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启荣生平记述
作者：张行兰
一、前言
泰启荣先生为抗战期间在山东省组织民众武力从事抗日的先驱者，他由服务党团，深植基层，布置点线，发展组织於无形，至七七事变，乃发动力量组成游击部队。在全省对组军抗日工作，起了领导作用，也是日军南侵，所受到最大的民众抵抗。他在军校受训时，奠定了反共的坚定意志，在发展地方武力时，给予共党在山东发展上极大的克制，因此抗战开始不久，就被中共称为「摩擦专家」。他所率领的都是抗日反共军，始终抱着，「杀敌报国，有我无共」的决心，但每次作战都是中共军的挑衅，他从未主动攻击过中共部队，为了遵照政府共同抗日的政策，处处忍让，都是被动，所以他在与中共与中共作战中不幸殉职。
先生一生的言论行动，都是抱着为国家为本党牺牲奋鬪的决心，终於为国捐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他也留给人们一种永久敬慕的追思与怀念。他在抗战期间所领导的部队——第五纵队的官兵和机关团体、山东省建设厅及三民主义靑年团山东支团的同志，在每年八月七日殉难的这一天，都有举办追思纪念会，胜利后曾在济南创办「向村中学」作为永久纪念。三十八年大陆沉沦，其两位兄长召南和仲和先生都未曾退出，先后被中共杀害，亲属四散逃避，迄无一人能来台湾。
三十九年在台立法委员臧元骏、赵公鲁、龚舜衡、刘效义、宋宪亭、张晓古等曾联名向政府陈请，经核准入祀忠烈祠，所以每年纪念追悼，都在忠烈祠举行。六十二年为先生殉国三十周年，在台同志编印「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一种，七十年又编印「前三民主义靑年团山东支团抗战戡乱殉难烈士事蹟集」一册，以资纪念。六十八年集会时，同志提议举办纪念奬学金，乃纷纷以个人薪资所得热心捐献，计获壹百余万元，组成秦烈士启荣纪念基金管理委员会，并以其中壹百万元办理奬学金事宜，组成「财团法人秦烈士启荣纪念奬学金董事会」，以董其事。迄今已举办十三届，计受奬同学一二〇人，颁发奬学金总额计八六六、〇〇〇元，鲁靑学生多受其惠。
本年为烈士殉国五十周行，本会特以先生事蹟编印「秦启荣先生的生平记述」一册，以示永恒的追念。惟来台四十余年，资料搜集至为困难，除参照三十周年纪念册各同志所记述者外，再访问当时参与工作之来台前辈先生，如资深立委刘效义、赵公鲁，国大代表汪圣农、李振廷、张孝庆及魏校长棣九，藉其口述资料予以补充，力求眞实完整，或因访问未周，有所遗漏，亦请谅宥为感。
二、家世
先生讳启荣字向村，生於民国前九年（西元一九〇三），世居山东省邹县城里北门书院街，大门崁有欧体正楷字门对「此地在城如在野，其人为士又为农」。[1]乃半耕半读之家。祖父曾入庠为廪生，豁然大度，交游广阔，在地方有排难解纷之善举，深受鄕里父老敬重，对数学之硏究，颇有心得。在邹县书院为潘山长所赏识，关系特别良好，潘为前北洋政府时代国务总理济宁潘复先生[2]之尊翁守廉老先生，淸光緖年间进士，学识渊博，在附近各县极有文名。适有美籍传教士李佳白博士，在鲁南各县传教，声望极高，对中国文化亦有硏究兴趣，喜阅读中国诗书，曾问教於邹县书院，与秦老先生结织，双方情谊相投，乃为之讲解四书，同时亦向李博士学习数学之演算方式，老先生不谙英文，乃以甲乙丙代之，从事学术交流，相得益彰，时在淸季末叶，秦老先生有如此现代数学之思想，殊为人钦敬。老先生一生不治生产，致家道中落，先生令尊世淸公，少读诗书，务农为业，亦曾治事於县署，民国二十八年卒於费县南唐村。
先生昆仲三人，姐妹各一，长姐适本县南关仲府，夫妇早亡，生二男，长仲延錡，曾随先生抗战，任侍衞队长，胜利后在济南城防部任侦察队长，三十七年病逝。次子仲延钦任教本县岗山农中，五十五年被批鬪，服毒自杀，其后人移居城区程南村。长兄启棠字召南，民国前十八年（一八九四）生，毕业於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曾任教邹县高等小学校，后转滕县县立第一小学及师范讲习所教席，北伐后曾任高唐县公安局长及山东省反日会委员。民国十九年反日会改为山东省各界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乃改任常务委员。抗战期间经常游走各游击部队之间，大家尊称为秦大先生而不名。三十二年五月，临朐县崮东战役，为吴逆化文所俘，献於敌，羁押济南，胜利被释，经情报局安排，觐见国民政府主席蒋公，蒙当面慰勉，并赐题「一门忠烈」条幅。回鲁任山东省建设厅某火柴公司总经理，济南「正报」代理事长，向村中学董事长，经常往来济南上海洽商贸易。三十八年未及退出，仍留上海。三十九年春，前三民主义靑年团山东鲁西南区团主任商素行，奉命由台返回大陆从事敌后工作，在上海与召南先生约晤，事泄，於六月十一日被捕，解回原籍邹县，翌年四月二日被中共杀害於南门外沙河滩，遗子一女二。次兄启梅，字仲和，民前十三年（一八九九）生，亦为省立第二师范本科毕业，曾任邹县第一小学校长，邹县县党部委员，山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七七事变曾返鄕与薛玉琨瑨靑（曾在台任教职，现退休，住板桥）同组军抗日，分任司令部直属大队长职，旋以不适宜部队生活，同时转职三民主义靑年团山东支团部工作，仲和先生不久递升为第二组长，胜利后被选为山东省参议员及驻会委员，山东省民生银行筹备会监察人，大陆沦陷，全家潜往南京，有老母及子女与妹淑贞等。民国四十年六月被共党侦悉，捕获解回原籍，八月十三日在邹县被杀，遗子二、女三，现均已成家，散居各工作地区。妹淑贞，民前八年（一九〇四）生，邹县师范讲习所肄业，北伐后毕业於济南某中学，适一军官叶超，南京人，生一女，其夫作战阵亡，乃回邹县寄居於秦府，曾任教职。胜利后亦在济南工作，仲和先生被害后，随其女落籍河南。先生自幼聪颖过人，惟家贫失学，十余岁卽服役工於县城高等小学，但有志於学，自修不辍，俟其长兄师范毕业派有教职，家景逐渐好转，先生乃专心向学。
三、求学及军校时期
先生服役工於县城高级小学，专司上下课打钟工作，因而乘机旁听，努力自修，深获校长刘宪益襄禹先生赏识，准以工读生名义编班上课，同班同学在台者有刘昭赓（已故）、平安国、韩霁明三人。先生在校年龄最长，名符其实的「大学长」，但成绩亦最好，又乐於助人，为同学们尊称为「小先生」。家景较为贫困，赖其兄长薪资维持，因视兄为严父，无敢稍违，居家兄友弟恭，传统美德足矜后人。[3]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时为军阀分据时期，各地革命风气日炽，先生乃决志投考黄埔军校，从此接受中国国民党军事教育之薰陶，革命思想於焉奠定。
民国十五年冬，先生赴广州投考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适时蒋校长奉国民政府命令，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入伍生编队后，卽派往前方接替第五期防务，十六年秋举行升学考试，计录取二千七百余人，先生始正式入学，是年冬宁汉分裂，蒋总司令引退，学校将吿停顿，部分学生要求谒见陈请，蒋校长乃命同学会在杭州设招待所，聚集同学编队训练。[4]十七年一月，蒋总司令复职，三月末，亲临杭州训话，并命令调往南京本校复课，[5]山东学生在京每周均有集会，因与山东同期同学刘效义先生相识（刘先生为资深立法委员，现住台北中央新村）。承刘先生吿知，先生头角峥嵘，言行端方，学能优异，为人钦敬，在山东同学间，形成一自然领袖。民国十八年四月，先生参加毕业考试，其成绩名列前二十名最优者。五月十五日举行毕业典礼，由蒋校长亲临主持，并以「诚」字黾勉同学。[6]在工作尙未分发前，适逢总理奉安大典，「校长命令以第六期毕业同学组成护灵团，随行北上迎榇，由汤恩伯为团长、惠济为副团长」。[7]先生旋被选为宣传人员，由中央宣传部组成迎榇宣传列车大队，由该部主任秘书张廷休先生为大队长，率队沿津浦铁路先行北上，在各重要车站集合民众，讲解总理革命事蹟，及迎榇南京举行奉安大典事宜。宣传大队在滕县车站举行民众大会，由滕县县党部常务委员魏棣九先生主持（魏先生来台任职高雄工业学校及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现退休仍住工专宿舍），是时宣传大队因秦先生为山东人，以邹、滕邻县关系，特被指定为主讲人。「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载，总理灵榇专车，於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由北京前门车站启引南下，至二十八日上午三时至蚌埠，国府主席蒋中正先生及夫人在车站恭迎，谒灵行礼，随行南下，十时至浦口，国民政府委员各机关职员及军警人员，两侧肃立榇迎，哀乐齐奏，礼炮一〇一响致敬，奉移灵榇於威盛军监，缓缓渡江，江中各国舰只均下半旗鸣放礼炮，经中山码头移灵车至中央党部所布置之祭堂，由全国公祭三天，至六月一日始奉安紫金山麓中山陵」。[8]在此奉安期间宣传大队仍随行，沿途宣导民众，至大典完成后，先生始被分发至陆军大学特别党部任干事之职，先生参加总理奉安大典，认为是毕生最大的荣耀。
四、服务党团组训青年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中央候补委员兼山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张苇村先生，赴京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曾邀先生回鲁工作，担任省党部训练部组训科长，兼任省工会常务委员。不久其军校同学刘效义先生，亦由江苏调山东省党部工作，同学共事，相得益彰。翌年军校同学创立三民主义力行社於南京，选派同学回原籍发展组织，先生被派在鲁省负责。[9]二十一年底，山东省党部举行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先生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书记长，为联络军校同学及组训靑年，经刘效义先生协助，组成山东黄埔同学会、革命靑年同志会、中华复兴社、忠义救国社及山东促进社等秘密团体，拥护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准备组军抗日。先生选派优秀同志以党务或教育、警政等各种不同之工作，分赴各县深入基层，从事组织发展。据来台资深国大代表张孝庆吿知，当时各县同志的工作布置，在鲁西郓城、寿张、阳谷等县，以雷云震电霆负责；鲁西北聊城、堂邑、恩县、荏平、博平等县，以李广沐泽民、祈天良善甫等负责，以聊城师范为中心；鲁中临淄、桓台、长山、高苑、靑城等县，以李子廉、李笑文、隽宇澄、董贡儒等负责；以周村职业学校为中心：鲁北沾花、惠民、商河、济阳等县，以王麟正绂靑、冯茂斋、赵芙亭等负责；以惠民中学为中心：淄川、博山由梁汝为负责；济南由魏靖远负责，联络同志建立通讯网，调查民间枪枝，注重个人武装，俾能除奸自衞，为时数载颇收绩效，截至抗战爆发，已纳入组织者全省约有六千余人。
「九一八」后，日军在长城沿线策动侵华事件，引发战争，同时中共亦在浙、赣、湘、鄂等处发动暴乱，中央为施行安内攘外政策，不惜对日本再三忍让，以争取时间，从事抗战准备工作，遂有二十二年之「塘沽协定」。而日军侵华野心未戢，仍在各地制造事端，并设法促使华北冀、鲁、晋、察、绥五省特殊化，倡言自治，在冀东组织傀儡伪政权，要求国民党撤出河北、北平、天津之党部，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态度暧昧不明，更藉此下令停止山东党务活动。是时山东军校同学会已组成通讯处，先生乃请准以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山东通讯处名义对外活动，但仍受韩复榘之注意，并派有专人暗中监视。自西安事变，全国同胞愈趋团结，抗日气氛亦日渐高涨，据刘效义先生吿知，是时先生在山东秘密布置，以全省划分八个地区，每一区置军校毕业同学一人，负各县同志联络之责，当时登记地方武力枪枝约四万余支，同时藉军校同学高振鹏、张威两人服务津浦、胶济两铁路警务段之便，在其工会内秘密举办军事干部训练，计三期，惜刘先生因故他调而停止。考试委员王立哉先生在秦先生殉国三十周年纪念文中说：「党务工作是艰险的，尤其在那时，正是韩复榘雄霸山东不可一世之际，他那套蛮不讲理的作风，对党工人员深恶痛绝，所以处处限制，根本不让党有活动的余地。秦烈士处此情形，不惊不惶，秘密组训靑年，等到抗日战争爆发，烈士登高一呼，这批靑年发挥了庞大的力量，所以奉军事委员会扩编为别动第五纵队」。[10]王委员持论眞实，绝非誉扬之词。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於年底不战而撤出济南，政府以军法惩处。翌年春，中央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恢复各级党部，先生仍任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兼鲁中区党务指导委员。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靑年团成立，先生被派为山东支团筹备主任，十月在新泰县羊流鎭，率领靑年同志举行入团宣誓，山东支团筹备处遂吿成立，初以朱永宝任书记，时朱在后方，改由牟尙斋先生代理，不久牟奉省府派往鲁东视察，乃改任龚舜衡为书记，负责策划，初在全省选择潍县、莱阳、临沂、泰安、济宁、聊城、临淸、惠民八县设置分团。冬中央团部派吕少恒为山东支团干事兼第二组长，率中央干校毕业生王麟章、李振廷等十人来鲁工作，支团部内部组织更为健全。按中央规定支团下应先设置区团，乃就以上各县分团地区设区团，分别派主任及书记，不久中央准以区团所在县改为基本分团，由中央发给经费，亦由此向附近各县发展，不数年，全省三分之二以上县均设置分团，并在省政府设有省会分团，由张曦如、魏靖远两同志负责，各县分团亦多设置武装区队，负责除奸防谍工作。山东省训团设有团务班，调集分团干部予以训练。三十二年三月，三民主义靑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先生以军政萦身，未得前往出席，然以先生声望素孚，被选为中央干事。六月战区省府以鲁省局势危殆，奉命南迁，先生坚决留鲁，乃奉派为省府鲁南办事处主任，先生拟在昌邑、潍县一带，举行全省团务干部会议，曾向代书记宋宪亭提示会议重点，载於秦启荣烈士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㈠如何发展组织，以对抗共党组织，击溃其组织，消灭其组织。㈡如何加强宣传，使军民深深了解共党之伪装、假善、与揭穿其将来背叛中央，顚覆国家之阴谋，唤起同仇敌忾，共同奋鬪。㈢如何扩大建立各县武装区队，以地方武力对抗共党部队，协助县政推行，安定地方秩序。㈣如何加强民众服务工作，调査民隐，解除困难，安抚敌伪共党劫后之流离。最后谈到共产主义，先生曾加强语气的说：「共党是受苏俄共产主义头子孕育与扶植的，是我三民主义之死敌，如不及早予以铲除，将来必成为国家之大患，老毛子（指苏俄）助纣为虐，乃是一丘之貉，将来亦必为世界之大敌，唯我三民主义实行於全国，宏扬於世界，天下才能安定，人类才有幸福」。[11]不久先生殉难，团务干部会议之召开无法举行而吿停止。
先生器质深厚，刚毅果敢，态度和蔼，待人宽厚，具有亲和力，凡与先生晤谈者，莫不衷心钦敬。先生谈及革命理论，抗战形势则滔滔不绝，且义正辞严，若谈论个人生活细节，尤体贴入微，令人有依依不欲离去之情怀，兹将其所接见同志，自行记述之片段，节录於后：
㈠徐振溪润川（曾任县长、行政督察专员，来台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主任秘书）於民国三十一年冬，由重庆受训返鲁，在鲁南山区，於是年除夕晚晋见，先生曾谓：「中华民族基於历史文化，能忍受千百苦难，不能忍受任何屈辱，是以每遇国难，必能奋发自强，转危为安，惟日本军阀自大短视，竟尔妄举来侵，虽逞狂一时，但绝难使战争持久，故我长期抗战决策，卽是日本军阀死刑的宣布。因而在战略上，我们是以长期抗战，来对日本军阀速战速决。在政略上，我们是以空间争取时间，战争时间愈久，愈与我们有利，战争空间愈大，愈陷敌人於泥淖。至於日本军阀，企图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更见其黔驴技穷，在我中华民族大义奋战之下，是无法得逞的。所以不问革命形势如何发展，战争情况如何演变，最后胜利终属於我们，这已是注定的结果。因此在战术的运用上，我们是以不断的个别小胜，积成整体的大胜，以大胜来保障小胜的不断获得，直到全胜时机的到来，最后一个全面的胜利，则所有国耻尽雪，我中华民族不仅从此建立富强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并可进而成为实现世界和平的主力。基此认识与信心，我们在抗战过程之中，故能愈艰难愈奋鬪，愈苦战愈坚强，大我的生存必争，小我的生死莫论，这也就是我中华儿女的大义所在，而日本军阀忽视此点，故其必败之局，已经注定，是无法挽救的」。先生又谓：「与日敌战易，与共党战难，因此对民众与部队，必须加强政治与思想训练，使之有共同的认识与共同的信仰，盖有共信才生互信，有了互信才能巩固团结，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全国军民有此认识，有此决心，才能有最后胜利，复员建设长治久安，……因此在对日抗战中，必须严防共党叛乱阴谋之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又谓：「民众与靑年为我长期抗战之两大支柱，因为民众的力量无限，靑年的火力无穷，因此对民众对靑年要作有组织的领导，有计画的训练，则长期抗战的力量，才能延续无穷，尤其共党叛乱的本钱，卽是以民众与靑年为对象，所以我们只要把民众与靑年领导起来，旣可充实健全我们的抗战力量。又可防止共党叛乱力量的发展与扩大，若是忽略此点，为共所逞，抗战前途必有莫大隐忧。一[12]
㈡宋宪亭先生（资深立法委员在台逝世）时任靑年团山东支团部组长、代书记，追随先生亲聆训诲多年，节录其纪念文如后：
先生训练党团员谓：「党团员要奉行主义，力行革命，党团员穿上军装就是党军，党军以忠党爱国为天职，忠党要反共，爱国要杀敌。」对军校毕业生讲：「军校毕业生，是受过革命教育的，要对主义负责，以实现总理创校革命之大志，要对黄埔负责，以答谢校长培育之恩德，作战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抗战初期对同志提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共产主义是祸国主义，中共军是祸国殃民之乱源，表面上谎言『服从中央共赴国难』，其目的乃是假抗战之名，行夺权之实，并提出不抗战无以救国，不剿共无以抗战。」对干部训练班讲：「中共八路绝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土匪流宼，而是有主义、有组织、有野心、有计画且有苏俄为其褓姆后台之叛乱集团，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国贼。欲救国非除此国贼不可，若存姑息，则会养痈遗患，将来成国家之大祸，天下无宁日矣。」三十年先生赴渝述职曾向中央建议谓：「就整个局势观察，山东的地位太重要了，敌人固然拼命夺取山东，中共亦不惜任何牺牲经营山东，我们中央力量如在山东失败，华北就无法换救，因此我们应该以全力巩固山东，支援山东。」在总理纪念周曾痛斥在阵前降敌之军校人员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乃总理黄埔建校之革命精神，违此精神者乃军校之耻辱，校长之叛徒，主义之罪人。」又说：「那些降敌投共的高级将领，在校妄带黄埔校徽肩章，毕业时妄带着『成功成仁』之佩剑，做了将领又妄穿着国军将官军服，平时耀武扬威，临阵偸生怕死，眞是无耻之徒。」又说：「做了国家大官，吃着老百姓的血汗，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为领袖，到了大敌当前，不成功便成仁的时候，就该痛痛快快的死去。不辱国家民族，不辱主义领袖，才是军人本色，黄埔精神。」先生为某纵队司令被俘曾召开大会训话，极为愤怒的说：「做将领的要有威武不屈、穷困不移的大无畏精神，绝不可因受生命威胁而屈，绝不可因受艰难穷困而变节。」讲至沉痛时，言语几等誓词：「我姓秦的绝不会作这样的败类，（指被俘司令）绝不辜负我校长的期望，绝不辜负党国对我的栽培，诸位同志可拭目以待之。我将来无论遇到任何艰险，绝不愧为你们的长官（指建设厅同仁），绝不愧为你们的司令（指部队官兵），绝不愧为你们的主任（指支团部同志）。其以身许国，以生命献党，矢志实践黄埔精神，成功成仁之英风豪气，听者无不感动流泪。」[13]
㈢李佛舟先生（来台任台湾省国校教师硏习会组长，现退休住板桥市）於三十二年春在鲁南山区崮东晋见先生，曾为文称：「先生对上忠心服从，对下威而不猛，事无巨细虑而后行，有计画有目的，不作虚伪宣传，对人无分远近，至诚相待，不以感情为依据，而以知能为原则。日常生活节易朴质，平时修养省察躬行。对靑年热心指导，无微不至，对友军联络团结，无时或懈，是下级的好长官，是靑年的好榜样。接见时先生衣着质朴，笑容可掬，无官僚习气，无矜持姿态，见后吿退，坚留续座，斯时面对和蔼可亲的长者，如春风化雨，解除年龄、官阶、生疏、隔阂各种精神上的束缚，纵谈国际现势，国家政策，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大小事态，生活细节，无所不谈，及至谈到抗战前途，则以任劳任怨，无虑无惧，以身许国，死而后已为勉。」[14]
五、组军抗战
七七抗战开始，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境内组军抗日者，嫉恶极深，先生在济南的行动。受其监视尤严，是时已奉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委以鲁北游击司令，乃令各县同志秘密动发，严加防范。先生为避免受韩之控制，亲率刘振武、李紫辰同志骑脚踏车赴鲁北各县巡视，在惠民晤王麟正绂靑（沾化人，任教惠民中学，来台执教台中市二中，退休赴美）经介刘景良（临朐人）、高鹤轩、赵芙亭（济阳人）、张尙武（乐陵人）等，当委以大队长名义，时刘景良在惠民淸鄕总指挥赵明远部任职，为人豪爽侠义，颇有胆识，为使其便於号召，改派为第一梯队司令，不久中央为扩大范围，改先生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因而将第一梯队改为第一游击区司令，以便联系鲁北各县同志，时黄河北岸已大半沦陷，可自由发展。十月中旬，先生东去临淄与李子廉、李笑文等会晤，有军校同学王尙志（昌邑人），在临淄举义帜号召抗日，乃委以第二游击区司令，李笑文副之。十一月，先生改道滋阳、济宁转寿张、阳谷北上，会梁山小学校长雷云震（资深国代），知韩复榘阴使干探在梁山狙击，幸未遇，先生乃折返，设司令部於滋阳，四方来会者日众。如李南山（蓬莱人）施教博山，因号召民众组军抗日事泄，为博山县长王荫桂奉韩主席指示执而杀之，此为鲁省游击队因抗战而牺牲为最先者。又有韩长富同志在招远任鄕校校长，为发动民众抗日，曾邀约招远、莱阳、栖霞、黄县等同志集会策画，栖霞民众教育馆长李志方同志会后返县，不幸为该县朱县长侦悉，亦奉命予以杀害。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陷落，韩复榘部队西撤，敌情日急，先生军务益繁，急於请命上级，乃偕同李紫辰道经邹、滕去徐州，谒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因非战区直属部队系统，仅予以少数弹药服装支援。时韩复榘因自行撤退，政府将其扣押审讯，消息传出，先生乃急於返防。不意在徐州车站与赵雪峯同志邂逅，乃邀约一同回鲁，赵先生曾为文记述曰：「余於二十七年元旦由江苏南通过徐回鲁，遇先生，知我欲返鲁，乃戏谓之曰，不怕死随我回山东打游击，我已组成游击部队，现在政府已经没有了，让我们来收拾旧河山吧！其乐观风趣，令人不禁有前途光明，心情轻松之感，乃允其约。正准备启程时，有刘镜洲同志来访，刘为山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副处长，请先生派员前往协助工作，当时无人可派，乃推介我前往。」[15]
二十七年元旦司令部移曲阜，敌寇南侵已陷大汶口，先生自徐州携带弹药服装返回，移司令部於邹县香城，率部来归者有邹县刘昭汉、李庆爵；泗水李延寿、于惠民；滕县刘瑞麟、周天合等，都二千余，先生部勒之，说以礼节，教以战阵，卽成节制之师。邹县之敌曾大举来犯，自晨战至中午，颇有伤亡，乃退至滕县项庄，适旧历除夕，鄕人争以酒肉飨之，自组军以来与敌对阵自此为始。时鲁局混乱，军政解体，先生为救国保民之务，必先乐其居，安其生，山东幅员之广，非偏处一隅所能顾及，亦非军事所能治者，且四方来归者日众。旋又奉命改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如此卽无任何地区之限制也。当时所部以梯队番号排列及其驻地，如刘景良第一游击区司令兼第一梯队，驻惠民鲁北一带；王尙志第二游击区司令，驻临淄及昌潍一带；刘昭汉为第二梯队司令（后改为李庆爵）驻邹县；于惠民为第三梯队司令驻泗水；黄庸夫为第四梯队司令驻郓城一带；鲍峄山为第五梯队司令驻泰安；谭菊亭为第六梯队司令驻临朐；李延寿为第七梯队司令驻泗水、曲阜之间；董永和为第八梯队司令驻新泰；谭远村为第九梯队司令驻莱芜，各授以杀敌之策，且示以治民之道，使其奠立政治基础，而谋军政之配合，盖先生之奉命策划地方行政，而鲁省主席沈鸿烈已设省政府於曹县，将谋行政之恢复焉。别动总队部为加强游击部队之训练，派军事干部训练班之鲁籍毕业学员高庸夫、冯火川等十六人来部，均派往各梯队协助工作。
三月，司令部由滕县移於敌后邹县之张庄，韩复榘旧部孙占魁子元率人枪二千余来归，编为警衞梯队，声势益壮，时两下店之敌南侵，川军邓锡侯部御敌滕县，相持时日，在激战中师长王铭章不幸殉职，军溃城陷，华北之敌悉数南来，后方空虚，先生乃令所属分向泗水、曲阜、邹县之敌袭击，冀分其力，以配合我主力战场，并亲率警衞梯队进至岗山，距邹城仅数里，以炮击之，敌未敢动，攻泗、曲之师皆薄於城下击之。
小雪之役，敌酋田岛少将由曲阜乘汽车二，载军器赴邹县，道出小雪村，为先生侦知，派曲阜大队长李泰珍设伏兵於村寺之阁楼上，车经其下，以手榴弹击之，前车覆后车不得进，再击之，田岛及其从者二人皆毙焉，获战刀、手表、金佛、手枪、照像机等，此乃军兴以来毙敌之官佐最高者，将战利品呈报战区长官部，经渝、汉各报刊载，先生抗日声誉自此更隆矣。为恐邹县之敌出击，乃移驻邹县田黄鎭。
田黄位於邹邑东部，连接费、蒙，北临曲、泗，西控邹、滋，南联滕、峄，居众山之间，乃鲁南锁钥，津浦路东之重鎭也。先生鎭其地，树军政之基，修战备（南起滕县，北临莱芜，而淄博，防地连接，声气相通，以加强部队之训练）、饬军律（组织执法队，侦缉军士之不法，曾有泗水秦兆荣部行为不法，解其武装，绳之以法）、裕财用（召开鄕鎭长会议统筹军需，没收汉奸财产，严令制止增加民众负担）、兴教育（举办民众学校及保甲训练，教战士识字等）始逾月而民安其居。
莱芜县鹿鸣山之役，共党藉抗日之名，行夺权之实，倡言共赴国难，发布宣言「拥护三民主义，取消赤化运动及苏维埃政府，改红军为国军，受辖於军事委员会。」[16]但处处偸袭国军，自组地方政府。山东共党份子在泰安天保寨一带时有活动，抗战后，由陕北延安派来干部洪涛、廖容标等七人，在泰安徂徕山地区，以抗日相号召，地方人士激於同仇敌忾之心，往附之徒益众，时有共党萧劲光、栗裕等曾率少数干部由泰安过境，在宫里企图裹胁我鲍峄山部，曾激战竟夜，未果南去，洪涛等组军心切，受其影响，竟偸袭莱芜县城，兼县长谭远村未及备，而被执，共党收其武器，占据县城，逼交印信，该部乃请援於先生。先生以共党滋蔓，后将难图，且顾及游击队兼倂之风日涨，影响抗战力量之消失，乃亲率警衞梯队北上，道经泗水、曲阜、泰安、并檄鲍峄山、董永和部会之，众约万余。四月初抵莱境，地方人士设法疏解，迄无解决之道，遂於二十二日拂晓战於莱芜城北鹿鸣山下，大破之。洪涛负伤，旋死。左右咸谓尽歼之，先生曰，多为裹胁之众，不忍过事杀伤，以损国本。嗣有其卵翼下之抗敌协会首领范铭枢等，出面调停，始将县长谭远村释回。
先生居莱芜，见其物产丰富，地势险要，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民众文化水准之高，人士思想之杂，尤为政治鬪争之要区；适値徐州失守，战事延长，乃决意经营之，并设靑年干部训练班，扩召各县靑年，予以政治训练，导正其思想，施以军事训练，统一其步法，计举办三期，受训者千余人，收效极宏，各县靑年不为敌伪异党所煽动者，是班之力也。各游击部队设有干部训练班者，亦以此为滥觞焉。是时先生声势日大，博山吴鼎章、翟汝监，淄川翟超、李国麟，章邱高松坡，蒙阴唐季屛，滕县褚汉峰、杜光典，沂水田正中，益都王葆团等皆率部相继来归，依次编列梯队名义者五十余，众至约二十万，东由胶济路，南至津浦路滕县，沿线均为「荣」字臂章之游击部队，先生俨然为海岱间之长城矣。
石友三以第十军团名义率六十九军奉命来鲁，划陇海路北，津浦路东，胶济路南为第四游击区，军政统归其指挥，石附敌而反正，内部罗致共党干部张友渔（曾任中共天津市副市长）、刘达人等主其谋，独断专行，委派县长，征收钱粮，收编游击部队，对国民党部队多所谗陷，并予以凌迫及打压情事，先生适奉山东省政府派为第十二区行政特派员兼区保安司令，而石友三竟派部队强纳抗协份子梁竹航为莱芜县长，先生恐抗争引发地方不安，乃移驻新泰羊流鎭避之，行前曾发表吿莱芜民众书，历述对莱芜爱护之意及期望之殷，并吿以将来之危机，有识之士聚而从者数十百人。军委会别动总队部为加强战地联络，派李参谋士英（湖北人）、周参谋友端（忘记其籍贯）、电台台长李方泌（四川人）及服务员二名，携电台随先生之副司令朱永宝（珍三），由汉口来鲁，在徐州与滕县魏棣九先生会晤，魏以县城沦陷撤退至徐，朱副司令因事不克返鲁，乃嘱请魏先生负责带领渠等及电台回司令部，当以梁宝珪为响导，经昭阳湖西至滕县境，乘暗夜在界河附近穿越铁路，安全至张庄，但司令部已移往莱芜，时在二十七年五月间也。敌后游击区交通殊感困难，为转达命令，传递消息，无线电台实为最捷便之通讯工具，惟技术人员殊为缺乏，先生乃命交通处汪处长圣农设班专训是项人才，由李台长方泌负责专业训练，计举办三期，受训学员约一五〇余人，因此省政府及附属机关部队团体之电务人员，多为该班训练之专业人员任之。嗣后李台长调章邱十八梯队任训练班教育长，三十年改任第四纵队十一支队支队附兼大队长，三十二年春，在昌邑范家集战役，增援友军，不幸为敌重炮击中，血肉横飞，壮烈牺牲。[17]八月，别动总队部中校队长聂英（江西人）、萧涛（湖南人）亦奉命来鲁工作，（聂、萧两人曾在总队部开封军事干部训练班任队长，本部参谋高庸夫、张行兰均为该班受训学员）经分派第一、二游击区任参谋主任，专负训练之责，聂英於三十一年四月在惠民与敌遭遇，激战中殉职。[18]萧涛则阵亡於邹平。
龙庭会议，於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新泰龙庭召开，为石友三受共党份子张友渔之煽惑，想囊括鲁南山区抗日武力，协助共军发展，建立鲁南根据地，并在沂水岸堤设抗日大学分校，蛊惑靑年，挑拨离间，收编地方部队，乃促使石召开军事会议，以石制秦，与会各部队代表百余人，当其报请军事委员会时，先生卽奉委员长电令代表参加。先生到会时随从侍衞二十余人，所骑马匹，且半数为日军高大战马（为峄县梁继璐俘获致赠），声势煊赫，与会人员热烈欢迎，开幕时先生宣读委员长训示，并发表个人演讲，略谓㈠山东沦陷，民众盼望国军拯救，如大旱之望云霓，六十九军来鲁，大家极为欢迎。㈡抗战是复兴民族大业，责任艰钜，大家应共体时艰，努力以赴，日寇入侵，到处烧杀掳掠，和共党在赣南行径一样，绝不见容於国人。㈢长期抗战，国人应坚苦卓绝，在三民主义号召与蒋委员长领导下，统一命令，统一行动，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先生义正辞严，听者莫不动容，共党分化阴谋无法得逞。石见会议失败，会后假以军事行动难之，令先生围攻新泰之敌，新泰城小而坚，以炮火不足，屡攻不下。先生为予敌人以重创，乘靑纱帐期，特派警衞梯队孙占魁袭济南，迫至近郊；第五梯队鲍峄山袭大汶口铁桥，第七梯队李延寿袭泗水，先生亲率第二梯队李庆爵部袭曲阜，先遣人持械入，夜袭东门，守门人为潜入者击毙，入城围攻敌营，敌未敢动，拂晓乃退出。大汶口铁桥敌置有重兵及钢甲车驻守，游击部队无法进攻，先生以参谋处长刘紫剑与交通处长汪圣农（来台刘以中将退役，汪为资深国大代表）携黄色炸药，配以鲍部万金山大队，乘夜前往，先派队长陈克广率队沿汶河前进，在五公里处，炸毁云亭山涵洞，继而佯攻，诱敌追击，另派敢死队，在大桥两端守候截击，汪处长亲率工兵及炸药五箱，置於桥南端河水深处之桥柱下，引燃爆发，桥柱全毁，铁桥两孔落水，敌人调钢甲车猛烈射击，我队任务完成，安全撤退，津浦铁路交通因而停顿甚久。是役敌人大惧，石亦知先生兵力之强矣。是冬，泰、新之敌出击，夹攻羊流鎭，先生退出，设伏兵雁门关击之，羊流失而复得，敌受创，续增援军，先生乃移驻新甫山东麓，莱芜县之双龙峪。
二十八年春，石友三奉调察哈尔，率部北去，山东划归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率部入鲁，沈主席亦南来，驻节蒙阴县之鲁村，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时先生已被任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身兼党政军重职，会中凡军政要案，无不商先生而决者，共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后任中共政权国办主任职）亦出席会议，与先生意见每相左，人益知先生与共党不两立也。时省政府已迁移沂水之东里店，先生司令部与靑年团支团部及特派员公署仍设双龙峪。前第四梯队司令黄庸夫，转职中央军校西安分校，奉命来鲁招生，翌年改由总队长周葆黎负责，均请先生协助，办理第十六、十七期，共招生约三千余人，均系先生负责设法护送南去。
所谓「太河事件」，乃原第二游击区王尙志部之第三大队长李人凤，系临淄人，本为共党自首份子，假第二游击区名义组军，后受共党份子诱惑率部叛变。王部奉命调博山太河点阅，适李人凤之一连，保护共党干部五十余人，赴沂水岸堤共党之抗大分校受训，途经太河，未察何部驻防此地，乃强行通过，发生误会，后知悉李人凤部，仇雠相遇，为惩治叛逆，则包围解决之。余者予以扣押，其中有共党高干鲍辉与邓广鎭夫妇，由其身上搜出绢紬报吿一件，详述在山东组军发展情形及策动临淄李部之成功，其处心积虑与第五纵队为敌者，昭然若揭。事后第二游击区移防临朐，共军集结兵力向其追击。先生据报，赶赴临朐了解情况，并召开军事会议布署应对，共军张经武以代表身分在东里店省府大肆咆哮，中共中央亦宣传为「太河惨案」争取舆论，称先生为「摩擦专家」，省府部分不明眞像者，对先生亦有责难之词，时中央党务特派员裴鸣宇先生，在东里店仗义执言，谓「太河事件为国民党对共产党问题，党内同志不能随声附和为共党张目。」[19]沈主席为避免事件扩大，派新四师吴化文驻防两部之间，从中间隔免再起冲突，并指派省府参议郭金南，组调查团实地调查眞相，再予处理，先生将情形转报中央，军事委员会电令嘉奬，誉为「能战敢为」，发给奬金两万元。
是年夏，日寇调集津浦、胶济两路沿线之敌及各县兵力，以包围形势大举进犯鲁南战区与省府，东里店惨遭轰炸，整个山区动荡，新泰、莱芜敌伪向双龙峪进袭，先生勒兵还击，为减少伤亡，移转淄、莱、章边境之李家庄，以期脱离敌伪包围圈，适共军四支队廖容标（后任中共政权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驻守雪野，壤地相接，岗哨探员时被戕杀，乃战於上流庄，击退之，再战雪野，其援军杨国夫（后任中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部三千余赶至，我反受其围，时先生病足，舆之行，恐受其害，乃北出锦阳关，东走淄川，过胶济路淄博支线，东去博山太河，此时日军已占太河，隔河相持不得进，再折返铁路支线以西，为敌追击於石门山口，伤亡数十人，暂驻山王庄、翟祘峪一带，情况至为艰困，为缩减目标，分设行署疏散人员，并重新布署。时沈主席退出东里店北来鲁村，召集省府散失人员，并电召前往会商，先生乃调章邱高松坡、淄川翟超夹击西面共军；南调沂水田正中、博山翟汝监率部北来，先生领军南下，夹淄河与共军战，淄河水暴涨，共军死伤尤重，相持时日，共军不支而退，先生引军东去会主席於蒙阴，驻军贾庄，再严整部卒，休养充实，期与敌伪共军再战。
二十九年春，鲁苏战区于总司令整编游击部队，先生自抗战初期发动民众组军抗日，多系自携武器而成军者，受地方区域性所限，无法集中受编，且如第一游击区刘景良，业经省主席委以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部队改编为保安团队或随县长编为县级保安队长，先生自其警衞梯队北调后，卽以驻在地之部队负责守衞司令部，因而参谋人员屡有建议，精选部卒编组中心武力，先生均以为不可，而未能成。现奉命改编，卽以随同北来之邹县第二梯队一部，与第二十一梯队田正中部合倂编为第七支队，先生自兼支队长，杨锡九编为第八支队长（原第六梯队谭菊亭部由杨代领）、翟超编为第九支队长（原第十七梯队），合编为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先生为纵队司令。第二游击区系受纵队人数限制，则另编为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由王尙志为纵队司令，尔后该部副司令兼支队长王豫民，被省府委为行政督察专员，亦有部队随之改编为保安团队。未几共军围攻淄川田庄，翟超不幸死焉，共军焚其尸，部队愤而投降日军。共党又阴使人刺杀田正中於蒙阴鵰崖，两人皆为果毅有为，意志坚定，不为敌挠，不为共党所屈之忠贞同志，先生极为悲愤，亦知共患益深，非严予制裁不为功。是秋，山东共军首领徐向前（为共军元帅之一）在莱芜集结兵力，进攻省政府所在地鲁村。[20]新四师吴化文部与战於王家石沟，不胜，共军於八月十四日进占鲁村，搜括食粮，强夺财物，博山之敌出击，十八日陷鲁村，徐部撤出，二十二日敌退共军复据之，二十五日撤离时与先生遭遇於大黄庄东山，先生袒臂率众冲杀，全军尽袒，自晨战至酉时，始将其击退，时秋阳尙烈，先生臂尽赤，经月方癒。
三十年元旦，司令部驻沂水北部沂河头村，先生检阅部卒，曾发吿官兵书，内有：「本军成长於困难之中，我官兵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棺，而甘之如饴，安之如素。」等语令人闻之泣然，已道尽三年来的坚苦困境，而环境日蹙，共党在战区与省府不协调配合之下，逐渐发展而扩大，诚为识者忧。是秋，先生奉命赴渝述职，乃将司令部移於临朐之于家庄，命支队长杨锡九代其职。时屡与共军战，大队长张子忠不幸死焉。共军山东首领徐向前复率部与鲁苏战区战於沂水桃花坪及大崮山等处。向者咸以共党与先生为私仇，至此始悟其非，实则国家民族之公敌也。
先生赴渝途经西安与胡长官宗南晤谈，陈述敌后情形，深获赞许，并允予支援，至渝谒委员长蒋公，报吿敌后山东工作实际情况，蒙当面嘉勉，赐给枪枝月发补助费贰万元，部队交军政部妥为编制，先生访晤军委会组长项传远先生及第四厅厅长，并奉准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曾留任辅导员，并於巴蜀大饭店宴请旅渝同鄕数百人，报吿山东抗战情势，共军之发展与企图，陈述共军搜缴民枪袭击抗日部队之劣行，说明我鲁省水旱灾之实况，同时并参与鲁灾筹赈会募款事宜；赴靑年团中央团部见组织处康泽处长，报吿山东团务之发展；专诚拜谒党国元老丁惟汾先生，报吿家鄕实际情况，先生曾两次与军校同期同学唐纵乃建先生晤谈，时唐先生任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兹节录唐先生纪念文曰：「向村与我黄埔同学，相许为国，每聚首深谈，共期奋发，肝胆相照，三十年由山东战区间关到渝，委员长命我和他多次长谈，得知鲁苏战区一些实况，和他的艰危处境，他说『日寇凶焰虽然炽烈，但究其极限，只能攻占城市据点，而战线拉得愈长，时间拖得愈久，则敌人终必会有支持不下去的一天，故将来问题不在日本军阀，而在共党内奸，破坏农村经济，裹胁农民羣众，必将为噬脐之患。』他又说：『我们山东在北伐之后，直到抗战开始，一直还是在旧军阀的统治之下，三民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在那里的号召仍然很微弱，我是一个黄埔精神熔铸出来的革命军人，更是受领袖知遇和中央拔擢派回家鄕的领导干部，不管前途怎样艰难，我一定要坚持到我的生命力所能支持的最后一秒钟。或许有一天，我会倒下去，但一定要倒在山东的土地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情感肫挚，态度从容，想不到仅仅在两年之后他就实践了自己的誓言。」[21]先生在渝时曾将三民主义靑年团山东支团驻渝办事处改组，以陈惠五同志为主任，洽商一切有关事务。
三十一年春，先生返鲁，沈主席於去冬赴渝述职，并辞主席职，省政府於一月改组，由战区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先生仍任原职，但山东局势益形恶化，敌人施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封锁山区物资，定期出击，一年之间历经大小数十战，尤以单崮之役，先生仅以身免，衞士死数人，僚佐被俘者十余人，阵亡近二十人，每战先生必身先士卒，规冒石矢，左右劝之不听，令人为之忧，而先生仍志坚气盛，屡战不懈，遂令所属乘机毁敌交通，三月之内使津浦、胶济两路不通车数次，利用其由渝携回爆破器材，炸毁机车十余，车辆数十，敌人声势为之挫。
三十二年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对战区不满，有叛意，初，先生获吴通敌函，劝之不听，及叛，仇先生尤深，於山区崮东之役捕先生之兄召南送之敌，覊押於济南监狱，为时两年，至日寇投降始获释放。是岁鲁南大饥，饥莩载道，国军尙得饱食，游击部队多采树叶草根食之。先生旣感处境之艰，复惩於游击首领之拥兵自私，乃自请辞去军职，将所部交参谋长赵执吾统之，改编为直属第一支队，旋改编为保安第三十八旅，赵受命为旅长，卽严纪律，勤训练，曾七日无粮，杀马果腹，士卒无敢扰民者。六月战区受敌伪与共军之夹击，实无力支撑，奉命迁阜阳，省政府随之，先生决意留鲁，牟主席予以省府鲁南办事处主任名义统之。仍驻节莒县之王家沟，时莒、沂、蒙等县地区均为共军所据，且对鲁南山区仅存之抗日反共部队，追击消灭而后快。经王家沟战后转移北辉渠，为共军偸袭，先生不幸殉职（详情见本文第七节），三十八旅亦伤亡甚重，仅余千五百余人，由安邱而昌乐，后转移至潍河以东高密之大陈庄，乃整补训练，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深获当地居民之爱戴。
大陈庄位於胶济铁路岞山、丈岭两站间南约二十公里，为一平原地带，四面日伪军环伺，民众饱受荼毒，苦不堪言，今政府部队进驻，箪食壶浆，极表欢迎，赵旅长治军谨严，为人宽厚，军民合作无间，士气民心大振，有志靑年相率参加，部队力量为之扩充。是年冬，有共谍向敌伪提供消息，并从中煽动，日军乃集结靑岛、潍县、张店日军两千余及各地伪军共约八千余人，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向大陈庄三十八旅驻地夹攻，赵旅长早获情报，曾忖度情势，如敌犯我移，有负地方民众之殷望，决以必死之心与敌人决战，以报先司令秦公之知遇，乃决定据庄固守，布署三营及特务营守村，一、二营在外围策应，同时对部属训示，略谓：「先司令向公殉国，我们未能杀敌解围，今大敌当前，应继承遗志，抱必死决心与敌人拼战，我们是秦先生的部属，中央的部队，这正是报国仇、雪家恨的大好时机，我们不死守，上无以对先司令，下无以慰士兵，亦无颜见民众父老也。」语毕率部奋勇迎战，自晨至午，敌人曾三次猛烈攻击，均被击退，双方伤亡甚重，下午三时敌增调炮兵，占据庄西高地，将南门围墙击陷，集中火力攻入庄内，发生激烈巷战，一、二营在外围屡次受阻，无法及时增援，苦战至五时许，已近黄昏，赵旅长在庄西北角，藉独立屋掩护攻上围墙时，不幸身受重伤，环视左右仅有侍衞一人，此时敌人已攻占全村，举火烧杀，弹尽援绝，已知不可为，乃举枪自戕殉职，死於围墙下沟濠中，尙作高举右手状。是役仅有营长翟松如（易名醒宇，来台退役经商）率少数部队突围脱险，敌退，淸理战场，我阵亡官兵百余人，鄕民父老自动捐献棺木协助殡葬，其悲痛哭泣，久久不止，携香纸祭奠者，数日不绝，部队集结后，移驻昌邑第四纵队防区，司令王尙志原为先生旧属，对此仅存之部队优予收容，仍予独立支队名义保持原建制。胜利后，归由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张天佐指挥，编入自衞总队第一团战鬪序列，驻守潍县外围寒亭。
三十七年三月，共军先以第十三纵队及胶东军区兵力万余人，进犯八区专署防地，展开昌潍战役序幕，寒亭首当其冲，自八日起苦战月余，曾数度出击，敌我伤亡均重，共军复增调七、九纵队及鲁中、渤海等军区兵力约十万之众，大举进攻，我军除八区部队外，另有国军四十五师师部及所属二一二旅，协同作战，双方激战甚烈，四月三日寒亭驻军，乘我空军临空助战之际，派队出击，毙共军约三百余人，双方相持继续战鬪。四月二十四日共军攻陷潍县西城，二十七日集中兵力再攻占东城，专员张天佐、副司令张髯农自戕殉国。寒亭同时陷落，驻守团长孙玉田被俘，不屈成仁，全军覆没。回忆先生自七七事变组军抗日，在鲁南山区转战十余县，与敌伪及共军作战不下百次，殉国后，硕果仅存之一点革命武力，竟於胜利后与共军在潍县寒亭一役，作殊死战中牺牲殆尽，吾等追随数年，迄今望空怀想，能不令人怆然慨叹！
六、推展战地政治工作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山东省政府沈主席鸿烈委先生为山东省第十二区特派员兼区保安司令，辖邹、滕、曲、泗、泰、新、莱、淄、博、益、临等十一县，六月七日先生就职於莱芜县城，当时各县县长有战前原任及新委派者，据记忆为邹县王克矫，滕县周同，曲阜魏棣九，泗水魏骥，泰安鲍峄山，新泰董永和，莱芜谭远村，淄川郭正纯，博山翟纪平，益都王葆团，临朐盛伟航，各县均有先生之游击部队支援，县政推行尙称顺利。而石友三驻军沂蒙边区，受其政治部主任共党份子张友渔之挑拨煽惑，竟派旅长辛化龙率部强纳中共抗协份子梁竹航为莱芜县长（闻已强派刘达人为沂水县长），先生恐地方麋烂及军事系统紊乱，乃移驻新泰县羊流店设署办公，并转报省府及中央，为使沈主席明了当地实际情形，派公署主任秘书龚舜衡以视察第一游击区名义，赴鲁北向主席报吿，请其南来主持大局，时沈主席尙在鲁西北巡视，未能获见，留秘书邢芸芙於惠民相机报吿：时省政府已派刘慕琨（湖北人）为十二区保安副司令，先生选派赵公鲁、范贯三、孙君野为特派员公署第一、二、三科长，当卽展开地方行政工作，推行保甲制度，重整地方基层组织；并在泗水边区设置临时中学（不记其地名），由刘维诰醒华（来台为资深国大代表）为校长，收容沦陷区失学靑年，施以抗战教育，又在各县重要地区设立货物检查站，防止物资流向城市资敌。为求军政配合，对当地驻军，仍须加强联系，先生特派赵科长公鲁偕随员持函向第十军团表示欢迎之意，洽谈有关协调事宜，相机说明政府立场，蒙石军团长友三接见，石为人豪爽，颇具江湖气槪，双方相谈甚欢，当卽陈述抗战期间军政合作之重要性，军方须尊重地方政府，提高其行政权力，协助推行政令，政府亦应发动民众帮助军队，以增强战鬪力量，双方相互支援，合作无间，始能发挥抗战建国之功能。此次军团长奉命率大军入鲁，万民欢欣，企盼尤殷，惟沿途张贴布吿征兵征粮之事，引起民众恐惧，亦侵犯地方政府权限，且违背中央规定，殊有失国军体制，石佯称不知其事，谓系政治部张部长所为，实害我为不义，自愿收回成命，并请赵科长与张部长面谈，张部长友渔为燕京大学教授，共党之高级干部，自上午谈至中午，应参谋长午餐，下午仍继续对谈，彼始终以其共党偏激理论为主题，赵科长据理力争，义正辞严，最后吿以目前国共两党，为抗战而共同努力，石军团为正式国军，如此违背国家政策，若受到政府惩处，其受害者为石本人，为其将来前途及你们今后工作环境计，实有审愼考虑之必要，至此张始认错，为一时失察，愿遵命收回，当以石之名义函覆秦特派员，表示歉意，赵科长接受石友三之晚宴招待，并留宿一宵始返，此乃一次成功的交涉。
二十八年一月，石友三北调，于学忠率军入鲁，沈主席亦由鲁北南来沂蒙山区，在沂水刘家上庄举行军政会议，于总司令亦出席，据前民政厅长刘道元先生为文记述：「沈主席计画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使于部国军和省府在精神与行动上结为一体，藉以增强号召力量，培植长期抗战基础，并以第三区和第十二区军政的整理，以为全省各区之表率。……会后布局，首先报请中央，委于学忠为山东省政府委员，于未拒绝，但亦未接受。」[22]沈主席於会后移驻蒙阴鲁村，时货币短缺，公私交困，乃责成财政厅筹划民生银行复业，增发钞券以应急需，适财政厅长王向荣正在鲁北，经电荐借调十二区科长赵公鲁（前财政厅资深主任）就近先期筹划，先生奉电偕同赵科长晋见主席，并报吿十二区槪况，主席对先生组军抗战，英勇奋发爱国爱党之忠诚，备极称赞，并另邀时晤谈。翌日访晤随主席南来之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绍周，承其邀宴，曾检阅其部队，并予讲话，双方约定联防互助，交换情报，要求先生派员协助其政战工作，曾选介王善章、王建（中央干校毕业生）前往工作。下午再谒主席，讨论民间武力之处理问题，主席以地方民众武力，良莠不齐，影响统驭指挥，应予整编纳入正轨，若无标准，宽严难得适中，否则任其自由发展，又虑其自生自灭，显非治政之道，倘为共党或敌伪所运用，岂不成助纣为暴了？现政府正策划整编方案。先生认为在民族战争中，爱国志士呕心沥血，凝聚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人民，组成地方民众武力，政府应予鼓励，设法装备训练，期有大用，配合政府争取最后胜利。先生深感主席年高德硕，公正诚恳，个人所属部队，各级干部都为本党忠贞同志，愿拥护主席接受整编，报效政府，以期抗战建国能同时并进。是时省府已建立鲁村及东里店为省政治中心。不久先生被任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在东里店正式就职，并调赵公鲁为主任秘书，谭远村、牛子猷为秘书，魏骥、林德一、张曦如为科长，王商敏、胡平初、顾自诚等为技正，周晓东、李学曾为技士，张蕴斋、刘玉祥为技佐，由王商敏兼技术室主任，李召棠为视察室主任，王旣铭为会计室主任，吕宝庭、姚景岩、安树文、单凤标、尹星汉、张仲武等分任视察员、会计及合作指导员等，省政府在东里店北山坡建有简单房舍，分配各厅处办公之用。先生军事倥偬，经常驻节双龙峪司令部，两地相距匪遥，可往来照顾，厅内事务由主任秘书负责代为处理。当时省府各厅处均系初创，经费自感拮据，先生应领薪俸、特支费及配给，一律交由会计室拨为同仁伙食之补助，因此建设厅同仁伙食，质量大有改善，比其他单位较优，故先生在厅任职五年，从未支领任何费用。省府各机关在东里店开始办公，新旧员工继续增添，工作亦日趋繁忙，建设厅之施政，系遵照中央曁省府所颁政纲政策，拟订计画推行，惟全省各县大部沦陷，情况各异，按照计画恐难付诸实行，为实事求是，简核经建实施原则，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庶可按实际情形自由发挥，期收殊途同归之效。建设厅在山区成立，一切法令规章，尙须开会商讨重新拟订，为配合当时省政中心之发展，致力筹设小型化工厂，制造日用必需品以供需求；设置粮食管理处调济食粮筹措供应，藉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同时监督耕地，限种特用作物，一律改种食粮，期能增加生产以免匮乏，调查鄕间手工艺制纸作坊，设法改良，资助其生产，以供省府地区之需用；严禁山区特产品外运资敌，如羊毛、羊羢等，俾为我自制自用，充裕抗战山区资源。至於山林业务之保护，亦系积极推动之工作。
六月，日寇集结兵力，实行所谓「大扫荡」，向鲁南山区进犯，敌机十五架分两批向东里店低飞轰炸，大火触天，环境房舍破坏殆尽，秘书谭远村、牛子猷不幸被炸罹难。敌伪军到处烧杀，整个山区动荡不安，为时两月余，敌人认为省政府已被消灭，乃撤回原防，但省政府人员又自行集结鲁村，省政中心乃移往沂水、蒙阴边区之吕匣店子。敌人进犯山区时先生率部转移莱、章、淄、博边境，与敌伪及共军屡有战鬪，靑年团山东支团部及特派员公署等工作人员随军行动，对作战实有不便，为减缩目标疏散人员，乃分设行署三处，第一为淄、博、益、临四县，第二为泰、新、莱三县，第三为邹、滕、曲、泗四县，由范贯三、朱永宝、龚舜衡分为主任，以负其责。八月省政府在鲁村集合，先生奉电南去，始移驻鲁村附近之贾庄、龙崖及沂河头等处，是时先生辞去十二区特派员兼区保安司令之职，举荐朱永宝接任。冬，山东省训团成立，内设有建设班由各县保送有关经建人员来省受训，施以精神训练及专业讲习，使沦陷地区藉以了解中央抗战决策，坚定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心，返回原县扩大抗战宣传，让民众在苦难中，仍能耐心的支持政府，此亦为省府举办训练的主旨。
山东省政府经东里店战役后，不久在临朐吕匣店子又呈显了一个安定局面，以蒙阴、沂水、临朐三县相连地区，均属县辖第八区（区鄕），故称为「三八区」，刘厅长记述：「省府以吕匣为中心，同仁重行集会，抗战情緖益坚，人心随着稳定，尽管敌人时有进犯，但心理的稳定，迄未有任何动摇。各厅处组织规模粗备，主席办公室、秘书处、民政厅住吕匣，教育、财政、建设三厅及省党团部保安司令部、省训团在附近孙家庄一带村庄办公，每单位约三、五十人左右，待遇不分职级高低，一律每人每月三十元法币，吃穿简单朴实，每人携带公文袋、乾粮袋、棉被及蓑衣各一件，它代表了抗战的吕匣精神」。[23]省训团开始集训，各县来往省府人员络绎不绝，建设厅之工作经赵主任公鲁（资深立法委员，已年九十，记忆淸晰）提供旣已见诸实行之详细资料，兹摘录如左：
㈠抗战期间，本厅遵照抗战建国纲领，曁主席手订省政八大政策，制订经建施政方针，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就经济作战部分，遵照军委会指示，设立经济作战科，专司其事，以严禁物资资敌为主要任务，科以下设货物检查站，於通衢要道及山区隘口等处巡回查缉，并请驻军随时协助，对於防奸杜漏显已着有实效。
㈡发展民生经济事业，推广鄕村合作组织，特成立合作指导室，由科长林德一兼任，嗣以合作事业迅速发展，乃改由专业指导员单凤标升任。
㈢当务之急，为省会各机关学校及日日出刊之山东公报等之纸张供应问题，对於桑皮纸之改良，经过李技士学曾年来之悉心硏究，其成品已大有改进，广为大众所乐於采用，继而派遣合作指导人员会同李技士，将其所指导之纸坊，统一纳入合作组织，并予以资助，使其集体发展，由制浆开始，按照各种不同需要，划一规格，使其各取所需，不再虚掷浪费，更大力鼓舞竞技，奬励大量生产，本厅并积极代为开辟销路，促其日增月盛，而今纸之品质，在细腻、色泽、拉力各方面，均已切合实用，惟阴柔有余，挺拔不足，是其瑕疵，如百尺竿头，再接再砺，将不难直追宣产也。
㈣山区粮产，自来供不应求，抗战军兴以来，由於食指日增，供需显有失调，本厅为此，设立粮食管理处，曾经利用贷款奬助方式，鼓励购储，只以抢购互争，各不相下，以致成效不彰，厅长深以为不及时解决，将必影响士气民心，导致社会不安，决定由其领导之三民主义靑年团所属武装区队，协同本厅於敌区产粮县份，秘密编组，仿蚂蚁搬运方式，成大事赖乎众擎举，切忌张扬贪功，本此原则，各工作同志默默耕耘，日间游走於自己熟习的集市，零星采购，夜间则肩挑背负，各循其自选的崎岖野径运出，如是人不知，鬼不觉，聚沙成塔，幸不辱使命，达成任务，组织中有这些没没无闻的爱国义士，斯艰钜中方有如此伟大的辉煌成就，数十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爰记之留作纪念。
㈤成立化学工厂，生产肥皂、牙粉、油墨、印油等，因油彩颜料山区奇缺，不得已改於植物中摄取色素，以土法制造，用克难方式勉可自给自足，由刘玉祥技士负责。
㈥发展毛织工业，分针织与机织两种方式，初由蚕桑指导员聂氏姊妹（不记其名）与蔡日森小姐，指导鄕村妇女用土制羊毛羊绒传授手工针织毛衣毛裤，并硏究各种花式与技巧，日渐有成，乃采以合作方式，指导推动，由近及远，逐村传习，不数月已争奇鬪艶，蔚为风气，成效良好，出人意表。时五十一军洽商订制，均能如期交货，最高订制万件以上，愈益提高士气，鼓舞手工技艺，在「三八区」可谓鄕村奇葩，盛行一时。当地所产羊毛原料丰富，为扩大经营，另设机械工厂，有技工百余人，专织毛毯、毛布、毛裹腿等，亦多由军方官佐订制，且有携往后方西安、重庆等处，作为最佳礼品。建设厅旨在训练人才，培植地方小型工业，仅在丹崮设厂示范，由张蕴斋厂长负责，在远程的理想计画中，倘胜利后能於山区继续推动，童山普植牧草，羊种改以澳、纽优良品种，则今日之穷鄕僻壤，岂不一变而为殷富之区乎。
㈦蚕丝为我国特产，山东鲁南一带为最盛行，乃农村之主要家庭副业，惟多年传言，有所谓山东气候乾燥，不宜织丝绸之固陋习性，故仅能养蚕而止於缫丝，搏取微薄利润，殊不知一斤生丝，不敌一两绸缎之价値。建设厅为破除陋习，挽回利权，特聘请专人硏究改良，设小型织丝工厂於丹崮，由张蕴斋厂长兼负其责，购置提花机两台，生产春绸；平织机数台，生产纺绸等，其产品送济南瑞蚨祥绸缎庄代销，经其监定，认为品质优良，得以高价收购，如此不但提倡织丝工业，更可改变民众之固陋观念。如山茧在鄕村可以自纺自织，家蚕丝当然更可以自纺自织，且两种成品之制造过程，机房设备及冷暖乾湿之自由调节等，大同小异殊无天壤之别，今事实摆在眼前，能不发人猛醒，准此力求革除陋习，长期培训专业技术人才，奠定自行发展基础，将见利权挽回，抑亦为复兴农村副业放一异彩。
㈧物资管制查缉走私，为经济作战之主要工作，羊毛在山区为毛织工业主要原料，政府以此自纺自织为军民补充被服，故严禁出口，但不肖之徒，仍贪图厚利，私运资敌，曾不时缉获惩处，竟又有特权分子，仗势包庇走私，殊堪痛恨；迭经发现，为承办人员增添困扰，时厅长赴渝述职，公鲁奉命代理，备受责难，经召开厅务会议，羣情激愤，决议事关经济作战，岂容物资资敌，应依法执行严禁，遂坚持原则依法从严处理，容有谤言，惟公正人士多所称赞，亦深受层峰之体谅与赞誉。
㈨召开全省经建会议，计於此三年安定中，曾举办两次，每次会期三日，除商讨业务外，并参观各工厂及各种合作事业，并发行特刊，专载问题讨论提要，经建法令，合作事业发展，工厂经营业绩，及专业论文等，提供与会人员及各县建设科参考，由技术室及高秘书海靑负责办理。
㈩为改进省训团建设班及技术班所用教材，每期均有检讨改进，及修订增补，由技正胡平初、顾自诚负责。
（十一）创办小型农场，栽培蔬菜等作物，供省属各机关同仁消费，推广优良种籽，分赠附近农民自行种植。
（十二）举办国产品展览会，每年年假期间举行，由视察室李主任召棠负责设计筹备，举行隆重开幕典礼，请主席亲临剪彩致词，陈列各工厂产品，以毛织品与丝织品最受欢迎，附近民众扶老携幼莅临参观，甚获各机关及地方人士好评，亦增加新年热闹气氛。
三十年秋先生奉命赴渝述职，翌年春始返鲁，时省府已改组，由战区五十一军牟军长中珩接任主席，先生仍任原职，因厅内同仁习於埋首苦干，故业绩仍复蒸蒸日上，惜为时仅仅年余，时局卽大变，回首往事，令人不胜浩叹！
三十二年山东局势陡变，共军经数年来之全力扩展，在战区与省府互不过问之下，势力日形膨胀，乘吴逆化文叛变之隙，向战区省府开始攻击行动，前民政厅长刘道元先生为文曾云：「……自二十九年秋至三十一年间山东抗战局势颇为稳定，军政分立互不干涉……这一期间敌伪在于、沈之间，尤其共军伺机，乘势制造两者间的矛盾，本无任何意见，而能使其有不同看法，就藉此渲染成显着鸿沟，一而再地揑造虚构，两边关系日益疏淡……共军对我方挑衅、袭击、围攻等事件不断发生，且有日益增加之势，……一夜之间共军集结多我数倍兵力，所谓「百里奇袭」将我方部队驱逐，或给予重大打击，甚至消灭……共军与日寇间之默契，在整个战局如此，在山东更为显着，日军与共军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其行为㈠共军向日密报我部队驻地、人数、装备，引诱敌伪军前来进攻，或制造事件嫁祸我方部队；㈡日寇对我方攻击行动，共军事先知悉，日寇撤退共军卽来，乘我之疲而攻击，或腰击、截击、尾击；㈢日军与共军之默契，每次共军集结大兵力行动，日伪则弱力出击，予共军以协助，以打击我方士气，亦可显示共军实力……，如此抗战部队在日军与共军合谋夹击之下，处境就日益困难了……」[24]整个鲁南山区在军政不能配合，无法发挥整体战略，对共军扩张又未能主动予以制止，使其运用敌伪军协同作战之策略下而坐大，遂演变成共优我劣之势，最后受敌伪与共军之袭击，而成为无法支撑之危局。
七、见危授命为国捐躯
三十二年六月，鲁省局势日形恶化，战区已无力支撑危局，奉命迁移安徽阜阳，省府随行，先生以鲁南山区乃数年艰苦奋鬪所保留，遽而撤离，何以对患难与共之部属及全省坚决抗战的民众，且国军一去，共军必据，弃之易，收之难，鲁省则无一省府所控制之基地矣，吾等必坚持固守。惟大环境使然，当局计画已定，莫可更易，牟主席为尊重先生之意，乃於此一地区设省府鲁南办事处，以先生为主任，留驻省境以鎭之。先生奉命於危难之时，以大厦独支之志，毅然肩负重责，挽救危亡。当时先生驻军临朐境内大崮东，周围已为共军所占。固守不易，开展更难，适敌伪出击，乃与吴逆化文战於大崮东，不幸先生之令兄召南在小崮东为吴逆所俘，以情势所逼东移沂山，敌伪复尾随追击於沂山，我军苦战后转移莒县北部之王家沟（原战区一一三师师部驻地），先生决以该村为鲁南办事处所在地，随行者尙有省府遗留人员及靑年团山东支团与建设厅等工作人员约三百余，分驻附近村庄，当以有限之兵力作一部署，并假莒、安边境之豆角地村，召开党政军会议，谋求巩固防区，安定地方，加强政治经济之开展。据报共军扬言，乘国军撤离，地方秩序骚动，民心震撼惶恐不安之际，集结兵力三万之众向我进攻。七月中旬，共军以我初到莒北地区，立足未定，急待整补，乃调集鲁中、鲁南军区三团之众，挟优势兵力，施其「百里奇袭」之术，在无情报状况下，以快速行动猛扑先生所驻王家沟防地，经日夜激战，敌我伤亡均极惨重，当时敌众我寡，殊难持续，不得已始退出，并遣赵主任公鲁、宋代书记宪亭率工作人员，沿山径小路先退至安邱黄石板坡，经秦戈庄、赶牛路等村，转移至昌乐第八专署防区。先生率衞队越过城顶山，北向安邱境内转进，亦至黄石板坡（此地为半沦陷区有安全之顾虑），仍有共军追击，幸援军赶至将其击退，始进驻战区游击第二纵队前线防区。
基於政治上考量及军事上着眼，办事处须设於接近战鬪地区，以示守土安民之决心，乃暂设於北辉渠。时三十八旅自王家沟战役后，部队在二纵队外围地区收容集中，随先生驻北辉渠者仅衞队数十人，先生於曹家峪邀集地方党政军首长硏讨，共策今后保衞鄕土，绥靖地方及党政军协调联系，相互声援与粮服筹措等事宜。八月六日第八区张专员天佐会后与先生晤谈，至下午始北去昌乐，省党部牟委员尙斋仍留该村。魏科长骥伯骐与笔者（张行兰，来台服务中国文化大学），由昌乐南来，下午始抵达北辉渠，笔者晚饭后宿於附近三十八旅司令部驻地，是晚为农历七夕，夜深天阴，黎明时分，共军以庞大轻装精锐部队，乘隙奇袭，围村攻击，先生率队迎战，展开激烈巷战，短兵相接，战至晨八时许，已弹缺援绝，先生乃决定由村北突围，孔队长庆臣（来台退役，现住台北林口）领前，牟委员随后，从谷田中北冲，受阻，转向东北，先生不幸为伏兵击伤，侍衞颜振泉扶持，先生以情势危殆，自忖恐难冲出，乃以最后一弹，自戕殉国，杀身成仁，不为敌所俘，以践誓言。
先生幼年家境困窘，甲种工职结业改习军事，未历戎行，卽转任党务工作。七七事变，本爱国赤诚，组军抗战，报效国家，治军宽猛相济，与士卒共甘苦，历经战阵，奋勇当先，平日以成仁取义表彰黄埔精神，自称绝不被俘，不受辱为誓，今杀身殉国，以践前言。身后遗子三女二，夫人王月桂女士，贞静娴淑，由其弟王桂森陪同携子女去西安，承蒙胡长官宗南以同学之谊，逾格关顾。翌年夫人因病回鲁，寄居平阴县令姊家中养疴，不久病逝。大陆沉沦，子女由其舅父陪同随军入川，流落重庆一带，时年龄尙幼，幸未遭杀害，但亦受尽折磨，据闻迄今尙能自维生计。先生一生坚苦奋鬪，志行高洁，忠党爱国之情操，令人尊敬。来台后奉准入祀忠烈祠，表彰忠荩，而慰英灵，先生魂归九泉，亦当暝目矣。
[1] 见「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民国六十二年八月，秦烈士纪念基金会编），页八六。
[2] 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四册（民国六十二年六月，春秋杂志社），页五三五。
[3] 见「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页八七。
[4] 见「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三册（民国五十八年六月），页四—一二三。
[5] 见同书第三册，页四—一三二。
[6] 见同书第三册，页四—一三六。
[7] 见同书第一册，页二—四八。
[8] 见同书第一册，页二—四七。
[9] 见干国勋「三民主义与中国正统思想」（民国六十八年二月，荣文出版社），页五九。
[10] 见「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页二一。
[11] 见同书页五二。
[12] 见同书页七三—七四。
[13] 见同书页四三—四四、四八—四九。
[14] 见同书页八五。
[15] 见同书页三六。
[16] 见「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民国六十二年七月，传记文学社），页五六九。
[17] 见「抗战戡乱殉国烈士事蹟集」（民国七十年八月，秦烈士纪念基金会编），页一二〇。
[18] 见同书页三七。
[19] 见「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页六五。
[20] 见「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页六二一。
[21] 见「秦烈士启荣殉国三十周年纪念册」，页五九。
[22] 见「山东文献」八卷第三期（民国七十一年十二月），页五六。
[23] 见「山东文献」八卷第三期，页六二。
[24] 见「山东文献」八卷第四期（民国七十二年三月），页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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