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教育史
文/刘继孔
历代王朝的青州教育
内容摘要： 青州，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青州历代进士155人，状元6人，官至宰相者13人。像辅弼重臣公孙弘、王曾、王文统、刘珝、冯溥；清官良将钟羽正、曹珖、房可壮、张所、邢玠；文坛巨擘燕肃、于钦、郦道元、李成...
青州，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青州历代进士155人，状元6人，官至宰相者13人。像辅弼重臣公孙弘、王曾、王文统、刘珝、冯溥；清官良将钟羽正、曹珖、房可壮、张所、邢玠；文坛巨擘燕肃、于钦、郦道元、李成等青州名人，灿若星辰，枚不胜数。
人才源于教育。青州的教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兴办私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先贤大哲都曾游学于青州(齐地)，为青州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齐王在今青州市与临淄区交界处的稷山创办“稷下学宫”，这是历史上创办较早的官学。在这所官学中，各种学派并立，百花竞放，百家争鸣，成为当时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中心。学宫中主要的学派如道家、阴阳家、法家、儒家、名家等，都对后世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家是很有影响的学派，它融合法家、儒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了以“因道全法”为特点的黄老(即黄帝、老子)学派；还有一派叫宋(钘)、尹(文)学派，他们在学宫中都列居优势地位。
阴阳家融合了“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以“五行生胜”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一直影响着后世，直到今天还为研究易学的人所信奉。
法家也是重要的学派，它与道家、儒家融合，“引道入法”，道法并提，以宣扬符合当时政治风云变化的法治为主，主要代表人物有田骈、慎到等。
儒家的鼻祖孔子去世后，儒家思想依旧非常活跃，以孟子和荀子学派的影响为最大。孟子在齐地游学30多年，潜心研究孔子的仁学观，吸收稷下道家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成为儒家的二号人物。孔孟之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理论精髓。
随着社会的交替，事物的名称与事实产生了矛盾，出现了“名实相怨”的现象。一批致力于名词、概念、语义研究的学者，被后世称为名家。儿说、田巴等人为稷下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此外，稷下学宫还有墨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他们各有观点、各有建树。可以说，稷下学宫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统一中国后，官府以法治教育为主，实行吏师制，取消了学校教育，青州地域也不例外。但因历时较短，未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汉朝以秦为鉴，重视学校教育，开创了太学和郡国学，“独尊儒术”，推行教化。汉武帝曾颁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当时的青州是刺史部，辖多个郡国，郡国学校自然不止一个。今天的青州市，在当时属于北海国，北海相孔融十分重视教化，专门设立郡国学校，并邀请著名经学家郑玄等名士到学校讲学。学校的教师由文学官充任，称做“文学祭酒”、“文学师”、“文学椽”或“文学主事椽”。学生称为“文学弟子”。
汉代还创设了义学，即以宗族公款或以募捐建立的学校，也称为私塾，主要是招收贫寒子弟入学读书。汉代的另一种教育形式是“经师讲学”，即由居官教授或名儒自立“精舍”，隐居教学，实际上就是私立学校。这种学校有的多达数百或数千名学生，如郑玄年轻时就曾向大儒马融求学。后来，郑玄为师游学时，曾有上千名学生跟随他学习。再如青州人公孙弘，四十岁才投到胡毋生门下，学习《公羊春秋》，几年后，成为颇有名气的学者，六十岁被汉武帝拜为宰相。这些事实，可以管窥出当时青州教育的盛况。
到了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青州的教育也没有间断。建都广固城的南燕国皇帝慕容德，虽然是鲜卑族，仍十分重视教育，他颁诏在京都设立太学，“犹置博士弟子二百余人”，同时鼓励地方办学，培养人才。
隋朝统一中国后，创立了科举教育。唐朝沿袭隋朝的科举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上的府、州、县、乡、里各级机构都设立学校，并允许私人办学。教学内容以《五经正义》为教材颁行天下，鼓励读经习礼、涵养德性，同时开设书学、算学、医学、律学等，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咸亨年间(670至674)，青州开始在文庙兼设儒学。李白、杜甫都曾应北海太守李邕之邀，游学青州。
宋朝沿袭并发展了唐朝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在开设经、书、算、律、医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武学、画学等。地方上除设路、州、县等学府之外，又附设小学、社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同时，举办冬学，利用农闲的时间，由穷书生教习农民子弟读书。青州作为京东路，辖管六县，各类教育齐全。
书院产生于五代，盛于宋初。它以研究儒家经籍为主，同时议论时政，多采用个别钻研、相互提问、集体讲解相结合的绕道教学方法。青州的书院创办较早，著名的三元宰相王曾，就曾就读于矮松园(今青州一中院内)。王曾任青州知州期间，重视教育，拨30顷土地、修120间房舍，建起了州学，每年拨30万两白银的教育经费，并聘请知名学者为教授，广泛培养人才。王曾的作为得到朝廷的褒奖，据《益都县图志》记载：“宋仁宗初立州学，儒学以青兖为最先”。说明青州儒学教育的兴盛，得到了皇家的认可。天圣九年(1031)春，宋仁宗应青州知府王曾之请，颁九经(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礼、易、诗、书、春秋)于州学，并诏示各州以青州为榜样大办儒学。不难看出，青州的儒学教育，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元朝也重视教育，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颁令各路劝农立社。凡各县所属村庄，每50家为一社，每社设小学1处，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并于青州设益都路府学，供学子们深造。但因后期战乱频繁，学府或书院多被战火焚毁，教育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当时的人们只悉战事、而不闻礼乐教化。
明朝相当重视教育。明初沿袭宋、元的旧法制，提倡程朱理学，倡扬儒学教化，颁布《五经四书大全》，令各级在校生员诵习。明朝前、中期，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行，教育较为发达。
洪武五年(1372)，青州知府李仁，徙建青州府儒学于太虚宫故址(今偶园商场附近)。后经增修，使庙、校成为一体。校园四周是宫墙，中间设棂星门，门前设两座石牌坊。坊门的楹联很有讲究，左边是提倡风化的“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右边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北面是大成门，左右两边分别为名宦、乡贤二祠；大成殿东西两侧，各有厢房9间。大成殿的后面为明伦堂、崇圣祠；明伦堂左右两边，分别为教授、训导的住宅及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等四斋；四斋的东南角为文卷房，储藏着文籍。学校设教授1人，训导4人。“凡教事，教授掌之，训导佐之”，教师分工十分明确。学生分三等：一等为廪膳生，40名，由官府补贴膏火费用；二等为增广生，40名，生活费自备；三等为附学生，不仅生活自理，而且生员没有定额。
洪武十年(1377)，益都县知县黄正德，将城内西南隅的县儒学迁往城东北隅的海防同知署左侧(今青州宾馆附近)。其规制略同于府学，也是庙、校一体，中间为大成殿，殿后面为明伦堂，旁列博文、约礼二斋，是供学生学习的地方。明伦堂后面是教谕、训导的斋所。号舍，也就是考棚，在东厢房的后面。县儒学设教谕1人，训导2人。廪膳生20人，增广生29人，附学生同样没有定额。廪膳生每两年贡1人，岁、科各取文童15人、武童12人。儒学的经费来源靠学田地租，据旧志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3)，府儒学有学田762亩，年收租银60两。据嘉靖《山东通志》记载，益都县儒学有“学田一顷六十四亩”。
儒学教育虽然兴盛，但因教学内容局限于科举应试，又加上教学形式僵死，儒学逐渐被形式灵活的、以授实学为主的书院所代替。成化五年(1469)，青州知府李昂审时度势，移名宦祠于矮松园内，将矮松园改称名贤祠。同时，在祠前建有思齐、仰止二斋及藏修、游息二轩，“延四方有学行者居之以为师，檄属邑子弟知乡方而愤孤陋者，教育于此”。此为最初创办的松林书院。
隆庆年间，松林书院易名为凝道书院。松林书院设山长1人，主持教事。招收经童试合格的生员攻读“四书”、“五经”、学作制艺，以备应考，称为“童生常课”。同时，组织已入学的秀才定期来书院听讲，由教授批阅秀才的文章，每月举行一次考试，成绩获前两名者，发给膏火费，以资奖赏。这种教学形式，叫做“文生月课”，主要是应付三年一度的乡试。松林书院为府办书院，其经费由府署统筹，各属县集资缴纳。
正德九年(1514)，青州佥事牛鸾在府治的西面建立崇义书院。万历四十一年(1613)，按察司副使高第、青州知府王家宾，将布政司公署改建为云门书院。明代阁老刘珝、名臣钟羽正等都曾在青州府的书院读过书。
社学在明代也十分盛行，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令社学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弘治十七年(1504)，复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要求民间15岁以下的儿童送入社学读书，学习婚冠丧祭礼节等知识，学有所成者，可补做儒学生员的资格。嘉靖年间，益都县3处社学较为出名，一处在南门里，一处在北关西街，一处在金岭镇(今属淄博市)。
清初，基本承袭明代的教育体系，大兴书院教育。青州的书院教育非常兴旺，康熙十一年(1672)，青州府佥事郑牧民重建府学。康熙三十年(1691)，青州道员陈斌如、知府金标重建松林书院。康熙四十三年(1704)，青州知府张连登在松林书院设社学，后人为纪念张连登的政绩，将社学改为张公书院。康熙五十六年(1717)，按察使黄炳捐俸、知府陶锦督建宏远书院。康熙五十八年(1719)，府署在府治南建容保书院。
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王如玖增修青州府学。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府李廷扬增修松林书院。明清以来，青州境内的书院多达十几处，主要有白龙洞、青州道、松林、凝道、崇义、云门、张公、汪公、宏远、容保、旌贤、海岱等书院。
清代青州的儒学也很兴盛，府级儒学设教授、训导各一人。嘉庆年间，青州驻防满营添设生员名额，满族子弟可由营署送到府学考试，考中的学生可入旗学读书，其名册由府学掌握。清代除设立府、州、县学之外，还在乡间设置社学。不过，青州境内的社学较少，只有康熙时期的青州知府张连登在松林书院办的一处社学，原因是自咸丰以来，境内官办的义学渐多，完全取代了社学。
据旧志记载，清代的官办义学相当盛行。康熙末年，青州设有府办义学一处，附设在知府陶锦督办的宏远书院内。县办义学较多，自咸丰十年(1860)始，益都县令徐顺昌先后在县城中的梓潼庙、白衣庵、东关、北关创办了4处义学。同治八年(1869)，知县华钧在城外的附郭、赤涧、五里堡、朱崖、南仇、张赵、朱良、口埠、谭家坊、郑母等村镇设立了官办义学12处。义学设塾师1人，另设监学绅董2人，帮助塾师督责学务。塾师由学校绅董推荐，经县儒学署核准后聘用。每年开学时，塾师均由知县接见。塾师汇报在校的学生人数，领取当年的“十二月课程格本”，也就是教学计划。之后，塾师按月填报学生的功课情况，以备监学绅董的考核。考核之后，凡学有进步者，均由县里奖励食品或文具，以资鼓励。县义学的章程规定，县城义学的学生最多不得超过30名，最少不得低于16名。乡村义学的学生，最多不得超过30名，最少不得低于12名。学习程序按照《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进行，先读《小学》，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再读《易》、《书》、《诗》及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毂梁传)。义学的经费由官府筹集。同治八年(1869)，知县华钧筹得的学费年得息银是144两，分配给城里的四处义学使用。乡村义学的经费，由县办盐务部门捐拨，从而保证了义学的正常开支。
几千年来，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年代，青州的教育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总是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才使青州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才使青州人才辈出，才使青州成为了地灵人杰的海岱明珠。
晚清时期的青州教育
清朝一直沿用宋、元时代的科举教育制度。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帝召谕各省府厅州县所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因变法失败，政令未能实施，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又复命实施。
光绪二十九年(1903)，益都知县李祖年在东关王沂公(王曾)故宅创办益都县立高等小学堂，此为青州市境内第一所新式官立高等小学堂，当年招生60人。之后，许多初等小学堂也陆续开办。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青州市境内共有小学堂25处，其中，县立高等小学堂1处，学生75人，初等小学堂20处，学生274人。青州驻防满营设有初等小学堂4处，学生240人。宣统年间，见于文字资料的尚有1处朱良镇育才初等小学堂(建于宣统三年)，4处青州驻防满营高等小学堂，还有1处最后一代协领创于北城的女子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青州知府冯汝骙在松林书院故址创设青州府官立中学堂。此为山东省官立中学堂的首创，当年招收新生1个班，18人(到光绪三十二年，发展到4个班，95人)。同年，青州驻防满营都统吴延年，将海岱书院改办为海岱中学堂，聘宋传典为英文教习。此外，清末还设有青州府公立中学堂1处，校址在城里太公庙(今青州一中西边)，由地方士绅筹资创办。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开始招生两个班，48人。后因办学经费困难，两年后停办。
清政府在实行“新政”之初，即将师范的建设列入“宜治”范围，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为地方官和学务官员之专责”的政令。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县李祖年在益都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内附设师范班，学生8人。之后，府、县两级又先后在县城内创办师范学校两处。
光绪三十年(1904)，在府儒学的故址，创办益都县立师范传习所(亦称单级师范)，招收贡生、秀才及塾师入学，学制分半年、一年不等，结业后充任初等小学堂教习。师范学校设学务监督1人，另设所长1人，主持学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夥巷街设立青州府师范学堂。初期租赁民房，后来迁往天齐庙，最后在青州试院(今青州云门双语学校)改建新校舍。青州府师范学堂，以培养高等小学堂教习为主要目的，在府属各县范围内招生。学生遵守《奏定学堂章程》，学制五年，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堂大致相同。另设教育学，其每周授课时数仅次于经学。首任学堂学监樊春林，监督由知府鲍心增兼任，副监督赵汝弼，学监赵承元。办学后期，附设初等小学两个班，教习4人。
青州的职业教育始创于晚清，当时称“实业”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县李祖年，把旌贤书院改建为青州府官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成为山东省实业教育的首例，亦为山东省农业教育的首创。宣统元年(1909)，遵照实业学堂的章程，此校改称为中等农业学堂。当年有三届学生160余人毕业。
光绪末年，清廷命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并责成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酌量扩充北洋所，设武备学堂和山东随营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青州驻防满营设有武备小学堂1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生为48人。同年正月，驻防满营又遵照部令在海岱学堂设八旗翻译学堂1处，学生64人。课程设有读书(诗书古文)、讲经(满汉文四书)、习字(满、汉字)等。宣统元年(1909)，又在海岱学堂设立英文专修馆1处，开办不久，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停办。
1901年，清廷为推行新政，兴办洋务，选派科甲出身的士子先后到日本及西欧各国学习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旨在学成回国报效朝廷。据《山东留日学生同乡录》载，清末仅青州赴日学生就达29人。
废科举、兴学堂，开西学、办洋务，是晚清教育的突出特点。另一特点是允许西方的传教士办学，即教会学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青州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在废科举、兴学堂以前的三四十年间，就出现了一批私立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包含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采取分科授课的教学方式，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洋学堂”。同治三年(1864)，美国长老会首先由登州派遣传教士来青州布道。同治五年(1866)，办起教会小学1所。不久，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达成协议，青州地域由英浸礼会布道，美长老会退出。光绪元年(1875)，英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最先来到青州，第二年传教士仲钧安相继到达青州。当时青州正闹饥荒，他们以赈灾为名，把大批私塾、学馆接管过来，办成自己需要的学校，称为“揽馆”(即由一个教书先生招揽几个或几十个学生)。十多年间，英浸礼会传教士接手的揽馆就有几十处，学生多达600余人。
这些教会学校，均为蒙养(即幼儿园)或进行小学文化程度的教育。入学后，每人填写一份志愿书，条文大略是：(1)我愿今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以振兴天国为目的；(2)我愿毕业后无论置身何界，必以金钱赞助教会；(3)我愿毕业后终身布道。课程设置是在私塾应学科目的基础上，增添圣经科目及浅显的自然科学常识。学生自买汉文书籍，自备桌凳，并负担部分教员薪资。宗教用书及三分之二的教员薪资由教会补贴。
随着教会毕业生的出现，光绪元年(1875)，中国籍神甫王宝禄在青州城南门里开办简易学堂。从19世纪80年代起，英浸礼会传教士又陆续在青州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寄宿学校。广德书院是由英浸礼会创办的第一处寄宿学校，它的前身是美长老会创办的1处教会小学。光绪初年，李提摩太、仲钧安招收了几十名灾童，扩大了学校规模。光绪十年(1884)，英籍传教士库寿宁夫妇又在城里原东华门街路南(潍坊教育学院)兴建新校舍(时称南书院)，招收寄宿生18名，增设了中学部(当时称青州中学)。课程分短程(期)、中程(期)和全程(期)，大致相当于初小、高小和中学三个阶段。光绪十二年(1886)，校舍进一步扩建，定名为广德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开设大学部，发展成为一所大、中、小学教育兼施的综合学校。光绪三十年(1904)，广德书院大学部与登州文会馆合并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理科，取两校之名的首字，定名为“广文学堂”，搬到潍县开课。所余的中小学班，改称崇实中学。1917年，守善中学成立后，停办了中学部，改称为崇实小学。
光绪七年(1881)，英籍牧士怀恩光在城里租赁民房，创办圣经学堂(即神学研究所)，学制为五年，毕业后做布道员。光绪十三年(1887)，增设培养初级教会学堂教习的师范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迁入原东华门街路北(潍坊教育学院北院)，新建校舍先称北书院，又称郭希罗宾逊神学院，后称郭罗培真书院。新校舍分上、下馆；上馆(亦称正馆)，为神科；下馆(亦称备馆)，为师范科，并设有圣经学校。建有讲堂、斋舍、小学堂和博物馆(1904年移至济南，易名广智院，后改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科)，斋舍可容纳64名学生就宿。自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神学、师范两科共有毕业生227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郭罗培真书院与美长老会数处神学班合并，取名为青州神道学堂，成为齐鲁大学神学学科的前身。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1914年，神学科毕业10个班50余人，师范科毕业9个班159人。1917年，神学科在校学生51人，师范科学生16人。秋后，并入齐鲁大学。
光绪十八年(1892)，英浸礼会传教士武成献和巴德顺在教会办的广德医院设班收徒，创办了青州医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青州医学堂与美长老会聂会东办的医学堂合并，改称为共和医道学堂。到宣统三年(1911)，共毕业八个班。同年4月，学校迁往济南。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浸礼会在城里西皇城街(今一中院内)创办崇道书院(时称西书院)。4年后，改称崇道中学校(亦称崇道女校)。
清代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府儒学署设教授1人，主管青州府的学政，另设训导2人辅佐。县儒学署设教谕、训导各1人，掌管本县教育行政和所属生员。光绪三十一年(1905)，撤学署，设劝学所，总管教育事宜。益都县劝学所设劝学总董1人。宣统二年(1910)，劝学总董改称劝学员长。
在管理体制上，青州府官立中学堂、青州府官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青州府师范学堂，其办学经费、人事调配等均由青州府负责。益都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县立师范传习所及公立初等小学堂由益都县管理。私立学堂向县备案核准后，由办学人管理。
封建王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在省城举行，它是进入仕途即科举选官的第一级考试，三年一次，由于是秋季举行，又称做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会试于乡试后的次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又称为春闱或礼围，参试者是举人，考中后是贡士。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参加者是贡士，取中者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晚清延续前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读书人先经过童试，才能参加府试，府试合格成为秀才后才能参加乡试。益都县每年二月在县学举行童试，由知县主持。青州的府试设在青州府考院，每两年举行一次，录取者称为儒学生员，即秀才，也叫进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推行新法，对于教育的改进是“勿论京城会试，省级乡试，府县级岁考，一律废除八股文章，改为策论文。”各级考试均定为策论、时务、四书五经3场，并规定“今后考试，均以讲求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好坏作为取舍的标准”。各级学堂的考试分为临时、学期、年终、毕业、升学5种，均采用百分制。此外，还设经济特科考试，选拔新政人才。科举制度的彻底废止，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得以实现。
晚清时期，无论儒学、书院、私塾还是学堂，所用教师均采用招聘制。儒学、书院多延聘有名望的进士、举人为教师，塾师一般是秀才担任。官立学堂的经费由官府拨款，或来自学田租金、庙地庙产、派捐和学生交纳的学费等。
晚清政府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危害，试图以教兴国，从而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多项改制。青州在教育改制中一马当先，像是官立小学堂、省立中学堂、桑蚕职业学校、教会学校都走在了山东省的最前列。虽然许多学校随着封建王朝的泯灭而消停，但对青州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在思想认识、师资人才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的青州教育
辛亥革命以后，教育制度的改变，首先体现在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上。1912年，益都县奉省谕在县文庙设劝学所，所长称劝学委员。第二年，改劝学所为视学公所，设县视学1人，乡视学6人。1915年，视学公所又改为劝学所，编制依旧7人。1923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编制为18人，其中局长1人，县督学1人。1929年，教育局编制为10人，局长由省教育厅长委任，督学由县长委任，教育委员由局长委任。教育局下设普通教育课(局长兼课长，管理中小学，师范、职业学校)、社会教育课(督学兼课长，管理民众教育)、总务课(教育委员会主任兼课长)。1933年，教育局改为县政府第四科，编制7人。
民国时期，县教育行政机构曾设多个委员会。初设教育行政委员会，由县督学和各区委员11人组成，负责审定教育计划、教育经费、学校扩建及教育局交议的事项。1929年，益都县设立教育经费委员会，由教育局长、县督学、县党部、县政府、财政局、教育委员会、县立中小学的代表组成，负责全县教育公产、公款的管理。1930年，县成立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成员9人，分批培训师资，对推行标准读音、提高国语教学水平起到了重大影响。1912年，益都县奉省令设小学教员检定事务所，承办益都、临朐、临淄三县的小学教员检定事务。每年一次检定，考场设在益都城里，命题考核评定均由省教育厅派员主持。1931年，全县小学教员531人，受检合格者324人，合格者每人每月发4元补助费，此举保证了教师队伍的质量。
1912年，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学堂改称学校。10年后，将小学、中学“七四”制改为“六三三”制。全县所有中小学全部实行国家规定的学制。课程的设置虽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是初小设国语、算术、社会(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高小设国语、算术、公民、历史、地理、卫生、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珠算、音乐、体育。普通中学的课程是：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日伪时期，曾将英语改为日语。
设在益都县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山东省第四师范学校、山东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直属省政府领导，校长由省政府任命。益都县乙种农业学校、师范讲习所、东关小学、北关小学直属县政府管理，校长经教育局提名由县长任命。区立小学由县教育局和区政府双层领导，校长经区长和地方绅士推荐由县长任命。村办小学一般由村长或乡绅兼任校长，受区、乡、村政府的领导。省立、县立学校，校长以下设教务、训育、事务3处，各处设1名主任处理日常事宜。一般小学的教务、训育、事务由校长兼任。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中学校长应为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且具有5年以上教龄者担任。小学校长应为师范毕业或高级中学师范科毕业、经县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并教学两年以上且有成绩者。教师由校长聘任，标准是：中学教师应是高等师范毕业或大学本科毕业并具有实际教学能力者。小学教师应为专科学校毕业、师范学校毕业、高级中学或旧制中学毕业、人格高尚且经县检定合格者。据1930年统计，全县教师869人，其中男教师857人，女教师12人。另有无资格者137人。据1931年益都县教育年报记载：“本县教师待遇殊属菲薄，待遇最高者月薪三十元，最低者年薪六十元。”初小教师一般月工资18元，高小教师22元左右。中学教师待遇好于小学教师，省立十中校长月薪200元，主任月薪80元，教师每课时1.25元，月均85元，职员30至40元。逢灾歉年，教师待遇改为月发小米100斤。国民政府规定了教师退休、抚恤、年功加俸等政策，但因战乱，多未实行。
民国期间，倡导幼儿教育。1912年，天主教在城里教堂南院创办育婴堂。10年后，幼儿教育纳入壬戌学制，正式命名为“幼稚园”，收纳3岁儿童。民国后期，全县有3处幼稚园，即天主教堂育婴堂、基督教会幼稚园和省立四师附小幼稚园。每处幼儿教师1至2人，收育儿童85人。育婴堂主要收养孤儿，为慈善机构。后两处幼稚园办学比较正规，儿童可学习唱歌、舞蹈、学数、认字、制作玩具等知识。
民国时期，教育部指令县设高等小学校，镇、乡设初等小学校，倡导私人办学和对女子的教育。益都县立小学有东关、尧沟、金岭镇、朱良及仓廒女校等。在乡镇兴办初等小学的同时，宋家阁刘焯捐款建刘氏小学，后被县政府命名为模范小学。1915年，教育部推行四年教育。益都县成立义务教育筹备小组，划全县为220个学区，强力推行初等教育。学校虽兴，因社会崇尚私塾，仍有152处私塾存在。1928年，因县公安局局长刘振标叛变，县城小学全部停办，乡村私塾猛增。3年后，教育部下令严禁开办私塾，教师亦必须取得县许可证后方可任教。之后，全县的小学猛增到460所，私立小学达到22所。学生总数为19688人，其中女生501人。日寇侵华期间，学校全部停办。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县公署先后建立了铎楼庙、观音堂、心寺街、三官庙、准提庵、北阁等初级小学。在日伪占领的金岭镇、尧沟、谭坊、孟家炉、朱良、马氏、郎家庄、北普通、黄楼、大尹、堂子、朱崖等地也建有完全小学。抗战期间，国民党保安三师十五旅二团、六团分别在盘踞地开办教育。二团团长徐振中除在盘踞地朱良办教育外，还在夹涧、普通、张孟、高柳一带设有教育办事处，并在大王、高柳、张家营、东郎、朱良、北普通、刘镇、马官庄、辛庄、夹涧等地设有10所完全小学，共44个班、1577名学生。另外，还在33个村设立小学，共42个班、1378名学生。六团团长王凯臣在其辖区王小、孙板一带设总务处教育科，办起口埠、东荒、十甲等中心小学，共21个班，500名学生。十五旅旅长张景月在何官一带设户家中心小学、张高完小。
抗战期间，属于解放区的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政府，在1938年办起张高、阳河、葛口、南星落、北星落、史家、曲屯、赵家营、沈家、彭家、东西八户、河头、王沐、吕村、东朱鹿等多处小学。1940年在许王村设高级小学一处，称益北小学或四边小学，2个班，100名学生。1945年，民主政府在北阳河设完小1处，2个班，100名学生。后又在马兰、口埠、孙板、段村设4处完小，13个班，570名学生。县境西南解放区于1944年在长秋村办起抗日小学，1个班，24名学生。在朱崖村设小学1处，40名学生。在抗战的岁月里，战乱时学校就化整为零，缓和时学校就聚零为整，学习非常艰苦。
解放战争时期，全县共有中心国民小学14处，学生1913人；一般国民学校105处，学生4545人；师范附小1处，学生270人。因战争处于拉锯的形势，学校时办时停，直到益都县全境解放，教育才步入了正规。
民国时期，青州的中等教育比较齐全。普通中学主要有：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私立青州中学、省立益都中学和私立青光中学。
山东省立第十中学(现青州一中的前身)，初始沿袭“癸卯学制”，学制四年，学生毕业后可考入大学预科。课程是：修身、国文、英语、地理、历史、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音乐、体操。民国十二年(1923)，学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后来课程略有改变，如增添公民、童子军课等。学校的教师实行聘任制，一批高学历、真才学的人应聘任教。1937年，教师18人。教师居多兼课，每周10节以上。待遇按任课时数计，月均工资85元，班主任月津贴10元。学校教学设备齐全，教师运用欧美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学质量较高。1934年，全省中学生会考，省立十中获得第一名。次年又获得第二名。蔡元培先生手书“勤朴公勇”四字赠为校训，悬于十中二门之上。1937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为省立十中毕业生题词“敬业乐群”，以此鼓励。
1936年秋，城里西皇城人翼佩汝，在邢玠口北丝厂故址创办私立中学，后迁满洲营副都统吴延年的住宅，又迁清凉寺。教师10人，3个班，100名学生。学生入学每人先缴5元押金，每学期缴学费10元，折合小麦300斤。第二年，在进步教师王轩波等人的鼓动下，掀起学潮，赶走校长翼佩汝和训育主任赵若谦，县长杨九五派人接管学校，将私立中学与师范讲习所合并，称“益都县立乡村简易师范”。私立中学的学生经考试，一部分编入初中班，一部分编入简师班。因日寇占领济南，当年学校停办。
1938秋，日伪政府在省立十中校址设山东省益都初级中学，三年后增设高中部，易名为山东省立益都中学。教育的重心是向学生灌输“中日提携，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奴化教育。课程除了已废止15年的“读经”、“修身”外，强制开设日语课。学生来自益都、淄博、寿光、临朐各地，男生在东院，女生在西院，分班上课。8年中，招收8级初中生，4级高中生，28个班，1100名学生。学校设日本教官，总揽学校大权，兼授日语。第一任教官是本多基一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死于南洋。继任为森吉镜渊捻，日本投降后回到了日本。
1942年春，二团团长徐振中在城北大宋村设“益都临淄联立中学”，简称“益临联中”。麦收后学校迁入大王村，两年后又迁到蔡家庄。初始设简师班、初中班各一个，学生80人。1945年增设后师班，不久学校停办。
1944年秋，驻益都日本宪兵队翻译官田秀夫为了儿子上学方便，召集商人成立学校董事会，集资创办私立青光中学。学校设在老火车站西，1个班，50名学生。次年又招1班，100名学生。1945年，随着日军投降，学校停办。
益都县的师范教育比较兴旺，办学显著的当数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它的前身是青州府师范学堂(今云门双语学校处)。1914年，省政府将莱州、登州、胶州、武定等师范迁到青州，与青州师范合并，定名为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师生员工300余人。第二年，在参府街设立师范附小。师范学生来自西至济南，东到胶东半岛。1923年前，学校设有本科和讲习两种教学班。本科含预科1年、本科4年。讲习科2年，为速成师范，主要培养高等小学教师或国民学校有“许可状”的教员。1923年以后，实行新学制，分前期、后期两种教学班，学制各三年。1929年，后期班改称师范部，前期班称初级部，学制未变。课程设置除普通中学开设的公民、国文、数理化、史地生外，另设教育概念、教育心理、论理学、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小学行政、实习等。1929年始，开设军事训练课，专职教官为中央军校毕业生，每周3节军训课。
1934年暑假，实行集中军训。烟台中学、广文中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500名学生云集益都，进行下级军官所必需的基本战术野外实习。中央训练总监部张寿桐、李德铭莅临检阅，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厅长李树春、何思源陪同检阅。省立四师学生在西门外瀑水涧演习枪击，成绩优秀，获得嘉奖。省立四师自建校到1927年，本科班招生15级，讲习科6级，前期班5级，每年在校生300人。从北伐时期到七七事变，共招收师范部学生10级、22个班，毕业19个班、552名学生，尚有120名学生没有毕业。初级班8个班，毕业270人。省立四师办学24年，培养了4000多名师资，为全省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益都县立师范讲习所，1912年时称单级教员讲习所，又称小学教员讲习所，主要对学员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和教学基本功的培养，其次是文化补习。学员是从10岁到60岁的塾师、秀才不等，至北伐时已培养800多人。1931年后，学校属于正规简易师范，招收25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除不设英语外，其他课程与普通中学相同，另设教育理论方面的课程。1931年到1937年，共招收4级280名学生。
此外，益都县还有4处师范，分别是：1943年由青州道尹公署开办的青州道立简易师范；1943年由六团团长王凯臣在庄家庄开办的益都县立简易师范；1946年由国民县政府在康家羊开办的益都简易师范；1947年由国民县政府在昌乐境内恢复的山东省立益都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大多在1948年左右因国民党军队的惨败而停办。
民国时期，全县的职业教育主要有：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县立乙种蚕业学校、县立乙种商业学校。
1914年，省政府在青州城里中所营街成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学制4年，1年预科，3年本科，分农、林、桑3科，4个班，班额40人。办学经费由省政府拨给，每年12200元。学生每人每月发5元津贴，从学生养蚕等勤工俭学收入中开支。至1930年，共招17级，720名学生，因辍学率高，实际毕业500人。
县立乙种蚕业学校，成立于1912年，由县知事孙积荫、名人宋传典、李有典创办。校址在今青州一中西面。此为初等职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3年，教材与甲种农校相近，唯内容浅显。办学16年，共招生15个班，每班40人，毕业后，学生自谋职业。
县立乙种商业学校，成立于1916年，由商会创办，设在城里东营街清凉寺故址。学校招收初级小学毕业生，学制3年，使用高小教材，以培养初等商业人才为目的。每年经费1680元，其中县教育局拨款1200元，商会负担480元。此校每年招生1个班，1931年停办。16年共毕业490人。
民国时期，县内的高等教育，除了齐鲁大学的前身“青州共和神道学堂”于1917年迁往济南外，还有四所高等学校：一是“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于1948年从诸城迁到青州城北裴家桥。因学生多，教学班分设在任七里、王七里、杨家庄等。学校设摩托、土木工程、行政等三个系，学制不定，招收学生600余名，毕业后派往前线，为解放战争服务。1948年底，学校迁往济南。二是“山东邮电专科学校”，1948年由华东局及山东省人民政府设立，校址在青州城北门里，设邮政、电话、会计三科，学生300人，修业期满，分配到各地邮局工作。学校于当年年底停办。三是“山东省农业专科学校”，1948年由华东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设立，校址在青州市区原蚕场，是山东农学院的前身。培训农技人员500人。当年年底迁往济南。四是“山东教育学院”，也是华东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校址在青州城原守善中学和女子学校旧址。是培训教育干部的专科学校，招收学员63人，当年11月迁往济南。
民国时期，青州的教会学校有5处：一是由基督教早先开办的“崇实中学”。学校分小学、中学两部，小学4个班，130人，中学3个班，60人，1928年停办。二是英浸礼会创办的“崇道中学”，是女子中学，也分中学小学两部，中学3个班，学生80人，小学4个班，学生60人。1928年迁往周村上课，当年解散。三是“守善中学”，1917年由英浸礼会利用培真书院校址改建。初始8个教学班，320名学生，30名教职员，后设3个高中班，是全县早期的完全中学，学校几经兴衰，于1947年迁往昌乐县。四是“崇新小学”，1917年由天主教法籍神甫在天主教堂北院创办，初始只收教徒子女，后来面向市民子女招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学校。五是“修道院”，1930年由烟台迁往青州城里心寺街。初始只有教师3人，学生8人，两年后发展到3个班，30名学生。学生6年读完初、高中教材，毕业后到济南大修道院深造。日军侵华后，学校被封闭。
民国时期，也注重社会教育，当时叫“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施教机构主要有“通俗讲演所”、“民众教育馆”、“新民教育馆”等。主要进行扫盲、宣讲时事政治、普及社会常识、拒吸毒、讲卫生等。但因战争频繁，居多流于形式。
建国初期的青州教育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国初期的青州教育迅速恢复和发展，行政机构也随之变化。1948年3月，益都县全境解放。城区划为青州市，直属山东省人民政府领导。市政府设文教局，只辖城里、东关、北关3个区的小学。益都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驻城外郇家庄，设科长1人，工作人员2人。同年12月，撤销青州市。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工作人员4人。1950年，县人民政府将教育科、文化科合并为文教科，工作人员6人。1956年初，文化、教育分署办公，复设教育科。同年6月，改称教育局，设局长1人，副局长1人，视导员2人，业教3人，人事1人，会计1人。1957年，教育局成立教学研究室，设教研员4人，负责全县的教学工作。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超常发展，教育也不例外。这一年，临淄并入益都，教育局、教研室各增加8人。
建国后，学校取消了民国时期的训导制，推行民主管理。中学、师范校长由省人民政府任命，完小校长由县人民政府任命。中小学实行校长责任制，下设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分别负责教学和事务工作。教学班设班主任，由校长选聘。团队组织、学生会、教育工会等实行民主管理。1958年，中学体制下放，中学校长由县人民政府任命，报专署备案，公社教育助理由县人事局任命。
随着学校的增加，教师队伍迅速壮大。1949年，益都县举办4次教员培训班，培训教师483人。益临、益寿两县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培训教师。1950年，三县教师发展到1078人。1952年，公办小学教师达1380人，由于培训工作跟不上，368人不称职。县文教科根据华东局教师配备标准，制定了小学教师超编处理意见，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1955年小学教师为1631人，不称职的动员回乡生产，所缺教师由当年师范和中学毕业生补充。建国后，党和政府授予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教师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1949年，益都县评出22名模范教师。第二年，益都县评出10名模范教师，益寿县评出15名模范教师。1952年6月，成立了益都县教育工会，教师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1955年，益都县召开教师代表大会，表彰了22名优秀教师。
建国初期，教师工资以粮代薪，高小教师一般每月210斤粮食，初小教师190斤粮食。民办教师也以粮代薪，初小民办教师一般为130斤，高小民办教师一般150斤。薪粮由政府补助，每人每月60至80斤，其余的由村里负担。1952年实行“工资分”制，小学教师100分左右，校长略高于教师。中学教师150分左右，昌潍联师校长最高305分。《大众日报》每月公布分值(大约每分2角2分钱)。1956年，实行工资改革，分为教师级和行政级。小学教师月工资平均36元，比改革前提高45%，小学行政人员平均51元，提高58%，中学教师平均46元，提高16%左右。1958年，中小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教师人数增长很快。小学教师从1955年的1631人增长到2362人。1958年1月，教职工参加整风反右运动，195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占全县右派总数的64%。其后的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有不少教师受到批评、降职、降级处分。从此，教师人人自危，凡事小心谨慎。
建国初期，青州的幼儿教育比较薄弱，直到1953年，县政府才在朝阳街办了一所托儿所，后称幼儿园，设园长1人，保育员4人，入园幼儿30人。1955年，为适应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全县培训幼儿教师120人，办起幼儿园1180处。火柴厂、烟厂、中心医院相继办园，入园幼儿142名。大跃进期间，幼儿教育盲目发展，要求生产队办托儿所、幼儿园，倒出妇女外出大协作，参加大跃进运动，严重损害了母婴健康，群众十分不满，不久幼儿园就大量“下马”。
建国初期，青州的小学教育发展很快，1949年，全县完全小学25处，初小686处，在校生37645人。第二年增加完小9处，初小18处，民办小学52处。1952年，全县有完小65处，初小855处。在校生66888人，山区13岁以上的青少年也入了学。小学实行“四二分制”，即初小4年、高小2年。1951年试行“五年一贯制”。两年后，国务院指示停止实行“五年一贯制”。1953年，原省立四师附小改称为“益都师范附属小学”，一至六年级各两个班，班额46人。学校设校长、教导主任各1人，党团组织、行政管理、教学业务均由师范学校领导。教师多为师范学校优秀毕业生留用。大跃进期间，上级要求开办“共产主义小学”，即数村联办一所小学，学生吃住在学校，不准回家。因脱离儿童年龄和生活习惯的实际，加上校舍不足，师资和经费缺乏，生活没有保障，学生苦不可言，社员群众怨而不满，共产主义小学不久告停。
青州的中学教育基础较好，1948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复建青州中学，设中学、师范两部。1950年底，师范独立设校，中学部改称为“山东省益都中学”，初中生363人。次年，设高中班1个，学生46人，教职员74人。1951年秋，在省立四师旧址(今云门双语学校)建“山东省第二工农速成中学”，4个班，160名学生，生源为干部、产业工人、革命军人等。3年后迁往济南。1952年，山东省益都中学改称为“山东省益都第一中学”。在益寿县政府旧址(孙家庄)建益都第二中学，4个班，200名学生。第二年，二中迁往郑母村原益临联师旧址。1954年，二中迁往城里原工农速成中学校址。同年，山东省第三残废军人速成中学由枣庄迁到益都，设在原荣军第四分校旧址，学员2000人，教职工百余人，第二年停办。1955年，在郑母村建益都第三中学。1956年，在口埠村建益都第四中学。中学采用“三三”学制，即初中、高中各三年。初中设政治、语文、数学、自然、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12科。高中不设自然，增加生物、制图两科。不久，初中又增加植物学、动物学、中国革命常识、时事政策。1954年秋起，初中停设外语课。1956年起，语文分为汉语、文学两科。初中设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高中设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业考查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1956年改为五级记分制，3分为及格。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学教育超常发展。在朱崖村建立益都第五中学，在孙家庄建立益都第六中学，在王坟村建立益都第七中学。11月，临淄县并入益都县，原临淄一中(辛店)、二中(皇城)、三中(临淄城关)、四中(淮阳)，依次改为益都第三中学、益都第六中学、益都第十中学、益都第十一中学。原益都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依次改为四中、五中、七中、八中、九中。次年，又在阳河公社阳河村南建立益都第十二中学。同时，全县还办起58处农业中学，招生2580人。中学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列入正式课程，并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教学方向、内容、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师生走进工厂、田间，边教边学边干。因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系统基础知识的学习，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这一年，中学按照上级指示，将政治课改为以反右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号召学生“兴无灭资”，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工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组织学生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进行热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教育。组织党、团员和师生参加反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的辩论，有的学生因言辞激烈，被开除学籍赶回家劳动改造。
毛主席发出学生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后，各中小学积极响应，普遍开展“劳卫制”体育锻炼。1958年，全县9367名学生参加“劳卫制”锻炼，1090人达到一级标准，393人达到二级标准，205人达到少年级标准。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下，各校出现“一夜达标报捷”的失实现象，“劳卫制”流于形式。随后，为了生产救灾，操场改为耕地种庄稼，取消了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学生体质严重下降。这一年，学校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校长带头，人人动手，打苍蝇、打蚊子、打老鼠、打麻雀，分片包干，定期检查，严重妨碍了教学秩序。
建国初期青州的中等专业教育，只有山东省益都师范学校和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
1948年秋，省人民政府设立青州中学师范部，校址在今潍坊教育学院。1950年，与青州中学分立，昌乐中学师范班和潍坊师范先后并入益都师范，。第二年定为省重点师范。设初师班11个，中师班7个，学生814人，教职工95人。1952年，附设速成师范班，同时设立函授部。1954年后，安丘、临朐、临淄师范相继并入，益都师范的规模空前壮大。1952年前，初师、中师均为2年制。1952年后，初师、中师改为3年，中速师定为1年。初始，师范基础课采用中学课本，仅设政治、语文、算术、理化、音乐、美术、体育，专业课由教师自编讲义，有小学行政、儿童管理、教材教法和实习。1956年始，采用师范统编教材，唯汉语借用初中课本。
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于1950年由山东省卫生厅批准省立医院益都分院附设护士学校。1953年，泰安黑龙潭疗养护校并入，定名为昌潍第二人民医院护士学校，第二年并入济南护校。
建国初期，青州的职业教育只有山东省益都蚕业学校，该校于1951年7月由省农业厅、省教育厅批准，设在城里蚕场。农业厅厅长李光远兼任校长，第二年迁往烟台。
大跃进期间，青州的职业教育畸形发展。益都县办起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美其名曰“大家来学就是大学”。名为大学，实为初级的职业学校，招收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和农村基层干部，学制三年。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生学习不到两年，学校全部停办。
工业大学设在心寺街吕祖庙旧址，校长由县委书记何子健兼任，副校长徐永仁，教职员20余人。设城乡规划、土木建筑、电工、冶炼、化工、交通、邮电、机械、会计等系。招收12个班，600名学生。1960年春毕业584名学生，其中女生96人，部分学生被有关单位录用。
农业大学设于东关北阁街，校长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精业兼任，副校长张春雨，教师16人。设土壤、作物、茧烟、畜牧兽医、农业机械、水利建设、农业会计等系。招生10个班，500名学生。1960年毕业415人，100余人充实到农机站、兽医站和拖拉机站。
林业大学设在东关完小院里，校长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士欣兼任，傅俊超任副校长，教师13人。设桑蚕、森林、园艺、药材等系，招生6个班，300名学生。1960年春，239名学生离校，全部回农村劳动。
建国初期，益都县人民政府重视干部、职工、农民等成人教育。1948年秋，中共益都县委决定成立县委党校。1950年，益都、益寿分别建立县直机关干部学校，学员为公安战士及县委、县府公务人员。首期学员益都县2个班64人，益寿县4个班126人。1951年，山东省荣誉军人总校第四分校在青州城里建立。1952年，益都、益寿、益临3县合并，机关学校5处，学员400余人。1954年，荣军教养院建立山东省革命残废军人第三速成中学，后改为山东省革命残废军人补习学校。1956年，“荣校”撤销。同年，县直机关学校办有扫盲班、小学班、初中班25个，学员达1328人。
1949年，县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后，接管职工教育工作，卷烟厂、发电厂、搬运公司、供销系统、酒厂、面粉厂、火柴厂等单位相继办起扫盲班，帮助职工学文化。1952年，全县职工业余学校6处，高小班3个，扫盲班11个，年底扫盲250人。
大跃进期间，各机关单位均办“红专”学校，职工全部编班学习，学员达3692人。各机关学校的教师、学员分赴各公社、工厂、矿山，参加翻地或大炼钢铁等劳动，很少有学习的机会。
解放后，益都县根据老解放区的经验，利用农闲办冬学，男班称夜校，女班称识字班。1949年，全县冬学289处，学员123450人，其中妇女占70%。1952年，推行速成识字法，培训民师652人，学员97248人，脱盲4111人，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扫盲任务。1958年春，各公社建立了半工半读性质的农业中学，发展到58处，在校生2580人。大跃进期间，农村的扫盲工作停止，学员全部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文革”期间的青州教育
“文化大革命”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史称“十年浩劫”。“文革”时期，各项事业遭受到严重破坏，教育事业也在劫难逃。
1967年2月，益都县成立了文教局革命造反委员会。6月，改称益都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文教办公室。1968年，全县的教育工作由益都革委政治部宣传科管理。下面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也相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配备了文教干部，并成立了教研组，设组长、会计、教研员，负责全公社联中、小学的教学工作。1976年3月，益都县改设革命委员会文教局，负责全县教育工作。
“文革”期间的教师队伍极不稳定。1968年底，因“侯王建议”，1400名公办小学教师调回青州原籍，致使平原的教师过剩，只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杨集等山区公社竟无一名公办教师，教育一度瘫痪。1969年，联办初中和社办高中大量出现，不少低于中师或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学教师改教初中，原初中教师改教高中，师资水平明显下降。此时民办教师剧增，据1976年统计，全县小学教师4329人，中学教师2791人，师范教师44人，其中民办教师3879人，占一半以上。
“文革”期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践踏，教师被污蔑为“臭老九”、“教唆犯”、“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许多人被批判、揪斗、游街示众，县教育局干部周维、教师李金生、许德政、郭建初等17名教师被迫害致死。教师被弄得无所适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处境十分困难。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批判了“两个基本估计”，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的力量，教师才得到社会的尊重。
“文革”期间，“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组织瘫痪，群众组织说了算。教师下放到生产队后，党员关系转到生产大队，组织生活极不正常。“文革”初期，共青团组织曾带领青少年破“四旧”。“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团委、团支部名存实亡。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以“少先队基本上是少年儿童全民性组织，它抹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为由，取消了少先队组织，改建为“红小兵”。组织“红小兵”参加“造反”、“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这时的学生会被解散，由“红卫兵”组织代替。“文革”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被引入“极左”的歧途，政治课只是学毛主席语录、学报刊社论和斗私批修。“四人帮”抛出“两个基本估计”后，“极左”思潮进一步泛滥，师生思想极度混乱。
“文革”期间，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也不正常。1966年7月14日，毛主席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国家将每年7月16日定为“游泳节”。中小学生积极响应“到江河湖海去锻炼”的号召，利用自然水域开展游泳活动。1967年3月7日，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做了“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的批示后，益都驻军6197部队对全县中小学实行军事训练，传授列队、刺杀、射击、投弹等军事知识，而这时的学校卫生工作竟无人过问。
“文革”开始时，幼儿教育处于瘫痪状态，农村幼儿园全部停办。城里的幼儿园只是领读毛主席语录，教唱语录歌曲，学唱革命样板戏选段。
“文革”期间，工农小学停办，全日制小学“停课闹革命”，“红小兵”全部参加“造反”，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1968年，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教学设备不足，学校秩序混乱，不少学校因无师资而关门。“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要求“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形式上复课，实质上只是胡闹腾，教学根本没有纳入正规。1972年，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民办小学。因片面强调数量，导致学校盲目发展，全县小学猛增到948处，学生达98583人。1974年在校生121770人，比1972年增加23000人。因校舍、教师、教学设备都跟不上，出现了“黑屋子、危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状况。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只得从中小学毕业生中选用教师，而新选用的教师不少是“造反”起家的红卫兵，根本不会教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初始，全县中学相继停课，并停止招生，毕业生“留校闹革命”。直到1968年才“复课闹革命”，但仍旧动荡不安。农中全部瘫痪。1969年，中学管理下放到公社，在“上高中不出公社，上初中不出片”的口号下，中学飞速发展。一中改为益都县中学，由县管理，其他初中改为社办高中。原来没有中学的公社也办起了高中，校名随公社名称叫“某某中学”。于是，高中由原来的1处发展为21处，在校生2941人。初中改为大队联办，称作联中。全县联中336处，学生达24785人。由于师资、设备、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教学质量很低。1970年后，小学附设初中班，联中增设高中点，全县除21处高中外，又设高中点56处，高中生达16629人，初中生46927人，教职工3370人。
青州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益都师范开始的。1966年6月，益都师范贴出了昌潍地区“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整个潍坊市的“文化大革命”烈火。师范的教师和学生分为两大派，“停课闹革命”，武斗十分激烈。师范教导主任李金生、语文教师许德政、生物教师汤伯显等三位教师被活活折磨致死。校舍及其教学器材遭到严重破坏。师范连续两年没有招生，1966年毕业生延至到1968年才毕业。同年，采用群众推荐的形式，招生265人，两年后离校，再未招生。学校在没有学生的情况下，只举办学习班、培训班、进修班。直到1975年，才招160名公社推荐的“社来社去”中师班，毕业后回乡任教，先为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10年中，师范基本没有学生，造成了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青黄不接，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文革”期间，中学教育遭受到的破坏相当惨烈。上级要求“课程设置要精简”，中学只设政治、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军体、劳动课。一味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学“语录”，学社论，政治口号充斥课堂内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以干代学，严重违反了教学规律。
以青州一中为例，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程度。“文革”前，青州市只有这一处高中。一中领导班子长期稳定，领导成员精通业务，善于管理，带出了一支水平高超、治学严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树立了“刻苦勤奋、踏实严谨、紧张活泼、朴素诚恳”的优良校风，教学质量一直很好。1959年高考平均分列全省第二名，1962年，《光明日报》报道其办学经验，在全国推广。一中建校17年，共毕业35个班，1490名学生，升入高等院校1040人，占毕业生总数的70%。而“文革”中，全县1年高中在校生是“文革”前17年高中生总数的11倍，“文革”10年被荐入大专院校的仅339人，教育质量悬殊可想而知。
益都师范引燃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后，青州一中被污蔑为“修正主义黑样板”，被指责为“十七年黑线专政”，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红卫兵组织一夜兴起，学校被迫停课，领导班子瘫痪，阎石庵校长被打成“走资派”，王子政主任及一部分优秀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动辄贴大字报、剃光头批斗、挂牌子游街，惨无人道地折磨教师，团委书记郭建初被关押致死，另两名职工因不堪遭受批判而投水而死。各派红卫兵组织互相斥责对方为“保守派”，自我标榜为“左派”，派性斗争日益加剧，武斗不断。学校财产、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学校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派性斗争陷入了全面“内战”的局面，学校更加混乱。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校长及部分教师遭到更加残酷的摧残。图书管理员李治滨，因“逼供信”受尽折磨而投井自尽。8月，“军宣队”、“工宣队”先后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组建革委会，进行“教育革命”。11月13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侯王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学制改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一中教师分到各公社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生也回本公社上学，一中基本上解体。1969年，开展“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广大教职工再次遭受迫害。1970年，益都县革委将一中改为“五七红校”，灌输两条路线斗争史。1975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教育界掀起批判“奇谈怪论”的浊浪，报刊也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工作组又重新进驻学校，推广“大寨教育革命经验”，把师生拉到山区大寨田劳动，实行“开门办学”、“同十七年对着干”。然而，所谓的“教育革命”违背了教育规律，“对着干”已很不得人心。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终于结束。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教育事业进入了空前未有的光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