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来昌乐之后
浩然写于一九七八年的万言检讨书，是当时他对他在“文革”中所谓的“错误”的认识。应当理解，浩然也与其他人一样，对于“文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新的认识，但是，一些基本的事实，一些能够说得“清楚”的东西，他没有必要再去“推翻”和改变的。上世纪末浩然对一些媒体说过要“把自己说清楚”的话，以及他要写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于他的“万言书”不会有根本性的超越。这是后话。
一九九五年十月至十一月浩然来昌乐的这一次，他除了会见昌乐的乡亲们、朋友们外，他还去过潍坊和青州、安丘等县、市，见一见他的新老朋友和文学作者，他说，他要从这些新、老朋友们身上获取生存和创作的勇气，每每见一见山东这边的朋友们和乡亲们，都使他身上增添一种顽强的力量，增加一份继续“写农民，给农民写”的信念和使命。
浩然不止一次地说过，山东的作家正气，不管老一茬、新一茬，大多都是写“农”的，特别值得敬重的是，山东的作家没有“丑化”农民的——这是浩然，作为山东以外的一位老作家对他的山东同行的称赞。
“山东的作家正气”，这句话我还从另一位作家口中听到过，他就是张炜。虽然浩然和张炜这两位我心目中敬仰的良师益友在说“山东的作家正气”时的下文不一样，但我作为山东作家的一员，听了这话很是高兴、很是骄傲——张炜作为山东作家的重要一位，他称赞山东作家正气的原话是这样的：“山东的作家正气，山东的作家没有一个骂鲁迅的！”……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我给浩然打过一次电话，他说身体不好，《圆梦》第三稿暂时放下了。等春天天气暖和了身体好了再找个地方修改。他说他将尽量避免《活泉》那样“后松”的不足，将修改润色的重点放在后半部。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又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他的身体时，他回答说他的身体不好，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他问了我有关在前东村建泥土书屋的情况。当他听说昌乐这边的文友们、乡亲们为建“泥土书屋”都捐了款，一共捐了六万多元时，他让我给文化局的领导和前东村转达他的意思，大意是，“泥土书屋”的建造不宜铺张，要节俭，有农家特点。他的这些意见，我都打电话或当面转达给了当时昌乐镇及文化局的有关负责同志。
九月六日下午，我再次打电话问他的身体，问他的《圆梦》修订稿情况，知他身
体感到好些，但没有动笔写《圆梦》修订稿。他说医生建议他休养一个阶段，并建议他在十月份，最迟十月底再打一个疗程的吊瓶。他对自己的身体康复信心十足。他说他要尽快完成他的第三部自传体小说《圆梦》的修订稿，并投入第四部自传体小说的写作，即关于“文革”那段生活的自传体小说。——这时候他还说第四部是“文革”时间的，叫《心声》也好，叫《笼罩在江青的影子里》也好，或者叫《“文革”回忆录》也好，总之，这关于“文革”时期的小说或回忆录，是第四部，至于产生写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到创作《艳阳天》前后的那段生活的念头，是后来的事。
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他的写作计划总是难以实现。主要障碍是他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以及他老伴儿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原因。
十月十九日，我再给他打电话问询他的健康状况时，他说过几天他要去西安住一段时间，打算写“文革”那段的回忆录。他说《圆梦》已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出版社的人认为这第三部比前两部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朋友希望他继续写下去，写《“文革”回忆录》，当然，写出来还是交给他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他说他到了西安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然而，我却没有等来他的电话。十月过去了，十一月过去了，他都没有给我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次到西安后没几天就“脑中风”复发，出现脑昏迷症，昏迷
三天两夜不醒。当时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后经医院的全力抢救，脱离了危险。
后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在西安的这次发病，才使他真的经历了一次“死亡”。前两次“脑中风”，特别是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得病时，他只是手脚不听使唤，嘴里说不出话，但头脑十分清楚，这次可就不同了，他失去意识近六十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
后来我再给他打电话，多是跟他谈他的健康，问他的病情，要他注意健康，好好休养，他却因此而得出“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时间，把该写的东西尽快写出来”的想法，越发不注意休息、不注意健康了，成天为不能坐下来写作而苦恼。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翻阅那一天的日记，我是这样写的——
上午在办公室时，给浩然老师打过一个电话。他说他现在很苦恼，主要是因为老伴病了需要他陪，牵扯他的精力很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精神上很累，要累垮了！”
他还说，他四十多年不间断的写日记的习惯，也因为劳累和烦躁而中止了。他感到很苦恼很苦恼。对于照顾他的老伴儿的病，他的儿女也帮不了多少忙，代替不了他。他成天的感觉就是劳累、疲倦。
我知道的，浩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从他有了“作家梦”的时候起，就一天不
漏地记日记，他五、六十年代的日记，甚至七十年代的日记，都是记的很详细的。后来年纪大了，他的日记有时候记得简单一些，但也是每天必记的。他曾对我说过，他的自传体小说《活泉》和《圆梦》之所以写的顺手，得益于他年轻时的日记。他还对我说，他之所以有信心把他的自传体小说继续写下去，也是因为他记日记。
浩然曾经告诉过我，他写他的三部自传体小说，特别是写《活泉》和《圆梦》时，别的东西不带，就带着一箱子过去的日记本和几个空白日记本。他写稿子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翻过去的日记本。
为什么还要带空白日记本呢？这是他后期进行创作的一个习惯，一个细节。他告诉我的，大约也是从写自传体小说开始，写稿子，特别是写小说的初稿或者说是“框架”稿，他已不再习惯用稿纸，而是习惯写在本子上，是那种左装订的、像书籍那样翻页的厚厚的本子上的。
我没有问他这种用空白日记本写小说的习惯是不是缘于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记日记。但我猜想其中肯定有一些联系的。
浩然的记日记和记笔记，早在一九六○年他在我们昌乐下放劳动时，一些乡亲们就有所见有所闻。直到现在，在昌乐的前东村还流传着浩然在这里下放劳动时记笔记的故事，比如当他听到谁说了一句俏皮话或歇后语，他会立即掏出随身带的笔和小本子记下来。有一次浩然在去农田干农活时路过一片刚耩完豆种的地块，他弯腰扒开土一看，问一位女社员道：“这豆子怎么耩得这么浅？”这位女社员向他解释说：“豆子就是应该耩得浅嘛！俗话说：‘麦耩黄泉谷露糠，豆子耩在地皮上！’”浩然立即掏出笔记本和钢笔，让她再重说一遍，他认真地记下来。
还有一次他到县里去开会，中午到县委宣传部干事时兴亭的宿舍午休，起床后发现他随身带的笔记本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到处寻找，凡是他这天去过的地方他都找遍了，最后还是在时兴亭的床缝里找到了。他找到他的小本子后高兴地说：“我可找到你了，这是我几个月记的素材，别的丢了我不在乎，可丢了你，我非急出病来不可！”……
可以这么说，坚持每天写日记和记笔记，是使浩然写出那么多作品，成为著名作家的重要的因素。
而现在——一九九七年的五月，他因为劳累，因为烦躁，也因为照料多病的妻子，他中断了四十多年不间断的写日记的习惯，他能不苦恼吗？
稍后几天，我从有关报刊获悉，也是在一九九七年的五月，他在北京市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我在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虚的”。
当时，我不明白，他说的“虚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直到现在，我也未必就明白了他说的“虚的”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东西，
不是我这样的年纪的人能够弄得懂的。
2008年夏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