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理论的探索 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
历史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提出了两个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还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伟大人物所创造的？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历史本身有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认识？这是历史的可知性问题。关于历史理论，虽然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都要取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好象已成为常识，是不待解说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神意识观、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曾在西方各国长期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无二致。甚至在近、现代，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仍有市场。分析这些论点的错误，还须作细致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客观性重视得不够，往往把历史研究工作跟历史记录的研究工作等同起来。历史研究工作，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记录研究工作，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历史资料，而不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两种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重视这种区别，对于史学发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纪载与着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着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说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这段话发表于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不失实效。我们重视这种区别，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也是史学工作中应有的严肃性。
人类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一样，虽然千头万绪，但都有规律可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现象更复杂，变化得更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以及辩证法则贯穿于各类社会矛盾之中，这都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1630）、如牛顿（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①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发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99900041_0284_0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
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首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发蒙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着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比较显着，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真理的发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发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他这篇着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的这类着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发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专制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发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着《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着，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发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发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发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视线。
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发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着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着作中，是一部在史学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以上这些着作的产生，各有其历史原因，把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说，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时有些人注意到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大部书，书名索性就叫作《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①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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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历史文献的特点
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历史理论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字记录。客观的历史跟记录的历史是有区别的，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就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关系加以补充论述。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只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二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首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着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着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这里有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有远古文化遗址、墓葬和文物，这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有文字以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历史文献，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说，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会风俗、口头文学，也都有史料的价值。跟人类社会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现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矿藏等等的状况，也至少可以做为辅助资料来看。
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在具体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质规定历史文献的范围。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象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象《齐民要术》，科技书象《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
历史文献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简单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样说。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历史文献可以包含两点，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有大量的新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的也不少。象这样的材料都有待于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多，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需要用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
为了促进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其有助于史学工作的发展，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历史文献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初步的意见认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部分，除上一节已有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发生联系。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研究所要联系的学科，但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研究中原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发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着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着述的风气渐盛。这些着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着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着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发展了，印刷术发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发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有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着录和考订的发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发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发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着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发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发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