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代修志记略
昌乐自明代修县志，至今已经6次纂修。
［明·嘉靖］《昌乐县志》八卷，朱木、高凌云纂修，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为昌乐最早的志书，已无全本。宁波天一阁有残本（存卷1～3），上海、北京有胶卷。从此志残本里得知，志前有知县朱木纂并撰序：“昌乐旧未有志，志实创于溪东高子。余视篆初，考求典故，高子以成帙应焉，其文简、其事核、其义该，足以备一邑之史。高子之用心诚可嘉矣。”现存三卷内容为：卷首有刘雍、刘三畏、朱木序；卷一：天文志、地理志；卷二：田赋志、秩官志、祠典志；卷三：选举志、人物志；卷四；艺文志已散失。国内仅见宁波天一阁存此帙。
［清·康熙］《昌乐县志》六卷，县令贺基昌纂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刻刊，内容简略，原本罕见。仅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有藏本，山东博物馆有残本，上海有胶卷。贺基昌在自序中说：“余知昌乐之三年，始克纂其邑志，以上遵宪令也。”志目为：天文志、田赋志、选举志、人物志、杂著志、艺文志等。体例完备，内容较简略，颇有明志之特色。刻本四册，约10万字。
［清·嘉庆］《昌乐县志》三十二卷首一卷，知县魏礼焯等主修，阎学夏等纂，于嘉庆十四年（1809）刻印，是昌乐旧志中较完备的一部，参加纂修的人员有44人，由拔贡阎学夏、举人阎学海兄弟二人负其总纂。该志正文之前有序、凡例、纂修人。修志时，参考了附近各县之志，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设“总纪”以记上下千古，为全志之纲领，对“纪、考、志、传，诸史皆然，今略仿其式”。但对一些方志中列“八景”的作法提出来“标目风景，因是骚雅韵事，并非景而强名目景，景无八而强凑，诸志皆然，竞相成俗，今概删之”。从各卷目可以看出：纪，卷一、卷二、总纪；考，卷三至卷十一，即星野考、山川考、古迹考、建置考、典礼考、田赋考、风俗考、兵防考、艺文考；表，卷十二至卷十八，即封建表、沿革表、秩官表、选举表、武科表、议叙表、诰敕表；传，卷十九至卷三十二，即宦绩传、乡贤传、忠义传、孝友传、事功传、笃行传、文学传、武胄传、高士传、一行传、侨寓传、方技传、列女传。在三十二卷内，列传即占十三卷，比例之大，较为少见。在列目上，不立“列传”总目，直列分传各目。原刻本在省内外各大图书馆有存藏。民国23年（1934）铅印本，一函六册，约25万字，流传更广。
［清·光绪］《昌乐县乡土志》一卷，清刘显纲修。志目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仅为稿本，未得流传，抄本存于山东省图书馆。
当时兴起的普及本缩写志书——乡土志的产生，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日本割台湾，德国强租胶州湾，英国强租九龙半岛与威海卫，国势日衰，意欲图存，便实行新权。为此，除先进科学知识之外，便要求培养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增强人们的爱国心，必须从培养乡土观念着手，乡土志就是最好的教材。《昌乐县乡土志》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
［民国］《昌乐县续志》三十八卷，一函六册，县长王金岳修。举人赵文琴，拔贡王景韩纂，民国23年（1934）铅印。纂修原则为“辛亥以前者为陈迹，备录之以为参考之资”。辛亥以后者详之。
这次续志，历经战火，资料散失无存，档案亦不存，采访各条事实多半未详，秩官则从省志补入，兵防则无从稽考，只是因山东省要求修志而应付的一次。三十八卷依次为：总纪、疆域志、山川志、古迹志、营善志、建置志、典礼志、田赋志、风俗志、农谚志、方言志、物产志、党务志、教育志、民社志、艺文志、金石志、封建表、沿革表、秩官表、选举表、世袭表、议叙表、诰敕表、宦绩传、乡贤传、忠义传、孝友传、事功传、笃行传、文学传、武胄传、高士传、一行传、方技传、列女传、侨寓传、杂稽传，约30万字。
此志流传较广，并在各大图书馆均有藏本。
《昌乐县志》（初稿）油印本，四册，1960年4月组建昌乐县修志委员会，9月下旬打印成册，约60万字。当时还处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虽记述了建国前后的有关资料，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未正式出版，现仅散存几部油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