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景月
夏绥万
张景月部队是抗战期间在寿光兴起的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鼎盛时期达到2.3万余人。它从1937年底开始组军，到1948年彻底覆灭，历时10多年。其各部所盘踞的地区，除寿光县之大部外，还扩展到潍县、昌邑、广饶、益都、临淄、昌乐等县的部分地区。当时他割据一方，破坏抗战，残杀人民，危害革命，依附日寇，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反动派死力效劳，因而得到其上司的宠爱和赏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先后委任张景月为“山东省独立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山东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山 东省保安第三师师长”“鲁中军区司令”“山东全省保安副司令”“张、博地区指挥官”“山东省政府委员”等职。
笔者夏绥万，寿光小东关人，1913年生，在家务农。1939年初，日寇第二次侵占寿光城，我即参加了张景月部队。
之前，我担任过小学教员。因教学前曾在旧军队中担任过司书，所以加入张部后即被安插在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书记(文牍)，旋又改任上尉参谋，后历任少校参谋、中校参谋。1945年日寇投降后张景月到济南任山东省保安副司令时期，曾一度担任该部上校科长(时间很 短)。在1948年春解放时，我的正式职务是：山东省第十四区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但一般称作主任。
在1939至1948年期间，除因病和闹情绪曾几次短期脱离该部外，一直陪伴着这支反动武装到彻底覆灭。
当时我的工作除搞参谋业务外，还给张担任了一部分秘书工作，对他当时的所谓“友邻部队”的应酬函电和向他的国民党上级的用来涂脂抹粉、虚报“战功”的文件，多出自我手。当时由于工作需要，必须从正、反、侧多方面了解情况，所以对张部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有所了解。毋庸讳言，我在该部所做的工作，无疑地会给张景月扩大反动政治资本，危害人民革命事业起了一定作用，这是我终身感到内疚的。
甲、张部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兴亡过程
一、社会背景
1937年冬，日寇进逼山东，寿光县的军政局面处于动乱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 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日寇，救亡图存；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则惊恐万状，准备 携眷潜逃；而一些地痞、豪强则野心勃勃，乘机拉伙，抢占一方。那时县城有国民党县卫队 (又叫车子队)，约50人；公安局有一百五六十人；每区有一个乡农学校，是轮训性质， 每期80人，人员大部是富有之家雇用顶替的。此外，还有驻羊角沟的水上警察大队约200人，算是比较有力的部队。还有国民党海军部的一艘测量艇，被迫停在羊角沟，艇上配备有 ４.5厘米远射程炮一门，英制马克沁重机枪两挺，也是当时寿光的军事力量。这些旧军队 ，既无抗战意志，又无统一领导，各怀异志，急于逃散。
当时，在中共寿光县委领导下的抗战星火到处点燃，寿光西北部牛头镇，南、北台头和南、北洋头，以及北部的王高、崔家庄、南河等村都分别拉起了抗日武装。他们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受到群众的热情拥护，来势之猛、发展之快，大有燎原之势.
当时寿光地方土顽豪强也借动乱之机，挑起“抗日”招牌，招兵买马，抢占地盘，自称司令，独霸一方。像寿光西部的刘世义、刘世忠，南部的刘荆山、何德卿等都纷纷招兵起枪，拼 凑起一哨人马。张景月就是这些人物中最狡猾、最有力量的一个。
二、上下串连，八方拉拢
张景月原名张寰峰，字景滁。他的族叔张观桂，字月亭，土匪出身，原在寿光二区任区队长，因打土匪阵亡。张继承了他族叔的职业，便改名景月，表示对其族叔的景仰。张生于1904年，寿光二区张家庄人(现留吕镇)。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乡村医生，他青年时代以卖火烧为生，长成以后，在张宗昌时代的一六三旅刘荆山部下当过兵，军阀混战中面部受伤，留有伤疤。后来回乡在他族叔张月亭手下当勤务兵。他只上过一二年学，当兵后常练习写小楷，还时常向原二区文书夏伯翔(名夏鸿翱，官路人)求教，当时同伙都讥笑他是“官迷”。张月亭死后，由于张景月平日善于逢迎巴结，又加当时二区区队成员多是土匪出身，不易驾驭，而张却与他们都是拜把兄弟，所以他就一跃成为区队长了。他当了二区区队长之后，首先与原二区区长慈乐尧、二区大地主、大绅士邱香亭拉好关系，然后对其他地方部队首领也极力拉拢，互相勾结，因而他的队长地位比较巩固。抗日战争前夕，张景月担任了寿光县二区乡农学校的军事主任。他看到时局动乱，早就怀有野心，认为这正是他捞取军事资本、飞黄腾达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多年的军阀、兵痞生活，使他知道要成“大事”，必须拉帮结伙。因此，他施展各种手段，上下串连，八方拉拢。除竭力巴结当时的国民党寿光县长宋宪章外，又与前二区区长慈乐尧(当时任何家小学校长)和潍县的齐杞南(前潍县的中学校长，国民党cc派党棍)秘密策划。在组军过程中先后与杂牌军余孽徐云程、某报记者韩化清、大学生王炳辰等所谓上层人物秘密联系；并通过他们和昌邑北部的姜家泊、马家围子一带的大资本家姜宗濂以及由东北军回家的连长马成龙等拉扯关系；西面对益都县的国民党人侯耀庭、地方部队头目康岱五进行拉拢；西北面他亲自到驻沾化县下洼一带的鲁北民团指挥赵明远部，对孟庆华(字祝三)等秘密拉拢。对本县的县城部队、羊角沟的水上警察、寿光东南部各区的乡农学校，或拉拢兼并，或分化瓦解拉其一部分。另外，他还利用拜干兄弟、攀亲戚等封建关系笼络了一些地主子弟、兵痞、惯匪，到处起枪压款，扩充势 力，准备大举。这是张景月建立反动武装前后的活动情况。
三、攫取军权
张景月为了实现其野心，扩大其势力，打出了“抗日”的招牌来装潢门面，一方面用以欺骗人民群众，一方面用以吸引一部分反日爱国的旧知识分子前来入伙，以便扩大其政治资本。
1938年初，日寇由津浦线分兵东进，韩复榘委派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专员厉文礼为第八区游击司令(简称“鲁八游”，群众则叫他们“掳把油”)，厉又委任寿光县长宋宪章为第一支队司令，宋即仓促拼凑武装，把县里所有军队(包括“乡农学校”学生)调集起来，特别把张景月部编为特务大队，调至寿城作为主力，倚为长城，并口头委张为支队副司令。这样，张的声势就高人一筹了。1938年1月9日(1937年旧历腊月初八)，日寇板桥师团的一部沿潍博路迫近寿城西郊，宋、张临时布成的阵线一触即溃，纷纷丢弃枪支、车辆，争先逃命。在日寇炮火追击下逃至弥河以东。当夜日寇在寿城宿营，捕鸡烧牛，火光冲天。次日拂晓，宋、张部就向寿光东北的西方吕方向仓皇撤退了。日寇并未在寿城驻扎，全部沿潍博公路东去，县城成为空城。宋宪章到达西方吕后，日夜坐立不安，便要求南下，打算去投靠国民党第一区专员张里元。随后在张景月的护送下，越过胶济铁路，路经昌乐县境，被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岳和警察局长张天佐把宋的财物全部扣下，宋只身投向张里元部。后王金岳在逃跑时又被张里元逮捕枪决(抗战期间，宋又去大后方，死在重庆。这是后来听说的)。宋宪章一走，张景月攫取了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成为寿光最大的地头蛇，也成为以后发展其反动武装的资本。
四、投靠芦斌，组成“鲁东第一支队”
1938年春节后，张受芦斌(共产党叛徒，任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委任，在丁家楼、西方吕一带竖起“山东抗日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司令”大旗，招兵买马，起枪压款，扩大反动武装。他招降纳叛，网罗军阀余孽，笼络地痞、惯匪，堂而皇之地组成了所谓第一支队。张景月自任司令，徐向午任副司令，徐云程任参谋长，慈乐尧任政训处长，王奉宣任参谋处长(王奉宣原名王麟阁，同盟会员，保定军校学生，曾任江西军阀部队的团附和本县地方团队大队长等职，解放后随其子王允哲去台湾)，丁岚生任秘书长，赵公路任军需处长，赵同祥任军医处长，李品三任交际处长，李班如任副官处长，杨伯芝任情报处长，刘东坡(又名刘筱苏)任中校机要参谋，吕梦熊(原宋宪章的一科科长，)任军法处长。俎鸿飞任传达处长，后任通讯队长。
支队以下，编为四个梯队(相当于团)，十几个大队(相当于营)。司令部还设有传令队、卫士队、侦探队等。第一梯队长王炳辰，驻潍北四区一带；第二梯队长韩化清，驻潍北五区一带；第三梯队长姜仰之(又名姜宗濂)，驻昌邑北部姜家泊一带；第四梯队长巩志远，驻羊角沟及以南地带(该部原系水上警察)。第一直属大队长白光华，驻邢姚，其部下系由河北窜来的土匪队伍，后拉走；第二大队长高明德，驻上口，其部下系原寿光警察局人员；第三大队长刘世义，驻侯镇，刘是张的把兄弟，其部下系原寿光五区地方武装；第四大队长张汝滨，驻东方吕，部下为原寿光十区地方武装，外加一部分红枪会人员；第五大队长刘振隆，外号刘二虎，驻彭家道口，部下为原寿光县六区地方武装；第六大队长何冠千；第七大队长李德符，驻南庄、丁家楼一带，部下为原寿光二区地方武装；第八大队长林经三，驻下口，部下系一部分武术队；第十一大队长王子真，驻田马，部下为何德卿拉起的队伍；第十二大队 长李子余，原驻潍北，后调上口并入特务营；第十八大队长李树桂，驻昌邑西部马埠一带(以上均系就个人记忆所及开列的，其中空缺的大队番号，究系空着或已忘记，现已无法肯定)。此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大队长刘鼎臣，随司令部行动，其部属系由原一、四区地方武装及益都的部分武装组成，配有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在孟祝三、孟昭舜等先后由八路军八支队叛逃归张后，又成立了特务第二大队，由孟祝三任特务大队长，驻寿城。还有传令队长李希华，侦探队长董淮清，执法队长李香坡等，各带一个排或两个班，经常随司令部活 动。
这个时期，估计兵员在8000人左右，人多枪少，枪械无可靠统计。在此期间，张的主要宗旨是扩大势力，抢占地盘。但为了欺骗舆论，装饰门面，也与日寇稍有接触。第五大队长刘振隆部在昌邑北部徐林庄，在张部尾随八支队东下昌邑时，与日寇接触，夺得歪把子机枪一 挺。另外，1938年2月中旬，八路军八支队在寿光城南三里庄伏击日寇汽车，大获全胜，汽车上的敌人大部被歼，缴获汽车、武器，撤出战斗后，有个漏网的鬼子逃至三里庄内，凭借家屋顽抗，张部的散兵游勇张昌五、傅海亭等将该敌击毙，得手枪一枝，铜牌一面(上面有“工兵少尉成田吉”字样)。这就是抗战初期张部赖以招摇撞骗的“赫赫战果”。其余的“进攻昌乐城”“会攻临淄城”以及“田马失守”都是未触即溃，闻风而逃，谈不上什么战斗。但张部对这些所谓“战果”却吹嘘得神乎其神，借以蒙蔽群众，维系人心。这个时期，由于张部占据羊角沟及王官盐场，大卖食盐和收取走私税(当时奸商由羊角沟运进大量日货)，因而大发横财。但因其第四梯队长(后改成第二团团长)巩志远贪污过多，分赃不平，该团下级官兵不服，起来闹事，所以在日寇于1939年1月第二次侵占寿城后，巩志远即携款潜逃。听说不久即死于上海。
五、投靠沈鸿烈，编为“十五旅”
1938年夏初，张景月的司令部移驻寿光城。张派何子政携款去厉文礼处活动，由厉文礼 委任慈乐尧为寿光县长。秋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派保安处长王念根到寿城检阅部队。检阅后，把张部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委张景月任旅长。在慈乐尧任县长之前，沈曾委郭恩棠(寿光北徐村人，战前在青岛教学)为寿光县长。郭到任不久，经不起张景月的排挤和刁难，使他无法“展布”，只得卷起行李出走。听说不久在鲁南病死，也有说在去鲁南的路上被刺死的。
张部改编后，其司政科处无大变动。只慈乐尧任县长后，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由丁岚生继任主任。其部队改编为六个团，三个直属营和几个直属队，兵力约在１万人计。
第一团团长孟祝三，辖三个营，一营营长王凯臣，二营营长邱赋生，三营营长刘振隆，分别住在寿光南部和西北部，人枪在1500左右；第二团团长巩志远，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刘寿隆，二营营长李班如，三营营长张景舜，分住羊角沟及寿光南部，人枪1500左右，有捷克式轻机枪两挺，为张部主力；第三团团长徐向午，所辖一营营长庞勇宣，二营营长韩化清，三营营长李树桂，分驻昌邑、潍县北部，人枪在1500以上；第四团团长于慈航，原驻昌邑北部，后溃散，具体情况不明；第五团团长侯耀庭，其第一营营长徐振中，二、三营去胶济路南，情况不详；第六团团长康岱五，其一营营长李德符，二营营长康茂龄，三营不详，该团驻益都东部，特务营营长刘鼎臣，辖四个连，有重机枪二挺，随司令部行动；手枪营长马成龙，辖四个连，随司令部行动；骑兵营营长王清河，只有骑兵五六十名，不久溃散。此外，还有传令队一个排，由李希华任队长；通讯队一个排，由俎洪飞任队长；侦探队一个排，由董准清任队长。在此期间，张部还在寿城办了一个训练班，轮流抽训班以上营以下军政官佐。同时，还招收了300多人的军政大队，由益都人刘日新任教育长兼军政大队长，唐锡嘏、马成龙、孙树芷、庞勇宣等兼教官。此外，该部还创办了一种小型报纸《民声日报》，日印五六百份。专登国民党中央社消息。
六、日寇诱降、压降，张部屈膝投敌
1938年冬，汪精卫叛国投敌和武汉沦陷以后，日寇即以重兵“扫荡”其后方。在此以前 ，日寇曾两次派飞机轰炸寿城，张部无大损失。1939年1月(1938年农历腊月初二) ，日寇派兵进占寿城。张部一枪未发，弃城逃走。接着，日寇分兵在侯镇、羊口等地陆续设立据点，张部亦未敢主动向敌人进攻或截击。尽管张景月游而不击，但日寇对张却不放心，总想一举消灭之。
1939年1至7月的这段时间，日寇对张部采取强硬政策，张对日寇采取消极避敌的逃命 政策。张部又系乌合之众，各自为政，互不相顾，因而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局面。在遭敌包围时，为了活命，也不得不抵抗一下，然后夺路逃生。如：这年1月(1938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日寇将其手枪营长马成龙所率3个连包围于侯镇。马成龙预先布防进行抵抗，巷战一天，至夜半突围逃跑。日寇“扫荡”寿光西部时，将二团一营刘寿隆部包围于 北台头村，团附王子真、营长刘寿隆率部抵抗一昼夜后突围逃跑。两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王子真被炸去左臂。这年2月，旧历除夕，侯镇敌人与汉奸包围了张家庄张景月的故居，烧毁了张景月的住宅，掳去张妻赵氏、张子“扬州”和弟妇何氏，并烧死张的外甥一人，意在迫张投降。后赵氏吊死狱中，张弟妇何氏因生孩子被放回，张子被偷出旋即死去。
1939年春，张部的一部分在寿光、益都境内东窜西躲，他本人率其手枪营马成龙部和 特务营马士奇(代营长)部向驻在潍北的徐向午团靠拢，在蔡家栏子、大湾口、泊子一带休整，被盘踞侯镇之敌侦悉，用不足一个中队的兵力向蔡家栏子奔袭。当时张之旧参谋人员业已逃散，由唐锡嘏任主要参谋。唐令部队宿营后先筑简单工事。拂晓，日寇迫近蔡家栏子，向村内呜炮进攻。唐遂指挥部队正面迎击，并令住泊子、大湾口之马成龙营和住荆棵、柳棵一带之徐向午团左右包抄。日寇估计错误，陷入重围，发觉被围后狼狈溃退，丢弃九二式步兵炮一门，尸体多具，两名日兵被俘，内中一名腿负伤不肯走，并用拳凶猛抵抗，被张部士兵击毙，故只带回一名。张部追击猛烈，故亦伤亡多人。有一小部日兵占据邵吕店村东头一独立家屋，对追兵猛烈抵抗，追兵被阻，故残寇得逃去。是役唐锡嘏右肩负伤。当时上报战绩，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沈鸿烈立即转达国民党中央命令，委张景月为“山东省第十四区行政督察特派员(后称专员)兼保安司令”。
所谓“蔡家栏子战役”后，日寇立即调集兵力，用汽车80余辆，对张部跟踪追击。前后10余天，日寇所到之处，挨村烧、杀、抢、掠，给潍北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蔡家栏子村民的损失尤为惨重。张部慑于敌人淫威，采取了化整为零、插枪潜伏的政策。日寇在益都、寿光、昌邑、潍县一带横行无忌，群众受害极大。由于汉奸告密，敌人把张部插存在斟灌一带的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及一批步枪全部起去。在这一阶段，日寇常采取夜间围村，黎明进村搜查和夜间设伏的诡诈战术。张部特务营代营长马士奇率部夜间通过马湾桥(在现侯镇丹河岸边)，遭敌伏击，马士奇负伤，排长王光照阵亡。张景月本人在此期间只率亲随数人到处潜伏，并有数次被敌包围，侥幸逃脱。
1939年青纱帐起，张陆续集合旧部，重整旗鼓。由于前段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整 编。 第一团孟祝三只剩下两个营，一营王凯臣，三营刘振隆，分别在纪台附近和彭家道口一带活动；手枪营及原二团残余合编为二团(后改为二十七团)，只有两个营，以马成龙为团长，随张之司令部活动；三团徐向午部，改为二十八团，仍在潍北一带活动；四团全部溃散；五团团长侯耀庭，率两个营去胶济路南，被其他游杂部队吞并，该团一营营长徐振中，始终随张，后扩编为第二团，只有两个营，活动在益都北部；原六团康岱五部，只剩六个连，活动于益都东部地区；特务营长李森庭(又名李惠东)，辖四个连，随司令部活动。其余，还有传令队一个排，队长晋锡屏；侦探队一个排，队长俎鸿飞；特务队苗思九部五六十人， 后扩编为便衣大队。全部兵力只剩7000人左右。
司政科处另有变动：唐锡嘏任司令部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齐杞南，副主任解未明；参谋主任前唐锡嘏，后庞勇宣；副官长刘协唐，后调任寿光警察局长及广饶县长，由李宾南任副官处主任；军需处长赵公路；军医处长王德庭(1943年“四五战役”中被俘，死于东北)。其“十 四区专员公署”设秘书处，主任丁岚生；专署一科长朱景圉(留俄学生，后转任二十八团一营营长)，后李少文；二科长刘东坡；三科长赵镜海；视导室主任刘歧锋；统筹给养委员会主任李佑之。此外，扩大了修械所，所长李金照(河南人)，修械所用织布大机轴，制造步枪，仿造捷克轻机枪，用水龙筒制造八二迫击炮，还造手雷、地雷，配备了整编后的部队。
其十四区共辖五个县，其寿光县长始终是慈乐尧；广饶县长原李寰秋，后张子周，后刘协唐； 博兴县长前傅舜卿，后侯庆文；蒲台县长前盖竹坡，后宋绍昱；临淄县长前于治堂，后徐振中。大部是流亡政府，不能入境。
1939年日寇兵力还相当雄厚，盘踞寿城之敌，最初是步、骑、炮兵混合组成的机动性很高的加强联队，后来逐渐减少分散(敌人番号和敌酋名字已记不清)，先后在羊口、侯镇、稻田、田马、西高湛、马湾桥、南楼堤、张建桥、张僧疃、王高、南河、益隆道口、丰城、辛家庄和广饶的大王桥、益都的朱良镇、高柳、张孟口、口埠，潍北的一孔桥、固堤等地安设据点，气焰十分嚣张。张部虽进行了整编，但为了保存势力，还是消极避战，经常被敌人追袭，被动挨打。在此期间，几乎无战不败。如在稻田、南庄、上口、下口以及潍北的花园、王家庄子等地，均被击败，甚至在除夕之夜(１９４０年２月)，还遭到潍县日寇的奔袭。
1939年秋初，张奉何思源(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召唤，率警卫30余人到广北某村会晤 。张景月昼夜奔波，于某日天亮后赶到，岂知该村在拂晓前已被日寇占领。当张等接近村边时， 即遭日寇从平房顶上迎头痛击，只得仓皇逃回。到达寿光东北李家南邵村时，准备稍事休息 ，但已被侯镇之敌侦知，赶来包围。幸发现较早，从南面跳墙逃走。即此可见在日寇猖獗时 张部狼狈状态之一斑。1939年秋末，张率其全部主力(特务营及马成龙、孟祝三两团)到 广饶、博兴边界之龙居店、碑寺口一带与何思源接上了头，由此在寿光掀起反共高潮。
1940至1943年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共高潮，抵消抗日力量，使日寇 坐收渔利。日寇一方面对国民党部队劝降、诱降或武力迫降，一方面向八路军解放区疯狂进攻。当时原在鲁南山区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已率其“五一”、“五七”两军及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和所属机构纷纷撤出山东，在安徽阜阳一带苟延残喘。而其遗留在山东境内的新四师吴化文、新三十六师刘桂棠以及前国民党全省保安处长宁春霖和中统分子王道部，还有国民党地方土顽部队如厉文礼、赵保元、李青山、王砚田等纷纷投敌，公开伪化。随后盘据张店之日寇第五混成旅团长奥村派出高级特务人员向张部劝降、诱降。张景月起初只派像交际副官朱国栋、李品三一样的小官员与敌人勾勾搭搭，但在日寇的威逼下，便撕掉了“抗日”的伪装，投向日寇怀抱，奴颜婢膝地派他的参谋主任庞勇宣、团长刘协唐、便衣大队长苗思九、营长李瑞玉，直至其高级官员秘书主任丁岚生等去张店参加敌人诱降的所谓“宴会”了。当时王念根(国民党山东保安处副处长张景月的上宾)曾对此打了个比喻说：“一个人穿上新鞋非常怕沾，但在踹了泥以后再踩屎也不心疼了。”这话正说明他们投靠敌人已经不以为耻了。在参加敌人的“宴会”以后，庞勇宣曾无耻地夸耀说：在宴会上奥村亲自和日妓表演节目，他和李瑞玉在轮到表演时，还唱了“国歌”(“三民主义……”)，唱完，敌人也鼓掌欢迎等等。在另一次谈话中苗思九说：“敌人想用灯红酒绿的淫糜生活来软化我们。”听起来是自表“清白”，其实这位苗大队长早就在张僧疃(苗的家乡)据点和敌人搭得火热了。
当时，张景月、王念根还想同敌人这样明来暗去的应付应付，以保存实力。但贪欲无穷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是最讲现实主义的，在张部半推半就尚不肯公开接受汉奸番号时，于是便拿出武力迫降的一手。1943年1月7日，日寇对张发动所谓“一期讨伐”，张部称为“一七战役”。在此之前，1942年10月间敌人大举向寿光解放区进攻(即“九六大扫荡”)， 曾于夜间以大队人马穿过张部防区腹地尚家庄、临泽之间，但并未向其进攻，因为敌人的进攻目标是清水泊。可是张部有些警觉，曾在尚家庄周围和田柳一带加固工事，以防被袭。在“一七战役”中，敌人投入的兵力包括伪军不过2000人，又分散包围了若干个设防的村庄， 因此攻势较弱。虽曾一度攻入尚家庄的西庄子和北孙云子，并使用了毒气，但未得逞。那时国民党中央由重庆派来慰问检阅的中将参军吴锡九也住在尚家庄，当夜全部突围撤出。1月9日由田柳庄撤出的马成龙团被敌包围在李家南邵村，激战一昼夜，突围逃跑。由此，“一七战役”宣告结束。
敌酋奥村见一次迫降不成，老羞成怒，遂请求驻济南的敌酋十二军团长喜多，抽调兵力，用步、骑、炮、空及坦克部队6000余人，连同伪军8000人以上，由敌旅团长奥村 亲自指挥，于同年4月5日向张部设防地带大举进攻。敌称为“二期讨伐”，张部称为“四五战役”。张部在优势敌人的攻击下仍用“筑城困守”被动挨打的错误战术(当时张部下层士兵及民众称之为“狗熊战术”)。战前部署是：唐锡嘏率孟祝三团及特务营一个连守尚家庄，作为中心阵地；徐振中团的两个营由团附殷有章率领守南孙云子；康岱五团两个营，由团附王×× 率领守北孙云子；刘协唐团守垒村；苗思九部守临泽；张景月、王念根率特务营３个连及马成龙团守田柳庄。开战前一天，敌酋奥村为了进一步侦察虚实，曾将以前俘获的张部少校团附王兴华(中央军校学生)从张店纵回，并派遣高级特务(名字已记不准了，可能是寿光伪县长游恩波)到尚家庄求见张景月，张由田柳庄去尚家庄接见，有意识地导致敌人认为张在尚家庄的错觉。所以敌人第一天只用少数兵力远围佯攻其他村庄，而以主要兵力向尚家庄重点进攻，并在弥河两岸及各村周围纵深设伏。当日在飞机轰炸和重炮轰击之后，由坦克掩护步兵由西面一举攻入尚家庄(原守备西面临泽阵地的苗思九部，未经接战即先跑掉)。唐锡嘏张皇失措，指挥紊乱，孟祝三首先由南面突围，遭敌围歼。除垒村外，其他各村守备部队见主阵地业已失守，遂无斗志，纷纷放弃阵地外逃。在尚家庄四周及孙云子以西的平川地带，由于敌人陆空配合轰击，形成一片火海。下午4时许，唐锡嘏率一部由尚家庄撤至垒村，准备向弥河以东突围，刘协唐劝阻无效，唐即率其残部并牵动刘协唐之一营张读礼部，由垒村向 东突围，恰好中了敌人的埋伏，人员死伤过半，余部由唐率领缴械投降，作了俘虏。刘协唐部据村死守，至夜间安全撤出。只此一天，在尚家庄、垒村一带，张部的一团三营营长孟昭舜，二团二营营长王近性，三团附王××以下500余人被打死；一团政治部主任朱溥泉等800余人及无辜群众二三百人被俘虏，解往东北罚做苦力(生还者寥寥无几)；受伤官兵除少数由李青山伪部掩护得生外，多数被日寇杀害。孟祝三脱掉军衣，只穿裤头和单褂侥幸逃脱。
4月6日，日寇转移兵力向田柳猛烈进攻，敌机4架轮番轰炸扫射，火炮30余门集中轰击，其步兵由3辆坦克掩护一度从南门突入，但旋被击退，其步兵一部被隔断村内，逐屋争夺，双方损失均极惨重，王念根在指挥反击中面部负伤。激战至晚，张部由北面突围向弥河以东转移。
4月8日，张在寿光东部收容部队，晚在南留吕赵家宿营，敌跟踪追击。9日拂晓，敌飞机、火炮集中攻击，张部向潍北圩河以东撤退，而由昌邑、潍县出动之敌与追击之敌配合，以分进合击之势，将张部分别包围在三官庙、西王庄、典史庄子(又名赵家庄子)一带，3处均发生巷战，张部死伤惨重，敌人也付出相当代价。当地群众死伤更惨，房屋几无一间完整。至午夜后分别突围撤出，分散潜伏。张景月、王念根也率少数亲随潜伏活动。是日张部秘书主任丁岚生、军医处长王德庭、政治部主任邓公略均被俘。当时日寇伤亡数字不易了解，据汉奸透出的消息，在寿城、侯镇、张店3处火化了不少尸体。
战事告一段落后，上报战绩，自然是夸大战果，掩饰败绩，又加国民党派来鲁北视察的中央参军院参军吴锡九帮腔吹嘘，还有敌伪《新民日报》连续10余天以显著位置登载的“鲁北前线消息”等所散布的反面材料，这就把张部吹得神乎其神，一时轰动了国民党山东省府所在地安徽阜阳和所谓大后方及敌占区。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就秉国民党中央之命委张景月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师师长”。但当时日寇还继续扫荡未正式扩编。
日寇俘获唐锡嘏、丁岚生后，大施其怀柔伎俩，利用他们向张之余部诱降。经伪县长游恩波从中调说，张景月决定以营救唐锡嘏和丁岚生脱险为借口，以掩护主力重新树立为实，使孟祝三接受了敌人的番号。孟祝三率一个营，外加刘协唐的一个营和苗思九的便衣大队，以孟祝三为首，受编为伪保安总队，孟祝三当了伪总队长，唐锡嘏当了伪参谋长，丁岚生当了日伪新民会的参事(因治病去济南未就职)。伪总队仍驻尚家庄一带，由寿城的伪警察所派一部驻尚家庄进行监视。记得唐锡嘏在第一次换上便衣到寿光东部南仉庄会见张景月和王念根时，唐痛哭流涕，丑态百出。在谈话中竟无耻地称敌酋奥村一口一个“司令官”，说他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仁慈，表现出十足的汉奸奴才相。当时二十七团团长马成龙在座，唐谈到如何避免刺激日寇时说，日本民族性如何“刚强”等，马成龙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驳斥说：“他们有民族性，难道我们就没有民族性了？”顶得唐锡嘏十分狼狈。另一个在座的团长刘协唐也十分不满，曾暗中用手势向笔者比划着，认为可杀或应打耳光。后在张景月的极力圆场下，空气才缓和下来。张部公开伪化，当时其内部意见是不统一的，但张本人的目的则是以此保存实力，故意导演的这出戏，以欺骗其部下，从而积极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勾当。那时他们在日寇的卵翼之下，做了不少危害抗日人民的事，但具体材料笔者无从掌握。
1943年七八月份，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吃紧，并要抽调兵力进攻中原战区，因而对寿光 的压力减轻。又值青纱帐起，张景月即令唐锡嘏、孟祝三等用“和平方式”逐走了驻尚家庄 的伪警察所。这时敌酋奥村部队已远调河南战场，分驻寿光各地据点的日寇也因兵力减弱，逐渐撤防。不久，张景月又回到了尚家庄。
七、暴发时期——编成保安第三师
张景月重回尚家庄后，认为大难已过，于是重整“家园”，着手按省府命令扩编“保安第 三师”了。除二十七、二十八两团不动外，其第一团扩编为两个团，一团由孟祝三兼团长，六团由原一团一营营长王凯臣任团长；原二团也扩编为两个团，一个是二团，一个是临淄县保安团，徐振中身兼两个团长；第三团团长康岱五；第四团团长刘协唐；第五团团长李树桂，后被四纵王豫民骗去活埋了，其二营营长李香圃将部队拉回寿光，与特务营合编为新五团，由李森庭(李惠东)任团长；便衣大队苗思九部扩编为第七团；八团团长谭佩东，驻临朐，其部队始终未向张靠拢，情况不详；九团团长刘寿隆(原二十七团二营营长)；教导营长晋锡屏(该营由传令队扩编)；司令部的直属部队除原有的侦察队、通讯队和情报站外，还有一个10余人的便衣队，由张好德(泊头子人)任队长，专门负责对内对外的暗杀工作。
这几个直属队全归晋锡屏操纵。除“十四区专员公署”各科室人员仍旧外，其政治部由解未明任主任；各处都加上处长：参谋处长高秀岩，河北人，第三路军旧军官；军医处长刘泽 民，昌乐人，原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医务人员；军需处长赵公路。唯副官处李宾南仍称主任。此外，还在益都、昌邑、潍县各地组织了数不清的战工队、特务队、区中队、乡分队等，专门反共、反抗日人民，暗杀、勒索，无恶不作。
由于编制扩大，人员需要充实，便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所谓“征兵制”(实即抓兵)，凡兄弟二人以上的青壮年均抓去一人或二人当兵，后来连独子也抓。人员增多，军费军粮相应增加，向人民催粮逼款有增无已，又加连年荒旱，致使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由于编制扩大，需要武器装备，修械所也不断扩大。能够大量地自制枪炮，又加占有地 盘的各团也各自搜刮民财设立工厂，土造武器源源补充。虽然弊端丛生，但其部队却迅速扩 大。由于张部虚名在外，远在淄博一带的伪军孟永德、王克礼等部，也通过张的把兄弟牛魁五(牛系旧京剧演员，班名小朱，后加入杂牌军，解放前任张的教导营二连连长)的介绍，暗中接受了张的委任，都称××团，把张部当作靠山。此时，该部组织的庞大，达到了顶峰，仅其直接指挥的建制就有十一个团和若干直属营队，在战力统计表上达到2.3万多人。孟祝三、唐锡嘏也因投敌“有功”，分别担任了副师长和参谋长。
至于所谓“鲁中军区司令”一职，只不过是一个空头名衔，虽然在国民党省府划分的指挥序列上包括张天佐、王豫民、周胜芳、隽宇澄、程学通等数十个游杂部队，但当时却是各自为政，谁也不听张的招呼。
这一时期，既是张景月反人民资本的暴发时期，也是该部在政治上更加反动、腐化的时期。尽管该部没有直接、全面地接受日寇或汪逆的番号，全部拉起来打出汉奸旗号，但实际上却 起了正式伪军所起不到的坏作用。当时由于韩复榘时代的寿光县长张贺元(济南陷落前任历 城县长，后即潜居济南)的牵线，张部与日寇的各个特务机关发生了联系。经其二科长刘东 坡、金库主任吴子丰之手，用从益、寿、昌、潍各县(主要是寿光县)榨来的人民血汗——铜 元、牛皮等重要战略物资，与敌人交换了一部分弹药、医药和汽车等。同时，并派其特务秘 书何德卿常住寿城与日寇互通情报，策划反共，并多次与敌人配合，窜犯解放区，抢粮、烧 村、屠杀抗日人民。这个时期的张景月已由过去的消极应付日寇、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转为勾结日寇全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了。可以说，张的伪化程度更加深了。过去打 过的“抗日”招牌，这时已经骗不了任何人了。其统治区人民日益不满，其下层士兵亦斗志 涣散，被其“抗日”招牌诱来的一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更悲观失望。
1944年冬，敌机一架在寿光东方村(现属纪台镇)附近因故障坠毁，驾驶员未伤。孟部想得到飞机上的机枪，蜂拥而上，驾驶员拿出手枪射击，被士兵击毙。事出后，日飞机低飞盘旋寻找坠机，又令寿城日军出动寻找，但皆未找到。日翻译赵某，秘见张景月(也可能是伪县长派去的)始知坠机地点。张先去作了布置(掩盖驾驶员被杀)，后引日军去运走。
随着政治上的堕落(彻底伪化，公开反共)，其部队上下更加腐化。其上层人物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上层军官多数“喝兵血”；其乡保人员无不“刮地皮”。一个连的司务长或一个营的军需官就可以从士兵口粮中克扣上万斤粮食，用来放高利贷，再去剥削穷人；其营连长大部分和投机商人用克扣的军饷、军粮合伙经营商业，大发横财；其区、乡长无不花天酒地， 任意挥霍着从地方上聚敛来的人民血汗。所以造成了民怨沸腾、士无斗志的局面。
八、日寇投降前后，张部第一次被歼
1945年4月，驻济南日寇特务机关之特务人员“毛麟”，由吴子丰带领来到尚家庄向张部提供情报说：“八路军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消灭张景月部队……”据事后了解，毛到尚家庄主要任务是因日寇获有“张部在尚家庄以南修筑飞机跑道，准备策应‘盟军’登陆”的情报，派毛来实地侦察。其实“修跑道”之说是因张部从敌人手里换来几部破旧汽车，想在东起潍北西至益、临边界一带修筑简单公路，准备在八路军进攻时，用机动部队互相救援。所谓修飞机跑道是其假象，而八路军吊民伐罪，要大举讨张却是事实。
1945年4月，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开始向张部连续进攻，先后将其驻寿光西部丰城 、茅坨一带之四团消灭一部，团长刘协唐负伤，团附刘荣卿(刘二虎之兄)被俘；将驻寿光北部王高之王凯臣团的一个营全部歼灭，营长孙延文被击毙；接着又将驻邢姚苗思九团消灭一部，其一营营长毛冠军被击伤后毙命。在攻下邢姚之后，解放军炮兵逼近王里，向张的司令部所在地尚家庄突然集中轰击。当时张景月、王念根正在视察工事，一发炮弹正落在他们身后，晋锡屏头部受伤，传令目李建章被炸死，张极为震惊。
解放军炮击尚家庄后，立即转移兵力向寿光东部张部驻侯镇之九团刘寿隆部进行围攻。张部曾集中兵力多次援救，均遭阻击，最后刘寿隆团全部被歼，刘寿隆被俘，团附王业恒被击毙。战事告一段落后，解放军为了给张部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教育释放刘寿隆回尚家庄，并带有杨国夫司令员和景晓村政委、袁也烈参谋长致张景月、王念根的信，还有于勋臣致解未明的信件，劝他们幡然省悟，向人民靠拢，但张等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冥顽不化。虽有复信，但毫无诚意。刘寿隆在初回张部时还粗略介绍了解放军方面的宗旨和政策，似乎多少有些觉悟，但时间一久，在晋锡屏等“烟灯”熏染下，在顽固派的教唆下，思想和立场又趋反动。不久便接受了“警保大队长”的任命。
1945年7月间，长期躲在重庆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在日本人新荣幸雄的掩护下秘密经济南来到寿光(日本当局不知此事)，准备组织张部抢夺胜利果实。但在7月末及8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又向张部主力驻田柳庄的二十七团马成龙部展开强大攻势。在此之前，马成龙大量征集民工加固了工事，并扬言：“俺不依靠他们(指张的其他团队)也要守到盟军登陆来解俺的围。”战争爆发后，张认为尚家庄不安全，又把何思源安置在益都北部徐振中防区以内。
解放军在开始围攻田柳庄的同时，又在王里至古河一线(尚家庄田柳之间)，设置重兵构筑工事，阻击增援部队。解放军在包围田柳庄后，以神奇的速度于一夜之间在田柳庄周围筑碉堡挖沟，所筑碉堡，比田柳庄围墙上的碉堡还高，居高临下，猛烈攻击；并在近距离内挖掘炮兵掩体，利用迫击炮的出速平射，摧毁了田柳庄的防御工事。这时马成龙才打破了狂妄的迷梦，惊慌失措地向张哀求增援，但在解放军强大的打援部队的阻击下，多次增援均以失败告终。虽然何思源迫令张天佐派了他的精锐部队保十团孙玉田部及其他国民党和汉奸部队远路增援，张景月还利用了所谓神兵(红枪会)以及何德卿请来日寇一个小队，经寿城前来增援，也统归无效。最后，其副师长孟祝三自告奋勇率两个营携带粮、弹想在夜间绕道冲入田柳庄，而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只有少数部队进入田柳村内。当时正值日寇根据“波茨 坦宣言”宣布投降，张景月、王念根曾函致杨国夫司令员请求和解，但解放军业已收到朱总司令的扫除障碍，彻底消灭敢于拒降之敌的果断命令，当然更加倍地向田柳庄孟、马部奋力猛攻。8月13日，所谓张部的主力部队遂全部被歼，马成龙、孟祝三一块做了俘虏。当日下午，张景月见大势已去，即率所部放弃尚家庄设防地带，退至弥河以东的屯田一带。
张部之所以步步惨败，主要是因为他们顽固地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是其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田柳庄一战，张部不仅失去了主要支柱，大伤了元气，而且导致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人人自危。上层也互相埋怨，争吵不休。王念根早对张部“供奉不周”心怀不满，常埋怨刘东坡光买坏大烟给他抽，还限制数量；埋怨张景月不补足他的警卫部队(他曾从鲁北带来30余人，称“保安处特务连”)。至战争开始，王念根经常躺在床上吸大烟，声言自己是“战略指挥官”而不是“战术指挥官”，从不迈出尚家庄一步。在田柳庄危急时的一次会议上，王与张语言不合，张抓起凳子打了王念根。
8月18日，解放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盘踞在寿城之日寇余部及伪警备队。当时张景月曾派其第四团长刘协唐率部进据寿城东关，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但解放军业已捷足先登，并争取了伪警备队一部起义，迅速彻底消灭了拒降之敌，张景月不得不率其残部，窜至昌乐附近，依附敌伪力量，苟延残喘。
九、上窜济南，晋升“山东全省保安副司令”
1945年8月15日左右，何思源受国民党中央指使，与盘踞山东之敌寇接洽，企图抢先进入济南，以便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张景月与王念根率其主力第五团及教导营和部分 员同徐振中率第二团及临淄县保安团由益都登车，共计5000余人，保护何思源向济南进发。 在益都何即发表张景月为全省保安副司令，王念根为参谋长。留唐锡嘏率一、六两团残部，以及三团康岱五、四团刘协唐、七团苗思九和二十八团徐向午等残余部队，麇集昌乐附近收拾残局。
何思源到达张店以后，驻济敌酋细川中康派其参谋长(名字已忘记)、少佐参谋铃木为代表乘飞机至张店与何谈判，因日寇态度强硬，条件苛刻，谈判破裂。因当时日本刚宣布投降，一切具体办法当地日军还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又加伪省长杨毓洵和军统有关系，散布空气拒绝何率部队入济，说何带的部队都是土匪，一旦入济，必秩序大乱。因此火车开至龙山(现平陵站)遂下车北去向国民党十二区专员翟毓蔚靠拢，相机进入济南。当夜在石珩村(章丘西部)宿营。夜间解放军九师钱钧部队由铁路以南开至章丘、历城边境向岳伯芬部发起进攻。起初，张部还认为岳(伯芬)隽(宇澄)两部互相火并，但在明白了真相后，随即渡过绣江河向章丘东北部及邹平、长山境内转移躲避。因解放军渤海部队已经向该地区发动攻势，而且刚消灭了张景儒部主力团张兴周部，所以何思源与张部到达该地后，惶惶如丧家之犬，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在长白山区附近之刘家井、盐窝、黄山前、贺家一带时，正值解放军围攻邹平县城，相距不过5.7华里，双方警戒部队，随时可以接触，形势最为紧张。在行军中屡次给养困难，官兵常终日不得一餐。何思源身患感冒，呼吸困难，情绪极为沮丧，曾坐在担架上当众对张景月说：“我是山东主席，停止呼吸以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带到济南去，把灵柩停放在省政府。” 到8月30日(或者是9月1日)，张部又迂回到龙山附近的小董家庄。何在益都时即发表张金铭为济南市市长，并着他和祝廷琳先到济南活动，为何入济预作布置，但张金铭到济后受汉奸威吓藏起来不敢动。何到龙山后又派丁岚生到济南找张金铭联系，丁到济南后见到张景月部电台上的两个报务员，便令架设电台与何思源、张景月联系。日寇已投降，须接受中国政府指挥。当时驻济日寇奉其主子岗村宁茨的严令：必须把何思源找到，接入济南。济南日寇不得不派兵一部，由其少佐参谋铃木及特务头子新荣、田部井等率领，乘火车两列(前面是工事车)一面修复铁路(历城至龙山一段铁路已被解放军破坏)，一面在铁路两侧挖掘工事，加强掩护，试探前进。到达龙山车站之后，火车连续长鸣汽笛，并派出小股日军向北搜索，中途与张部取上联系，仍由龙山乘火车西上。当时因车辆过少，除何思源、张景月、王念根、徐振中及少数随员(笔者在内)和教导营乘车外，其余部队均步行跟进。在火车通过龙山西王舍人庄以东地带时，铁路以南山脚下，解放军布防动作历历可见。9月2日正式进入济南，其后继部队则在中途遇到截击，伤亡惨重，勉强夺路前进，占据历城伪县府所在地王舍人庄，凭借围墙进行抵抗，激战终夜，至9月3日拂晓后，解放军才撤出战斗。张、徐残部经日寇允许，进至济南近郊红家楼一带休整。
张景月到济南在接收敌伪的保安司令部以后不久，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的前进指挥所主任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杨业孔，已乘飞机到达济南。当然，一切都得听从杨业孔的指挥。当时留在昌乐附近收容残部的唐锡嘏，因与杨业孔系东北讲武堂同期同班同学，闻讯后，立即放弃部队赶来济南进行钻营，并赠给何思源的儿子将校呢军服一套，为个人升官发财铺平道路。
张景月到达济南以后，早已忘乎所以，他像国民党从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一样，争先抢汽车、抢房子、抢物资，只顾自肥，而置其被踩着头项爬上去的官兵和旧日僚属于不顾，这些人一日三餐都无着落，因而下级官兵纷纷逃亡，旧日僚属也各投门路。像他的政治部主任解未明，经党棍齐杞南介绍，才在当时国民党山东省统一指挥部谋得一个上尉级小职员(后听说晋升为少、中校秘书)，大部分人员是在当时的教育界谋求生路。但他的秘书主任丁岚生却是例外，因为他与何思源在寿光时有旧交情，所以说“荣任”了何的秘书。后随何去北京。
十、降调张店，第二次被歼
1945年10月10日，李延年到达济南，不久就宣布由杨业孔担任了“山东全省保安副 司令”，令张景月仍任保安第三师师长，唐锡嘏升任副师长。李延年又派其亲信刘雪门任该部参谋长，刘天民任副官长。张的亲信李佑之任军需主任，张寿年任参谋主任。并令其第五团李森庭部及教导营晋锡屏部和张在济南收编的原日伪驻济南的绥靖公署杨毓洵的卫队旅朱友声部及章丘县伪军李作舟部，一块开赴张店。由张景月担任所谓“张、博地区”(淄博解放后又改称“张、周地区”）指挥官，指挥当地的游杂部队和汉奸部队，以接替日寇“浅见旅团”的防务(该旅团准备调济南缴械)，同时，把张部徐振中之两个团编入“国军”三十二师，徐任副师长。至此，张景月“黄袍加身”的迷梦业已清醒。先是1943年期间曾派其代表张景文(寿光河疃村人，资历不详，但知其与李延年、李玉堂等颇熟)去重庆活动，回来后，衔李延年之命，要张景月领衔向国民党中央要求李延年主鲁，但张景月并未重视，反而领衔欢迎何思源任山东主席。李延年到济南后，对张景月极为不满，说他“不会办事”，并说：“张景月是个庄户人，会做什么官？”张之所以迅速下调，与此不无关系 。
张在受命之后，先由其新任副师长唐锡嘏率所属部队由济南开赴张店，而张本人仍迟迟延延留在济南，直到1946年阳历年前后才在日寇特务头子田部井率日军一部的保护下，率其教导营的一个连开赴张店。当时盘踞在张店的部队，除日寇浅见旅团及张部以外，还有李青山的残部及国民党十区专员王椿元所部(兵力不详)。在张到达张店不久，李延年即调“浅见旅团”去济南缴械。当时张景月、王椿元恐慌万状，曾联名电请李延年对日寇延期缴械，以保全张店，但未生效。因为李延年已知王耀武行将组成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进驻济南，急于完成他的受降任务另转新职(第二兵团司令)，所以不顾一切地尽早收缴日械。日寇缴械以后，正进入军事调处时期，盘踞张店的张、王两部，虽日夜担惊，但1946年春季还能平安度过。 在此期间，张景月和解放军赵寄舟旅长，在三人小组的主持下在张店会面，据说，当时气氛还相当融洽。至1946年3月间，王耀武到达济南后又令张景月将驻张店之部队交由该部参谋长刘雪门指挥，令张、唐回昌乐一带整理旧部。当即先由唐率教导营(后改特务营)在三人小组的护送下经益都，回昌乐，张本人随后乘飞机也到了昌乐。
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军坚决回击自卫，1946 年6月9日左右解放张店，驻张店之国民党残余部队全部被歼。张部参谋长刘雪门等被俘，后经教育释放。团长李森庭负伤逃回济南，李青山逃至寿光、广饶边境被解放军活捉正法，张景月的主力第五团又告覆灭。
十一、重返昌乐，最后覆灭
1946年夏，张景月、唐锡嘏先后回到昌乐以后，正值山东军政局面多变之际，“三李不如 一王”，这是当时“国统区’的一种流行语(“三李”指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一王 ”指王耀武。他们都是山东人)。王耀武升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调任“北平”市长，军令、政令一日数变，完全暴露了国民党上层决策人物在彻底失败前手忙脚乱的真实情况。当时张景月的残余部队，除徐振中部由国民党省府拨给枪支组成了保十三团外，并把原三团康岱五等部合编为保十二团，李森庭任团长，一起拨给徐振中所属。此时徐独树一帜，编成山东保安第六旅，由徐任旅长仍兼临淄县长；其余残部以七团苗思九部、廿八团徐向午部合编为保十一团，由苗思九任团长；一团及六团残部合编为另一个保十二团，由孟祝三(孟在田柳庄被俘后，于1946年秋由阳信县越狱逃回)任团长，以上两团各辖三个营，计：十一团一营营长郑春温，二营营长张波之，三营营长国好礼，十二团一营营长桑殿英，二营营长孟繁礼，三营营长张子清；原教导营改为特务营，仍由晋锡屏任营长，下属 4个连。此外，还有第九团、第廿七团残余人员编成的寿光县警保大队，辖9个连，由刘寿隆任大队长。由四团残部编成广饶县大队由张昌五任大队长。在全部被歼以前，该部总兵力还在5000人左右(不包括保六旅及临淄县大队)。
当时保三师番号时而撤销，时而恢复，部队时而编为保安团、县警察队，时而恢复原师编制，杂乱纷纭，即使当时的当事人也理不出一个清楚的头绪，不过其兵力却大致如上所述。其十四区所属各县县长是：寿光慈乐尧、广饶刘协唐、临淄徐振中、博兴侯庆文(何思源的秘书)、蒲台宋绍昱(王耀武部秘书)。各县部队在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中，均曾一度进入县境，但不久即在解放军的反攻中纷纷逃回寿光南部及昌乐城附近。
其司令部方面的组织，在保留保三师番号时期仍由唐锡嘏任副师长(未设参谋长)，参谋主任马立勋(原二十七团团附)，副官主任张效哲(原二十八团营长)，军需主任王殿三，军医主任王汉民，另有一个额外军医主任“山川”，是日籍留用人员。政治部主任郭文德(又名郭介，共产党叛徒)。其专保公署组织，副司令徐向午(原二十八团团长)，秘书崔汉生，中校参谋夏绥万，一科科长邵金亭，二科科长刘东坡，三科科长赵镜海，视导员张次乾，军法助理员韩甲第。
在保三师番号撤销后，唐锡嘏转任副司令，徐向午转任秘书，另设额外副司令二人，一是王耀武派来的贺凤池，二是原三团团长康岱五。中校参谋夏绥万，少校副官马立勋，政治部改称政治室，军需、军医等仍旧。
1946年夏季唐锡嘏回昌乐时，正值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由青岛登陆，进至昌潍一带，胶济路一度恢复通车，国民党的军政形势当时自称“好转”。张景月部经过补充、整顿后又开始向寿光境内进犯。并在寿光田马等地安设据点，时常到寿城南、东、西三面活动。1946年秋末冬初在国民党二一一旅的配合下，一度占领寿光县城，但很快就在解放军的攻击和威慑下退回田马、昌乐一带。
在胶济路中断后，其保六旅徐振中部及临淄、益都等地的地方部队也纷纷撤至昌乐附近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力部队(据传闻系宋时轮师)突然将田马包围猛攻，守军刘协唐 、刘寿隆一再告急，张景月派其副师长唐锡嘏于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天拂晓前率徐振中主力十三团之两个营及苗、孟两团各一部，由昌乐出发向田马增援，行至寿光昌乐交界处之大北庄、石桥(昌乐境)以北，南韩(寿光境)以南之低洼地带，麇集一处，噪杂休息。当时被预伏的解放军主力发觉，遂以迅猛之势突然掩袭，该部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其迫击炮、重机枪还驮在马背上就被解放军缴获了，唐锡嘏率部狼狈逃回昌乐。徐振中之保十三团损失最为惨重，其余各部均有损失。当夜据田马之刘协唐部也因救援无望，率部突围，也有相当损失。
战后徐振中极端痛心，为推卸罪责据实上报，张景月虽然想竭力粉饰也无能为力，旋即接到王耀武复电：“唐锡嘏指挥无方，着记大过一次，并责令戴罪图功……”
1947年7月临朐大战后，向山东重点进攻之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开始向胶济路北进攻。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王凌云部赠给张景月损坏了的重机枪9挺，经修复后分给各团营，都设置了机炮连，所以战力又有所增强。乘解放军战略转移之机，张景月又奉命率所部北进至羊角沟破坏码头设施。返回途中，在孙云子一带与第八军巡逻队遭遇，始知李弥部之荣一师已携带张部之寿光县长慈乐尧侵占了寿光县城，张部遂奔向寿城。此时其所属各县之县长、县大队也分别随“国军”进入各县境，一度“复员”。但是，好梦不长。随后，除寿光、临淄两县外，在解放军的反攻中纷纷撤回寿光、昌乐，仍成“流亡政府”。张部在盘踞寿城之后，一面四出“扫荡”、抢掠，一面征集民夫在寿城修筑半永久性工事，准备长期盘踞。他们也像其“国军”一样，到处割树、摘门，抢夺砖石。寿城周围十华里以内，惨遭浩劫，怨声载道。当时国民党占领区群众曾编有歌谣说，“国军”有四大“德政”：“割树，摘门；捕鸡，‘日’人。”最使人痛恨的是伪县长慈乐尧、警察局长崔汉生、民政科长杨星海，在入城以后，即以“感训”为名，办了个所谓训练班(实为集中营)，诓骗未撤走的解放区地方干部入城受训，在地主、恶霸、还乡团等被斗户的指控下，大批地惨遭活埋。笔者随副司令唐锡嘏视察城墙工事，曾目睹被害者的家属在寿城西南圈扒刨其亲人尸体的惨状。唐锡嘏惺惺地问警察局长崔汉生：“中央命令不准乱杀，你们为什么还这样蛮干?”这些话无非要把他唐锡嘏装扮成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其实，能骗得了谁呢？解放后，慈、崔、杨均被正法，人心大快。当时，晋锡屏、苗思九以及他们的区中队、乡分队，都私设监狱，杀害了不少无辜人民。如：西关的孙继善，北魏的魏永生、魏永祥等都是他们一伙杀害的。在他们这伙刽子手的残酷屠杀下，寿光各地到处血腥遍地，怨气冲天。
1947年11月14日，解放军十一师师长傅继泽将军率5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了寿 光县城，并开始猛烈攻击。当时张景月去济南未回，由唐锡嘏、贺凤池、康岱五三个副司 令加前副司令徐向午共同指挥顽抗。守城兵力有十一团苗思九部、十二团孟祝三部、特务营晋锡屏部、广饶县大队刘协唐部6个中队及寿光县大队一小部分。城防部署是：苗思九部守大、小东关及城东北两面，孟祝三团守西关及城西面，刘协唐部守南关及城南面，晋锡屏为总预备队。接战后，解放军以15厘米重迫击炮及山炮向城内猛烈轰击，掩护步兵冲锋，四关发生巷战。至15日，其城外据点除南关东堤外，已全部被解放军攻占，大部退守城垣。战前及战斗中唐锡嘏以“扫清射界”为借口，命令所部将城垣附近民房大批拆除。最可恶的是苗思九团在撤出小东关时竟将民房大部放火，住房、粮食、衣物等焚毁殆尽。城关群众哭声震天。战斗第三天中午，解放军由西门发动强攻，一度攻上城垣。守军孟祝三团仓皇后撤，准备向城东突围。特务营长晋锡屏也跑至小东门附近，准备越城逃跑。苗思九、刘寿隆率十一团及教导营之机枪连向西面迅速增援，并督促孟团反攻。他们合力反扑，才将突入城垣的解放军少数部队逐退，临时稳住了战局。
15日，国民党二一三旅由潍县出发，至寿光弥河以东张建桥河口虚张声势，准备搭桥，而实际上不敢渡河，仅派其搜索部队之连长李振山率一小部向寿城接近，保六旅十二团李森庭全部及十三团一部和益都县长关有声部则逗留在胡营以北、寿城以南地带向寿城试探前进。
解放军即在西关留少量部队佯攻牵制，城东、北、南面围城部队主力全部撤除，全力向城南来援之徐、关两部发动猛攻。徐、关两部一触即溃，舍命向弥河东溃退，在解放军骑兵追击下，损失惨重。团长李森庭几乎被活捉，脱掉大衣始得逃脱。据报，仅新领到的狮牌重机枪即丢掉十几挺，其他损失可知。逗留在弥河以东之二一三旅也始终未敢渡河。解放军大获全胜后，撤出战斗，掩护部队18日始撤清。国民党的增援部队遂以寿城解围纷纷向其上级报功。
在围城战斗中，国民党空军营多次派飞机助战，但其狂轰滥炸除给附近群众造成损失外，对战局并无影响。在空投中因地域狭小又不敢低飞，弹药、粮秣多数投入解放军阵地。
战事结束，该部清扫战场时发现解放军遗留的炮弹箱上有“南昌”字样，据国民党二十集团军司令部解释：系解放军快速纵队代号。这一下，引起了张部守军的恐惧心理。是役解放军士气旺盛，采取白昼强攻，付出了相当代价，而张部损失更为惨重。其十一团一营营长郑子新(郑春温)在城上被击毙，有说系被解放军潜入之内应人员刺杀的。当时更引起张部的惶 恐不安。战斗刚刚结束，其内部矛盾激化。因解放军冲上城垣时，孟祝三、晋锡屏等发生动摇，准备逃跑；苗思九部则极力顽抗，稳住了阵脚。为此，双方互相攻讦，矛盾重重，苗团三营营长国好礼对晋锡屏攻击最烈，晋有恃无恐，放刁耍赖，酗酒骂街。张景月由济南回来后，也未能压服。嗣后，又谣传解放军要重新围城，并已进至城东三里之朴里一线。张部遂在风声鹤唳中仓皇冒雪撤退。
事后查明，解放军围城之事纯系妄谈，在张部撤出后第二天下午才有解放军地方部队入城活动。
当时笔者在潍县乐道院养病，张景月到院见面后自述在撤退中曾多次滑倒，又因不明不白的撤退，心中十分懊丧。并说：“寿城撤退是我一生的耻辱，死后也不能合眼。”
当时，张之部下对晋锡屏的作为，人人气愤但张对晋宠信如故，晋仍气焰熏天，无人敢惹。
此后，张部退至田马、纪台、李家庄一带安设据点，其十一团驻李家庄，十二团在纪台、东方及弥河两岸活动。其特务营及寿、广两县县大队驻田马，其专员公署仍在昌乐城。1948年3月下旬，解放军渤海区十四团突然向李家庄附近之屯田、官桥、马家庄一带逼进，并开展政治攻势。张部曾集中兵力在屯田至稻田一线向解放军猛攻，除驻屯田之渤海十四团三营兵力较弱曾被苗思九团攻破外，其余各处虽经终日猛攻，均屹立未动。张部在撤出战斗时，遭到解放军追击，秩序相当混乱。
当时，解放军山东部队的三个纵队，由许世友司令员指挥，通过寿光北部向西挺进，一举攻下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全歼国民党整编三十二师周庆祥部及交警总队，然后撤至潍县以东进行休整，准备进攻昌潍。在此之前，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以“荒淫无度，贪污有据”罪名，调至青岛，被蒋介石当场逮捕，押解南京受军法审判。昌潍一带指挥权由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接替。陈在３月底确认解放军将进攻昌潍后，令张景月紧缩部队，固守昌乐。并将徐振中所属之保十二团李森庭部调往潍县，其十三团及临淄县大队和垦区保安团成建基部，益都县大队关有声部，昌乐县大队程钰庆部统统集中在昌乐车站，归张景月及保六旅旅长徐振中指挥。当时的兵力部署：除刘协唐、刘寿隆两部15个连约2000人固守田马外，其保十一团苗思九部守昌乐北关及城垣西、北两面，十二团孟祝三守昌乐东关及城垣东面，保十三团守昌乐南关及城垣南面，垦区保安团成建基部5个连守昌乐车站，其余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各部战斗人员在8000人左右，完全龟缩在这个小范围以内。除拆除民房构筑工事外，并坝住丹河， 在昌乐城西面造成泛滥地带，并将河水引入护城河。又从潍县飞机场运来大批日式空投炸弹当地雷，埋在周围地区。此外，还在城周围挖陷阱，布鹿寨，作固守准备。
4月初，解放军对昌乐、潍县、田马进行包围。被围后三天，有国民党空军战斗机4架，到昌乐上空盘旋数周后投下锦旗一面，旗上字样为“鲁中堡垒”，上款为“赠给昌乐守军”，下款为“王耀武空中题赠”。锦旗是红缎子作底，黑色平绒作字，由缝纫机制成。说“空中题赠”是假话，事先制好，用飞机送来给张部打气倒是真的。事后，王耀武又来电说：“在 乐上空视察，对防守非常满意。”又进一步鼓动张部固守顽抗。
战斗开始后，解放军仅用地方部队渤海十四团、十五团、临淄独立营、寿光县大队等分别包围了昌乐、田马，并在周围构筑工事，围而不攻，每日仅有零星接触和炮战，而以全部主力向潍县轮番猛攻。但张景月和徐振中在解放军雷霆万钧的震慑下，自相惊扰，惶恐不安。日夜向上峰求援，并故意夸大“敌情”，要求空军日夜助战和空投械弹。在一次夜航助战中，炸弹投入昌乐城里小学，炸死教员魏子厚等数人。当时王耀武率“国军”七八万人向昌潍增援，而因屡次被歼，迟迟不敢冒进。正如当时解放区《渤海日报》描写的那样：“龟步蛇行，每日爬行十余里。”在潍县解放前的4月22日，解放军攻克田马，刘协唐等率少数部队突围逃散，刘寿隆逃回昌乐城，其余全部被歼。至26日左右，潍县城全部解放，陈金城被俘，张天佐及其副司令张髯农自杀，徐振中之保十二团在潍县北关全军覆灭，据事后传闻，团长李森庭再次逃脱，去向不明。
潍县解放后，王耀武惧怕被歼，在淄河两岸徘徊不前，仅派小部队游弋至益都以西地区，并一再电令张景月、徐振中突围向济南方向撤退，但张、徐两部认为突围后危险甚大，虽明知无效，而一再要求王耀武向东推进，并自告奋勇，愿作收复潍县的前锋部队，想诱王部东来以掩护其突围。同时令《民声日报》(张部报纸)假造消息说：“增援业已到达弥河沿岸，正在搭桥。”并严密封锁潍县解放的消息，以欺骗部下，安定军心。最后(约在4月28日) ，王耀武又电催张、徐突围，其电报之部分原文说：“贵军必须出城作战，此系国防部命令。观共军主力均集中西线，阻击我援潍部队。贵军附近无共军主力，出城后有空军掩 护，绝对安全。如能绕至长白山以西则更为安全，切勿贻误。”张景月、徐振中不得不在4月29日午夜后率部从东、南、北三面冒雨突围。但因城门均已堵死，周围又挖有深沟，河水深度在两米以上，仓促中障碍难以排除，而人员众多，互相拥挤，秩序大乱，纷纷夺路逃命。有一小股误入城西泛滥区，泥泞难行。有的趟响地雷，惊动了解放军的围城部队，遂在城北的冉边、三里庄子一线加以堵截 。张部非常混乱，在突围前原计划除昌乐、益都两县大队由南门突围，径奔铁路以南外，其余部队分别由北、东两门突围，向寿城以南金马寨集结，然后由临淄以北、广饶以南向周村、张店方向逃窜，但在突围中大部溃散，业已营不成营、连不成连。在突围中垦区保安团团长成建基被击毙，晋锡屏负伤，在到达李家庄一带时，已经红日东升。便暂在李家庄稍事休息，待探明弥河以西情况后再行转移，但立足未稳，解放军九纵十八旅已跟踪追 来，四面包围，当时除十一团苗思九部尚比较完整外，还有孟祝三团的团附姜国兴、营长张子清率一个营，其余全部是些无组织的散兵，总共不过2000多人，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仓皇应战。因原筑工事早被拆平，无险可守，伤亡重大。张景月、徐振中、苗思九等在薄暮后 率一部由南面突围逃出，其余均被歼灭。至此，张景月苦心经营了10多年的反动武装，遭到彻底覆灭。笔者在昌乐附近被解放，据解放后传闻，张景月、徐振中化装逃至周村后，由王耀武部接去，张到济南后任省府委员，零星残部突到济南后，编归保六旅徐振中部，同年旧历八月，在济南解放战役中全部覆灭，徐振中被俘正法。张景月本人由济南逃往徐州，转逃青岛，后逃亡台湾。
乙、张景月其人及张部有关人物简介
一、张景月的为人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思想表现
张景月是兵痞出身，他之所以能在抗战期间拉起一支比较庞大的地方武装，且能屡蹶屡振，持续11年之久，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投机，利用外敌入侵的动乱局势和人民急于抗日救亡的心理，打起“抗日”的旗子，从而捞到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会耍政治手腕，擅长三手：一装，二拉，三打。
首先，他很会装模作样。抗战初期，他喊着“抗日”的口号，扛着“救国”的大旗，招摇过市，一些人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因而上当受骗。当时地方上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又为错误的正统观念所束缚，遂急不择路，投入该部。如：朱景圉(留俄学生)、刘和亭(北大学生)、任伯起、李少文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在上述情况下加入该部的。后来虽知上了贼船，但已骑虎难下。这些人为出身和社会影响所决定，缺 乏择善而从的勇气和决心，所以只好为虎作伥，从一而终，为张景月扩大了反动的政治影响。又如：1939年2月春节期间，张景月妻、子、弟妇被日寇虏去，张虽垂头丧气，终日不语 。但在慈乐尧、刘东坡等嘀嘀咕咕要用枪械、金钱赎回其家属时，他却装出一付“置身家于不顾”的“英雄”姿态，制止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简直不明大义。”此事一经传开，也 蒙骗了不少天真的人们。
其次，他善于拉拢。不管是土匪、兵痞、流氓、奸商、土豪、劣绅、旧官佐、政客(包括军阀余孽、清朝遗老)、国民党党棍、共产党叛徒，只要肯听他的，他就封官许愿，拉在身边，为其出力效劳(详见下面“网罗同流”)。对下级官兵他也善于用小恩小惠加以笼络。他很注意从日常接触中留心下属的情况。如某人父母有残疾，某人婚姻不得意等等，在相遇时总以同情的口吻加以询问，或给以支持帮助。对排、连级的官佐个别谈话时，除说些关心和鼓励的话外，临行总要赠送些零用钱，并亲自送到门外，用手拍拍他们的肩背，连连嘱咐：“好好干，好好干!”这使他们的下属人员受宠若惊，感激莫名，从而为其死力效劳 。
三是手毒敢打。不管是直属部下或什么有名气的头头，也不管是他的亲戚或拜把兄弟，只要他认为不好驾驭或萌有异志，总要设法把他们置于死地。有的明杀，有的暗杀(详见下面“剪除异己”部分)，真可谓“无毒不丈夫”。
张景月本人思想的主要支柱是乘国难之机，拉军事实力，捞政治资本，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
他在军阀队伍中干过大兵，深知扛枪打仗的“大老粗”是升不了大官的。所以在给他族叔当勤务兵时就练字、学文，有人说他是“官迷”，正揭出了他的隐衷。蔡家栏子战斗后，他在潜伏活动中屡次被围，逃跑时爬破了膝盖。当别人安慰他时，他说：“不这样，将来不能坐卧车、住洋楼。”一语破的地画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在驻尚家庄期间，每天都练习书法，临摹《经石峪》并请了老知识分子李秀三(清秀才，第一任寿光中学校长)、崔叔庭(清秀才，当过道尹的秘书长)为他讲《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学上一套统治人民的本领。他本来不是国民党员，抗战以后，他看到加入国民党是向上爬的阶梯，于是入了属于“cc”派(齐鲁文化社)的国民党。在国民党省府撤出山东后到日寇投降时期，他请国民党中统机构一—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于仲昆)常驻自己防区(寿光南乡)内，就是想借“中统”的援引，攀登高位。日寇投降前，领衔拥护国民党cc派政客何思源主鲁，目的也是 想借梯上楼，步步登高。1945年9月，他到达济南，被何思源封为山东全省保安副司令 ，他的个人欲望一度表现满足，认为已经“黄袍加身”，坐汽车、住楼房，醉心于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把与他“同过患难”的伙伴抛在脑后。以后李延年把他降调张店，他就大发牢骚，引用当时游杂部队中流传的歌谣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要投八路。”到了张店，还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又不敞开他的大门……”1946年国共和谈时期，在 三人小组主持下，与解放军代表赵寄舟旅长见面时，他表现得特别亲热，并善意地向美方代表雷克上校作了介绍。看来，他在官场失意时，似乎也产生过另投门路的想法，但是他本性难移，只能在反共反人民的泥坑里越陷越深，绝不会逃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
二、张景月的政治手腕及其控制下的各类人物
张景月对其部下的态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异己分子坚决剪除，毫不留情；对顺己分子封官晋级，纵容姑息，并且投其所好，尊宠备至。
剪除异己。张景月为实现其个人野心，对于尾大不掉、想和他争山头的首领、举棋不定的 政客、保密不严的亲信、态度不恭的下属，都设法杀害，从不手软。
枪决刘世义：刘世义是前国民党寿光县民团中的一个排长，与张景月拜把兄弟。抗战初起，他在寿光西部纠合旧部寇希才、马佃荣及其干儿袁南等，强夺了乡农学校学生的枪支，又收缴了不少地主家的护院枪支，成立了所谓第三大队。当时算是人强马壮，较为有力的武装。后来他的队伍由寿城以西之蔡家营移驻寿光东北重镇——侯镇。刘世义和他的胞弟刘世忠及一部分亲信，依恃自己的势力，看不起张景月这个司令，心怀异志，被张景月发觉后，即将刘世义、刘世忠及其干儿等亲信5人，骗至丁家楼，同时枪决，并将其部队缴械。
捕杀赵洪道：赵洪道也是张景月的换帖兄弟，随张多年。组军初期，派他去潍北高里一带拉 拢部队。后来在潍北羽翼丰满，逐渐不听张景月的调令。张即派人将赵捕获，立即枪决。
杀害宋伯虎和王俊升：宋伯虎系张景月叔祖张子周的内弟，也是在二区的旧部，王俊升系张的第一梯队长王炳辰的胞弟，与宋伯虎是表兄弟，两人都是第一梯队的主要台柱，因王炳辰左倾不稳，张景月用计收缴了该部枪械，扣押了王炳辰，将宋伯虎、王俊升逮捕，后在寿城枪决。两人均系英俊少年，怀有爱国思想。被杀时，见者无不痛惜。后来听说王炳辰参加了八路军。
枪毙姜冠五：张的第三梯队原由昌邑姜家泊的大资本家姜宗濂所组织，其第三大队长杨森源是一个“李逵”式的人物，杨的参谋姜冠五为其出谋划策，不听姜宗濂调遣，反而给姜以很大威胁。张景月设计将杨森源、姜冠五调至寿城，缴械后扣押了杨森源，枪毙了姜冠五。
暗杀韩化清：第二梯队长韩化清，事变前曾任报社记者，后任十五旅三团二营营长。其人动 摇不定，1940年春，以通敌罪名令徐向午将其暗杀。
解决李树桂：李树桂原系昌邑马埠地主家的护院打手，抗战后拉起一支队伍，编为张部十八大队，后又任徐向午团三营，驻昌邑北部。李不甚听调，张景月把他骗至尚家庄，扣押缴械。后来，李被国民党四纵王豫民骗去活埋了。
降罪吴秀阁：吴秀阁是原寿光公安局的一个巡官，旧公安部队编为第二大队后任中队长。当 时吴风头十足，目空一切，并常与白光华部(多数是惯匪)往来甚密。张对其很不放心，于1938年加给“失守田马”的罪名扣押，内定处死。不久，吴越狱逃跑。
兼并何德卿：何德卿，据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过寿光中学校长，因吸毒被撤职。后到各处募捐，创办私立北海中学，不久垮台。遂在寿城当“代书”(代人写呈状，俗称“讼棍”)。抗战开始，在三区田马一带与国民党杂牌军司令王子修之弟王子真(号称“小诸葛 ”)等拉起100余人的队伍，在寿光南部 搜枪、压款，独树一帜。张景月当然不能容忍，在买通王子真后，于1938年春节突然袭击，强迫改编为十一大队，以王子真任大队长，给何德卿以“寿光县政府秘书”的名义加以监视。何德卿旋投日寇当了汉奸。1940年又回张部任特务秘书，专司与日伪勾结之职。潍县解放时被俘参军，以后又当了高中语文教员，后被清洗回乡，死于家中。
刺杀刘荆山：刘荆山，字镇襄，寿光南乡赵家庄子人，曾在张宗昌时代任过一六三旅旅长，张宗昌失败后跑回寿光，组织鲁东民军响应北伐军，后被黄凤岐打败去南京，曾任国民党参军院少将参军。事变后回乡，企图重新组军。张景月认为刘荆山底子硬，恐其先声夺人，端掉他的饭碗，所以在１９３８年前后派马士奇等将刘刺杀(最初听说是孟祝三杀的，后来听说是张景月派马等杀的)。
杀李金照：李金照，河南人，原在韩复榘部下当修械兵，抗战前投宋宪章，遂流落在张景月部主办修械所(兵工厂)制造枪、炮、手雷等，为张部的发展出了大力，但他自恃有功，与张景月的亲信刘东坡有严重矛盾，在刘的谗谄下，张立即逮捕枪决。
剔除刘日新：刘日新，益都人，国民党党棍。自称曾追随国民党投降派陈公博奔走10余年。抗战前在潍县中学当教员。因共产党嫌疑被厉文礼逮捕，抗战后投入张景月部，任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兼军政大队长，日寇侵占寿城后脱离。1943年后，又投入徐振中部当“食客”。住在寿光南乡(村名已记不清)。刘日新为徐振中献策，发展实力，唆徐独树一帜 。张景月恨之入骨，派人将刘刺杀。但为了笼络徐振中，又假造了二十七团三营营长刘作仁 (驻寿光南乡)的一份报告，其内容大意是刘日新被刺，行刺者身穿黄色军装，行刺后向东南方逃去，似为秦三部等语，曾令笔者写信通知徐振中，并吊唁
抚恤刘之家属(当时笔者尚在梦中，到济南后解未明才向我透露了这个密谋)。
暗刺桑鲁泉，又杀刺客灭口：桑鲁泉是韩复榘时代的省府秘书，抗战后回寿光原籍文家庄。曾一度投入十六旅李寰秋部，后又回家住闲。此人社会影响较大，不加入张部，想坐观成败。那时文家庄是八路军、十五旅和寿城日伪三方面走马灯似的活动地区，张景月唯恐桑鲁泉为他人所用，便派其随从副官郑守业将其暗杀，并造出谣言说桑被八路军所杀，对其家属经常照顾。郑守业暗杀了桑鲁泉，又抢掠了他的贵重财物，后来他把抢来的犀角大烟缸卖给了王念根，因而泄漏暗杀的秘密，张景月立即把郑守业及其姘妇马兰芬一块枪决。
暗杀朱龙岩：朱龙岩原名朱治镐，寿光东七村人，与张部特务营长李森庭同村，又是盟兄弟。学历不高，但笔下颇为流利，1940年后，在张部《民声日报》社担任编辑。1944年左右去济南活动，在当时日伪广饶县公署当上了一名科长。后回寿光在尚家庄李森庭处住了几天，返回广饶途中，在尧沟车站附近被暗杀。当时一般人说是张景月直接派人杀的，后听说是张指使李森庭派人杀的。近几年中，听朱的内弟马某说，朱当时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他的子女曾由北京来了解乃父情况，不知是否属实。
以上是张景月剪除异己的部分见闻，仅此一斑也就看出他手段的阴险狠毒。
网罗同流。张景月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对那些于他有用而又听话的人，不管来自何方，他都兼容并蓄，量“材”使用。他运用的人物，有为他出谋划策的“军师”，有为他死力卖命的战将，有为他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有赖以上升的“阶梯”，还有为他装潢门面的文人。下面介绍他网罗的几个主要人物：
1、出谋划策的亲信
反动头子慈乐尧是他的一号亲信。慈字绍唐，寿光南慈人。早年曾在何家(现稻田镇何家村) 高小当过校长，后任二区区长。为人愚昧顽固，刚愎自用，当时有人给他赞曰：“二区绍唐，跋扈飞扬，帝制自为，东方(二区在寿光东部)之强。”可见其反动之一斑。抗战后协助张景月拉队伍，任政训处长，1938年秋，挤走了沈鸿烈派来的县长郭恩棠后，慈任县长 。在他的县长任内，笑话百出，如审偷牛案时说：“我当县长都不敢偷牛，你怎么敢偷牛呢?”这种笑话在益、寿、昌、潍流传甚广。他为人蛮横、狠毒，是张景月嫡系中的嫡系。张景月做的一切坏事，都离不开他的策划。在1944年左右，他属下的区中队在寿光北部的海滨公路上截获解放军的汽车一辆，上有解放军学生数人，均被杀害，事后他对解未明说：“这些东西(指学生)真糊涂，竟说是富人剥削了穷人，太可恶了。你说怎么着?”解未明说：“他们说得对。”他才悻悻地闭上了嘴。在1947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他听说广饶县长刘协唐杀人比他少，就对刘大肆攻击 ，并当面斥责刘“无能”。在杀人方面，这位县太爷的确是“有能”的，在他任内，寿光境内数以千计的革命人民直接或间接遭其毒手，其杀人手段之残忍，也是登峰造极的。此人狼心兔胆，1947年寿光被围和1948年昌乐被围中，他都在城内，据说每日都吓得汤水不下，只顾“老母猪筛糠”。在由李家庄突围前他向张景月告别时，丧魂失魄地说：“司令呀，就是这么回事了。”他已预感到他的末日来到了。解放后他被捕正法，人心大快。
号称“九千岁”的刘东坡，字筱苏，外号“刘瑾”(明朝权阉)，也是张景月的一号亲信。他是寿光前东刘(现属稻田镇)人。在旧寿光县府中当过“房师”，1933年国民党 寿光县长张贺元由寿光调历城时，他跟去当了“录事”，因懒惰晚起被韩复榘在朝会上除了名。但随后又改字筱苏被提升为二科科员。据说科长董紫萍是刘的义父，所以被开除后又得提升。
张景月在干二区区队长时，由于他的部下以奸情致死人命被告发，张被镣解济南扣 押数月，在寄押历城监狱期间，刘东坡对其加意照顾，所以在张组军时即被视为头等心腹，与慈乐尧地位相等，任张部机要参谋。慈乐尧任寿光县长后，他任二科科长，掌财政大权，张景月任十四区专员后，他又兼专署二科长。他既是张部重要决策人物，又掌握了张部的全部财权，真是炙手可热，权势通神。在他的策划下，先后设立了金库、裕民银行、征收处等机构。巧立名目，搜刮民财。其专横跋扈与慈乐尧齐名，因此，人们称他为“九千岁”或“刘瑾”。在所谓“四五”战役后，蛰伏济南的前国民党县长张贺元，在日寇特务机关的指使下，来到寿光与张部牵线，在刘的主持下通过金库主任吴子丰、交际副官李品三与日伪沟通，把张部向民间搜刮的大批铜元、牛皮等战略物资，换取敌人的弹药和破汽车。所以益、寿、昌、潍一带的人民无不对他恨之入骨。解放后被捕正法。
特殊上宾王念根。王念根是河南郾城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在宋哲元手下当过参谋主任，后任韩复榘七十四师参谋长。曾参加过“江西剿共”。抗战后，被任为国民党“山东第二区特派员”(专员)。后调为“山东保安处副处长”，与何思源同驻鲁北，1940年路经寿光，张认为王有“军事素养”，便许以优厚条件，待为上宾。从此王念根便成为张部的重要决策人物和“军事权威”。参谋业务和指挥能力在张部是首屈一指的，从1940年春至1945年秋后，张部的军事计划、作战命令以及重要文件，全部出自他手或经他批改。张景月之所以能 反动阵营中崭露头角，给人民带来无限灾难，王念根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虽然在1945年秋田柳被围时几乎与张景月决裂，但在以后时间仍合作如初。日寇投降后，曾一度担任山东全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但也和张景月一样，很快下了台。后随何思源去北京，担任中南海公园管理处长。解放后，在寿光伏法。
2、赖以升官的“政治掮客”
张景月毕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小军阀，他要在国民党系统找到靠山以便爬上高位，必须拉拢一些“政治掮客”为其牵线、搭梯。下面介绍的几个人物就属于这种情况：
利用国民党党棍齐杞南牵线、挂钩：齐杞南潍县齐家埠人。事变前在潍县中学当校长，是国民党ＣＣ分子。抗战初期，他帮助张景月拉队伍。张利用他与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芦斌挂钩， 为张景月谋得“鲁东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支队”司令的称号。后曾在张部任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在济南经营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店”，解放后不知所终。
极力巴结何思源：何思源原是韩复榘省府的教育厅长，后又任民政厅长，系国民党cc分子。1942年，何任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期间，驻山东日寇(可能是敌十二军喜多部队，其代号为“秀岭”或“衣”部队)集中兵力向国民党鲁北行署何思源部活动地带(垦利县附近区域)大举进攻，其行署部队和职员伤亡极重，其行署参谋长赵丹坡等负伤，何思源化装逃脱。战后经其国民党上级批准，该行署撤回鲁南，路经张景月防区尚家庄，留住多日，张景月毕恭毕敬极力巴结，为何思源及其全体随员设宴洗尘。尽管这时的何思源已成丧家之犬，但仍在宴会上夸夸其谈。记得他曾谈下面一段情况，故记于此：日寇向鲁北大举进攻的同时，并将何思源的法国夫人从天津意大利租界虏至鲁北前线， 迫令以书信招其夫何思源面谈劝降，其妻曾对日寇说：“国事是国事，家事是家事，我只谈家事，不谈国事。”何曾电告国民党中央通过外交途径，并扣押意国侨民作人质，使驻山东日寇受到其上面的谴责，将何妻送回天津，并要求何妻承认系她本人自愿去鲁北寻夫，……才了结此案。当时何之部属因同僚死伤累累，情绪沮丧，而何竟在酒宴上大夸其“精神胜利”，引起部属的极大反感，不少人当场痛哭流涕，使何十分尴尬。何去鲁南时，其参谋长赵丹坡和秘书董子勋等均拒绝随行而驻张部，直到胜利后随张去济南。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张领衔欢迎何思源主鲁，何在日特护送下又来到张部，对这位光杆“省主席”的到来，张如 获亲爹，孝敬备至，把他安置在安全地区加以保护。日寇投降后，张率部保护何思源去济南，抢夺胜利果实。张忠心保何，得到何的提拔，授以“山东全省保安副司令”的头衔炫赫一时。不久，何调任“北平市长”，张在济南成了孤儿，旋被降职，逐出济南。
另外，张景月还竭力为国民党的上级机关和上层人物开办“庇护所”，尽力供奉，加以保护，好让这些人为他搭梯往上爬。1941年秋后冬前，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调重庆任部长，由五一军军长牟中珩接任山东省府主席，五一军长缺由一一四师师长周毓英递补，仍驻鲁南山区。当时由于张景月防区比较稳定，一些国民党的省属机构人员多到张部防区避居。如：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于宝仑(仲昆)及其全班人马，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兼青岛市长李先良，沈鸿烈时代的无线电台总台长葛启昌(北洋海军人物)等，都住在张防区腹地南徐、北徐、贤村、崔家岭、水南吴、陶官庄一带。笔者曾见到过李先良，其外貌、举止很有“学者”气派，在闲居中常练书法或读书。1943年1月7日日寇 “扫荡”时，他差点被日寇捕去，事后李到张景月办公室诉说，那天他刚从住处(可能是贤村或北徐)出来，鬼子就进了庄，并且紧跟在他的身后，他慌忙跑进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刚死了老人，一家男女都围尸哭泣，在主人的示意下，他也趴倒在地号哭。鬼子到这家转了一圈之后就走了，他侥幸脱难。根据记忆，李先良本人在日寇投降前不久，才到崂山区去。不过他的部下青岛保安队(简称“青保”)高道先部很早就从寿光开回崂山一带活动，青岛伪军甚为恐惧。日寇投降后，听伪方人员谈，在日伪势力还比较猖獗时，“青保”人员就带枪出入于青岛闹市。夜间汉奸问口令，他们就公然回答“青保”，汉奸们就赶快躲开或缩进门里 。
葛启昌是福建人，清朝末年海军学堂学生，毕业时正是甲午战争前夕，他们奉命到英国去接受4300吨位的军舰“海圻”号，该舰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是北洋舰队的旗舰。“七七事变”时，已超龄很久，被国民党凿沉于青岛海口，后被日寇捞去。据他说，那样的巡洋舰在甲午年代还是世界上最大型号的。他说，那艘军舰如能早日开回来，甲午战争还是未知数。但他们还在伦敦港唱大戏招待华侨时，甲午战争已经大败了。他还说，他曾在“永丰”号炮舰上当过台长，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时，孙中山曾在这条舰上指挥平叛作战40多天。当时孙中山曾给他亲笔题了一条横幅，上书“克尽厥职”。这些都是他自己炫耀身份的话。因此，张景月也把他待为贵宾。
3、为他出力卖命的“干将”
张景月在军事上并无多大本领，主要依靠他笼络的几个大大小小的旧军官或小军阀为 其出力效劳。下面介绍几个这样的主要人物：
重要军事台柱唐锡嘏。唐锡嘏字福斋，寿光大斟灌人。与张景月是远服姨表兄弟。寿光县中毕业后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蒋宋财团的嫡系部队税警团，曾任过炮兵连长，参加过“江西剿共”。抗战后借病脱离部队，经广州辗转回乡。1938年在张景月办的干训班任军事教官。日寇第二次侵占寿城后，张部的原有参谋人员均已逃散，遂由唐担任了主要参谋。张部在退出寿城以后，屡遭日寇打击，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不成军旅。唐锡嘏运用其军事常识和实践经验，整顿部队，改变了这群乌合之众盲目乱窜的局面。他饬令所属部队 每到一处即构筑简单工事，准备作战，并对部队进行整训，举办狙击射手训练班，使张部有了一线生机，因而在蔡家栏子抗击日寇中获得了有限的胜利。在王念根来该部前，他和马成龙确实是张部的军事权威。但在尔后由他指挥的几次战斗中往往大败。“四五”战役白昼突围，损失最大，因而有常败将军之称。尽管如此，张景月却始终依为长城，委以参谋主任、参谋长、副师长、副司令等要职。1943年被日寇俘去，但再回张部后，仍掌握指挥大权。在解放昌潍前夕，以医治腿疾为名，东去青岛转赴台湾，投他的老上级孙立人(原税警团团长，后任国民党陆军副司令)去了。
得力干将马成龙。马成龙字文灿，昌邑马家围子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曾给张学良当过卫队连长。据他自己谈：“我如果不回来，很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就是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营长)那个角色。”1938年春，张景月去昌邑时结识了这个人物。据张事后对人说：“这次东去，扩充了些队伍我并不喜，得了马文灿这个人才，才是真正的喜事。”可见张对马 的器重。他到张部后，先在干训班任军事教官，在收缴了三梯队三大队杨森源的枪械后，编成了手枪营，由马成龙任营长。1938年冬张部退出寿城后，他率所部３个连，首先在侯镇对来犯日寇实行抵抗，巷战终日，夜间突围，给张部“恐日病”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以后手枪营及原二团旧部合并，马成龙任团长，后来改为二十七团，马继任团长。马成龙部成为张部的中坚力量。1938年至1939年期间，在上口、南庄一带与日寇多次作战。1940年张部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以后，他常对人说：“俺是出来抗日的，俺二团决不和八路军打仗。”1941年，张部已在寿光北部立定脚跟。张命二团到田柳庄安设据点，而马成龙却推病在北孙云子按兵不动(当时张的司令部已设在尚家庄)，因当时田柳一带是八路军活动区。后经张景月多次动员，他才派中校团附马立勋率一部去田柳，而其本人却仍留在孙云子养病。直到1942年冬(或1943年春)，该部才奉张命向寿光东北部大家洼、呈子一带进攻八路军 ，与清东独立团作战，遭受伏击，损失惨重，丢了不少枪支。以后随着国民党全国反共高潮的掀起，他也一反常态，由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了。不过，他始终反对投降日寇。在张部部分投降日寇后，马团未接受日伪改编。然而，马成龙毕竟是张部的一员战将，在其主子的教唆下，越来越反动，在与解放军作战中替张死力卖命，在田柳庄大修工事，负隅顽抗，最后全军覆没，他本人亦被活捉，后被处决。
死力卖命的孟祝三。孟祝三，原名孟庆华，寿光南乡纪台村人。原在鲁北民团指挥赵明远部下当过连长、营附。“七七事变”后，张景月曾亲到沾化、下洼一带活动，与他订有密约。日寇进入山东后溃散回乡，在寿光南部纪台、胡营一带拉起100余人的队伍，与其同村孟兆舜共同接受八路军八支队马保三司令的领导，由共产党员王传五任教导员，随马保三东下抗日。在东下以前，孟祝三已秘密地关照张景月说：“一定对得起你。”在东下途中，至昌邑北部之龙池、瓦城一带，通过他的旧同事齐少博，拉拢了一部分人枪，认为羽翼丰满，进至潍河西岸时，他让王传五率少数警卫人员随马保三司令东去，而他和孟兆舜先后率部叛变，拉回寿光，接受张景月编制为特务第二大队，后编为十五旅第一团，孟祝三任团长，孟兆舜任团附(后任三营营长，“四五战役”中阵亡)。其一团以原基本部队编为一营，由王凯臣任营长；以原公安局为基础扩编的第二大队为第二营，由邱赋生任营长；以第五大队刘振隆部为第三营。该团成为张部主力之一。１９４３年“四五”战役中由唐锡嘏指挥该团守尚家庄，白昼突围，敌前退却，几至全军覆没，孟本人仅以身免。在唐锡嘏被俘后，孟在张景月的指使下，和唐锡嘏共同投敌，接受日伪“保安总队”的番号。至秋，敌寇撤兵，遂又恢复了原来的番号。在张景月组成保安第三师时，孟以遵命投敌“有功”升任副师长，仍兼第一团团长。1945年日寇投降前后马成龙在田柳被围告急，孟自告奋勇率部增援，受伤被俘，被人民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4年，押在阳信监狱。1946年秋，乘阴雨连绵狱墙倒塌之际，越狱逃回张部，任保十二团团长。1948年昌潍解放后突围远逃，后听说落入法网，在济南正法。
重要“藩镇”徐振中。徐振中原是张景月十五旅五团一营营长。1939年，张部分崩离析，其五团团长侯耀庭率部开至铁路以南，其一营徐振中拒绝南去，并单独与张景月取得联系，张景月立即率骑兵一部去寿光西部之洋河、八户庄子一带与徐会晤，当面对徐大加奖饰，并给资助，发给八二迫击炮一门。随后把自制的第一挺仿捷克轻机枪送给徐振中。当时与徐振中有同学关系的陈伯强，系八路军三支队的营长，常率部和徐振中靠近驻扎。陈营长利用同学关系尽力争取徐振中站到抗日人民方面来(此事系当时徐给张景月的报告中谈到的)，但徐振中执迷不悟。陈营开走，徐遂死心塌地追随张景月从事其反共反人民的生涯，独据益、寿、临边界，成为张部的西南藩篱。
1940年秋后，徐振中一方面在益、寿边境的臧台村修筑围墙，在臧武仲台上构筑工 事，准备与八路军三支队为敌；一方面又向张部求援。张景月、王念根即率特务营及孟祝三团进驻靠近徐部的李马庄安设据点，以为策应。但八路军当时并未向徐进攻，及至张景月率部开回尚家庄，仅留少数部队由王念根率领留驻李马庄以后，八路军三支队即以主力部队向臧台村猛攻。在占领臧台村后，将徐部围困在臧武仲台上，随即发动猛攻，徐部大部被歼，徐与排长沈思德抱着张发给的轻机枪率残部从台上冲下，突围逃出，全营只剩50余人，撤 至寿城以西之蔡家营一带休整补充。后张派特务营一部配合徐部仍回益、寿边境活动。尔后，张景月对徐竭力补充，徐亦自设工厂制造枪械，使部队迅速扩大，在张部马成龙之二团编为二十七团以后，徐部即编为十五旅二团，下属两个营，由王近性(1943年“四五”战 役阵亡)、沈思德分别任营长。
1942年，前国民党临淄县长于治堂去职，张景月保徐振中继任县长。从此徐振中除 从益都北部的几个区尽力搜刮民财外，又“名正言顺”地向临淄县一部分地区要粮要钱，征兵拉夫。随着他的兵工厂的逐渐扩大(生产能力仅次于张景月本部的兵工厂)，徐部实力逐渐膨胀。除原来的二团外，又成立了临淄县大队和临淄保安团。在这种形势下，徐振中升官称霸的欲望也愈来愈高。在国民党党棍刘日新怂恿下，逐渐打算独树一帜，不再仰人鼻息。张景月发觉徐渐萌异志，即派人将刘日新暗杀，以儆徐振中，使徐未敢贸然脱离。
1945年日寇投降后，何思源由张部防区移到徐部防区，徐对何加意侍奉，何口头委任徐振中为山东保安第六旅旅长，仍兼临淄县长。由此与张明近暗远，若即若离。张、徐送何到济南不久，徐部两个团被李延年吞并补入“国军”三十二师，以徐为副师长。当时在长官部曾见到他的履历表上所填学历是“陆大”毕业，但无论怎样弄虚作假，也不会被国民党的正统将军们放在眼里。因而不久徐振中就到济南东关青龙街何思源的公馆里藏了起来，他的旧部也相继逃亡。后来，仰仗何思源的力量，又恢复了保六旅的番号，并发给枪械，令其招集旧部在济南成立了保十三团，由沈思德任团长，驻珍珠泉担任省府警卫。因徐仍兼临淄县长，至1946年秋又开回临淄县城。
1946年冬，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复起来的胶济铁路，在两三天内就被分割成段，彻底破坏了。当时潍坊一带只剩东起坊子西至谭家坊一段铁路。张景月部驻在昌乐，徐振中为了逃避被歼命运，也率部来到昌乐。虽是急难相投，但存在隶属关系，但彼此各存戒心。保六旅十三团团长沈思德到昌乐后，十分活跃，特别是和张的亲信晋锡屏，往来非常密切。1947年1、2月份，突然听说沈思德已被徐振中砸镣扣押。笔者在张景月授意下去看望过沈思德，不过谈话时只能作虚伪的安慰，而不能接触实质问题，但从张景月的尴尬表情中，也会多少有些体会。据徐振中说：“沈思德通匪(指解放军)有据。”并说是“请示”过张景月才扣押的。后来在临朐大战结束，解放军战略退却时，徐振中又率十三团回到了临淄城。1947年冬季，经王耀武批准，在临淄城枪毙了沈思德，罪名是 “投共有据”。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互相争夺势力的成分居多。徐是张的一员“战将”’但始终貌合神离，各怀戒心。
1948年3月下旬，东路解放军在攻下了张店、周村、淄川、博山等地以后，兵力转至昌潍附近。徐振中又率所部十三团及临淄县大队撤至昌乐。与张景月共同守昌乐，在围城中，一切电讯均由张、徐共同签署。笔者从接触中观察。张徐二人均已预感到最后覆灭的命运将来临，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又相处得非常融洽。由昌乐和李家庄突围中，徐振中都是放弃了部队，搀扶着张景月共同逃命。记得在围城中的一次谈话中，徐振中曾概略地谈到解放军俘虏政策的威力说：“共军对所俘之一般官佐，一概不杀，都随即释放，所以国军都兵无斗志，这一手非常厉害。”笔者曾问他：“像我这样的杀不杀?”他说：“不杀。”又问他：“像你们这样的呢?”他说：“那就不行了。”后听说逃往济南，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被俘，后被正法。
得力助手刘协唐。刘协唐原名刘乐舜，寿光东乡洛城人，早年在寿光城里杂货店当伙计，后来自造香油、醋。“七七事变”前，任寿光二区洛城乡乡长，事变后，成了张景月的得力助手，任副官长。他多少有点文化，好看《三国演义》和《黄氏女游阴》(说唱鼓词)一类的书。他迷信色彩很重。1938年日寇大举“扫荡”中曾在益都东乡夏家庄(当时叫“神仙府”)依附道会门头子夏光斗保护，因而迷信色彩更浓。对扶乩占卜等，他都很相信。对《 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人物十分崇拜，经常把自己比作鲁子敬，把唐锡嘏比作周瑜，把丁岚生比作张昭，把日寇比作曹操。1941年冬，八路军叛徒郑春温投张，刘协唐用《黄氏女游阴》的笔调代郑写了一份反动的《告民众书》。他虽是张的得力助手，但其凶狠、蛮横较之慈乐尧、刘东坡尚有逊色。1941年左右，张用土造步枪装备了4、5个中队，称为“寿光县警察大队”，由刘协唐任警察局长兼大队长。当时，张景月的叔祖张子周(原名张化东，土匪出身。招安后曾在寿光县保安队当过司务长，在广饶县杂牌队伍里当过营长、大队长)，因与广饶县之国民党保安十六旅李寰秋部特别是李青山团有历史渊源，当了国民党广饶县县长。因为张子周手下没有武装，张景月便派刘协唐率所部及特务营之张读礼随其去广饶东乡之东杜村协助张子周统治广饶县。1941年冬，张子周在寿光小码头村被八路军狙击毙命，刘遂以代理县长身份留驻东杜。1942年冬，李青山部彻底伪化后，刘即撤回寿光，扩编为十五旅第四团。1943年“四五”战役 中守垒村，他虽非军人出身，但颇有胆识，在唐锡嘏敌前退却中他再三劝阻无效，自己率部坚持至夜间突围，损失较少。1943年以后，他的部队在寿光西部之丰城、茅坨、韩家庄子等地修筑据点，作为张部的西方屏障，一直盘据到 解放军全面反攻为止。因为他迷信色彩很重，寿光、广饶的一些人们都戏称他为“佛爷团长”。据说，1947年他一度进占广饶城时，因杀人较少而受到慈乐尧的攻击。然而，在为 张景 月效忠卖力、反共反人民方面，也不次于其他团长。1948年田马解放后，经济南外逃，下落不明。
4、嗜杀成性的刽子手
万恶滔天的晋锡屏。晋锡屏是寿光县浊北村人。自幼跟张景月在二区队当勤务兵，人很机灵，善于察言观色，皮相亦俏妍，故深得张景月欢心。张当司令后，升为传令目。在蔡家栏子战斗后的潜伏时期，晋锡屏和他的亲兵数人日夜随张活动。据说在这一期间，张景月还和他结成了把兄弟。1941年张景月在南留吕何家和他的继妻孙氏结婚时，还曾给晋锡 屏的母 亲行过礼，看来拜把兄弟的说法是属实了。在驻尚家庄初期，晋锡屏当上了张景月的传令队 长。每天和张景月吃同桌、睡同床。当时，这种行动被传为笑谈。特别是王念根，对此更 为讥诮。1943年后成立了教导营，下属四个连，晋任营长，并掌握传令队、便衣队(专 司 暗杀)、侦探队、通讯队的大权。在此之前，他又和孟祝三的政治室主任周伯唐、特务营长 李森庭、政治部宣传科长邓公略、便衣大队长苗思九结成了“五虎兄弟”，真是权倾内外， 炙手可热。除张景月授意暗杀的人外，晋锡屏也私设监狱，随意暗杀，真是睚眦之怨必报 ，暴戾恣睢至极！据教导营排长梁树槐透露，寿光西南乡(忘记了村名)的常芹斋，就是晋锡 屏派他去暗杀的。常原来是个商人，是晋锡屏的放债人之一，常常到晋锡屏处吃喝，不知因 何而暗杀。另外，还听便衣队老兵刘同德透露，上口镇商会副会长张万之是晋锡屏派他去杀 的。张万之也和晋是同流人物，时常合伙搞妇女，张之死可能与此事有关。在济南万字会只 住了几天，晋锡屏就活埋了好几个人，只知道有王念根的前特务连长杨风亭，其余不知姓名 。我听说的只是他万恶中的一点，但也足以窥见其狰狞面目了。另据靠近晋锡屏的人说，
晋之荒淫无耻，可谓登峰造极，他的姑、嫂、侄、妹以及浊北一带随其流亡人员的妻女， 几乎全部被他奸污。解放后听说，在1940至1941年期间，曾发生过浊北惨案。当时 笔者正在 养病，虽不了解其真相，但也估计是晋一手造成的。后经晋的军需杨万吉证实，浊北惨案系 晋制造的。昌乐解放后，杨万吉亲见晋锡屏外逃，不知下落，但后来传闻，解放后在上海演 戏，被公安人员传去，后无消息。
杀人魔王苗思九。苗思九系寿光城北张僧疃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抗战前在济南育英中 学读书，抗战后回乡。因家有护院枪支，遂与其养兄苗思礼及同学毛冠军、董永吉、国好礼等共同组织特务队。这帮富豪子弟，反共意识极为强烈，他的特务队一成立，即以反共为唯一目标。寿光七区及六、八区八路军军人、干部及其家属遭惨杀者数不胜数。1940年左右其父在临泽被八路军武工队镇压，1945年其养兄苗思礼被俘正法，因此，他对革命人民更 加痛恨。他一面扩充实力，一面对解放区边缘地带以“拉鸡”动作乱捕乱杀，极力制造白色恐怖，破坏解放区的基层组织。他与撤了差的特务营营长马士奇狼狈为奸，以屠杀革命人民为能事。最初他被张景月委任为特务连连长兼七区区长，后又扩编为十五旅便衣大队，他任大队长仍兼七区区长。他与二十七团五连连长，兼八区区长朱连启合作，在寿光北部大肆活动，无故杀人的事时有所闻，群众编为歌谣说：“不怕一团和二团，就怕朱连和苗连；白天对你笑一笑，晚上叫你下地窖(活埋)。”据说，当时寿北一些村子的人们在小孩哭闹时就说：“苗连来了！”或“朱连来了！”小孩便立 刻不哭不闹了，可见朱、苗二人是何等凶狠。1943年张部编成第三师后，苗部扩编为第七团，苗任团长，郑春温任一营营长(1947年在寿城被围时，郑被击毙，李福元继任营长)， 董永吉任二营营长，毛冠军任三营营长，1945年毛在邢姚被围时受伤死亡，国好礼继任营长。1948年昌乐、李家庄相继解放时，苗部全部被歼，苗思九本人及其营连长多数漏网 外逃，下落不明。在张景月部中以苗思九最为凶残，不用通过任何手续随意捕杀，而张景月不加过问，所以当地人民都称他为杀人魔王。
5、为其拉拢人马的助手
杂牌军余孽徐云程。徐云程系潍县纸坊人，经历不详，但知其在1930年黄凤岐占寿城时，曾在土匪司令张来友部当过参谋长。抗战初期，极力帮助张景月拉拢潍北一带的反动武装，为张搜罗了不少炮灰，后任张部参谋长。此人既无胆略，又无指挥才能。据说，1938年张部进攻昌乐遭敌反击时，徐远在10华里外，已吓得屁滚尿流跌下马来。解放后，听说在潍县畏罪自杀。
共产党叛徒徐向午，潍县北乡人，中小知识分子。曾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变节投降，任捕共专员。曾在土匪军阀孙殿英部当过连长。抗战以后在潍北一带给张景月拉起一哨人马，任张部副司令，转任第三团（后编为二十八团)团长，为张部东方屏障。后任十四区保安副司令及专员公署秘书等职，解放前去济南，担任张部驻济办事处主任。解放后从西安捕回，在潍县伏法。记得1947年秋他在驻昌乐任张部秘书期间，曾谈过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 ：“共产党革命革不出前途来，国民党戡乱也戡不出前途来，与其随国民党覆灭，还不如干共产党去。就是没有前途，还是革命的呢。”但这只是因事不满发牢骚罢了，其实并无投靠人民的实意，到头来还是跟着蒋家王朝一块覆灭。
6、为其扩大反动政治资本的旧文人
政治部主任解未明。解未明原名解家宝，寿光东乡毕家庄人。父解耀宗是清朝秀才，清末民初在寿光颇负才名。解未明在益都师范毕业后，在胶济铁路小学当教员，抗战后投入张 景月部任干训班政治教官。为人不修边幅，无官气，爱好音乐艺术，颇饶风趣。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国际局势认识较深刻。在每次纪念周会上作时事报告慷慨激昂，分析深透，听者为之动容。所以张景月把他拉在身边，装潢门头，借以笼络知识分子及其下层官兵。当时在张部下级官佐及士兵中对解未明、马成龙、唐锡嘏称为“军中三杰”。解先后升为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区党部总干事、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参与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中，为张出力不小，犯下不少罪行。但他的某些观点往往和张景月及其一些高级决策人物并不相同，因而时常痛心慨叹。1945年秋到济南后，他也被弃置不顾，生活发生困难。1946年春，经齐杞南推荐在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当了一名上尉级的小职员。听说后来因才华出众被提升为少、中校秘书。但他在当时的谈话和信札中仍经常流露出对张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不满，在一次谈话中曾愤愤地重述了一位济南老太太的话：“你们这些东西(指国军)简直没有天理。”但由于正统观念太深，总不能自拔。济南解放后被捕，在寿光监狱监禁多年，死于狱中。
旧北大学生丁岚生。丁岚生原名丁云隆，后改为丁云岫，北大肄业，因患结核症休学在家疗养，正值抗战爆发，因其家乡贾家庄子距张景月部发源地丁家楼很近，所以张首先邀请他入伙，充其幕僚。他是最先投入张部的知识分子，张对其十分重视。历任张部秘书处长，政治部主任，秘书主任等要职，笔下清顺锋健，有文采。虽任要职，但无炫赫之势。为人沉默寡言，但在公开场合亦颇健谈，所以在国共合作阶段，双方接触常充作张的代表，在1942、1943年日寇的迫降中曾与唐锡嘏等参加过日寇的诱降“宴会”。在“四五”战役 中与唐锡嘏等先后被日寇俘去，敌第六旅团长奥村如获至宝。以此要挟张部汉奸化。但不久丁又从敌巢脱出，仍回张部任职。日寇投降后，随张部去济南。因与何思源原先有老交情，被何思源调去，任私人秘书，后随何去北京。北京和平解放后，未参加工作，“文革”期间被遣回乡，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仍回北京。后定为起义人员。
丙、张景月的反共反人民罪行
一、抗战前期，反共摩擦的部分重大事件
①张景月组军初期对八路军八支队的假合作真排挤
1938年1月9日(旧历1937年腊月初八日)，日寇经过寿城后，寿光县地方武力大 部落入张景月之手，张遂自以为系蒋记国民党“正统”部队，对当时共产党人在寿光西北 部组织的抗日武装——八支队极端仇视，千方百计地要把这支人民武装扼杀于摇篮之中，遇 有机会便对八支队夺枪扣人，如该部的刘世义部即在蔡家营扣押八支队干部王传五，张部在 丁家楼扣押韩明柱等。因为摩擦逐渐扩大，影响了团结对外，经当时的地方士绅王梅生(王 家 庄人，曾任过军阀部队的旅长)等从中调处，八支队的马保三司令曾于1938年春仅带警卫10余骑到张景月部防区沙埠屯与张会谈。据说，双方表示都极良好。但在马司令率部东进抗日时，张景月却又在沿途布防，进行威胁，并率部尾随八支队东去，企图分化、拉拢，策动叛变。孟祝三、孟兆舜即在此时叛投张部。1938年夏季，八支队由胶东经寿城以南向西开进时，张景月紧闭城门，如临大敌，并将重机枪架在城内十字口。同时，还派人截扣了寿北人民抗日后援会去寿城以南慰问八支队的代表。当时笔者曾目睹张部的特务大队长刘鼎臣一步一捧地殴打着代表们押入张部的执法队。因为代表中有笔者在暑期训练班里的同学齐鸣山先生在内，所以对当时的惨状特别动心。与此同时，张景月还通过他的机要参谋刘东坡策动八支队三大队队长郑德卿(刘的旧同事)阴谋叛变，幸亏马司令早有察觉，将郑的部队带走，把郑德卿及其警卫人员撇在寿城，郑为了弥盖叛迹，曾一次写信数封，伪造不同的发信地址，由张景月派通讯员数人接连送达八支队，进行欺骗(后来郑叛投日寇，又投张部，解放后在济南正法)。秋后，在八支队过铁路南下前，又经孟兆舜策动八支队骑兵部队的温学义、刘勇山等叛变投张，并以此为基础成立骑兵营，但不久刘等又拉回八支队。
记得在1940年前后，笔者曾奉命给该部汇编战史，上报其中央。因笔者在参加该部前曾听说该部会攻过临淄城，因云梯折断跌伤 多人，又听说有个“苇子河事件”，但统统不明详情。在“请示”张景月、王念根时才知道是一个虚张声势的骗局。王念根等原来计划以会攻临淄为名，假道当时三支队李人凤部驻地苇子河村，企图用“假途灭虢”的诡诈阴谋来消灭李人凤部，但未得逞。王念根还得意地追述了和李人凤的谈话内容，卖弄他曾在西北军中听过俄国顾问讲马列主义的老资格。由他们的谈话中，笔者才明白反共摩擦是张、王等蓄谋已久的事了。
②与八路军三支队及清河区地方部队扩大摩擦和制造邢家茅坨惨案的内幕：
1938年八支队南下以后，寿光境内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张景月的淫威威胁下转为地 下或半地下活动，又加日寇对张部一再打击，至1939年冬，与八路军无重大摩擦，但在 所谓蔡家栏子战役以后，张部错误地采取了插枪潜伏做法，致使许多好武器被日寇搜去。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眼看中国人民的武器落入日寇之手非常心疼，于是在赵寄舟司令的领 导之下拿起了张部插存的部分武器，进行抗日活动。张对此大为恼火，曾一再向其省主席沈 鸿烈和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电报控告。记得国民党省府的复电有“不得以中央无明令为借口，任人宰割”等语。何思源在一封密信中(由秘书代写)又亲笔加上“如有行动，振武( 周胜芳字)极愿从西面相助”等语。由于上述国民党上层反动派的鼓动，在1939年冬，日寇压力还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竟听信了旧参谋人员王奉宣、朱郁生的怂恿，首先进攻了八路军清东独立营赵寄舟部驻牛头镇、小码头等村的部队，打了反共第一枪，挑起了远近闻名的“牛码事件”。当时，张景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没把抗日人民的力量放在眼里。据当时的参谋主任唐锡嘏形容说，部署这次军事行动的会议散后，朱郁生拍着刘振隆、马士奇的后背说：“只要你们一喊出你们的名字，他们(指八路军)还不乖乖地放下武器！”但事实与他们的预言恰恰相反，进犯牛头镇、小码头无一处得逞。由此，招致了八路军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指导下的有力反击。1940年春节后，以清河军区基干二营谭祖本部为主力的强攻部队 将张部之一团三营刘振隆部包围于彭家道口附近之东庄、连城庄子、汪家营等村，各个击破，全部歼灭。名噪一时的刘二虎(刘振隆)被当场击毙。在张景月派其刘寿隆、马士奇两营赶往救援时，已经在八路军大获全胜撤离后的第二天了。张景月搬起了反共的石头，结果却砸了自己的脚。但他毫不省悟，反而变本加厉，决心沿着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滑下去。
1940年清明节前，何思源召张景月到益、寿边境之张高村会晤，虽不知会谈内容，但肯 定与反共有关。张在寿光东部出发时，业已提高了警惕。除率其特务营(原营长马士奇撤职，由马成龙团连长李森庭继任营长)的四个连外，并令孟祝三团进驻傅、马茅坨，马成龙团进驻乘马疃一线，布防掩护。当日傍晚前张率部进驻邢家茅坨以西时，即闻后方傅、马茅坨方向枪声大作，原来孟祝三团到达该带立足未稳即遭八路军突然袭击，所以一触即溃，逃之夭夭了。在张与何思源晤谈后的东归途中，夜宿邢家茅坨，因为冒充三支队，所以当时该村干部宫明等均出面招待，以致多人被捕。次日傍晚前准备向东开拔，在村东集合时，遭到八路军清河部队的突然围攻，当即由准备经寿光去鲁南的国民党山东全省保安处副处长王念根指挥 张部及准备随王念根去鲁南的国民党省府卫队原海军陆战队关国启部的两个连，还有保安处特务连，匆匆布防，进行抵抗。激战至第三天晚，由北面突围逃走。在战斗紧急时，张景月命令刘东坡(机要参谋)提审被扣的八路军地方干部，认为围村的八路军是他们勾引来的。刘东坡在审讯后即代张景月下手令给特务营长李森庭，立即处死他们。李森庭即率部对邢家茅坨的无辜村民，实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当时被杀者数字不详，解放后听说惨死者七八 人)。由此，张景月欠下了寿光人民第一笔血债。
惨案发生之后，八路军驻于学忠部办事处及人民团体据理向国民党省府及苏鲁战区司令部提出控告，当时国民党省府虽也来电追问，但不过是行云流水，敷衍塞责。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及寿光人在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任副师长的王连堂(字仲升)也以个人名义，义正词严地来电质问。在复电时唐锡嘏再次询问刘东坡，要求他说明情况，刘东坡推说是传错了命令，再往下追问，据唐锡嘏形容说，刘东坡竟拍着唐的肩膀说：“就那……就那……”七八十条无辜的中国人民的性命，就这样被称作“九千岁刘瑾”的刘东坡稀里胡涂地断送了。
1940年上半年，八路军清东部队和地方组织已发展到寿城以西、以北及东北部的弥河沿岸一带，于是双方形成了拉锯式的战斗。至麦收期间，在尚家庄、垒村、临泽一线的决斗中，双方均已达到精疲力竭、弹药罄尽的程度。在互相攻守的战斗中，往往只闻呐喊而很少听到枪声和手榴弹声，有时竟手持空枪互相追逐。八路军对张部形成了包围形势，并以一部迂回到弥河以东之贤村一带，威胁了张部的补给路线，张景月和王念根也在孤注一掷，预备队用完后把亲随人员也投入了战斗，终于熬到了八路军撤出了战斗。据后来共产党的叛变分子透露，当时八路军的指挥员鲍剑寒犯有错误，遂使张部在岌岌可危的局面中获得了喘息机会。从此以后，张景月由消极抗战转变为勾结日伪，积极反共。除1943年日寇迫降时有较 大规模的战事外，其主力部队很少与日寇交锋。但对真正抗战的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却倾其全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此期间，张景月不但组织了无数特务队、便衣队到处以“拉鸡”方式残酷屠杀八路军、地方干部及其家属，而且还利用共产党的叛变分子吴吉亭、郭介(又名郭文德)、郑德卿、郑春温、王光大、马恩才等先后组织战工团、政工队等助纣为虐，破坏革命组织，诱逼共产党地下组织中之动摇分子变节自首。同时，还到处推行其所谓“新县制”，编保甲，登户口，实行“连坐”法，所有这些，无一不是为其反共之目的服务的。
张景月部原来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实际上并无国民党的组织，而在此期间，也在国民党棍cc分子齐杞南的操纵下，以行政命令强迫少尉以上官佐一律加入国民党的所谓“军队党”，把他的整个部队牢牢地拴在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战车上。
二、抗战后期配合日伪向解放军进攻
①抗战后期张景月的“如意算盘”：
张部在1943年秋天山东日寇大批外调，敌人压力减轻的形势下，用和平方式驱逐了驻尚家庄监视他们的日伪警察所，取消了“保安总队”的汉奸番号，重新打起国民党的破旗，口头和官面行文上也仍称日寇为“敌人”，但实际上却把日寇当作盟友，通过其驻寿城和济南等地的联络官员，加紧与日寇勾结，礼尚往来，互通情报，实行联日反共的既定政策。企图依靠日寇的帮助保存和发展实力，以对付日益发展壮大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抗战末期更幻想“盟军”登陆，坐待“胜利”，希望在其“盟军”的保护下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独吞胜利果实。但是，这些“如意算盘”以后都成了泡影。
②配合日伪进攻解放区的具体事实：
1、1942年初夏和秋天，日寇先后发动了对寿北抗日报据地的两次大“扫荡”。在 这两次对解放区的大洗劫中，张景月都秘密派其苗思九部(从寿光)和刘协唐部(从广饶)进入 解放区趁火打劫，截击八路军突围人员，捕捉共产党地方干部。
2、1942年秋天，日寇对寿北清水泊地区发动大“扫荡”以后，赵寄舟司令在寿潍边境之滨海地区集结突围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昌潍独立团，活动于寿光、潍县、昌邑北部沿海一带。张景月把这支重新兴起的抗日武装视为眼中之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年秋后，先后派其主力部队向寿光东北部之大家洼、东西岔河、十五闾屋子和潍北一带多次进攻，并有一次到达昌邑北部之利渔一带。其中除马成龙团在大家洼附近遭赵寄舟部伏击外，其余各次均未找到八路军武装部队，仅在十五闾屋子俘获地方工作人员王光大(王为根据地区长，被俘后变节，解放后被镇)和妇女干部雨村等。另外，在利渔截捕一名由胶东去昌北 的老年交通员，此人坚贞不屈，当场被杀害。
3、1943年冬或1944年春，日寇“芳信”部队和驻寿城之“畹桥”部队由寿城出发 ，纠合由广饶、博兴、临淄等地出动的敌人，对清河解放区实行分进合击，张景月命苗思九配合敌人行动，向清水泊根据地边沿骚扰，并以书信与“芳信”部队联系，苗思九还把他的个别连队扮成日本鬼子以壮“声威”’对根据地村庄进行烧杀、抢掠。
4、1944年日寇兵力大批南调，寿城以外之敌寇据点先后放弃，张部事先即得到敌人通知，随即派兵接防。如羊口日寇撤离，当天孟祝三团即从六七十里以外赶去接防，不久，侯镇敌人也向张景月移交防地。苗思九团、刘协唐团也在敌伪撤离之际先后在邢家茅坨、丰城、王高、袁家桥、邢姚等地安设据点、修筑围墙、加固工事，并掩护其政工队、特务队 、区乡队等，在根据地边沿各村办保甲、抓壮丁、敲诈勒索，对解放区进行蚕食，残害抗日 军人、干部及其家属。
在孟团占据羊口期间，张景月曾多次派得力部队通过解放区为其运送粮秣，每次都要与赵寄 舟司令之独立团发生战斗，但往往丢弃粮秣，损失惨重。
5、1944年冬，日寇“浅见”旅团的联队长“藤田”住在寿城，通过张部特务秘书何德卿约张景月会面，并要求张部派部队配合向解放区进攻。张景月派其参谋长唐锡嘏去寿城与“藤田”会见。据说因去晚了，藤田已经睡下未曾见到。这次行动张部曾否派部队配合，现已无从记忆，但在日寇投降后张部驻张店时期，这个日寇“藤田大佐”曾多次去见张景月，在遣返以后还从日本给张来信问候，自称“草民藤田××”。
6、1945年八路军解放侯镇时，寿城日寇应张部之请派一个中队经张部防区孙云子渡弥 河东去，遥应侯镇张部守军，但未敢接近战场又退回寿城。田柳庄解放前夕，张部特务秘书 何德卿由寿城领来日寇一个小队，在王里至古河一线从南向北施放掷弹筒数发，未敢前进， 仍退回寿城。
三、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害民的部分事实
①1947年张部进入寿光县城以后，以慈乐尧为首的“寿光县府”及“警察局”，在城内西南圈活埋革命群众和未及撤退的革命基层干部多达数百人，连同苗思九、晋锡屏及其区、乡队、还乡团在各村杀害的革命群众当在千人左右(张景月纵容其部下随意杀人，杀了人从不上报，所以其司令部无确切统计数字)。
②在1947年解放军围攻寿城期间，张部以扫清射界为名，强行拆除城垣附近的大批民房。其苗思九团三营在撤出小东关时，竟将民房大部分纵火烧掉，居民之粮食衣物全被焚毁，使群众生活陷入绝境。
③1947年国民党部队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后，张部乘机向寿光北部纵深发展，每到一处，以搜查解放军插存的公粮为名，挨房抢劫老百性的粮食，强迫群众大车小辆送到铁路附近，出售后全部落入其团、营、连长的私囊，以苗思九团攫取最多。
④张部盘据寿城修建据点，其修筑城墙、碉堡和敷设鹿砦用的大量砖石、木料，除破坏古迹建筑外，都是拆毁民房、滥伐群众树木取来，珍贵的果园、成材的树林都一扫而光，就连日寇盘据时期还保存完好的寿城八景之一的魏家林、八叉松也砍去修了碉堡，使城关及附近各村成了秃城秃村。
以上仅是个人当时见闻的部分事实，至于张部下属在各地制造的屠杀人民的案件，当时笔者无从了解其全部真相。不过，只此记忆所及的部分事实，已足以说明张部为祸我省部分地区达十一年之久的罪行是何等骇人听闻的。
以上所述，仅就个人所及写成，错误之处难免，请知情者予以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