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昕晖｜国家图书馆藏诸家致李文藻手札考释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茝畹，晚又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四年举人，明年会试中式，二十六年，补殿试成进士。乾隆三十四年，谒选为广东恩平知县，后调补潮阳知县，乾隆四十一年选广西桂林府同知，四十三年卒于任，年四十九岁。李文藻为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绩学好古，嗜聚书，喜金石。于目录校勘之学、金石学、方志学皆颇有造诣。其著作传世者有《粤西金石记》《恩平程记》《南涧文集》《南涧遗文》《岭南诗集》等。
笔者查阅资料中偶见国家图书馆藏有《冯敏昌等手札》稿本一册（书号：05118），实为冯敏昌、盛百二等人致李文藻之手札及李文藻自书诗札装裱为一册，盖应定名为“诸家致李文藻手札册”为确。近年来学界颇有研究李文藻之论文问世，如潘妍艳《李文藻学行杂考》 [1]《李文藻大云山房题跋小集》[2]《李文藻与周永年书札二十八通考释》上篇[3]及下篇[4]，刘国宣《李文藻交游考述》[5]《李文藻编年事辑》[6]《李文藻书跋初辑系年考证》[7]等，以上诸作考订精核，于李文藻研究之推进大有裨益。但关于此札册，尚未见专题论述，盖因图书馆著录之题名似于李文藻无涉，故致使学者有所遗漏。今不揣固陋，辨识整理函札文字，并加以考释，但求聊备文献之一脔，亦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一、国图藏
诸家致李文藻札册之概貌及流传情况
此札册共收信札九通，分别为冯敏昌、盛百二、张锦芳、罗有高、宋弼、邓汝勤、钱大昕、成城共八人致李文藻手札各一通，及李文藻致“竹书四兄”诗札一通。
此册前有1951年（辛卯）王献唐题识：
东甫先生出乾隆诸老手笔属题，展翫月余，苦难著笔，为东甫、东邨诠释已罄故也。册中致南涧先生诸札，皆一时名宿，语不惊藻锦，称心而出，朴学者之文率多如是。念台先生一诗，直欲夺江西之席，书则一本《说文》，亦彼时风尚。此老初学剑，后逃禅，虽饰以儒，奇气仍时时透露，天性使然也。宋五子之学不足范念台，乾嘉考证之学亦不足范念台，皆登其堂不久居其堂。私心皈依者，唯一释氏，又不敢专居其名。展读遗翰，益想见先生之为人，信能恢宏而逴越不群者也。辛卯春，献唐。
跋中台山皆误为念台，越日再记。
此册末尾又有“织庐”识语：
按《南涧先生易箦记》云：“邓谦持札已装裱一巨册，其余尚可装一册，钱先生札可装裱二册，宋、潘诸先生札可装裱一册，翁学士札可装一册。”所云“宋、潘”诸先生者，当指宋蒙泉、潘朴村，而云“翁学士”，即覃溪阁学也。可见南涧先生对于诸贤手迹，当时已经视若拱璧。兹册仅有邓、钱两公手札二通，必是南涧殁后，其后裔装潢者。册内列名宿九家，略历据各书所载，逐一录出，俾阅者可作知人论世之助耳。癸未新正人日织庐识。
此识语署“织庐”，钤“赵愚轩印”“织庐生”二朱文印，结合王献唐题识，知此册是赵愚轩旧藏，此题识后辑入《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8]。赵愚轩字东甫，又号织庐，山东寿光人，为民国间藏书家。此札册天头、页边多录有寄信人传记及相关文献，即赵氏所谓“略历据各书所载，逐一录出，俾阅者可作知人论世之助”。
册中又有民国十七年（1928，戊辰）张翔珂跋语：
是册所列一时名宿九家，致为难得。就中冯鱼山、张药防、李南涧三先生尤洒脱。南涧于冯、张为尊辈，而书独列后者，大抵诸贤手札在李氏时已装潢成册矣。观亭先生携以见眎，言及当日鬻者索直颇昂，佹得漫失，既失而复得，丰城之剑，昆山之璞，不能终秘，必归诸法眼收藏，可贵也。展玩数日，爱不释手，为题志而归之。戊辰八月廿八日黄冈张翔珂敬跋。
所谓“观亭先生”，应是孙文澜（？-1935），山东益都人，清末民初金石收藏家，晚年与王献唐交谊笃厚。则此札册似是先藏于孙文澜处，而后归赵愚轩，因赵愚轩识语署曰“癸未”，当距离王献唐所署“辛卯”（1951）不远，则是1943年无疑。至于何时入藏国家图书馆，则尚未见明确记载。
二、诸家信札考释
1、冯敏昌致李文藻
月初得先生惠州道中手翰，委曲备至。伏诵数番，心神枉然，不啻身随舟次，旬日而后返也。谢公有言：“每送别后，常作数日恶”，昌平素正复尔尔。而日者登舻奉送，随爽南海神庙之约，壹似恝然而返者，良由心有所慼，又知友人玉洲张君之必死，亦犹高渐离击筑，荆轲低而不食。而于先生此别，以为奉教正自有日，遂不觉情移于所感乎。而不知先生归途岑寂，遂乃相望之深也。自廿三日行旌发后，是日戌刻，张君死矣。廿四日，昌因事闭关不出。廿五午间得一友人书，始知其实。至廿六日出吊，与其兄药防抚柩一恸而返已矣。昌有一言奉览先生者，胡、张二字可否足以信今而传后也？同谦胡贵门人之诗，昌前数日抄出一册，诗虽不多，而已足自立。若他时得纪大人改本添补，必更可观也。承录示运台论诗一则，甚善，而于秋谷尤切当，若宋、施两君子之不复论及，尤见分寸也。又承示《望罗浮》诗，真是老笔，独往独来，佩服之至。《再谢饷荔》一首，尤妙绝，昌于啖荔亦可称能，若是日之不染指，则前定也。所尤惬意者，前遇佳诗，抄写已至三十余首，而五古止得闱中用苏之作，今复得此，致为慰跃。更望他时来省，不吝全稿赐昌快读，受教不浅。再若近日公暇有作，先邮示数篇以慰饥渴，尤幸甚。其尊札致张药防并宗兄者已致之，而药防迩日过于哀伤，不能即覆。且微闻其今秋竟有不送乡场之说，正未得面询也。法性罗汉，昌正不知何时得访矣。兹尊作《游广州西郭二寺记》抄讫奉赵。连日暑气郁蒸，而触热到门之客亦往往有之，外更有俗事缠绕，心性亦自觉其躁急之至。愤懑之际，则忆先生所举顾亭林不会客、不睡寐之语，而佩服之、企慕之。今日得覃溪老师书，致望随时用功。昌今则何能？而他时如求一席之地可以藏拙避喧者，则非在覃溪夫子门下，必于南还之次驰就先生治壤矣。但未识先生亦肯如韩子之进宏与册，而幸教之不乎？又前寿诗内承教“妆”“装”同义之论，当时殊未细审。今细思始知《古今韵略》分用之为未妥也。“飘黄”之妙，宜改上句作“落墨”以对之。事过返记，录以就正。昌目下求馆甚急，而仍未有所合，如移后当再奉闻也。然一有定，则先告知贵役谢升矣。覆省来书，言少食辄呕，又复饮水不敢饮茶，此其为寒湿者，至今可否痊愈乎？如其作呕未愈，则温热之药宜进，而所言啖荔百余，信宿尽其三篓，以致腹热，而取解于酱油之论，昌殊不敢如常奉赞。盖以先生眎广人究有南北之分，而况寒湿作呕之后者乎？所以精神怳惚者，或亦由于此，未可知也。又先生在广时，亦尝闻贵役言往往有寐后呻吟之作，窃以为民事系怀者太过，每欲奉谏而未得，心实不能忘。今复接来示所言，敢以节饮食、豫精神进，幸惟留意。暑甚不雨，书冗作草，祈恕不恭。上南涧先生阁下，并请近安不既。晚敏昌六月初七日顿首。后附书贵门人集后诗一首呈正。
燕吴指云鸿，身前交臂失。都中至钱唐再晤，得同谦一诗耳。颇怪玉州生，惜甚等词溢。近见张玉州挽同谦诗五首。一编向壁卧，悔恨渐中出。悔余币不将，嗟子节乃毕。谁使子于诗，而为此憀慄。力欲洗尘相，岂不挟一律。予惟曲江后，作者谅有述。百年望海雪，五字至今日。兹实粤长城，岂惟灯暗室。翳予敢妄叹，兼举或未必。更恨钱江上，致我老弱卒。平生古心貌，抱卧况经帙。我曾无返思，子固未亏质。瑶华一以散，嘉秀谁与实。恻恻素馨词。面子繇何术。集中素馨词绝佳。书胡同谦遗集后。敏昌呈奉。
图1冯敏昌致李文藻手札
考证：
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广东钦州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据李文藻《南涧先生易箦记》：“予于辛卯分校乡试，得顺德胡亦常。是岁又识其县张药房、玉洲兄弟，遂益以庚辰所识钦州冯鱼山，定为‘岭南三子’。”[9]则李、冯二人相识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冯敏昌《小罗浮草堂文集》未收此札。[10]
按此札所署日期为“六月初七”，又提及“玉洲张君”卒于廿三日戌刻，张玉洲即张锦麟，上文所谓张药房、玉洲，即张锦芳、张锦麟兄弟。据李文藻《举人张君墓志铭》，张锦麟卒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四，年仅二十七岁。则此札亦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七无疑。此年春夏间，李文藻寓居广州[11]，与冯敏昌、张锦芳过从密切，《游光孝寺记》《游广州西郭二寺记》[12]皆是与二人同游后所撰，而张锦麟未见同往，则似已身染重疾。冯敏昌称张锦麟逝后，张锦芳“过于哀伤”，“有不送乡场之说”，而据邵晋涵撰张锦芳行状，其于“乾隆四十四年中式乡试副榜，明年举乡试第一”[13]，似此年张锦芳确未入秋闱。
此札中多论诗之语，冯敏昌为翁方纲提督广东学政时所拔[14]，翁氏颇激赏其诗才，称“予与及门诸子论诗，所知之最深者无若冯、谢二生”，“冯鱼山则天骨开张，更过于谢”[15]。李文藻目冯敏昌、张锦芳、胡亦常为“岭南三子”，亦多从诗艺论之。札中提及“同谦胡贵门人……诗虽不多，而已足自立”，胡同谦即胡亦常（？-1773），字同谦，广东顺德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卒，年仅三十一，李文藻有《哭胡生亦常二首》[16]，其事迹见钱大昕所撰《孝廉胡君墓志铭》[17]。胡氏与李文藻往来密切，李文藻欲刻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初即胡亦常承校刻之事，书未成而胡氏病重，李氏云：
予覆校其半，将归潮阳，以付顺德胡生亦常刻之。明年癸巳三月，胡生书至，云刻未竣而病。久之，始知其是月已死。[18]
此札后附冯敏昌《书胡同谦遗集后》一诗，亦见其《小罗浮草堂诗集》[19]，但冯氏札中屡以“贵门人”称之，书后诗则云“身前交臂失”，可知则虽并列“岭南三子”，冯与张，胡与张皆有交往，而冯、胡二人实不甚熟稔也。
2、盛百二
日前尊纪回府，曾有一行布候，谅赐览矣。兹有恳者，宗兄所托之事，前承费神，谢谢。现在从高木欣兄处转托贵乡草庿庄褚君名麟瑞者觅得一人，路经董庄，有董姓之仆董某者从中阻挠滋事。闻董君系老哥令亲，因祈鼎言解纷（旁注：切不可声明弟处）。则感高谊，不特宗兄也。祷切。前恳觅剑南《渭南集》，一时兴到之言，恐可遇而不可求也。至渔村《艮斋笔记》，似又易觅，即不能，借阅亦可。至渔村诗文集，弟已有矣。正在作札，而红丝研适至，虽不甚下墨，而名既古雅，以三金易之。顺候文祉不一。
南涧大哥我师。
弟期盛百二拜。
尊柬附缴，因治字，未能免俗。以后切勿尔尔，祈切祈切。
再启：弟思得放翁《剑南》《渭南》全集（旁注：汲古阁），倘贵亲友中有此书而欲售，乞留神为祷。
百二再拜。
图2盛百二致李文藻手札
考证：
盛百二（1720-1785），字秦川，号柚堂，浙江秀水人。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乾隆三十三年任淄川知县[20]，在官一年，丁忧去[21]。盛氏虽居忧去官，但仍久居齐鲁间。此札署“期盛百二”，则在丁忧内所作也。札中提及“高木欣兄”，应是高贻荣，山东淄川人，附贡生，《乾隆淄川县志》有之[22]。此札开头即言“日前尊纪回复，曾有一行布候”，则似两人通信较密切，则应相距不远，查李文藻行迹，于乾隆三十四年五月至北京谒选，此后直至去世，一直未再久居山东，则盛百二此札作于乾隆三十四年之可能性最大。艮斋即李澄中（1629-1700），字渭清，号艮斋，又号渔村，山东诸城人。
3、张锦芳
锦芳顿首南涧先生阁下：客岁京札数函俱得接读，十二月又接到桂林手教。芳自四月后即无复一字奉上左右，因计书至日文驾已出京也。奉别以来，毫无见闻，而忧患不减于昔。一岁之中，夭一子而殇二侄，命之穷薄，无以复过。读书作文，事事俱废，惟在涕泪中度日耳。太原康公德政，非得大笔不能寿之金石。后来不见驾到，廉人速于蒇事，遂以芳塞责，兹将拓本呈览求正。肃斋先生去官后，常得相见。已有人到京办赎，但北上之计尚堕杳茫，家中景况甚萧条，但尚能多蓄砚作诗耳。芳缘倦于应酬，今年思回居顺德，大概尽正月内即挈家归龙江。龙江人在桂林城内开铺者甚多，后库街有一姓尹者，即芳之舅表，自此鱼雁益可以常通，惟多赐之教言是所切祷。芳所居地曰坦田。又读前札，知诸世兄俱随侍南来，甚慰甚慰。官中政简，正可趋庭为欢。又有山水金石，足供搜讨。但芳不得侍教左右，少启蓬心，独此为歉耳。东省之来，不识果否。鱼山去岁亦有两札来。胡金竹先生时文已倩人钞得寄去矣。素册一本，乞书桂林新诗，它时捧诵佳什，或少分山水之乐也。此地水土何如东省，然风气高爽，有霜雪，不如广中之恒燠蒸湿，尊候定复佳安，此差可贺。前为肃斋刻林汲先生“借书园”印，近又刻李学台“将军不好武”印。正月初七日午后作此札。锦芳再顿首。
考证：
张锦芳（1747-1792），字粲夫，一字药房，广东顺德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上文引《南涧先生易箦记》，知李文藻结识张锦芳兄弟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张锦芳此札署“正月初七日”，据信中文字又可知前一年李文藻先在北京，年末则已在桂林任上。据刘国宣《李文藻编年事辑》，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抵京，六月出京南下，是年冬抵达桂林[23]，与此札中所言行迹正合，则知张氏此札作于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七。此信言“诸世兄俱随侍南来”，则李文藻此番赴任桂林，实携其子同行。
信中提及诸人：太原康公，即康基田，山西兴县人，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任廉州府知府[24]。所谓“康公德政”，即《为廉州人作康公德政颂》，见张锦芳《逃虚阁诗集》卷三[25]。
肃斋先生，即周士孝，字资敬，号肃斋，四川南川人，乾隆四十一年八月至四十二年四月任广东新宁知县[26]，“未满岁，以前摄电白事罢去”[27]，与周永年、盛百二、李文藻等人皆交好[28]。札中言“有人到京办赎”，或是周氏为复官所做之活动。
胡金竹先生，即胡方，清初学者，字大灵，广东新会金竹冈人，故称金竹先生。
林汲先生，即周永年，字书昌，号林汲，山东历城人，藏书处名“借书园”。
李学台，似即李调元，字雨村，号童山，四川罗江人，时任广东学政[29]。
4、罗有高
小诗奉怀南涧大兄书尘诲定：
繇虔薄海逾千里，酌古量天郁万耑，于世判然殊嗜好，得君铿尔擿俗作掷，非。心肝。文成凤肊俗作臆，非。烟波杰，梦走羊城瘴雨寒。析赏奇疑真勤事，姻朋犹劝好为官。
愚弟罗有高上草
考证：
罗有高（1734-1779），字台山，江西瑞金人。此诗不见于罗氏《尊闻居士集》。札中未有系年线索，李文藻结识罗有高，在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致周永年一札中云：“近交江西罗（名有高，字台山）、浙邵（名晋涵）、高邮王（名念孙）三孝廉。罗文行兼优（古文取法甚高），经学甚深。”潘妍艳经过考证，将此札系于乾隆三十四年八月[30]，则知二人定交应在此前不久。而罗氏与李文藻密切交往，当在乾隆三十六年之后，此年三月，罗氏至广东恩平，入李文藻幕下[31]。王昶曰：“李君耽经谊，台山与之上下议论，又于注疏小学之书益以博而精。”[32]罗氏此诗札多用古字，又留意于字体正俗之别，恰可证成其于小学之留心。
5、宋弼
前得手书，因懒未报，复读来示，良用歉然。屡寄诗册，留神风雅，可谓同心，甚慰甚慰。并前倡和集业已钞完，面时一切奉赵，更论之也。兖志本缺，似直可行文配之耳。《岱史》无缘得问，自当托沈公询胡公。于氏家藏《诗略》四卷，已还本家，今并写传略寄上，亦可无索观矣。《文定集》向借之朱侍御，渠已在京师，无从问之，然兹事岂未尝走商观堂先生耶？文献在迩，似不可忽也。写书人则邵生颇佳，其父亦可用。今欲先令赴局，俟此处无事，当并其子令往耳。仆前纂州志并无条理，第事必求实，不为附合之言，据正史以驳杂书之误，询众论以求大义之归，一切浮漂之说，不足以撼其胸中而已。然而事成画饼，徒付嗟叹，又何足道耶！余不悉。茝畹年兄。
弼顿首。
图3宋弼致李文藻手札
考证：
宋弼（1703-1768），字仲良，号蒙泉，山东德州人，乾隆十年进士。此札多言抄录诗集材料等事，应是写于宋弼纂辑《山左明诗钞》期间。据李文藻《山左明诗钞序》：
两淮盐运使卢君属先生（引者注：宋弼）选国朝山东人诗，成六十卷，刻于戊寅、己卯间。因而遂征山东明人诗。先生时长泺源书院，郡县之士来学者，使各搜讨乞所知，而予所购得者数十种。后先生入京，逢人求索，有得即手自誊写，无寒暑游宴之闲。[33]
《国朝山左诗钞》之刻在乾隆二十三、二十四年间，此后宋弼纂辑《山左明诗钞》，时掌教泺源书院。而《（乾隆）德州志》中宋弼小传云：
癸未大考，原品休致，诸城刘文正、钱塘梁文庄重器文章品行，奏留任在馆，转赞善，出为巩泰阶道。[34]
则乾隆二十八年，宋弼已回京任职翰林院，此后外放任官。而此札云“面时一切奉赵”，则宋弼、李文藻二人所距不远，见面不难；又云：“渠已在京师，无从问之”，则宋弼此时并不在京。所以此札时间应在乾隆二十四至二十八年间。
6、邓汝勤
廿一日得手书，具悉一切。先人荷大手阐扬，感当不朽。静叔兄葬期已近，谨撰哀辞一篇，聊抒数年爱慕之私。吾兄深于散体，恳为点定而后出之，即以此稿还示，勿泛泛置之也。《聊斋志异》能物色见寄，甚妙。谥议高简有法，前未见林汲著述，今读其文，如见其人矣。尊札已付族子山朗，但渠不久亦当出行，恐未必及事。如何如何。所嘱现在抄录，后便奉上。匆匆布候，不多及。南涧大兄先生。
午厓弟勤拜白。八月廿六日。拙刻四幅附正
字已封就，适有长洲缪君企慕大兄，而以未见会墨为憾，望寄下两本，当不孤其意也。勤又白。
考证：
邓汝勤（？-1776），字谦持，山东聊城人，其父邓钟岳，为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状元。邓汝勤与李文藻结交约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至四十一年邓汝勤去世，有二十年交谊[35]。此札云：“静叔兄葬期已近”，静叔即李文渊之字，李文藻三弟，卒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得年仅二十六。李文渊之葬期，见青州博物馆藏李文渊墓志，此志主体部分为李文渊自撰，后附记两段出自李文藻手。墓志由邓汝勤书丹，戴震篆盖。此墓志李文藻附记云：“姑以其卒之十岁庚午葬之考妣墓侧”，又云“十月庚午以刻石未蒇事，改于十一月壬辰乃葬。葬前历城周永年、长洲彭绍升等私谥之，曰‘孝悼’先生。”[36]则李文渊下葬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此札在葬前，又署日期“八月廿六日”，自当作于乾隆三十二年八月廿六日无疑。所谓“哀辞一篇”，《李静叔遗文》后附有邓汝勤《李静叔哀辞》，即此文也。又“谥议高简有法，前未见林汲著述，今读其文，如见其人矣”，按罗有高撰有《书历城周君私谥益都李静叔议后》，称“叔子之友历城周君永年私制谥曰孝悼”云云[37]，知邓汝勤所谓“谥议”即周永年为私谥李文渊所作之议也。
7、钱大昕
前月有一札附蒙泉先生处转达，想已登记室矣。岁暮知文驾东归，纸窗竹屋，灯火团圞，便是人生快事。视长安道上米估煤券索逋之声喧聒耳畔为何如耶！太夫人尊候康吉，循陔色养，不胜欣慰。仆抱疴数月，有加无瘳。京都又鲜医家，方剂盈案，亦未敢轻投。惟每日杜门谢客，不读书耳。冬夜甚长，辗转枕蓐不合眼者每至达旦。其症颇似虞山相国，恐年岁之不吾与也。星命家推仆年运今岁不利，此时已届改岁，姑待明年。若献岁春间仍似此刻病况，则当请假南归，挂席千里，与足下剧谈德水，作两三日快叙矣。永庆寺钟铭未识便椎拓否？琅邪台秦刻及延光三年汉碑俱在诸城，可托好事者为求之否？顷承刘君过访，适以他出未晤，容俟往见。不尽翘切。南涧年兄山长。友人大昕顿首。
图4钱大昕致李文藻手札
考证：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李文藻得识钱大昕，时当乾隆二十四年，钱大昕《李南涧墓志铭》曰：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东乡试，得益都李子南涧，天下才也。填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贺予得人。越三日，南涧投刺请见，与语竞日，所见益奇。[38]
乾隆二十四年，钱大昕任山东乡试正考官，李文藻为其所拔，则钱乃李之座师。二人学术趣味相近，钱大昕对李文藻颇加青眼，所谓：
南涧之性情与予略相似，予好聚书，而南涧钞书之多过于予；予好金石文，而南涧访碑之勤过于予；予好友朋，而南涧气谊之笃过于予；予好著述，而南涧诗文之富过于予。世俗以乡会试所得士与试官相称为师弟，特以名奉之。而吾两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华，每一日不相见，辄恤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39]
据此札文字，知其作于年底，钱大昕时在京师，李文藻母太夫人尚在人世。查知李母邢孺人于乾隆三十一年六月辞世，则此信应作于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年年底之间。又见札中云“与足下剧谈德水”，则李文藻其时应长居德州。乾隆二十六年，李文藻自北京东还，应督粮道颜希深之聘请，主讲德州繁露书院，而次年十月则离德州讲席，应诸城县令宫懋让聘主纂《诸城县志》。又因札中有“已届改岁”等语，则知钱大昕此札应作于乾隆二十六年年十二月，时李氏主繁露书院，亦与“山长”一称相符也。
查钱大昕手编《竹汀居士年谱》，于乾隆二十六年下曰：“是岁以心血耗烦，始得不寐之疾”[40]，而钱氏在致李文藻函中自言其失眠等病症颇详，所谓“辗转枕蓐不合眼者每至达旦”，其时钱氏年仅三十四耳。钱氏仕至四品少詹事即引疾归，自述亦云“素慕邴曼容之为人，谓官至四品可休”[41]，论者每以钱氏之淡泊名利为言，此固事之一体。而据此札则可见早在乾隆二十六年，钱氏即因体况不佳，而有赋归欤之思矣。
8、成城
廿二日札并枣已到，油布想收明矣。
足下腰腿稍弱，场前何不多服良剂，然终以静养为妙。移寓既已中止，惟有闭门谢客为第一法，勿以酬应累也。七月膳金，太守意以补日用之不足。谢、张二札便中附寄，嘱嘱。
足下拟抵前项，亦无不可。若场前苦少接济，祈示知，当更为足下计。爱莲一说已闻之吾师矣。太守云刻工俟足下至定局，然须有以试之。此复并候。
南涧贤友文祉。
城顿首。廿七日。
考证：
前揭此札册中有赵愚轩等人批注考证，页边批语以此札为钱维城所作，恐未必然。试辨之如下：首先，札中所云“场前”，应指乡试或会试，而又称“七月膳金”云云，则作信时在七月前后，则为乡试秋闱也。前揭李文藻于乾隆二十四年乡试中式，则此信必在二十四年入秋闱前。而所谓“七月膳金，太守意以补日用之不足”“太守云刻工俟足下至定局”，则似指李文藻与修《泰安府志》之事。查得乾隆二十四年，李文藻与周永年受泰安知府颜希深之聘[42]，在泰安参与《泰安府志》之纂辑，而《泰安府志》刻于乾隆二十五年，此札中提及试用刻工云云，则正与此时相合。李文藻《记蝗》一文提及：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飞蝗过泰安，自东南而西北，映云如縠，弥漫泰山南，自卯至申不绝，予在寓舍见之，惊诧终日。逾十日，螽孽遂起。……七月六日，予赴济南，渡泮水。[43]
引文与此札互证，则此札理合作于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七或七月廿七。而此时钱维城已官至侍郎，本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六月在京，七月在途，应无缘结识李文藻，更与“太守”“膳金”等事无涉。查《乾隆泰安府志》卷首《纂修姓氏》，此志之“编纂”为庚辰科进士候选知县成城，浙江仁和人[44]，与此札落款“城”者应是同一人，如此则事理贯通，了无窒碍。
9、李文藻致“竹书”
朝来风雨晚来晴，沙路抽鞭得一行。梵塔影中残照尽，女墙缺处乱山横。蝉嘶湿树琴松柱，凫泛澄潭子在枰。未到城南已昏黑，多应缓颊守门兵。雨后抵郡。
十日淹郡馆，谁教怀抱开。同友招饮罢，小史借书回。午枕宜凉雨，秋衣长绿苔。邮筒催报札，懒甚倩人裁。十日。
近诗求竹书四兄正之。 李文藻
考证：
此二诗《雨后抵郡》《十日》[45]君均见李文藻《潮阳集》卷二，此卷所收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年之诗。查集中收诗之次序，此二首实作于自广州返潮州后，其时当为六、七月。则写作此札时间应在乾隆三十九年六七月以后，或时隔不久，故曰“近诗”。所云“竹书四兄”，未知何人，按李文藻《恩平集》中有《南昌遇故人张竹书二首》，所谓“竹书四兄”，或即此张竹书。又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李文藻致周永年信中提及在长沙“见颜抚宪，知其十二月初二日起程入觐，乃将禀札俱付带致，张竹书兄亦在幕中”[46]，知此时张竹书为湖南巡抚颜希深幕友。但尚未考知其名，谨从阙。
三、结语
以上对国家图书馆所藏诸家致李文藻手札册中九通函札进行考释，尽量确定其写作时间，并对其中所涉及之人事加以阐发，以期还原李文藻与当时文士学者交游之片段细节，并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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