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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4-10-04 20:59
鄌郚史志总编

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先驱-宋教仁

  人们称许过他的附直,却又鄙薄过他的卑屈。人们赞美他的才华,然而并不恭维他的人品……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复杂而有代表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舞合上,出现过一个名传遐迩的青年活动家。他是国民党建党初期的领袖之一,是临时政府多种法案的起草者,也是为民主宪政流业牺牲的“第一人”。他就是--
  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先驱-宋教仁
  秦力
  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入口处,枪声突起,一位风华正茂的政治活动家饮弹喋血,被阻中国反动势力暗杀了。他就是毕生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奋斗不息的先驱者宋教仁。

  一、出亡日本
  宋教仁,字逐初(亦作钝初)。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地主家庭。他常用“桃源渔父”、“渔父”为笔名,人们又称他为“宋渔父”。
  宋教仁在深重的民族苦难中度过他的童年。进入青年时代后,清政的腐败,民族的危,更给宋教仁以深刻的刺激,方兴米艾的民主革命思潮也给他巨大的鼓舞和熏陶。1903年,当他就读于武昌时,这位对祖国满怀炽热感情的青年,“即抱改革大志”,“昌言排满”,在同学中被称为“最激进者”。1904年,他相继参与发起和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从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华兴会决定在当年阴所十月,以长沙为中心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宋教仁担任常德一路的起义领导人。但计划光期暴露,为逃避搜捕,宋教仁被迫出亡日本。
  东京当时是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宋教仁呼吸着浓厚的革命空气。他和陈天华等革命志士“时时相与过从,谈天下事”;还参与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爱国主义”相号召,鼓吹革命。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来到口本,受到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宋教仁多次和孙中山见面,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倡议,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并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还担任了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长途中一个里程碑。宋教仁的革命活动也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二、对民主宪政的热烈追求
  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目标,也是宋教仁执着而热烈追求的理想。为了抵制革命,1905年,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唱起了“立宪”的高调。资产阶级的右翼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为代表,也鼓噪而起,要求“开国会”、“行立宪”。“立宪”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宋教仁握笔奋起,写了《清太后之宪政谈》一文。他指出,“宪政”无疑是“利于国民”的,但“西太后纵发大慈悲,也不会害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力的举动”。这篇象匕首一祥的短评,深刻地揭露了慈禧太后侈谈所谓宪政的虚伪性,表达了宋教仁鲜明的革命态度,可以说是他对于宪政问题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书。
  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仿行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规定立宪预备期九年。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在同一年则发表《开明专制论》,鼓吹“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提出蛊惑人心的所谓“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共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谬论。面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和立宪派的挑战,宋教仁清醒地看到了斗争的尖锐性。他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行立宪之证。”决心勇敢地站到扞卫民主立宪的斗争前列。1911年,在清王朝面临末日,倒行逆施更为猖獗,立宪派争取立宪的活动十分活跃的时候。宋教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猛烈抨市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在《钦定宪法问题》一文中,他指出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只不过是日本“钦定主义”宪法的翻版。又在《中国古宪法复活》一文中指出这个宪法大纲中规定“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不过是“今古史上第一专制君主秦始皇帝之大一统也”,同秦始皇“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如出一辙。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指出:《钦定宪法大纲》“实为彼辈装腔作势抵御人民之利刃”“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他还在《宪政梦可醒矣》一文中,尖锐指出立宪派公求清政府立宪是“真作梦矣!”

  三、《鄂州约法》的起草人
  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宋教仁热烈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读书很勤奋,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但最为引他注意的则是政法一类的书籍,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的论着,兴趣更浓。他用了很多心血去了解、研究和介绍这些着作。从1906年1月到1906年6月,仅仅半年的时问,他就先后独力或与人合作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侧亚利制度要览》、《饿国财政制度》、《英园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和《美国制度概要》等论着。由于繁重的革命工作和紧张的学习,宋教仁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些译作,许多是抱病完成的。6月中句以后,病情加重,在许多朋友的劝说下,他不得不住逃了东京青山病院治疗。但是,病情稍愈,他又开始紧张的工作,译出了《德国官制》一书。
  宋教仁这样如饥似渴地探索,不仅使他对西方政法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坚定了他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信念。他对西方君主立宪表示了否定。在翻译《德国官制》时,认为其中王家官制一节关于王族的规定“盖纯然与专制国无异也”,德国之参议院“不过国正之顾问官而已”。他还写了《日本内阁更迭感言》,认为日本只是名义上的立宪国家,实际权力仍操于政客手中。后来他又写了《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明确提出:“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他曾经参预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紧接着又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两湖之起义。但同时,他也从未忘记对民主宪政的执着追求,仍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民主宪政的探索并为实行作准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胜利了。这是宋教仁翘首盼望的,但又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匆匆赶到武昌。这时,湖北革命军政府已经建立。革命党人提出制定约法,宋教仁毅然承担了起草的工作,并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就是着名的《鄂州约法》。这是一部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为理论指导的大法,也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宪法性质的革命文献。它的出现,表示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真诚愿望。这正是宋教仁梦寐以求的,是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结品。

  四、努力建设“良政治”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家们对此并没有立即认识到。宋教仁也一样,他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认为革命已大功告成。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改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决心“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
  宋教仁所说的“良政治”,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希望以“政党政治”,建立“责任内阁”,制定“良宪法”来求得民主宪政的实现,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来建设自已的国家。他说:“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政策足已。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他还说:“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有人说他极力主张责任内阁是自己想当内阁总理。宋教仁对此坦然处之。他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否虽无其事,实不欲辩……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者也。几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其胸襟是何等的坦荡!
  这样,未教仁开始了为“良政治”而奋斗的紧张的工作。他发动了对同盟会的改组,极尽掉阖纵横之能,组成了国民党。接着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的选举。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地南下竞选,到处演讲游说,显示了这位政治活动家的卓越才干。他宣称:“在国会里头,占得火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他说:“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
  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还说;“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取得人民的信赖。人民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的言论,他的风采,博得了广泛的热烈的欢迎。在他的家乡,他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国会的参议员。选举的胜利,使他信心倍增,踌躇满志。他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

  五、为民主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但是,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理想,却为袁世凯所不容。宋教仁自己则并没有认识到袁世凯是他所追求的“良政治”的大敌。在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宝座之前,他还说:“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但他自身的悲剧,也正从这里开始。
  黄金白刃,是袁世凯君临天下的两件得意工具。袁对宋教仁“饵以官,不受;呜以金,不受”。由此更为袁世凯所仇视。架教仁在南方倾全力奔走于国会竞选时,有人曾对他说:“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他坦然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为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饼力赴之。”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是正义的、崇高的,却不知道实现这样的事业和理想,在当时的中国终是一种幻想。当他把政党内阁翻到政治日程表的最前页的时候,袁世凯也就用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满载国会选举胜利的喜悦,准备离沪时,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凶手暗杀。
  3月22日,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青年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还请他的好友黄兴为他代拟了致袁世凯的电报,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拨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尘之年。”他带着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死去了。他至死也不知道,扼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杀死他的,正是他寄予厚望的袁世凯!这是宋教仁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运动史上的悲剧。
  作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亲自撰写的挽联,称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是的,宋教仁毕生为中国民主革命而奋斗,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驱者。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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