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
刘风云、杨培琴、刘树艳、刘春美、付喜亮
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我们走上文艺道路，得益于朱刘店小学文艺班，得盖于辛勤培养我们的老师。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还历历在目。
那时，我们这些稍大一点的同学才十二、三岁，还是一群天真幼稚的孩子。我们有幸被选入了学校的宣传队和文艺班，从那时起，我们的命运便与情同父母的老师紧紧连在了一起……
记得刚参加乐队时，我们连手中的乐器都不知道叫什么，也不知怎么拿，更不用说拉了，朱洪军老师就手把手一个一个地教我们。那时我们年龄小，也不懂事，只知道每天的课间操和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在操场上尽情地玩耍，而我们宣传队的同学要去活动。朱老师早已提前把每件乐器调好弦，我们一到活动室就能拿起乐器练习，吹的、拉的、弹的，老师一个个、一遍遍手把手地教我们，从不厌烦。从持琴姿势开始，空弦、音阶、练习曲，到能为节目伴奏，再到自拉自唱还带着表演，现在想起来，那么多乐器、那么多的学生，他一个人教下来有多难啊！何况教的每个学生都“范儿”正，这是我们以后考学时验证的。我们的老师虽不是什么“大家”，也不是什么艺术院校毕业的，可他却教出了一批“范儿”正的学生。
还记得那是一个狭小的排练室，为了方便指导我们练琴，家与学校只有一墙之隔的朱老师直接住到了排练室，夏天为我们驱赶蚊蝇，冬天为我们生火取暖。而在我们都回家以后，他就直接和衣睡在几张长板凳上。有一年冬天的清早，下了一夜的雪仍不见转小。我们在温暖的家里犹豫了：一天不练早功没关系吧？可是，想起朱老师，我们还是硬着头皮顶着风雪赶往排练室。一进校门，我们就愣住了：老师像雪人一样拿着扫帚为我们清理着道路，身后是长长的干干净净的小路，一直通向排练室……
说起我们考学，朱老师真是费尽了心思。1978年我们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朱老师也就辞职回家务农了。1980年我们高中毕业，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结果是没有一人考中。这样的结果让已经不再当老师的朱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又做起了“业余”教师，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辅导我们练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老师的家就成了我们的“夜校”， 杨培琴、刘树艳、刘志、付喜亮、刘风云、刘淑娟、刘继华......等等，先后从这个“夜校”“毕业”，考入了大中专艺术院校，这里面凝聚了朱老师多少心血和汗水呀！朱老师的家人为了我们也做出了巨大的付出。朱老师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对家人的照顾以及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落在了他当老师的妻子——我们的刘老师身上。刘老师任劳任怨，默默地尽着一个儿媳、妻子、母亲的义务……要不我们怎么现在去朱老师家感觉就像回娘家呢！
1981年，我们去潍坊参加昌潍师专的考试。早上，我们几个同学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车站集合，一向好睡懒觉的刘树艳这次又睡过头迟到了。因为当时公共汽车很少，怕误了考试，没等到她我们就先走了，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怕她耽误了考试……就在我们快进考场的时候，只见朱老师满头大汗用自行车带着刘树艳来了，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原来刘树艳醒来后发现误了时间，连自己的父母都没说，就匆匆跑到朱老师家，找朱老师想办法去了。朱老师二话没说，推起自行车带着刘树艳就直奔三、四十里路外的潍坊而去……这一年刘树艳顺利考上了昌潍师专艺术系，成了一名大专艺术生。直到现在刘树艳还说：“当年如果不是朱老师送我去考场，就没有我的今天。”是啊，谁家的孩子有事不是先找父母而是去找老师呢？又有多少老师能像我们的老师这样不是父母，胜似父母呢？
当朱老师得知杨培琴要报考山东艺术学院时，马上联系了自己在济南的亲戚。当从未出过远门的杨培琴一个人提着扬琴，拿着琴架，背着行李无助地站在省城济南火车站出站口的时候，朱老师叔叔家的妹妹迎了上来。问寒问暖一番以后，就接到了她自己家里安顿下，不仅把杨培琴考试期间的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还推着自行车带着扬琴全程陪考，直到一试二试三试结束。
李迎山老师的严厉是众所周知的，对我们文艺班的同学要求更是严格，他说“你们是老大哥老大姐，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给低年级的小同学做榜样。”上初中时，有一次我们考语文，李老师在黑板上抄完试题就到教室后边去了。当时我们文艺班在一个大教室，一室多用，前边两排桌子我们12个同学上课用，中间有一个大点的空间供宣传队排练节目用，最后边放着我们演出用的服装箱、道具等，还有一张老师值班用的床。同学们各自答着试卷，前边的题很快就答完了，后边有道题比较麻烦，同学们都在认真地思考，也都有互相商量一下的意思，可谁也不敢动，连头都不敢侧，只能眼睛互相斜视一下，感觉到李老师就在后边正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下课铃响了，我们放好试卷，等李老师来收卷。可是李老师没来收，同学们还是不敢回头看，继续静静地等着。又过了一阵，后边还是没有动静，同学们不约而同、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去，只见李老师在那张值班床上睡着了……李老师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同学们不忍心叫醒他。李老师每天晚上陪我们上晚自习，回家还要给我们批改作业，还要编创节目，他家的灯亮到很晚，有时一直到天亮……在李老师严厉的背后，还深藏着一颗慈父般的爱心。学生病了他亲自背着去医院，回来还要看着按时吃药，怕学生嫌药苦不吃。外出演出时，他总是提前为晕车的同学准备好小桶，防止在车上呕吐弄脏车厢。还把平时搜集的治疗晕车的偏方给同学们用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为了让学生休息好，夏天给学生驱赶蚊虫，冬天给学生盖被子，自己睡不上个囫囵觉。李老师如此，其他随队老师也都这样。
现在我们去看望老师时，常常说起这些往事，老师经常说的话就是：“乡里乡亲的，老少爷们的孩子，付出点是应该的。”“教学生是老师的职责，是天经地义的，你们不用感激。”多么朴实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庄户孩子”福分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