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乐县的古文化遣址
县图书馆副馆长李学训
遗址，通俗一点说，就是古代人的居住地。遗址里保存的各种遗物，考古学上称之为实物史料。这种实物史料，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古代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因而有人说，遗址是写在地下的一部厚厚的书，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层，便是这书的页码。
昌乐县古文化遗址非常丰富，现已发现一百四十五处。其中大汶口文化遗址二十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300—2400年前后；龙山文化遗址五十七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1900年前后；岳石文化遗址七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1500年前后；商周文化遗址六十一处。这些遗址多分布于白浪河、大丹河及其它河流的两岸，包括了从原始社会的大汶口文化到商周期间的各个历史时代。初步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密度大，往往在很小范围内，就有多种古文化遗址共存，形成了紧密相挨的遗址群：二是时代延续性强，每个遗址群一般都包含有各个时期的遗存，继承发展关系明显；三是遗址面积大，文化层厚，文化内函丰富。
1、大汶口文化遗址，共发现二十余处。其中白浪河流域八处，大丹河和其它小河流域十二处。比较典型的遗址是尧沟镇小李家庄遗址，北展乡程家庄遗址、盖家庄遗址，北岩乡林家河遗址。其中小李家庄和程家庄遗址为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六、七千年；林家河和盖家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四、五千年。这些遗址的面积一般都在三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厚度在1—2.7米之间，暴露有灰坑、陶片等遗迹遗物。陶片以红陶为主，少量黑陶，烧制火候低、陶质松、器形单调是主要特点。鼎、罐、袋足鬻等器型是较常见之物，现采集的标本主要是这类器物的残片，有鼎足、口沿等。从遗址面积及陶片的质量情况考析，昌乐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民，尚处在艰难发展的阶段。
2、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五十七处。主要分布在县内各河流的两岸，尤以大丹河和白浪河流域最密集。大丹河流域密集点在其上游，据调查，在以北岩村为中心的纵横约七公里的范围内，就有遗址二十三处，也就是说，在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带曾分布着大小二十三个村落。白浪河流域密集点在该河与猪河交汇点周围，初步调查这一带也分布着龙山文化遗址七处。这个时期的遗址，不论其规模和文化内函，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时期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北岩乡邹家庄遗址、耿家庄遗址、秦家淳于遗址，朱刘镇魏家庄遗址，北展乡西级遗址，马宋镇河西遗址等。这些遗址的面积从四万平方米到三十万平方米不等，文化层厚一般在两米左右，个别的超过四米。暴露遗迹有灰坑、墓葬、房基，暴露遗物主要是陶片。陶片以黑陶为主，少量白陶，红陶和灰陶较少见，纹饰以素面为主，其它有弦纹、附加堆纹、窝纹等。陶片最明显的特点是制作精细，烧制火候高，陶质坚硬。特别是有一种细泥薄陶，质地细腻，薄如蛋壳，代表了当
时高超的制陶工艺水平。器型种类繁多，造型美观大方，有各种类型的鼎、罐、豆、杯、盆、见鬻(照片8)等器物，目前所采集的标本主要是这类器物的残片。龙山文化时期，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昌乐县龙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将为阶级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3、岳石文化发现七处。岳石文化是继龙山文化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它的真面貌尚在探讨之中，目前在昌乐的发现，仅是一些标本，未见独立存在的遗址和文化层。采集标本的地点是平原乡肖家庄遗址，北岩乡庞家庄遗址、吕家庄遗址，尧沟镇小李家庄遗址等。标本主要是陶片，从陶质陶色看可分两类：
一类是灰陶，制作较精，表面磨光，有的描有白色彩绘，烧制火候高，陶质坚硬，典型标本仅见菌状盖扭和曲腹盆残片。另一类是褐黑相间的杂色陶，制作粗糙，火候较低，易碎，典型标本是腰部饰粗凸纹的陶板残片和饰细绳纹的罐底片等。
4、商周文化遗址发现六十一处。其中商至西周三十二处，东周二十九处。典型遗址是马宋镇河西遗址，北展乡高家庄子遗址。河西遗址位于马宋镇河西村，南依白浪河，东与河西村相接，面积二十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厚二至三米，地表和断崖暴露大量陶片和灰烬，个别地方暴露有灰坑和墓葬。高家庄子遗址位于北展乡，在猪河北崖的高家庄和韩家寨子之间，东西狭长，面积和文化层与河西遗址基本相同，断崖上暴露一些口径三至五米，深二至五米的灰坑，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另外，还有五图镇宇家遗址、朱刘镇魏家庄子遗址、北岩乡袁家庄遗址、北鄜部乡时马遗址，也明显地保存着商周文化遗迹的特点。在商周文化遗址处采集到的主要遗物有商周时期的素面鬲、绳纹鬲及东周时期的鼎、豆、罐、壶等。这些器物多是灰陶，造形别致，烧制火候高，陶质坚硬，是一些实用器皿。
上述四个时期的遗址，除少数因流水冲饰和群众挖土被破坏以外，其余保存较好。它们分别代表了昌乐县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真实状况，是研究和复原历史必
不可少的资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见证。因此，真城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各方有识之士，自觉抵制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作出贡献。
附：
几件出土文物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县文物工作发展较快文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迄今已达千余件。这些文物主要是通过发掘所得，也有部分为社会捐献。就其类型来说，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铁器、瓷器等；按用途而言有炊煮器、盛储器、明器，礼器、兵器、衡器及石刻、货币和供玩赏的艺术品；从时间上看，跨度大，早期的可上朔到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早期，晚的直至近代。由于时代不同，文物形态各异。现选择几件出土文物向读者作简单介绍：
1、齐刀币
我县齐刀币共存一百四十余枚，分别由平原乡东皋营、鄜部镇王家河洼、朱刘镇三庙、昌乐县建筑公司等单位捐献。因形式如刀，又都是齐国之物，故称齐刀币。
从面文看，这批刀币有齐之法化、齐法化、
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五种。齐即齐国，法或作宝或作吉，化即货，亦即货币。节墨即今即墨。安阳在今莒县。史称，燕将乐毅伐齐“唯莒、即墨未下”,由此看来，安阳、节墨皆齐邑，节墨之法化体型较小，刀身窄直外，其余几种，皆弧背凹刃刀身较宽，柄短而窄，柄端有环，呈精圆状，背上端有三道凸纹，刀柄的面背皆饰两道纵凸纹，除“齐法化”刀背凸缘连通刀环，余三种刀背凸缘皆不下通刀环，而中断在和刀柄的相接处。制作水平各异，有的工整，有的别致，有的较粗糙；
文字有的雄健，有的秀劲。据实测，节墨法化长15厘米，宽2.2厘米，其它刀币长都在18.5厘米左右，宽在2.6—3厘米之间。背文，
齐之法化仅见“小”字，齐法化有“I”“甘”二字，节墨之法化有“⊙"“安邦”“I”等图案字样，节墨法化和安阳之法化未见铸铭。这些背纹多取意不明，唯“安邦”二字有其特定意义。即墨，春秋时为莱国之地，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灭莱，地入于齐。节墨之法化背纹“安邦”二字，据山东省博物馆朱活
先生考证，就是具有纪念齐灵公开辟疆土安邦定国之意(见《文物》1980.2)。这是特铸的纪念币，因是纪念币，所以传世较少，比较珍贵。
我县所有齐刀币，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
2、石蛟
此文物系朱刘镇于怀兰同志捐献。据于怀兰同志反映，此蛟是抗日战争时期，其父在昌乐城给日本鬼子修炮楼时挖士所得。保存了三十多年，于一九七七年捐献给县文化馆。
石蛟为石灰岩石质。经测长48厘米，最宽处16厘米，重7.7公斤，背为椅圆形，并刻有汉隶24字，文日：大汉建安元年岁次丙子，牛文敬造石蛟一双，以避水穴异怪”。牛文何人?无考。按汉献帝第三次改元，是公元196年距今已有1788年。说文：鲛、龙之属，池鱼三千六百，鲛为首。分析当府可能有水患，
以为水穴异怪所为，故以此“为首”之物镇之。
据《昌乐县续志金石志》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城西梁家庄人梁太初，于田中掘土得一石蛟，县教育局购置民众教育馆中”,又记：“蛟为青黑色石雕成，长市尺一尺四寸五分，宽四寸六分，重市秤十五斤半。”所记颜色、重量、字铭等，与于怀兰所捐十分相似。当年存民众教育馆中的石蛟至今下落不明，而于氏石蛟恰好出自昌乐故城，照此分析，很可能与《续志》记载的是同一只，而不是一双中的另一只。
该石蛟现存县图书馆，雕工细致，遍体鳞甲饰纹，造型威武、敦厚，有一定艺术价值。
3、铜权即秤砣
朱刘镇钱家庄社员挖土所得，后征集到县文化馆。高11厘米、宽3.6—6厘米，重0.7公斤。正面由右向左竖刻两行六字，文曰：都府](此字不清),勘相同；背面竖刻一行：龙凤六年。其意是说，经过都府的校勘。证明此权与当时规定的标准相同，“龙凤”是元末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宋政权年号，龙凤六年即1361年。
观其形制与刻铭内容，起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此权并非农民政权所铸，若是起义政权所铸，就不必校勘和刻记。陕西省扶风县陈家庄曾出土一枚铜权，据扶风县文化馆罗西章等同志考证，其铸造年代当早于1328年，晚于1312年(见《文物》1977.12),我县铜权在外形上与扶风铜权一模一样。据此推断，其铸造年代应当不晚于1312年。二是说明当时红巾军农民政权很可能比较稳固，而且在社会各个方面能行使一定的权力。据《中国农民战争简史》:1357年(龙凤二年)红巾军将领毛贵，活跃在山东，在攻克一系列城镇后，在莱州(今掖县)、益都间实行屯田，直到1361年(龙凤六年)4月为部下所谋害止。照此说，朱刘钱家庄正好在这个屯田带的中心区域，铜权无疑是红巾军曾校勘并使用后留下的遗物。
总之，这枚铜权不论是作为红巾军农民革命政权的见证，或作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
民间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