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万山东人赴台
当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之时，一些山东人通过各种途径，浮海赴台。2001年3月1日，李瞻先生在为《山东人在台湾·人名录篇》所作的序文中说：
1949年，也就是在52年前，大约有30万山东人，在炮火漫天，兵荒马乱中，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到台湾。他们绝大多数是军警人员、公教人员、流亡学生与工商人士，其中除极少数工商人士拥有少量资产外，绝大多数都是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当时台湾正值战后，满目疮痍，复受大陆战乱影响，物资短缺，民生凋疲，谋生极为困难。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山东人发挥了冒险犯难，勤劳节俭，力争上游，与坚忍图成的奋斗精神，终于在台湾的各行各业中，表现杰出，在台湾成功地开辟了新的家园。
李瞻，字士毅，山东寿光人，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华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等，台湾着名新闻学家。李先生说赴台的山东人达30万之众，依据何在，不得而知。在《山东人在台湾》丛书中，我们还得到以下数据：
第一，随国民党政府机关赴台的山东人61471人。
据国民党内政部《中华民国人口报告书》统计，1948—1950年，随国民党政府机关赴台的山东人多达61471人，居各省之首。其次是江苏，58680人，再次是浙江，50249人。这些赴台的山东人中，有国民党政府官员、官兵家眷、地主商人、学生及教师等。
第二，从大陆撤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官兵5万余人。
1949年6月2日，在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的强大攻势下，困守青岛一隅的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率所部残余官兵、家眷以及国民党山东省市县政府的部分党政人员，共计122072人，仓皇撤出青岛，逃往台湾。刘安祺，字寿如，山东峄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淞沪会战、辽沈战役等，1948年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驻屯青岛。随刘安祺部赴台人员中，军队官兵112099人，官兵家眷与政府党政人员9973人。刘安祺所部官兵，两个师留在台湾，其余派往海南、广东等地，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刘安祺所部留在台湾及从海南、广东逃脱至台者约6万人，其中山东籍官兵约4万人。
此外，随国民党青年军赴台的山东籍官兵约3000余人，随国民党海军赴台的山东籍官兵约3000余人，随海军陆战队赴台的山东籍官兵约2500余人，随国民党空军赴台的山东籍官兵约1000余人，随范汉杰、李弥兵团赴台的山东籍官兵约2000余人。
根据以上统计，随国民党军队赴台的山东人总计约11万余。其中，军队官兵约5万余人；政府官员、官兵家眷、地主商人、学生及教师等61471人。
随国民党赴台的大陆人口，或云180万人左右,或曰150万人左右。山东人约占6.1%—7.3%。在大陆各省中，赴台人数最多的是福建，其次就是山东。
(二)赴台途径及赴台之初生计
除国民党军队官兵外，山东人赴台，途径不一，道路不同，兹举数例如下:
朱炎，山东安丘人，1936年生。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到处流浪。九岁那年，父亲死在逃难路上，孤儿寡母从此以乞讨为生。1948年随母逃至青岛，人昌潍地区联合中学学习，1949年6月随国民党刘安祺部逃往台湾。
王麟正，山东沾化人，1905年生。192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先后执教于德州中学、青岛中学、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惠民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三联中。抗战胜利后出任济南商业职业学校校长。1948年辞去校长职务，携家眷赴台。
宗禄堂，山东平度人，1892年生。1912年从老家去青岛，在增泰厚绸缎庄，从小伙计升至二掌柜。1916年，将三弟圭璋接到青岛杂货店学徒。1928年，又将四弟宗卿接往青岛，安排在万氏内衣厂工作。两年后，宗氏三兄弟买下青岛万氏内衣厂，改名为青岛三和棉织厂。1947年，宗氏三兄弟将青岛三和棉织厂机器设备及员工、家眷迁往台湾，次年在桃园县购地兴建六和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宗禄堂出任董事长。
孙钟琦，山东黄县人，1914年生。13岁随父至青岛，上午习商，下午自学。17岁考入哈尔滨法政大学。先后创办多家杂志及出版社。1941年在桂林完成《大风雪》。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从事文艺工作。1948年赴台。
阎若珉，山东博山县人，1907年生。1931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学系，旋即考取山东省公费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36年以小麦黑穗病菌之细胞学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随即回国，先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1946年出任山东省立农学院院长。1948年底，辗转至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1949年赴台。
诚如李瞻先生所说，绝大多数山东人赴台之初，谋生极为艰难。
在高雄小港飞机路，自西至东，有“山东村”“青岛村”“济南村”三村。
这三个村落主要由“青岛被服厂”员工迁建，也有从山东其他地区辗转迁台的人员，约3000余户，半数携家眷，半数属单身男子。由于人数众多，生活艰难，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又迁往台湾其他地区。
傅茂善曾是“青岛村”的一员，他的儿子傅承德回忆说，傅氏是山东日照人，父亲傅茂善，是一位“照顾佃农的好地主”,1947年春节前夕，与妻子逃往南京。父母告诉傅承德，逃亡之路极为艰难：
当时内陆的交通工具只有火车，由于逃难中临时买不到火车票，大伙便将绳子一根一根与枕木平行地系在火车底的轮子上，做成“吊缆”,难民们一个挨着一个躺在绳缆上，屏息跟着火车前进。
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能“搭”上火车，已是很幸运的了，搭不上的就得走路逃亡。也有的难民抢不到车底的位置，只好坐在火车顶上，但那样非常危险，因为经过山洞时，很多人都被挤掉下来，摔死了。
某日天色已暗大伙才歇下脚来，在奔波终日饥饿疲惫交迫之际，随手便舀了身旁的“溪水”升火煮饭，虽然吃饭的当儿，有人觉得味道怪怪的，但也无暇他顾，匆匆填了肚子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却发现许多难友们已横尸遍野，原来他们前夜煮米的“溪水”,竟是来自浮满了粪便舆死尸的臭水沟。
他们从南京、湖北、湖南到广西，又追随黄杰部队去了越南。1953年，再随黄杰的部队去了台湾高雄，傅茂善等30多户人家被安置在长安东路36巷一个工棚内，每户一张竹床，吃饭用的碗筷就搁在床下；每家的床与床之间，用糊上纸的竹片隔开。当地政府给每户5元新台币，此后再也不曾过问他们的生活。为了生存，男人去街头捡垃圾卖钱；女人则到市场捡菜叶，以供三餐。直到1961年，他们共同出资，拆掉工棚，建成砖房。傅茂善一家省吃俭用，1964年买了一辆三轮车，贩卖煤炭，维持生计。
台北市信义区南村里(今名景新里),是国民党政府安置迁台官兵的地方之一。这些官兵初到南村里，一家一户裹着毯子睡在兵工厂的库房里。过了一年，才在此处规划一批木梁、竹墙的简陋房舍。按照官阶划为三村：西村为清一色的军官；南村、东村为士兵，后来东村又入住了少数晚来的军官。
南村里的“四四南村”是原驻青岛的国民党军队联勤第四四兵工厂迁居地。第四四兵工厂477户员工眷属，其中90%是携带家眷的山东人。每户大约4—6坪面积的房舍，住着一二口至十几口不等的家庭，生活极为艰辛。一位叫张天智的老人回忆说：
早年是在一张木板床及一张沙发的上方，各弄个“吊床”增加睡觉的地方，女儿睡上铺，我跟太太睡下面的床；另一边则是大儿子睡上铺，小儿子睡底下的沙发，毫无隐私权可言。
“四四南村”居民除眷属外均属联勤总部员工，每月员工有薪资，眷属有米、油、盐、炭等配给，但薪资微薄，眷属配给更是显着不足。为了生存，除节流外必须开源，所以男人白天在兵工厂上班，晚上则去拉三轮车、打零工，女人则多到外头帮人洗衣、绣花、做苦工，才能维生。
这样夜以继日的付出，男的多积劳成疾，甚至英年早逝；女的多晚年病痛缠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