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石城文艺》（总45期）

　　《宝石城文艺》（总45期）
　　时间： 2015-06-17
　　小说界
　　40  一九四五年的谷子/张玉亮
　　10  失恋33天/路勇
　　12  开满野菊花的山岗/刘万里
　　13  小小说二题/孟繁柳
　　15  野妮子略传/高曰志
　　散文随笔
　　18  张安然散文诗七章/张安然
　　21  身边的物象/路来森
　　24  伟大作品的意味/苏涌源
　　26  记忆中的树（三题）/朱彬占
　　20  夜雪无痕/张林明
　　29  家乡的荠菜/刘建平
　　30  “县球”兵乓初记/王庆荣
　　诗词苑
　　34  秋收（组诗）/鲍平
　　36  初恋/田可平
　　53  思绪/雷振宇
　　37  七律六首/张立志
　　38  十二生肖演义/张培义
　　39  高志信诗八首/高志信
　　建刊二十周年征文
　　40  伴我终生难忘的情怀/马进
　　42  奠基者/秦晓鸣
　　45  写给《宝石城文艺》/宫焕悦
　　浩然研究
　　54  《艳阳天》诞生的前前后后/秋川
　　人物春秋
　　46  心系群众身敬业/赵守诚
　　艺苑风景
　　49  画梅须具梅气骨 人与梅花一样清/刘其安
　　序与跋
　　52  《夏日拯救》后记/北晨
　　一九四五年的谷子
　　张玉亮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的祖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在我尚不谙世事的时候，我的父亲，便一次次在我顽皮的间隙，向我讲述关于祖父的一些故事。而我那时的最大兴致，全在手里把玩的玩具上。对于父亲的不厌其烦，我时常感到无奈和愤怒，于是，父亲的话题常常刚刚开始，就在我跑远的身影里画上了句号。
　　而我真正听到关于祖父的故事，是在许多年之后。
　　在那个长长的假期里，我离开旅居的城市和我的那些学生们，俨然一个采风者，带着几分淡淡的乡愁和歉意，虔诚地坐在了村庄的深处。我不时晃动我屁股下的马扎，以此表示我迫不及待的心情。父亲的不满情绪，马上就流露出来，唠叨着：“那啥？你这家伙，出去没几年，心就闯野了，都不知道回家的路了……”父亲居然称呼我家伙，面对父亲这样的责问，我只能报以愧疚的微笑。父亲已渐渐走向衰老，我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但我更希望，父亲会将他的话题尽快地继续下去。
　　父亲脸上的皱纹轻轻舒展，缓慢的讲述就像一尾游动在夕阳里的鱼。我看到霞光波动里，有浪花的翻滚和鳞片的闪映。
　　那个春天，阳光温暖而热烈，布谷鸟不时从天空中掠过。我的祖父祖母带着八岁的父亲，穿行在温软肥沃的土地上。父亲牵着牛，祖父扶着耧，水亮晶华的种子，从祖母柔软的手心里，顺着耧车一粒粒播下。在老牛耕作的哞叫声里，父亲仿佛看到，那些饱满的谷种，刚刚滚落泥土就迫不及待地伸展着身子，迎着春天的消息开始生长。祖父祖母都是理田的好手哩！高大键壮的祖父每呼吸一次泥土的气息，都要兴奋的哼几声小曲。而我的祖母，一个秀气的乡村女人，也正陶醉在那片田园牧歌式的画卷里。
　　一阵激烈的枪声，把那幅宁静的田园画卷撕开一个大大的洞。硝烟弥漫里，父亲看见一些人，从田地南头向远处急奔而去。其中，有一个人还停下来，向我的祖父喊了几句什么。祖父的脸立刻变了颜色，不明所以的父亲，看见那些奔跑的队伍肩上和手里晃动的大枪，觉得大人们的玩具比自己的好玩多了。而更远处，零星的枪声起落，又一支队伍夹杂尘土翻滚而来。
　　那支疯狂而来的队伍，披着一身黄色的狼皮，举着明晃晃的刀枪，叽里咕噜一路嚎叫着冲到祖父他们面前。祖父将祖母和父亲挡在身后，心痛地看着刚刚耕作过的土地被他们野蛮踩踏。父亲看见那明晃晃的刀锋都要割破祖父的脸了，那些人嘴里放屁一样一通咕噜。祖父听不懂那些人的鸟语，把头摇了又摇。这时，一个点头哈腰的人站出来。父亲认得那个人，那是村里的保长陈皮。陈皮转身向那些人说了什么，随后，祖父就被那些人绑上绳子带走了。
　　祖父是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了。祖父不光是侍弄庄稼的好手，还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建房盖屋的好工匠。
　　父亲的话题渲染着黄昏，秋天也在父亲慢条斯理的语气里变得安静下来。
　　我不满父亲太过简单的描述。我补充地想象，那时的情景应该是这样：鬼子兵正在追赶我抗日武装，追到我家的谷地边，问祖父看没看到，祖父当时的举动，惹怒了鬼子，眼看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保长陈皮向鬼子们建议：咱们不是缺少修炮楼的人吗？别杀他，这个人最合适了。
　　鬼子抓走祖父时，祖母和父亲娘俩都吓哭了。那时，农忙时节刚刚开始，祖父被抓去修炮楼，谁来忙活地里的农活啊！祖父被鬼子们带出老远，还回头冲祖母和父亲他们喊：要好好侍弄谷子，不要亏了秋后的收成。父亲看到一个鬼子，用大枪在祖父背上狠狠拍了一下，那个动作，让父亲捂着自己的小屁股心痛的不得了。
　　谷子播种以后，需要将沟垄压实，那样才更利于种子着床。种子们美美地睡上几天，伸展伸展腰枝就会满眼绿色了。明白这个道理后，祖母和父亲拉着小碌碡在田里奔走。父亲的小肩膀被勒得生疼生疼，边拉边哭：“爹呀！爹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而后，母子俩相拥而泣。
　　鬼子的据点在二十里外的镇上，和祖父一起给鬼子修炮楼的有二十几个人，都是鬼子从十里八乡抓来的能工巧匠，鬼子的炮楼要修的很高很坚固。小鬼子不但不给祖父他们工钱，还经常打骂他们。为了赶进度，要他们没白没黑地干。
　　这期间，鬼子的据点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当地的一支抗日武装，摸进了据点，枪声响了半个晚上。第二天，祖父他们看到，有七八个鬼子死猪一样歪倒在地上。
　　气急败坏的鬼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不断有人被鬼子抓进据点，施以酷刑。那场面残忍无比，什么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活埋、放狼狗咬等无一不用。被鬼子抓来的人中，祖父也认识一些，都是临近村庄老实巴交的农民。祖父他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他们给鬼子修炮楼，是干汉奸们才干的活啊！在助纣为虐啊！
　　祖父他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便达成了默契：开始磨洋工。起初鬼子们没当回事，但一连几天，鬼子们发现炮楼不见长高后，就举着明晃晃的大刀片子直向他们晃。祖父他们胡弄鬼子说：“皇军，炮楼修的越慢才越坚固呢！”祖父他们的谎言，几天后便被他们自己揭穿了。就在炮楼垒到三人高的时候，炮楼出现了裂缝。那裂缝好像见风就长，越来越宽，炮楼变得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那时，当地的抗日活动已经非常活跃，不时会有队伍来袭击鬼子。吓破了胆的鬼子们，只能依靠加固防御设施，来维护他们的侵略行径。被惹急了的鬼子们，将祖父他们全抓了起来，一通严刑之后，要他们交出主谋。祖父他们早就串通好了，打死也不开口。更让鬼子生气的是，性情暴躁的祖父根本不把鬼子的淫威当回事，一边忍受着鬼子的酷刑一边破口大骂。于是，鬼子就要把祖父处死以儆效他人。这时候，又是我们村的保长陈皮，点头哈腰地站在了鬼子面前。
　　一阵阵秋风吹过黄昏。几枚大大的梧桐树叶，以飞旋的姿势砸在了我面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倾听的欲望。
　　我接过一片落叶，看失去水分的叶脉向叶子的边缘伸展而去。我想，父亲是不是老年痴呆了，说话有些絮言倒语。我递给父亲一支烟，父亲不接，而是自己从衣兜取出纸和烟末，轻快地卷好并点燃，父亲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吐出几个烟圈，烟圈在薄暮里晃动。父亲说：狗日的陈皮，两次救过你祖父呢！
　　鬼子的炮楼摇摇欲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家谷子的生长。田里的谷子冒芽了，在泥土里隐隐闪现。接连着几场春雨过后，地里的谷子长势更加喜人了，成长中的谷苗仿佛在和春天赛跑。那绿绿的谷苗生长在我家祖传的土地上，那是一家人一年的希望呢！祖父不在家，小脚的祖母被地里的活忙得晕头转向。那是五大亩谷子哩！
　　立夏之后，谷苗的长势更加喜人，绿盈盈的，在村庄的北面，如一大片绿绿的布匹，不时引来路人的赞叹声。是的，长势如此喜人的谷子，在往年也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兵荒马乱的年月，以食为天的乡下人，谁不盼望庄稼能有好收成呢？
　　祖父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一个多月了。这期间，祖父托陈皮捎来口信，说鬼子的炮楼还要修一段时间，等鬼子的炮楼一修完，他就回家了。后来，祖父才知道，他的想法太简单了，小鬼子一点都不讲信用。祖父还给祖母捎话说，谷地里的农活实在忙不过来，就雇个短工吧，等秋后收了谷子，卖些谷子还人家工钱就是了。
　　摇摇欲坠的鬼子炮楼需要拆了重建。这回鬼子们学精了，加紧了对炮楼工事的监工。不可否认，那十几个能工巧匠，的确是被保长陈皮救下的。陈皮对鬼子们说，把这些人杀了，一时半会可找不到能修炮楼的人了。
　　曾两次把祖父从枪口下救下来的陈皮，在多年之后，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极力为自己争辩说曾有立功表现。当时，已是民兵连长的祖父还真的动了恻隐之心，在镇压大汉奸陈皮时，因立场不够坚定而获罪。自然这是后话。
　　祖父一边给鬼子们修炮楼，一边牵挂着地里的五亩谷子。谷苗有没膝高了吧！那些疯长的野草又在欺负谷子了吧！有时候，祖父真想扔下手里的瓦刀，一口气逃出去，跑到自家的谷子地里，好好地与谷子们亲热一番，那可是一大家子一年的希望呢！祖父害怕没有他的呵护，我的祖母会怠慢了那些谷苗。但祖父一看到鬼子们那明晃晃的刺刀，想跑的脚就软了。
　　有几次，祖父想央求陈皮，让鬼子们放他几天假，甚至许诺秋后送些谷子给陈皮，让他和鬼子们说道说道。陈皮头摇的像拨浪鼓，说皇军的炮楼比什么都重要，你就安心修炮楼吧，皇军的炮楼完工了，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家了。
　　鬼子们非但不给祖父他们放假，还加紧了炮楼工事的进度。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监工看的很紧，每一块砖，每锹泥，都逃不过监工的眼睛。这次祖父他们在进度上做不了什么手脚了，炮楼越垒越高，祖父们的心也越来越寒。
　　因为心里老想着谷子，祖父每一天都心不在焉。祖父大致数了一下，盘据在据点里的鬼子，有三十几号人的样子。这些鬼子，每天都出去干坏事，祖父恨透了这些鬼子。但是，祖父最恨这些鬼子的原因，是不让他回家侍弄自家地里的谷子。有几次，他真想用瓦刀放倒几个鬼子，这些狗日的，什么时候滚蛋啊！有一天，祖父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一个给鬼子炮楼使坏的办法了。
　　鬼子的炮楼就要封顶的头一天晚上，祖父在黑暗中摸索着，用一小截木头雕了一个小人儿，第二天，趁监工不注意，将小木头人儿头朝下砌到墙里。祖父的做法未免有些迷信，但信心十足的祖父在完成那个漂亮的动作后，显的幸灾乐祸。他坚信他的举动，一定会给鬼子们带来霉运。祖父一边做这件事，一边在心里骂：狗日的小日本，去死吧！炮楼就是你们的坟墓。
　　有凉凉的风从田野里吹来，祖父嗅到了秋天的味道。祖父手打凉棚，明晃晃的阳光下，仿佛一片片涌动的谷浪正向他涌来。祖父的动作，引来了监工的辱骂，拿鞭子在祖父背上狠狠抽了一下，空气里便弥漫起丝丝的火药味道。
　　谷子吐穗了。齐刷刷的，毛绒绒的，象一条条大尾巴，晃来晃去，挥动在绿色之海的浪尖上。成长的消息伴随着村庄的炊烟一点点游走，然后，谷粒踩着日子日渐饱满，那些向上挥动的谷穗开始像越拉越弯的弓，沉甸甸的，不时砸向地面。
　　到了谷子的收获时节了。往年这个时候，祖父早已将镰刀磨得又快又锋利了。今年祖父不在家，祖母只好自己来做这些活计。在谷子们成长的这几个月里，真把八岁的父亲和小脚的祖母累坏了。有几次，祖母被累病了，但谷地里的活计不等人，祖母一边咳嗽一边忙着，多么盼望祖父早点回家。男人是家里的天呐！
　　这期间，保长陈皮又回过村庄几次，把祖父的话捎回来，也把祖母的期盼捎了回去。陈皮说，鬼子的炮楼就要修完了，等鬼子的炮楼一修完，你男人就回来了。祖母算计着，祖父如果过几天回来，正好能赶上收割谷子。有了希望，便有了动力，祖母在月光下把镰刀磨得飞快。
　　转眼到了谷子开镰的日子，祖父却没有回来。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根本不讲信用。炮楼修好后，鬼子们又要他们砌围墙。祖父心急火燎，按往年的节气算，过两天，就要割谷子了。祖父做的梦里，都是家中那成片成片的谷子，在他收割的身影中一片片倒下来，又一片片站起来。祖父有时在梦里乐出了声，但梦一醒，就急得火烧屁股般。祖父知道，在收割谷子的时节，最怕下雨哩！
　　雨是在一天夜里下起来的。祖父从梦中醒来，忙乱中，嘴里念叨着：快收谷子，快收谷子……雨一连下了好几天，祖父开始诅咒，这狗日的天。
　　父亲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一点也不为父亲的夸张感到惊奇。做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我知道，对农民来说，收获庄稼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
　　在下雨的那几天里，小鬼子们还把祖父他们集结起来，让汉奸和二鬼子给他们洗脑，灌输日本鬼子的大东亚圣战和一些疯狂的言论。而鬼子们怎会知道，那时，他们已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达头了。
　　祖父是在一个黄昏时分回到村庄的。
　　回到村庄的祖父嗅着田野里丰收的谷香，来不及到家里看望祖母和父亲，就越过村落，径直奔到自己家的谷田里。那时，收割后的田野里，袒露着齐刷刷的白晃晃的谷茬。祖父的脚踩在上面，脚心被挠的酥酥的痒痒的，祖父又迫不急待地跑向我家的场院。
　　场院在我家东院墙边上，两个天井大小的地面上，堆垛着高高的谷子。祖父扑上去，厚实的感觉让他激动地喃喃自语：回家了，俺回家了。祖父拿大手拥抱着堆得高高的谷垛，完全冷落了祖母和父亲。那时，多日的劳累已使祖母精疲力尽，病倒了。
　　祖父回来的那一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法西斯投降了，祖父也正是在那天黄昏时分，趁着鬼子正处在鬼哭狼嚎般的混乱中，避开鬼子的视线，逃离出来。
　　那一天，祖父和全世界每一个善良的人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祖父最大的喜悦，好像还是终于可以回家侍弄自己的庄稼了。
　　可以想象，在那个黄昏，逃出鬼子据点的祖父，走在二十多里的回家路上，是怎样的轻松和愉悦。在父亲的描述里，我的祖父只用一个黄昏，就缩短了自己和谷子的距离。
　　祖父的欲望太容易满足，也太直接和实际。那个年代，做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这些想法是最为朴实和实用的。接下来，祖父要做的，是翻晒谷子，用翻滚的碌碡和扬起的连枷，把场院里每一株来自田地的谷子修理一遍。将干瘪的谷秆略去，将晶亮晶亮的谷米收仓，然后再卖掉一些谷子，给祖母治病和付短工的工钱。
　　几天忙碌后，祖父就将鬼子和炮楼淡出了自己的心事。
　　日本鬼子投降了，鬼子的据点和炮楼需要收缴。但是，当我们的抗日民众赶去，鬼子们竟凭借炮楼向我抗日军民开枪，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就在我军民决定第二天要发动进攻的那天深夜里，炮楼轰然一声倒塌了。没费一枪一弹，鬼子的防线不攻自破，三十几个小鬼子全部埋在了炮楼下。
　　关于炮楼砸死鬼子的事，是保长陈皮几天后向祖父说起的：真是苍天有眼啊！狗日的鬼子全被砸成了馅饼。那时，正在场院里理弄谷子的祖父，用诧异的眼神看着陈皮。祖父左瞅右瞅，感到有些陌生，那个几天前，在鬼子面前还屁颠屁颠低头哈腰的陈皮不见了。陈皮继续说：鬼子们早就该有这样的报应呢！这些事，祖父才不关心呢，祖父的心思全在谷子上呢。
　　在场院里收拾谷子的祖父，心里对谷子们充满了歉意。是的，从开春谷子刚种下后，他就离开了它们，那时节，春天的天气还凉着呢。从谷子吐绿到成熟，从成熟到被祖母和父亲以及雇佣的短工一镰一镰地收割，并搬运到场院。祖父极力想象着，没有他那双大手和目光的侍弄，谷子们的生长一定缺少很多慈爱吧！谷子们和他陌生着呢，祖父想着想着，就咧嘴笑了。
　　不过，关于鬼子炮楼的事，在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鬼子们自己炸了，玩集体自杀。但联想到小鬼子的什么武士道精神，这又有些说不过去，他们应该开膛才对！后来，在场院里收拾谷子的祖父，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自已偷砌在炮楼里的小木头人。想着想着，祖父就笑了：他娘的，作孽的小鬼子们，该。
　　场院里的谷子还未收拾好，祖母的病却厉害了。祖父请来了郎中给祖母看病，这时候，为我家帮工的短工也来讨要工钱。为了给祖母抓药和付工钱，祖父用地排车载了满满一车谷子，拉到集市上粜卖。按照往年的粮价，祖父对那一袋袋谷子充满了信心。
　　但是，就像现在的金融危机以及次贷风波一样，日本鬼子投降后，短时间内一阵风波席卷而来。当时的洋火洋油等许多东西物价飞速下降，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呀，祖父卖了满满一车谷子，握在手里仅是几十文大钱，给我的祖母抓了药，所剩无几。
　　最后，祖父除了留下来的口粮和种子，粜尽了五大亩谷子，才勉强还上短工的工钱。祖父绝望了，有些想不明白，最后，祖父用归结法，将帐又算到了日本鬼子头上。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抓他去修炮楼，谷地里的活就不用雇短工，如果祖母不是因为他不在家，就不会累出病来……想着想着，祖父与鬼子的仇恨就不共戴天了，在场院里一遍遍骂了个痛快，随后，祖父又想起他给鬼子垒炮楼使用的障眼法了：该，小鬼子就是该死。
　　在那个黄昏，我跟父亲的话题，是在茶余饭后陆陆续续进行的。父亲话题一扯开，便有些不着边际。
　　那一年，我们家的时运背透了。更不幸的是，祖父粜尽了谷子为祖母治病，祖母的病也没见好转。那时节，有些东西贱得要命，有些东西又贵得成宝。一段时间里，人心慌慌。原来，日本鬼子滚蛋了还会留下这样的后遗症。
　　在比秋天更深的一个晚上，善良的祖母以旧社会中国乡村式女人的疲惫，走完三十几岁的人生旅程，离开了祖父和父亲。祖父的天塌了。人生一世，入土为安。为了还债和给祖母操办丧事，祖父狠狠心，又将那五大亩地卖了。那一年过后，我家一贫如洗，从此，父亲跟着祖父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祖父对日本人的仇恨，在此后多年挥之不去。祖父同时更恨保长陈皮，因为祖父时时心痛，那贱卖给陈皮的五亩土地。
　　不过，几年后，在穷人翻身的阶级运动中，祖父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宽慰和幸福的感觉，苦大仇深的祖父当上了民兵连长。在揭露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中，曾是保长的陈皮在劫难逃。祖父不仅揭露他给日本人做汉奸时的种种罪行，还把他的罪行挖得更深更远。祖父说陈皮如何老奸巨滑、用心险恶，如何觊觎我家五亩上等的谷子地，如何串通日本人抓他去修炮楼，如何累死了我的祖母，如何在日本投降后，又卑鄙地以贱买的方式，掠夺了我家祖传的五大亩土地。说到后来，连祖父都无法自圆其说了。祖父不仅自己揭露陈皮，还发动群众揭发，最后，罪名累累的陈皮成了大恶霸、大汉奸。
　　镇压陈皮的那一天，也是初秋的一个黄昏。死狗一样的陈皮，被祖父他们五花大绑地拖到村北的山坡上。祖父端着步枪向陈皮瞄准，狗熊样的陈皮吓的裤子都尿湿了，咧着嘴向祖父嚎哭：“老石头啊，俺在鬼子的枪口下，可是救过你两回命啊！”祖父的枪法本来很好，陈皮话的一下子让他想起了鬼子的炮楼。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祖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后，握枪的手哆嗦不止，一连开了五枪，陈皮毫发无损。但陈皮还是倒下了，是被祖父握枪的姿势吓死的。
　　这件事后，祖父因涉嫌同情阶级敌人，立场不坚定而被罢免了民兵连长。同时，祖父曾给鬼子修炮楼的事，也成了他的一个污点。当有人想进一步向祖父问罪时，一个清晨，在村里大街上好好走着的祖父突然疯癫了。祖父一边走一边嘴里语焉不详地胡言乱语起来。父亲找到祖父，说：爹，咱回家吧。祖父瞪着浑浊的眼，嘿嘿地笑着说：你是谁啊，知道吧？鬼子的炮楼倒了，是被我的小木头人推倒的，我可以回家了，俺家有五大亩谷子哩！祖父说着，叫着，又哭又笑，父亲也哭了。
　　此后多年，祖父一直疯疯癫癫。有时还会跑到村后，在已是集体所有的土地里，随便划出一片，嘴里念叨着：这片地是俺家的，你们谁也不要抢啊。那时，村里人已经习惯了祖父的疯癫，没有谁会跟他理论争执。一直到某一年的一个黄昏，疯癫年迈的祖父，倒在了祖母的坟地边，祖父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话题。
　　秋天还没有结束，祖父的故事已经接近了尾声。父亲说，你祖父那一辈人命真苦啊！一辈子都没赶上一点好呢。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唠叨，让我这个本来轻松的假日变得粘涩沉重起来。有好几次，我打开笔记本，想敲击一些什么，思绪却总是乱乱的，不着边际。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想找到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障眼法的说法，但没有确切的答案，我失望了。但我从搜集的民间传说中，还是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痕迹。所谓工匠在盖房子时使用障眼法，多是工匠跟东家有什么仇恨，而用的一种近似迷信的报复做法。在我翻阅的一些民间传说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其中一件，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说的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大财主，横行乡里，坏事做尽。有一年，大财主家要盖新房子，一个有正义感的工匠，将一辆巴掌大的小马车压在大财主家的屋檐下，从那以后，大财主家的日子开始走下坡路，直到有一天，家财散尽的财主，在屋檐上发现了那辆头向外拉的小马车，才知道遭了别人的暗算。
　　至于那些传说，我将信将疑。但我一点也不怀疑，祖父当年给鬼子修炮楼时，一定曾有过什么异样的举动。
　　我曾去过当年建有鬼子据点的那个村庄，同几个闲散在街头的老人闲聊。老人们说，在日本鬼子投降的那年，鬼子的炮楼的确是在一个夜里倒塌了。同时，在地方志里，我也翻阅到这样的记载：一九四五年，七月初十，盘据在古城炮楼里的鬼子拒绝投降，我抗日军民奋起进攻，炮楼在夜晚的枪声中轰然倒塌，鬼子尽数全歼。
　　不管是记载还是传说，在我的心里，的确是有一些故事生动起来。因为那样，在长长的假日结束后，当我再回到水泥建筑林立的城市，将一些泥土的消息和一些岁月深处的故事，讲给我的那些学生们听时，我想，那一张张稚嫩而有个性的脸，一定会被我忽悠的灿若桃花或是泪痕斑斑。
　　因此，我梳理着父亲的讲述脉络，在我的想象里，祖父的故事应该就是那样跌宕起伏。
　　一九四五年啊！我极力想象着一九四五年的人或事。对于我不时提出的一些疑问，父亲已经无法解释的更加清晰明了。父亲又开始唠叨了，说：你这家伙，问得这么细，会不会又想把这些写成小说吧！
　　在秋天的风里，我选择了一个清晨，跑去了村后，那时，太阳刚刚升起，缕缕的万道金光中，广阔的田野一望无际。在迷失般的景色里，我试图找到，父亲所描述的那曾是我们家祖传的那片田地，以及那些沉甸甸的谷子起起伏伏的景象。
　　此时，天空干净明朗。晨光中，一片连成一片的谷子，轻轻摇曳，透着饱满成熟的芳香，正在四野弥漫开来。我依稀看到，祖父正弓着身子，面带满足的笑容，在他的谷子地里挥舞着镰刀。在节奏清晰的“嚓嚓”声中，谷子一棵挨着一棵，整齐地躺在祖父身后。而我的祖母，正提着装满绿豆汤的瓦罐，从更远的谷子地边，轻快地走来……
　　（题图、插图：韩恩荣）
　　
　　失恋33天
　　路 勇
　　
　　“你是我的初恋”，黄小雅这么说时，路小遥心底塞满了幸福。其实，黄小雅也是路小遥的初恋，初恋的感觉像妈妈热爱的老红糖，从舌尖甜到喉间，再从喉间甜到心底。
　　在无数个清晨和黄昏，在无数个有星星、没星星的夜晚，路小遥和黄小雅设想过爱情的未来，每一个未来都是手牵手，走向无比浪漫无比温馨的明天。可是，就像看一场悬疑的大片，观众总是猜对了开始，却猜错了结局。黄小雅离开了路小遥，离开得那么的决绝，甚至没有一个留恋的回头，仿佛从来没有爱过似的，爱情的大幕就这样仓促地拉下了……
　　3天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移动小姐不停地重复着这样的话，路小遥打不通黄小雅的电话。这搁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黄小雅的手机24小时为路小遥开机，路小遥任何时候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黄小雅都会欢天喜地地说，“亲爱的，想我啦？”很多时候，路小遥甚至还没听到手机彩铃，黄小雅的声音就从手机里“跑”了出来，着实吓了路小遥一跳。
　　足足3天了，路小遥依旧没有拨通黄小雅的电话，移动小姐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句话，用标准的普通话和路小遥听不太懂的英式或美式英语。3天，72小时，以前也不是不曾这么久不联系：那时候，路小遥出差到偏远山区，糟糕的信号曾经隔断过他和黄小雅，直到第7天，他们才在电波里重逢。可那是暂别的思念，当下是分手的苦楚，不仅甜言蜜语成为历史，连电波里的互动都成为奢望。
　　路小遥成为了失恋的路小遥，显然他不甘心美丽的爱情画上句号，他依旧期待着和黄小雅走向美丽的明天。然而，路小遥打不通黄小雅的电话，微博上黄小雅取消了对路小遥的关注，而黄小雅的微博也在网络中消失了。路小遥发了无数条微博，微博的主题都是对黄小雅的思念，那些思念被无数的网友围观，惟独不见黄小雅的回应。
　　路小遥不是没有想过去黄小雅的住处找她，然而黄小雅以前和路小遥租住在一套小房子里，房间里还残留着黄小雅3天前的气息、欢笑和语言，当下却是人去楼空的场面。路小遥去找了黄小雅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她们爱莫能助地回答，“我们也急着找黄小雅呢，不知道这小妮子躲到哪里去了？”
　　黄小雅离开了路小遥，离开了自己的人际圈，甚至离开了供职的公司……路小遥以前从来不明白什么叫“人间蒸发”，当黄小雅像水蒸气一样消失了，心痛的路小遥顿时明白了，“人间蒸发”是那么伤感的一件事。
　　路小遥彻底没辙了，他不知道怎么找回黄小雅，只好在原地无边地忧伤……
　　13天
　　路小遥用了足足3年才胖了15斤，这其中少不了黄小雅的功劳。黄小雅有一手过硬的好厨艺，美味的菜肴刺激着路小遥的味蕾，也让消瘦的路小遥渐渐圆润起来，甚至还有了可爱的小肚腩。可是，路小遥只用了13天，便瘦掉了25斤，小肚腩没了，脸庞也足足小了两圈。如果来一阵风，路小遥或许就会被吹跑了，可是路小遥整整宅了12天，风没有机会试一试自己的力量。
　　路小遥不想继续留在家里，虽然黄小雅留下的气息还在，但是那是惹人伤感的气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在人前，路小遥或许还能露出做作的笑脸，在人后，路小遥却不止一次的泪湿衣襟。那些男子汉的坚强，那些不流泪的原则，在爱情大厦轰然倒塌后，都是不再重要的多余细节罢了。
　　路小遥听过一句话，要爱一个人，一定要去她的故乡看看，去她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失恋后的第13天，路小遥走向了热闹的长途汽车站，那里有通往全国各地的班车，其中有一趟开往黄小雅的故乡。黄小雅在故乡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直到考取省城的名牌大学才离开。
　　黄小雅的家在故乡的孤儿院，孤儿院里有许多孤独却快乐的孩子，还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院长。显然，老院长和孤儿院的孩子们没有黄小雅的消息，而对陌生的路小遥显然已是早有所闻了。路小遥走过孤儿院的卧房、食堂和空地，他拍拍孩子们的肩膀，和他们一起做一些简单的游戏。此刻的路小遥不再忧伤，仿佛那些孩子就是他的黄小雅，仿佛黄小雅和自己一起回到了孤儿院。
　　路小遥还去了黄小雅念书的地方，小学、初中和高中，曾经破败的校舍被新的教学楼取代。听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听着师长们殷殷的教诲，听着响亮的充满快乐的下课铃，路小遥感受着校园的氛围，仿佛在寻找校园里的黄小雅，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寻。在高中的宣传橱窗里，“优秀毕业生”一栏竟然有黄小雅的照片，一种骄傲充斥着路小遥的心房。
　　路小遥离开了黄小雅的故乡，对爱情的找寻或缅怀，必须回到爱的起跑线。
　　23天
　　恋人的不翼而飞让路小遥成为被同情的对象，然而路小遥的亲友没有期待黄小雅回归的奢望和耐心。有人说，要忘记一段感情留下的伤楚，那就必须开启另一段感情。于是，亲友们开始为路小遥张罗新的相亲，那些相亲的对象其实还不错，有一些甚至和路小遥非常般配和契合。
　　可是，黄小雅还留在路小遥的心底，时光橡皮擦显然擦不出那些甜蜜的记忆，而分手后的苦涩更是让那份记忆深深的凝固。路小遥闹不明白黄小雅为何说走就走，甚至连一个分手的理由都不愿意给。路小遥不断地反思着自己，可是他依旧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何错得如此彻底，让黄小雅走得如此义无反顾，走得如此云淡风轻，走得如此了无痕迹。
　　路小遥曾经以为，和黄小雅会一生相系相牵，没想到，这个名字却像下市的水果，任凭路小遥如何努力都找不回她的身影。下市的水果在四季的轮回后，还能再次高调地新鲜上市，路小遥爱过的黄小雅却一去无踪，不再有回归的可能了。路小遥寝食难安，原本好吃的饭菜不再感兴趣，连老妈买回的新上市的水果，也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在黄小雅的故乡，路小遥感觉孤儿院的孩子是黄小雅，校园里的小学生、中学生是黄小雅。可是，当亲友们为路小遥介绍相亲对象时，他清楚地知道A女不是黄小雅，B女不是黄小雅，C女到Z女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是黄小雅。其实，有一些女孩和黄小雅神似，比如有黄小雅一般栗色的长发，或者跟黄小雅是同行业人士，或者长着黄小雅一样的瓜子脸。可是，路小遥的心门关得紧紧的，哪怕一丝风也吹不进去。
　　失恋后的第23天，蔓延了数日的雨点，被天空的艳阳收走，路小遥的心情却依旧灰暗。23天前，那是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周日，黄小雅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路小遥。23天后，这是一个平凡的工作日，路小遥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相亲。和路小遥相亲的女孩叫黄小雅，除了名字和黄小雅相同，其实完全是另一个风格的女孩。
　　路小遥漫不经心地和女孩约会，可是他的心间却是黄小雅的身影，直到这一天的约会结束……
　　33天
　　失恋后的第33天，路小遥在看一部叫《失恋33天》的电影。看着，看着，路小遥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路小遥身边，坐着一个温婉美丽的女孩，女孩不是黄小雅——过去的黄小雅不见了，相亲过的黄小雅也成为了过去时。女孩是路小遥的妻子，他们的相识不过7天的时间，便匆匆做下了闪婚的决定，婚礼将在33天后举行，据亲友们说那是全年最佳的黄道吉日。
　　一个逐渐远去的记忆，一个被亲友祝福的婚姻，路小遥灰暗的人生掀开新的一页。或许未来还有阴霾，但是毕竟开放了大朵大朵的阳光，枝头凋零的花儿积蓄了四季的力量，重新鲜艳地点缀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就像看一部关于失恋的电影，路小遥还会落下串串泪水。在风中、在阳光里，在开阔的马路上，路小遥还会偶尔发呆。
　　而这一天，黄小雅发出了一条微博，“失恋33天，被XX症缠身的我好想念你，我不愿成为你一生永远的负担，不愿意花光你全部的积蓄。希望你早日凑齐购房的首付，希望你早日找到照顾你的女孩，希望你忘记曾经的HXY。”
　　黄小雅换了头像，换了网名，而路小遥没机会看到这条微博……
　　
　　开满野菊花的山岗
　　刘万里
　　
　　那年，我到大巴山一个叫上七里的地方支教。
　　上七里顾名思义，就是从山脚下的漩涡镇出发，沿着山路出发，上山要走七里，上七里在山顶一个平地，聚集着几十户人家，这里有商店、饭店、客栈，一到逢集市，这里是一个繁华的地方。而我所在的学校，离上七里还要走七里，学校在山岗上，连围墙校牌都没有，人们都叫山岗小学。
　　我第一次来到这山岗小学，山岗开满了野菊花，满眼都是连绵的群山，我从小长在平原，第一次面对大山，满是兴奋。
　　校长是当地人，五十多岁，看上去满脸沧桑，他见我笑呵呵地说，“欢迎你来，但愿你能坚持住。以前来的老师，呆几个月都走了。”
　　我握住校长的手说，“放心，我能坚持下来的。”
　　来了后我才知道，这学校这有两个老师，校长和我。学校只有一到四年级，我和校长各带两个班。每天学生从方圆十几里的地方赶到这里上学，跟学生在一起，我很快乐，但一放学，我独自一个人呆在学校里，心里便生出寂寞来。
　　后来，校长见我一人做饭不方便，就叫我放学到他家里吃饭。经常去，我感觉不好意思，校长似看透我的心思，便说，“以后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顺便家访一下也好。”
　　我笑了笑，“也好，不过我要给饭钱。”
　　校长说，“饭钱就算了吧。”
　　学生家不富裕，我每次去学生家中，他们都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
　　一次，毛蛋问好，“老师，肯德鸡(基)、麦当老(劳)长得啥样子？好吃不”
　　“好吃。”我给他们比划着。
　　毛蛋流着口水，“城里的学生就是好，天天可以吃，而我们见都没见过。 ”
　　我摸着毛蛋的头，“你们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别说这些，就是北京烤鸭，日本料理……想吃啥有啥。”
　　学生们都咽口水。
　　一学期结束后，我把饭钱做了统计。当我送钱上门时，都被家长们拒绝了，他们说啥都不要。
　　开学后，我把这些钱全买了肯德基、麦当劳，连夜赶回学校。
　　“同学们，我给你们带来了肯德基、麦当劳。”孩子们兴奋不已，叽叽喳喳。
　　我把这些东西分给他们吃，虽然他们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快，但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毛蛋说，“真好吃，我长大后要去城里天天吃这些东西。”
　　我笑着说，“只要大家好好学习，以后就可以天天吃。”
　　支教一年快到了，老校长每天都闷闷不乐。
　　放学后，老校长变戏化似的拿出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说，“来，我们喝几口。”
　　我和老校长一杯一杯地喝，老校长一句话都不说。
　　瓶子快见底了，老校长说，“不走，行吗？”
　　我说，“再不走，女朋友就要跟我分手了。”
　　老校长端起酒杯一口而尽，我看见他眼里有泪，他二话不说就走了。
　　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明天一早离开山岗小学。
　　天一亮，我推开门，看见窗前摆满了野菊花。今天是周末，学生不到校，谁送的呢？我再一抬头，校门口站满了学生，他们手上都拿着野菊花。他们是来送我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老师，希望你能留下来。”我在寻找校长的身影，校长却没来，我知道校长在生我的气。
　　我提着行李，向学生们挥了挥手，迈上了崎岖的山路，学生们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说，“你们回去吧！”毛蛋说，“老师，我们舍不得你走。你的话我们永远记着，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去城里吃肯德基、麦当劳……”
　　我翻过一座山，回头一望，学生们还站在山岗上。
　　这时，我看见了校长，他举着拐杖，艰难地朝我走来，他腿上打着石膏。
　　我朝校长走去，“校长你怎么了？”
　　校长说，“昨晚有学生听说你要走，他们打算辍学，我去他们家长做工作，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我是从医院偷偷跑出来的，是想送你一下……”
　　我握住校长的手，热泪盈眶。
　　原本在山岗小学支教一年，后来我却支教了五年。
　　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我们摆正自己的心态，认真地对待，不计较一时的得失，黎明总会到来的，更何况在黑夜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数不清的美丽的星星。
　　
　　小小说二题
　　孟繁柳
　　
　　杂　念
　　胡局长退休了。本来豁达善谈的他，却一下变得愁见人。
　　胡局长整天闭门不出，虽然蹲在家中，但脑瓜子却闲不住，他东一箩筐西一簸箕地回忆那数不清的陈谷子烂芝麻：当初抓工作不应那么严格，对人不该那样苛求，那次不该大会点名批评小李，更不该叫他写违犯工作纪律的检查……今天他们对我一定抱有成见，记恨在心。胡局长越想越多，他想到人事科的鲍荣为工作调动曾登门来过几次，但最后没给办成。去年，在竞争人事科长的过程中，鲍荣讲得很好，有谱气，有魄力，但最终还是没评上……今后如果见了他，会很尴尬。胡局长想着想着，竟产生了对不住他人和自己有罪过的想法。
　　由于久坐不动，思虑过度，胡局长变得少言寡语，精神抑郁，并患了静脉曲张症。老伴劝他去看医生，他固执地说自己没有病，还说去医院会碰上熟人，没的说没的道，怪那个的，坚决不去。
　　一个周日上午，忽然门铃响起，胡局长不禁心头一颤。老伴开了门，只见小李走进来，胡局长一怔，他来干什么？是不是来找麻烦？没等他静下神来，小李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向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关心地问这问那。胡局长则着急地问：“你来有事吗？”
　　“没事，是来看望老领导的。那天在大街上见了您，因急着去医院给母亲做胃切除手术，没来得及下车向您问候，请老领导原谅！”小李微笑着表示歉意，那微笑里依旧充满尊敬。
　　胡局长的心放松了下来。
　　小李接着说：“听说您静脉曲张，影响活动，特制的弹力袜能防治这种病，我特意托人从省城买了一双，请您试试。”
　　胡局长听后精神一振，“是吗？”
　　“是的，这是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的，是北京一大医院的名医介绍的，已经通过了实践的检验，保险无差错。”
　　胡局长喜笑着接过弹力袜，正面看了反面看，小李就滔滔不绝地教他怎么穿，应注意什么。然后，胡局长迫不及待地穿上了。
　　“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小李问。
　　“很合体，软软的，绵绵的，很温暖，很舒服！”胡局长笑在脸上，感激在心里。
　　小李给胡局长送弹力袜的事被人事科的鲍荣知道了，他赶忙找小李询问老局长的健康状况。当他得知胡局长有抑郁症时，十分着急地把这事记在了心里。
　　又一个周日上午，鲍荣匆匆忙忙来到胡局长家。胡局长忙从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迎接。鲍荣则受宠若惊，忙向前紧握胡局长的双手，“老领导别客气，您坐下咱们聊。”
　　寒暄之后，鲍荣话转正题：“听同志们说，老领导退休后精神欠佳，大家都挂在心里。昨天我去姥爷家，谈话中说到您的身体状况，我姥爷很有把握地说，他家有治疗抑郁症的祖传秘方，我当即请他给开了药方。”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胡局长，胡局长展开一看，是几味中药，他琢磨了一阵，问：“吃这药得加什么引子和忌什么？”
　　“哟，差点忘了，我姥爷说，服这药不用姜，不加枣，只用喜乐作引子就够了。切忌悲戚哀愁与烦恼，笑口常开，抑郁必除！”胡局长听后，连连点头，坦然一笑。
　　鲍荣的到来与举动，让胡局长更没有想到，他高兴中还有愧疚的神情，说：“大家还想着我，并为我操心，谢谢同志们！”
　　“哪能会忘记老领导，平日没时间来看望您。我有车，找个双休日，我拉着您和大姨出去玩玩，也散散心，有利于延年益寿！”
　　胡局长的老伴听了鲍荣的话，很动感情地说：“老胡呀，你听小鲍说的，这回可真明白了吧？退了休也得往前看，别整天胡思乱想，要静心和气地颐养天年，你可得记住！”
　　“当然记住了！”这时的胡局长头脑更清醒了，他要开始新的退休生活了。
　　化 妆 迷
　　周日下午，大学同学赵谦约我去他家品茶闲聊，我兴致勃勃地赴约。他爱人王艳这天也在家休息。老同学相见知己不套，我一进门就要求泡最好的茶。王艳慢条斯理地说：“纯是多余的话，老同学来我寒舍，不泡好茶还能泡孬茶？”我微笑着稍一端详，只见王艳今日淡妆薄抹，就提出疑问：是不是近来手头拮据，连化妆品也买不起了？赵谦接话说：“你别怂她，这个月光买化妆品就花了近千元，整天抹得有时连我也不敢认。”
　　王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她相貌俊美，还爱化妆。女同学说她，你这么漂亮不需要化妆。她却说：“漂亮再化妆，求个锦上添花，女人不化妆，等于今世枉走一趟。”这一观点使她上高中时就描眉抹腮的，很是出众。如今有家有业又有钱，她能不化妆吗？化妆早就成了她生活中的重要习惯。每日一小化，七日一大化，若下午走亲访友，必定重新美化。她化妆的特点是认真、精细、费时，在县城虽够不上化妆师，也是众人皆知的化妆迷。
　　同学三人围坐在茶几旁，边喝茶边聊叙，论事业、啦家常，毫无顾忌，无所不谈。当谈得正热火时，王艳的手机响起，她接话以后，神情略带紧张地对赵谦说：“老家爸爸来电话，说奶奶病得厉害，刚从乡镇医院转来县医院。她不住地念叨，说谁也不想了，只想我那独生孙女。”“那你就快去看看吧！”赵谦表态说。
　　王艳起身，稍一犹豫，她想，应该化一下妆。她便进了洗刷间，先用名牌香皂郑重地洗了脸，又用高级洗面奶洗了一遍，然后坐在梳妆台前，耐心地轻揉脸面，顺时针揉了又逆时针揉，自下而上揉了又自上而下揉，那动作熟练、轻柔而有节奏。揉面之后又冲洗面奶，然后毛巾蘸温水捂脸擦面。此时的王艳全身心地投入到化妆之中，身边万事已全然忘却。
　　赵谦有些沉不住气地说：“我的美艳艳，简单地化化就行了，快去吧！别忘了奶奶在你身上有大恩大德呀！”
　　“看把你急得，化妆如绣花，再急也得一步步走下来，你懂吗？”王艳说。
　　我不以为然地说：“老同学恕我直言，爱美也得分时候，去趟医院看望病人，用不着动文动武，小题大做。一旦去晚了，万一……”
　　“那可不行，什么时候也得要美，不能要丑，美了人爱，丑了人恶。”王艳又理直气壮地反驳我。
　　我看王艳给脸打上粉底，又铺上薄薄一层腮红，然后开始描眉和画眼影。她用进口的画笔小心翼翼地描呀画呀，决不允许出现败笔。有根描眉线稍长了一点，便用毛巾十分精心地擦短。她的眉毛本来是稀薄的，但经层层描画，两道宽而浓的柳叶眉形成了。更显风韵的还是那双浅蓝的眼影，把两只眼睛烘托得大而圆、明又亮。王艳本来就很漂亮，经化妆就更加光彩照人。最后的程序是上口红，她刚拿起彩笔，手机又响起来。“你怎么还不快来？奶奶病情急转，已是垂危，赶快来！”听了爸爸生气地命令，王艳只得往嘴唇上抹了几笔，然后对着镜子左瞧右看地端详了一阵，才下楼去了。
　　当王艳潇洒地赶到医院，奶奶刚咽下终生的最后一口气，但双目未瞑。王艳见奶奶走了，就趴在她身上嚎啕大哭，奶奶呀，您怎么走得这么急？不等着孙女来看您咽下那口气……
　　从此，王艳失眠了。她躺下一闭上眼，向来慈祥温柔的奶奶，如今却总是满脸怒气地站在面前，无休无止地数落：“你这孩子是怎么的？你妈走得早，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拉巴你长大成人。你上幼儿园和小学，我天天接送。上中学来家过星期天，走时我送出家门，送到村头。如今轮到我出远门了，你连面都不露，更不用说送我了。你是忙什么？心里还有没有奶奶？你看我的双眼，风沙扑面都闭不上……”王艳睁开眼睛，泪水已湿透了枕巾。这泪水难以冲刷痛苦和懊悔，也无法弥补终生的遗憾。
　　
　　野妮子略传
　　高曰志
　　
　　野妮子带领三个儿女，在邻里的帮助下，送走了第二任丈夫万庆先，心里平静了许多。崭新的四间大瓦房，各得其所，自己和二儿子——二孩，三女儿——三妮，住在东三间的西头，公爹赵云星住在东头为上的一间，中间是会客厅，最西头的大单间由大儿子赵小生小两口居住。改革开放的灵活政策，加上公爹赵云星台湾归来，使这一大家子的生活日新月异，很快达到了小康以上的水平。
　　野妮子在公爹的协助下，除照顾两个儿女上学外，还照料着赵小生小两口的生活起居。
　　赵小生的媳妇，是东张庄陈家的闺女，叫陈小红，与野妮子是同一家族，但已五服以外。
　　野妮子从小在西张庄外祖母家长大，至今很少与娘家人接触，只是陈小红的到来，引起了自己对儿时母亲带她回家与父亲争吵的极不愉快，又难以忘怀的情景的回忆。
　　东西张庄的人们对野妮子的儿时没了印象，了解的只是在西张庄与赵二宝成婚后的那些趣事。
　　转眼间，赵小生结婚已近两年，全家三代算是和谐相处，只是媳妇一直没有怀孕。野妮子与公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想找时机催促几句。
　　中秋节到了，野妮子忙活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等着儿子和媳妇。赵云星早早坐在上席，几次叫二孙子去叫哥嫂就座。
　　赵小生送下客人，踩足油门，赶回家中，没来得及洗脸，就拉着媳妇，在爷爷的对面入座。酒桌上，全家谈笑风生，吃喝无惧。
　　野妮子见公爹正喝在兴头上，二孩、三妮已吃饱离席，首先开了腔：“小红进门已近两年，作为老人很盼望快生下一男半女，为赵家延续香火，你们说是吧？”
　　陈小红面带羞色，看看小生低头不语。赵小生只管吃喝，没有作声。
　　赵云星接过话头说：“爷爷在台湾生活虽然快活，但没留根苗，我的根还在西张庄，望你们早日让我看到下一代，了却我多年的心愿。钱财、名誉、地位已无所谓，我要的是赵家的根。”
　　赵小生见爷爷说的动情，便说：“爷爷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要急，退一步说，不是还有弟弟妹妹吗？”
　　赵小生的一句话，象是触到了爷爷的神经。赵云星红着眼睛，直瞪着野妮子和小生，足足两分钟没有说话，放下筷子，干咳了两声，对着野妮子说：“小生他娘，有些话一直没对你直讲，我在海外，你拉扯大三个孩子，确实不易，有些事我没亲眼所见，但听说的很多。尤其二孩和三妮已上中学了，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野妮子扶着两个孩子，站在赵云星身旁说：“快敬爷爷两杯酒吧。”二孩很理解母亲，赶紧端起酒，双手举到爷爷面前说：“我们俩敬爷爷一杯，祝爷爷健康长寿！”赵云星双手抚摸两个孩子的头说：“你们先各自把上学的姓名说给爷爷，我就喝。”二孩说：“我叫赵跟生。”三妮说：“我叫赵美丽。”赵云星问道：“谁给你们起的，根据是什么？”“老师说，我是跟在小生哥哥的后面生的，所以叫我赵跟生。”“老师说我长的美丽，所以叫赵美丽。”兄妹抢着说。
　　赵云星高兴地说：“老师给你们起的名字很有道理，我很满意。今后咱就都喊你俩的大名吧。”边说边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野妮子和赵小生似乎理解了老人的用意，异口同声地说：“赞同您的意见。”
　　陈小红看看爷爷，看看母亲，瞪了赵小生一眼，没表态，笑了笑，拉一把赵小生说：“我和小生也敬爷爷一杯，祝爷爷心情愉快，永远年轻。”
　　赵云星一下来了精神，双手端起酒杯，眉飞色舞地说：“孩子们说的很好，我们共同干了这杯。”全家共同举杯尽情畅饮。不经意间，月亮已爬上了树梢，照进屋里，显得格外亮堂。吃罢饭，还是爷爷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晚就到此吧。”
　　野妮子收拾完桌凳，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看看东屋还亮着灯，听听西屋不时传出小两口的吵声……到底为什么，自己是心知肚明。
　　赵云星自台湾探亲回乡，一来二往，已近十个年头，对野妮子与赵二宝、万庆先两个的家庭生活，以及与牛春等的关系，都听说了很多；对她种果树发家，成为西张庄的女强人，也略知一二；对自己的照顾，更加心存感激。自己已是八十岁的人了，对人生的是非成败，早已看淡，偶尔回想起来也只是片片过眼的烟云。感到重要的是，今后的现实生活，怎样才能过得幸福，怎样才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赵跟生和赵美丽姓什么，在赵云星心里，思考了很长时间，按生父算好象应该姓万，但两个孩子一直称万庆先姑夫，言外之意是姓赵。今天看，两个孩子都有一个使人满意的名字，赵云星踏实了很多。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人类的希望，作为老人都盼望她们有个快乐的童年和美好的未来。想到这些，赵云星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野妮子见公爹已熄灯，便打开窗户细听西头房间的争吵……陈小红说：“你在酒桌上，说让跟生承担后续香火一事，惹着爷爷了。跟生是跟着你以后生的不错，你说他应该姓什么？”“我比跟生大五岁，三岁上咱爸进的监狱，待了十年，中间好象回家过，刑满后，她们还过了两年，你说跟生、美丽该姓啥？”陈小红听完赵小生的回答，无可奈何地说：“我听大娘说过，按时间算，应该姓万。”野妮子再也无力听下去，“啪”的一声把窗子闭上了，并自言自语地说：“羊栏里还能认走羔儿吗？”。
　　时间如流水，能冲洗污垢，淤平沟坎，也能荡出新的河岸和奇状的顽石。野妮子那段崎岖凄迷的历程，多数人已经淡忘，有人谈起也仅作为一些笑料。自己也只觉得是在梦境中多转了几圈，急需的是如何走好明天的路。
　　天刚蒙蒙亮，野妮子早已做好了饭菜，让跟生和美丽吃饱后，再送到村头，才回家准备公爹和陈小红的饭菜。小生每天都是早起到镇上拉活，多数是晚上才回家。陈小红全天忙碌在大棚里，野妮子也常来帮忙。
　　赵云星去台湾的时间越来越少，反而去公墓的次数增多，还经常跟小生说，自己已看好了一块地方。
　　野妮子对公爹的生活关心和起居照料，非常自然，没有了辈份间的差异，双双赶集上店已成为常事。
　　这天，陈小红在菜棚整理蔬菜，编织袋不够用回家来取，径直走进客厅，没见婆婆，就隔着门窗向爷爷屋里望去，见爷爷整好与婆婆在做爱。她象触了电似地退出了大厅，赶回了大棚，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天。晚上急不可待地向小生叙述了今天的所见。赵小生先是不信，后是怀疑……
　　这天晚上，赵小生跑出租十点才进家门，见三个房间都已熄灯，妻子已睡熟，便在院里走走，突然想起小红说的事，便信步来到爷爷房间的窗下，没等靠近，就听到爷爷与母亲的话音：“跟生已上大学，很快就得考虑媳妇的问题了。”爷爷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跟生娶媳妇，小生盖房子的钱都准备好了，请放心。”赵小生听到这里，已明白了他们的所做所想。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醒小红，说了一遍。小红漫不经心地说：“就那么回事了，快睡吧。”
　　日月如梭，转眼间赵跟生已上大学，赵小生按村委的规划，与原来的房子接山，新盖了四间大瓦房，女儿已两岁，一家三口独立成院。女儿小名叫豆豆，白天由野妮子照看，自己跑出租车。陈小红照种大棚。
　　野妮子以看孩子为主，大棚菜地很少光顾。菜棚的一切活由陈小红一人料理，一些搬搬运运之类的活，很需要帮忙，时间长了，自然与临近户合伙处理。她的西户是赵东生家的大棚。赵东生与赵小生是同辈的兄弟，比小生大两岁，是第六村民生产小组的组长，初中毕业，当过两年兵，体格健壮，为人实在，说话办事有点粗拉。他常帮陈小红干些重活，关系比较密切。小红也经常与母亲提到东生帮助干活的事。全家人对东生都很感激，见了东生的家人也格外热情。
　　这天，野妮子用儿童车推着两岁的孙女豆豆到村头闲逛，不觉来到了自家大棚旁边，无意中走进大棚，正看见东生一只手扶在小红的背上，一只手与小红合拉一框芹菜，说笑不断。野妮子看到这些，没作声，退了出来。推着豆豆离开了大棚。以后，野妮子来大棚的次数多了起来。这天，野妮子见小红不在大棚，就来到家里，见小红在洗衣服，进屋见东生在床上睡觉。野妮子二话没说，上前把他推醒说：“你娘正好找你，快回家吧。”
　　赵东生揉了揉眼睛，没说什么，讪然而去。
　　陈小红去屋外凉衣服，象无事一样。野妮子见状，笑着离开了小红的家。
　　野妮子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对赵东生和陈小红的往来起了戒心，常到菜棚看动静，见菜棚没人就到小生家看一趟，一连几天都没发现什么。一天下午，忽然起了大风，野妮子把孩子留给公爹，来到大棚帮小红加固塑料膜。见大棚很牢固，棚内无人，她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小生的家，大门关着，推了几把也无人应答，就来到后窗户看个究竟。没有动静，就喊了几声。陈小红打开后窗说：“娘，你干什么，我刚睡个午觉。”野妮子不好再说什么，转身向家走去，当走到小生家的大门口时，门已大开，并看见赵东生远去的背影。她心神不安地回家与赵云星叙说事情的经过。赵云星却不以为然地说：“年轻人之间的事，尤其那些说不清的男女之事，我们少管为妙。”
　　第二天，野妮子又对赵小生细说了事情的全过程。赵小生以怀疑的眼光看了看母亲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以后再有事打电话叫我。”说完开车而去。
　　野妮子得了个没趣，憋了一肚子气。好长时间不再理会这些。
　　天气渐渐变冷，北风刮起落叶，不断地向背风处靠拢。野妮子陪着孙女午睡过后，推着豆豆在院墙南侧来回走动，见赵小生的大门反锁着，院内无人，便来到后窗户贴近细听，屋内有响动，象是两个人……她急忙回家对公爹说。赵云星说：“我们年纪大了，管这些事，没好处。算了吧。”
　　野妮子想来想去，现在不管会出大事，随手拿起电话拨通了赵小生，让他赶紧回家。
　　赵小生想到母亲说过的事，心里明白了几分，正好车没走远，几分钟就赶回家中。
　　野妮子早在门外等候，见到小生，忙把刚才听到的声音说了一遍，让小生从正门进，自己到西墙和后窗巡逻，生怕让东生跑掉，她到后窗再听，确定是赵东生这小子无疑，越听越生气，扬手打在窗户上。随着声响，屋内没了动静。
　　赵小生掏出钥匙，开开反锁的大门，急冲冲来到屋门口，屋门插着，推了两推没有推开，倒退了几步，用足力气朝屋门撞去。就在这紧急时刻，屋门突然大开，陈小红从屋内迎出，拦着赵小生说：“你风风火火地干什么？”“大白天关门睡觉，怕见人是吗？”赵小生一边说着，一边向屋内冲去，见赵东生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没管三七二十一，一把采起赵东生的衣领说：“你大白天来弟媳的屋里，关上门干什么？”“没干什么，我正跟小红商量明天卖菜的事。”没等东生说完，赵小生的拳头正中东生的脸部。赵东生见事不好，不再答话，径直向门外跑去。小生见他要跑，上前一步抱住东生，用足力气往屋里推。野妮子在一边干着急，帮不上忙。赵东生被挤在墙根上，争不脱甩不掉，一抬手正好碰到挂在墙上的一把镰刀，顺手拿下，朝小生的头部就是一下。赵小生只觉一阵头晕，踉踉跄跄倒向一边。赵东生见小生松手，便扬长而去。
　　野妮子见儿子倒在一边，满脸是血，没顾得东生的去向，急忙扶起儿子，二话没说，脱下褂子给小生包在头上，堵住伤口，叫小红赶紧去叫赤脚医生。小红见状，很快拉着赤脚医生，跑到小生眼前。
　　经医生检查包扎，赵小生清醒了很多，自己走进屋内上床休息。陈小红在一边守护着，眼泪汪汪，无话可说。
　　野妮子见儿子稳定下来，与公爹商议该如何处理此事。赵云星说：“这事已经这样了，不要再声张，等小生伤好后再做决定。”野妮子满肚子气，也拿不出好主意。
　　第二天，野妮子心急火燎地来到赵东生家，想讨个公道，东生不在家，对东生他娘和媳妇讲叙了昨天东生打伤小生的经过和起因。东生他娘说：“东生打伤小生是不对，看在我们两家关系不错的份上，过两天我一定去看望小生，你也不必太生气。”
　　东生的媳妇接着说：“东生对我说过，打伤小生是不对，但是是小生先动手的。”“小生为啥先动手，你知道吗？是东生与小红睡觉才挨打的。”野妮子说。东生媳妇理直气壮地说：“你说话要有证据，俗话说的好，‘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又没把他俩摁在床上，怎么说是睡觉呢？”野妮子说：“我听到了。”“你听到什么了，有录音吗？”东生媳妇反问道。
　　野妮子觉着确实没有录音，便说：“你这么说，我们就得上法院了。”东生媳妇连风带刺地说：“法院你很熟，看着办吧。”
　　晚上，野妮子把白天去讨公道的经过，全部说给了赵云星。赵云星慢吞吞地说：“什么叫公道？公道就是公众都认可的道理。她们能认可你所说的道理吗？永远也不会，因为所处的角度差别太大。你当年的所作所为，公众认可了吗？只不过是时间长了，大家淡忘了罢了。再说，男女之事，怎么算公道呢？在台湾，这些事根本就没有人议论，只要不影响家庭和社会稳定，就没人过问。”
　　野妮子接着说：“在西张庄可不是那样，当年我差点没被他们的唾沫星子淹死。你想象不到我有多难。”赵云星略带同情的口气说：“你不也过来了吗，公众认识问题也受时间、环境的限制。我们年轻时和现在的年轻人认识问题大不相同，西张庄和台湾的人认识问题差别就更大。按中国的法律讲，只要女方认可，不追究，其他人怎么说都没用。”
　　听到这里，野妮似乎明白了许多，不再说什么。
　　十天左右，赵小生已经出入自如，头上的绷带也拆掉了，与陈小红的感情也与往常一样。野妮子还是不放心，把小生叫到自己屋里说：“小生，陈小红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小生说：“我问过多次，小红承认她们之间来往密切，那天自己没把握好分寸，其它没什么。事后，东生的母亲送来了一箱鸡蛋和200元钱，小红也接受了。并向我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什么，一定好好过日子。”
　　野妮子听后，全明白了。这件事只能这样了，再去法院也只会落得邻里不和。
　　日出日落，冬去春来，陈小红照旧种大棚菜，只是赵小生跑出租车少了，帮种大棚菜的时间多了。野妮子用童车推着孙女常出现在街头棚边。赵云星常闲逛在田间地头。全家人又开始了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
　　
　　张安然散文诗七章
　　张安然
　　
　　诗 雨
　　下雨了。
　　雨滴鞭打着玻璃，要冲进来，可是玻璃太硬了，倔强的雨依然在努力。是否我可以站在雨里，倾听雨的放肆，雨伞噼噼啪啪地响。是否我可以不打雨伞站在雨里，任雨点落在我的肩上，手上，让雨点浸透我的皮肤，让我充分地感受到雨的冰凉。是否我可以不打雨伞一直站在雨里，站到雨停，让雨融化我的身体，目送着雨始雨终呢。
　　你有没有这样做呢？
　　雨点打出一盏盏水花，散在地上，无终无极。发洪水一样的雨，斜斜地落下，却正好打中我。
　　我多么希望淋一次雨，我从来没有认真的感受过一次。所有人在下雨时只是撑着伞，使本该优美地落在地上的雨点，却悲惨地在普通的伞上结束了它短暂又美好的一生。
　　水本来该存在于大海、江河、湖水之中，可是，雨却要高傲地费劲千辛万苦跑到天上去，
　　再做好优美的身姿等待落下，却没无情的雨伞打碎了它的梦寐。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碎的那一瞬间？
　　雨是一首诗，它可以让喜欢它的人由衷的赞叹它，也允许讨厌它的人尽情的辱骂它。但它只知道，自己是一滴雨，自己的使命，是要完美的落到地上，这样，才有意义。
　　秋，是一首歌
　　秋叶无声无息又沉重曳曳地落下，又“咚”，又“叮”。
　　“哗……”这是叶与风的合奏。风，用它吹起的微尘，邀请来了稳重老成的叶，一起奏和声。听这乐音，许是人没有触过的乐器吧。
　　这是序曲。
　　果实利用它生长的声音，混着晨露，发出一种奇妙的声音。请允许我——将它命名为“生长”。晴云，低望着努力生长的曼妙的果实，许是鼓励、许是安慰，在果皮上，布些露水。嗯，算是恩赐。
　　看呐，天上的秋雁，也不时来给这支歌锦上添些花。它那高高低低的嚎鸣，如此悠远又漫长，莫不是已经嘶哑了？
　　草上的露珠，翼翼小心地沾到舌尖的味蕾，一股清甜而不乏冰凉的感受，便会通过这不至十毫升的露，漫步到全身的。果然，这大自然的灵物！天神的杨枝甘露！比普通的饮料要好上千万倍。美妙极了！
　　这甘露，或是给这些愿意倾听这首歌的人，上的一盅庭间小饮吧！
　　呦，何许乐音？吱——吱——我循乐音望去，哦，即是一只寒蝉而已。我伫立凝望这渺小又奇妙的小东西——近前碰触，是不敢的，怕会破了这悠悠的自然之障。
　　望吧！夜间明月皎洁；
　　听吧！石间清溪杳然；
　　念吧！远方亲客清寒。
　　天上的明月，仿佛是在炫耀自己身处这流光溢彩的季间。
　　秋啊，既是热情炙热，又是清冷悲纤。
　　既有秋之妙，何惧冬之寒矣！
　　深  秋
　　秋天属于可爱的果实，果实在树上唧唧喳喳的讨论：自己是被人类摘下来，还是落在地上砸成果酱呢？
　　秋天属于活泼的小鸟，吵吵闹闹地卖弄清脆的喉咙，还不时飞来飞去，寻找小虫子吃。
　　秋天属于火红的枫叶，一片一片长在树上，又一片一片落在地上。
　　秋天，不属于我，不属于你，而我们，属于秋天。秋天，不是一个季节，也不是一个可以一闪而过的影子，它，是一种境界。秋天，代表荒凉。无论如何，秋天大地上的枯枝败叶，只能任人踩踏；无论如何，这些枯枝败叶再也无法回到树上，高傲地展现着曼妙的身姿；无论如何，秋天的每一片叶子，都免不了变成枯枝败叶的命运。不是吗？
　　落，只剩秋。
　　春天的杨柳，夏天的荷花，冬天的白雪，它们都太美了，永远比不上秋天的这点荒凉。
　　写完这篇文章，我有一点想哭的冲动。但是，泪也比不上秋天的美，心中秋天的败碎，十分美。
　　荷
　　一塘的荷，在池中摇曳，弱不禁风的身体，使人情不自禁想去扶起她。看过一个故事，稀晰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采塘里的荷，不然水进去了，会坏了藕的。”多么朴实又动听的一番话语，揭示了美丽动人、光彩夺目的荷，也是一位母亲，孕育着莲藕，时时刻刻保护着它的荷，却依然恬雅，没有一点态度。
　　我去过一个大荷塘，里面净是荷叶与荷花，池边却立杨柳，粉瓣青枝相映成趣形成了一种绝妙的感受。
　　记得有一年，我实在觉得闷，便到公园内寻趣，走着走着，一塘荷花赫然映入眼帘，把我平静的心撩起了阵阵涟漪：天儿这么热，这荷花在水塘里干什么？我伫立凝望，且只是伫立凝望，不敢前去打扰，害怕破了她们的寂静。忽然，一阵暖风袭来，荷轻轻斜身，待风过后，依然保持不落凡尘的雅气。
　　从荷身上，我学到了八个字——
　　“心静如水，波澜勿惊。”
　　花 藤
　　我见到一株花藤，畔在乳白色石岗上，一股欧洲田园的感觉袭击了我的额头。
　　的确，是不错的花藤。虽不知是何花，但看它从空中泄泄落下的不凡雅气，想必，是天堂神祗坐骑的缰绳吧。确实的，它代表了一种绝灭的悠灵的气息。具有浪漫主义的金碧辉煌。像倾倾泄泄的流水般洒下，釉色的花瓣使人辨别不得。一棵挤一棵，一朵让一朵，一瓣别一瓣。但也算零零落落。静心且望，油然而生的书墨之气将我与花藤与世隔绝。全世界只有我和它，我看到花藤极速生长，漫布地面，漫布我的全身。我被捆绑地喘不过气来，“啊”，叫了一声。生长戛然而止。花藤还是那样，无增分毫。
　　从此，我恋上了它。
　　啊，花藤。
　　叶的风
　　“滴”，我定目细瞧，哦，盖是一只蚂蚁被叶吹落地。讶异之间，有一片叶，轻轻对我说：“叶，天生就是一阵风。”我吓得连连后退，叶又说：“不要怕，我只是对你说，叶，天生仅是一阵风。”待心神安定，细细凝望那片叶，忽地，它消失不见。呵，也许谁都不明白，也许谁都明白，叶——风。
　　叶，散散落落，从枝上坠落，摇摇的舞，旋转至地，即起一阵大飓风，将我吹离。刻后，我睁开眼，乃是一片大草地，悠悠然。我不知是怎样明白的，却明白了，这是天地之间最纯净的地方，没有一点灰色，全都是广不可及的绿色，名“自然源心”。自然，由心产生，若心中泛滥浓烟，那如此自然之地，你便会理解为“垃圾桶”。哦，是我刚心内自然气太重，将我送到这梦幻的地方来的。我将珍惜此地，一棵草都拥有世界之心。
　　向前走去，仍是一片草地，感到有些乏闷，便想建个大游泳池来。顷刻，我被遗送回原地。
　　淡淡的悲哀笼罩着我像毒品一样漫布我的全身，既痛苦又享受。为何我有如此肮脏的想法！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再去了……
　　叶纷飞，轻轻缓缓的，飘散了谁？
　　我原知道圣洁的“自然源心”是无法玷污的。
　　骰 子
　　一粒骰子，上面画着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大家都玩过骰子吧，掷骰子几点都会掷到，同样是六分之一的几率。
　　人生就像一枚骰子，你要不停地掷，不停地掷，掷到的有好，也有坏。但不同的是，骰子掷不好，可以重掷，但人生一旦掷不好，就不会再改变。或许有人问了，那为什么有人掷骰子，总是掷到六点呢？答：是因为他出老千了。骰子出老千，或许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人生一旦出老千了，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人生出老千的人呐，你们的人生虽然完美无瑕，但你知道吗？你的人生虽然外表光鲜靓丽，但里面都烂了。难道在别人恭敬的说着“您”的时候，你的内心确定是舒坦的吗？
　　每个人都不会掷骰子一直掷到六点，每个人也都不会拥有纯粹完美的人生。
　　
　　夜雪无痕
　　张林明
　　
　　夜半时分，突然醒来，窗外望去，朦胧模糊间看到北边低矮的琉璃瓦舍处好似罩了一层白白的雪，再仔细望周遭，的确是雪，眼睛所及处，茫茫一片白。恍然间有些兴奋，雪，你们在夜晚悄悄降临到了人间！
　　此时此刻，钟表的滴答声清晰可辨，时间流逝的声音也让人感觉得格外明显，万分静谧的夜里仿佛上演着另外一种魔幻的风景，尤其是在这白雪降临的夜里。
　　夜是静谧的，依稀可以感知大自然热闹的声音，在雪落大地前，雪花们那相约而飞的默契，那飘摇竞舞的神姿，将是别样美丽的风景，只是凌晨时刻，它们的嬉闹已经停歇，并聚集散落到了世间的角角落落。
　　它们自由地飘落，没有搅扰酣眠的人们，这夜幕里的雪，想来应是平坦无痕的，即便有些印痕，也只是窸窸窣窣的小动物的脚印吧。那处处的平坦是一副副自然而美丽的图画。
　　此刻，东山这一处那一处想来也被白雪勾画了个遍，公园桥头桥栏之上也将是白雪层层了，这会给桥头相约的浪漫增添几分别样的情趣。
　　没有夜雪游走的冲动，却有感悟雪夜中点点滴滴的热望，冬夜悄悄，有它自在的风景，加上这雪，风景将更加多姿多彩。此时室内是温暖的，看夜色里白白的雪，听闻嗖嗖的风声，“天寒地冻”四个字仿佛跑到温室里来，进入到心里来。
　　忽然想到，雪其实是大自然神圣的赐予，在这纷扰的环境里，更是一种十分的难得，而今，见到一场厚实的大雪已经很不容易了。
　　钟表依旧滴滴答答，夜半醒来望雪，实在一种难得的机缘，概是自然故意把人推醒，让自己能够及时感知雪临人间的喜悦。
　　一场雪一场景，一个景一人生。雪夜的静谧给人以心的感悟，给人以精神的拜谒，在这人生匆匆短暂的时光里，在这人生奔奔忙忙的路途中。
　　
　　身边的物象
　　路来森
　　
　　文化路
　　文化路之于我，还算是亲切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一个夏天，天气似乎格外的热。长长的假日里，我，一直郁闷着、焦灼着。如一头小兽，困顿局促在乡间。直到高考揭榜的消息，传到村子里，传进我的耳朵里。
　　于是，我和我的两位同学，急急乘车，奔向县城，奔向教育局。因为我们知道，高考成绩榜，就张贴在教育局的大门外。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教育局，更不知道教育局的具体位置。我们边走，边打听，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教育局大门外。
　　其时，教育局大门外，已站满了人。拥挤着、张皇着。揭榜的名单，就贴在大门边的“宣传栏”里。宣传栏用玻璃镶在墙上，玻璃内，是几张大红纸，殷红的纸张上，墨笔书写着考中者的名字。醒目、逼视，有一种刺眼的强迫感。我挤到前面，内心惶恐而紧张，心，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我听到了自己粗重的呼吸。看看身边一起来的两位同学，他们脸上不停流着的汗水，瞪得大大的眼睛，异常专注地逡巡在张榜的名单上。
　　我，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紧张。
　　搜寻到第三张红纸上，在底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端详了一下，竟是进入本科线的倒数第三名。随后，我的一起来的两位同学，也分别在不同的“线档”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退出拥挤的人群，互相祝贺着。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对于我们来说，考上本科还是专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榜”，“中榜”就意味着脱离农村户口，意味着端上“铁饭碗”。
　　此刻，我才感觉到，身体异常的劳累，肉体的、精神的，有一种虚脱般的感觉。问问两位同学，他们竟然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在路边，我们在树荫下，坐了下来。恍惚里，思想竟是一片空白，我们像三个傻子，呆呆地，漫无目的地，看着这条南北路上，蠕动的车辆，和寂寂兀行的人群。这是一条舒缓的道路，一切，都是那样的慢，那样的静，骨子里，似乎存一份优雅和从容。人流如蚁，漫过我们彼时汗漫无际的思绪。静寂，无语，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的眼中只有那些车辆和人群，还有一眼望不透的深深的绿荫。我惊诧于路边行道树的婆娑和高大，枝枝杈杈，那样顽强、泼辣地伸展着，似乎把整个的一条路都遮蔽了，那样的一种绿荫，有一种巨大的厚度，仿佛藏匿了什么，让人永远也琢磨不透它的神秘。
　　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叫“文化路”，知道它的名字叫“文化路”后，我就觉得那样浓稠的绿荫，和“文化”二字，最是相契了。
　　仿佛一直坐到临近中午，我们感到饿了，才起身。每人买了一个硬硬的面火烧，拿在手中，边走边啃。休息之后，精神异常的放松，我们逍遥自在地遛达着，顺便地，数落着路边的门头牌。从我们所在的教育局开始，向南，公路西边依次是教育局、第五中学、建设局；最南端竟是一个性保健品商店，局促在拐角处；最北端，则是一所邮局。公路东边，似乎有进修学校、文化局、卫生局、计量局等单位。总之，在那个时候，这每一个单位，在我们的心中都是高高在上的，神秘莫测的。我们每到一个单位的大门前，总会驻足一会儿，探头探脑，似乎想努力从里面探得些什么。我的心中，甚至设想着这其中的某一个单位，将来会与自己可能发生的关系。
　　当然，这条路上，还有各种各样，林林总总的饭馆、商店等。那一个中午，在这一条文化路上，我们来回地走着，不知疲倦，不厌其烦，究竟走过了几趟，已经记不清了。直到我们走的，在时间上，不得不赶紧乘车回家了；直到走的，这一条路彻底地进入了我们的记忆里。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乡镇中学做教师，从此，与文化路的关系，也日渐紧密起来。但真正时常发生关系的，也只是教育局和教师进修学校。其他的单位，偶或从门前走过，望一望，看看里面停着的某一辆车子，或者正看到一个人，正从里面姗姗地走出，因之，便生发出一种或好奇，或落寞的情绪……如此而已。
　　教育局，是我的上级单位，但我却对它丝毫也没有亲切感，我只是“公事公办”，每次进教育局，都是直接进入“公事”的科室，事毕，即可离去。每次离去，我都把它当做一片云彩，挥一挥手，轻轻拂开，拂开……直到现在，我也无法从心理上，做到与它的认同。它是它，我是我。那里面那些官僚气十足，自以为是的人，我一点也不喜欢。
　　有几年，我也像所有的教师那样，需要接受“继续教育”(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于是，假日里，便常常短居进修学校。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进修学校旁边，有一所“儒林饭馆”，很简单的饭馆，但老板为人不俗，饭馆，有一种舒和、雅致的氛围。我们俩，进修之余，便时常到里面坐一坐：吃一顿简单的饭，或者喝一杯茶。相对静好，敬亭不厌，日子里充满了甜美和温馨。
　　那几年里，文化路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教育局，由平房换成了楼房，大门高耸，愈加威严了；建设局，名称改为建筑设计院；第五中学，更名为第三中学；最北边的邮局，还在；最南端的性保健品商店，换了新房，新貌新颜，似乎更加大方了，像这个时代一样，大踏步地走着“开放”的路子。其它的，如故。浓荫依旧匝地，道路依旧的黏稠而宁静，商店的门口，依旧有美妇倚门而立……我仍然，看不透它的深度和走向。
　　若干年后，待我工作在文化路上的时候，文化路正以坍塌般的速度改变着。
　　教育局已搬迁，文化局已搬迁，进修学校已搬迁，其它的单位，也正在准备着搬迁。我工作的珠光中学，是第三中学的前身，一年后也将搬迁。当初，给这条路命名的时候，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单位的存在，或者说，至少这样的单位，从现象上或形式上诠释了“文化”的含义。现在，这些单位都陆续搬迁了，连那最基本的诠释也消失了。
　　唯有北端的邮局还在，南端的性保健商品点也还在，而且变得愈加堂皇，灿烂地腐败在那儿。
　　文化路，已成为了这个城市的黄金地段，它必须适应这个时代，进行商业开发。它得有“黄金价值”的体现。于是，开发商浩浩荡荡地开进来了，带着他们的黄金和浮躁，携着他们的贪婪和欲望。然后，再制造出膨胀和喧嚣。
　　好在文化路上的那些老树还在。这个夏日里，我便喜欢于晚间，沿路边走一走。城市里似乎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特别是在文化路上。所有的这一切，都被路边的树，阴翳遮蔽了。路灯，大概还是从前的路灯，隐在树的浓密的枝叶间，散着昏黄的光，散着一种古旧的情绪。地面碎影斑驳，有一种无限延伸的幽密感。我常常一个人，静静地走着，走在自己的一片心情里。有时，也会遇到像我一样走着的人，大多是中老年人，情态怡然，静而安详。我猜想他们大概是原先那些文化单位的“遗民”。单位虽然走了，但他们仍然留有一份路的“情结”，于是，便常来走走。有这样的一些人，行走在文化路上，这条路就变得饱满而醇厚；路，就总还会有那么一种“味道”存在。我也会关注到路边的那些尚未拆除的商店，饭馆和茶店居多。饭馆的名字，诸如，杏林饭馆、学士饭馆、及第饭馆等，大多与文化有关，也许，现在只是对从前的一种记忆了。茶店门前，常常有人在饮茶，慢慢地啜饮，很悠闲。我喜欢这种饮茶的情致，它让我想到生活的宁静。我觉得，茶里，是流淌着文化的。一个会饮茶的民族，懂得安静，懂得思考，懂得品味，总会是有希望的。
　　文化路东边，落一家“川美苑”火锅店。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位相知的朋友常常去吃。汤很辣，味道很足。我认为一条城市的道路，也是应有它“辣而足”的味道的，那就是特色。可惜，我们的城市道路，却正在走向“大同”。
　　“川美苑”的火锅，还是好吃，让人回味。
　　滚水桥
　　小丹河，这名字叫着清脆、亲切。很美，美得古意盎然。它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地理志书(比如《山海经》)上常写的那句话：“丹水出焉。”古代地理志上记载有好多条“丹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小丹河”也许就是其中的一条。
　　很多年前，它就已经流淌着了。
　　小丹河，位于小城的西端，原先，距城较远。自南向北，地势由高到低，小丹河赋地形而成，终日潺�地流着。小河弯曲，曲度不大；水流，不大，也不小。夏季水流丰沛一些，其它的季节，水情平稳，清清澈澈、滋滋润润地洇着两岸的黄土地。岸上是庄稼地，岸坡上，生满了杂草和荆棘，郁郁葱葱。小丹河就在这盎然的绿中，流淌着。自在、从容，洒脱。那时的小丹河，河水可真是清，水底的每一块砾石，都历历在目；飘逸的每一缕水草，都青�扇恕０镀拢�一溜沿的杂草，葱茏起伏。蝴蝶飘飞，蚱蜢起落，野兔藏匿。深秋里，百草衰落，天空中，便会有几只鹰，往还盘旋。仰首望去，秋空高远，秋意萧索，感觉一派苍凉。颓丧、败落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觉得，世事也不过如此�?
　　那时的小丹河上，也有几座桥，多为石板桥。
　　几块青石板，底部，用碎石垫起，块块相连，就构成了一座桥。一年一年地走着，桥面变得光滑、明净，像时常打磨着的日子。夏天，或者春秋清和的日子里，常常有乡下村妇在桥面上浣衣。人弓着腰，用力搓着衣服，衣服厚重的，就以“木瓜子”，敲打着，“笃笃笃”的声响，传得很远。暮秋萧疏的时节，听着这样的声音，人的心，掠过一阵阵凉意，咯嘣咯嘣的，生硬地疼。“断续寒砧断续风”，描写的，大概就是这种况味。一些村妇，挽着裤角，脚伸进清亮的河水里。水，一波一波地流着，在腿面处，打一个漩涡，然后依依而去。被拉长的水草，有时会缠到村妇的小腿上，村妇便随手扯开，然后，兀自浣洗着手头的衣物。
　　水，很长，时光，很静。
　　细小的麦穗鱼，随水而下，几个顽劣的孩童，在躬身搜寻、捕捉着。
　　浅水处，一座桥，竟只是用几块大石摆成的。没有桥面，石面就是桥面。那个黄昏，霞光橘黄，河面潋滟跃金。一位女子，正从桥面走过，颤巍巍的，风摆一般，只是轻微些罢了。对岸，几个男人正在看着，有趣地看着，大概也觉得很美。
　　那个时候的小丹河，浑朴、自然、野逸。那个时侯的小丹河，小丹河就是小丹河，本本然然，像天上飘过的云，似空中刮过的风，一切，都是随意的……
　　小城在生长，而且生长的那么地快，很快就逼近了小丹河。小丹河不得不成为了小城的“护城河”。它需要改变，变得跟上城市的步伐。小丹河要随着人的意志，人的审美需求去变。
　　城市需要华丽，小丹河也必须华丽起来。
　　于是，小丹河被抻直了，拓宽了。小丹河上，自南至北，自高而低，修建起了一座座华丽的桥。形态各异：拱形的、拉力的、吊起的……一概的霓虹华彩，亮丽耀目。桥面都高出地面七八米，桥面上都留有一道道沟槽，桥下是陡斜的坡，谓之“滚水桥”。事实上，每一座桥，都是一座拦洪坝，每一座桥的上游，都是一个大小不一的水荡。大多数时候，水很瘦，浅浅的水，从桥下就淌过了。桥，只是小城的一种装饰，远远望去，大理石的桥面、栏杆，各种各样的雕饰，异常的白亮、喧哗。静悄中，却给人一种膨胀感，像这个时代，正在生长着的繁富的欲望。
　　夏季，丰水时节，河水灌满了水荡，漫过了桥面，水，就从桥面的沟槽中流过，跌落下来，形成一挂挂瀑布。此时，小丹河绚烂、美丽，景象蔚然成大观。
　　晚间，桥面上的灯盏，在漫过的水面上，夺目地亮着。透过水帘，灯光射出，便形成了五彩的华美。年轻人、孩子们很喜欢，他们常常赤脚站在桥面上，嬉戏、游玩、放肆地谈天说地。他们喜欢热闹，喜欢华美，喜欢多彩的变化，他们总是追逐着风尚，像远远放出的风筝，奔向最高处。也会有一些老年人来到滚水桥上，他们大多静静地坐在某一个桥墩上，或者倚在某一根栏杆上，看着周围的一切，神态凝然。很静，仿佛置身事外。他们是喧嚣之后，复归于静的人，他们能在闹中取静。
　　有一个早晨，我看到一位白发的长者，站在滚水桥上，静静地看着桥面泻下的瀑布。那么长时间地站着，很久，很久……白花花的瀑布，也许让他想到了些什么。像瀑布一样泻去的时光，还是似瀑布一样曾经的激情？他的身边，几只宠物狗跳来跳去，一会儿滚动，一会儿疯跑，狗，似乎也喜欢水性。
　　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看到几位老人，在桥边一个亭子间，拉着京胡。弓弦，在手中自如如风，眼睛却是望向水面，凝神、专注。幽婉的京胡声从水面飘过，逸出很远……那个时侯，我就想到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想到了那支“高山流水”的曲子。华丽、喧腾的现代，似乎正走向遥深、典雅的过去。
　　许多人，都喜欢到桥上站一站。也许只是站站，在这样的一种桥上，找一份动感，或者，释解自己一些无处安放的思绪。人，很多时候，会处在一种精神茫然的状态，滚水桥，在某一时刻，也许就成为了一些人的“茫然”的支撑点。于是，站站，看看，一切就都过去了。
　　我每次站在桥面上的时候，也觉得很美，只是又觉得太过炫目。更多的时候，我会想到过去，过去的小丹河，还有小丹河上的石板桥。
　　那个时侯，夏季丰水时节，河水也常常会漫过石板桥，汪洋一片。但人们凭借记忆，还是总会找到石板桥的位置的。也会有人涉水，站在桥板上，站在水中央。人，站在那儿，望着泱泱河面，望到水草相接的地方，望向更远的地方……
　　那种感觉，也很美。美，是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是可以存在在不同的感觉中的。
　　
　　伟大作品的意味
　　苏涌源
　　
　　什么是伟大作品？我想伟大作品就是思想性、艺术性均臻化境的作品。这个化境就是指读后让人感到有无穷的人生意味，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沉感受，让人感到人性的博大、人类情感的丰富深邃。这样的作品往往充满着令人回味的多维性，许多问题似乎无解实际是多解的，从而有着让人思索不尽的言外之意，意外之味。这正如学者徐复观在讲中国诗文“文有尽而意有余”时说的“意有余之意，决不是‘意义’之意，而是‘意味’之意。‘意义’之意，是从某种明确的意识为其内容；而‘意味’之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一片感情的朦胧缥缈的情调……一切艺术文学的最高境界，乃是在有限的具体事物当中，敞开一种若有若无、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主客合一的无限境界”。(《中国文学论集》第114至115页)
　　这样的作品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这样的作品都写了作者深厚博大的人生体验。有人说：“非冷血静观，不足以言小说；非人情深蕴，不足以言散文。”这是单指小说、散文创作。其实，要写任何一种有一定高度的作品，都必须具备“冷血静观”的气度、“人情深蕴”的胸怀。这气度、这胸怀，都离不开作者丰厚的人生体验。这人生体验固然是来自作者丰富生活经历，同时也来自作者天生的智慧。正如康德说的，只有天才才能创造艺术。这就是说作者须有将深刻的人生内容转化为艺术形式的伟大才能。古今中外的一些洋洋万言的天才巨著不用说了，就拿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首小诗来说吧：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乐游原》
　　诗里面既有国运衰颓、身世沉沦的沉痛，也有岁月蹉跎、好景不长的感伤；既写出了诗人对时世、身世、人生诸多方面的深慨，也包含着对美好而行将消逝的事物一种既深情留连又无法挽留的深悲、一种带哲理性的深思与浩叹。短短的有限的二十个字，内含的诗人感受却是无限的。
　　其次，这样的作品都对人类生活的底蕴有深层次的挖掘，传达出复杂人性中的无穷信息。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抒情短章，莫不如此。这类作品一般都触及到了人类生活的两大永恒主题——爱与死，从而让作品有了深层次的人生意味，在艺术审美上创造了深厚的哲理意蕴。如我们读了《红楼梦》，会感到情海浩渺、波光无限，“悲凉之雾，遍及华林”。读了李商隐的无题诗，会感到寂寞中的深情期待、无望中的执着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追求却终归幻灭的悲愤，会感到爱情乃至人生中的诸多间阻中的万千况味……这类作品一般都把艺术形象的情感审美价值放在正面最重要的位置，即使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善拉开了距离也毫不迁就。我们之所以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因为也是一个为情感而生、为情感而死的人，虽然论传统道德的“善”她与薛宝钗相比是不能企及的。同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与卡列宁的冲突，主要也不是在道德上，更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生命的情感上，由此突出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肯定安娜，也主要是由于她的情感因素，而不顾及在一般人眼中她是一个道德堕落的女人。从这一角度说，这类作品都写出了人类本性中情感的一种永恒的美。
　　再其次，这样的作品一般都是具有悲剧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鲁迅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就是说，悲剧描写的都是具有正面素质的人物的不幸、痛苦和死亡。但悲剧又是对人的高贵品质的肯定、对人间光明的热烈追求。尼采说过：“悲剧实际上是最深刻最强大的生的颂歌。”因而悲剧是具有强烈的美的力量的。许多伟大作品都具有这种悲剧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陈子昂的这种伟大孤独令人震撼；“世溷浊而莫吾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楚辞·九章·涉江》)，”“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同上)，“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楚辞·离骚》)，“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同上)，屈原以其选择死亡的人性高扬的情感态度，表达了对丑恶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对理想人生的眷恋憧憬，极大地美化了人们的心灵。再如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描写，也有这种悲剧的力量。巧珍和高加林、润叶和孙少安、田晓霞和孙少平，他们的爱情都是在黄土高原上贫瘠的土地上生出的美丽的小花，饱含着人间生活的艰辛，又饱绽着人类真情的美好，在艰苦生活的背景上闪现出璀璨的人性光辉。虽然命运的风雨摧折了这些花朵，但她的美是不灭的、是永在的，将永远润泽着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永远感到人间的美好。
　　最后，这样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性，同时也具有开放性。它随着时代、随着读者的不断更新，不断展示出新的意味，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增添自我生命的力量。它的价值是指向未来的。它和时间一样，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了一体，是无时间的时间。由此来说，它是永恒的。《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王蒙说它“永远是一部刚刚出版的新书”(《我读《红楼梦》》)。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一些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等气象万千的剧作，这些作品深厚意蕴的展现，也是永远的。它将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出现而产生不同的意味。再如我国清代孔尚任的历史剧作《桃花扇》提供的审美空间也是极其广阔的。年轻人从中可以看到爱情，读书人从中可以看到软弱，当权者可以从中看到权变，政治家可以从中感到家国兴亡之痛，哲学家可以从中感到世事的无常，诗人可以从中感到人生的空幻……总之，这样的作品永远是放射着异彩的多面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都会看到多种不同的姿态和风采。
　　伟大作品是人生意味无穷的作品。写出伟大作品的人是伟大作家。这类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走在思想家、理论家的前面，最早捕捉到和表现出富有人生意义的课题。尽管作家也许不能从主观上、理论上分析、概括这样的课题，但他们却能在客观上从作品的形象中表现出、传达出一些永远值得人们深思的信息，让读者在一个高的层面上思索人生的诸多问题。这样的作品是人类生活中的宝贵财富，千秋万代永远以鲜活的思想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让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成熟。
　　愿我们伟大的时代多出这样伟大的作家、这样伟大的作品！
　　
　　记忆中的树（三题）
　　朱彬占
　　
　　胡同头的椿树
　　在俺老家的胡同头上，有一棵高大挺拔的树，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冠，尤其是长高，那都无可挑剔，但名字却不算好听，叫作臭椿，但俺那一块儿一直把它叫作椿(chu)树，这肯定是与叶子比较好吃的香椿而定的吧。这棵与我相伴了一二十年的树，凭心而论，我是既讨厌它又喜欢它。
　　这棵椿树，不知是何人于何年所栽，到1969年时，已有一搂抱多粗了。那时侯，可能与地界、产权有关，街上的树木很少很少，而这棵椿树无疑给俺“路南”老朱(明朝衡王后裔)家那几户立起了标志性显物和勃勃生机。春夏季节，这棵枝繁叶茂的椿树，老远看就像一把绿伞，笔直地立在街头遮风挡雨，呵护着周围的大人小孩。秋冬时分，那双双小鸟立在枝头上，有时候跳跃嬉闹，有时候比赛歌喉，有时候则目不转晴地凝视着远方的新鲜事物和可能来犯的敌人。
　　这棵孤傲的椿树下，是我们小时侯游戏玩耍的主要地方。白天，我们时常比赛爬树，看谁爬得高，爬得快。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显能下得快，还拢抱着树干任其下滑，结果把个小肚皮划得一道道的白“柳唇”，甚至都露出血渍。傍晚，尤其是月圆前后那几天，我们经常或围着它追逐撵辔，或蒙着眼睛先转上几圈再摸树，甚至不管它疼痛与否，一二十步瞄准树干扔坷垃练准量。
　　据说，椿树叶能喂养“椿蚕”，椿蚕丝比桑蚕丝略黑点，但粗壮有力，韧力极佳，是织带子、纺纳鞋底线的主要原料，可我没有亲眼见过，只是秋后看到枝头上挂着那些自然生长的椿蚕，两头尖中间粗，像个织布的梭子，被风吹的像打秋千那样，来回晃荡而掉不下来。椿树叶子有一种臭哄哄的异味，除干了当柴火烧，好像别无它用。它，虽不招虫子，却偏偏招那种身上净刺的“刷马架子”(有的地方叫八角毛)，真瘆人，尤其是那毛刺飘飞到身上去，既刺挠又痒痒，怪讨厌人的。为了消灭这些可恶的家伙，当它们从树上滚掉下来，准备找地方藏起来做茧越冬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脚踩死它们，就是用小木棍把它们赶到一个地方，堆上些柴火演绎火烧“藤甲兵”，当看到它们被烧得一蜷蚰一蜷蚰、打滚竖直立的样子，大家都拍着巴掌哈哈地大笑。
　　椿树干上的伤疤，不知是何原因造成，很像一只只不规则的眼睛，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给我们站岗放哨，有的象征性地t望着远方，有的动情地俯视着街头。谁知，它却有灵性，可能是看到了什么不痛快的伤心事，竟也会无声的哭啼，会默默的流泪，而这些“眼泪”则成了些未入流的“中药”，叫作“粘粘胶”。这些“粘粘胶”，拿到现在可能没什么用途的，可在1960年前后，那可是一宝啊。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搽口子。在那“瓜菜代”的年代，由于整天价吃蒸菜，喝熬菜，拌凉菜，那就得不分菜种先择菜，把那些早晾晒干的地瓜头、萝卜缨、辣菜叶等“菜缨子”，先用开水炸烫，然后再用清水反复淘洗。那时侯，不仅粮食缺，而且柴火也缺，因而淘菜时没有温水，只得用凉水，结果被冷风一吹，手上净是些“蚂蚱口子”，隔个一两天，口子都能插上个铜板子。当时，俺家里老老少少七八口人，这些繁重的家务活，大都落到俺娘身上，她那两只手的口子简单像个“小蛤蟆”，整天咧着个大嘴淌血水。为了减少痛苦，娘叫我一有空儿就去这棵椿树上剐些“粘粘胶”来，晚上她好对着油灯，把那“粘粘胶”烤一烤，看到软和得像“和糖”时，便往口子上浇，有时都听到烙烫皮肉那“刺刺”地响声，俺们听了都瘆得呲牙裂嘴的。但为了第二天全家人填饱肚子，她都强忍着疼痛，无怨无悔的接受这一既痛苦又欣慰的疗治。后来，每当拉起这件事时，俺兄妹几个都是热泪盈眶。
　　胡同头上的这棵臭椿，也是夏秋季节农时的一个反映，尤其是它开花及孕育的时候，确实能准确无误的反映时令变化。它的花籽，俺那里叫作“薄薄翅”。像“薄薄翅，红一遍，穷的富的吃凉面”，就证明收了麦子后“入了伏”；像“薄薄翅，红两遍，要是用人吃晌饭”，则证明入秋后，农活重了，可以加点“贴晌”之类的食物；“薄薄翅，红三遍，下来粮食吃干饭”，那意味着到了秋收的季节，春谷子、春高粱和黍子已经开始收割。同时，还是俺中街的一个座标，如果外地人来问路，都是以这棵树为方向，或向东第几条胡同，或向西第几户，或是胡同里第几家，简直成了全村的一个“方向盘”。
　　窑湾边的柳树
　　不知道是何年何代起的名，俺庄西有一个大湾叫窑湾，北岸是黑乎乎的粘土地，南坡是黄泱泱的沙土场。据老人讲，这个湾很可能是明末清初时烧窑挖土而形成的。
　　窑湾，圆圆的，好大好大。水深深的，中间能没了人，一年四季不竭，有人说它像个“勺瓢子”，有人形容它是一只“大蝌蚪”。它顺着西“圩子沟”，昼夜不停的、不急不慢的流淌到包庄前的“东町子”，后转转悠悠的汇集到九曲河。
　　湾周围有好多好多的树，不是柳树就是杨树。湾北面排立着五六棵大柳树，大的有两搂抱，小的一个人也搂不过来。春天，那“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景色，把成群成群的燕子都早早吸引了过来，过往的行人都注目观望。盛夏，这里自然成了人们歇晌乘凉的好去处。尤其是晌午下坡，大男小女把工具一扔，先在湾边撩起凉吱吱的水，轻轻地洗去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和尘土，然后一腚蹲在柳荫下拉呱，上年纪的汉子便拤着烟袋抽起旱烟来，年轻点的则掏出早已割好的小纸条，扭制成喇叭状的“烟卷”，极贪婪的吸起来。有的人则直接躺在那光滑滑的斜坡上，迎着那微微的南风，望着水里那划着水纹的鱼儿，听着那柳枝上争鸣的鸟叫和蝉声，都流连忘返，甚至连饭都不想回家吃了。未等人们散净，那些早吃了午饭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吆三喝四的来到这里洗澡乘凉，有些顽皮的小家伙还折来些柳枝，挽弄个“帽子”戴在头上，边游泳边嬉着水。
　　大柳树下的知了龟真多啊，每年拾掇完了麦场，这儿便成了孩子们的聚集处。有一个傍黑天，我在湾边抠知了龟上了迷，不知是抠的人少还是要变天的缘故，不大霎儿便抠了半口袋，足有二十来只，若不是看见远处闪电雷鸣，头顶上开始落雨，我肯定还要继续抠下去。等我跑回家，简直成了个“落汤鸡”，一进门便挨了爷爷一顿大骂。原来是白天晒干了几筐土，爷爷等我回家和他抬回去垫栏，可哪里也找不到我了，只好用锨堆起来，眼巴巴的看着雨把干土淋成了泥。我低着头不敢回答说干啥去了，默默的吃饭时，手还不住的按一下口袋，恐怕跑出知了龟，让爷爷看见。匆匆吃了饭，悄悄的把那些知了龟放到了一个白碗里，舀上了些水，捏上了些盐淹着。第二天一看，褂子口袋被知了龟水染脏了，后来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了。
　　顺窑湾北面是一条路，是俺村通往李家庄的“大道”。东头是第二生产队的一片场园，往西一马平川，都是些粮田。原来两年种三茬，后来一年两季，秋天种小麦，麦后点玉米，产量那是全公社拔尖的，就是在全县也是名列前茅，凡提到汶河岸边“丰产方”，人们自然想王家庄。一开春，我们便搿伙着在麦地里剜荠菜，拔萋萋菜，还捎带着拿“瞎闯子”。夏天的傍晚，我们便顺着玉米棵摸“炉坠”，用瓶子装着，第二天好喂鸡。奶奶说，吃了“炉坠”和“瞎闯子”的鸡下蛋大，双黄的多，就是淹出的蛋来还直冒黄油呢。
　　窑湾东南角是一个“量坑子”，北面还有好几棵柳树，人们从这里往上弄水浇菜园，俺家有块菜地离这里不远。我那时候十三、四岁，有时候人手不够，俺爷爷便叫我给他“打下”缒“量斗子”，两只手缒着一根绳子，可别扭死了。爷爷则每手缒一根绳，一上一下，有条不紊，“吧哒、吧哒”的往上泼着水。约摸水能浇一沟菜了，爷爷去改着龙口，我好呆才歇一会儿。后来熟练了，我竟能倒替着用一只手缒绳子了，过往的人看见了，直夸我“别看这孩子小，还挺能干活的”。我还看到，前街一个姓秦的，因为没人与他缒“量斗子”，就把一根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自己缒着两根绳子操作，尽管“量斗子”的水不满，但能浇了菜。后来，他干脆把一只比较硬的“水瓢”绑在一根棍子上，一个人一瓢一瓢的往上泼。
　　在“湾把子”上拿鱼，这是孩子们最爱干的。一到星期天，我们附近的几个男孩子，定准早早搿伙好，有的拿盆子，有的拿瓢，有的拿笊篱，不约而同的聚到这里，先把上游截起来，再把下面堵上一道堰，然后倒替着往外水，那个卖力劲是不用发动的。看见水不多了，大伙儿便抓紧用手呼啦着搅浑水，最后是用手抓、用笊篱捞鱼。有一次，由于漷水的人少，上游的泥堰被水冲开，结果，一根鱼刺也没见着，每人只落个一身泥算了。
　　前些年雨雪大，天气冷，窑湾封冻后，这儿成了半大孩子游戏的主要场所之一，最讨人喜欢的当属滑冰。人少了，大家便顺着一个滑道一个一个的轮着溜，人多了就分成两拨，在两个滑道上进行比赛，先助跑，后滑冰，“嗤溜溜”的真好玩。再冷的天，大家脸上也冒汗，有的干脆把棉帽子摘掉，顶着一头热气滑。有时候，大家正滑得高兴，忽然听到湾那边传来“嘎吱吱”的冰裂声，吓得赶快向湾边跑，有的孩子滑倒了，“嗤溜溜”摔出老远，大家都捧着肚子笑。
　　打干柴，这也是我们经常在窑湾边干的事。每年冬天，柳树上方总有一些干枯的枝子，细点的被风刮下来，粗点的仍然挑在枝上。对此，有人就用“把棍子”往下打，既有趣又实惠。有一年，我自己借了一把锯，找了根短碾棍，担在一个杌子上，“嗤勾嗤勾”的一拉两半截，拤起来就向窑湾奔去，站在西北方的“顶风”处，使劲向树梢的“干柴”打去。当时，由于自己人小力簿，不是打不准，就是够不着，经常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只拣几根被风刮下的细小干柴罢了。有一次，我还把一根“把棍子”扔到一个树杈上了，打了好几次也没打下来，只好捂着耳朵在树下歇歇憋劲儿，等看到来了一阵大风，乘机把“把棍子”扔上去，结果正好打着。这一天，“干柴”没打着一根，只悻悻的背了一脊梁汗回家。
　　原来的窑湾，现在变成了一块平地，与周围的地连成了方，划成了片，一点旧痕也没有了。我看到有的种瓜，有的种菜，有的间种粮食，还有不少塑料大棚呢。可是，一闭上眼睛，看到的仍然是原来那清澈见底的湾水，轻飘逸人的柳丝和那活蹦乱跳的鱼。
　　圩子沟的楸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俺村有好多好多的楸树。由于这种树木质细腻、花纹好，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尤其是儿女结婚，总得制办上抽头、柜子、箱子、椅子等，像饭盒子、梳头盒子等小家什也是必备的。可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各种优质树木在急剧减少，像楸树因长得慢，用得多，真成了凤毛麟角啊。欣慰的是，俺村西的圩子沟旁就亭亭玉立着四棵楸树，这在周围村也是罕见的。
　　据说，这几棵楸树是一赵姓人家在解放前夕栽下的。土改后，这树下的地变成了数家的菜园，再后来又变成了“自留地”。由于入社后，土地成了集体的，个人有耕种权而没有所有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家过去有干“伪事”的，虽不属“五类分子”，但算有个“污点”，也就没有理直气壮说，这树是他家载的。毋庸说，这几棵树渐渐演变成了“公家”的。由于楸树西临菜地，东靠常年流水不断的“圩子沟”，所以长得比较快，有人赞它生长速度快赶上梧桐树了。
　　有一年正月，一棵楸树的上方来了一双“喳喳”直叫的花喜鹊，几天时间便看到那顶部那三个杈上新添了几根木棍，嗷，原来是它们想在此筑巢安家啊。大约十几天功夫，一个比粪篮子略粗点的鸟巢初步形成。一天早上出工时，当一只喜鹊忽闪着翅膀噙着一根木棍飞向鸟窝时，有个小青年领头，我们大声喊着，割腚棒、割腚棒，垒那窝来不像样……不知是听懂了大家的呼喊，还是被乱差唔吆的呼喊声而受到惊吓，它竟然把嘴一张，逃命似的飞走了。不用说，那根木棍便飘悠悠的落到了地下。看到这一情景，在场的大人小孩都目瞪口呆了，既为它们为建自己的房子不用脏木料而赞叹，又为它们辛辛苦苦找到筑巢垒窝的木料丢下而惋惜。当时，这只是一种乐趣，现在看来真是一个“损人”事件。麦收前的一天午饭后，我与一个半大小子抬着一个大梯子，准备去“捞”小喜鹊，结果刚把梯子竖到楸树上，便被一个上菜园的老人吆喝着阻止了。看见我们低下了头，那老人才慢言细语地教育我们，喜鹊是一种益鸟，常年与人相伴，一定要爱护它。再说，那么高的树，你们上去后，万一有个闪失，那可是后悔一辈子的事。看到愿望无果，我们只好抬着梯子回了家。
　　1965年的一个深秋，天气渐渐变凉了，地里的庄稼、场里的粮食都收获完毕，队长领我们开始将场里的玉米秸、地瓜秧及其它柴草往饲养院里搬运，这是为牲口安全越冬而备下饲料。一个下半晌，当大家坐在圩子墙根下休息时，有一个社员看到楸树西的白菜地里有一个黄溜溜的东西时，便大声呼着“看，有个黄鼠狼子！”这时，我们急忙站了起来，不自觉的翘起了脚，瞪大了眼睛，结果看到一个小黄鼠狼从楸树下的荻子棵里钻出来，逃命似的浮水往东窜，我们几个急忙在圩子沟东面挥着手中的二齿钩或绳子，“嗷嗷”地连吆喝带吓唬，结果，那个小东西急忙调转回头往回游，拖着湿渌渌的身子爬上西坡。谁知，刚刚跑到一棵楸树下，正巧被跑过去的生产队长捕了个正着，他用右手一下子拤住了它的脖子，左手摁住了腰部，虽然拤住它了，可黄鼠狼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它的脖子能转180度，它突然回头把嘴一张，咬住了王队长的右手虎口，并使出了它的“杀手锏”——放臊气。这时，生产队长既疼得“嗷嗷”直叫，又被臊得歪着头直喷恶气，但始终没有松手。我们看到，那只黄鼠狼直瞪着眼，四根腿不住的乱蹬吆。这时，有一个青年人用大鐝急忙刨下一根楸树下的“子辈”，好像有擀饼柱粗，将邪茬麻利的插向那黄鼠狼的口中，直到看见一股鲜血从嘴里淌出来，那个小东西这才蹬了蹬腿，无奈的闭上了双眼。这时，队长的手虎口鲜血还在淌着。有人说，你快去卫生室包包吧。他这才呲牙咧嘴的拤着大拇指向卫生室走去。后来，得知，他包扎伤口加换药花了四五毛钱，而那只鼠狼皮仅卖了一块钱，虽然剩下几毛钱，但受得疼痛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至于后来他家里又遇到了一些意外事故，有人断言，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1967年，俺村西，也就是这几棵楸树西侧，公社规划修了一条南北向的道路，由于有专人管护，经常铲高垫洼、铺撒细沙，成了全县“参观线路”的快车道，这几棵楸树自然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尤其是我们生产队的大人孩子，经常在树下观天、乘凉、玩耍、聊天。据说，有一个省里的作家，打此走时，触景生情，以这几棵楸树为题，写了一首诗，登在了省报上，更引起了许多文人墨客和过往行人的青睐。
　　
　　家乡的荠菜
　　刘建平
　　一日，妻从菜市场买回来几扎约束整齐的荠菜，青青的，嫩嫩的，透着惹人爱的鲜亮。洗净蘸酱来吃，荠菜味太淡。一问方知这些荠菜产自大棚，怨不得看上去好看，吃到嘴里却大不过瘾。我不禁怀念起家乡的荠菜来。
　　春天里，挎一个筐子，带一把铲子，呼朋引伴，连蹦带跳的奔向田野。踩着软绵绵的麦垄，望着绿油油的麦苗，大口呼吸着沁人心脾的麦苗青香。身轻如燕，飘走在田野里，收获着荠菜，收获着春天，收获着希望。
　　吃荠菜的时节，麦苗是不怕踩的。青青的麦苗一如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农村娃，是经得起折腾的，踩倒了不过夜就又清灵灵的立起来。麦苗尚且如此，我想那生长在麦苗间，“寄人篱下”的荠菜应该会更胜一筹吧！你看它虽历经数九寒冬，却早早的返青，在浓浓的清香里，让人们免费把春天品尝。“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早早的开花，无色无嗅，无蝶簇无蜂拥，只倔强的把生命彰显。
　　只要我挖回荠菜来，吃饭时就自然少不了荠菜的香味，野生的荠菜味道真是好极了。母亲一般是先把荠菜剁碎调成馅，然后卷在煎饼里，隔水蒸熟，咬一口清新爽口，尤其是自己挖的荠菜，那吃起来味道就特别的香……还可以用荠菜炒鸡蛋。先将鸡蛋打入碗中，搅成糊状，再将荠菜洗净切碎加入，再搅拌，锅内加油少许，油热后，下锅翻炒，用锅铲摊成饼状。做熟后的荠菜饼黄中透绿，飘出一股独有的清香。何况，荠菜不仅好吃，还是一味不用花钱的良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明目降压的作用。难怪荠菜会和不少诗人结下了缘分，连自谓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也有“三春荠菜饶有味”的诗句。在他们的笔下，春天里的荠菜就像一杯芬芳的醇酒，俨俨地将春天的所有情愫荡漾在了空气中。
　　在家乡，挖来的荠菜除了一家人享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来喂养鸡鸭鹅等家禽。每当清明时节，从家乡横七竖八的巷子里就会漾出商贩们的叫卖声，“小鸡——啦！赊——小鸡！”，“小鸭——呀！赊——小鸭！”，“小鹅——吆！赊——小鹅！”。叫卖声此起彼伏，悠长而饱含韵味，在巷子里回荡成一曲乡村交响乐。
　　伴随着商贩们的叫卖声，在我家的土炕上，就会多了一些娇嫩的贵客——或者一群小鸡，或者一群小鸭，或者一群小鹅。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养大后它们就是乡亲们赖以补贴家用的主要来源。乡亲们靠变卖一些家禽或者禽蛋，供养孩子上学啦，买点油盐酱醋茶啦，打点散装白酒啦……还有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啦，生病住院啦，生了娃娃啦……也都是靠此来打点人情。荠菜喂养了家禽，家禽造福了乡亲。荠菜之于乡亲，功不可没。
　　又是一年三月三，“到了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我愈加怀念起家乡的荠菜来……
　　
　　“县球”乒乓初记
　　王庆荣
　　
　　起源于英国的乒乓球自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百年沧桑，逐渐成为最受国人喜爱的球类体育项目。从普及程度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综合论定，乒乓球被誉为中国国球当之无愧。从这种意义上分析，称乒乓球为昌乐县球也不无道理。
　　几十年来，乒乓球一直是最受县民喜爱、普及程度最高、竞技技术和比赛成绩最好的体育活动。在增强人民体质、传播现代体育文明以及推广全民健身运动的过程中，在昌乐创建“乒乓球之乡”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全过程中，均发挥了其他体育项目无法替代的作用。回顾一下这项运动在本县的传播、发展、普及和完善过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昌乐解放前，县内没有关于乒乓球活动的任何记载。但当时的昌乐中学、即以后的昌乐一中，就配备了较完备的现代体育器材和设施，其中包括乒乓球设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该校两副弃置不用的球台虽已破旧不堪，仍可以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解放之初的文化馆也有一副乒乓球台，亦应是解放前民族教育馆的遗留。但谁人和哪些人曾经从事过这项活动，已无从知晓。据传，前身为书院小学的县高等小学，已有师生偶尔也打乒乓球。从解放初期该项活动开展的情况来看，抗日战争胜利后乒乓球活动才进入昌乐。解放前后这段时间，县城和昌乐一中应当是乒乓球活动开展最集中的地方。解放以后，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结束，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县内乒乓球运动迅速兴起。
　　1948年昌乐解放后，县中心完小在校园中设乒乓球台，时任校长王本礼就是最早的乒乓球爱好者。据县内老一代乒乓球运动员王兆森回忆，当时他正在完小上学，打球只使用光板，王本礼校长是他的乒乓球启蒙老师。打法只是推来挡去，技术含量无从说起。但就倡导文明培养兴趣而言，其历史作用却不能小觑。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县内各工作机关相继建立，政府积极推广现代体育运动。作为一项设备投资小、参加方便而又新鲜有趣的现代体育活动，乒乓球迅速受到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喜爱，这给乒乓球运动开辟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尔后，粘贴无海绵胶粒或有海绵胶粒的新式球拍引进使用，为新的打法提供了物质基础。光板球拍时代的结束和新式球拍的引进，导致乒乓球打法不断改进，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
　　县社干部陈家贵是县内最早的乒乓球爱好者、指导者和教练员。县内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活动，都由他担任教练，直至县体委机构建立，这一阶段的球员多受到他的指导。王兆森利用寿光县奉城乡赠给他父亲王华村的一块“医贯中西”大型匾额，帮衬上木板，改制成乒乓球台，用砖头作球网，在自己家中与一帮小球友打球。这大概是县内第一副个人设置的球台。从侧面上也可以看出，一代名医王华村对乒乓球的厚爱。据张曰富回忆，五十年代初，原籍辽宁沈阳的县武装部干部郑隆，非常喜欢乒乓球。他调回沈阳后，还特意将一本名为《怎样打乒乓球》的书籍寄给王兆森。在那个没有指导和教练的年代，他们之所以击球动作较规范，多得益于那本来之不易的书籍。为他们以后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避免了“野路子”的弯路，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954年，县文化馆在西门里、即现在的老干部住宅区建立，并设有木制乒乓球台。王兆森、李树杰、张曰富等均是馆内常客，为他们日后技术的提高和成绩的取得提供了必备条件。是时，县照相社、供销社、人民银行、县社、组织部等单位都设置了乒乓球台。到1955年，昌乐县的乒乓球运动形成第一波高潮。照相社的社长田守才带领本社职工王兆森、李树杰、肖培荣等，形成了一个力量均衡的团队。人民银行的李春年、王连清、杨玉林、李月英等，也具备了相对较高的水平。组织部的杨立安、玄福泽，东关村的张曰富等，均具有较强的实力。昌乐一中的田克英、毕玉芳、董若兰、张志安等，也继承维护了学校的荣誉和优势。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昌乐县乒乓球团队已经基本掌握了当时最新的技术和打法。注重速度和旋转，形成了左推右攻的鲜明特点。鉴于当时反胶还没有进入一般市场，只在大城市有售，县内球员均用正胶。正胶胶粒有平胶粒、塔型胶粒、梅花胶粒三种。塔型胶粒底部较粗，击球速度相对较快；梅花胶粒顶端为梅花状，利于摩擦制造旋转；平胶粒性能适中，初学者常用。球拍以青岛产的“流星”牌最为流行，胶粒全为红色，底板相对较厚，利于推挡和快攻。其中直握拍的反面为光板，且印有球网高度标尺，深受球员喜爱。时代和工具使然，县内球员大都擅长近台快攻，以速度见长，对旋转的认识较弱。采用防守打法的很少，且技术不够熟练。
　　这一阶段，县内没有能力和经验组织正规比赛，但单位与单位之间民间性质的比赛较为经常。潍坊、益都、诸城、寿光、胶县、五莲等县区之间的访问赛、邀请赛也经常举行。县内球员的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在与其他县区的较量中，昌乐队战绩胜多负少，令人瞩目。但对益都、潍坊等强队，仍不能望其项背。这一时段的比赛，多由县体委的张国风联络组织。他的身影，贯穿着此后数十年昌乐县乒乓球运动发展成熟的全过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昌乐乒乓球的主力团队逐渐形成。男子的王兆森、李树杰、张曰富、张志安等为第一方阵。且以扎实的基本功为依托，以近台快攻和发球抢攻为基本得分手段，确立了在全区的地位。女子的肖培荣、李月英、田克英、董若兰、毕玉芬等为第一方阵，打法与男队大略相同，也具备了与其他县区争衡的实力。其中张志安、田克英、董若兰、毕玉芬均为昌乐一中学生。当时直握球拍反面均属光板，不贴胶粒和海绵，但光板面可以应用，不算违例。
　　男女队均采用左推右攻的基本打法，正手进攻俗称“抽”和“扣”。抽杀进攻含有提拉的因素，带有一定的旋转；扣杀则只有力量和速度，只能应对高球。反手则以推挡为主，多作为防守手段，只有极少数球员能够反手抽杀。王兆森除正手进攻能力强以外，反手抽杀和发力猛推具备较强的杀伤力，且能以切削的动作使用反面光板应对旋转来球，创造进攻机会，高球也常用光板扣杀，对其他县区的对手形成极大威胁。
　　这一阶段，发球技术提高很大，部分球员已经能够较熟练地掌握运用高抛发球和下蹲式发球技术，常能创造进攻机会或者直接得分。王兆森还在实战中研究琢磨，运用抖腕发力，发出速度快、前冲力强、带一定侧旋的长球，俗称“捹球”，在全地区独具特色，杀伤力极强。在当时的邀请赛、访问赛以及选拔赛中，均占有较大的优势，败绩很少，成为外地球员惧怕和研究的对象。李树杰、肖培荣、董若兰等也进入全地区优秀选手的行列。
　　1958年，昌潍地区乒乓球比赛在益都举行，各县均由社会和学校混合组队参加，实际上代表各县的最高水平。在这次比赛中，昌乐男女队均取得较好战绩。王兆森和董若兰获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昌乐从一个乒乓基础相对薄弱的小县，逐渐跨进全地区强队的行列，受到兄弟县区的注意和重视。即使在此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昌乐的乒乓球活动仍持续开展，整体技术水平快速提高。
　　鉴于这一阶段经济状况的限制，广大农村和农村学校均没有条件开展乒乓球活动。就连条件相对较好的城里完小，也没有乒乓球设备供学生练习。但在五图的解放军驻地，乒乓球设备已经非常齐全，有木质球台多副，供官兵活动使用。随军子弟也有机会接触乒乓球，五图鱼水小学的学生成为县内最早参加乒乓球运动的小学生。
　　1960年元旦刚过，昌潍地区青少年乒乓球赛在潍坊举行。昌乐代表队男队有王兆森、李树杰、张曰富、张志安、张喆、王德信、谷得意、赵玉聪八人分别代表男子青年和少年队，女队有肖培荣、田克英、毕玉芳、董若兰等八人分别代表女子青年和少年队，由县体委干部孙连进带队，如期参加了本次比赛。其他队员都先期到达潍坊，只有王兆森因为工作繁忙，在开赛前一天晚上才只身到达比赛地点。
　　在这次比赛中，昌乐县球员的近台快攻和发球抢攻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打出了昌乐的精神和作风。在男子单打决赛中，王兆森与益都的迟建亮对阵，王兆森在15：20落后五个局点的不利情况下，沉着镇静，敢打敢拼，以恢弘的气势，连扳7分，将对手挑落马下，取得胜利。李树杰、张曰富也都击败过多个知名选手，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董若兰年纪较小，显示出自身的可塑性，在比赛中备受瞩目。王兆森获男子青年组单打第一名，李树杰获第六名；肖培荣获女子青年组单打第三名；董若兰获女子少年组单打第二名，田克英获第四名；男子青年队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女子少年队获团体总分第二名。
　　比赛结束时，全体队员身着体委临时统一配发的运动装，留有一张合影，题字为“昌乐县出席昌潍区一九六二年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全体运动员合影.元月六日”。照片中的运动员已经有四位女运动员失佚姓名，甚为遗憾。这张珍贵的照片，留下了昌乐乒乓球运动员光辉的一瞥，也是昌乐县乒乓球运动取得空前辉煌战绩的早期见证。
　　这次比赛以后，昌潍地区组成地区代表队在益都集训，由资深教练刘黄组织带领训练，备战山东省乒乓球比赛。我县的王兆森、李树杰、肖培荣、董若兰均作为主力队员参加集训。在全省比赛中，昌潍地区的技术水平较济南、青岛等市区有较大差距。在与济南队的比赛中，李树杰出战济南队的主力队员郭永安，以发球抢攻的优势取得首局胜利，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也是男队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唯一的胜绩。女队的成绩相对较好，董若兰单打进入前六名，赛后她被吸收入山东省代表队，从此离开昌乐，我县失去了一员骁将。日后，董若兰与那次比赛的全省男子单打冠军郭永安结为伉俪，成就了乒乓球界的一段佳话。
　　1961年，在昌潍地区的比赛中，虽然昌乐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难与潍坊、益都、胶县、平度等县抗衡，但仍不失为一支强队。在比赛中，领队张国风发现潍县一中的女队员王秀和原籍是昌乐。因当时的高中学校招生是跨县际招生，她未被昌乐一中录取而被潍县一中录取，所以代表潍县参加比赛。张国风回昌乐后，立即多方联系，把王秀和从潍县一中转入昌乐一中就读，以期加强昌乐乒乓球的整体力量。张老对体育人才的爱惜和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地对乒乓球运动的开展和人才的培养均采取积极措施，从学校、从少年抓起，培养后备人才。昌乐县也不例外，县体委号召和安排以学校为依托，以初中、小学为主，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比赛，形成一种良好的活动氛围。1963年冬，昌乐一中初中部以及县内其他初级中学，均组成校乒乓球队开展活动。各公社完小也开始组织小学生乒乓球比赛。
　　1964年5月，昌乐县首届中小学乒乓球赛在昌乐一中举行，八处中学和十四个公社小学均组队参加。这是昌乐县有史以来举行的首次大型综合性乒乓球比赛。
　　从各队当时的综合情况来看，中学组的昌乐一中占有一定先机。除设备条件外，一中的教练员是青州籍的史俊兴和昌邑籍的王俊礼老师。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乃至小学期间均打过乒乓球，可以说受过较正规的训练。动作规范，讲究打法，且有一套符合常规的训练方法。他们强调基本功的练习，并掌握一些昌乐球员不太熟悉的技术。如不同旋转的发球，下旋、侧旋的应用，拉攻、削球防守等。在当时应该说是最好的教练员。李明媚、牟大霭、董道三等一些技术较好的老师也经常和队员交流。尤其是高中的张明堂、李广平、郭德胜等老队员，他们的技术当时均高于初中队员，也经常帮助小队员陪练。学校还联系安排初中代表队间或到潍坊一中、三中等水平较高的外地学校，举行访问赛、友谊赛。当时在潍坊一中胜少败多，与潍坊三中势均力敌。这一阶段，一中初中队员技术进步非常快。男队由马红光、王庆荣为主力组成；女队由王爱英、王宁丽为主力组成。王长太、于志刚、蔡玉英等为预备队员。
　　乔官三中是唯一能够与一中抗衡的代表队。三中时任老校长郑绪山非常重视乒乓球活动，从设备到投入均不亚于一中。应该提到的还有老球手王兆森，他可以说是“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先驱。他以自己的球技被邀请为三中乒乓球义务教练，同时也将三中毕业班照毕业相的业务揽在手中。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打败一中夺取冠军，这对三中和照相社来说，确是一个不错的双赢结合。三中男队由丁曰增、刘子以及毕高友组成，女队则由张桂英、孟凡蔚为主力组成。他们的打法基本师从王兆森。球队训练活动经常，也多次到外地进行交流访问。学校安排的领队和教练员是即喜欢乒乓球、责任心又极强的李春波老师，共同形成了一个极富战斗力的团队。
　　高崖二中和昌乐五中也是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代表队。二中男队较为突出，由王本泉、秦泮源、张岫清、秦湘水等组成，老球员赵守诚老师任教练员。五中男队员栗颖超实力较强，但全队实力不够均衡。其他学校代表队的技术水平相对较弱，与上述学校难以抗衡。
　　为能圆满举办这次比赛，县体委专门邀请胶县的全市男子单打第二名冯占昌，来昌乐具体组织安排比赛日程和裁判工作。冯占昌在两年前来昌乐打巡回赛，还败在王兆森拍下。这次来昌乐两人非比赛交手切磋，冯占昌变成了赢家。
　　经过三天的紧张比赛，昌乐一中男队以一场不败的战绩获得男子中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命，乔官三中男队获第二名，高崖二中男队获第三名；乔官三中女队获女子中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昌乐一中女队获第二名，昌乐五中女队获第三名。男子单打第一名为马红光，王庆荣获第二名，丁曰增获第三名；女子单打第一名为张桂英，孟凡蔚获第二名，王爱英获第三名。小学组的男子团体第一名由五图鱼水小学获得，城关五里堡子小学获得第二名；鱼水小学的邵绪潮、于维国分获男子单打第一、二名，五里堡子小学的刘新乐获第三名。小学女子团体第一名由五里堡子小学获得，该校队员魏建花获女子单打第一名。五里铺子小学的教练员为曾获山东省体操比赛个人第六名的资深体育教师于恩三老师，他也是笔者小学时的乒乓球启蒙老师。
　　这次比赛只为单打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物质奖励，奖品为一只“流星”牌球拍和分别记叙游泳、举重、乒乓球的三本书。折合现金四元多，几乎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五天的工资，不失为极高的奖赏。笔者的那一只球拍，在身边一直陪伴了十几年。
　　通过这次全县比赛，乒乓球运动被纳入中小学教育活动范畴，成为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昌乐一中，整个暑假期间，由史俊兴老师和高中的球员郭德胜共同带领，全程集训。其他学校也纷纷采取措施，进行强化训练。全县各个学校的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快缩小。
　　通过这次全县比赛，一大批十五岁以下的少年选手崭露头角。在今后许多年，他们多数成为本县乒乓球运动的中坚力量。
　　鉴于比赛体制的变化，曾为昌乐争得过许多荣誉的老一代社会球员，过早地离开了乒乓球运动的第一线，用另一种形式从侧面服务于乒乓球事业，是一件憾事，但也是一件幸事。便是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们多已徘徊于古稀之年，他们的乒乓之旅像稍纵即逝的流星，不再有灿烂耀眼的光芒。可在人们心中，仍然保留着他们瞬间划过天空的痕迹。
　　不管怎么说，以学校为基础，从少年抓起，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是提高乒乓球运动水平的最佳选择。从此，昌乐县的乒乓球运动结束了散在社会、无序组合的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也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加快昌乐县现代文明步伐的必然。
　　1965年6月，昌乐县举行第二届全县中小学乒乓球比赛。昌乐一中男、女队，乔官三中女队，昌乐五中男队，基本由1964年的班底参赛。中学组男子、女子团体冠军仍分别由昌乐一中男队和乔官三中女队获得。小学男子、女子团体冠军则分别由五图鱼水小学和鄌郚小学获得。
　　赛后，县体委组建昌乐县中小学乒乓球代表队，利用暑假时间在昌乐一中集训，备战昌潍地区中小学乒乓球赛。中学男队由单打第一、二、四名栗颖超、王庆荣、马红光组成；女队由单打第一、二、三名孟凡蔚、张桂英、王爱英及横拍选手王宁丽组成。小学男队由五图鱼水小学的单打第一名于维国等组成；女队由鄌郚小学的单打第二名王顺香等组成，单打第一名张喜琴未参加县代表队。昌乐一中的史俊兴老师任教练，县体委刘老师带队。
　　同年8月，昌潍地区中小学乒乓球赛在益都师范举行。昌乐队成绩平平，远没有1960年的风光。中学男女队均获团体总分第六名，居全区中游；小学男女队均获团体总分第三名，居全区前列。小学组的于维国、王顺香单打都进入前六名，其他中小学各组的所有队员均被挡在前八名之外。虽然这次比赛战绩平平，但县政府领导仍较满意。比赛结束回昌乐后，时任昌乐县长魏文彬在县政府接待室亲自主持召开了欢迎座谈会。
　　后来，小队员王顺香曾进入地区代表队参加训练，并成为全地区有名的球员。二十年后的潍坊市第四届全运会上，她已是胶南县乒乓球代表队的教练。马红光、栗颖超、于维国都是部队子女或干部子女，以后都离开了昌乐。就当时的情势分析，昌乐县的乒乓球要想重新占据潍坊市的领军地位，还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1966年5月，第三届全县中小学乒乓球赛在乔官三中举行。随着部分老队员因毕业升学退出比赛，一部分新选手脱颖而出。张岫清、王成、高永成、万玉玲、唐惠芳等一批昌乐籍新手显示出较强的运动天赋，城乡之间、部队与地方之间的差距已不复存在。昌乐的乒乓球迸发出土生土长的巨大潜力，透露出行将崛起的曙光。
　　就在他们摩拳擦掌准备放手一搏的时候，那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干扰破坏，一切体育活动全部停止。及至昌乐县的乒乓球运动踏上创建“乒乓球之乡”和体育先进县的征途，那是几年乃至十几年后的事。但是，乒乓球运动注定跟昌乐有缘。趟开的路，就会有人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就会有人为了文明和理想，果断地揭开崭新的一页，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秋　收(组诗)
　　鲍　平
　　
　　稻 子
　　太阳烧水的温度
　　成就你金灿灿的黄
　　你哈腰迎接的
　　个个都是你前世情人
　　把你娶回婆家，深锁闺中
　　情人无情，落寂为生
　　当日头备酒为你饯行
　　你将被盘剥碾压与拷打
　　面对人类生存的沸腾欲望
　　你无怨无悔，英勇献身
　　玉 米
　　秋风中，你依然亭亭玉立
　　慢慢钙化的身段还是那般灵巧
　　秋雨下，你怨恨绵绵无期
　　粉黄的心思总是迟迟难以如愿
　　秋阳高，你咧嘴在浅笑
　　一排排整齐的牙齿
　　把个日头全咬掉
　　红 薯
　　藤蔓，伸屈长茎缠绕的
　　总是你浓浓的相思。
　　只只耳朵竖起，是在偷听
　　日月风雨对你的恩赐
　　这个季节，听觉慢慢在颓败
　　可欲望却天天在膨胀
　　你鼓足勇气冲出黄土地
　　见到的个个都是你的
　　红颜知己
　　大 豆
　　全树挂满的，都是金黄色的风铃
　　风中不见摇曳，也
　　听不见你锐耳的声音
　　我知道，是风儿软弱无力
　　蝶儿摇晃着僵硬的翅膀
　　它想与你走过深秋
　　你仍心思沉沉的想着……
　　我知道，你在想着明年夏季
　　八 月
　　被稻子喊醒的季节
　　当然是成熟的。
　　镶嵌着鱼尾皱有深藏不住的笑靥
　　桂树流香。每寸土地都是金黄金黄的颜色
　　怀抱成群结队的玉米
　　手挽习习的秋风秋雨
　　体内流出的都是醉人的芬芳
　　眼中的热情盛似火红的五月
　　中 秋
　　庭院里高大的桂树散发着古老的馨香
　　月光下习习的秋风吹醉了哪家的儿郎
　　今夜难眠，我不去想吴刚和嫦娥的心思
　　凌乱的思绪
　　总是显得不合逻辑
　　那些所谓的沉着与冷静
　　早在岁月的浪潮里化为泡影
　　慢慢地消失在
　　已逝的回忆里
　　凌乱的思绪
　　总是慌乱的不着边际
　　那些曾经的质朴与天真
　　伴着时间的河流化为水滴
　　融入那一眼望不穿的
　　禁锢的灵魂里
　　凌乱的思绪
　　荒诞了初夏的雨季
　　那些刻骨铭心的梦想
　　已经化为成长的剪影
　　唯一不变的
　　是那怀揣着信仰的秘密
　　初　恋
　　田可平
　　
　　春杨儿
　　嘟起鼓嫩嫩的小嘴
　　欲向世人讲述
　　天下万物
　　再展烈烈风彩的故事
　　这时刻
　　你犹如
　　一只青春美丽的蚂蚁
　　一不小心踏进
　　让你惴惴不安
　　感觉却异常美妙的温热灶锅里
　　情窦初开的田野里
　　你的心
　　分化成若干薄薄的铁片
　　旋成一团飞滚的青风
　　义无反顾地
　　极有定向地
　　飞向垄端那块
　　含足了粘度含足了魅力
　　已将你魂魄收取的吸铁石
　　顺垄而来的歌声
　　清而无尘
　　似他那双
　　干净里且满含骁勇野性的眼睛
　　你乖巧成一滴
　　极具凝聚力
　　极具弹跳力的润滑清液
　　对着歌声里
　　他不断放大的眼睛
　　一会儿
　　勇敢地弹跳进去
　　一会儿
　　又羞答答地弹跳出来
　　你觉得
　　你们的前世的前世
　　皆是山妖所变
　　一出生就私定终身
　　订了个千年万年之缘
　　否则两颗心怎会同时爱恋绿色
　　怎会轻易地
　　交融在这无遮无烟的浩浩旷野里
　　声音与眼波频繁地
　　呼应叠迭在这风里绿里
　　每天每天
　　你勤劳的身影
　　都在日渐茁壮的秧垄里游移
　　飘春的双眸
　　不时地去点击着一次次透心的甜蜜
　　憧憬里刻画着
　　秋季收获的浪漫日期
　　七律六首
　　张立志
　　
　　伤 秋
　　玉筝斜雁懒移身，丝雨侵窗独落魂。
　　空忆花前月下事，偏伤离绪久别神。
　　更敲五鼓催寒枕，鸡落三声惊梦人。
　　启户仰观天宇外，银河澹儋画孤轮。
　　咏 菊
　　粉若桃腮白似纱，金风玉露透芳华。
　　晨观楚楚含苞蕊，午看灼灼怒放花。
　　兴取清姿赋墨笺，雅裁香气润诗茶。
　　也学五柳东篱下，青竹满园菊满家。
　　雪中情
　　西风小院弄窗纱，残柳疏桐落翠华。
　　偏遇鹅毛万片雪，更添银素千重花。
　　解情方欲觅绝句，兴致浑然忘热茶。
　　顾盼暖炉骄子呓，温馨惬意幸福家。
　　菊 吟
　　占断秋光向晚开，披霜沥雪泣阶台。
　　高阁暖枕几人醉，落日凄风独自哀。
　　戏蝶无心留梦去，蟾光有意踏寒来。
　　菊华零尽陶公泪，愁把残香慢慢裁。
　　梅 花
　　风满西阁月半台，静置丝竹独徘徊。
　　银河澹儋绕空远，寒蕊殷殷为我开。
　　移影恍知玉兔至，闻香疑是素娥来。
　　妄留一段梅花韵，庭院深深何处裁？
　　雪 殇
　　飞雪飘零气无尘，层林尽染素沾巾。
　　闲云野鹤千山秀，夕照归鸿万里银。
　　清影寒窗萧瑟影，冷屏孤盏落魂人。
　　纵有满院群花簇，蜂蝶嫌来不是春。
　　十二生肖演义
　　张培义
　　
　　子 鼠
　　身怀绝技与才能，夺得生肖第一名。
　　啃破混沌开天洞，始有万物见光明。
　　常闻五子登科第，少见群鼠闹东京。
　　一出娶亲滑稽剧，赢来多少欢笑声。
　　丑牛
　　本是天上金牛星，撞入地支十二宫。
　　帮助牛郎追织女，化作魔王战悟空。
　　巧运粮草帮诸葛，猛冲敌阵助太公。
　　爱恋夏初山坡草，惯听牧童短笛声。
　　寅虎
　　穿林越涧过山梁，飞沙走石带疯狂。
　　足踏危岩雄风在，声震峡谷威名扬。
　　驮载赵公送财富，礼送刘秀到南阳。
　　天生神威百兽惧，哪个敢敌兽中王。
　　卯 兔
　　紧紧跟随虎大王，乖巧玲珑堪赞扬。
　　招风大耳听八面，裂唇小嘴啃四方。
　　广寒宫里伴嫦娥，月桂树下帮吴刚。
　　与龟赛跑留笑柄，机智勇斗大灰狼。
　　辰 龙
　　腾云驾雾行太空，来时无影去无踪。
　　上司天气致云雨，下佑黎民护苍生。
　　气脉无形藏宝地，形质可睹存心中。
　　龙的传人龙气旺，千秋万代运无穷。
　　巳 蛇
　　绝非寻常小爬虫，十二生肖称小龙。
　　水底深山修仙道，林莽地穴匿行踪。
　　贪心无足蛇吞象，疑虑过重杯弓影。
　　痴情女子知多少，几人可比白素贞。
　　午 马
　　神龙魂魄天骏形，志在千里任驰骋。
　　扬尾奋蹄惊风雨，昂首长嘶震雷霆。
　　帝王依斯开社稷，将军驾驭立战功。
　　宝马良驹从来有，几人能称伯乐翁。
　　未 羊
　　少儿时节便识羊，知其可爱又善良。
　　跪地哺乳知孝义，昂首欢笑谢春阳。
　　好为莽原增壮丽，伴随苏武度凄凉。
　　羊欢马跃五谷丰，国泰民安昭吉祥。
　　申 猴
　　蹦跳窜跃无停闲，山野老林把家安。
　　深林长啼虎啸对，野园嬉闹讨人欢。
　　痴心难捞水中月，注目礼送三峡船。
　　中华神猴孙大圣，千秋万代美名传。
　　酉 鸡
　　一经加入六畜籍，便与人类不分离。
　　何同豕犬争高下，不与牛马论高低。
　　形象虽俗却入画，气质不雅但成诗。
　　莫羡凤凰百鸟敬，落水凤凰不如鸡。
　　戌 狗
　　常言犬心通人心，相伴人类忠良臣。
　　忠于职责守门户，竭尽全力护主人。
　　无畏破敌上战场，勇猛捕猎进山林。
　　亥 猪
　　未见子女嫌母丑，更无良犬怨家贫。
　　曾在天宫为元帅，触犯天规贬下界。
　　高老庄里招贤婿，取经路上授八戒。
　　肥头大耳滑稽相，憨直厚道可人爱。
　　鼻孔插葱难成象，拱门却送财宝来。
　　高志信诗八首
　　高志信
　　
　　方山情
　　深秋登高方山眺，山水宜人风光好。
　　果园芳香日月久，营州酒业情谊长。
　　宝都宝石营陵地，创业开发有大气。
　　诗友举杯争相颂，好山好水我家乡。
　　退 休
　　无忧无虑又无求，退休养老尽自由。
　　明月清风随意取，青山绿水任遨游。
　　知足胜过长生药，克己乐为孺子牛。
　　家庭和谐百事顺，颐养天年乐悠悠。
　　晨 练
　　首阳峰峦碧云天，晨练攀登上岭巅。
　　四季坚持无阻断，身心健壮最当先。
　　金 婚
　　同甘共苦度春秋，半百年华少怨尤。
　　大浪滔天无所惧，狂风卷地也行舟。
　　钻石婚
　　老伴相扶六十春，风风雨雨度艰辛。
　　半个世纪已过去，艰苦岁月记犹新。
　　今朝儿孙同堂乐，和谐家庭暖如春。
　　共享夕阳无限好，幸福生活多舒心。
　　相 聚
　　战友相聚烟台山，万语千言争相谈。
　　记忆犹新话当年，峥嵘岁月军校园。
　　治家格言（一）
　　各人心事要沟通，品格刚柔不尽同。
　　厉害相关应当德，和谐相处乐融融。
　　一家之事讲文明，感天动地关系情。
　　举止言谈皆有爱，粗茶淡饭也温馨。
　　和睦家庭真诚贵，识爱知情阴转晴。
　　碗碟相碰家常事，常将矛盾化云中。
　　治家格言（二）
　　记住家和万事兴，无须终日口不停。
　　知足长乐家和谐，诸事共商切莫争。
　　自尊自爱同相敬，心里不要藏阴影。
　　富不奢淫贫守节，免去廉耻败名声。
　　教养子女养品德，孝敬老人受尊重。
　　人人都要照此做，自然福至家门中。
　　伴我终生难忘的情怀
　　——写在《宝石城文艺》创刊20周年
　　马  进
　　
　　在我书橱里，有套至今保存完好的刊物，就是《宝石城文艺》。虽然它是我们本县自办的文学刊物，但多年来对它的关注和珍爱，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级刊物。不仅是它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更因它曾伴随我走过诸多岁月，寄托着我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倾注着我对文学的感情和虔诚。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但围绕着它的创刊和发行，以及当年“昌乐文学沙龙”发生的诸多往事，不但没有淡忘，反而越加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留下难以忘却的情怀。
　　《宝石城文艺》创刊于1992年5月23日。它的创刊首先得到县里领导的重视。时任县委书记孙守伏和县长于生，分别以“坚持双百方针，发展我县文艺事业”和“学习讲话精神，繁荣文艺创作”为题，为创刊作序祝贺。前任县长当时已任潍坊市交委主任的王继东，当我和萧云龙老师去市交委见到他说明来意后，他甚为高兴，欣然为本刊题词：“祝昌乐文化繁荣昌盛。”
　　创刊时间之所以选定于5月23日，是因恰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自然含有纪念之意。那天下午，又恰逢召开了全县文化界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座谈会。会议在县文化馆大厅举行，当时都在县府研究室工作的我和田恒林、吴汉宾均被邀请参加。当时会议由分管文艺创作的时任文化局副局长郭建华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全县文艺创作情况，通报了全县近年来作者发表的文艺作品，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对全县作者提出了今后的创作打算和意见。会上《宝石城文艺》执行主编萧云龙老师介绍了该刊物创办的宗旨及有关情况，赵守诚老师和《票房子》作者刚荣获省一等奖的张劲松分别代表老年和青年作者发了言，徐竟成老师以书法绘画为题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谈了学习“讲话”的体会。
　　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大家都畅所欲言，十分尽兴。记得部分文友晚上又在郭建华家相聚，酒桌上大家借酒抒怀，放浪形骸，更是毫无顾忌的各自谈论有关文学创作的话题。在这种文友间不用设防其乐融融的氛围下，我也敞开心扉，谈了我的一段心酸家史和经历的一些往事，许因我的坦诚和真情，大家听后甚为感动，文友们都鼓励我一定把它写出来。记得吴汉宾当时激动地说：“马主任，你不写我写。”建华说：“其实文学创作就是一个字，悟，谁对生活悟得深，悟得透，谁就能写出好东西来。你有如此深厚的生活积累，相信你今后一定能写出好东西来。”当我十年后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流年碎影》后，再次回忆起当年《宝石城文艺》的创刊以及我和“文学沙龙”中文友们相处的那些岁月时光，不禁让我感怀万端。因为是《宝石城文艺》和昌乐的“文学沙龙”成就了我的文学之路，从此我也与《宝石城文艺》和昌乐“文学沙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应该说，《宝石城文艺》的创办，得益于这个“文学沙龙”中那些热爱文学潜心创作最先为振兴我县文化事业做出突出奉献的文化界的人们。当年在这些文化领军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打交道最多、至今保持深厚友情的当数萧云龙老师了。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城关党委做秘书时，就结识了萧老师。他个性刚直，为人坦诚，爱憎分明，他在家种过地，上山打过石头，为队里卖过豆腐，对农村了解，对穷苦百姓熟悉，所以与他交谈，都有那种很痛彻的感受。他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名为《蝴蝶村》的长篇小说，我曾亲眼见过他坐在小炕桌上，点着小煤油灯长夜写作的情景。当我翻阅从他笔下写出的那厚厚一摞手稿时，觉得他写的不是表面上的东西，而是骨子里的东西，从此对他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终于破茧化蝶，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短篇小说《穿小鞋的人》荣获省级一等奖。尽管小说发表后曾在本地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曾帮他做过许多善后工作，但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在他担任《宝石城文艺》执行主编期间，出于对他的尊重和友情，对他创刊遇到困难时自然给予极力相助，当时县府为研究室配有车辆，只要他为办刊用车从未拒绝，随用随到。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出一期刊物印两千份，需印刷费四千多元。我曾陪他多次到厂矿企业拉过赞助，去潍坊市跑过书号，去印刷厂对过版面。一次为节省一点出版费，先在县里跑了几个印刷小厂，觉得要价都有点高，听说寿光市有个印刷厂费用便宜一点，于是我们冒着酷暑开车在寿光市转悠了大半天才找到那个厂，一算计也不便宜，只好返回。为节省经费没敢在寿光吃饭，还是赶回本县找了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一碗方便面。尽管萧老很感过意不去，其实我和司机建国心里都很理解，反而对他为办好刊物跑前跑后的一片辛劳而感动。
　　当年在创办《宝石城文艺》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徐竟成先生。他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学养极深，治学甚严，为人又正直，在文艺界德高望重，享有极高声誉。早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就相知相识，成为至交。凡是我写出的文稿，有些拿不准的东西，总是向他请示，请他指教。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昌乐游记》付梓前，每写出一篇即送去让他斧正把关。凡文章中的不妥之处，他总能一眼就把它“扣”出来，随即给你一一校正。他对文字的要求，甚至包括读音一贯是一丝不苟，非常严谨。他不仅是我县公认的书画大家，也是诗词歌赋的行家里手，《宝石城文艺》创办之初的那些期刊，他不仅负责每期刊物的封面设计、内文插图和题字，还负责每篇文章的校版工作，虽然年时已高，但从不卖老。他那严谨的治学精神，常常让我感怀在心，至今还在激励着我，治学为人以徐老为榜样，向内用力，做好自己。
　　在昌乐的“文学沙龙”中，当年起着顶梁柱作用的当属东山王小学王庆荣校长，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自然他在《宝石城文艺》创刊中，发挥过无人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前我曾在他家乡东山片工作，和他已成莫逆之交。他那时任大队的赤脚医生，在村中处事练达，行事精干，有过人的智慧和能力，在乡邻中人缘关系极好。当时我曾极力让他参与大队班子工作，后来他从事了教育，担起了东山王小学校长的领导工作。他是个性情中人，爱好文学，造诣颇深。三十年前就写出《耳环泪》等著作，其中一份复印稿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橱里。他又十分好客，昌乐的文友们自然也都愿意到他处相聚，他总是好烟好酒好茶的盛情款待。他老家院内有几株多年培育的牡丹，每到每年四五月间，他总是邀约一批好友去他处赏花，借此赋诗作文，一起切磋文艺之道。至今我与萧老、徐老、建华、晓鸣、彬占、恒林、绪同等文友交谈起来，谁也说不清当年在庆荣所在的学校和家中相聚了多少次。当《宝石城文艺》协商酝酿创办的前后过程中，相聚的地点自然也就落在东山王小学了。每次商量此事，萧老师总是叫上我和秦晓鸣部长去庆荣处商定。那时县委宣传部吕兆德部长还健在，对创刊一事十分重视，亲到学校做具体指导。还有一中秦汶民校长，时任党史办韩文圣主任，南郝中专唐龙云校长，特别是文化馆杨子芳馆长都给予关心支持，还有数家企业厂长王开平、尹德成、郝承久、岳作胜等鼎力相助。但至今让我感怀的是一所普通小学竟成了一个县级最早文学刊物的发祥地，这在昌乐文学史上也是浓重的一笔。当然这与王庆荣校长当年发挥的作用所付出的贡献是绝对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忘记。
　　回顾《宝石城文艺》走过的二十年岁月，我们更应该感谢几任主编或执行主编萧云龙、王星营、郭建华、北晨及编委们所付出的辛劳，为发展我县文化事业，为培养我县中青年作家所做出的贡献，是他们把一份县级刊物做强做大的，多次受到评论大家刘锡诚老师和邱勋老师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在我写这篇纪念《宝石城文艺》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当年我开始用一支秃笔写作的时候，写出的一篇篇拙作，《宝石城文艺》从未嫌弃过，总是原文发表，极力相扶，正是那一篇篇拙作引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今天，在纪念它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福它，为繁荣我县文化事业，传承文学薪火，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奠基者
　　——写在《宝石城文艺》创刊二十周年之际
　　秦晓鸣
　　
　　2011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宝石城文艺》主编北晨同志的电话，说2012年5月，是《宝石城文艺》创刊二十周年，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放下电话，本来正在修炼“心静如水，波澜勿惊”功夫的我，一下子不平静了起来……是呵，作为《宝石城文艺》创刊的参与者，作为《宝石城文艺》成长的关注者，作为《宝石城文艺》忠实的读者，作为《宝石城文艺》热心的作者，我实在是激情难抑，难抑激情！
　　我翻箱倒柜，倒柜翻箱，从尘封已久的影集里，找出了那帧珍存多年的、彩色的、拍摄于昌乐镇东山王小学大门口的《宝石城文艺》创刊奠基时参与者的合影照片……啊！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的一群影像，蓦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看，坐在前排正中间的那位，是已故的吕兆德先生。他时任中共昌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负责全县的舆论宣传工作。他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学识丰厚、功底扎实、为人谦和、办事谨慎。为了创办《宝石城文艺》，他多次召集宣传、文化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及有关人员进行咨询和磋商。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他认为：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全县上下出现了一派“敢想、敢干、敢闯”，“一心一意抓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大好局面。同时，配合县委中心工作的宣传文化工作，也呈现出了喜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据有关资料显示：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艺创作业余作者，单是全县的文学社团就有八九个，昌乐一中、二中，鄌郚中学、职业中专、特师等等，都有自己的文学社团，都有一群群文学爱好者，已经构成了一股了不起的文艺创作力量。为了扶植业余作者的成长，为了维护业余作者的热情，为了展现业余作者的成果，创办一个全县性的文学刊物，已是势在必行、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于是乎，吕兆德部长经请县委主要领导同意后，决定召开一次会议，议定刊物名称，立即付诸实施。
　　会议地址选在哪里呢？当时有这样几种考虑：一个在县府招待所。因为这是县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县府招待所举行，名正言顺，吃住方便。另一个在昌乐镇。因为昌乐镇是我们县委宣传部的重要联络点，有些接待任务，常常委托他们办理。但是，最后选定了昌乐镇东山王小学。为什么选在东山王小学呢？原因有四：一是昌乐镇有一位热心文学、懂得文学、支持文学事业的镇委副书记王贯忠。熟悉王贯忠的人都知道，他热情、豪爽、开朗、大方，不仅能写，而且善画。他的各种绘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展览并且获奖。大概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当了多年的县文化局长，且建树颇丰。二是昌乐镇东山王小学有一位年青鼎盛、才华横溢、热情好客的校长——王庆荣。此时的王庆荣，已是县内外著名的青年作家。他从1982年开始在《青岛文学》、《山东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混沌日月》，中篇小说《狮殇》、《麻孩》，长篇历史小说《隋文帝》以及与人合作的二十二集电视文学剧本《蓝宝石之恋》等作品100多件、100多万字。当时，他也是《宝石城文艺》创刊的倡导者、支持者之一。三是与东山王小学毗邻的昌乐一中，有一位情注教育、关爱文学的好校长——秦汶民。一提秦校长大家都了解，这是一位年轻老诚、学养深厚、治校有方、政绩卓著的不可多得的治学高手。他先后获得“第五届全国优秀校长特殊贡献奖”、“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模范班主任”、“山东省园丁奖”、“潍坊市劳动模范”、“潍坊市优秀知识分子”、“潍坊市十佳校长”、“昌乐县人民勋章”、“昌乐县十佳公仆”等荣誉称号。他不但是一位管有主见、办有特色的校长，而且还是一位喜爱文学、坚持写作、文笔不错的业余作者。那时，他主办的《草山诗社》，已小有名气，不但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以文科见长的优秀生、高才生，而且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清新耐读的好作品。他也是大力支持创办《宝石城文艺》的同志之一。四是有两位乐尽地主之谊、热心文化事业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一位是东山王村支书王凯平，一位是南肖村支书萧光兴。王凯平是王庆荣的“父母官”；萧光兴是萧云龙的“父母官”。村谊加友谊，无话不说，无事不成。因此，邀请这两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参加《宝石城文艺》创刊奠基会议，也是《宝石城文艺》创刊史上的一个特色和一大亮点。
　　1992年5月3日，会议在昌乐镇东山王小学办公室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吕兆德、王贯忠、王庆荣、秦汶民、王凯平、萧光兴诸同志外，还有县文化馆的徐竟成老师、县党史委主任韩文圣同志、县文化馆创作组长、第一任《宝石城文艺》执行主编萧云龙同志，以及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笔者。
　　说到徐竟成老师，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国学大师”级的人物。他1958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师从著名画家于希宁、吕品、王企华诸先生学习中国画、水彩画、图案装饰等。他天资聪颖、极富灵性、触类旁通；他饱读诗书、学贯古今、造诣非浅；他书画篆刻、诗词歌赋、多才多艺。然而他清雅高韵、洞明练达、淡泊名利。正像他写的《题水仙花》那首诗表述的一样：“赏赐恩施非吾愿，何须豪取尽贪婪。向阳傍水心常惬，但奉清幽供论谈。”说句实在话，由他出任《宝石城文艺》执行主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但是他一再婉言谢绝，而极力推荐萧云龙同志担当此任，并承诺可以当好参谋，作好助手，协助萧云龙同志把刊物办好。
　　时任县党史委主任的韩文圣同志，是位“钩沉史海”、专著党史、奉献多多、功不可没的人物。他与吕兆德先生是老搭档：吕兆德任党史委主任时，他是副主任；吕兆德升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他晋升主任。他率领党史委的一班秀才们，为挖掘整理中共昌乐地方党的历史资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成年累月、殚精竭虑、笔耕不倦，先后整理编辑出版了《中共昌乐党史大事记》、《昌乐党史资料》等珍贵书刊若干集，为发现、保存、弘扬中共昌乐地方史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宝石城文艺》创办的鼓动者、支持者。据韩主任亲自跟我讲：在这次东山王小学会议之前，曾经在他家酝酿过刊物名称的问题。他热心参与、身体力行，为其后的《宝石城文艺》撰写和提供了大量的作品和史料。
　　现在要说的是《宝石城文艺》的开山人物——萧云龙。时任县文化馆创作组组长的萧云龙，是位才气十足、胸怀坦荡、性格爽直、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1959年6月23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居然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3000多字的小说《羊胡爷爷》。这一发表不要紧，给年轻的萧云龙编织出了一个美丽的梦——作家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毅然由一个正式铁路工人回到农村当了社员……为了实现这个作家梦而拼搏而挣扎而彷徨的萧云龙，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终于有了耀眼的回报——1980年1月《山东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穿“小鞋”的人》，并荣获1980年《山东文学》优秀小说一等奖。一时，在县内外，省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萧云龙也因此而声名雀起，闪耀文坛，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激情如火、踌躇满志的萧云龙，在前县文化馆创作组组长郭建华升任县文化局副局长，由他接任县文化馆创作组组长后，面对欣欣向荣的业余创作形势，与徐竟成老师反复筹划，决定创办一个文学刊物，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一个“自安自慰”的平台。经过他们努力的工作，“一切皆备，只欠东风”。萧云龙把第一期刊物的稿子准备停当后，只等给刊物命名了。
　　这个刊物究竟冠之以什么名堂呢？这就是我们这一干人马聚集东山王小学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有的同志追根溯源，说我们昌乐县在汉初立县的时候曰“营陵县”，为了彰显历史、传承有序，可以叫《营陵文艺》。有的同志建议明码实价，说我们昌乐县早在宋朝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就设置为昌乐县，还是叫《昌乐文艺》好。有的同志独钟乡情，说我们昌乐县发现了中国少有、世界罕见的大型蓝宝石矿藏，为了突出我们昌乐的这一特色，叫响昌乐“宝石之都”的品牌，发挥蓝宝石的优势，促进昌乐经济的发展，可以叫《蓝宝石文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最后，吕兆德部长集思广益、拍板定案：就叫《宝石城文艺》！
　　啊！《宝石城文艺》！一个多么突出地方特色，多么富于地方内涵，多么彰显地方形象，多么响亮明快的名字！全体与会人员眉飞色舞、异口同声、拍手称快！共同为《宝石城文艺》的创刊举行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奠基礼——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东山王小学大门外边，满怀喜悦、神情庄重地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照片！
　　静静地凝视着照片上这些熟悉的面孔，悠悠地回味着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历程，我倏然看到在我们照片中间，清晰地站出了一个人来——马进，我们尊敬的马进老师！时任县政府研究室主任的马进，是有口皆碑的“好人”！他尽管因公务繁忙，难以脱身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为《宝石城文艺》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用萧云龙的话说：“马进老师，不仅是我为农搞业余创作时就是全力支持者，而且是我一生创作道路上的指导者、鼓励者、卫护者。多少创作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都是马进老师在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排忧解难渡过来的。他听说我们要办刊物，便毫不犹豫地当了‘先行官’。不仅亲自为办刊出谋划策，撰写文章，而且四处奔走呼号，为办刊拉赞助、凑资金，或在领导面前吹热风、争支持。还与王庆荣、田世昌、于伶珠等老师主动担任编审工作。”这是萧云龙的肺腑之言，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的工夫，二十年过去了。《宝石城文艺》在萧云龙、王星营、郭建华、吴汉宾(北晨)几任主编(执行主编)的苦心经营、精心呵护、用心栽培下，在徐竟成、马进、田世昌、王庆荣、田恒林、朱彬占、刘天鹏等一大批老、中、青作者的大力支持、真心帮助、自觉维护下，已经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倜傥潇洒、世人瞩目的帅小伙子了！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特作新韵七律一首，祝《宝石城文艺》青春永驻，越办越好！
　　栉风沐雨二十年，
　　苦辣酸甜五味全。
　　自古文章通造化，
　　从来世事讲因缘。
　　一腔热血凭人论，
　　满腹真情任尔谈。
　　海阔天空昂首去，
　　乘风破浪唱新篇！
　　
　　写给《宝石城文艺》
　　宫焕悦
　　
　　漫天的流云
　　化作彩霞万朵
　　怒放的鲜花
　　迎来龙年火红的五月
　　今天是
　　《宝石城文艺》创刊廿周年
　　欢庆的声浪
　　漫过辽阔的山河
　　齐都营陵
　　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蕴藏着多少
　　动人的故事和传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
　　蓝宝石的闪亮登场
　　为昌乐富饶的历史
　　揭开宝贵的一页
　　就在那以后
　　一九九二年的五月
　　《宝石城文艺》应运而生
　　她的诞生
　　为昌乐增添了
　　最具生命力的
　　珍稀宝石一颗
　　她一经出世
　　豪情满怀
　　大江东去
　　她起步非凡
　　独立高楼
　　望尽天涯
　　朝晖尽为芙蓉国
　　她长途跋涉
　　为伊憔悴
　　衣带渐宽
　　八千里路云和月
　　她赫然天成
　　风采多姿
　　珠光宝气
　　昂首怒放众香国
　　她含笑迎春
　　目睹
　　寿阳叠翠
　　方山仙韵
　　宝石城在春天里崛起
　　她陶醉盛夏
　　阅尽
　　高崖碧水
　　西湖蓝天
　　孟津河白浪河
　　绿水长流
　　哗哗放歌
　　她痴情瑞雪
　　遍观大地四方
　　却不肯玷污
　　那一片白皑皑的圣洁
　　二十个春秋
　　她一步一个脚印
　　步步为“赢”
　　二十年风雨
　　她一年一个台阶
　　年年功名显赫
　　《宝石城文艺》笑了
　　她笑得
　　如此开心
　　如此爽朗
　　如此灿烂
　　《宝石城文艺》变了
　　她变成
　　婀娜多姿的靓女
　　变成
　　血气方刚的小伙
　　如今
　　她又承载着
　　历史的使命
　　读者的重托
　　带着欢欣和喜悦
　　带着蓝宝石的品质和光泽
　　在新的历史进程中
　　奋然前行
　　全力开拓
　　
　　心系群众身敬业
　　——再记原唐吾公社书记张政钧同志
　　赵守诚
　　
　　《宝石城文艺》2011年第四期发了拙文“身处危难心爱民——记原鄌郚公社书记张政钧同志二三事”之后，有同志曾打电话给我，说看了该文觉得很实在，很亲切。有些鄌郚乡亲见我后也主动谈论这事，并热情告诉我一些有关张政钧的事例和印象。不久我又接到《宝石城文艺》主编吴汉宾先生电话，说拙文发表后，反响很好，很大，希望我再进一步采访，再写一些相关内容。我就又将新获素材仔细梳理，又采访了几位曾结识张政钧或与之同事过的同志，续写此文，以复吴主编与鄌郚乡亲之挚约。
　　为要救济粮
　　与县委书记爬山越岭
　　公社时代是大集体，各农户统称“社员”，三五十户社员组成一个生产队，大约相当于现在各村的行政小组，是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管理着全队的生产和分配，生产大队(即现在的村委会)统一管理各生产队。那时兴各单位多报产量，多卖“余粮”，以显示本单位搞得好，致使多数社员，分口粮少，不够吃，不少生产队社员常年缺粮，缺口很大。而生产队、生产大队干部还不准社员说缺粮忍饿，以免给自己脸上“抹黑”，有社员被逼无奈去集上买地瓜干吃，路上碰到人问，还只好说：“买来喂猪”。各公社更是这样，争相虚报产量，力争“上游”，唯恐落后。当时的鄌郚公社面积很大，西北角的毕都片、北鄌郚片全属之。而全公社内平整肥沃土地很少，鄌郚绝大部分是山岭薄地、沟头崖岭，产量很低。张政钧比较讲究实际，每年报产量基本是据实而报，因而每年报的产量就大大低于其他公社，这就使县里领导很不满意。因为当时大气候所致，各县争相多报产量，多卖“余粮”，多贡献。县里领导也承受着评比的很大压力。1973年春，鄌郚公社多数社员已缺粮了，而县里却迫于大气候，又要“查找”产量，县领导对鄌郚的低产很不满，县委书记满玉成亲自来了鄌郚，想说服张政钧“提高”产量，张政钧自然明白书记的来意，就备了两辆自行车，说“满书记，咱俩下去走走看看吧。”两人并肩出了公社大门，向西经河西、郑家庄、钟家庄沟，直奔北鄌郚、毕都，一路上，路是坑坑凹凹的路，地是呲牙裂嘴的地，连草都多数瘦弱如发丝，他们骑车不如推车走的多，不少地方还得搬着车子走。还没到张政钧预定的目标车罗顶，两人就大汗淋漓、脚疼腿酸了，满书记提出：“咱坐下歇歇吧！”两人席地而坐，满书记深有体会地说：“嗯，我看清了，鄌郚的地质条件确实差。”张政钧趁势说：“我们报的产量是不高，可我们还是往外圈里报的呢！其实多数社员是一年缺半年口粮啊！”满书记理解下属的意图，就主动问他：“你说吧，就当前急需，得多少救济粮？”张政钧内心划算了一下西北几个特困片的人口缺粮情况，很坦率地说：“起码得三十万斤。”满书记一思量，按鄌郚全社人口算，每人只摊十斤，就爽快地说：“行！答复你的要求。”张政钧凭自己的良苦用心，为鄌郚人民争取了三十万斤口粮。回到公社驻地，送走满书记后，他立即打电话叫来全公社最困难的毕都片片长邱继三，问他：“你片里要基本解决社员吃粮问题需多少粮食？”邱片长不知其用意，略一估算，全片人口半年缺粮就是；四十多万斤，但他只说了如果有三万斤就能救急。张书记一口就答应：“给你六万斤。”一下惊得邱片长张口结舌，热泪盈眶。“那敢情好！”
　　……
　　张书记是凭自己对领土的山、沟、土地的了解，凭自己对社内臣民血肉深情为公社争来了30万斤口粮，而他自己为这次要粮所得的收获却是回来后腿疼了好几天。
　　地方行政长官职系百姓的衣食住行，旧时称之为“父母官”，张政钧可谓尽心尽力，尽了一位“父母官”应尽的职责。
　　重人才办起乐器厂
　　毛主席发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城市同时开展“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1970年，鄌郚公社分来几户青岛居民，安排在了刘家庄。这些人一点农活也不会，并且连用煤灯、用水桶打水这些普通生活技能也不会。张政钧指示大队要好好照顾他们，大队安排了专人教导他们生产、生活。大队反映其中一名姓姚的好拉一种歪着脖子拉的琴，张政钧知道那叫小提琴，是一种普通乐器，并不怎么在意，后来听说那人原是一家乐器厂的技师，会造小提琴。他拉的那小提琴就是他自己做的。张书记来兴趣了，亲自到刘家庄会见了这位老姚，仔细端详了他自制的小提琴，听他拉了几首曲子，就问他：“这提琴从头到尾全是你自己做的吗？”“弦是买的现成的，别的全是自己做的。”“你再做一把我看看行吗？”“行啊！”老姚以为张书记想要琴，就一口答应了，当天就动工开始制作起来。
　　每隔几天，张书记就来一趟，询问制琴进度，并亲眼看着操作一番，老姚自然是认真回答书记的询问，边干边解释每道工序的作用和要求，并抢时间抓紧制作，二十几天后，一把纯手工制作的崭新小提琴制作成功了。张政钧拿起来，和老姚原先拉的那一把仔细比对一番，确实一模一样，他让老姚拉了一曲，和原先那把一样动听。这时他提出了一个老姚压根儿没想到的问题：
　　“咱们办一个工厂，你领着工人造提琴，行吗？”
　　老姚认真思考了一下，很负责任地回答：“技术我完全负责没问题，管理一个厂子，我不行。”
　　原来张政钧要老姚做小提琴，根本不是想要琴，而是在考察老姚能不能完整造成小提琴，当他亲见老姚完整造成一把小提琴后，决心下定了。经过一段全方位筹划以后，“鄌郚乐器厂”正式建成投产了，生产大、小提琴，口琴。1973年纳入国家计划，并为轻工部部管产品。后陆续增产响板、京胡、测绘仪器、儿童运动娱乐器械等产品。
　　鄌郚乐器厂的建成，使老姚的特长技术得到了完全发挥，为鄌郚公社社员提供了几百个就业岗位，为鄌郚公社、昌乐县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开创了昌乐社办企业向高档次产业发展的新局面。之前，昌乐公社办企业仅一社一处小型农修厂，为修造小农具服务。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鄌郚乐器厂的诞生，为昌乐县的乐器生产埋下了根系，播下了种子，四十年后的今天，昌乐县的乐器生产业之所以如此辉煌发展，如火如荼，不可否认是与当年鄌郚乐器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无官身不轻 主动多干活
　　1976年，张政钧被免去工业局局长职务，调到县良种场当一名普通职工。从公社、大局的一把手，一下降为一名普通职工，一般人思想很难承受，难免会发牢骚，使性子，甚至会“破罐子破摔”，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言行，起码会“无官一身轻”，闭目养神，消极怠工。当时的良种场领导也觉得，组织上安排他来就给他发工资而已，没指望他干什么活。
　　多数人没有想到，张政钧来到良种场，既不牢骚怪话，更不为难领导，而是铺下了身子，放下了架子，踏踏实实做一名普通职工，积极主动干活劳动。良种场是个农业实验示范单位，一切工作都是农活，锄地、除草、施肥、浇水、收割、打场，件件活儿都是又脏又累。场领导考虑到张政钧的具体情况，没有把他分到具体班组，也没给他分配具体任务，只安排他：“你注意帮助全面照看着，发现什么问题给我们领导班子提个醒就行。”张政钧答应着，而实际却是每天都早早吃了饭，和职工一起下地干活。统一休息他休息，统一下手他下手，每天都一直顶班干到晌午或傍晚下班，下班时还要周围巡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扫尾的事。一次在锄玉米，休息时锄都撂在地里，一位职工家里来了客人，他回去招待一下，没想到那客人来是有急事，叫着那职工走了。下班时那锄仍撂在那里，张政钧不声不响去拾了起来，扛着两张锄回来，给那同志送回家。
　　一日麦收打场，大伙儿一直忙活到天黑才收工吃晚饭。管生产的副场长怕有什么落漏，又回场院查看，只见张政钧还在用苫子苫麦穰垛，压棍子。副场长催他先回家吃饭，他说：“我看着刚才是云彩接太阳，怕天不大好，咱还是先把它拾掇好，省得半夜五更来了雨，现起来拾掇来不及。”结果，半夜时分真的雷声大作，下起了急雨，当人们从酣梦中惊醒，慌慌忙忙跑到场院去拾掇时，见场院里的一切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万无一失了，可谁也不知道这是老张在下雨前就早早悄悄干好的。家是北三里的当时任良种场领导班子成员的李凤仪曾经说：“张政钧在良种场这几年，是既操着领导干部的心，又干着普通职工的活。”这应该是对张政钧良种场生活工作的准确评价，他就这样在良种场工作生活，一直到1980年调到县水泥厂任厂长。
　　
　　画梅须具梅气骨
　　人与梅花一样清
　　刘其安
　　
　　说实在的，朋友嘱我写一写画家高兴泰，我的确是感到了极大难度的。为什么呢？高先生名副其实，是位高人哪！写人难，写高人更难！不过呢，难归难，这个动作我还是硬着头皮要做的，因为我与高先生虽然算不得什么深交，然而彼此间的认识也总归有个三五年了吧。我对先生的人品画艺 ，一直钦敬有加。今天我在这里说说我所了解的高先生，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了解高先生，做高先生的朋友。
　　高先生少年时代即辍学务农，虽饱经磨难，却刻苦自励，一直未放松过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追求。他少年学画，尤喜山水和梅花。书法少习颜、柳、二王，长师武中奇。1986年，昌乐县政协举办全县书画函授大学，他背着铺盖从百里之外的乡村赶到县城参加学习。三年的时间，一天也没有耽搁。后来有幸得到仰慕已久的画坛巨擘于希宁先生的指教。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表达方式，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从山水画中我们可以集中体味中国画的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与心灵享受，诠释着祖国山河的壮美和婉约、宁静和安详。先生的山水作品，如《云路通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意境深动，清新秀雅，布局合理，视觉效果上佳，适合挂在客厅或办公室，画面的云层、山脉等细节上能看出先生的细腻画功。高先生的山水画意境源于他对生活的感悟。清代方薰指出：“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庸则庸，俗则俗矣。”先生山水画作的意境当然来源于客观自然，意境是实的形象与虚的联想之结合，描绘的景物形象是实，引起人的联想是虚，由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是虚实的结合。他注重从个人视角发掘大自然之美，画面侧重写实，用笔简练，形成独具个性的艺术风貌，作品意境深遂，画风老辣，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型画展并获奖，是位具有创作实力和水平的画家。
　　先生的山水画有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画作表达独树一帜，在山与水中寻求到了情感的交融点，对于山石的表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构图间展现着一种动态美的艺术表达，活泼生动的气息充满了朝气，给人带来别具一格的山水体验，沉浸其中身心得到很好的放松，随着山水意境飞舞出属于自己的灵动和欢愉。《万壑千崖图》是高先生的画作，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为作品题字。画面纯净的艺术气息和活力引人入胜，延续了艺术家一贯的创作风格，充满了诗情画意，清新自然。中国的山水画不仅仅是写生的艺术，更是流淌心灵感悟的创作艺术，笔墨凝练，绘画语言却异常的生动。《泰山望人松》、《泰山雄姿》同样是高先生的作品，画面充满了斑驳的质感和蓬勃的气势，在沿袭传统表达的同时，艺术家加入了自己的特色，对重山的表达注重对比度的表现，山间丛林与山体的巍峨巧妙融合，将山体的延伸之感、迷雾之感、仙境之感表现的淋漓尽致。中国人自古便对山水画情有独钟，畅游其中感受着大自然的清新静谧，表达着质朴的心境，饱含着文人气质，浸润期中感受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在备受国人关注和喜爱的山水画中，先生的画中融入了自己的风格，演绎着气势磅礴的山水，带给我们生动的艺术享受。
　　梅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最有骨气的花儿，二十四番花信使之首，被誉为“花魁”。她冰枝嫩绿，疏影清雅，花色美秀，幽香宜人花期独早，“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别的花都是春天才开，它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历来为诗人所吟咏，为画家所描绘。
　　中国历史上擅画梅花又有成就的画家并不是很多，翻阅书画史可知有北宋画家仲仁，始创墨梅画法，有“墨梅鼻祖”之称，将枝干虬曲、疏影横斜之神态勾勒得淋漓尽致。而现存最早的梅花画要算杨补之的《四清图》了。而元代王冕，以墨梅诗、画闻名于世。别人画梅，多写老干疏枝。而王冕多写嫩枝，突出梅花的清拔，似有风拂欲动之感。其画梅代表作有《梅花图轴》。明代陈老莲画梅，其枝干老辣浑厚，而又不失典雅俏丽。清代画梅高手，要数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金农画梅，不疏不繁，独创一格。李方膺画梅尤精，有印章曰“梅花手段”。常题梅花诗，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汪士慎画梅，简枝繁花，有空里疏香，风雪山林之趣。老年失一目，尚能挥写自如，自称“尚留一目看梅花”。
　　当代画梅画家则如漫天星斗，光彩熠熠且各具特色。擅长山水画的高先生，更擅写梅。先生面庞清瘦，朗眉俊目，精神矍铄，貌相原本活脱脱就仿佛一株虬枝妍花的老梅。多年来，他凭着对绘画艺术的不懈追求，悉心钻研，努力探索画梅技巧，练就一手绝色梅花。其丈二《红梅图》得到当今名家冯远先生极高的评价，并欣然为其画作题字。先生笔下的梅花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气势非凡，与众不同。那挺拔的枝干，俊美的枝丫，映雪吐艳，凌寒飘香，笔笔皆是传神之作。画笔雄浑有力，渲墨自然洒脱。出自先生笔下的梅花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用妩媚多姿形容唯恐显不出他的非凡气概，而用铁骨铮铮来形容又显不出他的高雅圣洁，他的梅花不光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而且有一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坚贞气节和一种坚强刚毅、大义凛然的精神气概融于作品之中，当然这也与他多年来深厚的功底和他发自内心对绘画的热情是分不开的。多年来，他饱含着对艺术的一腔热忱，不断探索创新，使梅花的姿态与梅花的灵魂完美的契合，使绘画的精神与鲜明的个性完美的契合。这也正是他取得成功的完美体现。
　　先生梅花作品中的朵朵梅花在其富有神韵的笔墨下，被描绘的栩栩如生、争奇斗艳、竞相盛开。作品在给我们带来心灵触动的同时，也传递着积极向上、乐观的人生态度。在用笔方面，先生采用了干湿结合来勾勒梅花的坚忍不拔与自强不息。同样为张海先生题字的作品《瑞雪迎春图》，是高先生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孕育的一幅佳作，该作品从它的画风、画理、笔墨和意境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流露出高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艺术的独到见解。
　　先生的画作《玉骨冰心图》、《碧玉娇姿图》等，布局合理，构制得当。密中透气，实里含虚。画家主要以中锋、侧锋的笔法，细致入微地摹写景物并利用笔、墨、色的巧妙点染和挥洒，创造一种清新、高雅的意境。《瑞雪图》则以大面积的灰、黑为主色调，既渲染出雪雾迷鞯亩�季特征，又恰到好处地衬托了怒放中的梅花之白。整幅画面色彩既对比强烈又调合统一。《清芬图》，荣获“神七载画上天遨游”优秀奖，它所表现的主题，是不言而喻的，即“不经几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
　　我来采访时，先生正在创作着一幅墨梅小画，是送给友人的。作品虽着墨不多，却笔龙走蛇，飞墨点点，传达出画家沉雄淡远的意境。梅花高洁傲骨、暗香浮动的灵性跃然纸上，真是令人陶醉。其作品的高华超脱，匠心独运，出笔冷峭新奇，墨气宏浑，苍老古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名不虚传。
　　先生所有的梅花都空灵淡泊，不饰重彩，铁骨铮铮，甚至梅的主干也不直示。他画梅多采用“没骨法”，用水墨涂干画枝，形神突兀，勾魂摄魄。作画的笔墨技巧运用服从意境，体现了他的笔墨与意境的统一。看他的画梅之作，笔墨纯粹地与客体、主体、气韵、意境、精神化为了一个整体，或枯笔勾皴复点淡淡湿墨，或横笔皴擦虚虚实实，使画面刚柔相济，反差相衬；其老干凝厚，新花活泼，折枝多姿，形神兼备，充满蓬勃生机和昂然之气。
　　“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先生在梅花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通过梅花展示了自己的胸臆襟怀。唐代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后世画家将笔、墨并列看作艺术之归宿，明末的恽南田认为“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高先生继承发扬的正是这种内美与外美、精神与笔墨的统一观。我认为，笔墨的运用既是画家的基本功，又是自我修养的表露，这直接与画家的人品、胸怀、个人特征、文化修养、丰富的阅历等密切相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才、德、勤、修养是缺一不可的。
　　最后，我们把高兴泰先生的艺术简历展示在这里供大家了解：
　　高兴泰，天津画院特聘画师，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香港美术家协会会员，潍坊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潍坊市农民书画美术研究会理事，原政协昌乐县第六、七、八届委员，昌乐县美协副主席。
　　1994年，山东省“齐鲁农民书画展”作品《清气宜人》获三等奖。
　　2004年，作品《铁骨生春》入选全国十届美展，山东省美协入选展。
　　2005年，作品《清芬图》获山东省美协举办的“纪念曾子诞辰2510周年全国书画大奖赛”优秀奖。
　　2005年，作品《清明乾坤，洁净无尘》获全国环保总局、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的“广大环保杯”首届全国书画大奖 赛美术类优秀奖。
　　2005年3月，作品《梅花香自苦寒来》入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写意画展”。
　　2005年4月，作品《白梅图》获文化部中国画创作中心，香港美术家协会、香港书法家协会、天津画院共同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书画艺术大展”优秀奖。
　　2006年7月，作品《铁骨清芬图》获中国残联、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奥会书画大展”银奖。
　　2006年7月，作品《铁骨生春》获“潍坊市建党85周年书画展”银奖。
　　2006年7月，作品《飞雪迎春》获“第二届全国农民书画展”铜奖。
　　2006年10月，作品获“山东省群星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大展”三等奖。
　　2006年11月，作品《留得清芬写春秋》获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共同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中国书画精品展”优秀奖。
　　2007年1月，作品《白梅》入展省政协、省美协、省书协、省书画学会、省诗词学会共同举办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走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书画展。
　　2008年8月，书法作品《高风亮节》入展首届“鸢都民防杯”全国榜书大展，获优秀奖。
　　2008年9月，作品《自是花中第一家》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山西省文联主办的《中国·芮城首届永乐宫国际艺术节书画大展》获百家奖。
　　2009年9月，作品《清韵》入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陕西省文联主办的《中国·芮城第二届永乐宫国际艺术节书画大展》获入展奖。
　　2010年10月，作品《碧玉图》获“和平颂”神七太空飞行艺术之旅国画优秀奖。
　　2012年1月
　　《夏日拯救》后记
　　北晨
　　几年前我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已难以完全回忆起来。或许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我曾写过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的作品，却唯独没有写过儿童文学的小说，可是实际上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很可能就是前辈作家们的那些经典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文学的童话故事，因为某种执拗的潜意识促使我拿起笔让我尝试一下这种体裁的创作，接触一下这个领域。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故事去写和为什么这样写，现在努力地去回想，似乎也有点说不清楚。当我现在写这篇“后记”，试图通过回忆努力向读者朋友们说明一下我当初写这个小说的初衷的时候，头脑里总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难以理清思绪。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肯定的，那就是骨子里对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敬畏，我以为这部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仅是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典型的成人童话。用这个理由解释我之所以选择一群少年历经艰难困苦去拯救一群被囚禁的猴子作为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或许更容易令人信服。那么，为什么这样写呢？这应该说是基于我对当下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创作都一股脑儿地去写“童话”、“神话”、“幻想”甚至是“穿越”的一种逆反与抗争心理吧？！儿童文学要不要去写现实生活的题材，或者说，儿童文学可不可以用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去表现？尽管这是一个很“小儿科”的问题，但却也是一个值得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我这里，这个似乎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我始终认为，作为儿童文学，它应该去写童话世界、科幻世界和也可以去写穿越历史、戏说历史，但是，它却不应该回避和排斥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手法的创作。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在创作这个小说时，采用了这种被朋友们称作“言实”的写法。
　　用“言实”的写法去表现这样一个童话色彩很浓的一群少年拯救一群被囚禁的猴子的故事，是我个人的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而由“言实”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却是我的一种非常随和的选择。说是非常随和，是因为我听从了一位从事图书策划和出版工作的朋友的意见，没有一丁点儿我自己的想法和异议。朋友对我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这个小说，再合适不过了。朋友的话，我信。
　　这个儿童文学的小说在我写成初稿的大约一两年之后，也即二〇〇五年的冬天，一位在《当代文苑》文学期刊社工作的朋友与我一起吃饭时，我对他谈起过我的这个小说的故事梗概。这位朋友要我将稿子复印一份给他，他说他要带回去看看。不久之后的二〇〇六年的春天或夏天，《当代文苑》就选载了这个小说当中的大部分章节。这之后，它就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室的橱子里，无声无息，任凭那些繁琐的日子从它的身边也从我的身边一点一滴地流逝。时间的零零碎碎似水流失，不仅冲淡着我对过去了的许多往事的记忆，而且也冲淡着我对过去了的许多往事的热心。以至于，“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成了我的一句口头禅，也成了我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的精神麻药。直到又过了几年之后的去年冬天，我在与我少年时的同学好友张斗宇先生通电话时，他又关切地问起我曾在《当代文苑》上刊载过的这个小说，他极力地劝我应该再润色一下，出版单行本，以便让更多的读者朋友看到它的全貌。虽然远在两地，虽然已有许多年不曾见面，但他话语里透露出的殷殷之情，让我在电话里觉得可亲可近。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或者说，我不能拒绝我少年时的好朋友的好心劝说。所以，当我下定了决心，开始整理和校改这个小说稿子的时候，心中时常涌现出我的这位少年时的同学好友的身影。虽然他现在和我一样已经在一种不经意和无奈中慢慢步入了中年人的行列，他在他们那座城市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已是一位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的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是，想起他，我心中浮现出的，却总是他少年时的样子，一个山村学校的少年学生，一副总爱在胳膊窝里夹拿着一两本书本匆匆忙忙地走着的模样。也许，他这样一副少年学生的简单的、同时也是本色的模样，即便到了我们真的都老了的时候，在我心里也不会改变。
　　我要感谢我的这位少年时的同学好友张斗宇先生，感谢他使我重新关注和审视我的这部几年前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对我的这部旧作的重新整理和校改的过程中，使我重温和回味了当时写作这个东西时的心境，找回了一颗不该丢失的童心。这，在我以为我看破了当今世事的形形色色和看透了这形形色色之下的玄机，我的心已经老了的时候，尤为重要。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身边所有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才使我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热爱写作，并在一个个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写下去。
　　我更要感谢多年来给我的写作以支持和厚爱的读者朋友们，感谢读者朋友们以往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问世后给予我的鼓励、赞许和意见、建议。在此，我同样以一颗虔诚的心，恭候各位热心的读者朋友对我的这个小说的批评指正。
　　2012年3月5日
　　
　　思 绪
　　雷振宇
　　
　　稻 子
　　太阳烧水的温度
　　成就你金灿灿的黄
　　你哈腰迎接的
　　个个都是你前世情人
　　把你娶回婆家，深锁闺中
　　情人无情，落寂为生
　　当日头备酒为你饯行
　　你将被盘剥碾压与拷打
　　面对人类生存的沸腾欲望
　　你无怨无悔，英勇献身
　　玉 米
　　秋风中，你依然亭亭玉立
　　慢慢钙化的身段还是那般灵巧
　　秋雨下，你怨恨绵绵无期
　　粉黄的心思总是迟迟难以如愿
　　秋阳高，你咧嘴在浅笑
　　一排排整齐的牙齿
　　把个日头全咬掉
　　红 薯
　　藤蔓，伸屈长茎缠绕的
　　总是你浓浓的相思。
　　只只耳朵竖起，是在偷听
　　日月风雨对你的恩赐
　　这个季节，听觉慢慢在颓败
　　可欲望却天天在膨胀
　　你鼓足勇气冲出黄土地
　　见到的个个都是你的
　　红颜知己
　　大 豆
　　全树挂满的，都是金黄色的风铃
　　风中不见摇曳，也
　　听不见你锐耳的声音
　　我知道，是风儿软弱无力
　　蝶儿摇晃着僵硬的翅膀
　　它想与你走过深秋
　　你仍心思沉沉的想着……
　　我知道，你在想着明年夏季
　　八 月
　　被稻子喊醒的季节
　　当然是成熟的。
　　镶嵌着鱼尾皱有深藏不住的笑靥
　　桂树流香。每寸土地都是金黄金黄的颜色
　　怀抱成群结队的玉米
　　手挽习习的秋风秋雨
　　体内流出的都是醉人的芬芳
　　眼中的热情盛似火红的五月
　　中 秋
　　庭院里高大的桂树散发着古老的馨香
　　月光下习习的秋风吹醉了哪家的儿郎
　　今夜难眠，我不去想吴刚和嫦娥的心思
　　凌乱的思绪
　　总是显得不合逻辑
　　那些所谓的沉着与冷静
　　早在岁月的浪潮里化为泡影
　　慢慢地消失在
　　已逝的回忆里
　　凌乱的思绪
　　总是慌乱的不着边际
　　那些曾经的质朴与天真
　　伴着时间的河流化为水滴
　　融入那一眼望不穿的
　　禁锢的灵魂里
　　凌乱的思绪
　　荒诞了初夏的雨季
　　那些刻骨铭心的梦想
　　已经化为成长的剪影
　　唯一不变的
　　是那怀揣着信仰的秘密
　　
　　《艳阳天》诞生的前前后后
　　秋 川
　　
　　“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
　　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这是众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的人能够随口背诵出的一句话。
　　这是长篇小说《艳阳天》开篇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样一句话，吸引住千万读者，把他们带进东山坞那个小山村，结识了萧长春、焦淑红、韩百仲、焦二菊、弯弯绕、马大炮、马之悦、马小辫等等栩栩如生、形象鲜活的各色人物，与他们共同生活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时空中。尽管日月更迭、时光流逝，当年的读者从青少年长到了壮年，从壮年变成了老年，书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也有些淡忘，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印记在他们的头脑中。
　　《艳阳天》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北京郊区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浩然一生中所创作的十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是浩然在练笔六年，创作出一百余篇短篇小说，艺术水平得到很大提升，驾驭文字能力有了长足进步，生活积累更加丰厚的情况下创作的；是浩然整个创作生涯中、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艳阳天》的创作，调动了浩然当时全部的生活积累，囊括着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文化知识的吸收与占有，以及他对农村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对农民大众的朴素感情，代表了他那时的思想、艺术的水平和写作的全部力气。“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他终生也未曾动摇过。
　　《艳阳天》这部著作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但是它在创作、出版、发行过程中，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却鲜为人知。
　　一
　　年轻的记者浩然，怀着美妙的理想想以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入文学殿堂——萧也牧劝浩然像画家先画素描一样，先写、多写短篇，练好基本功——6年时间，创作发表了100余篇短篇小说——写作技巧、艺术水平的大幅提高，是保障《艳阳天》一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农村大地上，在火热生活中，浩然汲取着丰富的营养，为《艳阳天》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积累下大量素材。
　　1956年的初秋，浩然从位于当时河北省省会保定的《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担任记者。那时，他业余时间练习写作，理想极美，信心很足，而又急欲求成：想以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跨进文学殿堂的大门。他用了几百个夜晚的业余时间，写出一部题名《狂涛巨浪》的长篇小说。完稿的第二天，便匆忙就近地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收发室。过了一些日子，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负责人的萧也牧约请浩然到他家，听取对那部书稿的意见。
　　在那次的谈话中，萧也牧肯定了浩然这部书稿乡土气息很浓，对生活有独到的感受；作者本人有一定的艺术表现才能。同时也指出，由于实践少，经验不足，作品没有写成功，改起来费力气，而且成功的希望也很小。萧也牧劝浩然先从搞短篇入门，多写一些，像画家打下素描底子那样，练好基本功后，再写篇幅较长的作品。这样的好处是费力小而收效大。并鼓励浩然说：“你这部小说稿并没有作废，并没有白写，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多写些短篇小说，有了经验再改，是能够改成功的。即使不再改它了，另写新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实践，对你的提高和进步也一定起了积极作用，起码你对原始的生活素材进行了一次提炼，想了很多问题，在艺术方面也增加了实践经验……”
　　浩然听从了萧也牧的劝告，按照他的指点，回到家便把长篇手稿锁进箱子里，集中精力读中外经典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不久，《一匹瘦红马》、《雪纷纷》、《新媳妇》等一批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大部分篇章。浩然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余本短篇小说集(册)，到1962年才再次动手写长篇，创作出版了《艳阳天》。这一次他成功了，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个成功，为奠定浩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打下了牢固基础。
　　《艳阳天》的创作成功，萧也牧功不可没。功有多大，不敢妄下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使浩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少走了许多弯路。对于萧也牧，浩然始终是怀着感恩之情的，直到晚年，仍没有忘怀。在其所著的《怀念萧也牧》一文中，浩然这样写道：“我如今还时有这样的遐想：假如当初没有萧也牧明确诚挚的指路，假如我不信不听他的劝告，依旧死抱着那部长篇稿子硬着头皮啃下去，我的艺术道路得绕多少和多长的弯子呢？此时的我，将是个什么状况呢？我感谢萧也牧同志，永远怀念他！”
　　浩然在《俄文友好报》先是担任记者部的记者，记者部撤销后，便做了编辑。从记者变为编辑，工作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浩然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经常不断地生活在乡村，与他所熟悉的农民亲密接触，投身到火热沸腾的现实生活了。这使浩然觉得自己仿佛被隔绝、被封闭，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创作源泉似乎也日显枯竭。报社的个别领导以搞好本职工作为由，不仅不支持浩然的业余创作，还人为的设置种种阻碍，甚至给他扣上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帽子，这更让浩然感到压抑和烦闷。浩然不甘心这样被“囚禁”在办公室里，他不仅要直接了解新生活，还要亲身参与到其中，他要把新生活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向读者鼓吹。在情急之下，浩然想出一个能起到暂时缓解作用的办法：周六傍晚下班的时候，带上干粮，骑上早已准备好的自行车，直奔百余里外的生活“根据地”——顺义县焦庄户。骑到半路饿了，就吃口干粮继续加紧赶路。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到达焦庄户时，社员们还未夜战收工。浩然回到他所热爱、熟悉的乡村，便把所有的烦恼和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跟乡亲们一块儿边干活儿边聊天，把分别后在农村里发生的新鲜事儿全了解了解，再收工休息。第二天早起再跟社员、干部们边干活边聊天。夜间稍微打个盹儿，起五更骑车返城，在上班之前赶到单位。事情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地进行着。此时的浩然，心胸就如同一个密封多时、不见天日的房间被突然打开一扇窗户，灿烂的阳光、怡人的和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人神清气爽。浩然运用这个办法积蓄着生活素材，创作激情也随之高涨，新作源源不断问世，写出了小说集《新春曲》中的大部分篇章。
　　时间在飞逝，浩然那充满愉悦的心里，又渐渐地被不满和不安所占据。目前的做法，虽能在洞开的小窗前注视多彩世界，但受到旁物遮掩；虽能享受阳光雨露，但毕竟数量有限。不似伫立旷野，让人视野更开阔，呼吸更畅快，更能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况且，这扇被悄然打开的小窗，随时可能被人再突然关闭；即使暂时不被关闭，如此凭窗观景，也如同在因干渴而裂口的嘴唇上涂抹一点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经过缜密思考，他做出新的决定：向领导提出到农村下放劳动。在浩然多次申请和坚决要求下，他终于在1960年4月8日来到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永生难忘的下放劳动生活。
　　昌乐东村那二百多个日日夜夜，对浩然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他创作出《艳阳天》及取得成功，更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浩然生在农家，长在农村，参加革命后，曾担任过八年村、区、县农村基层干部；当了新闻记者，依然没有脱离农村，没有间断与农民的接触，可以说，他始终生活在农村这块广袤的大地上。但此次来到昌乐下放劳动，却跟以往的经历有了很大的区别：时代变了，背景变了，担负的责任也变了。
　　东村从一开春便吃国家的统销粮，浩然到那里的时候，小麦刚返青，当地的农民对他说：麦子下来就不再吃统销粮，生活也改善了。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浩然对满地的小麦发生了难以言传的兴趣。给麦田除草、浇水摇水车，累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可一想到小麦丰收会给全村带来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所有劳苦就都丢在了脑后。浩然亲身经历着小麦拔茎、吐穗、扬花，从青变黄的整个过程，深深感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
　　在东村，浩然不仅是下放干部小组的负责人，还担任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书记，不是挂职锻炼，不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掌控着全村几百口人命运的大权，担负着十分具体的重大责任。当时正是严峻的“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由于有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从省里到县里都给各村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允许出现饿死人的事情。浩然，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要带领社员抓农业生产、搞副业经营，还要防范日益严重的偷盗风。在当时的乡村里，粮食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开始不断遭到偷盗，不仅损害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利益，而且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如果不加以有效的制止和控制，任其自由蔓延泛滥，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偷盗庄稼的人不仅有本村的，也有附近邻村的；有些人确是因为饥饿而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则并非如此，完全因私心作祟。浩然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担子的沉重。他一方面精打细算，尽可能地让社员既吃饱肚子，又使食堂的存粮能够接续到新粮下来；一方面组织下放干部、队干部和可靠的社员日夜看守、巡查，严防偷盗行为。当庄稼收割上场，更是夜夜守护在场院上。
　　在下放劳动期间的许多经历，对浩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如，寡言少语的老保管田敬元，把队里给他的守夜补助粮让给他人，自己偷偷吃野菜充饥。社员们顶风冒雨抢收小麦，刚把付出千辛万苦收获的麦子垛放到场院上，就遇到连阴雨；多亏“阴郁呆滞”的老汉田明先提醒，才发现原以为遮盖很严实的麦垛有些已经漏了雨，社员、干部日夜抢救，避免了已经到嘴边的粮食霉烂在场上的严重后果；不仅保住了国家十多万斤公粮，也保住了社员生活的指望。一次因为阴雨，食堂的炭和木柴发生困难，将要被迫断炊；当得知消息的浩然赶到时，食堂的门前已经聚集起许多社员；浩然敏感的觉察到这些人完全相反的态度：有的焦急不安，队长一号召，便积极地把家里的木柴抱来支持食堂开火；有的冷眼旁观，甚至于端来盛粮的家伙，准备分粮散伙；前者多是贫农和下中农，而后者则多是老中农和富农。等等。
　　浩然在东村所经历的这一切，使他对农民淳朴、善良、憨直的本性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农村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境况中，不同的思想心态、行为举止，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了解；进一步感受到劳动果实不仅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还饱含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深厚的感情。这些感受，这些场景，这些难忘又难得的经历，全部在浩然此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艺术地再现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
　　写作技巧提高了，生活积累丰富了，创作激情也产生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62年底，技巧、素材、激情、时间同时具备，《艳阳天》的创作水到渠成，获得成功顺理成章——忘我的写作，每天以万字的速度进行，13天拟出草稿——小说稿送到出版社，先后两次擅自将手稿借出——《收获》复刊号刊出《艳阳天》，作家出版社加紧进行修改、编辑、出版工作——为保证国庆节前出书，出版社想尽办法，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艺术水平提高了，驾驭文字能力增强了，生活积累了，素材丰富了，万事俱备，只待动笔写作，将孕育在头脑中的故事落到纸上。但好事总是多磨的，一个人所企盼的成功，不会轻而易举的获得，而一次较大的成功，则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和坎坷。
　　1957年，浩然在农村曾遇到过一场坏人挑动落后群众抢农业社集体粮食的事件，引起创作这一题材小说的构想，便开始了酝酿。1958年，做为中篇初拟了一部分大纲，定名为《真金不怕火炼》，后感得尚不成熟，便暂时搁置。到了1959年，浩然同时构思起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名为《阳关大道》，写农业合作化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第二部仍是《真金不怕火炼》，写1957年农村里的风暴。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他觉得，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生活上，都应当集中精力写好一部，而考虑比较成熟的是后者。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两部长篇小说的材料揉在一起，使之更浓一些，标题亦改为《云火录》，即是这云雨烈火的记录。这部长篇小说计划写20章，约15万字，并支起了整部小说的架子。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邢菁子正约请浩然为他们写部长篇，她听了这部小说的构思、写作情况后，给了浩然很多鼓励。由于多种原因，这部小说的创作再一次被搁置。经过1960年昌乐东村那难忘的八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小说的创作思路更为清晰，内容更为丰富，并有了创作的冲动。当时拟定的题目仍为《云火录》，计划在1961年1月下旬开始动笔，并与《人民文学》的编辑崔道怡谈了故事梗概。崔道怡给了浩然许多热情的鼓励和中肯的建议，使得浩然的信心更足，下定决心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好。各方面的条件看似都已经成熟了，而浩然却仍不能随心所愿地开笔。
　　那时，浩然搞的是业余创作，虽然天天下决心写这部长篇，也定下了开始的时间，但是客观条件却不允许他照计划行事。要上班，做好本职工作；要搞家务，3个孩子大的不到10岁，小的也只有两三岁，家庭生活完全靠妻子一人操劳是不可能的；虽然只发表了百余篇短篇小说，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名声，读者来信不断，各地报刊编辑部更是经常索稿、催稿，到处“欠债”，成为很大的精神负担，有的杂志社只见到浩然给的文章标题，便刊出了预告；各类来访者频频出现在办公室和家中。这一宗宗、一件件的“琐事”，耗费着浩然的精力，占用着他的时间。在日益严重的焦虑中，就这样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腹稿仍是腹稿，依然在浩然的头脑中继续孕育着。
　　1962年初冬的一天，久未联系的萧也牧来到浩然家，谈过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要给他出版一本选集的事情后，说到长篇的创作问题。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对浩然说：“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萧也牧的鼓励，使浩然更加下定了决心。就在这一年的12月，浩然终于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于26日下午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休养所。
　　一心想着为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浩然，满怀信心的来到作家休养所，始料不及的遭遇新的困扰：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从何处开始落笔？万语千言，从哪里说起？冥思苦想了两天，不仅没有理出头绪，反而越发的担心那来之不易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白白溜走；与其这样对着稿纸发呆，不如回去搞短篇小说的创作。在犹豫不决中，他给朋友王主玉打电话，述说了自己的苦闷。王主玉对浩然说：缕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王主玉的话使浩然眼前一亮：素材最感动人，写起来最顺手的是那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景，就先从这里下笔。当浩然再一次面对稿纸，熟悉的生活情景涌现在眼前，还勾起许多联想，把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都调动起来了。从此，紧张的写作生活开始了，作品构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如同一股旺泉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地从浩然的笔下，流泻在稿纸上。浩然不敢更不愿荒废这来之不易的分分秒秒，拼命地在纸上用笔耕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写作时间达12小时之多，基本上都以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8万字。1963年元旦的前夕，同住的其他作家们都早已下山回家过节，而浩然因要参加12月30日晚间中国作协宴请在京会员的聚会，才不得不在当日下午下山回城，31日与家人过一天节，1963年元旦的中午就又赶回到西山继续写作。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原拟的几个人物没有写进去，倒是写出了几个临时“跳”出来的人物。浩然的情绪高涨，而且越写越高，他充满信心，要把这部作品创作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
　　1963年1月9日，浩然完成了《艳阳天》第一卷的起草工作，共计33章，15万字。从动笔到草出，历时13天。对于草出的第一卷，浩然有一个明确的感受：饲养员马老四这个人物基本写出来了。浩然用真情实感塑造了这一人物，许多情节都让他动了感情。特别是马老四省下口粮喂社里的小牲口，而自己吃野菜充饥被萧长春发现后，是含着泪水写出这两个人在饲养场感情交流的那段文字的。在以后多次的修改、校对过程中，每接触到这一章节，浩然的心都为之一热。小说发表后的那几年间，浩然收到许多包括日本读者的来信，都肯定了“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这一情节的真实描写，不仅使作者本人感动，也感动了千千万万个读者。
　　《艳阳天》第一卷草毕之时，浩然在内心中对一个人由衷地感谢，这个人便是王主玉。王主玉性格爽朗、热情，当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尽管与浩然相识不久，但他们已成为要好的朋友。为了使浩然专心致志创作《艳阳天》，他不仅在精神上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还经常到西山看望浩然，送去急需的物品，并且主动到幼儿园帮助接送浩然的孩子，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甚至到商店购物。对此，浩然觉得，不写出、写好这部书，将对不起这位朋友。
　　1月15日开始，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草稿进行抄改，增添了一些内容，到4月5日，正式地脱出第一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第一稿共30章，500字的稿纸用了747页，约计37.35万字。
　　手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似乎并没有被编辑所看重，被搁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桌上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艳阳天》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在阅读了手稿后，当即决定撤下原定刊发的长篇小说，在《收获》的复刊号上刊登《艳阳天》。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版面上除了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艳阳天》第一卷，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于是找到浩然，希望做一些删改。大幅度删节自己心血的结晶，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删节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杂志社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浩然只得利用在上海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商讨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的间隙，忍痛对手稿做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的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浩然十分担心，如此发表出去，很可能会大大的败坏读者的胃口。《收获》杂志1964年第1期，刊登了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杂志在复刊号上就推出了《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在浩然交出手稿近一年后，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阳天》重视起来，加快了编辑出版工作的进程。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4年4月2日开始对《艳阳天》第一稿进行修改。这次的修改，工作量很大，也很艰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思绪像破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一天就“无中生有”的写出1万多字；碰到难题的时候，一天只能搞一点，还不理想。最紧张的时候，连中国作协开理事会，都在思来想去后舍弃，抓紧时间修改稿件。
　　从4月2日至5月13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手稿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从6月1日到8月10日对校样进行了三次修改。在这几次修改中，增删了人物，加减了情节；地名由“焦甲坞”改为“东山坞”；大脚焦二菊和韩百仲原本是住在村子两端的两家人，为了使人物丰满，故事有趣，把他俩变成了夫妻；哑巴这个人物，更是原作中连影子都不曾有的。
　　按照出版社的计划，《艳阳天》第一卷将于1964年8月13日发排。就在发排的前夕，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浩然所在的《红旗》杂志社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求审稿。这样一来，原定的出版计划就要被全部打乱。幸好是虚惊一场，不知何故，《红旗》杂志社没有审稿，让出版社先行发排了。这以后，浩然对校样又进行了两次修稿工作，9月14日完成最后的修饰，9月16日付型。
　　作家出版社计划在1964年国庆节前印出1万册上市，10月份内印出25万册平装，2千册精装。为了省工快速，将第一卷分成了上下两册印刷装订。不仅如此，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在上机器前的3日内，出版社校对、出版两科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到工厂去加班。《艳阳天》第一卷于1964年9月17日印刷厂上机器，9月29日下午出书，将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三
　　《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接受读者的检验，浩然充满自信——叶圣陶仅看到《收获》杂志的删节版就发来贺信，赞许与鼓励——电影制片厂、剧团要改编，电台要广播——各类读者座谈会相继召开，读者来信络绎不绝——出版社不断加印，各种版本计划印刷近1百万册——为适应工农兵读者的需要，决定出版农村版——《艳阳天》取得成功。
　　小说出版发行了，裁判权就归属于社会，将接受读者的检验。在此时此刻，浩然的内心是充满喜悦的，同时也是十分安静的。喜悦，是因为他的心血，他的辛勤劳作结出了果实，他的愿望已初步实现；安静，则缘于他的自信。
　　浩然的自信是有依据的，浩然的自信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艳阳天》第一卷的面世，尽管在当时的评论界没有引起过多的反应，但在社会其他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64年2月，叶圣陶在读了《收获》复刊号上刊登的《艳阳天》后，深为喜爱，立即给浩然写信：
　　浩然同志惠鉴：
　　接到《收获》而后，即读大作《艳阳天》，迄于昨日，十五章读毕。此作可谓足下创作上之大进展，我喜不能禁，欲写一信致意。数年间之深入农村，潜心学习，于此足见收获之大。方针政策，农村中之两种矛盾，我皆知之甚浅，然观大作，亦能断其认识之真，体会之切。所叙若干人物，皆有血有肉宛然在目。深足感人之场面不一而足，我辄思之久久，然后读览下文。文辞亦大胜于前，循而诵之，饶有余味。此非仅技巧之事，根源还在于思想认识。根深乃能枝茂，源远乃能流长，理固然也。篇末有附语，请读者提意见。我只欲提一点，作者说明人物性习与心理状态之处，似稍嫌其多，可否作适当之删汰。此宜于叙写行动与对话之时宛委表达之，俾读者自为领悟。再者，足下此作势必传入广大农村，为农民之读物，而多作说明，其方法来自外国小说，恐未必为群众所易接受。浅见不定有当，聊供考虑耳。全书何时完成？我深盼其早日印出，获观全豹也。据闻足下近在上海编电影剧本，未知确否。就《艳阳天》而推之，足下诚适于编电影剧本。若已有所成，愿先闻其大概。不知尊寓何在，此书托《收获》社转至，想必能从速达览。余不多陈，即颂著安。
　　叶圣陶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
　　叶圣陶的热情鼓励，使浩然感动之极。
　　萧也牧也写来贺信：“你的《艳阳天》反映极好。等到全书出齐，我要好好读一遍。”令人惋惜的是，萧也牧被政治的狂风暴雨从北京裹挟到江南的“五七”干校，未等《艳阳天》被解禁，便于1970年10月在干校去世。
　　1964年12月，孙犁在写给冉淮舟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艳阳天》：“近读浩然长篇《艳阳天》(新出单行本)，我觉得很好，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有政策。该同志在《红旗》工作，得有机会全面领会政策，并在农村工作一时期，似颇为努力。他的短篇我读得很少，得读此作，惊叹不已，也许是我自己少见多怪吧。”
　　长春电影制片厂早在《艳阳天》发表之前，就开始与浩然洽谈改编拍摄电影问题，小说发表后更是加紧了这一工作的进行。
　　《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中国评剧院的胡斌找浩然商谈改编评剧，并于1965年4月进行了彩排，浩然与萧永顺一同观看了这次彩排；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杨雨明找浩然商谈改编京剧；人民艺术剧院的蓝天野、田冲、黎平找浩然商谈改编话剧，并于1966年2月进行了连排；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刘诗嵘找浩然商谈改编歌剧；北京曲剧团的徐淦生找浩然商谈改编曲剧；顺义县评剧团也找到浩然商谈改编评剧。
　　中央广播电台找浩然商谈电台广播；营口市曲艺团的袁阔成找浩然商谈电台广播；黑龙江广播艺术团的李维信找浩然商谈电台广播。
　　北京市文联召集作家、编辑等相关人员座谈《艳阳天》第一卷；宣武区图书馆、崇文区图书馆、西城区图书馆分别召开读者座谈会进行座谈；朝阳区文化馆召开农民、干部座谈会进行座谈；顺义县牛栏山公社召开农民座谈会进行座谈。
　　在北京出版社召开的长篇作者座谈会上，浩然介绍了创作经验；受北京河北师范学院的邀请，浩然到该院中文系报告《艳阳天》的创作经过；南开大学专程来人邀请浩然到天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就《艳阳天》的写作情况前来采访浩然。
　　《新建设》杂志拟选登《艳阳天》部分章节。
　　在普通读者中更是引起很大反响，父母子女、亲朋好友、同事邻里之间相互推荐借阅；许多学生争相传看，好些精彩章节能背诵出来，写作文的时候模仿其中的词汇和描写手法，用书中人物的外号给周围的人“冠名”；有的读者连夜阅读，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就“猫”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有的人因是借阅别人的书，甚至抄录下来，以便于自己今后的阅读；有的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美术学院的大学生要创作一套插图，作为毕业作品。读者来信络绎不绝，在出版后的十年间，浩然收到近万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给予作者很多鼓励，希望能尽早看到小说的后续部分外，更多的是谈感想、体会。读者们称赞这部作品语言流畅、人物鲜活、故事感人、耐人回味，使人读后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受到很好的教育，给了读者很多生活的经验；众多读者感到书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书中的人物就是自己村里的人。许多人因为看了《艳阳天》才开始对阅读小说着了迷，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当时《艳阳天》第一卷的印量很大，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出版社在1964年12月26日通知浩然：除了已印出和普及本要印的之外，还要再加印50万册。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将印刷发行近百万册。
　　为适应农村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5年3月13日开始动手编《艳阳天》缩写本即农村版，3月16日结束。尽管缩写本的修改进行的还算顺利，并且以前也曾经历过为《收获》杂志进行删节，但在缩改过程中，浩然仍常常感到如同割自己身上的“肉”，太疼了。为了读者，特别是为了农民读者，他只能做出“牺牲”，咬牙“割”下去！1965年10月，《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就达40万册；1966年3月，第二次印刷10.7万册。
　　《艳阳天》的出版发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但在评论界却没有引起“轰动”。浩然在1965年6月13日写给挚友杨啸的信中表达了对此现象的看法：“我的作品，过去没有‘轰动’过，以后也不会。我看透了，也想通了。过去曾因没有得到表面上的‘轰动’，没有太多的评论恼过——这一点你了解——现在想来，实在太幼稚了。从《北京街头》到《艳阳天》的出版，我看到另一种‘轰动’。这种‘轰动’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印在报刊上，但是它挂在许多读者的嘴上，留在许多读者心里。这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实实在在的‘轰动’。我们以后的创作活动，应当追求后者，而轻视前者。”
　　农民出身的浩然，写作目的单一而明确，十分注重广大读者的意愿。文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并不真正了解浩然，一直认为他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是通过采访得到素材写出的作品。在一次与浩然专门会面时，权威们一方面代表读者感谢他写出了好作品，一方面要求他不要急于创作《艳阳天》的后续部分，先下乡去搞“四清”，再多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这样既可以把作品写得更好，也可以把读者的胃口吊的更高。读者的愿望与权威的意见发生了矛盾，这使浩然感到有些意外。他很快便决定了取舍——服从大多数读者的意愿，尽快完成《艳阳天》全书的创作。
　　四
　　为满足读者愿望，浩然开始《艳阳天》二、三卷的起草——第二卷草出，出版社突然降温，使浩然很是费解，也产生担心——修改校样，情绪空前高涨，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手下燃烧——第二卷定稿，第三卷也有了雏形，灵感之神仍停留在身边——三年时间，整部小说竣工，间作套种，收获颇丰——第二卷出版，浩然感觉书价高，忧虑许多读者买不起，第三卷印刷装订完毕，出版社没敢发行——家庭生活并不宽裕，《艳阳天》所得稿费全部缴纳党费，“文革”中险被造反派打成“稿费资本家”。
　　1964年10月11日，浩然经过短时间的读书、休整之后，开始了第二卷的起草工作，到11月18日第二卷草完一稿。此后因参加北京市文联为期四个月的整风运动，第二卷的修改工作暂时搁置。
　　1965年3月6日至7月17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二卷手稿进行了五次大的抄改。
　　第二卷的修改过程并不顺畅。《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显而易见的，奇怪的是，出版社在收到第二卷的书稿后，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艳阳天》的热度降低了，不再像以往那么迫切，这让浩然很是费解。出版社在与浩然多次交谈修改意见时，既缺乏热情，也极少鼓励，给人一种前怕狼后怕虎，又想吃鱼，又怕刺儿扎着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浩然的情绪，使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它的质量将会是怎样的；顾虑多端，怎么写都觉着会使某些人有意见，自己似乎不能做主。
　　社会上对《艳阳天》第二卷的写作还是比较重视的。校样出来后，朝阳区文化馆召开读者座谈会，北京市文联机关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对《艳阳天》第二卷校样进行了座谈。
　　9月9日，浩然开始动手修改第二卷校样。刚开始时情绪不是很高，两天过后，“劲头”一下子来了，用浩然自己的话说：“情绪之高涨，精神之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相比的。”浩然紧紧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狠删、猛加——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我的手下燃烧起来了。”这次修改，仅新增写的就有10章，工程可谓巨大。到9月29日，书稿修改完成，可作为第二卷出版。这20天，浩然感到“是在十分艰难中度过的，是在拼着性命搞创作。”“从五官到内脏，无一处不是伤痕累累。”
　　在结构第二卷时，浩然曾考虑将二、三卷合二为一，这样事件可以集中，写起来方便，也免得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它作品的创作。但在第二卷的起草、修改过程中，随着新内容的不断充实，最后还是决定分为两卷。因此，当第二卷定稿时，第三卷已经有了雏形，写出了草稿。浩然预感到第三卷的修改工程仍将是巨大的，只要灵感之神依然停留在他的身边，就一定可以改出来，而且可以改好。
　　自1965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16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进行了两次抄改。将稿子交给出版社后，他便赶到京郊怀柔县参加“四清”运动。过后不久，浩然对第二卷的校样又进行两次修改；第三卷出版社也终审完毕，12月22日，浩然将第三卷修改完毕。一部把众多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入库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创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基本完工。
　　从1962年12月26日动笔写《艳阳天》，至1965年12月22日将第三卷修改完毕，恰恰是3年。在这部120万字的巨著竣工之时，浩然深深感慨道：“可以说，3年中间，我没有一天不是在苦干中；120多万字的艰巨工程，总算初步完竣了！《艳阳天》，会作为我一生中一件重大的事件记录下来。”工程确实是艰巨的，仅就47万字的第一卷而言，从草稿到打印出校样，大的誊写修改5次以上，书写汉字达200余万个。
　　尽管《艳阳天》受到读者的好评，但在浩然自己看来，这部小说绝不是他创作的顶峰，更高的目标还在前边；在创作上，他将改变以往“量中求质”的方式，要开始“质中求量”。
　　在创作《艳阳天》的3年中，浩然间作套种，收获颇丰：执笔创作了《朝霞红似火》、《艳阳天》、《老支书高松山》3部电影文学剧本。校订出版了小说集《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儿童文学集《“小管家”任少正》、《翠绿色的夏天》、《翠泉》；散文集《北京街头》；选集《彩霞集》7部著作。编写了连环画脚本《小河流水》、《水车叮咚响》。起草、修改了包括《幸福源》、《丁香》、《前进旅馆》、《慈母心》、《争先靠后》、《老师和学生》、《树上鸟儿叫》、《大肚子蝈蝈》、《半斤芝麻》、《翠泉》、《“小管家”任少正》、《爱美的小姑娘》、《结实的脚步》、《一颗红五星》、《红花傲霜开》在内的近百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作品。
　　《北京文艺》1965年11月号、1966年1月号、2月号选载《艳阳天》第二、三卷部分章节。
　　《收获》杂志社自1965年底开始，三番五次打电话、发电报向浩然催要第三卷。浩然原打算与出版社交换完意见，修改后再由《收获》发表，但经不住杂志社的一再坚持，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收获》1966年第2期刊载了《艳阳天》第三卷。这次刊载又不是“全貌”，出版社怕影响出书，不同意刊物分两期发，因此只刊载了二分之一强的内容。无巧不成书的是，《艳阳天》第一卷发表在《收获》1964年的复刊号上，而第三卷则发表在《收获》1966年3月25日出版的停刊号上，这一天又恰巧是浩然34岁的生日。
　　1966年1月，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校样做了最后一次的修订。
　　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出版，第一次印刷15.5万册；4月第二次印刷，加印了20万册。3月3日，浩然得到样书，欣喜之余，感到书价太高，忧虑许多读者买不起。《艳阳天》第一卷初印版本的售价为2元，1965年第三次印刷时，售价为1.9元；第二卷初印版本的售价为2.15元；而第一卷的字数是47万，第二卷的字数仅为36万，如此比较，售价明显偏高。当年4月份第二次印刷时，售价就降至1.45元。
　　1966年5月，《艳阳天》第三卷出版，原计划在6月15日左右送达新华书店出售，却没有如期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浩然直到当年的10月25日才在出版社第一次看到它，并拿回两册样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印刷厂虽已印刷、装订完毕，出版社却没敢公开发行。浩然为防不测，使三卷本《艳阳天》能够完整地保存于世，便将其中一册交给挚友杨啸，托他带到内蒙代为保管。1967年1月，浩然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受了3个月的审查、批判及检讨。3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两次严格的审查，认为《艳阳天》没有政治问题，决定发行第三卷，并派人到北京市文联征询意见。北京市文联一李姓女造反派接待了出版社的来访者。此后不仅，不仅《艳阳天》第三卷没有发行，第一、二卷也在北京各新华书店下架，所有售货员对询问者的答复都为：“书没有问题，但作者有政治问题。”就这样，已经印刷好的15万余册《艳阳天》第三卷，一直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中沉睡。因保管不善，虫吃鼠咬、水浸发霉，破损十分严重。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中央开始抓文艺创作和出版工作。1971年5月，《艳阳天》通过审查解禁，第三卷从沉睡中被唤醒，三卷本《艳阳天》完整面世。
　　《艳阳天》的印量，即使是在当年，也可以说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浩然的生活并不宽裕：全家6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生活；仍在农村的岳父、母等亲属也需要他的经济支持；经常生活在农村，与许多社员和基层干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关系密切，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浩然总是慷慨解囊，甚至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农村和文艺界的朋友更是常来常往、络绎不绝，待人诚恳、真挚的他，总是热情款待，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浩然在此之前出版过11部小说集，但他并没有得到多少稿酬：在大跃进前后，许多作家提出为革命写作少要稿费、不要稿费，稿费的标准一降再降。浩然的行政级别很早以前就达到18级，有许多次调级的机会，他都以自己有稿费，比其他同志收入多为由，将机会让给了他人，直到“文革”结束，他仍然是行政18级。在如此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浩然将《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缴纳了党费，由出版社按照浩然的要求直接划转给北京市文联的党组织。虽然第三卷在1966年5月已经印刷装订完毕，因“文革”开始，出版社没有发行，也就没有支付稿费。
　　关于《艳阳天》的稿费，在坊间有过许多传闻，“文革”最热闹的时期还发生过一起有趣的小插曲：北京市文联的某些人，从外面叫来一群工人造反派到文联机关内“革命”，其中一个工人造反派上前揪住了浩然，说《艳阳天》发行量巨大，浩然拿了大笔的稿费，今天要批斗他这个“稿费资本家”。年轻气盛的浩然反手也抓住了对方，告诉他，那些稿费一分没留，全部缴纳了党费。文联在场的知情人立即证实了这件事，使得那些造反派不仅深感意外，而且十分的狼狈。
　　五
　　《艳阳天》的影响是广泛而长远的，从诞生到如今，不断被印行——被拍摄成电影，被搬上舞台，被电台播送，被改编连环画，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近50年，老读者没有忘记，新读者不断产生——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在海外同样有着相当的影响——只有真实的作品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艳阳天》所描写的人与事，都来源于生活，都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发生过。
　　《艳阳天》在首次出版发行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地多次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除20世纪60年代出版发行的各种版本外，还有1972年版(至1974年8月北京已第六次印刷)、1975年版、1976年版、1995年版、2005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版(从2005年至2010年共印行了4次)、2009年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版。20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出版社租型印刷、重印；1972年香港三联书店在香港出版发行；1977年外文出版社开始翻译出版发行朝鲜文版，至1981年出齐五卷本；20世纪70年代，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朝鲜文版；20世纪7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哈萨克文版；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日文版。华龄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发行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发行的《浩然全集》均收录了《艳阳天》；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发行的《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中节选了《艳阳天》部分章节。据不完全统计，《艳阳天》共出版发行了500余万套。20世纪7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出版了《艳阳天》连环画；天津、上海、山东、江苏、安徽、广西、广东、四川、福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甘肃等地出版社根据人美版连环画重印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还出版发行了朝鲜文版；2008年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电影版《艳阳天》连环画；2010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艳阳天》连环画1至4册，新出版了第5册；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百种红色经典连环画之一，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再次出版发行《艳阳天》连环画。
　　20世纪60年代，浩然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汤汝雁合作，根据《艳阳天》第一卷改编了电影文学剧本，因多种原因，影片中途下马；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再次改编，将《艳阳天》搬上银幕。
　　1972年，河北省话剧院将《艳阳天》搬上舞台。根据河北省话剧院的演出剧本，中国煤矿文工团、宁夏文工团、青海省话剧团、吉林省长春市歌舞团、江苏省徐州市歌舞团话剧队、山西省雁北地区文工团、四川省万县地区文工团等演出团体，排练上演了同名话剧。天津市文化局《海港》剧组1972年改编上演了同名现代京剧、江苏省无锡县锡剧团改编上演了同名锡剧、湖北省英山县黄梅戏剧团1973年改编上演了同名黄梅戏、山西省汾西县眉户剧团1974年改编上演了同名眉户剧、山东省济南市吕剧团1975年改编上演了同名吕剧……
　　1993年，导演田壮壮、演员李雪健、吕丽萍等人拟将《艳阳天》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由于特殊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20世纪70年代，《艳阳天》在全国多地广播电台黄金时段播送，成为听众最喜爱的广播节目。
　　20世纪70年代，《艳阳天》成为农村人民公社间相互交往时互赠的礼品。
　　“国家图书馆2008年12月中文图书借阅榜”上，《艳阳天》名列第13位，是20本上榜书中唯一一本当代文学作品。
　　2009年，《艳阳天》入选《长篇小说选刊》编纂的“阅读中国——建国以来500部长篇小说(数字版)”选本。
　　1971年，《艳阳天》第三卷刚开始在市面出售，叶圣陶马上就购买了一本。他在1972年2月8日写给浩然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前几个月才买到《艳阳天》第三部，家里几个人轮流看，我是前月上旬看完的。现在书给徐盈(引者注：徐盈为老新闻工作者，系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丈夫。)借去了。您真是熟悉农村的阶级斗争。我可以说是完全不知农村的人，但是我敢断言您是真熟悉，由于熟悉，故而能表现得高于现实。您的书使我间接地知道了一些农村。”
　　1998年12月4日，电影《艳阳天》萧长春的扮演者张连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次我到他(引者注：指浩然。)曾蹲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豪。今年我去青岛崂山一个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艳阳天》这本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下第二句。《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响了一大批读者。”
　　2008年2月20日，浩然在北京逝世，许多读者在缅怀他时，都表示了对他及其作品的怀念：
　　“记忆中，我父亲刚退休那会儿，每天翻看《艳阳天》。那三册书放在他床头，一有空闲，他就摘下眼镜捧着《艳阳天》。翻看了至少有好几个月，他还是津津有味兴趣不减。”
　　“十三四岁开始读他的《艳阳天》，30年了，仍然在读。给一代青年带来了文学梦！”
　　“我们是读着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长大的，我们为他塑造的人物同喜同悲，为他的作品的力量所感动，我们是他教育的一代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今天我们也有点上年纪，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
　　许多读者表示：阅读《艳阳天》，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懂得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点燃了青年时代思想的火花，懂得了做人应该做个什么样的人；给他们以文学的启迪；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与人生态度：真实，正直，并有坚定的人格操守；曾激励过他们这一代人，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今难忘；开启了他们的文学梦，不少人因受其影响而爱上了文学创作，从而改变了生活的轨迹。
　　一些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经过他们长辈的推荐，阅读后感到，虽然《艳阳天》所描写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但书中激励着人们积极向上、奋斗进取的精神永不会改变；作品中洋溢着的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别的艺术真实性，让他们有机会从书中感悟到那时人们的理想和追求。
　　近几年，国内有不少学者以新的视野对《艳阳天》加以审视，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武警作家王久辛在浩然逝世后所写的悼念文章《浩然是一棵大树》中写道：“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我们可以先撇开文学性与艺术性不说，仅就其人物所留下的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言，就有不可替代的宝贵的史料价值。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贾平凹的《废都》留下了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原型的史料价值，那么浩然的长篇则留下了中国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民原型的丰富史料。他接续上了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中国农民的原型形象，即像作家周立波所展现的中国东北自1948年开始的土地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人物命运和作家柳青《创业史》所展现的陕西农民进入‘合作化’时代的命运与精神。他承袭了新中国文学的血脉，使50年代与60、70年代的精神血脉紧紧相系在了一起。”
　　木弓在他的《关于浩然的一点随想》中指出：“再次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部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的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在今天，这种写作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当年的浩然，居然创造了这样一个文本。他用纯粹民间的文化改造了已非常知识分子化的长篇小说形式，并创造了在一个封闭时代才能实现的适合农民读者阅读的艺术表现形式。据我所知，在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建设性地给出一个长篇形式。贡献一种艺术形式，是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
　　针对木弓的看法，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李云雷在他所著的《我们能否理解浩然？》中进一步指出：“这里强调了民间文化对长篇小说形式改造的作用，但不仅是民间文化，浩然是在继承了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在形式上也融会创新，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适合中国民众接受的表达方式。”在文中他还写道：“在时间的处理上《艳阳天》也很有创造性，我们也可以说，在《艳阳天》的第一部中，一天半的故事时间在浩然笔下‘成了一个小小的永恒’，但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同，他对时间的把握不是向内、向人的意识领域展开的，而是向外、向人的社会领域而展开的。在如此短暂的故事时间里，向内挖掘是较易于做到的，而向社会领域扩展则较为困难。在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故事时间短暂而著称，他的小说既向内、也向外扩展，具有戏剧化、狂欢化的倾向，但《艳阳天》的故事时间虽然短暂，在整体风格上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史诗性风格，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很独特的。”
　　《艳阳天》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海外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和读者。
　　曾把包括《艳阳天》在内的大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介绍给广大日本读者的伊藤克，对浩然说过这样一段话：“翻译你《艳阳天》那时，我的心情最好，脑子最灵，精力最充沛。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日本人渴望了解中国。我看到这一步，就赶紧翻译，分八集出版。第一集发行以后，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感谢我，催促我。这使我更有信心更为兴奋，日夜进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以一个月出一集的速度，8个月就出全了，一版就印了10万套。……”
　　加拿大籍教授、汉学家叶嘉莹是一位从台湾到北美洲某大学任教的学者，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她自称一向对含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作品抱有成见，更怕看满纸革命斗争的字眼，但对《艳阳天》，由初读、再读到三读，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喜欢到仔细分析，最后做了一番深入认真的研究，写出多篇共10余万言的专题论文。她研究的结论是：《艳阳天》是一部具有世界水准的佳作。她在发表于1976年香港《七十年代》)上的《我看<艳阳天>》中这样写道：“《艳阳天》这部小说之所以特别成功，便因为它不是在套式样板中的口号教条，它是作者对革命的理想和热情正当的高潮时，结合了斗争实践的体验孕育出来的作品。小说的作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成份，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的血液；小说的内容所叙述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小说中未经前人写过的革命题材，这种开新创造所获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应该引起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读者们的注意。马森先生去年12月在香港《南北极》杂志第67期曾经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文中曾经提到‘就凭《艳阳天》的成绩，也未尝不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文学奖。’这话绝非溢美之辞。当然，中国可以根本就不重视西方世界所玩弄的像‘诺贝尔奖’这些花样，可是浩然的《艳阳天》之所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叶嘉莹在1994年所撰《<艳阳天>重版感言》中写道：“我原是一个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之研读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解放后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原来并没有阅读的兴趣，但当时浩然的这一部《艳阳天》却正在风行一时，大有如日中天之势，经不住朋友们的推介，我终于不仅看了这部小说，而且为其所吸引，所感动，最后更以我平日对于古典文学之研读的精神，对这一部叙写革命与斗争的小说，竟然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做了一番研读的工作。”在文中，她还写道：“我在古典诗歌的评赏中，常常赞美一些杰出的作者，说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他们的诗篇的，他们乃是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而凡是具有此种品质的作品，就必然都会在具有真诚善感之心的读者中，获得一种超越于外表所写之情事的拘限以外之感发的共鸣。我认为浩然先生的《艳阳天》之所以能战胜了我由于不同之生长背景，与不同之思想意识所形成的抗拒之心，主要就也正是由于浩然先生的这一部小说，也同样具含了此一种品质的缘故。”
　　1979年，法国著名汉学家露阿夫人等人，曾拟将《艳阳天》翻译为法文，介绍给法国读者。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邀请14位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美国的作家学者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艳阳天》以“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而榜上有名，名列第43位。
　　《艳阳天》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得到社会多方面的关注与重视，除了有浩然的艺术功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在于书中所描写的人与事，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他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而非常熟知的。据此经过艺术加工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更可能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才更可能让读者感动并从其中受到教育。
　　许多读者都认为书中的主人公萧长春写的就是顺义县焦庄户的萧永顺，以至于一些受了感动的读者给他写信，还有的专门跑去访问他。其实，这个当时与浩然有着九年的密切交往，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的萧永顺，只是在结构这部长篇小说以及写初稿的阶段，萧长春这个人物的具体原型。他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猪，讨过饭，当过民兵，后来又参加解放军；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以一个荣誉军人的身份，回到故乡，带领本村的贫苦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成为全县的一面红旗。为了丰富、深化、塑造好这一个“萧长春”，浩然几乎把他十几年在农村所熟悉的党支部书记、基层干部及荣转军人都调动起来：从这个人想到那个人，由那个人想到这个人，把这些人跟萧永顺“融化”在一起，使得萧长春这个人物形象在浩然的心目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具体，以至成了一个真实的人，使浩然完全相信了他，感到这个人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必须马上用笔表现出来。随着作品起草、修改，到作品完成，故事情节都不是萧永顺一个人的了，只是还保留着他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等。浩然是用真心、用实情来书写萧长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我塑造萧长春这个形象，不仅比较了解，而且是带着叙述最亲的人那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感情。写到主人公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面对稿纸放怀大笑；写到他那唯一的儿子被敌人杀害的时候，我的泪水湿透了稿纸……”
　　《艳阳天》中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发生过。诸如：马之悦的原型是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的一个真实人物；小石头被地主所害，来源于当时内参上的一个典型案例；萧长春那个老少三代“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的家庭，取材于山东省昌乐县东村的房东及北京市房山县的一家普通农户；广大社员抵制土地分红，发生在河北省三河县；阶级异己分子企图篡夺基层的领导权，进行破坏和捣乱，发生在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坏人煽动一些落后群众哄抢农业社的粮食，发生在北京市顺义县；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粮食贩子勾结一些自私自利的农民闹粮荒，破坏统购统销，以及1955年春天，一些富裕中农拉牲口退社等等这类的事件，有的地方在1957年又重复发生了，有的则变更了形式；书中所描述的众多有关麦收的情节，更是浩然在山东省昌乐东村的亲身经历。
　　六
　　有人说，因江青的赏识，才使《艳阳天》“红”极一时，人云亦云者如今仍坚持这种观点——时代变迁，对《艳阳天》褒贬不一，各种观点林林总总——用发展的眼光看，缺点和问题不少，但充满信心——《艳阳天》是一部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变它——《艳阳天》应当活下去，有权活下去——未来的读者会对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有人说，是因为江青对《艳阳天》的赏识，才使得它“红”极一时，才有了如此的影响力；一些不明真相，而又人云亦云的人，至今仍在坚持着这种观点。事实恰恰相反。《艳阳天》第一卷在“文革”前一出版，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喜爱它的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各行业；除出版发行不同版本外，几次加印，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才继续拥有众多的忠实的读者，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才会不断地重印发行，才有了巨大的印刷量。正是由于《艳阳天》有了如此的影响，才有可能引起当时在中央主管文艺工作的江青的注意。任何人稍作调查就可以了解到，在“文革”的中、后期，新出版和再版的文艺作品并不少，但真正让读者记住、流传下来的却并不多，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一些人紧追形势，随风转舵，迅速调换腔调，从全面肯定到彻底否定，使得社会上对《艳阳天》的评价林林总总，褒贬不一，甚至针锋相对。那么，作为《艳阳天》的作者，浩然自己对这部作品是如何看的呢？在“顺境”中的看法自不待言，在政治形势严峻和处于“低谷”时的想法，也许更能表露出浩然的真实思想。
　　“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1966年11月中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赵学龄找到浩然，接洽转载《艳阳天》事宜。在谈到《艳阳天》时，浩然说：“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水平看这部长篇，它的缺点和问题不少，但总的说来，我对它还是有信心的。”接着，浩然说了有信心的理由：这部书是真正地深入了生活之后才动手写的，它来自现实的生活斗争；所写的问题，都是亲身感受，有所理解，又忍不住要表现的；一面写这部书，一面注意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努力地符合它；完成这部书的创作，是群众帮助的结果。赵学龄当即表示：《中国文学》的看法与浩然是一致的。
　　从某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对《艳阳天》这部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反映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风貌的小说，一反以往的推崇和赞扬，而流露出冷漠、怀疑，乃至贬斥和基本否定的态度。针对这种现象，浩然认为：这是从政治和政策出发的，并以此观点为计量器。他们排除了评价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必须依据的“生活”和“艺术”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他们尤其撇开了历史间隔，只是迎合着今天的政治和政策气候来秤约作品。这是不合理的，不公允的，不正确的。应该明白，《艳阳天》是小说，不是“政治教材”，也不是“政策法令文件汇编”。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在于两者的巧妙融合。50年代中期社会生活的种种情景，就是如《艳阳天》里所反映的种种情景。置身于那个特定环境中的农民，包括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就是如《艳阳天》里所表现的那些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那个时期的农民，诸如萧长春、马老四、马之悦、马小辫、弯弯绕，包括又哑又聋的那个人，就是像《艳阳天》所揭示的那样看待事物、思考问题、处理麻烦和矛盾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经过20多年时间和重新检验，那时农村的种种情景，农民的精神面貌，就能变换成另一种模样，变换得符合我们今天的人所喜欢的那种模样。《艳阳天》是以小说的身份活下来的，决非仅因其政治和政策因素获得这样的成功。一部文学作品，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用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伪装和撒谎，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基本内容。作品出版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活着的人还没有都忘记它，因此，这作品具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一部作品的生死，不决定于名家权威是否鼓吹撑腰。名家权威管得了文学界，管不着广大读者；能左右今天的人，奈何不了明天的人：到了明天，读者是否承认他的名和威还在两可之间，又怎能保险买被他们抬轿子抬起来的作品的账呢？最为正经和牢靠的办法，是评论家独立思考，就作品论作品，让作品自己去说话，由作品自己的生命力决定自己的死活。
　　从那些对浩然的《艳阳天》等著作持偏激态度人的言论中，明显地感到其根本就没有看过原著，至少没有认真的阅读过，或许是有意混淆视听，尤为突出的是将《艳阳天》所描写的时代背景，说成是人民公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更有甚者说成是“文革”时期。这些人的言论，给人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
　　1998年9月，浩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记者说道：“《艳阳天》曾被认为‘写出了五亿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豪情壮志’，我认为这个评价至今还是合情合理的。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当时的生活就是《艳阳天》中写的那样，作者当时就是这样看的，也是被读者肯定了的。那已经是‘历史’了，而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改变它。哪怕你憎恨那个时代，你可以不再重复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再走那样的道路，但你抹杀不了它，尤其不能改变它的模样。”
　　没有十全十美的艺术，再好的艺术品也会存有遗憾。在回顾时，浩然也认识到《艳阳天》的缺憾：本应当如同设计中农形象那样，既有跟着反革命分子跑的弯弯绕，也有跟革命者一条心的焦振茂，也有经过斗争、颠簸、动摇最后终于被进步势力团结过来的韩百安等那样，在《艳阳天》里，安排一两个与马小辫和马斋政治态度迥然不同的地富分子形象。造成这样的缺憾，既有当时社会背景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作者主观方面的顾忌。尽管如此，在那种“左”的风越刮越剧烈的形势下，在一部专门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小说里，他还是写了地主子弟马志德及其妻子，这两个生动的、有血肉的形象，并且把这两个经过曲折的矛盾斗争转化为拥护革命、倾向革命的人物，安排在该书最反动的代表马小辫的家里，这在一定程度对上述的失误有所弥补。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社会怎样发展，浩然都坚定地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去，有权活下去。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
　　七
　　《艳阳天》是成功的，因《艳阳天》的成功而成为胜利者和成功者——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是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读者把作家的名字记住了，而忘了他写过什么书，他是个可悲的失败者；反之，读者只记住那书，而忘了作家的名字，这是他重大的、根本的胜利！
　　《艳阳天》是成功的。浩然因《艳阳天》的成功而取得一个巨大的、长远的胜利。他是一个胜利者，更是一个成功者。
　　浩然在其杂文《作品与人品》中这样写道：“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和胜利，最好是这样的图景：广大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天长日久，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他在另一篇文章《向<绿野>致谢及其它》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家不能没有代表作。如果在若干年后，读者把作家的名字记住了，而忘了他写过什么书，他是个可悲的失败者；反之，读者只记住那书，而忘了作家的名字，这是他重大的、根本的胜利！”
　　浩然逝世后，一篇署名陈之秀的题为《浩然永活读者心中》的博文在网上发表。作者在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一天，她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她要去八宝山送浩然。她左思右想，也没能想起这个人是谁。当得知浩然就是《艳阳天》的作者时，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乃至精彩对话都清晰的在她头脑中映现出来。在文章中她写道：“作者也许并不需要我们记住他什么，他最多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希望读者记住书中的故事，或者自己写的故事能够打动读者，产生共鸣，传播一种人文精神和思想文化。”“也许，许多像我一样的读者很多，只知道其作品，不知其人。但是，我相信大家风范的浩然，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农民作家，是不需要读者更多的记起他本人的名字的，而是作品更多更远地播向远方。”
　　陈之秀在这篇文章中，表述了与浩然相类似的观点：一个作家真正的成功和胜利，是广大读者不知道你的名和姓，而知道你的作品；天长日久，忘记了你的名字，而记住了你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如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成立的，那么，浩然无疑就是一位获得真正成功和胜利的作家。浩然的在天之灵看到这篇文章，定会倍感欣慰，定会更加感到自己就是那些获得真正成功和胜利的作家中的一员。
　　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成为传世之作，就要看它是否真实感人，是否具有艺术魅力，是否赢得广大的读者，被读者接受、喜欢甚至折服。《艳阳天》自1964年问世至今已近50年，仍在不断印行，依然拥有着读者，其生命力可见一斑。作为一部真正的艺术品，再过50年，它还会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
　　2012年6月3日
　　
　　《夏日拯救》后记
　　北 晨
　　
　　几年前我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已难以完全回忆起来。或许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我曾写过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的作品，却唯独没有写过儿童文学的小说，可是实际上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很可能就是前辈作家们的那些经典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文学的童话故事，因为某种执拗的潜意识促使我拿起笔让我尝试一下这种体裁的创作，接触一下这个领域。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故事去写和为什么这样写，现在努力地去回想，似乎也有点说不清楚。当我现在写这篇“后记”，试图通过回忆努力向读者朋友们说明一下我当初写这个小说的初衷的时候，头脑里总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难以理清思绪。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肯定的，那就是骨子里对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敬畏，我以为这部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仅是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典型的成人童话。用这个理由解释我之所以选择一群少年历经艰难困苦去拯救一群被囚禁的猴子作为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或许更容易令人信服。那么，为什么这样写呢？这应该说是基于我对当下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创作都一股脑儿地去写“童话”、“神话”、“幻想”甚至是“穿越”的一种逆反与抗争心理吧？！儿童文学要不要去写现实生活的题材，或者说，儿童文学可不可以用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去表现？尽管这是一个很“小儿科”的问题，但却也是一个值得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我这里，这个似乎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我始终认为，作为儿童文学，它应该去写童话世界、科幻世界和也可以去写穿越历史、戏说历史，但是，它却不应该回避和排斥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手法的创作。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在创作这个小说时，采用了这种被朋友们称作“言实”的写法。
　　用“言实”的写法去表现这样一个童话色彩很浓的一群少年拯救一群被囚禁的猴子的故事，是我个人的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而由“言实”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却是我的一种非常随和的选择。说是非常随和，是因为我听从了一位从事图书策划和出版工作的朋友的意见，没有一丁点儿我自己的想法和异议。朋友对我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这个小说，再合适不过了。朋友的话，我信。
　　这个儿童文学的小说在我写成初稿的大约一两年之后，也即二〇〇五年的冬天，一位在《当代文苑》文学期刊社工作的朋友与我一起吃饭时，我对他谈起过我的这个小说的故事梗概。这位朋友要我将稿子复印一份给他，他说他要带回去看看。不久之后的二〇〇六年的春天或夏天，《当代文苑》就选载了这个小说当中的大部分章节。这之后，它就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室的橱子里，无声无息，任凭那些繁琐的日子从它的身边也从我的身边一点一滴地流逝。时间的零零碎碎似水流失，不仅冲淡着我对过去了的许多往事的记忆，而且也冲淡着我对过去了的许多往事的热心。以至于，“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成了我的一句口头禅，也成了我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的精神麻药。直到又过了几年之后的去年冬天，我在与我少年时的同学好友张斗宇先生通电话时，他又关切地问起我曾在《当代文苑》上刊载过的这个小说，他极力地劝我应该再润色一下，出版单行本，以便让更多的读者朋友看到它的全貌。虽然远在两地，虽然已有许多年不曾见面，但他话语里透露出的殷殷之情，让我在电话里觉得可亲可近。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或者说，我不能拒绝我少年时的好朋友的好心劝说。所以，当我下定了决心，开始整理和校改这个小说稿子的时候，心中时常涌现出我的这位少年时的同学好友的身影。虽然他现在和我一样已经在一种不经意和无奈中慢慢步入了中年人的行列，他在他们那座城市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已是一位兢兢业业为患者服务的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是，想起他，我心中浮现出的，却总是他少年时的样子，一个山村学校的少年学生，一副总爱在胳膊窝里夹拿着一两本书本匆匆忙忙地走着的模样。也许，他这样一副少年学生的简单的、同时也是本色的模样，即便到了我们真的都老了的时候，在我心里也不会改变。
　　我要感谢我的这位少年时的同学好友张斗宇先生，感谢他使我重新关注和审视我的这部几年前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对我的这部旧作的重新整理和校改的过程中，使我重温和回味了当时写作这个东西时的心境，找回了一颗不该丢失的童心。这，在我以为我看破了当今世事的形形色色和看透了这形形色色之下的玄机，我的心已经老了的时候，尤为重要。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身边所有的同事和亲朋好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才使我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热爱写作，并在一个个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写下去。
　　我更要感谢多年来给我的写作以支持和厚爱的读者朋友们，感谢读者朋友们以往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问世后给予我的鼓励、赞许和意见、建议。在此，我同样以一颗虔诚的心，恭候各位热心的读者朋友对我的这个小说的批评指正。
　　2012年3月5日
　　
　　2012《宝石城文艺》第三期（总45期）整版结束  ·昌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