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献给ＷＴＯ的一个谎言
张 柠
卫慧用一大堆谎言制造了一种生活的幻觉。当人们试图戳穿支撑着这个幻觉的谎言时，有人突然给她贴上“另类”、“弱势群体”的标签。
卫慧将自己在文化作坊里制造的仿制品，贴上了国际名牌的标签，使之成功地进入了全球化的文化消费市场。她的话语方式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属于“主流"，一点也不“另类”。同时，她的作品还为中国加入ＷＴＯ提供了文化上的正面证词。
有人还在争辩说：为什么她的作品会遭禁呢？不是正因为她的言语方式的“另类”吗？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不准读的命令，就像“禁欲令”一样，越禁越想偷偷地干。而对于禁者和被禁者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迟早会握手言和的。
我要说的正是她的言语方式，那恰恰是“非另类”的，是主流的。要加入一种全球化的“主流话语”，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的达到了各种计量标准；另一种是没有达到标准，但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斡旋、谈判、要挟。卫慧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加入了这种“主流话语”，却没有用上面两种方式。她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撒谎。
她的谎言，抽去了当代中国生活的灰色背景，搬走了市民们狂奔于其中的城市的政治地基，甚至也经常抽去她个人生活的真实性，像一串串全球化的气泡在十里洋场上飘动。她在国际市场上尖叫着：看看中国女孩的生活吧！她们是这样生活的－－用夏奈尔香水、穿古驰牌服装、吃香喝辣泡酒吧、说英语唱麦当娜、读尼采金斯伯格和普拉斯、深谙女权主义和性技术、满嘴公海的海鲜味和法国葡萄酒气、会欣赏西方男人的狐臭味和西方音乐，还会写小说。她们颠倒黑白：夜晚抓物质文明建设（到衡山路去吃喝玩乐、坐名车游车河、跟书商谈判、通过PARTY招徕异国男人），白天抓精神文明建设（躲在豪华公寓里听西方的音乐、写小说）。“精神”苦恼的背后，是对日子富足的炫耀。
在卫慧的笔下，劳动与享受、性欲与审美，就这样通过一个跟国际接轨的消费主义谎言合而为一了。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女人，这样的生活，不加入ＷＴＯ更待何时？ 资本主义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使生产方式的变化在文化领域里产生了影响，而卫慧蹲在房间里几个月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卫慧之所以有胆量撒这样一个弥天大谎，首先是因为她熟知一种中国市民翘首以盼的国际时髦。她的小说叙事就像一个欲望探测器，对准上海这个欲望性感地带的自然地貌进行了全方位扫描。但她对这样一座具有浓郁地缘政治色彩的城市却一无所知。她站在南京路和外滩交界的丁字路口（内陆与海的交接部位）东张西望，向偏远地区的人发布一些零星的、道听途说的欲望行情和时髦信息。
卫慧将这些行情和信息组装成一个装满西洋景的万花筒在市场上兜售，里面全是国际时髦，让不知底里的国际友人倍感亲切、引为同类。同时，它又让寒碜的中国市民目瞪口呆、垂涎欲滴。中国人明知有诈，少说为佳，读一部小说过一把瘾。因为真正支撑着这种时髦谎言的并不是物质现实，而是一种心理现实。也就是说，卫慧向人们发布的信息，与其说是一种虚幻的时髦生存方式，不如说是一个真实的情欲套餐，其中有两个基本的元素－－“恋物癖”和“性诱惑”。这种东西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历史的。正是这份富人和穷人可以资源共享的情欲套餐，在挑逗着中国市民，使得他们在十分匮乏的物质生活和过高的欲望需求之间，跳起了精神分裂式的情欲舞蹈。
“恋物癖”和“性诱惑”，是商品拜物教时代的两尊原始神祗。神祗的胸怀是博大的，它的目光惠及一切有情众生：善的恶的、穷的富的、男的女的。它以平等服众，让人膜拜。
“恋物癖”，就是通过对物的抚摸（用手和眼）和展示，来满足某种心理的匮乏感。实业家创业，是让物不断地生儿子，就像一个贪婪的父亲（这是对物的迷恋的另一种异化方式）；而恋物癖有点像柏拉图的精神恋，与物保持着一种精神调情关系。最后的结果是，物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让位于物的展示价值。物的展示价值，消除了其使用价值的实在性和交换价值的政治秘密，使物带上了一种超阶级的审美的精神光环，因此，同时抚摸和娱乐着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心灵，满足了他们的恋物癖心理。
卫慧正是通过这种避重就轻的方式，组织了一次虚拟的声势浩大的商品博览会（据说《上海宝贝》的盗版数有几百万册）。这是她献给她的神祗（恋物癖）和商品拜物教时代的一份隆重的礼物。
在小说中，卫慧展示了她所知道的全部名牌商品：苏格兰威士忌、卡布基诺咖啡、施特劳斯钢琴、妈妈之选色拉乳、三得利汽水、德芙巧克力、进口女性自慰器（没有牌子，可能是瞎编的）、TKEA布沙发、CK香水和内衣、ESPRIT毛衫、CHANEL长裙、GUCCI西装、吉列剃须刀、TEDLAPIDNS香烟、哈瓦那牌雪茄、桑塔纳２０００、《泰坦尼克号》等名牌电影、《ELLE》杂志、尼采、金斯堡、杜拉斯、毕加索……卫慧的叙事语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这些商品的展示价值。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商品博览会可以跟卫慧的“博览会”相比拟。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为了表示中国还有一点对外开放的意思，开始有了“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那时候的上海，还在使用一种有欲望调节器功能的购物券。这种调节欲望的购物券，直到９０年代初才开始慢慢消失。
“广交会”第一次对外泄露中国人被禁锢着的欲望的秘密。最初，展览会展出的都是一些土产品，被香港人买去当半成品原料。８０年代“广交会”展出的主要是一些西方先进商品的仿制品，没有专利的仿制品。９０年代的“广交会”上开始有外国商品进入，但主要的代理商还是香港人，并且是某个牌子、某个厂家的代理。像卫慧这样全面（包括了吃穿住行各个行业）的跨国代理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就像盛大的狂欢节。全广州的人都去看了。富人和穷人、白领小姐和打工仔，一起到展览会上去领受商品的荣耀。但是，本市的市民只能到秋季交易会（国内产品展销）上去参观。他们并不一定购买，更多的人是去感受，在商品的展示价值中满足隐秘的恋物癖。而春季交易会是不会邀请普通市民参观的。那是国内大商家与外国商人密谋的地方。他们在“廉价劳动力”、“廉价国有资源”等各项成本的计算上欺上瞒下，耍着各自的小花招。也就是说，在春季交易会上展出的国际、国内名牌商品，主要是局限在商人们关心的交换价值上，还没有公开它们的展示（审美）价值，直到它们上了货架等待货币的时候才与我们见面。
是卫慧成功地将国际名牌商品的展示价值摆在了我们面前。她宣告了“广交会”作为全国商品中心时代的终结，让人们的目光又转向了南京路和外滩－－这个素来试图远离中国生活现场的国际交媾丛林。她让商品的使用价值披上了美学的外衣，使我们的恋物癖上了一个档次，达到了与全球接轨的水平。用目光抚摸着美妙的名牌商品，就像用粗糙的手掌抚摸自己的心灵，渐渐地，人们和卫慧一样，陶醉在国际商品的梦幻之中，陶醉在恋物癖得以满足的喜悦中，使他们不知秦汉无论魏晋。
当然，“恋物癖”的满足并不代表人们全部欲望的满足，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情欲的满足。这是商品拜物教时代的另一尊神祗，也是卫慧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性诱惑”主题。
商品交易会是恋物癖向性诱惑主题转换的中介。商品像妓女一样向人们招手，人们的目光像嫖客一样在商品身上抚摸。在对商品的迷恋中，他们将自己对象化了，以致突然迷失了身体与商品的界限。最后的结果是，身体和商品合而为一，每一个观光者都是商品，他们彼此诱惑，同时又是商品（身体）的展销者和推销者。这就是商业文化的妓女本色，也是恋物癖在市场中的必然结果。于是，就像卫慧笔下的国际名牌商品（香水、口红、胭脂、内衣、首饰、衣裙、烟斗、雪茄，等等）一样，这些“无生命”商品就成了“有生命”商品的附属品。它们为身体商品披上了审美的外衣，因此增加了诱惑的力度和品味。
人们在“商品交易会”上获得了意外的收获，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恋物癖主题已经悄悄地汇入了性诱惑的暗流，在国际时尚的外衣之下偷鸡摸狗。实际的情况是，它们并没有带来富足的感觉，倒是更显出了人们潜意识里的饥渴和匮乏。被压抑的饥渴和匮乏，一夜之间爆发出来，踏过假正经的意识形态的面孔，四处狂奔；在解放的假寐中，他们同时堕入了一个无差别的梦境。
“性诱惑”的主题，如今已经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但它最初也是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一种地域经济学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将肉体变成商品的这种形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仅仅是内地的贫困者，与沿海的富裕者之间的收支平衡的一种方式；同时，又是内地或香港商人与官僚阶层（两个主要消费群体）之间，权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转化方式之一；在一些旅游区，它甚至成了支柱性产业。尽管它带有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赤裸和粗俗，但它体现了本土商业文化的特色，并且隐含着交换价值背后全部的政治秘密。
卫慧在十里洋场上将这个主题国际化了。“性诱惑”主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在这里被隐匿了，取而代之地是它的展示价值。也就是说，卫慧小说与国际接轨的主要方式，就是在一种现代美学（焦虑、颓废、虚无）的幌子下，试图将性诱惑主题变成一种超地域的跨国情欲故事。而实际情况依然带有上海传统的小买办嘴脸。在卫慧的半自传体小说《上海宝贝》中，女主人倪可可与德国佬马克之间的性关系，集中体现了一种西方阳物崇拜的特点。卫慧在小说中夸张地描述了马克的性能力和阳具，还有狐臭味。而那位名叫天天的上海青年，则成了西方阳具的牺牲品。倪可可甚至认为，如果在德国的汽车旅馆、维也纳的废弃小教堂、罗马１５世纪的角斗场、地中海的快艇上，天天就不会性无能。大概是外滩上还飘荡着过多的江南土腥味，对天天的性功能发育不利。
天天这样一位无能的青年在卫慧笔下之所以又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他是精神的、美学的调味品。这是卫慧将“性诱惑”主题的商品性（交换价值），套上审美（展示价值）外衣的一个重要枢机。整天跟马克在一起FUCK来FUCK去，有婊子之虞。所以要不断地回到天天的身边，回到精神上、美学上来，最好是抽空听听音乐、写写小说，这样才能给赤裸裸的生活主题、欲望主题一点情调，才能跟珠江三角洲的土货有所区别。这种观念跟倪可可的（也是卫慧的）精神父亲亨利·米勒是毫不相干，倒是有一点中国传统女性的装扮节妇的味道。亨利·米勒的文体，是一种真正“迷惘”的、赤裸裸的文体，看不到一丝传统道德和终极价值的影子。因此他才残酷地表现了那个时代肉体和精神的真实状况。
卫慧作品中的两个重要主题－－恋物癖和性诱惑，就像当代中国商品社会两个巨大的谎言。它们共同为我们的文明神话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支撑着这个谎言的，是“经验和话语方式的双重虚假性”。这是上海小资产阶级素有的秉性。
贾平凹的《废都》写了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就像卫慧的《上海宝贝》写了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一样。相比之下，《废都》就显得更朴实些，尽管有点土气，还充满了士大夫的恶习，但没有上海滩上的那种矫情。《废都》的叙事节奏，就像庄之碟的生理节奏一样直接明确：性压抑－－性幻想－－性挑逗－－性宣泄－－宣泄之后的焦虑、沮丧。这正吻合了一个欲望被压抑多年的当代中国的精神结构，文化的假面具全部给撕掉了，剩下的只有贪婪、肉感、混乱和无聊。
而卫慧总是想给欲望的裸体穿上文化的内衣，还要给它打上夏奈尔牌、古驰牌的标签。对性的问题，除了知道能在市场获得回报之外，她一点把握也没有。她时时都想把性抽象化、精神化。但她丝毫也没有将性精神化的叙事能力，因此显得特别虚假做作。
凡是有性心理障碍的人，都无法完整连贯的叙述一个性故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语调上的盲目夸张，像叫床一样。当夸张即将中断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找一种刺激性的添加剂（比如梦，比如别人的隐私等等）。卫慧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会说：“夜夜有梦”。《上海宝贝》的３２章，每一章前面还有一些品位更高的特殊添加剂。从尼采到普拉斯，从凡高到毕加索，１９世纪末以来的所有文化名人都来给她助威加油。这些大师充满激情的语言，就像“伟哥”一样，给卫慧的欲望故事注射了兴奋剂。
这些文化的外衣，还刺激了一种“假疯狂”的邪念。卫慧用“疯狂”这个词，成功地征服了大众传媒。卫慧是聪明的。她触到了当代社会精神结构的神经，就是社会力比多意义上的疯狂。如果将这种与社会同构的疯狂，当作个人的生理结构，或者言语方式由此产生的精神结构，那就是撒谎。
在我们面前，站着两个真正的、伟大的疯子－－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的语言方式是那么清晰有力，就像太阳在说话一样，说出的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陀斯妥耶夫斯基用故事和寓言的方式，重复了尼采那些清晰的、启示录般的语言。他们俩就成了疯子。
如今再也没有疯子了。今天是一个连疯子的语言也被剥夺了的时代。疯子们满街溜哒、到处都是装疯卖傻的语言。曾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当过“妈咪”的马当娜的语言，是这种疯话的典型代表。而卫慧的叙事语言，就是对这种从社会力比多深层迸发出来的大众疯话的抄袭。问题在于，卫慧在这种话语方式之中掺水，加进了文化调料。这是明显的作假。
无论从政治经济学还是美学的角度看，无论从个人经验还是叙事文体上看，《上海宝贝》都十分虚假。一纸“禁欲令”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人民的窥淫癖，还使被禁者博得了“另类”的美名。这就是卫慧的谎言所期待的结局。
在这个“善恶”让位于“真假”的时代，假，就是最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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