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毛主席派去的“新汉人”
　　——亲历60年前进军西藏的前前后后
　　今年10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向西藏进军60周年。值此之际，我这个在西藏战斗、工作了31年的“新汉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当年的许多情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行军比打仗更艰苦
　　潍海战役胜利后，我们二野第18军53师157团，奉命追击国民党军之残部，向中南、西南进军，先后到达杭州、长沙、贵阳、成都等地。1950年元月，我们团来到当时西康省的康定地区，一方面进行休整，一方面进行进藏前的思想教育。团首长在全团动员大会上说，进军西藏首先要过好气候关，（西）康（西）藏是高原地区，群山耸立，寒冷多风，空气缺氧，我们这些北方人会产生高原反应，出现呕吐、胸闷等症状。适应了高原气候，过好这一关，才有战斗力。否则，怎么行军打仗！同时，还要过好吃饭关，我们进藏后，要喝酥油茶，吃粘粑饭（青稞麦面粉做的食品），对我们北方人来说，也是很困难，很不习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习惯起来，在后方供应不上大米、白面时，我们必须吃粘粑饭、喝酥油茶。从此以后，我们全团的指战员，都逐渐地少量地学着吃起了藏族饭，为进军西藏做起了“适应准备”。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第18军于1950年3月29日，拉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我们从雅江出发，快速向西藏进军。因为我们要进入藏族地区，为搞好民族团结，上级特别向我们下达了“三不命令”：不准住藏民房；不准吃藏民饭；不准单独与藏民接触（语言不通，易产生误会等）。这个命令下达后，大大增加了我们行军的难度。每日步行军八十至一百里，每个战士要身负60至80斤重的物资（一支步枪7斤，100发子弹，4枚大型手榴弹，一把长刺刀，一个行军水壶，一顶帐篷，被褥、绵羊皮大衣等，还要用长袋子背着20斤大米）。缺氧加负重，虽然是北风刺骨，但每个战士都是汗流颊背，一到天黑，棉袄、棉裤都被汗水湿透了。特别是翻越二郎山时，正赶上下雨，山崖陡峭，道路泥泞，爬到半山腰就到了常年积雪线，空气更加稀薄，每爬一步都要使出很大力气。同班战友小陈，一步没站稳，跌倒在地，滚下深山沟，立即不见人影了……快到山顶时，天黑了下来。但在绵延十几里的山路上，找不到一块4平方米的平地，连帐篷都没地方搭。怎么办？团首长下达命令：顺着大路方向搭帐篷。因为当时还下雨，连长就带我们到路旁砍树枝，先绑一个长方形的粗木框，再横着铺上一层树条，最后在木框上搭起了帐篷。我们睡在帐篷里，雨水从帐篷底部顺着山坡往下淌——这恐怕是世界行军史上的新创造了。就在这一晚上，同连战士小赵晚上出去大便，不慎滑下悬崖牺牲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团胜利翻过二郎山，进入了比较平坦的地带。
　　这次行军，就是一定意义上的第二“红军长征”，大大锻炼和增强了我们吃苦耐劳、战天斗地的坚强意志，为以后与藏军作战打了坚实的基础。
　　偷袭藏军“九代本”
　　当时的西藏，有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和藏政府的军队，藏军武器装备绝大部分是英国制造，有步枪、有火炮、有轻重机枪等。根据二野的部署，我们第18军是进藏的正面主力部队，从西藏的东部进军，其他兄弟部队在北部和南部迂回，狙击可能向东部打援的藏军。我们团入藏打响的第一战役是著名的昌都战役，其具体战斗任务是：消灭驻扎在巴塘城西南部朱巴龙渡口的藏军九代本（即第9团）。这儿位于昌都东南方，相距数百里，是进入昌都的交通要道。我们团实际上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任。
　　朱巴龙渡口位于金沙江西岸，江中水势很猛，水流湍急。这条江确实是难以越过的屏障。这儿人烟稀少，几十里、上百里才能找到一个村庄，江中见不到一艘船只。而我们在行军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船的问题。水深流急，无船是没法渡江的。于是，遵照团部命令，我们三营徐参谋长带领我和其他11名战士及团里派来的一名藏语翻译小尹，顺河东岸向南，去藏族村借船或买船。与此同时，三营还组织部分战士，去林区伐木头，有意在江边做木筏，做出用木筏渡江的假像，以麻痹对岸的藏军。
　　说来真巧，徐参谋长带领我们向南大约走了三四十里路，就找到了一个藏族村庄。这里只有十几户藏民，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纷纷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牛皮船，助解放军渡江。他们受尽了英帝和藏政府的压榨，早就盼望翻身解放了。解放军不住藏房、不吃藏饭、不扰藏民的做法，他们早有耳闻，并与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压迫相比较，说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加米撒巴”（新汉人），愿为消灭藏军出一把力。他们献出了6只牛皮船，并派出6名壮汉，去帮助我们划船。当天傍晚时，我们把这6只船秘密抬回了我军阵地。
　　对岸的藏军，认为我们短时间造不出木筏，警惕性比较差。渡口碉堡上亮着灯光，但巡逻的几个哨兵，沿江走动的范围只有三五十米。这天晚上正是月黑日，凌晨一点，我们三营在渡口上游几百米处，悄悄坐上牛皮船，向西岸进发。一船坐5名战士，4个小时后，300多名战士全部过了江，然后沿西岸向北摸去。凌晨5时左右，三营长发出了已到达渡口的信号弹。接着，从守在东岸的我军阵地上，立即向对岸猛烈开火，重机枪、榴弹炮一齐射向蒇军碉堡，死死地把对方的火力点压住。与此同时，我们三营的指战员，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冲到渡口，炸毁碉堡，冲上岸去。在藏军还未穿好衣裳的情况下，我们全部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藏军1000多人，全部举手投降了。原来，藏军根本不像正规军，平时不练兵，战时一窝蜂，营房里带家属，老婆孩子与士兵混住在一起，没有什么战斗力。团首长到达这里后，通过翻译对藏军讲了我军政策：你们愿意再回藏军部队的，还可以回去（不准带武器）；愿意回老家的，我军发给路费，根据路途远近，每人发5至10块银元。这个政策一宣布，他们个个欢天喜地，一再表示感谢，各自踏上了归程。
　　朱巴龙战役，打出了解放军的军威，在藏军和藏族同胞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一仗，为震惊全藏的昌都战役，送去了第一份捷报。
　　我在平叛中当向导
　　昌都战役的胜利，对西藏地方政府震慑很大。1951年4月下旬，他们派全权代表进京，于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此后，我们团抽调我参加工宣队，到各宗（县）、根保（小乡）、甲本（村）宣传、落实《十七条》。1954年我正式转入地方工作，在中共西藏工委林芝（地区）分工委当干事。在此期间，我曾去四川省委第二初级党校学习半年，专门学习了藏文、藏语。正因为我是第一批步行进藏兵，又多少有些藏文知识，所以1959年藏匪（由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组成）叛乱时，我当了一回解放军平叛的向导，并与同志们一起战斗，夺得了平叛初期的第一个胜利。
　　1959年元旦，中共波密中心县委被西藏叛匪包围，形势非常危险。我驻藏解放军52师155团奉命前去平叛。林芝分工委通知我，随这个团行动，既作向导又作藏语翻译。从林灵东行至波密，我进藏走过这段路。部队从林灵出发，我随3营一连一排走在最前头。第一天走到东拉山山顶时，天就大黑了。此时，北风凛烈，大雪纷飞。大路上、山坡上全是雪，全团指战员只好在大路上搭起帐篷宿营。第二天傍晚快走到东拉山山脚下时，突然见山下的东久大桥浓烟滚滚，我与5名战士跑步赶到桥跟时发现，这座钢架桥上的横板已被叛匪全部烧毁，只剩下了钢架。当然，部队沿钢架也可慢慢走过桥去。我将情况向吕团长、张参谋长汇报后提议说：“叛匪很可能在对岸设有埋伏，等我们从桥上过河时狙击我们，会给我们造成大的伤亡。”吕团长说：“我也是这么想。幸好我们这次有所准备，已带来10只牛皮船，今晚可偷渡一个连过去，先把叛匪的埋伏打掉，明天大部队再过河。”于是，夜间11时许，我和一连的战士，从渡口左侧，悄悄把牛皮船放于河中，约凌晨3时许，全连战士全部过了东久河。战士们翻穿着羊皮大衣，上岸后匍匐前进，与地上的白雪融为一体，叛匪一点也没发现我们，可我们却发现了他们：他们在桥东侧新修了许多掩体、地沟，看上去黑洞洞的，与四周的白雪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我们慢慢接近他们的工事时，突然发起攻击，冲锋枪、轻机枪一个劲地扫射，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直至天亮打扫战场时发现，约五六十名叛匪被击毙、炸死，十几名伤兵告诉我们，其他的七八十名叛匪逃跑了。
　　第三天下午6时左右，我们赶到了通麦大桥。这是一座木结构桥，早已被叛匪全部烧毁，但他们在对岸没有伏兵。为赶时间，全团战士坐上牛皮船，连夜渡了过去。第四天早饭后，全团又快速向波密进发。
　　大约离波密城还有30里时，吕团长命令一营快速迂回到波密城西北角，离城10多里的一座青石岭上，其他两个营直接向波密进发。在距城西卡达桥3里路时，我炮兵向桥西叛匪指挥所发起了炮击。我在前沿看得很清楚，炮一响，叛匪就从桥西顺小路向北逃跑。接着，原来围困波密城的叛匪，也纷纷撤退，通过卡达桥，跟随他们的团部向北逃窜。我们二、三营乘机随后追击。当他们逃到青石岭下时，我一营战士向他们猛烈开火。叛匪首领看到前后受夹击的严峻形势后，知道已成瓮中之鳖，立即命两人举起白旗，分别向我北、南阵地走去……600多名叛匪，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
　　波密中心县委当时只有50多名武装人员。他们向西藏党工委发出告急电报后，立即在城区的地道、小巷里与外来的叛匪周旋。依仗同志们的英勇奋战和地理优势，他们坚持了整整四天。叛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被围第四天的傍晚，解放军从天而降，遭到了灭顶之灾，全部被消灭、俘虏。
　　完成向导任务后，我又回到林芝分工委工作，后又到拉萨市农机局任副局长，直到1981年才转回老家山东省昌乐县任副县长，至1990年离休。我从进藏到离藏共计31年。正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85年颁给我的“荣誉证书”所写的，我“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我为完成了“新汉人”的使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一生的最高荣耀。
　　（刘经明口述  王松山整理）
　　附：照片说明
　　①刘经明进藏路上的照片—1950年3月在康定留影
　　②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