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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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浩然的自传体小说《圆梦》，没有读《乐土》的那种苦涩感，也没有读《活泉》的那种距离感。而是，总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作为一个文学事业的寻梦者，《圆梦》中青年浩然的理想与信念，奋斗与追求，不正是自己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吗？
那种苦苦追求而不被理解的孤独，那种因为对文学创作太痴迷而受到的讥讽，那种小有成就而招来的嫉妒和刁难，几乎是每一位文学青年都曾经历过的。所以，我觉得，
《圆梦》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与其说它是浩然对他迈上文学殿堂门槛的追忆，倒不如说它是浩然写给当今文学青年的人生指南。它告诉人们，特别是告诉那些正在做着文学梦并苦苦追求着的年轻作者们：文学是美好的，文学又是残酷的！在通往文学殿堂的路途上，不仅仅有着阳光和鲜花，而更多的时候是有着无数的荆棘和坎坷。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条铺满鲜花的歧路……
所以，我觉得我读《圆梦》的熟悉感，应该来自对青年浩然文学之路的坷坎与欢乐在我心理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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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所以成为浩然——一个终生以文学事业为奋斗目标，抱定“写农民，给农民写”的信念不放松，并独领风骚一二十年于中国文坛，至今仍在不停地写的“农民作家”——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浩然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必然性，放在《乐土》、《活泉》、《圆梦》三部自传体小说的总体中研究当更清晰些。我在《留得真情从头说——评浩然的自传体小说〈乐土〉》一文中涉及过，在《再读浩然》一文中也谈到过，但都不深入。现在，《圆梦》出版，使浩然的三部自传体小说全部出齐，以整体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特别是，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我们回眸二十世纪中国农民命运史，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都为深入研究浩然及浩然作品提供了机会。这是浩然及浩然创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此不赘述。
现在读《圆梦》，我觉得浩然成为作家，其实有相当成份的偶然性——是蕴藏着必然的偶然——浩然的作家梦，竟缘于他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编写和演唱秧歌剧《小两口唱国庆》的成功，缘于《河北青年报》向农村青年团干部约稿。一篇《姐姐进步了》的千字短文的发表，激发了青年浩然写稿、写小说的念头。这之后，无论是在区、县做青年团工作，还是后来到报社工作，他都坚持不懈地勤奋写作。无论是生活和工作顺利的时候，也无论是遭遇挫折的时候，他都能够朝着他人生的既定目标奋进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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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有成绩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一样，浩然在成名之前，或者说他在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之前，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边缘人”时期。
五十年代初期，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基层，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年干部很少。身为脱产干部，又在地委党校接受过培训的青年浩然，是领导看好的一棵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苗子”。然而浩然对于当什么官和怎样当官却看得很淡，用心很少，甚至有些感到讨厌。他热衷的倒是利用在基层政府工作的便利条件去更多地接触农民群众，感受火热的农村新生活，把这最基层的“官场”看作是通往文学殿堂大门的曲折阶梯，很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这与当下有不少文学素养不错的青年人把文学当作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极力把自己的才气用在升官谋权上正好相反。
所以，后来的浩然由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苗子”成为一位纯粹的作家。所以，有些自身条件很好的文学青年最终没有成为作家，倒是成了“官僚”。
用社会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官僚少一个可以补上，而作家少一个却没有人可以替补。特别是真正意义上的，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某种精神象征的作家，缺少了是一种损失，一种遗憾。难怪前些年我们的一个访问团出访韩国，我们的官员在称赞韩国有一个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时，韩国的陪同官员却说：“可是我们没有鲁迅！”——韩国人很羡慕我们有一个鲁迅，也为他们没有一个鲁迅或鲁迅样的文化精英而感到遗憾。我觉得，韩国人之所以这样说，大约是他们认为有一个能够体现民族灵魂的作家，比有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更为重要。
韩国人羡慕我们有鲁迅，没有羡慕我们有别的什么，特别是没有羡慕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官僚……
我读《圆梦》，首先读到的是青年浩然如何从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苗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写农民，给农民写”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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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青年浩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边缘人”，除了指“官场”的浩然与文学寻梦者浩然外，还应当指记者的浩然与作家的浩然。
作为《河北日报》的记者，青年浩然在工作之余，在自己租赁的一小间民房里，点上煤油灯，或者读文学前辈的创作理论，或写自己爱写的小说。这时候，他这个“边缘人”的矛盾、苦恼还不十分突出。但后来作为俄文《友好报》的记者，他却尝尽了作为一个“边缘人”的苦头。在俄文《友好报》做记者时的浩然，已在《北京文艺》等刊物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这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招致一些非议甚至是打击。当浩然能够有较多的业余时间进行他所挚爱的文学创作时，他的顶头上司当面对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培养作家的任务！”甚至有人把浩然的业余创作看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上纲上线，被作为反右整风的“重点人物”进行批判。当浩然在创作上小有成就，他的创作逐渐被当时的文坛所注意，甚至作家出版社要给他出小说集的时候，报社的当权者对他的打击也到了顶点，他们甚至借精简机构之机把他踢出报社、踢出北京，要他到千里之外的山西太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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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浩然沿着文学创作的崎岖小路，一步一颠地艰难前行呢？通过读他的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圆梦》，我觉得有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首先是源于他对党的感恩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热爱。从《乐土》到《活泉》，再到《圆梦》，这三部长篇自传体小说，给我们展现了浩然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的生命全貌。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浩然是共产党政权的最大受益者，共产党使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孤儿到新中国的主人，他对共产党，对新政权的感激与热爱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这恰好回答了他为什么在以后漫长的创作道路上，能够始终不渝地以饱满的热情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及新中国的农民的。
在九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重出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
《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及新出《金光大道》第三、四部时，有的评论家火药味很浓地批评浩然的这些描写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农村新生活的小说“极为虚假”，现在看来，这种同“文革”刚结束时有人批判浩然作品“高、大、全”“假、大、空”一样的论调，很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就像一对同床异梦、互相背叛的夫妻，看到人家夫妻夫唱妇和、恩恩爱爱，他们就认定人家那恩爱是假的一样。我们的周围，这种自己同床异梦和互相背叛，却又认为人家
夫妻也同床异梦互相背叛的人其实多得很，虽然他们不一定占到多数，但却为数不少。促使浩然沿着文学创作的崎岖小路不断前行的另一种因素，是浩然的母亲在浩然
儿时对他的教诲。浩然小时候得到的母训是做人要“有志气，有正气”。我们无论是读《乐土》还是读《活泉》，还是读这部《圆梦》，浩然母亲对浩然姐弟关于做人要“有志气、有正气”的教诲经常在作品中出现。每当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浩然总是拿母亲的这句话鼓励自己，用它作为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力量源泉。
在人生道路上是这样，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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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浩然在走向文学殿堂的路途上困难重重，千辛万苦，但由于他抱定了要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所以他还是能够克服困难、在挫折和打击面前不低头的，虽历经沧桑，仍痴心不改，坚持不懈地奋斗、进取，终于走向成功，圆了他的作家梦。
我说，浩然是幸运的。
浩然的幸运除了有他自己坚定的目标、忠贞不渝、不舍昼夜地苦苦追求的因素外，还得益于有许许多多文学前辈与同行对他的扶持、帮助与关怀。
我读《圆梦》，知道了曾对青年浩然的创作给予热情指导和关怀的文学前辈和领导有萧也牧、巴人、叶圣陶、郭小川等。这些老前辈在文学上对浩然的关心、爱护，使浩然终生难忘。他们是浩然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和环境中能够一步步走向文学殿堂的门槛，最终圆了作家梦不可或缺并受用终生的老师。还有他在俄文《友好报》社的同事贾玉江在生活上和创作上给予浩然的许多帮助，读起来让人心中产生一股股暖流。
但是，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一开始就瞧不上浩然，并多次欺骗、愚弄浩然的《河北文学》的编辑冷某，还有算是浩然老乡，在当时红极一时的青年作家刘某，他们不仅不给予求上门来的青年浩然以指教，反倒给以伤害……
正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老师的帮助——姑且称反面的刺激也算是帮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帮助——才使得几十年后，在浩然成为一个成熟的纯粹的作家之后，一边勤奋写作，一边竭力扶植和帮助文学青年。因为他深知年轻的未名的青年作者，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基层的青年作者，非常渴望也非常需要有人对他们的创作给予帮助和指导。
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中期，浩然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变化的长篇小说
《苍生》发表，他第二次在文坛上崛起之后，他更懂得扶掖和帮助文学新人的重要。他不顾体弱多病，千方百计为文学青年的成长给予帮助和呵护，在文学的苗圃里辛勤耕耘浇水——他把自己对广大文学青年的帮助与扶植称作“文艺绿化工程”。他的“文
艺绿化工程”主要有两大基地。一个是他现在居住的河北省三河市，主要依托由他亲任主编的《苍生文学》；一个是他六十年代初期曾到那里劳动锻炼，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山东省昌乐县，主要依托他及他的创作为研究对象的“浩然研究会”。在这两块文艺绿化基地上，他编刊物、编丛书，亲手为文学青年修改稿件，可谓呕心沥血，毕其精力。据我所知，这两地经他培养和扶植帮助过的青年作者多达百位。其中加入冀鲁两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组织的青年作家三十多位。
为什么浩然近些年来这么醉心于“文艺绿化工程”？
我通过读他的这部自传体小说《圆梦》，找到了答案。因为浩然知道，文学青年们，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基层的文学青年们最需要指导，最需要扶植。他希望有更多的文学青年能够早日踏进文学殿堂的大门，圆好作家梦。
1999年12月写于昌乐
（原载《苍生文学》2002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