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妈妈邓六金
她是共和国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的爱人，她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母亲，她是参加长征的27名红军女战士之一，她是100多名烈士后代永远爱不够的"妈妈"，她叫邓六金，一位英雄的女性。
2003年7月16日，革命老人邓六金离别人世，享年91岁。
长征路上多次吐血
1911年9月，邓六金出生在福建上杭一户农民家里。邓家生活贫穷.邓六金出生才十几天，父母就把她送到一户人家里做"望郎媳"。"望郎媳"是当地盛行的一种婚姻陋俗，比童养媳还要可怕，即到没有男孩的人家里"等郎"--等待男孩出生。一般情况下，"望郎媳"没有什么家庭地位，年岁稍大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说穿了，她们是一种不拿工钱的女佣。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来到了邓六金的家乡，给邓六金暗无天日的苦难岁月注入了希望。听说是穷人的队伍，邓六金心头涌起一股激情，她二话不说，剪掉辫子，参加了红军。在部队，她像小伙子们那样勇敢、富有朝气，每天不是站岗放哨，就是鼓动妇女闹革命。不久，她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军两年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邓六金的带动下，她的两个姐姐"邓凤金"、"邓来金"相继参加了红军，她们姐仨被当地人称为"闽西三凤"。
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漫漫长征。临出发前，组织上挑选了30位政治可靠。身体素质好的女战士，作为参加长征的第一批女战士。邓六金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长征路上，邓六金像其他战士那样吃尽了苦头，甚至累得多次吐血。一般情况下，部队照顾女战士，只让她们行军，不做其他。可长征不是散步，要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什么险恶的情况都能遇到。在路上，邓六金像其他女战士那样，只要工作需要，总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一路上，她多次帮其他战士或民工抬担架，也因此累得吐血。艰难险阻的道路，对她这样的女战友而言，日复一日走下去，已是一种奇迹，何况还要抬着人翻山越岭?几次累吐血后，妇女队长刘群一再劝告她，不让她做这种体力活，邓六金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却依然我行我素。
一天，敌机进行新一番轰炸，在躲闪中，邓六金跟队伍走散了。轰炸结束，邓六金从一个自然掩体里爬出来，匆匆向部队远去的方向追去。但刚走没几步，她发现远处路边放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位受伤的红军军官。邓六金知道担架旁的老乡缺少帮手，于是跑了过去。得知在刚才的轰炸中，另一名老乡因害怕逃跑了，剩下的那名老乡无法干活后，她俯身抬起了担架。
长征的道路异常艰险，在行走过程中，每名战士最大的担心就是掉队。因为没有明确的行军标志，一旦掉了队，有可能再也找不到组织。邓六金知道抬担架不容易追上队伍，于是一再催促民工兄弟快走，全然不顾道路艰险，身心疲惫。大半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到部队的踪影，邓六金心里好不焦急。她知道，如果到天黑时还找不到队伍，隔夜后，她有可能被部队永远"甩"掉，再也无缘长征了。
更不幸的是，就在他们有气无力的时候，前面又出现了一个高坡，他们的脚步不由地缓了下来。这时，邓六金的体力透支到了极点.胸膛发闷、发热，似有一股热流直逼她的胸口。她的口腔甜甜的、腥腥的，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她知道自己快要吐血了，可还是不愿停下来。担架上的伤员看到邓六金步履维艰，他心里很难过。他劝邓六金停下来休息，邓六金看了看天色，说什么也不肯。"我们一定得在天黑之前赶上部队。"邓六金喘着粗气，话还没说完，血液就在她胸膛里翻江倒海，紧接着，几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
抬担架的老乡害怕了，忙说："女人干不得这个。"伤员说："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许能碰上个人……"邓六金没有争辩，她抹掉嘴巴上的血迹，舒展了一下腰身.招呼老乡抬起担架接着朝山上爬去。那名老乡感动得不得了，他边走边流泪，他说邓六金是个罕见的坚强的女子。 伴随着激烈的战斗，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邓六金等女战士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陕北.董必武赞叹她们道："这是许多男子望尘莫及的。"
革命和爱情两不耽误
邓六金与曾山感情甚笃.是一对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曾山去世后，邓六金写过多部书，在其中尽情地抒发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曾山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乡白沙锦村。曾山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的一名穷秀才，年轻时曾在本村及邻村设馆教学。曾山跟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成绩优异，但迫于家境.他辍学就业，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中共秘密党员，1 925年隐瞒身份回乡发动农民起义。当时，当地豪绅勾结官府挤垮了曾山的生意，他正为这事愤愤不平，立刻和哥哥一起搞起了革命工作。曾山颇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1926年，他在家乡成立农民协会，并担任农协的领导；同年十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山的父亲曾采芹、弟弟曾柄生也都是中共党员。1927年1 2月，曾山参加"广州起义"，此后长期在中共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父亲曾采芹、哥哥曾延生、嫂子蒋竟英、弟弟曾柄生先后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其家"满门英烈"。
在跟曾山认识之前，邓六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只是没见过面罢了。1937年11月的一天，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的危秀英拉着邓六金非要去见一个人。她们来到延安中央机关的一间窑洞里，见到了曾山。曾山那时三十多岁，给邓六金的第一印象既稳健又诚恳。尽管经过不少革命风雨，可在儿女情事上都没有多少经验，初次见面，两人都有些羞怯，并没有说多少话。
1938年夏末，曾山来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邓六金当时恰好参加中央党校的一个学习班，于是他们再次见了面。当时是贾拓夫有意撮合他们，主动制造机会让他们见面。邓六金意识到这一点后，特别不好意思，那时她已对曾山产生了朦胧好感。
1938年10月，华东局缺少妇女干部，组织上把邓六金调了过去。当时，与邓六金去华东工作的干部共有20多人，在曾山的引领下，他们步行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去南昌。曾山曾在苏联留过学，人很幽默，一路上讲了不少笑话。邓六金对这个心细男人的爱意逐渐增强。
在西安，国民党不发通行证，邓六金和曾山等人只好呆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等待组织交涉。相处久了，彼此不再顾忌，邓六金和曾山的谈话也更深入了。曾山在邓六金面前很健谈，他谈了很多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理想、革命经历，以及自己的家庭。讲到几位家人都为革命献身的时刻，曾山凝望着墙壁，冷峻的目光中闪射着少许忧伤，倒让女豪杰邓六金痛畅淋漓地心酸了一把。几次谈话后，邓六金对曾山的情况了解得多了，她跟曾山的心贴得也更近了。一天，曾山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之情，当面对邓六金说："我爱你，我想跟你结婚。"邓六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羞红着脸，扭身出了屋。当时.邓六金的心情是矛盾的，她爱曾山，很想跟他相依相偎过日子，可她心里却又感到害，在长征路上，她亲眼看到贺子珍、陈慧清等几位大姐生孩子所忍受的痛苦；更可怜的是，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走，只能寄养到老乡家里，找不到收养的人，她们就把孩子放到马路边，在孩子的悲哭声中忍痛离去。邓六金不愿忍受那份痛苦，她更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中去。
但最后，感情压倒了顾虑，邓六金答应了曾山的请求。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开后.年轻朋友们闹着吃喜糖，"逼"他们办喜事。拗不过大伙，曾山和邓六金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申请，不久，陈云代表组织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举行了简朴而又庄重的婚礼。
那时候，曾山很穷，连一件象样的礼物都没有送给邓六金，但邓六金并不介意，他们追求的是美好生活、和谐的感情，其他并不重要。
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夫妇辗转来到皖南，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当时，皖南的战争形势非常严峻，生活也艰苦到了极点.为了孩子能得到一个有保障的生存环境，邓六金把曾庆红送回曾山老家交给曾山的母亲抚养，并给曾庆红取了个丁儿的小名。
孩子们长大后依然叫她妈妈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军。这时，华东局对邓六金的工作做了重大调整，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
对邓六金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她有信心完成。那些孩子从出生到长这么大，是多么不容易啊！由于战争频频，他们的父母为了革命事业，顾不得照顾他们，他们大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就拿邓六金自己的孩子来说吧。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到吉安把曾山的母亲抓去毒打拷问，并纵火烧掉了曾家的房子。当时丁儿只有三岁，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偷偷地独自跑到野外一个大树洞里藏了两个晚上。远远看见奶奶惨遭毒打，丁儿却不能哭出声来，那份刻骨的记忆至今依然铭记在曾庆红的心底深处。几十年后，邓六金忆及往事，老泪纵流，她感慨万千地说?quot;那时，这个孩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然而，这段经历也决定了曾庆红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长子如此，次子阿瘤也经历过不少苦难，为此，陈毅还当面批评过邓六金。"皖南事变"后，阿瘤被邓六金送到老乡家后，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邓六金怎么请求.坚决不肯再帮她带孩子了。
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儿子的.每次看到孩子受苦受难，邓六金的心都要碎了，可是，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生命的壮丽，这一切她都认了……这些事在邓六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她向组织保证，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这些革命者的下一代。 在华东局、华东野战军领导的支持下，特别是在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的关怀下，邓六金和其他同志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很快就把华东保育院办起来了。保育院设在离济南几十公里的大官营.房子是用没收来的一个大地主的房子，教师和工作人员是在当地招的一批初中生和师范生.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李静一任院长，邓六金任副院长。他们把100多个孩子按年龄大小编成三个班：小学班、幼稚大班和幼稚小班，孩子们个个健康活泼，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比较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孩子们本来就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吃了白薯粉更没个看相。看到这种情况，邓六金特别着急，她和其他同志到华东局、华东军区、地方政府四处求援，不光给保育院争取来了白面、大米、猪肉，还争取来了5头奶牛和4只奶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孩子们脸红了，个儿长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瘦弱了。
从1948年6月开办到1 949年6月向上海搬迁之前.华东保育院在山东共接收了1岁至10岁的孩子137人。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差，孩子的健康，成了保育院的头等大事。战争期间缺医少药，最怕孩子得传染病，一倒就是一大片。
那段时间，邓六金日夜牵挂着孩子，为他们操碎了心。邓六金知道这些孩子缺少父母之爱.她寻找一切机会给予他们母爱，待他们像自己的亲生子一样。当时，那些孩子都叫邓六金妈妈，在他们心目中，邓六金的确就是他们的妈妈。
解放后，那些孩子长大成人.大多成为了国家栋梁，无论身居何种职位，每次见到邓六金，他们都依旧像过去一样亲切地叫她妈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华东局、华东军区转移到了上海，华东保育院也接到了从山东青州往上海搬迁的命令。这次由邓六金指挥的、为时一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的"大行军"，终于胜利完成。它犹如一?quot;特别部队"完成了一次特别的战役。当那100多个孩子在上海车站和父母或亲友团聚时，整个车站回荡起欢呼声。时光流逝.往事随风，但那几个瞬间，仍然深深地刻在邓六金的脑海里。
晚年的邓六金依然保持着达观、坚强的人生态度。战争年代.积劳成疾，没能得到及时医治，她的双手、双脚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以致肢体变形，有时痛得彻夜难眠。就这样邓六金与病魔做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1999年在邓六金身上发现了新病情，次年她开始接受化疗。慢慢地.头发掉光了，只好戴上个帽子.但她乐观依旧。她经常指着自己的头问身边的人："没有头发了，是不是很难看?我变成了一个丑老太婆了。"接着，她又自嘲道："头发没有拉倒，反正是一个丑老太婆了，要不要都无所谓。"
2003年7月16日，著名红军女战士邓六金脸上的笑容似大理石般凝固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把最后一份美好留给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