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研究中的新篇章
____________喜读赵守祥先生新作
李沣
赵守祥先生来信，并附《说〈仓颉书〉》、《"寿光"再释》等五篇新作。仓促浏览后，感到作为业余先秦史研究者的赵守祥先生，在仓颉、寿光和先商这些学术界的冷门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一些崭新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先秦史领域里的这几个问题，由于受限于资料，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分岐很大。赵守祥先生依据丰富的史料，追踪史学界的各种研究动向，批判分析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复杂的历史问题，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很是可贵。在历史科学被冷落的今天，非专业史学爱好者的积极参预，掀起民间的史学研究热潮，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现将赵守祥先生的史学来信和五篇文章附后，供热心读者一阅。
李老师：
在仓颉研究中，我又形成《说《仓颉书>》、《《仓颉篇>该说》、《"寿光"再释》、《商先民播迁？古地质古气候？文明输出》、《卨？契？蝎子沟》诸文，现发给您，请示教并请酌发相关网络。《仓颉》一书近期可出草本，完成后即赴京面呈请磋。
赵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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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仓颉书》
赵 守 祥
仓颉，史载为黄帝史官，始创文字。
中国留存下来的古籍，密集记载仓颉造字之说，说明仓颉与中国文字的创立和发明有重大关系。仓颉研究，是中华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笔者在前不久《关于仓颉的再考证》一文中说到，仓颉姓侯冈，侯字的本意是张挂的射布（即后来的靶子），冈的古文为"罔",《说文解字》说"罔"的字义为"山骨也，从山，网声",古籍有"结绳而为罔罟"、"取兽曰罔，取鱼曰罟"之解。"侯冈"的含义，即狩猎、渔猎，反映出距今5000年前后仓颉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仓颉研究，需着力处有三，一为仓颉之解，二是仓颉书（仓颉石室二十八字）之解，三是仓颉篇之解。仓颉石室在汉寿光城侧（今洛城街道牟城），石室中有仓颉书即石上之二十八字（见1992版《寿光县志》439页），至北宋淳化年间被朝中翰林侍书王着以"古法帖"第一编入《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并注曰："在北海，此石虽不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而流传后世至今，即仓颉书的出处是汉寿光城侧的仓颉石室（墓）中，后随县治西迁，仓颉墓又随之迁筑于旧城西关门外之北偏。
由《淳化阁帖》而留存下来又勒于石而今存的仓颉书石刻现有三：一为今陕西洛南元扈山崖石刻拓本清代复制碑；二为陕西白水县清代所立《仓颉鸟迹书碑》；三为现藏美国福瑞尔博物馆的《玉版仓颉书》，未知出自何处。
4月29日，笔者向潍坊科技学院古文字学博士杨现昌（参加寿光文化研究院工作）谈到，《淳化阁帖》自因仓颉书是"吾国文字之祖"而收入迄今1000余年来，尤其是自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建立以来，并没有一篇从专业学术角度进行分析、解读和评价的文字，迄今尚是中国文字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这在中国文字史已成为一个专门学问和学术的今天，是应该能够作出的。因为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一个专门学术和学问，因此，我们期待着这个学术成果的出现。
既然《至正金陵新志》（至正为元顺帝的年号，1341-1368）说仓颉书石刻"昔周初有仓颉墓下得"而"藏之书府",当有所本。如此石刻确自周初（周立朝于前1046年）即在寿光仓颉墓中，则仓颉书确是极古老的文字。
北宋王着编《淳化阁帖》将仓颉书作为"诸家古法帖"第一收入书中，并注仓颉书曰："在北海，此石虽不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元《至正金陵新志》又载："昔周初有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以上两个记载，说明仓颉书石刻是得自寿光仓颉墓中，人们发现这一石刻后，便收藏于书府之中。西周初期寿光之地为历史上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纪国，纪国早在商代即是由这里先民建立起来的着名国家，西周王朝建立后，纪国拥周而成为侯国。是在这一时期，于仓颉墓中发现仓颉书（是在仓颉墓中发现刻有文字的石刻），发现后便被人们收藏于书府中。这个书府应即当时纪国都城之书府（所谓"石不寻",应是自纪国都城书府中失而不寻）。而自商至周，纪国都城是在沿今羊益公路从古城到县城到火山埠到呙宋台到纪台到边线王的古弥河河道一带。早时的仓颉墓在今弥河东岸的今牟城，而近年于其西岸的赵家仕庄村西（俗称西大埠）规模宏大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骨刻文（据此出版了《寿光骨刻文》，有学着甚至称这个遗址应即仓颉造字遗址），两村隔弥河相望，仅三五里之距。虽然建立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基础上对仓颉书进行分析、评价的学术成果尚未出现，但史上和民间试图对组成仓颉书的二十八字进行破解还是有的。在此列举几例作一介绍。
1、南朝梁任昉（460-508,寿光人）言仓颉书"周人不能识而（李）斯（叔孙）通识之，余不信也。详考二句，乃寇谦所纂黑帝安和国王禁文也".即任昉认为，仓颉文是道士寇谦之（北魏人，365-448）所写的黑帝（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五天帝之一，《晋书》"北方黑帝，叶光纪之神"）安（和）国（古国名，古地名，古国在今俄罗斯境内，为昭武诸国之一，古地名指今河北中部潴龙河流域。汉置安国县）王的禁文（方士、术士之语），未做详解。
2、北宋进士，开封知府、户部尚书、太师蔡京（仙游即今福建人，1047-1126）于大观三年（1109）奉徽宗命厘订破裂不堪的《淳化阁帖》后，重新摹勒上石汇刻后所成之丛帖《大观帖》，帖中对仓颉文之二十八字作了解释。释文为：戊巳甲乙，居首共友，所业列世，式气光名，左互乂家，受赤水尊，戈茅釜带。文义未明。
3、湖南人刘志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文章，提出仓颉书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祭祀经文，直译为：一妖来始，界转鸦杈，祭神青脑，祸小马念，师五除扫，幡斋解果，过鼠还魂。意译为：一群妖魔刚来到，树上乌鸦满天飞；割青宰羊祭山神，念经消灾骑马归；五位经师施法术，做斋完毕魂幡回；消灭鼠精魂归位。刘志一将仓颉书内容确定为对祭祀活动的记录，并提出古彝文发祥于西北地区，彝族即始于西羌，还提出仓颉书内容与《淮南子》所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夜鬼哭"其义一致。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全面复兴，在中国专业学术界对仓颉书尚未有专门研究、分析、评价成果的情况下，在民间却出现了解读仓颉书热。现见诸网络媒体对仓颉文作的解读有六、七种之多（仅选其中三个列之）。
4、河北唐山马贺山解仓颉书文：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草米并刈，乞少子左互。学耒，弢雨水，儿纠叔兵朱。今义为：
身体变化，需要庇护。于是尼山是养老送终的好地方。
杂草庄稼一并割下，求少子帮助。
学使农具，取水灌地。小儿缠着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红飘带。
以上三层文义概括为三句话：
老有所养。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马贺山认为，周初在北海仓颉墓（今寿光）发现仓颉书，孔子（在齐国期间）经常来仓颉墓拜谒。他说，孔子应该是认识仓颉文的，因为春秋时仓颉文还在，孔子在整理选编虞夏商周之书时，如果不认识仓颉古文，就很难编纂完成百篇尚书。
5、西安谢子展解仓颉书文：之己之乙，虚乎篝友，所奉米牲，戊刉（ji）卉（nie）酿，有犬背隹（zhui），支鼓益血，亡吊渊朱。今义为：
从己日至乙日一连七天，在虚、扈之地以篝祭祭友。所奉祭的有米、牲，持盾牌起舞并杀母羊，有美酒，有犬，下面有鸡，置鼓为乐，请享用鲜血。吊祭在渊中的丹朱。
谢子展在解仓颉书时引用了《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五经》的文字：又东十二里阳虚之山。多金，临于玄扈之水。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首山（鬼申）也，其祠用稌（tǘ）、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舞、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jī）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
译为白话：再往东十二里，是阳虚山，盛产金，阳虚山临近玄扈水。总计薄山山系之首尾，自苟林山起到阳虚山止，一共十六座山，途经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是诸山的宗主，祭祀升山山神的典礼：在毛物中用猪、牛、羊齐全的三牲作祭品，祀神的玉器要用吉玉。首山，是神灵显应的大山，祭祀首山山神用稻米、整只黑色皮毛的猪、牛、羊、美酒；手持盾牌起舞，摆上鼓并敲击应和；祀神的玉器用一块玉璧。尸水，是上通到天的，要用肥壮的牲畜作祭品献祭；用一只黑狗作祭品供在上面，用一只母鸡作祭品供在下面，杀一只母羊，献上血。祀神的玉器要用吉玉，并用彩色帛包装祭品，请神享用。
谢子展亦以为仓颉文是在阳虚山进行的一次盛大祭祀活动的记录。成书于丹朱之后。是4000多年前的文字。
谢子展并注明元扈山，阳虚山均在今陕西洛南县保安镇境内，"元扈"本为"玄扈",因清代避康熙皇帝玄烨讳而改为"元扈".
6、陕西宋振东释仓颉书为：炎黄部族，黄帝居首，友好相处，代代相传，东战西征，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共建家园，安居乐业，军队强健。今义为：
轩辕黄帝为首时代，部族之间友好相处，
在黄河流域代代繁殖生活，四方远近部落都来归附。
发生过炎帝欲侵凌诸候，蚩尤作乱残害百姓，
黄帝最终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被尊为部落联盟领袖。
人们在黄帝的英明领导下，生产向前发展，军队力量强大，社会安定祥和，人民生活幸福。
因而专门刻在石头上，形成史书，留给后人。
7、河北张家口魏文成则认为仓颉书实为仓颉诗，他解其文释为今义为：自从丑年（黄褐牛年）起，就居住在这座山里。在洛水的右岸边，盖了一座草堂，屈指算来现在已过去五个纪季了。咬文作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与长夜。白天和人民一起修桥梁拓通途挖渠道引河水丰粮米。
我们还是期待更为权威的分析、评价和解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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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篇》概说
赵 守 祥
中国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仓颉始创文字，仓颉是中国文字鼻祖。
笔者在前不久完成的《关于仓颉的再考证》一文中指出：仓颉一称，实实在在是中国文字创立史的代名词；这已经是一个很清楚的重大历史事实。
元《至正金陵新志》（至正为元顺帝的年号，1341-1368）载："昔周初有仓颉墓（指寿光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北宋朝太师王着（？-992）奉宋徽宗令所编《淳化阁帖》将出土于寿光仓颉墓的石刻（即仓颉石室二十八字）作为"诸家法帖"（法帖即将古代着名书法家墨迹经双勾描摹后刻于石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的第一篇收入帖中，并注曰："在北海，此石虽不得，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当代学者谢子展则谓仓颉文"是四千多年前的文字".真如以上三者言，则仓颉造字是极早的事，可上推至夏代早期及其以前，是在距今四五千年间，这正与史载仓颉为黄帝史官之时代相符，且已为地下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文字的创立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发展、兴盛、成熟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下限已延至夏纪年内）。在民族基因记忆中，中国文字发明的主体是仓颉氏族，其代表人物是仓颉。
正因于这个缘故，在从龙山文化以至于夏、商、周、秦、汉，甚至更后，是字书多以仓颉名之。在中国历史进入王国时代，尤其是秦汉之际及以降，字书是当时普及知识文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那个时期王朝、统治者实现天下一统统治的核心文化资源和核心文化手段。而这个时期的字书均以仓颉而名。
一
《仓颉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的代表性着作，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之初。《仓颉篇》是我国秦汉时期由国家编着的识字课本，所形成的是秦汉时期的一种规范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丞相李斯废除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相合部分，以周时之《史籀篇》（大篆）为本（史籀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秦国人。而秦的祖先则是源出于今寿光一带的益族，即伯益之后。籀即抽字，籀与仓颉姓氏侯冈之侯，寿光之寿，均为音近字，是源发于寿光一带的古音），改篇中繁重、怪累之字而成秦篆（小篆），作成《仓颉篇》，同时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李斯《仓颉》七章、赵高《爰历》六章，胡毋敬《博学》七章。
汉初，乡间书师为教学童将秦代《仓颉》、《爰历》、《博学》（称为"秦三仓"）三部字书并为一书，总名为《仓颉篇》，四字一句（《史籀篇》相推也应为四言句式），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称"三仓六卷"），总字数3300字，小篆的常用字基本上都囊括在内。
因为秦时"三仓"多用古字，到汉朝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50）时一般人难以读懂，汉宣帝从齐国征到了能正读的人，命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即今临汾人）等人从受，张敞又传至外孙杜林（扶风茂陵即今咸阳人），杜林并作文字训诂。
汉平帝（公元1- 5）时集100多名通小学（即文字）之人于未央宫说文，在此基础上，由黄门侍郎杨雄篆成《训纂篇》，作为《仓颉篇》的续篇（去除了《仓颉篇》中重复之字），总计89章，5340字（在《仓颉篇》基础上，增加34章，2040字）。
杨雄所篆《训纂篇》最后二字是"滂熹",到汉和帝（89-105），郎中贾鲂又续为《滂熹篇》。到晋代，张轨将秦之《仓颉篇》（秦"三仓"）编为上卷，《训纂篇》作为中卷，《滂熹篇》作为下卷，亦称"三仓",即谓之"汉三仓".
除此之外，汉代仿《仓颉篇》编出的字书还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称《急就章》每句七字），汉武帝时将作太医李长的《元尚篇》等。《汉书·艺文志》曰：《急就篇》、《元尚篇》中均为《仓颉篇》中正字，《凡将篇》则有出入。
"汉三仓"即《仓颉篇》（秦"三仓"）、《训纂篇》、《滂熹篇》，加《凡将》、《急就》、《元尚》三篇，即史说秦汉时期8部字书。这8部字书，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急就篇》。《仓颉篇》则有残简出土。其他不传。
《仓颉篇》的亡佚，学者认为应在北宋末宋室南迁时毁于兵燹。从这时起完整的《仓颉篇》不再见，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在其他着作中引用《仓颉篇》的片言只语。
《仓颉篇》在宋代亡佚，但在中国其他古籍中，却常能看到被引用的《仓颉篇》句子。清孙星衍、陶方琦把前人引用《仓颉篇》文句收入他们所辑的《仓颉篇》及补本中。王国维还收录敦煌出土汉简上的《仓颉篇》残简而成《重辑仓颉篇》。自汉至宋，引用《仓颉篇》句子的着作总数达四五十种。
唐六臣《文选注》引用《仓颉篇》172处。
唐释慧琳《正续一切音义》引用《仓颉篇》1470处。
二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掘汉长城烽燧，从遗址中出土一批汉简，内有《仓颉篇》整简一支，断简4支，共40余字，是《仓颉篇》亡佚千年后第一次新发现。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今称弱水）的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遗址出土汉简中发现《仓颉篇》残简，其中一条三棱觚（gu）上有《仓颉篇》第五章，每面20字，共60字。
1972年-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汉代烽燧、破城子遗址出土一批汉简，中有《仓颉篇》残简，存150多字，其中有基本完整的《仓颉篇》第一章（仅缺最后4字）。
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小学字书习字简牍，其中有《仓颉篇》残简3支，另3简也疑为《仓颉篇》简，可复原出《仓颉篇》首章大半。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汉简，上载多种古代典籍，尤其是有"秦三仓"（李斯之《仓颉篇》、赵高之《爰历篇》，胡毋敬之《博学篇》），是当时《仓颉篇》亡佚千年后最大最重要的发现。
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敦煌县文化馆汉长城调查组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中出土简牍1217枚，其中有《仓颉篇》残简。新疆尼雅精绝遗址亦发现汉代小学字书《仓颉篇》简牍，在新疆地区是第一次发现。
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从海外抢救回归一批汉简，达3300多枚，载有多种古代典籍，其中《仓颉篇》达1300多字，是继阜阳双古堆汉墓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其中有完整的章节，是秦代版本。
从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汉烽燧遗址出土竹简中，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弄清了《仓颉篇》的几个基本问题：①四字为句；②有韵可寻；③首句是"仓颉作书",故以"仓颉"两字名篇。
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内蒙居延汉燧遗址中出土竹简中，发现《仓颉篇》的"仓颉作书""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刑薄赋宽""以教后嗣""趣遽观望""行步驾服""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菹醢离异" "但致贡诺"等句子。
甘肃玉门花海汉烽燧遗址出土竹简中，发现《仓颉篇》首章大半："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吾成史，计会辩治".
阜阳双古堆出土汉简中，发现《仓颉篇》的"己起臣仆""发传约载""趣遽观望""行步驾服""诛罚赀耐""政胜误乱""巴蜀筡（tu） 朾（cheng）""筐箧敛笥""丰盈爨（cuan）炽""雄雌具鸟""疢（chen）痛遫（su）欬（kai）""谿（xi）谷阪险""丘陵故旧""宗幽不识""爰历次貤""继续前图""益就获得""赏剿（jiao）向尚""机杼滕椱（fu）""蛟龙龟蛇""而乃之於""纵舍捣挈（qie）""携控抵（zhi）扜（yu）""盘案柘（zhe）几""疵（qi）疕（bi）秃瘘（lou）""霸暨专庚""县鄙封疆""街巷垣蘠（qiang）""开闭门闾""尌（zhu）茎稷粮""尽搏四荒""游敖戠（zhi）章""倏赤白黄""囷（qun）窖廪仓""升半实当""铸冶镕镶""杀捕狱问"等句子。
学者胡平生、韩自强认为阜阳汉简是以秦《仓颉篇》为底本的汉初抄本。阜阳汉简《仓颉篇》整理出的汉字共541字。
在新疆尼雅精绝故城遗址出土汉代《仓颉篇》竹简，说明在统一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后，西汉王朝曾努力在各有关城邦小国内推行汉语文化教育，以利于王朝政令的通行。
学者胡平生通过对甘肃玉门花海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出土竹简的研究，认为竹文书写风格与《仓颉篇》相近，《急就篇》所列136个姓氏应源自《仓颉篇》。
三
汉代的《仓颉篇》共55章，每章60字，总计3300字。考古出土的《仓颉篇》残简889字（含重复字），占全书四分之一。已发表的残简摹本中字迹清楚，形、音、义确切无误的字有560字。
在已出土并经过整理发表的《仓颉篇》资料中，数量最多，最完整的是《仓颉篇》的第一章（缺3字）和第五章。《仓颉篇》第一、第五章内容已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
《仓颉篇》第一章
仓颉作书 以教后嗣
幼子承诏 谨慎敬戒
勉力讽诵 昼夜勿置
敬务成史 计会辩治
超等轶群 出尤别异
初虽劳苦 卒必有意
悫（que）愿忠信 微密倓（tan）言
赏□□□
《仓颉篇》第五章
盏表书插 颠颎（jiong）重该
己起臣仆 发传约载
趣遽观望 行步驾服
逋（bu）逃隐匿 往来□□
汉兼天下 海内并厕（ce）
□□□类 菹醢离异
戎翟给賨 但致贡□
□□□□
《仓颉篇》之篇名是取全文首句二字名之。这个传统为后者所承续。《急就篇》即从首句"急就奇觚与众异"的头两字而名之。因《仓颉篇》是古代童蒙识字课本，所以编排上就要利于学童诵读和记忆，因之采用四字为句的句式。
《仓颉篇》文采陈述式和罗列式。第一章为典型陈述式，中心是"劝学",告诫学童，只要持之以恒，不怕劳苦，定能有所收获。第五章亦是陈述式，中心是"汉兼天下",是歌功颂德的内容。赵高所作《爰历篇》篇首"爰历次貤，继续前图",也是陈述，说明《爰历》接续《仓颉》。
罗振玉、王国维认为《仓颉篇》的用韵是"四字为句，二句一韵".胡平生、韩自强认为《仓颉篇》用韵有四个特点：①每章一韵到底（如第一张、第五章）；②"二句一韵"（亦有例外）；③亦有"一句一韵"之例；④不入韵时用韵部较为接近的字。
《仓颉篇》收录了秦汉时期日常使用的基本字、词，常将同义、近义、反义词组织在一起，以便对比和辨析。《仓颉篇》还常将同义词、近义词集中排列，形成一大事类或一大物类，即按字与字间意义相近、形体相似编排在一起，利于初学汉字者区分形似或义近的字。后之《急就篇》按姓名、饮食、器具分类，《说文解字》创部首排序的做法，都是沿袭了《仓颉篇》词义类聚的特点。
四
李斯完成《仓颉篇》时，秦国通行篆、隶两种文字，《仓颉篇》当时应有用篆、隶两种字体写成的版本。秦朝统一文字的标准是小篆。在对秦文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明确区别而生"篆""隶"之专体专名。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三至七是专用花体字，当时整理的重点是篆、隶两体，隶又是两体中之重。在对秦统一以前文字简化基础上产生了小篆与隶书，二者同为官书，小篆则因难写只用于最隆重的用项（刻石、权诏、兵符等）。秦实际是以隶书统一文字。隶书至晚产生于秦昭襄王时期（前300年起）。秦文直承周代文字，其远祖是周时之金文。篆应解作从周金文到秦金石的所有篆体书。"隶书者，篆之捷也",捷即简化，即秦统一六国前，隶书已在秦国形成通用。郭沫若说，"草篆的冲击力把正规的篆书冲下了舞台，而成为隶书的时代".到汉代，隶书发展更为普遍，篆文渐被隶书取代。隶书字体比小篆易学易写，现发现的《仓颉篇》多为隶书写成，通行全国，对汉字字体统一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结构，"画成其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划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构。小篆与隶书实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小篆是象形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划化新文字的开始。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仓颉篇》汉简字体是真正的早期汉隶。
我国古代字书，依今所知，以《史籀篇》为最早。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丞相李斯本《史籀篇》整理改定成《仓颉篇》（同时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上承《史籀》，下启《急就》，影响深远。
周史籀作《史籀篇》，全篇十五章。
秦李斯作《仓颉篇》，全篇二十章。
汉改本《仓颉篇》，五十五章。
目前《仓颉篇》所知，是为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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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先民播迁·古地质古气候·文明输出
赵 守 祥
一
历史学家徐中舒（1898-1991）在《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中指出："古代环渤海而居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源于此".商民族"有由东而西渐之势，与周人由西而东者，是处于相反之地位".
历史学家王玉哲（1913-2005）在《中华远古史》中指出："先商的部落在远古的母系氏族时期在山东一带生活。后来一支向南迁徙，构成苏北、皖北的大汶口文化（远古的东夷族文化）。此后，仍在山东的先商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又一只向北发展，到河北北部与辽宁一带","山东龙山文化还有一支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在夏前，向西北进入河北省中部，这一支可能为商文化正身","商族最远居地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到河北省中部，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流域，夏末主要居于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确切的夏代文字至今从未发现过。夏族当时还未行用文字。同时的商族人已经有了文字了".
以上两位学者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徐中舒明确提出"中国文化的创始者"是"环渤海而居民族","商民族即起源于此".
第二，徐中舒指出商民族的迁徙方向是"由东而西渐",即商民族在渤海岸边发展起来后的主要播迁演进方向是向西发展。
王玉哲更进一步指出了商民族在"山东一带"发展起来后，是主要分三个层次外迁的。
第一，是"向南迁徙，是苏北、皖北的大汶口文化（远古的东夷文化）"的创造者，即至少在大汶口文化以前，王玉哲所说在"山东一带"发展起来的商民族（商民族的先人）即已南迁，由此而成为后来苏北、皖北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而后来的文献记载及古迹考古的若干成果正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仍留在"山东一带"的商族先民在龙山文化晚期，又一只向北发展，到达河北与辽宁一带。
第三、"山东一带"的龙山文化先民（商族先人）可能于夏前，向西北进入河北省中部，成为"商文化正身"（即成为建立商王朝的一支）。
第四，王玉哲进一步指出，商族的发源地"最远居地"是山东，后来才到河北省中部，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流域，到夏末时主要居于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居于夏之东邻，因之才能成就灭夏立商之大业（原因）。
第五，王玉哲指出，商族是最早创立文字、使用文字的先民，而与商民族同时期的夏民族则还没有文字和没有使用文字。
徐中舒、王玉哲二人所论的区别与共通之处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人的区别在于，关于商民族的起源地点，王玉哲只是笼统地说是"山东",明确界定为商民族起源地是今山东境域，而徐中舒则更明确具体地指出是"环渤海而居"之族。
徐中舒、王玉哲二人所说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共同认定商族是起源于今山东地域的先民，即商族是由居于今山东境内的先民发展起来而成为三代之"商"的创立者，商及商之先人总的迁徙播进方向是西迁。与源于西方之夏族正好是相向而迁，而融汇于中原一带。
两位学者的论述，透露出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他们上述的论述，反映出一个中心现象，即商先民的播迁以及由他们的播迁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既然商先民是文字的创造者，意味着商先民为代表的东土远古居民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那么，随着他们广泛的播迁，而把他们创造的最高度文明传播到所到之地，也就是把他们创造的最高度文明播迁到当时的中华全域，如太阳般光照大地。
徐中舒的文章写于上世纪30年代，他可谓是一位先知先觉之人。王玉哲的着作初版于2003年。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结合在一起，就是学术成果的时代特点。在商族的起源地上，虽然徐中舒的着作早于王玉哲的着作有六七十年之久，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出了徐中舒的真知灼见，徐中舒所述更具体、更接近事实本身。
张学海（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在《考古学反映的山东古史演进》中指出，今山东境内的原始人类发展到部落社会早期时有三个部落，即①泰山以南的薛河流域部落和②泰山以北的章丘部落、③沂山以北的寿光弥河中游部落。而泰沂山以北的章丘、寿光两部落中，真正"环渤海"居住而具鱼盐之利者只能是寿光部落，而考古学成果证明这个部落及其后人龙山文化时期创造了当时中国境内最先进文明，是"龙山文化数一数二的中心"（张学海语）。
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就，已经很明确地昭示人们，徐中舒所说之"环渤海"之域，即《尚书·禹贡》所记之古青州，进一步说即今弥河中下游今寿光、青州、昌乐结合部一带，其中心则是今天的寿光之境（"青州"之名源于《山海经》记载之"青丘","青丘"即今寿光市纪台镇尚存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的"青丘台"及其周围一带，文字始创者亦即商族先祖仓颉之墓亦在青丘更北之弥河一侧）。中国历史上仓颉（契，xie,商之始名祖）墓、仓颉庙、仓颉遗迹的播迁路径即以寿光为起点，分为向南、向西（沿远古时期陆路通道）两条路线，向南是：寿光（苍颉台）——苍（仓）山县（仓颉庙）——南京（仓颉庙）——杭州（仓颉造字台）；向西是：寿光（仓颉墓）——东阿县（仓颉墓）——河南省南乐县（仓颉墓）——虞城县（仓颉墓）——开封市（仓颉墓）——陕西省白水县（仓颉墓）。
二
如徐中舒、王玉哲所述，在商先民历史上，存在一种波浪式外迁现象，又因为商先民的发源地是今寿光一带，则有必要从寿光一带的古地质古气候变化特点上来寻一寻商先民这种波浪式外迁的内外之因。
地质学上把地球四十五亿年历史分为四大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叫显生宙。显生宙以下又分为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称为新生代，新生代最后一个阶段称为第四纪（第四纪形成的地层称"第四系",以松散的陆相沉积为主，如砾、石、沙、泥土等）。第四纪的时段为从250万年前至今，是与现代人类有亲缘关系的人类祖先产生的时代（如"北京人"、"沂源人"等），故又称"灵生纪".第四纪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早期称更新世（亦称洪积世），约从250万年前到1.5万年前；第二阶段即晚期称"全新世"（亦称冲积世），从1.5万年前到现在。
从地质学上讲，寿光一带正处于地质史上的沂沭断裂带上。沂沭断裂带形成于元古代（开始于距今18亿年），是我国重要地震带，亦是山东两大地震频发区之一（该断裂带内的临朐、青州一线，是山东省中长期地震预报高危区，预计可发生里氏6级地震），清康熙年间（1668）即发生了着名的郯城—临沂大地震。该断裂带南由江苏入境，经郯城北至昌邑入渤海，在入海一带宽度达40余公里，上为第四系陆相沉积所覆盖。
全新世（从距今1.5万年到现在）以前，地球冰期高潮开始退却，全球气候变化总的特点是明显转暖，进入温暖的间冰期，海平面逐渐上升，海平面比现在高出4米，但气候冷暖波动仍是常态。
在距今7500年的北辛文化（即孙家集街道边线王村西的北辛文化遗址）时期以前，以泰山为中心的鲁中南丘陵地区以及主要泰沂山脉还是一种孤岛状态，到北辛文化时期，黄河不断建筑着的冲击扇已接触到鲁中南丘陵地，接着便发生全球气温下降而导致海平面下降，黄河冲积的黄土形成一个平原，其前端联结了山东使之成为半岛，山东的陆地地形结构自此开始形成。从那时起，泰山、沂山周围开始形成适宜人类长期居住的平原地形。这一时期，寿光境内的人类居住遗址只发现边线王一处。其时寿光一带的海岸线与现在海岸线比靠南得很多（应在王高、台头一线）。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以前），海岸线因气温继续下降而退至今寿光郭井子一线（见毛晓平、刘翠艺、卢友发《山东古代气候与海岸变迁》）。
寿光文化的形成与地质学上两大事件直接相关。在元古代形成的沂沭断裂带中，形成了沿断裂带纵跨沂山的多条南北向河流，其中北向河流中的弥河成为寿光的母亲河。而在地质年代第三纪（距今6700万年）地质运动着名事件——济阳坳陷中，又形成了寿光域内的又一地质景观——牛头镇凹陷。济阳坳陷是指西从济阳，东至潍北郯庐断裂带（郯庐断裂带是总称，沂沭断裂是它在北端的局部）范围内坳陷总称，其中包括若干小的单元，但地壳运动中沉降中心是自西向东北迁移而止于潍北的郯庐（沂沭）断裂带，亦即寿光北部的巨淀湖一带是济阳坳陷运动向东发展的最深点（距地表660公里），这就是沂山以北西至淄河、东至弥河流域内北向诸河流均流注于巨淀湖（淄河在1923年前入巨淀湖）的原因（也由于这个原因，古巨淀湖为着名的沉降区，每年以2-4毫米的速率下沉。地面沉降与地震，是古盐城亦称双王城沉入地下的重要原因），亦即《山海经》中"东海"之"大壑"（深坑）之所在。巨淀湖古时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巨淀湖是沿海泻湖，海退之后湖中的海水干涸后，形成渗于地下的卤水，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即座落其内），有丰富的陆生水生动植物，是寿光一带原始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巨淀湖直可称为寿光的母亲湖。
如前所述，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全球气温和海平面上升，海侵向陆地推进到最大范围，在今广饶、昌邑北一带，在寿光则是在台头、王高、侯镇一线（此时海侵范围最大的除莱州湾沿岸外，还有淮北地区），海水沿河流入海口向内陆推进到几十公里，迫使人类往内陆迁徙；距今5500年左右，全球气温下降，导致海平面下降退缩，从陆上某点到达海岸线的距离越来越远，即原来被海水淹没的一些高地和陆地又都露出海面，成为陆地平原。海退过程中，形成最早的一条贝壳堤即在郭井子村附近（贝壳堤是海的波浪把潮向带及潮下带的大量贝壳及碎屑搬运至高潮线堆积的结果，是古海岸线的遗存），这条贝壳堤即形成于这一时期。
以上所述只是全新世（从距今1.5万年到现在）中总的海平面变化情况，事实是，全新世中1万年以来，气候是经过了若干冷-暖、干-湿气候的旋复，冷暖差一般5-6℃，最大变幅达8-10℃，这种气候冷暖的变化，都会引起海岸线上侵和下退，都会对这一地域内原始人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较大的海水入侵，则必然导致域内原始人类的大规模内迁和迁移。
北京大学汪美华教授结合双王城盐业遗址考古调查，对寿光境内古湖泊巨淀湖——清水泊进行了钻探取样调查研究，形成了《莱州湾南岸全新世古气候与古湖泊研究》的专题报告，重建了距今8300-4000年的古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序列：
寿光一带除1万年来气候冷暖与海水侵退的旋复变化外，还有一个一个重要旋复性的气候现象，即这一带是中国域内最严重的风暴潮灾害频发区。渤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海，寿光北部沿海海岸平缓，海水极易侵入，当持续的东南风把黄海海水带入渤海，引起海水水面上涨，海水会在短时间内暴涨3-6米，当增水恰与海区天文潮（太阳与月亮的引潮合力达到最高值时的海潮）迭加时，或此时盛行风速大、持续时间长的西北风，就会形成大的风暴潮，这时海水入侵大陆会达20-30公里。历史统计说明，较大风暴潮灾害十几年一遇，特大风暴潮灾害数十年一遇，一般发生在4-5月和11月。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寿光的特殊地质成因与气候特点决定，寿光历史上不仅发生过特大的海侵事件，当大汶口文化时期，海侵达到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气温回升最大值时，当海平面达到台头、王高、侯镇一线时，海水还会沿河道、低洼之地入侵到更远的内陆，那时人们生活居住地域更加狭小，可知那时寿光一带的先民即已开始了沿内陆通道外迁的过程，或许这就是徐中舒所说的迁到今江苏、安徽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先人吧。况且，1万年以来，寿光一带因气候冷-暖的旋复变化，而导致海水侵-退的许多个旋复，又由于寿光一带几十年一遇的特大风暴潮导致的海水大规模入侵，这就成为寿光一带先民波浪式外迁在客观上的自然成因。
三
寿光特殊的地质成因、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寿光之地诞生了一种特有植物——黄蓿菜。黄蓿菜是盐土地带的特有植物。滨海盐土自海向陆，依次为滨海潮滩盐土、滨海沼泽盐土、滨海盐土亚类，在所有盐土植物中，在积盐最重的盐土上生长的植物只有黄蓿菜（积盐最重的盐土为光板地，光板地以上第一种能生存的植物就是黄蓿菜）。黄蓿菜是盐碱地上最具标志性的植物。在日潮区低洼处只有黄蓿菜在生长；在月潮区，黄蓿菜则有更大面积的生长；在滨海盐土亚类荒地中，黄蓿菜只生长于含盐量最高的荒土中。黄蓿菜是植物界盐的代名词。
黄蓿菜是寿光一带先民很早就以其为食的植物。黄蓿菜在最初是寿光一带先人获取生命健康必不可少的盐份的重要获取渠道。黄蓿菜是寿光先人血液中重要的远古记忆和文化基因。由黄蓿菜才有了中华制盐鼻祖、制盐氏族宿沙氏。
张学海指出，山东境内部落社会早期只有三个部落，山东东部只有弥河中游寿光一个部落，且这个部落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达到四五万人。这里的人口繁衍极快，文化高度发达，是当时中国境内文化之巅峰，这里的人身材高大，号称"巨人族",这与寿光一带的自然之阜直接相关。这里地质、气候构成条件复杂，这里河流众多，有大湖，靠大海，食物丰富，有富含盐份、又极为适口的黄蓿菜（后来又发明了采盐术、制盐术），营养结构平衡合理，自然构成丰富多样，人类健康智慧，形成这一带人口的特有秉赋。特别是原始盐业的诞生，通过交换，使内陆各地的原始人类品尝到了海盐的美味，到了夏代，成为以寿光为中心的古青州一带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第一贡品。古青州以美味的海盐而闻名天下，成为古青州一带文明的代名词。
寿光一带古部落人口急剧繁衍，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地域小，人口多，文化发达，必然的结果是人口的外衍（开拓发展）与文化的传播。一个先进的文明，迅速传播拓展是必然结果，传播文明的主体也必然以其具有的文明自豪与自觉而行施于再拓之地，因而这个文明在它传行路线上及到达之地必然留有纪念（尔后又称为痕迹）。"洼地效应"就是文明输出。流向洼地的水，就是先进的文明，流入地得于流入之水而滋盛，这就是文明传播的效应。从自然到社会，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这是中国到处能够看到少昊氏族文明影子，中国各地有十几处仓颉墓、苍颉台、仓颉庙的历史成因。仓颉之名，正如今天昭示主体之旗帜，如此，正所谓"仓颉"之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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卨·契·蝎子沟
——关于商始名祖的一次考证
赵 守 祥
王玉哲着《中华远古史》中记汤立商以前历代先祖为：
夔（喾、俊）——卨（契）——昭明——相土——昌若——王吴（圉）——季（冥）——亥（亘、振）——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乙（汤）。
史称帝喾即帝昊，即太昊、少昊之昊，帝俊即帝舜。即商的始祖夔源出于寿光古巨淀湖一带的太昊、少昊或大舜。
而卨（xiè），《说文·禸部》解曰："卨，虫也。从禸，象形。读如偰（xiè）".卨是一个象形字，其古文是一个头足尾俱全的爬虫。字的本义为蝎子类爬虫。商代始祖以蝎子类爬虫为族徽，史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文字发展中，卨作了偏旁，商的始祖名又借契（xiè）或偰（xiè）以示。蝎子之义又另造形声字蠍表示，今简化后借蝎以示（在商族历史上，自卨时始名商，故卨为商之始名祖）。
契（qì，又作锲）《说文·大部》解曰："契，大约也。从大，从。"契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的本义为刻木记事（与使用文字和发明文字相关）。从大从，会重大契约之意，也兼表声。
即契有两个读音：qì，本义为刻木记事；xiè，指商的始祖。之所以用契代替卨而为商祖名，说明了二者的联系，即商祖与刻木记事，与文字使用、文字发明有关，且契字用以商祖名后，才又读作卨。
李沣着《探寻寿光古国》说："山东的己（纪）国里也有‘契’地，在（寿光）纪台北约两公里有一处商遗址‘呙宋台’，‘呙宋台’也是就是己（纪）的都城。‘呙’是‘呙’的简体，‘呙’即‘卨’，‘卨’是‘契’的别名；‘宋’与‘商’音近。有学者肯定地认为：‘呙宋台’就是商契的居地，就是最早的商丘，古益都在今寿光市南，称‘赤乌城’，今称‘呙宋台’。古益都即最早的商丘，即相土之东都，帝喾与契之商丘".
以上记述说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呙宋台之呙（呙）与商祖名卨的关系，呙（呙）即卨。
第二，卨即今汉字简化方案中的蝎。
第三，契的本义是木上刻字记事，卨作了字的偏旁后，商祖名又以契代之，且仍读作卨（xiè），因此，契在qì的读音基础上，又多了第二个读音。
第四，呙（卨）宋（商）台，即卨（契）即商祖之居地，是最早的商丘，是帝喾、帝卨（契）、帝相土之都，即古称之"赤乌城"或古纪国的都城。
以上叙述说明，在最远之时，商祖名与蝎子之蝎有密切关系，且商祖卨（契）及多代先祖的居地即今寿光之呙宋台。
贾效孔着、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寿光市遗址调查表》（见《寿光考古与文物》第39-44页）正有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商代、西周、东周时期"相连续的重要文化遗址——"蝎子沟".该文化遗址以今孙家集街道石门董村为中心，东南距呙宋台遗址有四、五公里之距。
2013年5月30日，赵守祥、王子然来到石门董村，向石门董村人、年已75岁的退休中医董朝宗（清代寿光着名中医董素书之重孙）和96岁的村民李炳焕了解情况，他们介绍了历史上蝎子沟的情况和走向。董朝宗还亲自带我们到村后实地查看了残存的一段蝎子沟，这段沟仍有纵深约四、五米，有自然渗出的地下水。董朝宗介绍，在蝎子沟西段沟南（即贾效孔"遗址调查表"中所列"村西北"遗址处）是一处古遗址，他年轻时即常到这个遗址的沟侧断崖上拿蝎子。据他们介绍，蝎子沟往上，是从他们庄后到庄东，从庄东南一华里左右的"铫（diào）子嘴"去了东南方向的达字刘村（即呙宋台方向）。往下，则是到了孙家集街道石家庄前，又到高阜营子村，从高阜营子西北合于跃龙河河道（最终汇入巨淀湖）。
5月31日，赵守祥、贾效孔来到达字刘村，向74岁、担任过20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刘福了解情况。刘福介绍，从他们村西北（石门董方向）过来的古河道（大沟）又从村前继续向东到了淄河店村，古河道从淄河店村又向东南到了胡营二村的"姑娘湾"（苇湾）、大槐树而向南。
赵守祥、贾效孔又通过胡营二村党支部书记刘树明找到87岁的村民刘守法，他几经考虑，才想起了从胡营二村西侧大沟通向呙宋台的古河道，他说，靠近胡营的沟还不太深，有一、二米，越往呙宋台走，沟越深。刘树明的父亲、80岁的刘德鑫还告诉我们，那时去呙宋台赶集，就是走这条大沟。
通过两天的考察，可知蝎子沟是从呙宋台西北向流出的一条极古老的古河道。在这条古河道一带，分布有胡营（南）、后胡营、东侯家庄子、西侯家庄子、达字刘村、三元王村、朱家峪村等7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有范于、蒋家集、岳寺韩、岳寺高、楼子李（北）、胡营（北）、马疃张家庄、东侯家庄子、西侯家庄子、达字刘、石门董、孙家庄、孙家集、西张家庄（北）、高阜营子、西小店铺、边线王、小杨家庄、丁家庄等19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有蒋家集、岳寺高、岳寺李（东）、朱家峪、二甲、楼子李、钓鱼台、丰顺王、高松、胡营（南）、胡营（北）、呙宋台、达字刘、石门董、孙家庄、大李、彭家庄、边线王、小杨家庄等19处商代遗址。可知这一带（仅孙家集街道范围内）自距今7000多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到距今6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到距今5000年以内的龙山文化时期，到距今4000年以内的商代，一直是中国境内一处人类繁衍、社会发展极快，创造了当时最发达经济文化的文明中心。这是就是中国上古三代中东方之族商族、商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自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这里就是人类密集居住地，在古河道两侧存在以上各个时期的众多居住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滋生 了与人类文明相伴随的爬行动物卨（蝎子，寿光民间方言称为"蝎变（mian）虎子"）。由于这种动物活动、出没于先人居住过的留存下来的生活遗址中，商族的先人便认为它是代表先祖神明的神物而以其为名（反映了他们对先祖之神的敬畏）。而之所以在卨字作了字的偏旁后，又以在木上刻字的契代之并仍读作卨，则是表明了商之先人参与了文字的创造发明，且是以文字的创造发明为最高标志的当时中国境内最先进文明的代表者，亦是说，开始在木上刻字（创造了文字并使用文字，创造了以文字为代表最先进文明）的人就是商人、商族。
我们这次考察，不仅为李沣先生提出"呙宋台就是商族祖先所居之台"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持，而且在认识商族与文字发明的关系上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收获。
在寿光，仓颉与商契（xiè）应该为一仓颉之意，即指东方的以鸟为图腾的卨（契，xiè）族（祖）之人。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南、陕西等有许多仓颉墓、仓颉庙，亦是说明他们的先人是来自东方（仓、苍通，苍指东方，仓作粮仓，又是指经济文化发达）的以鸟为图腾（颉指鸟，又指正直强大）的卨（契，与颉谐音，古语音同义同）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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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再释
——从语源学上看史籀、侯冈（仓颉）、侯仓、侯光、
句芒、寿光的联系和演变
赵 守 祥
笔者在前不久所作《关于仓颉的再考证》一文中，提出了发生在今寿光一带两昊（太昊、少昊）时代的代表性语音系统，其中有以"己"、"夷"、"益"、"齐"等为代表的以今汉语拼音方案中韵母为"i"的语音系统，这个语音系统的字中还有"史"字。古史、吏、事三字同源，其甲骨文形为一只手中拿着一个猎叉，义为狩猎。古代狩猎是大事，故以此会做事之意。篆文整齐化中分化为史、吏、事三字。
籀是一个多音多形字，史籀之籀读zhou.是指周宣王时太史官史籀，为秦国人。籀又通繇，读yao、you.读you时通"由".读yao时通"徭、摇、遥、谣".繇的甲骨文从言，右边以手引象，会手牵象并以言教喻之意，是古代驯象会其顺从的情景写照。其引申义为诱引、驯化、抽发、滋盛。后在篆、隶中偏旁讹变，衍为今文。籀又通抽，从手，由声，义为引出，其引申义为向上生长。籀只在用作人名时读作zhou.
籀字不管是读zhou、chou、you,其韵母为ou,与仓颉姓氏侯冈之侯、寿光之寿（还有汉姓之刘和寿光一带称为"蚰蜒"之"蚰"）韵音相同（史与寿亦为音近字，一音之转），显示出语源上的一致性。史籀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对文字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他是秦国人，而秦人的先祖正是源出于寿光一代的益族，是伯益之后，这更进一步证实了史籀这一人物、史籀之文与寿光的联系。
仓颉是寿光的人文之祖。仓颉姓侯冈。侯的甲骨文为射布（即为后来的靶子），布下加矢以突出射布之意。冈的古文为"罔",《说文》"罔，山骨也，从山，网声"."侯冈"的含义，即狩猎、渔猎。人类社会的早期经济生活是狩猎、渔猎（弓箭是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即距今一万年以前的重大发明）。仓又作苍，本义为草的青色，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农业经济时代（能够生产大量粮食，产生了储藏要求，且已深谙藏粮之术，又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财富），仓又专指用来储粮的建筑，仓之青色本意则上加艹而示。颉又指鸟，《诗经》曰："燕燕于飞，颉之颃之",同是一种歌颂意义。显然，"侯冈"所示，是寿光一带先民的古音古声并以其为符（姓），"仓颉"一称，则是寿光一带先民发展到农业经济时代取得了辉煌成就，文化高度发达而表以歌颂之称谓。
中国史籍记有神名"句芒",与寿光一带古文明有密切关系。《吕氏春秋·孟春》载："其帝太昊，其神句芒".高诱着："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墨子·明鬼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即秦以句芒为神。句，本读gou,甲骨文从口（表语声），从丩（勾、曲）、会言语曲折之意，引申义为初生草木弯曲的幼芽。芒，古、篆文从艹，从亡（无），会似有似无的植物上的细刺之意。句芒，本义指植物初生的勾勾之形，植物初生为青色，与仓（苍）之青色意通。又说句芒是少昊之子，而少昊正是源出于寿光之地的己姓嬴姓之祖，伯益为嬴姓之始，秦为伯益之后，而秦正以句芒为其祖神。句芒之句（gou）韵同于"侯冈"之侯，显示其语源的同一。
寿光之寿与畴同源。畴的甲骨文为，为已耕耙过土地的象形，表示已耕作过的田地，隶变后写作。作偏旁后，下边加义符"口"组成形声字，又做偏旁，又在口旁加义符"又（手）"组成形声字，表示"捣"意。又做偏旁，另加义符"老"写作"寿"（寿）表示高年，寿便为借义专用。寿本来表示的田畴之意，便以"寿"为基础，另加义符"田"写作"畴",从田寿声。由此看来，寿这一文字符号起源极早，字的生成规律是先有声与音，后有符号，韵音为ou之声在寿光一带起源极早，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基础上，在这一古老声调的基础上产生了反映它（声调）又特有所指的文字符号，这个声调的字符产生后所指是耕作过的田地，即这个符号产生的时代，是人类已经进入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时代，是在龙山文化时期，是那个时候农业经济面貌和情景的真实反映与写照。而寿字之声调正是与仓颉之姓侯冈之侯（hou），少昊后裔、秦之祖神句芒之句（gou）、史籀（zhou）之籀一致的，都是在这古音基础上孳乳出来的文字符号，亦是它们内在基因关系的反映。
光字的甲骨文，从火在儿（人）上，会光明之意，本意为光明。由光字的倍构可知，人类"光明"意识是从用火，火可以在黑暗中发明发光这一具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火与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太深渊源。早在几十万年前，人类即已知道怎样用火。人类文明的发育成长与火的利用结合在一起。当寿光一带人类社会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经济文化达到当时中国境内最先进水平，标志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文字也由大汶口文化时期少数简单记事符号而发展成系统文字，当此时，光字已经产生，光字也应与侯、寿一样产生于文字的渊薮之地、"龙山文化数一数二的中心"、今弥河中下游的文明中心今寿光一带。
冈（网）、仓、芒、光诸字的音韵系统反映出的正是自古以来寿光一带的另一代表性语音系统，即以今汉语拼音方案中韵音aog为代表的文字表达系统。在这一语音系统中，不仅有以上与仓颉有关的仓、冈，与少昊、寿光有关的芒、光，还有与寿光一带古文明有密切关系的商、张等字和姓氏。历史文献和考古学成果表明，寿光一带与商族的起源有密切关系，而张字、张姓正是在与冈（网）、仓、芒、光、商处于同一语音系统中，是在同一古老的语音系统中孳生出来的文字符号和姓氏符号。
由此来看，"寿光"这一地名称谓，与侯冈、句芒、侯仓（商时诸侯称谓，亦称仓侯）、侯光（商时诸侯称谓，亦称光侯），是在同一古音基础上孳生出的文字符号和人名、地名符号，虽然符号各异，其意为一（都是同一地域文明的反映和代称，其基因内核为一），可见"寿光"之称、"寿光"之源由来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