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碑刻珍品
寿光金石不乏珍品，作者整理了寿光碑刻200余块，有战国刻石、汉画像石、造像记、经幢、石碑、墓志、瓦当、古砖、砚台、方志资料等。这些碑刻涉及政治、人物、建筑、水利、农业、宗教、教育、医学等等，内容丰富，不仅是研究寿光历史的重要史料，还有证经补史的作用。本期选取了南北朝以前与寿光有关、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的碑刻数块，或进行粗浅考证，或讲述其背后的故事，以飨读者。
本期撰稿：张书功
仓颉信仰在寿光探源溯流仓颉文化
明代杨慎撰《法帖神品目》。
上世纪初寿光仓颉墓。
仓颉二十八字，又称仓颉书，传说由仓颉所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最早收录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淳化秘阁法帖》。明代杨慎撰《法帖神品目》将仓颉二十八字列为第一，并注曰：“在北海。”民国《寿光县志》首创金石志，也以仓颉二十八字为首，并按：“此石刻虽不存，而为吾国文字之祖，本志首录之。”寿光是全国仓颉信仰最为繁盛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确立
仓颉墓与寿光之关系 始见于《齐乘》
关于仓颉造字，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就已有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推出的识字课本《仓颉篇》开篇说：“仓颉作书，以教后嗣。”说明秦代仓颉造字已经成为共识并开始普及。汉代许慎编写的中国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帝之史仓颉，为黄帝记事之官……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他观察鸟兽足迹受到启发，从而创造了文字。一般认为，许慎的说法代表了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
1954年，山东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出土了一块东汉时期的仓颉造字画像石。1972年，临沂吴白庄又出土了仓颉造字汉画像石。河南地区出土过带有“苍颉”二字和五铢钱纹饰的汉砖。扬州西汉初年吴王家族刘毋智墓，曾出土一件陶制熏炉，炉壁墨书“苍颉”二字。此炉为祭祀仓颉的礼器，证明西汉已有仓颉祭祀。据统计，在众多的仓颉遗迹中，始建于汉代的就有四处，分别是：河南的南乐、虞城、开封和陕西的白水。这就说明，在汉代，仓颉信仰已很流行，各地为纪念仓颉而起墓、建庙，并且举行祭祀仪式。
寿光的仓颉信仰与全国应是同步的。但有明文记载，最早确立仓颉与寿光关系的，应是元代于钦著的《齐乘》一书。《齐乘》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于钦是元代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氏。《齐乘》中有两处记载。
一在卷二《巨洋水》：
（巨洋水）又东北径故益县城，古别出一支为百尺沟。又北经寿光县东北，《水经》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也。
二在卷五《仓颉台》：
（仓颉台）寿光西北，洱水所径。《水经注》谓孔子问经石室，非也。《通志》云：“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识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
这两处记载，一说仓颉墓，一说仓颉台，但都指向《水经注》的“孔子石室”，说明是一处地方。该书引用了成书更早的北魏《水经注》和南宋《通志》。我们运用史料溯源法，看看两书原文是怎么说的。
缘起
《水经注》载孔子石室 在牟城西南
先看《水经注》，《水经注·巨洋水》原文作：
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迳县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鲤为侯国。城之西南、水东有孔子石室，故庙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句本无“巨淀”二字，后人以为脱刻，所以加之。《续山东考古录》辨言：这是误将巨洋枝津（百尺沟）北流入巨淀与下句《经》文“又东北过寿光县西”句连读所致。此处的巨淀湖应是前文“又东北，积而为潭，枝津出焉，谓之百尺沟”中的潭（湖），如王国维《水经注校》“巨洋水自湖东北流”，无“巨淀”二字；又如（北魏）郦道元注、（清）戴震分篇、杨应芹校点《分篇水经注》“巨洋水自潭东北流”，则直言是“潭”。
此句的寿光县故城在寿光东北10公里，俗称牟城，即今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续山东考古录》：“《水经注》：‘巨洋水（自辟闾浑墓东）又东北径益县故城东，又东北过寿光县西。’又云：‘尧水径东西寿光二城间。’今牟城在益城东北，巨洋水东，尧水西，斟灌城（按：斟灌城为东寿光城）西北，即寿光故城无疑。”另，清代杨守敬《水经注图》标注“孔子石室”的位置就在牟城附近，而非巨淀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牟城西南，巨洋水东面有孔子石室，是旧时的庙堂。庙中有孔子像，还有弟子问经的画像，但没有碑，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水经注》的这段记载，没有提及仓颉，它说的是“孔子石室”，即孔子庙，里面有“孔子像”以及“弟子问经”的壁画或者雕像。而《齐乘》将“弟子问经”改为了“孔子问经”，“孔子石室”改为“孔子问经石室”，并断言“孔子问经石室”即是仓颉墓，还推测孔子可能来访过。这里孰是孰非，或者原是孔子庙，后为仓颉墓？又或者本就是仓颉墓，《水经注》有误？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既然《齐乘》在叙事时指向了《水经注》，所有的讨论又都离不开“孔子石室”，我们姑且以《水经注》为缘起。
演变
孔子石室演变为仓颉墓
再看《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第一，《历代金石》原文作：
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二字。
通过对《通志》原文与《齐乘》引用的对比发现：首先是“叔孙通”而不是“叔孙”；其次是“十二字”，而不是“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是《齐乘》的疑问，《通志》中没有。这是于钦对“孔子问经”的推测。
那么《通志》所言的“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编于北宋、号称“法帖之祖”的《淳化秘阁法帖》中，收有一篇“仓颉书”，即仓颉二十八字。这是仓颉书的首次面世。南宋《通志》则添枝加叶，说它发现于仓颉北海墓。释读传承是这样的：周朝无人识，秦朝李斯识八字，汉代叔孙通识十二字。
北海是地名，这里应指宋代的“北海县”，因为断然没有今朝标识位置，却言前朝行政区划的道理。北海县北宋至元为潍州治，其范围确实包括今天寿光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另外，西汉曾置北海郡，此后“北海”一词也代指原北海郡区域，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潍坊市。寿光就有“北海名城”的说法。明代杨慎撰《法帖神品目》将仓颉二十八字列为第一，遵循《通志》说法，注曰：“在北海”。
既然南宋《通志》说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而元代的《齐乘》又说寿光有仓颉墓，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那么仓颉二十八字出土于寿光仓颉墓就是水到渠成了。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孔子石室”及“弟子问经”，到北宋《淳化秘阁法帖》首见仓颉二十八字，又到南宋郑樵的《通志》的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再到元代于钦《齐乘》中的“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至此，仓颉墓在今寿光境内，“仓颉书”周代出土于今寿光境内的说法形成了，此后寿光历代县志沿用此说法。
争议
学界主流认为仓颉二十八字或为伪作
仓颉二十八字是远古流传下来的真迹吗？仓颉二十八字最早见于《淳化秘阁法帖》。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选内府所藏历代书法，摹刻于枣木板上，拓赐于大臣。全帖分为十卷，《仓颉书》排诸家古法帖卷五中的首篇。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因《淳化秘阁法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稍加厘定，重行摹勒上石，名曰《大观帖》，并将这二十八个字释为“戊已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此译文晦涩难懂，前世大儒，后世专家几乎没人搞明白，所以多数人是不买账的。
1990年9月13日《社会科学报》载湖南刘志一《夏朝存在确有文字依据》一文，对《仓颉书》的含义重新破译，说它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祭祀经文，直译为：“一妖来始，界转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意译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
尽管不少人热衷于仓颉书的翻译，但自其面世之后，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仓颉书是后人伪托，一直是学界主流。北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书法家、书学理论家黄伯思认为：“自仓颉至程邈书，皆伪。”清王澍撰《淳化秘阁法帖考正》云：“今此书字虽不可识，按其书法风力短浅，全乏古意，乃与后世小篆无异，并非古文。故秦淮海（北宋秦观）亦有了不与科斗相类，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书旨述》云：‘仓颉象形传诸典策，世绝其迹，无得而称。’以此而言其伪决矣。”
发展
明清复建仓颉墓，民间信仰大发展
《齐乘》所说的仓颉墓，其实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孔子石室（孔子庙），它的大体位置，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可以推断在今寿光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
后来，寿光又建仓颉墓，不过是在明清时期的寿光县城大西门外以北，墓前还有仓颉双井。明弘治十六年（1503），知县翟唐在墓南建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寿光知县王文翰立“仓颉墓碑”。碑为青石质，圭首。高92厘米，宽58厘米，碑阳中间双勾“仓颉墓”三个大字，单行，楷书。右上款题“嘉靖甲寅秋七月吉旦”，左下款题“寿光县知县王文翰立”。碑现存寿光市博物馆，这是目前寿光所见与仓颉有关的最早实物。
明万历年间（1573—1620）知县王国相对仓颉墓进行修葺。清康熙三十年（1691）至三十六年（1697）间，知县刘有成不仅对仓颉墓、祠进行了修葺，而且开辟花园，将仓颉墓、祠纳入其中，名为“谁园”。园中有长廊、亦曰轩、文津桥”，墓前建石亭，墓右建草亭，名为“启秘亭”。墓周围凿池，池中种荷，岸上栽柳。随后，又在谁园的西边建佛寺、斋堂，让僧人一并看守管理。此后，嘉庆、光绪、民国时期的数任知县又对园中亭、墓等进行修缮。到民国时期，虽然有些荒芜，但园中建筑、景物等基本如康熙时。
在官方的推动下，明清时期仓颉信仰在文人和民间也发展起来。文人经常结伴游览凭吊，写游记、作诗歌。仓颉与寿光人结合的传说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如清代王士禛著《池北偶谈》中记载：“仓颉祠墓，在寿光县城西门濒河。刘文和公珝，县人也，幼时读书外塾，每往返涉水，辄有白须老人负之。久之，问何人？答曰：‘我仓颉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贵毋相忘。’公既贵，后谒仓颉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见，遂新其祠墓云。”将仓颉与明代寿光县阳河里人、“阁老”刘珝联系起来，此传说在民间广为传播。
大约也是明清时期，仓颉墓园内外逐渐形成了“文化市场”，每月的逢五排十西关大集，还有谷雨祭仓大典，三月十八城隍庙会等节日，仓颉墓内外都聚集有买卖文房四宝及书画文玩、古旧书籍的摊贩，叫做“书房市”。其中最热闹的，要数每年腊月赶年集和谷雨祭仓大典。谷雨这一天，寿光的文人还会来到仓颉双井前，将废弃不用带字的纸焚烧，将烟灰投入双井，以示“敬惜字纸”。仓颉墓文化市场在抗日战争之前还非常繁荣，寿光解放后就不复存在了。
1950年，仓颉墓前建了烈士陵园，墓园并存，新旧相映，成为寿城一景。1960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也废弃。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期再遭破坏，旧貌荡然无存。
兴盛
一系列举措弘扬仓颉文化
寿光历史上有仓颉墓、仓颉双井、启秘亭等遗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纪念仓颉，寿光做了大量的工作。1992年，在迎宾路文化中心建设仓颉祠，供奉半身汉白玉仓颉像，复刻仓颉二十八字石雕。1993年，在寿光城南辟地300亩，建设“仓圣公园”，公园内塑巨型仓颉站立雕像。依据史料记载，还原建设“仓颉纪念堂”，堂前建左右厢房，环以回廊，周围凿池，种荷花，纪念堂宛在水中央。
为让仓颉文化深入人心，1993年8月5日，寿光县人民政府对寿光城区29条街道正式命名，贯穿寿光东西的主干道潍（潍坊）高（高青）路寿光段正式命名为圣城路，1999年4月21日更名为圣城街——寿光又称“圣城”，正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寿光城区又有街道称为“圣城街道”。
2010年8月，寿光成立仓颉研究会。2014年举办了“仓颉·寿光与中华文明起源”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仓颉书等专题进行研讨。
2011年出版了《仓颉故里之音》，2015年出版了《中华文祖仓颉》，2019年《寿光三圣文化》作为文史资料书籍编印发行。
2019年，洛城街道韩家牟城村，以仓颉墓在牟城为文化背景，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了以仓颉书院为主的综合性活动阵地。在仓颉书院的东侧建设了文渊湖，北侧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建设了以汉字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游园，并对仓颉墓、启秘亭、仓颉双井、仓颉书等进行了还原。为进一步弘扬汉字文化，2021年，洛城街道屯西村投资建起一处展示汉字发展轨迹、演变历程和书法魅力的仓颉汉字艺术馆，并设置了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古法造纸等与文字有关的体验项目。同年，《仓颉造字的传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仓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仓颉信仰的本质是对文字、文明的重视和敬仰，因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全国各地通过各种艺术、建筑、活动、命名等形式纪念仓颉，对仓颉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效果。仓颉信仰的重点和未来在于对仓颉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谁是仓颉故里”“谁的遗迹更早”诸如此类问题的争夺和高下之辩。因为现有遗迹无论早晚，都是仓颉崇拜的结果，而据此推断谁是仓颉故里都嫌证据不足。
2023年9月，寿光举办以“探源寻根”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两岸汉字艺术节活动，其间举办两岸名家书法、篆刻、雕塑作品展，呈现汉字的金石趣味和方寸之美；组织内容丰富的讲座、论坛，全方位追溯汉字发展脉络。这一系列努力和举措是对仓颉文化最好的传承和弘扬，是仓颉文化“两创”的生动实践。
仓颉信仰在寿光探源溯流仓颉文化
明代杨慎撰《法帖神品目》。
上世纪初寿光仓颉墓。
仓颉二十八字，又称仓颉书，传说由仓颉所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最早收录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淳化秘阁法帖》。明代杨慎撰《法帖神品目》将仓颉二十八字列为第一，并注曰：“在北海。”民国《寿光县志》首创金石志，也以仓颉二十八字为首，并按：“此石刻虽不存，而为吾国文字之祖，本志首录之。”寿光是全国仓颉信仰最为繁盛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
确立
仓颉墓与寿光之关系 始见于《齐乘》
关于仓颉造字，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就已有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推出的识字课本《仓颉篇》开篇说：“仓颉作书，以教后嗣。”说明秦代仓颉造字已经成为共识并开始普及。汉代许慎编写的中国第一部字典叫《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帝之史仓颉，为黄帝记事之官……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他观察鸟兽足迹受到启发，从而创造了文字。一般认为，许慎的说法代表了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
1954年，山东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出土了一块东汉时期的仓颉造字画像石。1972年，临沂吴白庄又出土了仓颉造字汉画像石。河南地区出土过带有“苍颉”二字和五铢钱纹饰的汉砖。扬州西汉初年吴王家族刘毋智墓，曾出土一件陶制熏炉，炉壁墨书“苍颉”二字。此炉为祭祀仓颉的礼器，证明西汉已有仓颉祭祀。据统计，在众多的仓颉遗迹中，始建于汉代的就有四处，分别是：河南的南乐、虞城、开封和陕西的白水。这就说明，在汉代，仓颉信仰已很流行，各地为纪念仓颉而起墓、建庙，并且举行祭祀仪式。
寿光的仓颉信仰与全国应是同步的。但有明文记载，最早确立仓颉与寿光关系的，应是元代于钦著的《齐乘》一书。《齐乘》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于钦是元代山东益都（今青州）人氏。《齐乘》中有两处记载。
一在卷二《巨洋水》：
（巨洋水）又东北径故益县城，古别出一支为百尺沟。又北经寿光县东北，《水经》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也。
二在卷五《仓颉台》：
（仓颉台）寿光西北，洱水所径。《水经注》谓孔子问经石室，非也。《通志》云：“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识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
这两处记载，一说仓颉墓，一说仓颉台，但都指向《水经注》的“孔子石室”，说明是一处地方。该书引用了成书更早的北魏《水经注》和南宋《通志》。我们运用史料溯源法，看看两书原文是怎么说的。
缘起
《水经注》载孔子石室 在牟城西南
先看《水经注》，《水经注·巨洋水》原文作：
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迳县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鲤为侯国。城之西南、水东有孔子石室，故庙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句本无“巨淀”二字，后人以为脱刻，所以加之。《续山东考古录》辨言：这是误将巨洋枝津（百尺沟）北流入巨淀与下句《经》文“又东北过寿光县西”句连读所致。此处的巨淀湖应是前文“又东北，积而为潭，枝津出焉，谓之百尺沟”中的潭（湖），如王国维《水经注校》“巨洋水自湖东北流”，无“巨淀”二字；又如（北魏）郦道元注、（清）戴震分篇、杨应芹校点《分篇水经注》“巨洋水自潭东北流”，则直言是“潭”。
此句的寿光县故城在寿光东北10公里，俗称牟城，即今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续山东考古录》：“《水经注》：‘巨洋水（自辟闾浑墓东）又东北径益县故城东，又东北过寿光县西。’又云：‘尧水径东西寿光二城间。’今牟城在益城东北，巨洋水东，尧水西，斟灌城（按：斟灌城为东寿光城）西北，即寿光故城无疑。”另，清代杨守敬《水经注图》标注“孔子石室”的位置就在牟城附近，而非巨淀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牟城西南，巨洋水东面有孔子石室，是旧时的庙堂。庙中有孔子像，还有弟子问经的画像，但没有碑，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水经注》的这段记载，没有提及仓颉，它说的是“孔子石室”，即孔子庙，里面有“孔子像”以及“弟子问经”的壁画或者雕像。而《齐乘》将“弟子问经”改为了“孔子问经”，“孔子石室”改为“孔子问经石室”，并断言“孔子问经石室”即是仓颉墓，还推测孔子可能来访过。这里孰是孰非，或者原是孔子庙，后为仓颉墓？又或者本就是仓颉墓，《水经注》有误？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既然《齐乘》在叙事时指向了《水经注》，所有的讨论又都离不开“孔子石室”，我们姑且以《水经注》为缘起。
演变
孔子石室演变为仓颉墓
再看《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第一，《历代金石》原文作：
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二字。
通过对《通志》原文与《齐乘》引用的对比发现：首先是“叔孙通”而不是“叔孙”；其次是“十二字”，而不是“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是《齐乘》的疑问，《通志》中没有。这是于钦对“孔子问经”的推测。
那么《通志》所言的“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编于北宋、号称“法帖之祖”的《淳化秘阁法帖》中，收有一篇“仓颉书”，即仓颉二十八字。这是仓颉书的首次面世。南宋《通志》则添枝加叶，说它发现于仓颉北海墓。释读传承是这样的：周朝无人识，秦朝李斯识八字，汉代叔孙通识十二字。
北海是地名，这里应指宋代的“北海县”，因为断然没有今朝标识位置，却言前朝行政区划的道理。北海县北宋至元为潍州治，其范围确实包括今天寿光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另外，西汉曾置北海郡，此后“北海”一词也代指原北海郡区域，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潍坊市。寿光就有“北海名城”的说法。明代杨慎撰《法帖神品目》将仓颉二十八字列为第一，遵循《通志》说法，注曰：“在北海”。
既然南宋《通志》说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而元代的《齐乘》又说寿光有仓颉墓，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那么仓颉二十八字出土于寿光仓颉墓就是水到渠成了。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孔子石室”及“弟子问经”，到北宋《淳化秘阁法帖》首见仓颉二十八字，又到南宋郑樵的《通志》的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再到元代于钦《齐乘》中的“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至此，仓颉墓在今寿光境内，“仓颉书”周代出土于今寿光境内的说法形成了，此后寿光历代县志沿用此说法。
争议
学界主流认为仓颉二十八字或为伪作
仓颉二十八字是远古流传下来的真迹吗？仓颉二十八字最早见于《淳化秘阁法帖》。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选内府所藏历代书法，摹刻于枣木板上，拓赐于大臣。全帖分为十卷，《仓颉书》排诸家古法帖卷五中的首篇。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因《淳化秘阁法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稍加厘定，重行摹勒上石，名曰《大观帖》，并将这二十八个字释为“戊已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此译文晦涩难懂，前世大儒，后世专家几乎没人搞明白，所以多数人是不买账的。
1990年9月13日《社会科学报》载湖南刘志一《夏朝存在确有文字依据》一文，对《仓颉书》的含义重新破译，说它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祭祀经文，直译为：“一妖来始，界转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意译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
尽管不少人热衷于仓颉书的翻译，但自其面世之后，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仓颉书是后人伪托，一直是学界主流。北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书法家、书学理论家黄伯思认为：“自仓颉至程邈书，皆伪。”清王澍撰《淳化秘阁法帖考正》云：“今此书字虽不可识，按其书法风力短浅，全乏古意，乃与后世小篆无异，并非古文。故秦淮海（北宋秦观）亦有了不与科斗相类，乃近大小二篆之疑。虞世南《书旨述》云：‘仓颉象形传诸典策，世绝其迹，无得而称。’以此而言其伪决矣。”
发展
明清复建仓颉墓，民间信仰大发展
《齐乘》所说的仓颉墓，其实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孔子石室（孔子庙），它的大体位置，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可以推断在今寿光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
后来，寿光又建仓颉墓，不过是在明清时期的寿光县城大西门外以北，墓前还有仓颉双井。明弘治十六年（1503），知县翟唐在墓南建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寿光知县王文翰立“仓颉墓碑”。碑为青石质，圭首。高92厘米，宽58厘米，碑阳中间双勾“仓颉墓”三个大字，单行，楷书。右上款题“嘉靖甲寅秋七月吉旦”，左下款题“寿光县知县王文翰立”。碑现存寿光市博物馆，这是目前寿光所见与仓颉有关的最早实物。
明万历年间（1573—1620）知县王国相对仓颉墓进行修葺。清康熙三十年（1691）至三十六年（1697）间，知县刘有成不仅对仓颉墓、祠进行了修葺，而且开辟花园，将仓颉墓、祠纳入其中，名为“谁园”。园中有长廊、亦曰轩、文津桥”，墓前建石亭，墓右建草亭，名为“启秘亭”。墓周围凿池，池中种荷，岸上栽柳。随后，又在谁园的西边建佛寺、斋堂，让僧人一并看守管理。此后，嘉庆、光绪、民国时期的数任知县又对园中亭、墓等进行修缮。到民国时期，虽然有些荒芜，但园中建筑、景物等基本如康熙时。
在官方的推动下，明清时期仓颉信仰在文人和民间也发展起来。文人经常结伴游览凭吊，写游记、作诗歌。仓颉与寿光人结合的传说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如清代王士禛著《池北偶谈》中记载：“仓颉祠墓，在寿光县城西门濒河。刘文和公珝，县人也，幼时读书外塾，每往返涉水，辄有白须老人负之。久之，问何人？答曰：‘我仓颉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贵毋相忘。’公既贵，后谒仓颉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见，遂新其祠墓云。”将仓颉与明代寿光县阳河里人、“阁老”刘珝联系起来，此传说在民间广为传播。
大约也是明清时期，仓颉墓园内外逐渐形成了“文化市场”，每月的逢五排十西关大集，还有谷雨祭仓大典，三月十八城隍庙会等节日，仓颉墓内外都聚集有买卖文房四宝及书画文玩、古旧书籍的摊贩，叫做“书房市”。其中最热闹的，要数每年腊月赶年集和谷雨祭仓大典。谷雨这一天，寿光的文人还会来到仓颉双井前，将废弃不用带字的纸焚烧，将烟灰投入双井，以示“敬惜字纸”。仓颉墓文化市场在抗日战争之前还非常繁荣，寿光解放后就不复存在了。
1950年，仓颉墓前建了烈士陵园，墓园并存，新旧相映，成为寿城一景。1960年陵园迁徙，仓颉墓也废弃。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期再遭破坏，旧貌荡然无存。
兴盛
一系列举措弘扬仓颉文化
寿光历史上有仓颉墓、仓颉双井、启秘亭等遗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纪念仓颉，寿光做了大量的工作。1992年，在迎宾路文化中心建设仓颉祠，供奉半身汉白玉仓颉像，复刻仓颉二十八字石雕。1993年，在寿光城南辟地300亩，建设“仓圣公园”，公园内塑巨型仓颉站立雕像。依据史料记载，还原建设“仓颉纪念堂”，堂前建左右厢房，环以回廊，周围凿池，种荷花，纪念堂宛在水中央。
为让仓颉文化深入人心，1993年8月5日，寿光县人民政府对寿光城区29条街道正式命名，贯穿寿光东西的主干道潍（潍坊）高（高青）路寿光段正式命名为圣城路，1999年4月21日更名为圣城街——寿光又称“圣城”，正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寿光城区又有街道称为“圣城街道”。
2010年8月，寿光成立仓颉研究会。2014年举办了“仓颉·寿光与中华文明起源”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仓颉书等专题进行研讨。
2011年出版了《仓颉故里之音》，2015年出版了《中华文祖仓颉》，2019年《寿光三圣文化》作为文史资料书籍编印发行。
2019年，洛城街道韩家牟城村，以仓颉墓在牟城为文化背景，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了以仓颉书院为主的综合性活动阵地。在仓颉书院的东侧建设了文渊湖，北侧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建设了以汉字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游园，并对仓颉墓、启秘亭、仓颉双井、仓颉书等进行了还原。为进一步弘扬汉字文化，2021年，洛城街道屯西村投资建起一处展示汉字发展轨迹、演变历程和书法魅力的仓颉汉字艺术馆，并设置了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古法造纸等与文字有关的体验项目。同年，《仓颉造字的传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仓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仓颉信仰的本质是对文字、文明的重视和敬仰，因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全国各地通过各种艺术、建筑、活动、命名等形式纪念仓颉，对仓颉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效果。仓颉信仰的重点和未来在于对仓颉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谁是仓颉故里”“谁的遗迹更早”诸如此类问题的争夺和高下之辩。因为现有遗迹无论早晚，都是仓颉崇拜的结果，而据此推断谁是仓颉故里都嫌证据不足。
2023年9月，寿光举办以“探源寻根”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两岸汉字艺术节活动，其间举办两岸名家书法、篆刻、雕塑作品展，呈现汉字的金石趣味和方寸之美；组织内容丰富的讲座、论坛，全方位追溯汉字发展脉络。这一系列努力和举措是对仓颉文化最好的传承和弘扬，是仓颉文化“两创”的生动实践。
发现战国“虞大夫刻石”
虞大夫刻石。
虞大夫刻石拓片。
“虞大夫刻石”埋藏地下两千多年，出土30多年无人过问。2021年，作者有幸得见此石并与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一道考证，断定此石年代是战国时期，孙敬明还认为，“虞大夫刻石”与“守丘刻石”应是迄今所见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两件刻石，“虞大夫刻石”其时代又应早于“守丘刻石”。
“怪石”深藏院内30余年 擦洗干净发现鹿图案
2021年寿光市文旅局启动碑廊提升项目，欲将存放在仓颉祠和贾思勰祠院内的石刻整理展陈。先期察看时，仓颉祠墙角处躺着的几块“怪石”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说它们怪，不是因为造型奇特或雕刻精美，而是表面没有任何图案、文字等“故事”。在满是画像石、佛像、石碑的院子里，它们的普通自然显得怪异。博物馆人员说，那些石头好像是20世纪80年代末，博物馆原馆长贾效孔从寿光与青州交界的弥河滩上拉来的，好像是有图案的。
施工开始后，笔者让叉车司机先把它们运到宽敞处，然后吊起一人高，一块块一面面逐一进行分类、辨认。这些大小、形状差不多的怪石共有6块，大体呈长方形，表面都有面积不等的人工修治，其中一块有明显的图案或文字。
笔者用水和毛巾将上面的泥土擦洗干净，活脱脱一只梅花鹿跃然眼前。这块刻有鹿的石头，除左侧有面积较小的凿痕外，其余均为天然，接近平面。石高102厘米，宽79厘米，厚51厘米。在一面较大的自然平面上凿刻有一只鹿。画面高31厘米，宽51厘米。鹿呈奔跑跳跃状，头上无角，嘴巴微张，双耳竖立，身体呈S型，饰以点状花纹。尾巴上扬，为短横线。双腿细长有力，姿态矫健，极富动感。整只鹿，线条凝练，造型准确，气韵生动，将鹿受惊奔跑时的状态刻画得非常真实。
但是鹿尾后面是什么，是图案还是文字？于是，笔者请教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孙敬明，他对地方文化及金石学、古文字颇有研究。听完笔者的讲述，巧的是，孙敬明竟有印象，还作过笔记。第二天，孙先生发来邮件，是1988年5月14日的“手绘石刻草图”，并附言：“当时我在临淄出席全国环渤海考古学文化研讨会，随后参观寿光博物馆，匆匆所记。”并嘱咐，“仔细观摩，可做拓本，或有新的发现”。
见拓本考出三字合文 重新爬梳史料再研究
看过该刻石拓本，孙敬明很高兴，首先询问了笔者的看法。笔者当时认为这组刻石的年代应在秦汉以前，鹿后面像是一个文字，但不知为何字。孙敬明指出，鹿的形象可与寿光当地出土的树木双兽纹瓦当进行对比，刻石的用途可以参考青州西辛战国墓考古发现，至于鹿尾后的“图案”，他认为是文字，并表示研究后予以答复。
一周后，孙敬明说文字是“虞大夫”三字的合文，并征引文献予以说明，添加在了《寿光历代碑刻》一书序言中：“张书功大著，辑录宏阔，开篇即寿光与青州邻境弥河滩出土战国刻石，图文并臻，画一鹿奔跃，尾后刻三字合文‘虞大夫’。《周礼·夏官·大司马》有‘虞人’，掌山泽园囿之官……此地距齐都临淄未远，设园囿并立职掌。且附近曾出土周代‘右司工’铜锛。凡此两可互征。”
孙敬明还认为，寿光“虞大夫刻石”与“守丘刻石”应是迄今所见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两件刻石，而根据寿光刻石的书体刻画形式，其时代又应早于“守丘刻石”。
笔者在其基础上重又爬梳了一遍史料，并试作进一步探究。
“虞”金文作“吴”，如西周“免簠”“同簋”“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石鼓文”，“虞”皆写作“吴”，与此刻石同。虞作为官职，出现得很早，如《书·舜典》：“益，汝作朕虞。”马融注：“虞，掌山泽之官名。”即舜让伯益掌管山林。西周时沿置此官。《周礼·地官·司徒》有“山虞”“泽虞”之别，分掌“山林之政令”“国泽之政令”。西周免簠铭文载“虞、牧”之官，同簋铭文中有“虞大父”，掌管场、林、虞、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多有设置，或称虞人、虞候。《国语·周语中》：“虞人入材。”韦昭注：“虞人，掌山泽之官。祭祀、宾客，供其材也。”《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又晏子曰：“薮之薪蒸，虞候守之。”《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假借虞人诵《虞箴》，以劝谏晋侯。“山虞”“泽虞”“虞大父”“虞人”“虞候”与“虞大夫”，称谓有别，时空分异，但共为虞官，皆掌山林鸟兽。
“虞大夫”以合文书写
动感十足和谐统一
从书写特点看，“虞大夫”三字采用合文的书写形式，三字合为一字，占一个字位置。三字为包含结构，“大”借用“吴”中间的两斜划，“夫”借用“大”的横划和“吴”左右的两斜划，而“大”又包含在“夫”中。鹿尾连接的短斜划及右侧对称的另一短斜划，即是合文符号“=”的简化“”，两者构成的“八”字形，又是装饰符号，起到对称美化作用。据于省吾先生研究，“=”符最早始于西周后期；林素清则认为春秋晚期逐渐出现，大量使用则在战国。“八”字形装饰符号的使用也是战国文字的一大特点。“大夫”二字的合文，据对《殷周金文集成》所载合文的统计，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而多见于战国。所以，根据文献记载虞官之设置及“虞大夫”合文的书写特点，此刻石的年代最晚当是战国。刻石发现之地，西周时属纪国，周庄王七年（前690），齐灭纪，并改纪国为剧邑。那么，刻石断为战国时期，则“虞大夫”应为齐国官职。
值得一提的是，“虞大夫”合文采用斜势书写，中间的长横右端上方又多出一弯曲的笔画，鹿尾的上部也有两处明显的人工凿刻短横，整个文字似一人身体后仰，一手持戈，一手高举正在投掷石器，追逐猎鹿。文字与鹿动感十足，和谐统一，共同构成一幅生动的逐鹿图。
胡适说：“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此话虽有夸大，但这些刻石埋藏地下两千多年，出土后三十多年无人过问，而略显现于孙敬明与笔者，这大概就是物之隐现各有时机。又《易·屯》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意思是追逐野鹿如果没有虞人引导，只能迷失在茫茫山林中。抑或此虞大夫与笔者本有此缘分，导引如此？
这些石块有何用途？2004年青州市博物馆在对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时发现，这座战国墓葬的椁室内侧，由一些经过加工的、较为方正的石块砌筑而成，个别石块上还残存墨书文字，但已漫漶不清。寿光发现的这六块石头，跟青州西辛战国墓葬中的石椁，大小形状类似。这六块石头是否与墓葬有关，抑或是桥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贾思伯夫妇墓志皆珍品
北魏《贾思伯墓志》拓片。
东魏《刘静怜墓志》原石局部。
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籍贯是哪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争议，直到1973年《贾思伯墓志》与《刘静怜墓志》在寿光出土，这一问题终于有了定论。两块墓志具备极高的书法和史料价值，出土50年来，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日显，其中过程曲折。
贾思伯夫妇墓志 字迹清晰广受关注
北魏大臣贾思伯与弟贾思同墓在寿光，宋代赵明诚撰《金石录》，元代于钦撰《齐乘》以及历代编修的《寿光县志》对此均有记载。民国《寿光县志》：“北魏尚书贾思伯及弟思同墓，在县城西南十里李二庄东北……今双冢犹并列。”
1973年12月，李二庄村民无意将贾思伯夫妻合葬墓挖毁，出土数十件陶瓷器以及贾思伯和夫人墓志两块。时任寿光县博物馆馆长的贾效孔闻讯赶到时，墓已填平，陶瓷器存放在村委，两块墓志被村民抬走，用作打坯垫石。看着村民提着石杵，用力捶打在土坯上，而土坯的下面就是墓志。贾效孔心急火燎，然劝阻未果，于是请李二庄村大队书记出面，村民才将墓志交出。贾效孔借了一辆地排车，将两块墓志拉回了县文化馆（时博物馆还未从文化馆中分出）。
《贾思伯墓志》，北魏孝昌元年(525)刻，青石质，志盖盝顶(出土后遗失)，无字。墓志高57.2厘米，宽58厘米，厚13厘米。魏碑体，字径1厘米左右。34行，满行33字。最后一行在志石的左侧面。志石右下角断裂，第6、16、17行第一字碰损。第1行第1字“魏”字，仅存“女”字。贾思伯夫人《刘静怜墓志》，东魏武定二年(544)刻，青石质，志盖盝顶，无字。正方形，边长79厘米，厚14.3厘米。魏碑体，字径1.5厘米至2厘米。28行，满行28字。字迹清晰，无漫漶。
墓志出土后，长时间无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贾效孔曾撰文报告出土情况。寿光书法家魏涌汉对《贾思伯墓志》的书法艺术略述梗概。著名考古学家、书法家赖非则在《书法艺术报》撰文，对二墓志书法分别予以简评。近年来，则广受关注。新出版的《北朝墓志精粹》精选北朝墓志七十余种，贾思伯和夫人刘静怜墓志在列，“东魏西魏卷”更以《刘静怜墓志》设计封面。《中国石刻书法精粹(第五辑)》将《刘静怜墓志》以单行本印刷，则是首例。
贾思伯履历辉煌 德行政绩出类拔萃
贾思伯(468—525)，字士休，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今寿光市李二庄村附近)人，《魏书》《北史》均有传。《贾思伯墓志》记载比本传更为详细，可以证史之实、补史之缺。
他的先祖是甘肃武威冠族。远祖是大名鼎鼎的西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十世祖贾诩，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曹魏集团的重要人物。九世祖贾机，为幽州刺史，因避乱东徙，定居“中齐”。父亲贾道曾任齐郡太守。伯父贾元寿官中书侍郎，追赠青州刺史。
贾思伯21岁出仕，接待南齐使者，任步兵校尉，转中书侍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跟随孝文帝南伐，陪伴左右，参谋军机。孝文帝临终命他执笔记言，代写遗诏。宣武帝时期，又任过荥阳太守，南青州刺史、兖州刺史。孝明帝即位后，官至要职，其中廷尉卿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度支尚书掌管全国财赋；殿中尚书掌管禁军等。后为帝师，为孝明帝讲授《杜氏春秋》。孝昌元年(525)卒于洛阳怀仁里，时年58岁，同年归葬故里。夫人刘静怜，长广（今平度）人，出身“东齐”茂族。生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卒于东魏兴和三年（541），东魏武定二年（544）与贾思伯合葬。
贾思伯不仅有着辉煌的从政履历，其德行和政绩也是出类拔萃。如，他与弟贾思同曾跟随北海人阴凤学习，因无钱酬报，阴凤便扣下他们的衣物作为抵押。贾思伯任南青州刺史时，赠送阴凤缣百匹，并备车马迎接。阴凤非常惭愧，没有去见贾思伯。贾思伯以德报怨为时人赞赏。又如，贾思伯以持节军司的身份，随任城王拓跋澄围攻钟离，兵败撤退，贾思伯负责断后。拓拔澄认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难，他竟安全归来。拓拔澄称赞：“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贾思伯却说自己因为迷路才凑巧脱险，绝不夸能表功，“时论称其长者”。他性格谦和，礼贤下士，路上遇见士人，也要停车下马，以礼相待。
两块墓志风格有变 刻工精湛为书法瑰宝
北魏的书法艺术，自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始，正式完成于494年)之后，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流派，成为上承汉魏、两晋，下启盛唐的魏碑体。《贾思伯墓志》书于北魏孝昌元年，正值北魏书法鼎盛时期。魏涌汉曾对其有过细致而恰当的评价：“察其结体之势，大都左偃右仰。与北魏孝明正光三年(522)刊刻的《张猛龙碑》颇多相似，皆平正而势犹飞动，端庄而意若行云。笔画或舒放纵长，或绵密横短，往往欹而能正，化险为夷。用笔则方圆兼出，刚柔相济，与《元晖墓志》同系一脉。这时的魏碑，已经在早期《龙门二十品》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神态中既有诸家造像碑版的方整斩截之趣，又能继承钟、王大家高雅自然的艺术风度。棱角峥嵘的方笔中，时有圆笔揉运其间，刚毅豪放的气势与娴静秀美的笔意相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美姿，可谓气度凝重，神采飞扬。”
《刘静怜墓志》书于东魏武定二年，比《贾思伯墓志》晚19年，书体风格有很大变化。赖非曾在《书法艺术报》撰文称：“《贾思伯墓志》结字方形，体势侧倚；《刘静怜墓志》结字则呈纵势，且无侧倚之态。北朝真书大约从孝明帝开始，侧倚的体势向平正复归。《肖敷妃王氏志》是较早的例子，《元引志》《曹望憘造像记》《元晫志》《元爽志》等，体势的复归更明显一些。《刘静怜墓志》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它平正的体势、峻厚的笔画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书风特征。”
贾思伯“工草隶，善辞赋”，因此《贾思伯墓志》和《刘静怜墓志》也定当出自名家手笔。惜无落款，难以考证。幸文字清晰，几无漫漶，且刻工精湛，实在是北朝墓志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与贾思勰为同族兄弟 墓志为唯一实物旁证
《贾思伯墓志》的另一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是考证《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籍贯的关键证据。
《齐民要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农业全书，研究《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的学说称为“贾学”。然而，关于贾思勰的生平事迹，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关于贾思勰的确凿“信史”只有十个字，那就是原书原刻本的卷首作者署名，题为“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学者据此得知他所处的时代为北魏，曾担任过高阳太守一职。
清代学者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偶发新思，提出“贾思勰和《魏书》有传的贾思伯、贾思同是同族兄弟”。《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嘉庆《寿光县志》也有同样的观点，但都没有进一步说明其中原因。后世学者钩沉史料，对此说又有所发展。他们据《齐民要术》自注：贾思勰与刘仁之有交情；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与冯元兴交好；据《魏书·冯元兴传》：元兴与贾思伯曾同时为肃宗朝（516—526）的侍读与侍讲，即“同事”关系。这样一联系，认为贾思勰与贾思伯确实是有关系的，且彼此同时、同姓、又同以“思”命名，因此很可能是同族兄弟辈。
“贾学”研究的开创人栾调甫则从《齐民要术·序》和各卷的内容中，发现一些资料，根据《齐民要术》屡次提到齐人、齐俗、齐郡，考订贾思勰是北魏时期青州齐郡人。贾思勰与贾思伯、贾思同是同族兄弟，又是齐郡人，那么他最有可能就是北魏青州齐郡益都县人，即今寿光人。《贾思伯墓志》在寿光出土后，这个说法已被多数专家学者所接受。因为《贾思伯墓志》是目前发现的研究贾思勰籍贯的唯一实物旁证。
探东魏张僧安造像密码
张僧安造像拓片。
张僧安造像，东魏时期代表性碑刻，清人洪颐煊撰《平津读碑记》、清人赵之谦撰《补寰宇访碑录》、日本美术家大村西崖（1867—1927）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中国书法史》等著录，在它身上有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造像刻六名供养者
建于东魏天平四年
张僧安造像，东魏天平四年(537)闰九月刻。原石出自寿光，曾归泰州宫氏收藏。今石不知所踪，有碑阴拓本传世。造像为背屏式，整体呈莲瓣状。拓本高46厘米，宽29厘米。上方线刻6位女供养人，呈一面侧立姿态，分主仆两组，三位主人像大在前，三位仆人像小在后。下方为造像记，正书，7行，行7字，字径1至2厘米。
造像记为：“大魏天平四年岁次丁巳闰九月癸亥朔十九日，辛乐县人张僧安敬造石像一躯，为居家眷属，愿令生生世世，值佛文法，普同斯福。”“辛乐”即“新乐”，“辛”与“新”，两字声、韵、调都相同，为音同字借用。“文”同“闻”，也是音同字借用。“值佛文法”为语序倒置，正常的语序应是“值文佛法”。“值”，《万象名义》解释为“当也”，有正当时之意，也就是按时。“值文佛法”就是按时闻听佛法的意思。
“天平”是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第一个年号，天平四年闰九月，东魏与西魏爆发沙苑之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伏击战。这一场战役的胜利，使得濒临灭亡的西魏绝处逢生，确立了东西魏割据的局面，为之后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当时关乎东魏国运的大事。具体到青州，沙苑之役的前两年，也就是天平二年（535）的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渊造反，“攻掠青、齐”，虽然很快得以平叛，但战争与动乱仍是当时的主题。
著录只有简单介绍
藏拓者多为南方人
清人洪颐煊撰《平津读碑记》（成书于清嘉庆年间）载《张僧安造像记》：“《魏书·孝静纪》：天平四年九月闰月乙丑，与此合。辛乐即新乐，《地形志》属乐陵郡。”清人赵之谦撰《补寰宇访碑录》（清同治三年成书）载名目，不记铭文。
李国钧主编《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1990年出版）称：“张僧安造像记，东魏刻石，全称《辛乐县张僧安造像》。天平四年闰九月刻。旧在山东寿光，曾归泰安（笔者按：应为泰州）宫氏。正书。七行，行七字。书法峭健。”
雒三桂著《中国书法史》（2009年出版）称：“《张僧安造像记》，全称《辛乐县张僧安造像》。天平四年（537）闰九月刻石，原石在山东寿光。点画介于隶、楷之间，结体随意，古拙质朴。”
可见，张僧安造像出自寿光，曾归泰州宫氏收藏。但是如今石在何方，遍查资料，杳无踪迹。拓片也是一纸难寻。所知藏拓者曾有顾千里、六舟和尚、瞿镛、吴元起、徐乃昌、朱复戡等人。从著录与藏拓看，张僧安造像最早见于清嘉庆时的《平津读碑记》，后期藏拓之人多为南方人。
藏石者推测为泰州宫氏 曾为官寿光潍县等地
明清之际，宫氏家族是泰州（明清时泰州属扬州府，今属江苏省）最大的世家之一。泰州宫氏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宫继兰起，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宫玉华止，历经231年，在省级乡试中考中举人27人，其中7人考中进士。又因泰州宫氏一族在明清两朝入选3个翰林，五代中了7个进士，因此有“两朝三翰林，五代七进士”的美誉。
说来也巧，泰州宫氏曾有一人做过寿光知县，这人名叫宫懋让。他是清雍正四年(1726)顺天副榜。清乾隆十年（1745）令寿光，主要功绩是赈灾，修筑河堤。此人留心金石，乾隆十二年（1747），还是寿光知县的宫懋让勘察灾情来到诸城，发现了出土后被扔在县治所宅门外的汉延光残碑，特意拓了张拓片带走。等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宫懋让知诸城，又将石嵌于内堂东墙，并建亭保护。乾隆二十八年（1763），宫懋让见琅邪刻石因日久风化快要崩裂，于是“束以铁”，加以保护。
除宫懋让与寿光联系最为密切外，宫氏一族中，宫本昂、宫昱两兄弟也热心金石，且与山左金石学家多有联系。
宫氏兄弟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除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李鸿藻等晚清名臣交游外，还与吴大潋、王懿荣、潘祖荫、缪荃孙、罗振玉等海内金石和书画鉴藏名家有一定交往。此外，宫氏兄弟与潍县人陈介祺、郭子嘉、王石经等结为至交。宫本昂、宫昱的父亲宫汝云（1782—1848），清江苏泰州人，寄籍云南昆明，县增生，考授山东潍县知县（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任）。历任山东长山（1956年改为邹平县）、嘉祥等县知县。卒葬山东济南七里河。
宫懋让曾于乾隆年间担任寿光知县。宫汝云曾于道光年间任潍县知县。宫本昂、宫昱两兄弟与山左金石学家又多有交往。何人最早获得此石，递藏又是如何，已经不得而知。宫氏在获得此石后，可能将其运回泰州老家，这也是拓本多在南方流传的原因。
张僧安为辛乐人
辛乐或在寿光境内
造像记称张僧安为辛乐县人。《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中国书法史》等皆言原石出自寿光，那么辛乐县真在寿光吗？据清人洪颐煊考证：“辛乐即新乐，《魏书·地形志》属乐陵郡。”“辛”同“新”。有东魏《马都爱造像记》：“十月□巳朔七日新亥”为证。
不过，历史上乐陵郡有二：一在黄河以北，今山东滨州一带；一在黄河以南，为（侨）乐陵郡，郡治在今山东博兴一带。黄河以北的乐陵郡设置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而黄河以南的乐陵郡则要晚上200多年。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乐陵郡？这还要从“侨州郡县”说起。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了安置庞大的移民，东晋南朝政府在新的南迁之地，设置新的州、郡、县三级政府，仍用北方老家的名字命名地名，并且侨民另立白籍，减免租赋，这就是侨州郡县制度。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接管了东晋恭帝司马德文政权，建立了宋国，史称“刘宋”。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约以黄河为界与刘宋形成南北对峙。在南方，“刘宋”沿用了侨州郡县制，以此来表示统一北方的意愿和决心。元嘉初年（约424），刘义隆在千乘故地侨置乐陵郡，下辖阳信、乐陵、厌次、新乐、湿沃五县。这就是第二个，也就是（侨）乐陵郡的由来。黄河以南青州落入北魏后，仍沿袭刘宋旧制。
青州乐陵郡，郡治在今山东博兴县陈户镇冯吴村。离其二里余的张官村出土造像，其铭文曰：“乐陵郡城东南二里许。”故今冯吴村即乐陵城遗址（《博兴县志》）。寿光北部田柳镇朱家崖村曾出土“（北魏）正始二年（505）乐陵郡□士朱孝亲铭”砖志，可知今寿光北部区域北魏时隶属于青州乐陵郡。又据明朝末年出土于寿光北部田柳庄西的北齐《朱岱林墓志》云：“君讳岱林，字君山，乐陵湿沃人也。”虽说是北齐墓志，但朱岱林卒于北魏普泰元年（531），葬于北齐武平二年（571）。这说明，北魏时青州乐陵郡湿沃县辖今寿光北部区域。那么新乐（辛乐）在今寿光境内也就极有可能了。
北齐朱岱林墓志颇传奇
《北齐朱岱林墓志铭》。
寿光市博物馆藏《朱岱林墓志》清拓本（节选）。
寿光市博物馆收藏的“魏碑”尤以北齐朱岱林墓志名气最大，其书法被誉为“上宗魏晋，下开隋唐”。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其列为“逸品上”。该墓志明末出土于寿光田柳庄，初被田柳庄关帝庙充作香案，清雍正三年（1725），被邑人王化洽发现，拓数纸携入京，经名家鉴赏，推崇备至，名扬天下。
“绿呢小轿”雾中行
村民取土挖出石轿
朱岱林（477—531），字君山，乐陵湿沃（今寿光）人，仕于北魏，曾任彭城王主簿。朱岱林墓志刻于北齐武平二年(571)，朱岱林四子朱敬修撰文，其侄朱敬范撰铭。朱岱林墓志文正书40行，每行34字。
关于该墓志的出土，在田柳庄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明朝末年，寿光城北15公里的田柳庄，一天早上，薄雾弥漫。一个农民在上西坡干活的路上，突然发现朱家坟地以西的土台上，有一乘绿呢子小轿在薄雾中颤颤悠悠，时隐时现。农民以为看花了眼，用衣袖擦了擦眼睛，定睛再看，轿子还在。不一会，又不见了。农民回家后把所见告诉了庄里人，人们都以为他开玩笑，看走了眼。他心里虽不服气，却也没办法证实。
不久后的一天，天空下着细雨，又有一位农民在同一地界上发现了同样的绿呢子小轿，在细雨中颤动，不一会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以后，看见的人多了，有时几个人同时看到，这事就在全庄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多数人认为那地方可能埋有宝物。有人用铁锨去挖宝，因小轿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土台，那人挖得不够深，因而一无所获。
后来，出现小轿的地方被村里当作取土场，土台日渐消失。有一户人家盖屋，用牲口拉大车到那块地里取土。在装第三车时，一个人的铁锨刚插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碰到了一个硬东西。人们惊喜，以为挖到了宝，于是几个人连忙一齐开挖，不多时，一个长方形的石头“轿顶”露了出来，再继续挖，又出现了四块青石组成的“轿壁”。他们很好奇，合力抬下“轿顶”，看见里面有一块刻着密密麻麻小字的长方形石碑。他们不识字，用大车把石碑和“石轿”运到了庄里的关帝庙。村民把石碑作了庙里的供桌面，用带着钦口的“轿壁”和“轿底”在庙前垒了化灰池。
雍正三年（1725），寿光营里人王化洽（乾隆元年举人）到田柳庄走亲戚，游逛到村里的关帝庙。一进庙堂，发现石供桌宝光闪烁。他急忙靠前，搬掉铁香炉，擦拭石供桌，发现这块被当作供桌多年的石头，竟是“朱君山墓志”。其书法别具一格，虽是楷书，却参以篆隶笔意，点画神采飞扬。他摩挲赏玩良久，舍不得离去。回家后，他立即叫人帮忙拓得几张拓片，并拿给同道看，人们都说，此碑书法“上宗魏晋，下开隋唐”。王化洽将拓片制成碑帖，并题跋讲述了自己发现、拓印墓志的经过。此后，村人把这块碑镶嵌在庙内的神龛里，并交代护庙道士好好看管。
碑角为证官司打赢 被盗墓志失而复得
墓志名气越大，垂涎之人也越多。光绪丁亥年（1887）春某夜，几个潍县人盗走了墓志。他们慌乱失手，搬运时碰掉了墓志左下角，当时没人注意，日后再来寻找，却不见下落。
据说，那天有一名村民起五更办事，在关帝庙门前拾到此碑角，并收拾到庙门上方的龛内，而这件事情连护庙道士也不知情。天亮后，村人发现墓志丢失，多方寻找未果。
潍县人得到墓志后，将其卖给了古董商，古董商拓帖出售，据说在京城一本能卖到十两白银。
一年后，一个叫蔡石的寿光人发现了墓志的线索，一纸状书告之县衙，县令吴邦治立即给潍县发移文（不相统属的官署间的公文）。但潍县人却说是从田柳庄庙里买的，此时护庙道士已经去世。因无证人，各说各有理，一时陷入僵局。田柳人从潍县人的拓片上得知，墓志左下角残缺，忽然想起拾起的碑角，于是从庙院门上方龛内取出碑角。与原碑一对，严丝合缝，石和字完全吻合，石头官司打赢。没过几日，墓志就被运回寿光。但因多次拓印，字口已遭严重破坏。
吴邦治也是好古之人，想把墓志留在县署，好好保护起来，但是考虑到与县志记载不符，加之田柳庄村民坚持要回，于是仍放置原处并四面镶嵌。
光绪十四年（1888）仲春，村人刻《记朱公墓志石始末》石碑，记载了墓志石的发现和被盗情况。据田柳庄村民讲，墓志后来放在村民田同仁家保存，兵荒马乱之年埋在地下。1945年，在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要求下，田柳村挖出了石碑，有不少学生拓过拓片，老师还把拓片在学校张挂起来，要求学生临摹。20世纪80年代，寿光县博物馆到田柳庄征集文物，朱岱林墓志始存于寿光市博物馆。
书法别具一格 属精品受重视
此志是北朝墓志中的精品，颇受后世学者重视。清王鸣盛《蛾术编》、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毕沅《山左金石志》、罗振玉《丙寅稿》等均予著录。
翁方纲跋云：“是碑隶、楷虽非极工，然其发波已开欧、褚之先。”包世臣称《朱君山碑》“用笔尤宕逸，字势正方整齐而具变态，其行画特多偏曲，骨血峻秀，盖得于秦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此志列为“逸品上”，称其“古质奇趣，新体异态，乘时独出，变化生新，承魏开唐，独标俊异，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标千古者也。”又谓：“齐之佳者，奇逸莫如《朱君山》”“如白云出岫，舒卷窈窕”。梁启超跋云：“北碑易伤钝滞，此独雄秀，飞动如饥鹰将击侧翅作势。”又称此碑与北齐刘忻墓志为“齐碑二杰”。
欧阳中石主编《楷书教程》一书分析：“在北朝书法中别具一格，虽然为楷书，但是又参以篆隶笔意，笔画中没有波挑之势。于古朴中含刚健之姿。从中可以窥见楷书由隶书嬗变的踪迹。笔画粗细变化较大，运笔较随意轻松飞动，天真烂漫，没有后世唐人书写时的矜持和规范，但是结构倾向方正，略有长形。有特色的主要是斜向笔画的倾斜度特大，捺笔特重而长，形成特殊主笔。后世学习此碑并受其影响的人不少，如现代的徐悲鸿就是例子。”
朱岱林墓志原石已漫漶不可读，幸藏有清拓本。该拓本是田柳庄征集而来，从字口分析，应为乾隆拓本。
国兴寺管延伯造像探秘
北齐管延伯造像记拓片（南立面）。
国兴寺遗址现状。
寿光稻田镇田家村东，旧有国兴寺，今仅存者，只有北齐佛座一个，旧志载《明隆庆重修碑记》《清康熙重修碑铭》两篇而已。佛座现存稻田镇田家村（原属管村地）国兴寺遗址。造像记记载，河清元年河间太守管延伯等300余人敬造丈六大佛及二菩萨，并录参与者姓名。
国兴寺始建年代不详
佛座埋地下得以保存
寿光稻田镇田家村东，桂河西岸，旧有国兴寺。今仅存者，只有北齐佛座一个。佛座现存稻田镇田家村（原属管村地）国兴寺遗址，汉白玉石质，正方形，边长160厘米，高27厘米。佛座完整，文字清晰。造像记记载，北齐河清元年（562）河间太守管延伯等300余人敬造丈六大佛及二菩萨，并录参与者姓名。
佛座南立面与东、西立面有字。南立面造像记为：
□□河清元年岁次壬/子七月己亥朔二日庚/午，清信仕、佛弟子河/间太守管延伯、管因□/□道俗三百余人等，□/□玄宗，心诚妙理，竞舍/财珍，敬造丈六大像一/躯，并二菩萨，并巳讫竟/。□是重基累炎，事绝经/□，仰愿三宝永隆。上为/皇帝陛下、州郡令长、群/僚、师僧、父母、居家眷属/、一切众生，咸同斯福/。像主河间太守管延伯/、像主管永因……（以下为人名，略）
旧志载《明隆庆重修碑记》《清康熙重修碑铭》两篇而已，均言国兴寺始建年代不详，只说宋煕宁、元大德、明隆庆、明万历、清康熙重修，并推测始建应在隋唐之际。大概明清时，佛座埋于地下，造像记未曾显露，所以造成谬误。现在，从造像记已知，国兴寺始建时间应不晚于北齐河清元年。至于它的四围，因遗址未经勘探，并不清楚。寺内有何建筑、僧众多少，也无资料可以考证。唯一可以管窥的是仅存资料中提及的佛像，国兴寺之所以远近闻名，也正在于此。
国兴寺原有一佛两菩萨，为河清元年河间太守管延伯携道俗300余人共同建造。左右二尊为菩萨像，元代时被花马军所毁，佛座也已遗失。中尊主佛高约一丈六尺（5米左右），称丈六佛（丈六为约数，不一定是准确高度），用白石雕成，“如玉缜，如脂凝，螺发轮掌，纤悉毕具”，“远近千里内，曾无其亚”。主佛于20世纪60年代被碎成石子。佛座或因埋于地下，得以保留至今。
近年，村人在佛座上重塑佛像，并用砖瓮其身，佛像距四周墙壁1米左右，仅容一人，规模与佛像精致程度都不能同日而语。
造像记透露侨置河间郡及所辖6县
造像记不仅弄清了国兴寺的始建年代，而且为研究寿光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提供了重要证据。造像记中的河间，即河间郡，郡治及所辖县原来均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南朝宋孝武帝时（430—464）侨置于寿光，北魏、北齐沿置（北魏河间侨郡属青州）。据《宋志》，河间郡共辖6侨县，分别是：
乐城（河间郡疑治乐城），一作洛城。东方村龙兴寺遗址元孟过“重修龙兴寺碑”云：“龙兴寺在县之东南十有五里，旧有石佛一座在焉，上有‘洛城县令李某同妻李氏布施’。考其年代，乃北魏时承明年所造。”遗址在今寿光洛城街道洛城村南。原为汉乐望县故址。
城平：原治沧州西南。侨县确址无考。
武垣：原治河北西南。侨县确址无考。
章武：原属冀州章武国，治河北黄骅西南。侨县“江左立，属广川，孝武大明七年（463）度此（迁河间）”。寿光一带还出土过“武平二年岁次己丑河间章武人刘□妻牟佛德墓”砖志，现藏昌邑市博物馆。武平（570—576）是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武平二年为571年。惜无具体出土地点，故确址无考，疑侨置今寿光。
南皮：“孝武始立，属渤海，孝武大明七年（463）度此（迁河间）。”（《宋书》）；《魏书·地形志》“青州南皮”条下有望海台。望海台遗址在今寿光营里镇西黑冢子前村，即汉平望县城。又，今寿光侯镇台后村有南皮台遗址。民国《寿光县志》云：“即刘宋侨南皮县故城，在县城东北四十里。台基甚广阔，高数仞。”南皮台与望海台相近，则南皮侨县在寿光东北无疑。
阜城：原属渤海郡，治河北阜城东。侨县确址无考。
国兴寺佛像规格高
寿光管氏原为望族
造像记300余人中，管姓占大多数。除河间太守管延伯外，为官者尚有前将军西荆州别驾管景。今天造像所处的寿光稻田镇管村已无管姓。寿光弥河东原有管家庄（1936年尚存），也曾以管姓为主，后弥河泛滥，村庄被淹没，今天管家庄已不存在，剩余三户管姓迁入邻村寺西村（今洛城街道寺西村）。访其长者，均不知来源迁徙。
山东管氏为齐相管仲之后，田氏代齐过程中，管仲的后人逃亡鲁、楚两国。随着时间推移，管氏分布越来越广，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管氏一族在齐地一带仍然是最为兴盛的。据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七“二十四缓”载，管氏集中的地方，一是北海，一是平原。
《元和姓纂》所指北海应为北海郡，大约为旧青州府东部莱州府西部之地，寿光管氏包含在范围内。《元和姓纂》在介绍北海管氏名人时，提到管少卿、管宁、管彦三人。
管少卿，西汉初，为燕令，他始迁居朱虚（今临朐东南），从他之后，“世有名节”，九世后，生管宁。
管宁（158—241），字幼安，北海郡朱虚县人，管少卿九世孙。汉末三国时期著名隐士。其割席断交与锄园得金的故事广为流传。著有《氏姓论》。
管彦，西晋人，曾为西夷校尉。事迹见《晋书孝友传王裒传》。
《元和姓纂》所指平原应为平原郡。其地大致在今德州市中部、南部以及惠民县、阳信县一带。提到管统、管辂二人。
管统（生卒年不详），东汉末年袁谭的部将，任东莱太守。203年，袁谭进攻袁尚失败后，刘询起兵，各城纷纷响应，唯有管统弃妻儿不顾来投奔袁谭，被任命为乐安太守。205年，曹军攻破青州，袁谭兵败，各城都投降了，只有管统在乐安不肯投降。曹操命令王修去斩首管统，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的忠臣，就为管统松了绑，让他去见曹操，曹操赦免了他。
管辂（210—256），字公明，平原郡平原县（今平原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术士。
北海、平原都是齐国故地，从两地管氏的发展情况可知汉魏时期，齐地的管氏家族仍是名门望族。管延伯造像包括三尊佛像，主佛为丈六大佛，左右两菩萨尺寸略小，现存主佛底座周长160厘米，佛像与底座全部用白石雕刻，如此的规格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在当时绝非一般家族可以完成。由此可以推断，南北朝时期，在今寿光境内，有一支北海管氏仍是当时的名门望族。
本期图片由张书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