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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83天前
鄌郚史志总编

是是非非宋传典

是是非非宋传典
    
  宋传典,清末出生于青州府益都县宋旺庄。他出身寒微,从一个穷学生成长为青州教育界翘楚。他先后涉足教育、实业、商贸及政界,被称为“民国山东首富”“民族实业家”“民生主义的先导”等,也有人说他是“官僚买办资本家”。他历任青州及济南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益都县教育会会长、青州守善中学董事长、齐鲁大学董事等职务;1922年当选山东省第三届议会议长。1925年,兼任青岛大学校长、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议。他在担任省议长期间投靠张宗昌、大搞商业投机等行为,令他被列入山东“四凶”而遭通缉。虽有劣迹,但他仍是省内民族民生、工商贸易等方面颇具建树和影响的风云人物。他培育发展的“青州府花边”传承至今,享誉中外,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期撰稿:房永江

穷孩子随父走进洋学堂
    


  大山深处的宋旺庄。


  复建的青州古城阜财门,也就是南门。
  宋传典的家乡宋旺庄位于益都县西南山区,这里土地瘠薄。宋传典幼年时遭遇大灾荒,母亲去世,父亲艰难维持生计,后来讨到了一份在英国浸礼会传道士库寿宁开办的广德书院做厨师兼校工的差使,依靠在洋学堂里打工的父亲,宋传典才得以在这里读书。
家庭贫困母亲早逝 为寻生计随父离家
  宋传典,原名宋化忠,字徽五,1875年出生于青州府益都县宋旺庄。宋传典小时候正值饥荒年,家境贫穷,一家人的生计完全依靠其父宋光旭卖柴维持。稍长,即随父上山打柴,赶集叫卖。因家里经常断炊、无米下锅,宋传典的母亲只好下地挖野菜,甚至上树采树叶喂给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有一回,宋母看到山坡上的野菜已被人挖得干干净净,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爬树采树叶,谁知不慎坠地,不治而亡。
  在这种情况下,宋光旭感到只依靠卖柴已经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于是将两个小一点的孩子托人照管,带上宋传典离家,来到青州城寻找出路。经人介绍,宋光旭在青州城关南门内一家蒋姓财主家当了长工。宋传典因为年龄小,便作了蒋家的一名客子,为财主家做一些零活。
  史载,1876年至187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波及华北五省的特大干旱“丁戊奇荒”肆虐大地,整个华北地区“草木皆枯,饿殍载道”,青州府一带也不例外,滴雨未降,种在坡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造成许多灾民家无隔夜粮、身无遮体衣的惨状。经济萧条、饥民遍地,有的甚至卖儿卖女,逃荒要饭。摊上这种年景,对于本就家境贫困的宋光旭一家来说无疑是一场雪上加霜、难以承受的灾难。
教会势力进入青州 宋氏父子书院安家
  1875年,代表英国浸礼会到达青州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一开始遭遇排斥和不理解的情况下,借助这场“丁戊奇荒”特大旱灾,将传教与赈灾穿插交织,有机结合起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普通中国民众的信任。他先后从上海和国外募集了三万多两银子,分发到灾情严重的青州府下辖各县。同时,他还建立了5所孤儿院收容孤儿,并通过赈灾,把大批私塾、学馆接管过来,办成自己的学校,称为揽馆。三年间,他接手的揽馆达十几处,收容学生近千人。
  李提摩太在赈灾中的突出表现,第一次显示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在英国传教士的传教与赈灾活动中,宋光旭父子与诸多中国穷苦百姓在被收容之列。
  宋光旭谋得了一个在广德书院当厨师兼校工的差事。广德书院是一所中学程度的寄宿制学校,是继李提摩太之后,来青州府传教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夫妇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创办的。
  宋光旭为人老实,能吃苦受累,常常一人干两个人的活,得到库寿宁夫妇的赏识。此时宋传典还是个不识字的孩子,库寿宁夫妇看他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资助他到魏南庄教会所办的乡塾上学,目的是让他先粗通文字,再到广德书院深造。
  在广德书院,宋光旭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1891年,宋传典从乡塾毕业,通过父亲的关系进入广德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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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22年在青州建了14座教会学校
  清朝末年的青州,是一个府级机构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交通发达,是山东中东部的一个文化中心。于是,已经来到中国五年、传教活动一再受挫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将目光投向了青州。
  1875年,李提摩太到达青州,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势力的排斥和不理解,没有人搭理他,没有人租给他房子,他只能寄住在一个小旅店里。但接下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波及华北五省的特大干旱“丁戊奇荒”,改变了他的窘境,他通过赈灾打开了局面。
  紧随李提摩太之后,从1876年开始,英国浸礼会总部派遣大量传教士来到青州,他们在位于青州城中心地带的明衡王府旧址上修教堂、办学堂、建医院,至1898年戊戌变法前,宽阔而荒废的衡王府旧址上先后建起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14所教会学校,形成了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青州也因此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地区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重要城市。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青州建立的最著名的书院有培真书院和广德书院,培真书院旧址在原潍坊教育学院北院,时称北书院;广德书院旧址在原潍坊教育学院南院,时称南书院;1897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又在西皇城街建起了一所专门招收贵族女子的寄宿制学校,名崇道书院,时称西书院。
  19世纪末期出现在青州的这些教会学校,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教育启蒙作用。颇具现代教育理念的传教士们,将西方的现代文明引入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开启了山东近代教育的先河。
  除了教育,传教士们还在青州传播现代科学。

从优等生到县教育会长
    


  广德书院旧址。


  培真书院旧址。
  宋传典学习用功,各科皆优,得到院长库寿宁夫妇的高度赏识,库寿宁将他的原名宋化忠改为宋传典。宋传典在广德书院结业后,被留校任教,尔后又任教于海岱书院,继而担任益都东关高等小学校长,兼任县教育会会长等职。
聪明好学受到资助 师娘亲自教其英文
  广德书院虽然是英国人办的学校,但院内却没有英文课,地理、历史、算术、形学、理化、博物等课都是用中文教授的。库寿宁还请了一名贡生张少堂,在书院里教“五经”“四书”。
  宋传典进院后,学习非常用功,各科考试成绩都很好,深得院长库寿宁赏识。库寿宁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破例由其夫人亲教宋传典学习英文,资助他在广德书院上学的一切费用,并将他的原名“化忠”改为“传典”。
  宋传典利用业余时间随库寿宁夫人学习英文,而且学得还颇有成绩。之后他翻译了一本书《化学详要》,在当时我国化学知识还比较贫乏的情况下,这部洋书成了益都各学校争读的书籍。因此,宋传典对库寿宁夫人特别感恩,并呼之“师娘”。
  1898年,宋传典于广德书院毕业时,库寿宁看中他的英文特长,决定留他在本校任英文教习。这一年,宋传典双喜临门,23岁的他与聂德馨女士成婚。
学有所成返青教学 身兼数职多有建树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广德书院停办,宋传典跟着洋人一同逃往烟台。在烟期间,宋传典同另一传教士卜道成翻译并编辑宗教诗歌一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传教士们重回青州,宋传典也随之返回。1902年,青州北城的都统在驻防营办了个“海岱书院”,特请宋传典教英文和算术。宋传典每天下午去教半天,因为教堂与海岱书院距离较远,库寿宁还从英国替他买了一辆铁轮的脚踏车。后来铁轮上又套上了一层硬胶皮,虽然还是很笨重,当时却算是一种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了。
  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兴学堂”后,宋传典更是分身无术,十分忙碌。益都县知县李祖年在东关创办县立高等小学,请他担任校长;青州知府也以监督的身份举办了青州官立中学,请他任西学教员;他还兼任全县的教育会会长;至于海岱书院的教职,只好请同学刘銮代替。宋传典后来还担任青州守善中学董事长、济南私立齐鲁大学董事等职。
  从教期间,宋传典还完成英国人魏而斯所著《动物学详考》一书的翻译工作。该书中文版由库寿宁校订,于1907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是国内较早的动物学教科书之一。他翻译的《化学详要》一书,为益都各校争相使用,一时洛阳纸贵。宋传典慷慨好施,1922年,他为青州守善中学捐款4500元现洋建教室,当时就有人称宋传典为“我国教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1925年春,宋传典主持编写《私立青岛大学一览》,汇编了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内有很多学校校舍、校貌图片。在《弁言》里,他表示将秉承前任校长的办学方针:“徜荷高明,辱赐教正,校之幸国之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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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几所重点学校
  青州注重教育,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传教士在青州的活动,建起一批新式学校,再加上本地的书院,可谓各放异彩。
  清同治五年(1866),在伙巷街初创小学,是青州最早的新式学堂。光绪二年(1876)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扩大规模。光绪十年(1884)传教士库寿宁在东华门街(原潍坊教育学院南院)购置土地,新建校舍,开设中学班,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设大学班。从这一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先后开办了7个班。毕业生有白玉璋、宋传典等26名;另有40名学生修满7年课程后,未授予毕业证书。初设课程有圣经旧约、福音书和中国经学。光绪末年,主要课程有“四书”“五经”、国文、中西历史、地理、算术、几何、三角、微积分、格致、体操等。英文为选修课。光绪三十年广德书院大学班与登州文会馆合并,迁往潍坊,改名广文大学。
  海岱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青州旗城的学子赴省参加乡试,考试成绩较好,山东巡抚张曜和省主考国子监祭酒盛伯羲非常高兴,带头捐款,并商同地方官张承燮、李溱多方集资支持旗城创建青州海岱书院,院址在西店倭家花园。次年,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上书朝廷,光绪皇帝阅后为书院题名,海岱书院正式创立。此后一段时间,寿椿、洪固卿等数十人先后从这里考中进士,举人、秀才更是多不计数,一时名冠华夏。
  守善中学:1917年,英国浸礼会利用培真书院校址建立守善中学。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教会国外投资骤减,建校所需经费只靠教会拨款不敷应用,于是由浸礼会教育会开会研究,决定发动教友集资兴学。当时有37人“慷慨义捐”,其中宋传典捐大洋4500元,潘振之、赵士美各捐100元。校舍既成,为纪念他们的义举,乃将新建的五间大课堂命名为“徽五堂”。学校各种教学设备齐全,设发电机、教室安装电灯,是当年益都城内设备较好的一所学校。

投身实业创立德昌洋行
    


  万寿宫西街。


  青州府花边。(资料图片)


  青州府花边。(资料图片)
  库寿宁夫妇把他们在青州经营多年的花边企业转交宋传典,宋传典从此弃教从商,在实业领域大显身手。他利用农村家庭妇女分散生产的经营方式,既降低了办厂成本,也为老百姓增加了收入。宋传典将公司改名德昌洋行,还兼营汽车、自行车、布匹、花生米、核桃等业务,为他快速积累资本奠定了基础。
弃教接手花边生意 筹集资金小本起步
  库寿宁在青州传教期间,常受经费不足之困扰。1900年,库寿宁妻子为贴补丈夫所需经费,与宋传典、白玉章等人共同创办了德昌花边庄。她从意大利引进原料和图样,并传授技艺。花边共有18种针法,织工细腻,成品图案美观,素雅高贵,被誉为“抽纱之王”的青州府花边即发端于此。
  1908年,库寿宁夫妇离开青州,将花边庄留给宋传典等人经营。库寿宁去沪前特约宋传典谈话,他说:“这几年你英文进步很大,不但可以阅读,还可以通信,现在我们要去上海,这边的花边企业就完全交给你,我们把原有订户都转给你,你可以直接给英国订户去信联系。”宋传典便在青州南北大街(今偶园街)英浸礼会院内借了两三间房子,与孙思吉等4人集资成立了德昌花边庄,亦称“宋传典公司”,用“宋传典公司”名义与英国客户通信联系业务。
  1912年,宋传典陆续辞去教育界的本兼各职,全身心投入实业领域。他在益都城里租了一处旧当铺的房子,将德昌花边庄更名为德昌洋行,兼进出口贸易。
  宋传典事先做足了功课——还在德昌洋行成立之前,经库寿宁介绍,去烟台学习花边编织技术,并与外商建立了联系、签订了产品购销意向协议。回到益都,他先搞了一些样品寄往国外市场试销,结果大有利润可图。于是他在城里估衣市街购买了土地建房,雇佣了一些工人,开始成批生产。
  据当初在这里工作过的工人回忆,宋传典最初创办花边庄时,只有资金200元左右,所需流动资金,完全靠社会关系东拉西凑集资维持局面。
分散生产集中验收 躬身实业村民受益
  宋传典的花边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广大农村地区。采取分散生产、集中验收、统一包装的一条龙生产模式。
  具体办法是:首先在各地农村寻找中间人(有代理人或经纪人的性质),数目不等,有的村镇只有几个人,也有的多至七八人甚至一二十人。第二步是找到中间人以后,双方订立合同,规定领发原料、所织花边规格品种、中间人和工人的报酬等等。德昌洋行根据合同将原料分发给各个中间人,并由他们分别发给那些能从事花边编织劳动的农村妇女。各户织成的花边产品统一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送到德昌呈验,合格的成品付款留下,不合格的则退回另行编织。
  至于劳动报酬,从若干劳动妇女自愿接活加工这一现象来看,应该是当时农村妇女非常认可的一笔劳动收入。在我国传统农业时期,冬闲季节能有活干、有收入,无疑是许多贫穷家庭求之不得的一条门路。也有资料称:“从事花边生产的妇女收入还不错。”中间人的报酬据说是从每份报酬中扣取二成,因此有人宣称宋传典是“民生主义的先导”。
  宋传典花边生产的获利状况,从德昌洋行自1912年创办到1916年前后,积累资本100余万元,利润之巨、发展速度之快惊人。
买地建房扩大规模
商贾主动投资入伙
  德昌洋行除了生产花边以外,还经营汽车、自行车、布匹、呢绒等业务,并将本地的土特产花生、核桃、棉花等卖到各地。有一段关于潍县开埠的资料这样说:1915年美孚石油公司在潍县火车站东首开设了潍县美孚油栈。潍县栈的“洋油”除销往潍县全境外,还销往昌邑、平度、掖县、安丘、诸城等地,每月销油7000多桶,仅潍县一栈每月获5万多银元。由此可见,宋传典资金的快速积累与德昌洋行多样化的业务亦有很大关系。
  宋传典生意越做越大,他在益都城里万寿宫街建了一座二层19间的楼房,命名为宋家大楼,也就是德昌洋行的营业大楼,门口高高挂起“德昌洋行”的金字招牌。与此同时,宋传典还在益都城里明衡王府旧址买地建房。这时候,他雇佣女工600余人,男工300余人,厂外散工500余人。他弟弟宋勋臣也在烟台设立了德昌花边庄。
  宋传典发展势猛,引起益都许多大商人的垂涎,如贾星坦、阮松芳、孙四吉等都要求加入德昌,要求宋传典允许他们投资入伙。此时的宋传典并不需要别人投资,但他为了扩大培植自己的势力,接受了他们10万元的投资。

华丽转身借美商扩产业
    


  青州古街上的“青州府花边大套”幌子。


  青州古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昌洋行与英国、意大利的花边生意受阻。其时,美商凭借资本实力夺取了英国人在华的生意。美国商人看中德昌洋行的行业基础,帮助其改营发网。这一建议给宋传典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宋传典还曾倡办东益火柴公司、德昌肥皂公司、德昌花栈等商号。
花边萧条转营发网 赴烟学习编织技术
  德昌洋行的花边生意主要销售市场在意大利和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阻断了宋传典的商路,受战争影响,花边销路大大减少,并逐渐萧条,甚至无利可图。
  这时候,美国商人却发现了商机。他们看中德昌洋行的管理基础和产品质量,又看到他与教会、教友的关系,对宋传典格外信任。更鉴于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乘虚而入,与宋传典搭上了关系,并建议他转营发网,供应美国市场。
  发网是在欧美流行的一种妇女饰品。当时的欧美妇女梳起头发以后,喜欢再蒙上一层与头发颜色相同的发网,以免头发散乱。这种织发网的机器不易制造,多以人工为主。美国商人与宋传典确定了这桩买卖,也为宋传典的东山再起送来了商机。
  宋传典再一次启动烟台之行,去烟台学习发网编织技术。之后,他与美商国际公司、纽约赫氏洋行建立了联系。纽约赫氏洋行也派人到德昌洋行进行考察,双方很快订立了协作合同。按合同规定,德昌制作之发网,即由济南邮局寄到纽约的大通、花旗、中国银行等几家银行,银行收到货物后,即通知赫氏洋行到银行验收交款,验收合格后赫氏洋行再出具信用状寄回德昌洋行。信用状上写明“见状付款”(美金),德昌即凭此状到济南中国银行或上海银行办理结汇入存手续。
管理成熟质检严格 技术革新不再进口
  宋传典转营发网以后,首先成立了德昌发网庄,用管理花边生产的管理模式,轻车熟路,把发网生产的管理和产品质量做得更加细致、有声有色。
  发网庄的头发原材料由外商寄来,发网庄再按规格找人编织。起初只有几个人便可以应付,以后接触的外商多了,需要的女工逐渐增多。
  运作中,发网庄陆续从国外领来大量头发,然后分到各村各户。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从事发网编织的妇女约计有1.5万名。加工发网有接头、上梭、编结、整打等数道工序,生手每天能编结几个,熟手可以编结12打。据当年曾经接过发网活的人员回忆,每编结一打(12个)最多可得480文钱(1文钱=人民币0.2元)。
  宋传典在经营发网一段时间后,开始自己研究染发技术,他认为只要不从外国进口头发,便可以得到更加丰厚的利润。但洋人的头发与中国人的黑头发在颜色上差别很大。经过几年的努力,宋传典终于掌握了一套退色染发的技术,这种技术能让中国人的黑色头发退色,再染成红、白、蓝、黄等各种颜色。这样,宋传典的发网庄就不用再从外国进口头发,而是由自己派人在本土各地大量收购,他在青州加工染色后,就可以分发各村,由妇女们加工了,利润空间更大。
  宋传典发财以后,在城里购买了大片土地建楼房,还盖了很多厂房,除去染发车间外,还有检验发网质量的车间。他对发网质量要求非常严格,车间里每个检验工面前设有一个圆形的电灯,只要将发网套在上面开灯一照,所结的扣、结、边清清楚楚一览无余。合格与不合格的产品在这里一分为二,残次产品插翅难逃。由于质量要求严格,所以发到国外的产品从来没有退货的,宋传典及德昌洋行的信誉也得到了欧美客户的高度认可。
  宋传典又于1916年创办了德昌剿丝厂,兼营各种土特产品外销。1920年在济南、上海、天津、烟台、青岛、潍县、高密等地设立分厂分号。在济南还开办了地毯厂,自德国购来毛纺机两台,试纺各种毛线。在青州倡办东益火柴公司、德昌肥皂公司、德昌花栈等。这时候的宋传典财力雄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有人说,宋传典到全国各大城市都不用住旅馆,而住自己的房子。
扩大规模进军省城 厂规凿凿井然有序
  发网庄是在放弃花边经营之后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开始宋传典常住济南,他不放心企业的日常管理,于是把德昌洋行搬到了济南。
  济南的德昌发网庄设在经六路纬七路附近,鼎盛时期工人达到五六千人。这里虽设有厂区和车间,但厂内并不直接生产发网,所用工人一部分编织地毯,一部分整理发网产品,即检查、验收、修整从农村散户收上来的发网,修补从国外回收的残破发网。按德昌洋行规定,凡在德昌发网庄工作的工人均实行计日工资制。发网工人的工资是:修补工每日5角6角,检验工每日6角7角,挂网工每日7角8角。厂规有:工人工作时间每天12小时;工人上班如因事迟到,一次不计,二次扣钱,三次开除;工人上班时间不准交头接耳说话,更不准大声喧哗;上班时间如厕,须持专用竹签方可出入,一人一签,不能两人同时如厕。生活方面,厂内没有食堂,只供开水,工人自带午饭,夏日暑期免费供应绿豆汤;如遇连阴雨天气,厂内免费提供住宿。每个车间配有一名会计和教习,分别负责记工、记账和技术指导以及维持车间秩序。
  厂内对女工有一条特殊规定,女工进入车间不准说笑,更不准打闹。理由是女人说笑打闹或东张西望容易滋事生非。工人下班出厂,厂方派人在大门口进行监督。
  为了鼓励工人诚信劳动,在平时和年终,对表现不错的工人,宋传典都是亲自进行表扬和现金奖励。
  盈利方面,据记载每个发网的成本价不到8厘钱,出厂售价2角多,利润高达25倍,为宋传典提供了滚滚财源。

拿重金开路当选省议长
    


  广德医院旧址。
  宋传典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开始向政界进军。1922年,山东省议会改选,他通过花钱运作当选为省议会议员。1923年竞选议长,他以一个普通议员的身份,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人脉关系参加角逐,最后如愿以偿,当选山东省第三届议会议长。
踌躇满志欲展宏图 涉足政界当选议员
  宋传典经过在青州工商界十多年的打拼,羽翼渐丰,不但成了百万富翁,而且成为誉满齐鲁的大名人。随着他事业的成功,业务范围的扩大,他开始向更高处着眼,盘算涉足政界。
  当时的山东督军是田中玉,宋传典花钱请田中玉为他呈请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颁发一枚六等“嘉禾章”和“通商惠工”匾额一块,山东省府也颁给他一块“实业勋荣”匾额。逐渐,宋传典成了山东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很快当上了益都县的议员,已是名利双收,但还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
  这时,益都一伙趋炎附势之徒也企图借水行舟,利用宋传典的崛起捞油水。他们乘机向其建言:“既富矣,只有涉足政界,才能和王公大人们平起平坐。”并提出金钱开路的思路。起初,宋传典有些犹豫,这伙人针对他心疼花钱的心态,及时晓之以“理”。宋传典又向教会的贾道兰讨主意,贾道兰当然希望宋传典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不但口头上支持,而且拿出了一笔款子给宋传典铺路。
  1922年,山东省议会改选,宋传典通过花钱贿赂顺利当选省议会议员。
议会选举云谲波诡 角逐议长一朝胜出
  1912年9月,北洋政府公布了《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各省先后成立了省议会,作为省级立法机关。山东省议会自1913年成立,至1928年结束,共经历了三届。
  山东省议会自成立以来,有两大派别,一是以王鸿一为首的民治社派(以国民党为主),二是以张公制为首的进步党派(以晚清官僚士绅居多),当时的省议会议员,不属于王派便属于张派,中间人物很少,宋传典理所当然地站在张派一边。
  山东省的议会选举,在第一届省议会成立时,表面上还维持公道。第二届议会选举,也还只需花几个钱请请客而已。到第三届议会选举,就公开贿赂。
  1923年,第三届山东省议会改选。竞选第三届议会正议长的,张公制派就推了一个宋传典,王鸿一派推出陈鸾书竞选副议长,杜尚也出面竞选副议长。两派较量结果,宋传典被选为议长,陈鸾书、杜尚被选为副议长。参加竞选第三届省议会议长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省议会议员万钟兮(因他排行第二,他的朋友都叫他万二哥),但因为他只有一万两银子,当然只有失败。另一个是以督军田中玉为靠山的省议员谢一尘,后因发生了临城劫车案,田中玉被撤职,谢一尘也以失败而告终。好事者给这幕丑剧编了副对联嘲之曰:
  谢一尘,尘缘竟断绝,真可谢天谢地。
  万二哥,哥洋仅一万,妄想万有万能。
  这副对联说明,当时没有大量金钱是不能参加竞选的,即使参加也必遭失败。但议长只要一到手,就“万有万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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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三届议会选举逸闻
  上世纪初,山东议会的选举大权主要操纵在士绅、大族、富商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贿选之风甚浓。一是假造选民名单,二是候选人要出资才有资格,三是派系操纵。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时,在山东操纵选举的主要是张公制派和王鸿一派。在青州竞选县议长的主要有以宋传典为首的绅派和以陈鸾书为首的商派。宋传典得到了张公制的支持,他给张公制2万元,作为部分议员的点染之用,于是在1922年宋传典当选为青州议会议长。
  1923年初,省议会第三届议会改选议长。时田中玉督鲁,采取了拉王拆张策略,先是想控制青州的初选,于是派胶县人高剑泉到青州参选,高剑泉出价每张选票1000元,但条件是听他的吩咐,叫你写谁,你就写谁。张公制就发动了省立十中和益都劝学所长所办的五所讲习班学员一起去捣乱,使这次选举流产。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将选举地点由青州改为博山,到选举前的一个月,田中玉出价收买议员,最高哄抬到3000元。
  要当选省议长,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因而没有钱的人就不敢承接候选人了。竞选议长的条件已经是“资本”了。谁最有钱,谁肯出钱,谁就最有希望当选。
  在这次选举中,田中玉采取了高价收买策略,王鸿一派感到没有办法,张公制派决定拉宋传典出面竞选议长。宋传典是个非常会算计的人,他原想小破大发,大家劝宋传典把钱早日拿出,向议员点染,可以省一点。但是宋传典怕浪费了钱、再得不到如愿的结果,所以迟迟不拿。直到竞选的前几天,事情紧急,宋传典不得已,才拿出大量钱连夜四处拉拢,把票额固定下来,占取了大多数。
  到了选举前一天,田中玉知道王鸿一派不能取得多数了,便派出许多便衣军警包围了议会,只允许在中指上系着白线做暗记的御用派议员入场,其余一概不准进去。在这样的暴力压迫下,反对田中玉的各派议员齐聚到顺贡街集合。王采廷献策,要大家各持议员证书,列队前往。这时便衣军警进入会场,御用议员捣毁了票箱,当天投票没有成功,使这次选举流产。此后又多次组织选举,都被御用议员捣散。
  这个时候,直皖战争爆发,不久皖系失败,熊炳琦调任山东省长,田中玉只管军事,不得管政事,也就不能再过问议会选举之事了。熊炳琦主持议会选举之事后,兖州议员李天一等控告上次选举不公,法院判上告胜诉,原选举推翻重来。张派仍将议长候选人确定为宋传典。这次选举顺利进行,宋传典以高票当选为议长,杜尚、陈鸾书当选为副议长。

以权谋私劣迹埋下祸根
    


  青岛大学(资料图片)。
  宋传典当选议长后,确实为山东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开办汽车运输公司和兼任青岛大学校长等,但他利用职权,保荐官职、培植私人势力和进行政治投机投靠张宗昌等劣迹,为他日后被通缉埋下了祸根。
利用职权获取好处 以公谋私保荐好友
  宋传典当选议长以后,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把他贿选议长花的钱捞回来。为此,他利用旧军阀、旧官僚的畏外心理和贾道兰等人的支持,向当时的省府施加压力。新到任的山东省省长熊炳琦,为了拉拢和取得议会支持,从省府财政拨给宋传典18万元,作为议长办公费用和职务补贴。此外,宋传典还利用议会名义,任意向济南铁路局索要车皮做生意,为他的洋行向青岛运输土特产品服务,获利后用于官场应酬和企业积累。
  宋传典登上省议长宝座后,没忘了对他竞选议长有功的铁杆兄弟。在他的保荐之下,李慎五当了茌平县县长,景伯言当了单县县长,还有十多人先后被他荐为县长和淄博矿物局局长。张宗昌督鲁时,为了利用省议会,又赏给宋传典十几个县的县长宝座;为感谢宋传典拥戴他督鲁的表现,还委任宋传典为山东赎路督办的要职。
闻听修筑公路信息 筹资开办汽运公司
  1920年,山东遭受严重旱灾。第二年又接连遭受水灾。在山东的西方势力纷纷以此为名,在各地大搞赈灾活动,收买人心。由英美驻济南的领事和传教士及几个中国买办所组织的“华洋义赈会”在山东西北各县利用灾民的廉价劳动力,实行“以工代赈”办法,修筑了几百公里汽车路。宋传典当上议长以后,闻此消息,眼前一亮,首倡筹集资金,开办汽车运输公司。
  经运作,宋传典筹到资金15万元。其中,他本人出资5万元,在省议会议员中筹资10万元,开办了东(东昌,属聊城)武(武定,今滨州惠民)汽车运输公司。总公司设在禹城,每天有车去东昌,中经高唐、博平。由高唐又有一条支路去临清;从聊城一条支路去阳谷;也有车由禹城往东经临邑、商河到惠民。由禹城到聊城200公里,票价4元。由禹城到惠民240公里,票价4.8元。宋传典由美国购进道奇牌中型轿车6辆、飞得路大型公共汽车9辆。道奇车是软席座位,车内两排可坐8人,副驾驶坐1人,共9座,专供包车使用。只要有人出36元(9人的票价),即可由禹城开至聊城一次。当时商旅甚多,这几部小轿车时常供不应求。飞得路的公共汽车可坐21人,每日按时对开。这15部车辆,每月耗油2000桶,分别由美孚、亚细亚、德士古3个洋行供应。汽车零件损坏也都由三洋行设法补充。公司又在沿途各站设有招待所,供旅客候车休息、吃饭等。仅仅几年,公司即赚钱不少。后来,张宗昌来山东打仗,将公司的汽车强行征用,最后只剩下7辆破车无法照常行驶,后由省府接收改组为鲁北汽车运输公司。据说宋传典曾向张宗昌交涉,张宗昌赔了他5万元,补偿公司的损失。
  宋传典看到山东的营业不好搞,便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天津,开办德昌贸易公司,为美商经营各种汽车。
率人欢迎张宗昌督鲁
临危受命兼青大校长
  1925年,张宗昌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山东督办,宋传典以山东议会议长名义通电拥护。张宗昌动身时,他又率领济南商会会长于曜西和省议会议员景伯言等十余人,前往省界欢迎张宗昌入鲁就职。
  张宗昌到任山东后,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不许省议会开会,也不再改选,使宋传典的议长职衔一直保留下来,达6年。
  5月,由于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败北下野,私立青岛大学校长高恩洪宣布辞职,学校出现无人负责、濒临倒闭的局面。为此,校董会一致公推宋传典兼任校长维持残局。此时,学校经费无着,教师辞职的不少,学生也走了很多。这时投靠奉系军阀的温树德任胶澳督办,温乃一介武夫,对教育事业缺乏热情,几欲将青大校区辟为兵营,以供驻兵,所幸宋传典及时接手校务,出面抵制,使学校躲过一劫,继续上课。1928年春,国民党北伐军进抵山东,张宗昌被迫于4月30日撤出济南,宋传典随之逃往天津。5月11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附逆”罪名下令通缉宋传典,并没收其益都、济南两地60万元资产。宋传典自身难保,私立青岛大学经费来源断绝,只好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待遇,授予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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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督办张宗昌
  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以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全面主政山东。督鲁3年期间(19251928年),横征暴敛,捐税多达50余种。他残酷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酿成了“青岛惨案”。他镇压济南工人运动,杀害工运领导人鲁伯峻、朱锡庚、史得金、宋伯行等。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宗昌眼见大势已去,只好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后残部遭北伐军白崇禧部一举围歼,只身从滦州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避难。
  1932年,张宗昌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韩复榘诱骗至鲁,在济南火车站被郑继成枪杀。

曲折避难摆脱通缉之名
    


  宋传典(资料图片)
  时局动荡,一心想参与政治、寻找靠山的宋传典最终成为被通缉对象,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他的一生虽然颇具争议,但不失一位时代大潮中的弄潮儿。他培育发展的青州府花边以其特有的魅力流传至今,并不断发展壮大,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列四凶全省遭缉 举家潜逃天津避难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逼近济南。4月30日晚8点张宗昌宣布紧急戒严,尔后弃城而逃。新上任的省长陈调元随即下令逮捕查办山东“四凶”——张宗昌、褚玉璞、李景林、宋传典。
  宋传典被列入山东“四凶”,实出人所料。这与他在担任省议长期间政治上投靠张宗昌、利用职权保荐私人、包揽词讼和大搞商业投机等行为不无关系。
  宋传典的一位教会朋友最初得到这一尚未对外公布的消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在日军警戒区的宋家宅邸,告知了宋传典。宋传典听后,不管消息是否确凿,立刻决定先把家人送出战乱的济南,安置在天津租界内。
  已从美国学成归来、此时担任“德昌洋行”总经理的宋棐卿没让父亲出门,自己出面买通了封锁警戒区的日军和津浦铁路的熟人,先由宋传典之妻聂德馨带着儿媳和几个年幼的孩子、两个老成持重的女佣人,搭乘特意为路局人员往返津浦之间挂在货车上的客车车厢,匆忙逃到了天津,住进天津法租界民园旁边的明德里。
  送走一家老小后,宋传典本打算留在济南观察一下形势发展,再作下一步打算。因性命攸关,宋棐卿苦劝父亲不要冒险,出走天津为上策。经儿子劝说,宋传典决定逃离济南。宋棐卿将父亲送到济南火车站,于5月3日凌晨乘车逃到了天津。就在宋传典出走济南不到半天时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卅惨案”。
  宋棐卿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家中,随着枪炮声越来越近,他赶紧跑到附近的德国教会医院里暂且栖身。5月11日,报纸号外上刊登了以新任山东省长陈调元名义发布的对山东“四凶”的通缉令,下令逮捕法办,查封其全部财产。并明令悬赏:交出宋传典者,奖赏银洋3万元。
  当时,日军已对济南全城实施宵禁。宋棐卿化装成老百姓,闯过了一道道关卡,整整走了一天才走出济南,来到了40公里外的小清河,央求一位熟悉的教友说情,坐上一艘小木船,沿运河北上到达河北境内后,才上岸搭车到了天津。
儿子奔走斡旋各界 喜讯传来当日身亡
  1929年春,经过宋氏父子近一年的求助和奔走,期望政府撤销对宋传典“通缉”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在上海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余日章,把宋棐卿叫到了上海,引荐他见到了一位国民党要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亦是基督教徒的王正廷,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是同乡。王正廷听了宋棐卿诉说其父宋传典被通缉的原委后,给出了一个主意:要宋传典父子去说服山东各界出具一份替宋传典进行申诉的呈文,他愿意亲自出面向蒋介石呈递和说情。
  宋棐卿不敢怠慢,立刻回到山东,首先找到宋家的至交、济南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继而又找到济南教育界、教会中的一些故旧,由他们四处联络做说服工作。半个多月的时间,大约有100多位山东教育、宗教、慈善、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在申诉书上郑重地签上了他们的名字。望着这份签名的申诉书,宋传典凝咽无语,叹息说:“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吧。”
  1929年4月,余日章从上海来信说,为了方便他与上层疏通,希望宋传典能到上海来,他已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安排好了房间。
  为了安全起见,宋棐卿没让父亲坐津浦路的火车,而是特意安排他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塘沽,再从塘沽搭乘英商“太古洋行”到上海的轮船。宋传典到达上海后,住进了位于法租界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宿舍。
  1930年1月23日午后,余日章兴高采烈地赶到宋传典住处,拿出南京国民政府已下发、但还没有正式公布的一份文件的抄件向宋传典报送喜讯——蒋介石正式批准解除了对宋传典的通缉,并宣布撤销对他罪行的追溯,宋传典终于盼来了他日思夜想的结果,激动万分。将余日章送走后,宋传典看到妻子正和小儿子宋显勇下象棋,就兴致勃勃地坐在小儿子旁边帮他出主意,顺便把余日章带来的好消息告诉了妻儿,妻子聂德馨得知这一喜讯,想到再过几个钟头,儿孙和女儿、女婿就要来了,一家人定会高兴得不得了,有许多话要说——又想到宋传典还打算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就叫他赶紧睡个午觉。宋传典心情激动,走进卧室上床以后,突然咳嗽几声,待妻子聂德馨闻声走进卧室时,发现宋传典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
青州府花边焕发青春 获评省非遗再发展
  在军阀混战、灾难深重的民国中后期,特别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政局飘摇、民不聊生,花边生产停滞不前、濒临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青州花边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技术上挖掘、聘请老艺人进行传、帮、带,生产上采取散户生产和在厂研发生产相结合的路子,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花边产区逐渐扩大,产量品种逐年增长。1965年成立益都县花边生产合作社,后改称“工艺美术厂”,全面组织恢复生产。
  1981年,工人王仲华在中国香港作技术表演,深受中外人士赞誉。美国、日本、德国等十多个国家130多人次先后到厂参观、洽谈业务。1986年,工艺美术厂更名为“青州抽纱厂”,农村散户从业者达到6万多人,产品发展到200多种。1988年,更名为“青州鲁绣抽纱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以加工出口产品为主的生产企业,拥有生产设备557台(套)。1999年,“青州”牌青州府花边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200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7亿元,利税1264.5万元;“鲁绣”牌产品及图标被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这时候的青州府花边又被称为“青州府花边大套”,驰名中外。2009年9月,青州府花边大套被认定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3月,改制为民营企业。2013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9亿元,利税671.2万元,利润222.3万元。
  本期图片由房永江提供(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山东文史资料》《青州市志》《青州文史资料》《民国首富宋传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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