术家圈子里聚在一起喝几杯酒，侃侃大山，那就随便多了，既亲切又自由”，怀念同他交往的文人学者，与作家王孝廉“我俩对饮，以一瓶为限，不论是五粮液还是董酒，酒完为止……他每到京必来看我的夫人和我，从对酌之中我才能理解了他在《春帆依旧在》《船过水无痕》《花落碧岩》等散文集中所表露的那种深深的情怀：深沉的爱和忧患。”刘锡诚1980年去贵阳时，作家何士光“闻讯赶来，连拖鞋都没顾得上换。士光一看桌上没有茅台，就冲口而说：怎么没有茅台？好，酒我负责啦！第二天他果然提着一瓶茅台来招待所见我，很教我感动了一阵子”。文字里透出的是浓浓的、纯洁的友情。
《给我一把竖琴》通过回忆自己同宗同族的弹唱艺人会友先生手里的那把三弦琴，体味的是“散文就如同弹唱艺人手里的竖琴，从那颤动着琴弦上飞流出来的，都应是真实的思想情感，都应是发自肺腑的真话”。
刘锡诚的一些散文，回首往事，反思历史，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在书中的文字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写景状物散文 抒发人生感悟
刘锡诚的一些散文，借写景状物，抒发了人生多种感悟。“且看那些傲然矗立于山腰上的二十余尊历代大文豪的雕像”，也许这就是对严子陵躬耕和垂钓于山林之中的“一个最好的注脚”。（《雨中访严子陵钓台》）他从云杉的形象中体悟到：云杉的“挺拔傲岸、不惧风沙、不畏干旱、迎风战雪、闯关夺隘的历史风骨”，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和鼓舞”。（《云杉的性格》）他的老年多处体现了云杉的性格，读来特别感到亲切。
《洋槐树》则是状“洋槐树”之物，抒发对母校省立昌乐中学的感念之情，“这株洋槐树把他们一批批一届届送走之后依然生长在原地，没有离开过这块黄色的泥土地，只是在它的身躯上增很多很多的老皮、疤痕、伤口。它默默地，孤独地，像一个永远无言的老母亲在照管着孩子们。”母校四月槐花香，读到这里，总会勾起万千学子对母校的无限回忆和遐想。
《中秋对月思》通过赏月、思人，传达了作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又联想到朱楼赏月、把酒伤别、吟诗作画等赏月习俗，展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刘锡诚的散文自成一家，既不是杨朔散文的“物—人—理”或“景—人或事—情”的模式；也不是周作人的冲淡、苦涩散文；也不是朱自清的儒雅散文，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哲理，交叉、错综，质朴中见锋芒，纪实中涌热情，写景时显温柔，表现自我时现“大我”，这样一种说真话、抒真情、写真实、求真理的崇“真”散文，卓然独立于散文百家之列。
描写传统文化
展现人文精神
刘锡诚很多散文，如《田野手记》《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里收集的文章，是他在全国各地考察后写的文化散文、笔记式散文。
这些散文，有民族传统节日的采风，有地域传说的探源，有古老习俗的闻见录，也有礼俗的记叙和歌谣的采集，包含对某一有价值的过程和难忘情景的记录，含有珍贵素材与重要信息，时间过去愈久，愈有价值。比如，他在《葛沽皇会有遗韵》中所记载的那样繁盛、热烈又庄重，今天已是情味寡然、面目全非了。比如当年如果没有笔录日喀则那些动情的民歌，今天还能再听到吗？这不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吗？他观察之周密，捕捉之敏锐，记录之精准，都在他看似自然流畅的行笔之中，显出一位具有深厚的田野功底的文化大家的厚重和老到。它就像一位作曲家即兴的钢琴短曲，一位画家信手拈来的几首小品，诸多意味，皆在其中。
《大母神的启示》，解“大母神”这一“生命遗韵”之谜，又有对文化学者李亦洪深沉的怀念，写得是多么感人，谁不为她的过早逝世而惋惜。《访书又得〈剑客图〉》一文，是对《剑客图》这一“生命遗韵”的解谜，又是一篇优美的怀人散文。这些散文感情色彩浓厚，文笔跳动洒脱，形象生动逼真，可读性、趣味性、学术性相统一。
这类散文，还有对各种民间仪式的描写：塔尔寺大法会、德宏泼水节、六月六青海土族花儿会、石岛海祭、泼雪泉旁端午节、葛沽皇会、东岳庙会……以优美、感人的笔触，通过历史、文化、民族、人格等主题，将历史与现代相结合，展现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激发读者对社会、传统文化以及自身的反思。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刘锡诚如老农般不让一日闲过的勤奋，埋头耕作、静待收成。
为家乡文化事业作贡献
“刘锡诚文库”牌匾。
刘锡诚为家乡昌乐县文学刊物题词。
刘锡诚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对昌乐的文学作者更是寄予厚望。他对家乡的所谓贡献，并不在于为家乡举办什么活动，为家乡作者推荐发表作品等等。更重要的应是无形的，比方他的成就及影响，提高了家乡的知名度；他的事业、精神、人格等在家乡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外柔内刚豪爽直率
回乡畅谈保护古树
刘锡诚每次回昌乐，都要和笔者面对面地谈论文学。他温文尔雅，不失学者风度。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轻声慢语，娓娓而谈。然而他的性格，却是外柔内刚，不乏昌乐人的豪爽和直率。
那年他回昌乐，县长请他吃饭，席间，他大发感慨，说：“当年在昌乐中学读书时，一路走来，到处都是参天大树。这次回来看看，一棵也不见了。这不行，古树得保护啊，植树造林得扎扎实实地做啊。”还说了许多直言不讳的批评、至少是建议的话。说到尖锐处，大家有些坐不住了。一般人在酒桌上，面对一县之长，说的都是讨喜的“过年话”，但类似的话刘锡诚几乎没说一句。好在县长与他同样正直，且有文化情结，对文化人格外敬重，对他的批评和建议，或深有同感，或作些解释，或表示感谢，始终憨厚地笑着。
殷殷关怀昌乐作者
关注家乡文化发展
1982年，刘锡诚应潍坊文艺界之邀，到家乡做辅导，住在招待所的一个套间里。潍坊一些重点作者忐忑地坐在外间，等待接见。昌乐作家郭建华的小说《尤庄的蒲团》获《山东文学》1981年优秀小说奖。刘锡诚看过这一届获奖作品，说：“郭建华的《尤庄的蒲团》应属上乘。”他对家乡昌乐的文学一直寄予期望。1993年，他在给郭建华的信中说：“我希望看到你们、特别是您，既能熟悉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又能吸收些新的文学观念，目光四射，跳出那个小城市的意识。”这是对昌乐作者殷切的期望，更是切中要害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政协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乐县委员会编了一本《浩然与昌乐》文集，收录了作家浩然与昌乐有关的一些作品、文章、讲话和史料。浩然请刘锡诚写一篇短序。他欣然答应：“无论是看在家乡父老的份儿上，还是看在多年来与浩然文学交往的份儿上，我都义不容辞。”刘锡诚1980年在《文艺报》工作时，曾于3月15日召开过一次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专门邀请浩然与会参加讨论。两人都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和农村怀着很深的感情。那次座谈会上，刘锡诚提出了“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的口号。那次会由已故老主编冯牧主持。刘绍棠、管桦、林斤澜、浩然都在会上发了言。
像刘锡诚这样的名家，对家乡的所谓贡献并不仅在于做几件“实事”，比如在家乡举办活动、为家乡作者推荐发表作品等等。更重要的应是无形的，比如他的成就及影响，提高了家乡的知名度；他的事业、精神、人格等在家乡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某人或某一群人，从而改变了家乡的整体文化品位。
为母校捐赠个人藏书 昌乐一中设“刘锡诚文库”
2016年3月9日，刘锡诚和夫人马昌仪把在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领域60年来所积累的藏书，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对他们夫妇的无私捐赠表示感谢，并颁发了入藏证书和纪念品，表示中国现代文学馆将设立“刘锡诚民间文学研究文库”，妥善保存。
刘锡诚除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近万册图书外，尚有部分文艺理论、文学史、艺术史、中外文学作品、个人著作（含译著）及手稿、资料等藏品，希望捐赠给一个合适的部门。他斟酌再三，选择了昌乐一中。昌乐一中人文氛围浓厚，校园文化源远流长，图书馆设施也属一流，具备良好的收藏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昌乐一中是他的母校。刘锡诚曾重返母校，追忆美好的中学时光，并在自己的多篇作品中表达了对母校昌乐一中的一往情深。昌乐一中也以培养出刘锡诚这样的优秀学子为荣，视他为校友的楷模，载入校史。昌乐一中对接受刘锡诚老师的捐赠很重视，立即腾出房间，投入人力、物力，设立“刘锡诚文库”。
2016年5月23日，昌乐文化局原副局长郭建华、昌乐一中黄发国校长、吴文福副校长前往北京，拜望刘锡诚。此行体现出昌乐一中领导对设立“刘锡诚文库”的高度重视。
他们乘动车抵达北京，前往刘锡诚家。刘锡诚和夫人马昌仪先生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刘锡诚家客厅的两面墙壁完全被书架占据，从地面一直到天花板。客厅内只容得下两张沙发和茶几，及一条狭窄的通道。书房供马昌仪工作所用，靠墙排着的书架上则摆满两人的书籍。刘锡诚的工作间，像一条小胡同，左右两面全是书架，一张不大的书桌夹在书架中间，桌上有一台电脑。窗外凉台上，堆满一捆一捆的资料。
刘锡诚夫妇陪同他们参观了自己的藏书。因为已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近万册，客厅的书架撤去，客厅宽敞了许多。但书房和工作间仍是书的世界。他不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或整套精美的图书，一一介绍。其中不乏早已绝版的中外名著，诸多中国一流作家、学者亲笔签名的赠书，还有他们夫妇各种版本的著作，均十分珍贵。刘锡诚指着书架上琳琅满目的藏书说：“这些书籍都要捐赠给昌乐一中。”又指着堆满凉台的资料说：“这些资料都还没来得及整理，将来整理好了，也捐赠给母校。”
他们返回昌乐一中后，立即着手“刘锡诚文库”的筹备工作。在学校图书馆内腾出两间近50平方米的馆舍，整修一新，量身定制了书橱、展柜等专用设施。定制了专用纸箱，派出专门车辆，由吴文福校长带队，前往刘锡诚寓所，清点藏书，分门别类地装入纸箱。藏书包括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艺术史类、文学作品和读物类、民间文学类、外国文学类、文件、手稿和奖状、聘书等共六千余册（件）。运回学校后，迅速组织图书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进行分类、整理、登记、入藏。还特意请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书法家罗杨为“刘锡诚文库”题写了匾额。
当年6月，“刘锡诚文库”正式落成开放。
不幸的是，2024年8月22日，刘锡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他求深求真的学术追求、谨慎勤恳的学术态度，值得后辈铭记。
本期图片由刘海清提供
本期根据刘海清、郭建华文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