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赧赧据孙老师口述整理）
我是在苦水里浸泡长大的。现代人或许朦胧以为，从小受苦,有什么知识可谈；这话也实不为过。然而，这又是个人的真实历程，如果企图掩盖历史，也是难以随心所欲的。
小时候，正是大集体吃大锅饭的时代。
从我记事起，集体生产队，只是全体村民共同在一起劳动；而吃饭，还是各回各家吃。所谓吃饭，那时就是一色的红薯或红薯干儿。从秋后红薯出土，就一天三顿煮红薯吃；顿顿如此，天天如此。任你怎么变换花样，蒸煮熬馇，反正是一色的红薯。现代人也许又说：大集体的人真够幸福，顿顿吃红薯，多么甜蜜的生活呀！但那时候过来的人，回忆起来，顿顿红薯，不但没什么甜蜜感，日久天长，反而觉得满肚子莫名其妙的无限苦涩。由于秋后不久，红薯便容易腐烂，于是只能切成薯片，再一叶一叶晒干，然后储存起来留作全年的口粮。这种红薯干儿长年吃起来，实在让人有苦难言。不吃却什么也没有；要想活命就得吃下去。任你变换，蒸煮熬馇，万变不离其宗，总还是苦涩味。尤其长年蒸食的窝头，一出锅，恰似黑狗屍颜色；然而得吃下去。而吃过晚“餐”就统一到大队，集体忆苦思甜。曾有笃实人忆出了实情，说道“我过去给人家做活罗（扛长工）都比现在吃得还好！”话未完，拉下来就批得不亦乐乎。那时是不能说坏，只能说好的。但那个时代到底哪儿好呢？蔬菜是少之又少，土地，都变为集体耕种，在少许可怜的所谓自留地里（大跃进失利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种一点萝卜大葱，最多足够一年腌咸菜用，于是百姓们一年四季就是吃红薯窝头佐咸菜。改善生活的时候（那时的生活就专指吃饭了）是少得非常可怜了。
记得有一次的午饭餐桌上（那时，实在羞于称之餐桌）蒜臼里捣了一撮烤熟的黄豆还加一个烤辣椒，我试着尝了一点儿，鲜美可口，连红薯窝头也很容易下咽了。便脱口而出说：“挺好吃的！”一句话引得素常少言寡语的父亲开了腔；“这是粮食儿！”我缄口不语了。但从此明白了，粮食是多么好享受的东西，然而，却不是人所随意奢用的。吃到第二年的开春，储存的薯干儿已见仓底，口粮危在旦夕了。而我却忽然浑身滚烫，头疼发烧起来。平生首次，什么病也不知道的，只觉得昏天昏地欲死不得，连窝头也咽不下去了。在那危机的关头，咽不下窝头还有啥吃呢？留作打糨糊的面粉，近来做布鞋粘帮，是用高粱秆子抠出个小方洞做勺，在水中浸透，再放上一小撮面粉（约2.5克，半钱）烧制成的。全家十口人九口都吃完饭了，只有我还空着肚子。妈妈拿来一个红薯窝头，我吃不下；但还端来一个小碗，里面装一个桔黄色的煎鸡蛋饼儿。我尝了一口，竟然清香异常。我一边吃着，半个薯窝头也吃下去了。那鸡蛋饼的清香爽口，平生留在了记忆中。
鸡蛋的去向
那时的鸡蛋是极难舍得吃的。
一家散养三五只鸡，，哪儿有粮食喂它；它们整日全靠自谋生命。有时鸡嗉里沙粒比食物还要多。公鸡是过不去年的，年前各家杀鸡就作了唯一的肉食品。剩三几只母鸡，一月能下二十几个蛋，当做宝贝蛋子似地藏到祖传的笸箩里攒起来，等月余凑够二三个整十数拿到集上卖掉，能换三两元钱。全家的称盐打油钱就从这儿支出，除此之外哪里还能来钱呢？粮食是不能卖的。一年到头添糠加菜（野菜、薯蔓或树叶等）补贴，能青黄相接就是侥幸的日子；哪还有余粮可卖！人们常说；“俺家的银行，就是那鸡腚眼”。
我从此知道了，鸡蛋是人间极好的东西。有了它，就能换来钱；而有了钱，就有了不吃不可的油盐了。
一天下午家人都出去干活了。剩我一人在家。村里治保主任来了。我那时单知道他是村里的干部。到后来才知道他的职务的。“你家大人都去哪啦？”“干活儿去了”。“就你自己在家？”“嗯”“我是来买鸡蛋的。钱，我带来了；你找找，你家有鸡蛋吗？”我见他掏出一沓钱来。鲜明耀眼。就立刻说“有啊！”转身向里屋藏笸箩处，拿来了两个鸡蛋，递给了他。他当时就给了我一毛钱。我拿在手里只觉得它沉甸甸的，很是贵重。治保主任又说，“还有吗？我这还有钱！”我眼见得他手里还拿着钱，很诱人。立刻说：“还有！”回屋又去拿了两个来，他立马又给了我一毛钱。接着说：“再去找找；我这还有钱。”我又去找回两个来。他再给我一毛钱。又说，再去找；手里已经握着一毛钱了。我第四次回去拿出两个鸡蛋，发现笸箩里只剩四个鸡蛋了。我无端地觉得似乎有什么危险了。我拿着鸡蛋送给他，接过一毛钱。他又说，再去找。我朦胧而肯定地说：“没有了。”他于是收拾好八个鸡蛋，说一声“你把钱装好，等你妈回来交给她看看。”拎着鸡蛋走出去了。
我很高兴。数数钱，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一沓子了。一共四毛钱。我当时想，妈妈见鸡蛋变成了钱，会有多么高兴啊！尽管我们不吃那桔黄色的蛋饼；但有了钱，我家就有了不吃不可的油盐了。
妈妈回来了，满身的尘土，满面的汗渍。但见到我很高兴，从千辛万苦的皱纹中挤出了天伦之乐的笑容。我高兴地跑过去把钱递给妈妈。她一见四毛钱，很是吃惊，顿时不见了笑容；急问：“哪来的钱？”“我拿鸡蛋换的”。妈妈越发惊异了：“换给谁了？”我简述了卖蛋的过程，还未详尽时，妈妈急忙向藏蛋的笸箩奔去。一看这场景，我下意识地无所措手足了。接着，妈妈怒气冲冲地转回来，手里举着半截旧木杵子，向我奔过来。我不再问为什么，撒腿就向门外逃。然而妈妈冲出了大门，穷追不舍。跟在我的后面，我拼了命地逃着。漫街过巷围着村子转，却不知哪儿是最终的避风港。终于，妈妈被过街的街坊拦着劝住了。
但我那时并不明白，我不吃那桔黄蛋饼也罢；但钱已经换到手，妈妈何以生那么大的气。
然而，我，后来是明白了。桔黄色的蛋饼就连我家的大孩子也不是生病就能吃上。必须等上两个月乃至更长时间能卖上三五块钱，这样油盐的来历才有指望；否则，即使生了病，就连油盐也吃不上了。有时，上级要买鸡蛋，平摊给各村完成任务（百姓无权过问买去干啥）。价格是上级规定的，如同给你个纪念奖，哪里够买油盐的。百姓却都能算出这个帐来，于是藏着鸡蛋硬说鸡没下蛋。但小孩是好说实话的。于是治保主任就找到我家来了。
但我后来也不再生治保主任的气。因为任务下来，别没他法；就是我当着治保主任，也许会用同样的办法。
但那时治保主任选择谁家去买鸡蛋，或许还有别一种原因，也说不定的。
那时的贫下中农，村民，大多是一样的贫穷；只有少数的生产队干部以及在外当工人的家庭略见富足些。同样的家庭，一人当了工人，立即就见好些。工人是每月开工资，见钱的。有一年，在鄌郚公社新辟青上铜矿，各村招收工人。这是每位青年人都喜出望外的时机。然而，不幸的是，我爷爷竟然是个地主。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地主的真正概念。只是朦胧觉得，地主就是个坏蛋。设想，如果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去青上当工人，也未必能选到我家头上。我们不奢望了。但我心里恨透了地主，心想早时，我爷爷比别人家多了几亩地，为何不卖掉，或者扔掉，以致不给祖孙后代带来无休止的后患。但自从我记事起，村里再没有斗过地主，我爷爷也与各位村民相同的出入，而且与村里老少相处很和谐。人们依旧以传统的辈分称呼着爷爷，想到这里我始终感谢和赞扬着中华民族朴素的传统美德和情感，中华民族是有传统的，古老的民族是善良的，美丽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家七个孩子，十口人，从我们口里从不提及社会弊端，我们姊妹也从不与外人吵架和互相争斗，人们常夸奖我们一家人祖辈老实。这是我逐渐在成长中所能体会到的。包括我爷爷，听人们传说，先年就是一位安分守己的庄稼把式。一生勤劳，朴实。早年背着粪筐去赶集，藏在隐蔽处，赶完集再背上一道拾着粪回家。而且脚上的一双鞋只在集上穿，回来的路上都脱下来背在肩上。(在我意中，这或许是他人的一种夸张或演绎。不过是赶集穿了新鞋，因爱惜便脱下拿了一路子）。但他在帮助别人时，却不小气。村里后来去了台湾的人开始当兵时，爷爷还量了一斗粮食给他做路费，可怜台湾人40年后归根探家还提及此事，但没有还他。以我的眼光，中国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地主不同于山西刘文彩那种恶霸地主（而现代材料介绍，刘文彩也是塑造的典型；况且，即使贫下中农也能找出至少两位以上刘文彩典型来）。我曾经估计，抗美援朝时如果允许像爷爷这种壮年人上前线参加战斗，或许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会愿意去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精神并不亚于邱少云等革命烈士。然而，那时却无人信任他们。抹杀了中华民族的一批英魂。从而，只让贫下中农的一代先烈憾增到27万的惊人数目。
1978年，改革开放。我家七个孩子也都长大了。更大的事，我爷爷的地主摘了帽。可喜我爷爷亲眼见到了这一天。但家庭也还是原来的家庭。在我眼里，改革前，也与人家一样的出出进进。开放后，还是与街坊邻居相依为命。都挺好的。然而，硬是那鸡蛋，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养十几只鸡，只喂粮食，不喂别的，它居然给你天天下个蛋，每天十几个蛋，每月收三五百个，煮着吃就是。吃的多了，竟然不想吃了。其实煎成鸡蛋饼儿，依然是那桔黄的颜色。
又是一个秋后的丰收季节，天下着毛毛雨。我煎了十个鸡蛋的大蛋饼儿，盛在大盘中，桔黄色。我下意识地将花盆里盛开的黄菊花剪来一枝插在了桔黄色的蛋饼上，桔黄映着菊黄，花朵像是从蛋饼里长出来的一般，鲜活无比。实在象征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今天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上是发生了飞跃的变化。爷爷去世时很是满足。眼见7个孩子都长起来了，安详地合了眼。我们姊弟七个都干了工作进了城。我还做了国家干部。孩子也长起来了，很争气；只是有吃有穿，孩子竟然吃够了鸡蛋。为了营养均衡，也很难让他吃个鸡蛋。鸡蛋饼也只能点滴试意；人们实在是变化了。不瞒大家说，就连我尝了那雨天的鸡蛋饼儿，也品不出儿时的清香精美的味道了。是桔黄的鸡蛋饼儿变了，还是人变了呢？
平心而论，我们，良心是不可以变的。我们，从何而论能说改革开放的巨变不好吗？中国人都是有良心的。我从实际观察。中国民众认可和满足改革开放者，至少也能占百分之五十一的比例。人非草木孰能无心？但是一些不满足，或不满意改革开放的观点，也同样是从真情实感而来。例如我的亲戚中，有当过农村大集体领导的。那时他有权利，很有威望；而改革开放后他的一切都与普通人平等了，觉得开放后权利威望降低了，人生的价值也降低了。即便是生活再好，他只是淡淡地说：现在生活是好了。（言外之意主体并不好）人对事物的评论，都会以切身利益而感受，他们的感受也是具备真情实感的。而我以为，大集体生活，将中国工农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阶级。享有天壤之别的两大待遇，并不是中国的方向。中国的平均地权也完全可以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世界多数国家地区，包括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都未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也同样平均了地权。东欧和前苏联人民选择了废除大集体，全盘复辟了资本主义；但也平均了地权。我们能妄下定论，他们是百年奋斗，毁于一旦！是坠入了人剥削人的痛苦深渊吗？改革开放后的平均地权也同样停止了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一部分人生，一部分人死，并不具备进步的人性。我赞成多数人的观念，发展是硬道理。多数人富足起来，少死人，总是中国特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