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拖车厂轶事
张舒放
“叫这个家伙钻了空子” 七十年代前期我从辽宁盘锦炼油厂调回原籍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昌乐拖车厂,这个厂的一把手周仕兴是1944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虽说是“速成中学”毕业，，但其真实文化水平连“脱盲”都达不到。不过这些老同志阅历丰富，经多年的滚爬摸打，工作勤勤恳恳，也不是一无是处。
这个厂的前身是山东省拖拉机总站昌乐分站，因此是纯国营单位。小县城吗，因此干部职工大多都是本县人，不过五十年代中期黑龙江大国有农场支援内地建设时l来了一批拖拉机驾驶员人员，他们则都是外地的，例如保管员王汝胜家就是德州地区平原县的，供应科长吴志民就是河北肃宁县的，采购员赵继春是益都县谭家坊公社的，负责基建的赵天和则是寿光县的……。当时这些人都是自己在单位工作，，而老婆孩子都在原籍的农村生活，因此每年的春节放假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盼望的大事。
昌乐县在山东半岛的中部，这个县南北长约50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县城就坐落在最北端的胶济线上。而益都县{现在的青州市）在县城的西边，寿光县在县城的北边。赵继春和赵天和二位大哥虽说不是本县人，但是从原籍到达工作单位的距离比本县南部一些公社要近得多。这样他们回家的机会就肯定比王汝胜、吴志民要多得多
那个年代春节何时放假国家没有硬性规定，基本上就是单位自己看着办。1975年的春节快到了，首先向周书记请假的是保管员王汝胜，周书记很爽快的说：“行啊！外县的可以先走。”他这一句话不要紧，赵继春大哥和赵天和大哥听到后也步王汝胜的后尘赶紧溜之大吉。
之所以说他们溜之大吉，是因为他们心里一清二楚，周书记这句话是针对家在德州平原县王汝胜说的，如果他两个去请示的话是批不准。因此赶紧钻个小空子，周书记即便问起来也不好说别的。
果不然第二天周书记到供应科找赵大哥，别人说赵已经回了谭家坊了，周很严肃的说：还没放假，谁叫他走的？大家说：您不是说外县的可以早走吗？周书记挠挠了头甩出了这就话：“叫这家伙钻了空子了”。从此这个厂了多了这句内部俏皮话——叫这家伙钻了空子了。
内行糊弄外行轻而易举 我所在的拖车制造厂是一家从原料进厂开始，到成品拖车出厂为止的完整生产厂家，当时除了轮胎是外协件之外，整个机械行业的冲、压、锻造、翻砂、机加工、焊接、表面处理等样样俱全。这个厂的规模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挂号的，管理这样一家生产企业应当是不容易的事。不过当时是计划经济的年代，求大于供，工厂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的抓好生产，产品则有农机公司全部调拨。因此在那个年代，工厂仅有供应科，跑业务的职工叫——采购员。销售员这个名称是市场经济以后的产物。
七十年代管理企业的领导机构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那时这个厂的革委会成员多事解放战中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这些人没有什么文化基础，一般情况下也没有学习的习惯，多数是靠资格在工作。
当时社会上没有不缺的东西，因此工厂都是三班倒进行生产。上边也将有明确的要求：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每天晚上到第二天天亮，都有一个革委会成员在厂生产科办公室值班，这位值班的领导也不时到各个车间“视察”一番，看看工人的生产情况，看看有没有工人利用工作时间干自己的活等。
七十年代中期，是企业里工人利用上班时间干私活最鼎盛的时期。拖车厂的职工先是“砸铁勺”、再是“嘎斯灯”，嘎斯就是“电石”的外语称呼，干这些活也就是个钳工、焊工结合就能搞定的事。而后越做科技含量越高，那就是做煤油炉子、落铁、和压井头了，而干这些货还必须得到车工、刨工、钻工等机加工行当的有力配合才能完成。工人上班干私活毕竟不是正门，而这些外行领导去视察，还不时弄出些笑话来。
一次一个开二零车床的职工正在加工煤油炉子的“炉芯子”，当这个工人发现这位领导快走到他跟前时，立马把车刀退出并把车速提到了最高速上。这位领导站在这位职工的身旁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好好的干”。事后这事成了笑话，这个领导也得了个美名——草包。
电焊工在做私活时，更是绞尽脑汁。当看到这些值班的领导走来时，立马把断弧搞成了连弧，领导怕眼睛被电弧刺伤，也就赶紧走得远远的。
……
管理和被管理，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方法得当，事物就形成了统一，反之则是对抗。一个外行去领导一个内行，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工作做后盾，那无疑是徒劳。这个时代已经是历史，但是回顾历史再展望未来，您有启发吗？这正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
周书记的形象语言 七十年代我就职于某企业，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是四十年代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虽然他没文化，但是讲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做起比喻来更是形象逼真。有这样俩个比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一次是他在职工大会上批评某个职工，指桑骂槐的说了一阵子。话锋一转后，他说道：“我看你是太能了，能的简直是多了四个点。”他说完这句话分大部人还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了一句话：“熊了！”。“熊了”是句土话，就是：没有办法了的意思，结果弄的职工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也是在职工会上，他批评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爱作表面文章，他打这个人比喻成“条鱼。”“条鱼”是生长在水层最上面的一种鱼，这种鱼在水面上游动时，会在水面上带出漂亮的波纹。水塘内只要有这种鱼存在，即便是仅仅几条，也能造成有很多鱼的假象。这种鱼在我们老家叫“浮稍鱼”，“条鱼”是学名
批评的第二个人，平时工作中经常偷懒耍滑，耍小聪明，他把这个人比喻成“泥鳅鱼”。泥鳅鱼在水中或在泥中身体很滑，你去用手去抓是不易抓住的。泥鳅虽然又圆又滑，但是抓它时并不会伤害着人的。
批评的第三个人，平时工作中不但偷懒耍滑，而且平时为人就心术不正，时不时的糟蹋别人。他把这种人称之为“嘎呀”，“嘎呀”也是一种鱼，这种鱼生活在水面的最下层，它的学名叫“昂刺鱼”。这种鱼身上和泥鳅鱼一样，身上都长有粘液，很滑所以不好抓。而且这种鱼还长有锋利的背鳍，不小心很容易叫它刺伤手心，这种鱼有阴险毒辣之喻。
那个年代，职工晚饭后天天学习，或则叫开会。因此几乎天天都能听到这个领导的声音。叫这个领导一比喻以后，这三个人的外号也就不胫而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不过群众评价说：“周书记真把这几个人分析的恰如其分，淋漓尽致的。高！实在是高！”
上级服从下级？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
七十年代我在拖车厂担任政工科长，那时政工科长这个职务是个杂耍。底下一根针，上面千条线，上边几乎对着政府、党委的所有部门。当时我所在的这个厂，上级主管部门是机电局 。一天我接到机电局张局长打来的电话．叫我们厂的周书记马上去局里开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问好后又问对方是何人、找谁？张局长一听是我，他接着说：“小张啊，你去和周铁匠说，叫他马上到局里开会。”周铁匠是周书记的绰号。我赶紧跑去找周书记传达张局长的指示，谁成想周书记却说：“你去和他说叫他到这里来开会。”“他”就是指张局长。我虽然有顾虑，但还是拨通了张局长的电话。我和张局长说；“周书记请您到厂里开会。”我特意把“叫”改成了“请”，把“你”改成了“您”。张局长在电话上最后说：“真他妈的是个铁匠.”半个小时后，张局长和其他厂的领导骑着自行车陆续来到我厂参加由张局长召集的会议。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事出有因。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干部共分25个级别。1至13级是高级干部，14至17级是中层干部，18指25级为一般干部。周书记和张局长都是17级干部，但是周书记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而张局长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这样一细分析，周书记是抗日干部，张局长是解放干部。周书记腰杆子挺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个“个案”，不具备普遍性，但却让我碰到了。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这些老人大部分已离世，他们大部分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都忘我的战斗和工作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能过上好日子，不能忘记是他们。
开会和聊天差不多 七十年代前期说拖车厂每天开会，倒不如说是天天听周书记聊天。每天所谓的开会基本上就是周书记一人天南海北的聊，无非就是过五关暂六将的传奇之事。
有一天开会时聊到了他曾工作过的某个村某户人家如何贫困，他是这样说的：这户人家炕上有一床烂席（用芦苇编制的席子），全家五口人仅有一床破被子，男主人睡炕头，三个孩子在中间，女主人在最边上。五个人盖一床被子，必须步调一致否则就有盖不着的。一天晚上男人和三个孩子都上炕躺下了，女主人还在忙活家务，于是其中的一个孩子高声喊他妈妈：“娘啊，俺爷（土话——父亲）脱了等着你了，快来啊!"弄得全体职工哄堂大笑，其中有两个大姑娘羞得跑了出去。周书记一看这局面，一时也感到很是尴尬。
文革前有一部电影《铁道游击队》，反映的是抗日战中时期活跃在津浦铁路就是现在的京沪线薛城（现在的山东枣庄）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只抗日队伍装备精良每个队员不但配有长枪，而且每人都配有德国产的二十响驳壳枪。电影上队员的驳壳枪都有枪冈绳套在脖子上，而后再斜插在腰带上。对于这种装束，周书记予以批驳。周说：那是演电影，他们懂什么，这种枪应当是枪口向上插在腰里，这样当地人从你背后搂住你时，你也能将枪掏出啦予以还击“，说这话时它还配有肢体动作。他说的对不对，到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我就是支部，支部就是我！ 众所周知”支部“是共产党在基层一种组织形式，支部书记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支部和书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由于党的基本知识掌握得不透，加之特权思想的作怪和党内监督体系的欠缺，这个基本的概念却在不同领导人身上表演得淋漓致尽。
从平时周书记的言谈中，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我就是支部，支部就是我"的笑话。一次周书记在职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解放初他担任区委书记时，到一个村里去了解情况。那是的农村支部书记没有什么办公室，所谓的办公都在家里。这是他是第一次来这个村，当然不知道支部书记的家住在哪里？那时的区委书记都配有驳壳枪，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你的身份。进村后遇到一位老大爷，周书记便向前询问支部书记家的位置在哪里？哪位老大爷和他说了方位后竟然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支部在家拉肚子。
由此可见，支部和支部书记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这个村里已经是混为一谈且根深蒂固。受此种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周书记在企业里工作后基本上保持了这种传统——我就是支部，支部就是我。这句话一致成为经典，在昌乐盛传。
粗狂的歇后语及俏皮话 七十年代前期的拖车厂，天天晚上开会，天天听周书记讲天书，你别说也不是一无所获，光是粗狂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就学了不少。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王八钻道坑——憋气又窝火；疤瘌眼照镜子——自找难看等这都是上讲究的。有些则是些相当粗狂的俏皮话。
一次一位干部子弟犯了点错误，车间主任感到很是棘手，于是汇报到周书记处。没几天在全厂召开的大会上周就当着全体职工的面点了这位干部子弟的名字并且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下雨抓着腚——灌的”，“抓着”是句土话意思是肛门向上的意思。（就是这个音，是不是这个字我也弄不明白）
还有一次一位女工不知道为什么哭了起来，车间领导汇报到周书记处，周干脆来了一句——“给他接上个尿盆子”。结果这个女工真的不哭了。
供应科有个业务员在采购毛刷时出了点纰漏，周在大会上点了这位业务员的名字，当时这位业务员出了发并没在现场，这位业务员回到厂里听说此事后，吓得不得了。于是主动到周的宿舍承认错误。周平时用很小的一个茶壶喝茶，这个业务员胆战心惊的进了屋后赶紧给周倒茶水，据说这位业务员倒一杯周就喝一杯，一直喝到十多杯时，周书记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吊孩子你要灌死我啊！这句话以后也成了拖车厂名言之一。大家一块喝酒或喝水时，一旦谁多劝人家时，一句——吊孩子你要灌死我啊，也就不了了之。
……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点，拿现在的观点再看这些事确实叫人不可思议，但是那时就是这个样子，要不怎么显的社会进步了呢！
丁革委 “丁革委”是拖车厂一个职工的绰号，这个职工姓丁，“革委”是当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绰号是这么来的。
1975年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大张旗鼓的对当时混乱现象进行整顿，特别是针对徐州铁路分局的乱象中央下发了9号、13号文件，在这种形势下县委派出了当时担任经委副主任的刘明富为首的工作队对拖车厂进行整顿。针对当时厂里职工在伙房窗口打饭时不排队的情况，还特意做了一定要排队打饭的规定。有一天翻砂车间的丁友昌午饭时来了个客人，他急着想买份豆腐，因此他没去排队而直接插到前面去买菜，站在他后边不远处的是一位姓赵的工作队员，这位工作队员想制止丁的这种做法，于是便有了以下的对话：
工作队员：你怎么不排队啊！
丁：你管呢！
工作队员：你是哪个单位的？（车间）
丁：我是革委会的。那时革委会是权力的象征。
事后这位工作队员将此事汇报给了刘明富，刘自然和周书记沟通。，本来不上讲究的一桩小事弄得沸沸扬扬。贯彻中央这两个文件时，有句很时髦的话叫——敢于摸老虎腚，意思就是说，敢于和破坏生产的造反派作斗争。到了这里摸老虎腚有了更加广泛的定义——不但要摸老虎腚，狗熊腚、也要摸猴子腚，一直摸得没有了毛。老虎、狗熊、猴子在这里成了大小造反派的代名词。于是周在职工大会上点了的丁的名字，说他没数、矢张（土话——没数）、砸撒。于是“丁革委”这顶桂冠便戴在了丁的头上。
这个职工为了照顾家庭，以后掉到了造纸厂工作。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到造纸厂担任书记厂长，没外人的时候我就称呼他——丁革委，他哈哈大笑地说:张书记，您别那把壶不开提把。
绰号须得反着听 拖车厂的职工有绰号的不少，不过有两个人的绰号必须是反着听。其中有一个叫大麻子的，那是因为他心眼多，办事精明而得此绰号，其实他脸上一个麻子也没有。有这么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人多么有心计：七十年代初期，那时农村和城市差距巨大，这个差距不光表现在建筑和繁华程度上，也表现在人们的见识程度上。这个大麻子由于经常出差，因此见多识广。一年他家盖房子，自然用了不少人。怎么招待帮忙的人，这是个动脑筋品见识的活，既要花钱少，又要把事办得漂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个棘手活叫大麻子办的却漂漂亮亮。
那个年代物资奇缺，一是手头都很紧，二是即便有点钱买东西都很困难。招待人时一般主食就是地瓜干加玉米摊的尖并，吃什么菜就不大一样了。建房一般都选在春季，，哪个季节一般情况也就是炒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但是这个大麻子却另辟蹊径。他去烟台一代出发时发现有卖干海带的，而干海带用水一泡体积膨胀是原来的几十倍，关键是农村绝大部分人没见过此物，吃这个菜既新鲜又省事还便宜。
为了让白菜炖海带更有口感，据说大麻子特意买了肥肉炼了猪油，须知炒海带用猪油比有花生油要香得多。帮工的伙计们吃着这从未见过的海味一致称赞——真好，这个主意也叫大麻子出尽了风头且名利双收。
还有一个职工绰号叫——朝吧,朝吧是昌乐一带的土话，意思就是缺心眼、不精明的意思。但是这个朝吧却滴水漏。这个人出去办事有时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无时不在算计。厂里一个职工去赶集卖兔子，本来卖兔子都是按“对”出售，这个职工却按“个”付了钱，这个事谁也没在意，人家朝吧一听就明白了：你多个了人家一倍钱。
朝吧比我大，我平时就叫他——朝哥，他也欣然接受。朝哥家的大嫂从七十年代初期有了
宗教信仰，为这事两口子有时闹别扭，为这事大哥还叫我去批评教育嫂子，我去过两次，淡然我也是王八四十、鳖四十的把他两“批”一顿，哈哈一笑了之。
大麻子现在的情况不知怎样？今年应当八十多了，朝吧大哥已故去多年，那个年代人们都比较单纯，回想起来挺有念头。
有些绰号很有杀伤力 杨姓采买员脸部经常过敏，因此皮肤不好看，一些老同志看见了就说：小杨啊，抓紧去医院看看脸，别成天像个大麻风的样子。这本是好意，但不知谁先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麻风。
麻风病是一种叫人很烦感的皮肤病，七十年代以前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这种病还不能有效地治疗，农村中但凡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被撵出原居而在荒山野坡建个茅房让其自销自灭。
好事传不快，坏事快如飞，不长时间这个外号就传到了这位职工的老岳父耳朵里，老岳父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老岳父硬着头皮到女婿的家中看望。见面后先是寒暄一阵，而后老岳父欲谈又止、郁郁寡欢。这个职工一看老人家肯定有难言之隐。于是就劝老人家于是一定要想开，别钻牛角尖。而这话正是老岳父想和女婿说的。老人家一咬牙叹了一口气说道：“孩子啊，你的什么病不行啊，怎么单单得了这种病！”这个职工被老岳父这些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反问道：“我的了什么病？”老岳父说：“人家都说你得了麻风病啊”这位职工到这里才恍然大悟，他哈哈的笑道：“我脸上过敏，那是一种很平常的皮肤病，抹抹药膏就好了，这是单位的伙计们个我起的外号。“说完这话，这位职工让老人家仔细的看了看脸，老人家立马高兴地说：”我心思也是不可能的啊！“
事后这位职工把这些话学给大家听，大家都笑的仰面朝天。
支部信任 “支部信任”是周书记挂在嘴边的一句常话，其实这也是“我就是支部，支部就是我的”翻版，这句话平时如果当笑话讲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出自领导人之口，真正拿来当事办的话，就已经是把个人凌驾到组织的头上。
邵光水是文革后期分到拖车厂的一名中专学生，该人秉性坦白耿直、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思想进步，多次提出申请入党的要求，这个在拖车厂极有口碑的好人却迟迟被关在组织的大门之外。
自大周书记担任拖车厂支部书记十年来，党组织的大门一直紧紧地关闭着，邵光水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拖车厂党支部的新成分只有新调任这一条渠道。
1974年上级组织开会，会后拖车厂支部组织党员和部分党外骨干分子进行讨论。人员都到齐后，周书记说：“老邵，你领着大家讨论一下”，邵广水尴尬地说：“周书记，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能领着党员讨论啊？”周书记说：“支部信任你，大胆的干吧”
事后这件事传得昌乐企业界的领导没不知道的，于是拖厂又出了个新名词——支部信任。
当过海军的人 前几天我在城东的集市上偶遇魏好勤大哥，我们亲切的唠了大半个小时。大哥曾当过海军，因此使我想起了在拖车厂当过海军的其他人，这些人年龄都比大，我须统统的称呼他们为大哥。
在拖车厂的干部职工中当过海军的分别是张德友、李志艳、魏好勤、杜玉明和戴和云。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在那个物资及其匮乏的年代，他们都有浅湖蓝色的呢装和特别显眼的锃亮的黑皮鞋。
这些人里边张德友大哥的故事最多，他们都是在文革高潮期入的伍，享尽了当兵的风光。那时农村的姑娘争先恐后嫁给当兵的，况且是穿皮鞋着呢装的海军更是叫人羡慕不已。张大哥在形容他从部队探亲回家搞对象的盛况时兴高采烈的说：关上大门来，大闺女都想从阳沟里往里钻。阳沟是在院墙某处特意设计的排水口，因是建在明处，，故秤“阳沟”。请过百里挑一，张大哥是结了婚才回的部队。
张大嫂不但漂亮，而且多才多艺，最显着的特点是她会裁剪制作“制服”。那个年代能穿制服的基本上都是吃皇粮的“公家人”，这样张大嫂的接触面就找比一般人大的多，因此她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那时出门吃饭必须有粮票才行，而农村人如果出远门必须按照粮食部门的要求即一定的比例且要大队开上“介绍信”才能去兑换粮票。这个比例具体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换一斤粮票你必须带上小麦、玉米和地瓜干，一天张大哥按照这些要求去兑换粮票，但是却无功而归。张大嫂说：你真是个——菜货，“菜货”是句土话，就是无能的意思。于是张大嫂自己亲自去换。粮管所的人都和张大嫂熟悉，因此她仅用地瓜干就换取了需要的粮票，从此张大哥有了绰号——菜货。
上边这几位大哥除了戴和云是海军陆战队之外，都是在舰艇部队服役，因此他们春秋都配有呢装。每当下班或者出门时都穿上军装皮鞋，显得特别神气。特别是当你问起张大哥在那里当兵时，他会兴致勃勃的告诉您——青岛莱阳路1号，须知这是北海舰队司令部住址。
张大哥已经故去多年，去年我的一个下属请我到他的公司去吃饭。席间有个小伙子来宣酒，这位老板问我这个小伙子像谁？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板告诉我，这就是张大哥的儿子，他在这儿给老板管理后勤。这个孩子听说我和他老爸是一个单位的，叔长叔短谈个不停，临走时我请他回家时问候他的妈妈——我的张大嫂，祝她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某某某打得那拳——不照架自来 闫大哥和刘大哥都是推车厂的老职工，并且都是复员兵。在部队时都受过一定的擒拿动作训练，因此都有点拳拳粑粑的小把戏。
七十年代前期，拖车厂的箱板还都是铆接的。就是先用三角铁制出框架并按照要求的尺寸钻好孔，然后再将下好料的铁皮铆接到架子上，刘大哥当时就是工作在这道工序上的铆工，这道工序后来被电焊机替代。
闫大哥是一位木工，严格的说是一位翻砂模型工，就是专门制作翻砂模型的工种。当时拖车厂有两名模型工，还有一位就是刘文泉大哥，这位大哥的孩子接了老爸的班，拖车分家后到针织漂染车间工作。
有一天他两人喝了点酒，都说自己有“一手”，于是打着杠劲说：不行咱们就试试。实话说闫大哥个头小，人利索，不待刘大哥更多的心思就手疾眼快的把刘大哥弄了个——狗啃地。刘大哥不服气的说：没有和你这样干的，我还没拉开架子，你就下了手……。闫大哥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叫动真格的，看你那个花里胡骚的架子就不办事……。他这一说不要紧，拖车厂从此多了一句歇后语——刘大哥打得那拳——不照架子来。
这些老人现在都七十多岁了，但是拉起这些语言都滔滔不绝，那里有他们一生的精力，美好的青春。一句“刘大哥打的那拳——不照架子来”能唤起多少人的美好回忆啊！
谢谢你们——刘闫二位老大哥，你们给拖车厂奉献了青春，而且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美好语言。
女汉子 七十年代的拖车厂职工不能说一个耍滑的没有，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工作，拖车厂的吴大脚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吴穿42码的鞋，叫大脚名副其实。因为她的姐姐我叫他三婶，因此论起家族来，我须叫她表姑。我表姑五大三粗，说话干脆，办事利落，干起活来有些男孩子都不如她，用现在的话来说堪称女汉子，有这么一件事就足以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有一天因为前一天晚上加了好长时间的班，因此早上我没让大家正点上班。恰巧这天早上又来了个新任务，于是我让先来的吴大脚去喊那些男职工快点起床。当时下料车间的男宿舍是在一进拖车厂北边那排平房的最西头。吴大脚来到男宿舍一看大家还躺在床上，大声说：快起来！那些男职工一一听是吴大脚的声音，顿时都惊醒了。靠近门口的那张床上躺着的是高来新，高说：“你走了我就起来”，吴不知道高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于是立马把小高的被子给掀反了。这一掀不要紧，小高一丝不挂的露出了原形。小高立马翻过身子来，也就是屁股向上。吴大脚一看立马就照着小高的屁股啪啪打了两巴掌并大声的说：“谁愿意看你那熊玩意！”，说完这话后，立马转转身走了出房门，没十分钟这些男职工就来到了车间。自大这件事之后，吴大脚的话比领导还领导，男职工门背后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脚拍啪啪”。您可知道，那是她们还都是单身。
吴大脚何许人也——吴素云也！以后吴素云离开了拖车，最后到计生委工作，由于工作泼辣，工作作风扎实，最后吴被提拔为中层干部，直至退休。
七十年代的香烟 您别看我不吸烟，但是我对七十年代的香烟了解和观察却非常到位且记忆犹新。那时市场上的香烟品种和价格大体如下：（香烟的价格均是以盒元、元为单位）
勤俭0.09
金鱼0.15
金杯0.19
丰收0.20
海滨0.24
金叶0.28
金鹿0.31
琥珀0.39
前门0.39
牡丹0.51
中华0.61
那个年代商品奇缺，底、中档香烟都是本省生产的，潍坊地区那时叫昌潍专署，这儿的底、中档香烟都是济南、青岛和益都（现在的青州）卷烟厂产的。这些品种中从勤俭烟开始到金鹿烟为止被定为底、中档香烟，而超过三角九分的琥珀烟都是由锡纸包装的，那是高档烟。高档烟不在柜台上出售，那要特批才能买到。
拖车厂的干部职工一般情况下以吸勤俭烟和金鱼烟为主要。就是行政级别为17级，每月工资90.7元的周书记也是吸金鱼烟。
当时国家根据收入情况，全国分为11类地区，类数越高则职工的工资就越高,潍坊专署属3类地区，1958年参加工作的工人大部分订到三级工，月工资是43.5元。须知拖车是国有企业，这个工资在本地已经是寥寥无几。拖车厂有位从集体企业鞋厂转来的三级工，每月的工资才27元，当时的国家干部行政23级者，每月工资是45,50元。而拖车厂的职工三级工已经是鹤立鸡群。
勤俭烟是用落地烟叶制作的，由于原料低劣，质量可想而知。当时社会上有段顺口溜是这样描述这种烟的：迎着风、点着灯；赶紧咋、别顶松。这都是些本地土话，咋——吸的意思，别顶松——抓紧的意思。迎着风吸烟时即便不吸香烟也不易灭，过去都是点煤油灯，由于是明火点烟也就特方便。
而二角钱一盒的丰收烟，是当时的“干部烟”。这种烟一般百姓是买不到的。社会上也有顺口溜说这种烟——丰收烟，真是怪。只见抽，不见卖。能抽丰收烟，肯定不一般；少说是书记，再不就是业务员。这个业务员是指商业系统的业务员，而非一般企业的人员。
超过三角九分一盒的烟，那就是高档烟了，高档烟要去批条子才能买到。我父亲那时正一气之下提前退休在昌乐一中居住，副食品公司每月批给他二条香烟，一斤茶叶。批的香烟基本上是青岛产的“大前门”，偶尔也有济南产的“琥珀”，茶叶则是五六元一斤的茉莉花茶。
有一次我去取回供应我老爸的烟茶，叫厂里的葛崇成看见了。葛是南方人空五师转业到拖车的工程师，该人老实厚道，看到他那个稀罕而又羡慕的眼神和有言却至的尴尬神态，我立马打开包装给了他两盒“大前门”。葛师傅激动的好悬落下眼泪，光是谢谢就不知说了多少遍。
现在我有时到超市时，偶尔也从出售香烟的柜台前走过。现在的香烟便宜的是五元一盒，贵的则一百元一盒，网上的资料介绍，还有上千元一盒的，真是今非昔比。忆往昔中荣岁月，看今日社会发展，这应验了毛泽东的名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昨天晚上看到拖车厂老职工刘伟在网上提到葛崇成师傅，因而有了此文。
福大命大的闫大哥 闫大哥我已经在拖车厂轶事（13）中对他进行了介绍，这个人用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来形容他，一点都不夸张。
1974年的秋天从九月中旬开始就断断续续的成天下雨，到了下旬则变成了连阴雨。9月23号凌晨1点多是拖车厂老职工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夜里老坝河水库决堤，拖车厂遭遇了洪水的突袭而损失惨重。
造成这次水库决堤的原因，是由于上游的若干小水库先后决堤而形成了连锁反应。这次水灾把昌乐的南北大通道——昌高公路在靠近拖车厂翻砂车间的南边十多米处冲出了约二十多米宽，十多米深的大口子；同时拖车厂东大门以北的三十多米长4米多高的围墙冲倒，当时存放在总装车间那边平地上的拖车被冲走一部分。
拖车厂最早的木工模型组是在下料车间的北边的几间平房内，1974年下半年在翻砂车间南边的水库大坝下边盖了四间平房用作模型组的工作间。这几间平房因为向西开门，因而秤为东屋，其中最北边那间单独隔成了独立间作为严大哥的宿舍。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干活就是开会，9月22号雨停后严大哥睡得较早。前边我已经交到过闫大哥当过兵，人也很机灵，睡到半夜他被奇异的动静弄醒了，于是他立马下床拉开了电灯，趴在门上往外一看，只见门外汪洋一片，波涛滚滚，他当机立断，推门出去，他推门刚刚出去一刹那，轰隆一声他住的这间房子被洪水立马冲走了。闫大哥水性很好加之离岸边不远，他很快的上了北岸。到这时他才弄明白是水库决口了。他往后又站出十多米后，眼望着涛涛西去的洪水，原来的房基处已是河流中心，心想——我该当不死啊！
要不是闫大哥训练有素和机灵，这次必死无疑。您说他是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过后严大哥回忆说，他刚醒来时听到的那奇异的声音就是南边那三间房被冲走时的的响声。
拖车厂所处的位置是南高北底，东高西底，当水库大坝还没有彻底冲开时水是先进的拖车厂东大门，东大门是个很大的铁栅栏门，大门上挂满了树枝等物而洪水受阻后，就冲开了30多米的围墙。
那天晚上我上二班，也就是半夜12点下班，当时我住在厂里最后边东头那座二层楼的一楼，具体是走廊东边的那个房间内。当我被吵闹声惊醒时，穿着刚买了来不久的朔料凉鞋懵懵懂懂的去开门，结果是将门上的开关一拨后快1米深的洪水立马涌进了房间。我赶紧跑到l楼上，当时狼狈的丢了一只拖鞋。我跑到楼上后约半就断电了，楼上的职工议论纷纷，都猜想这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两个小时后大坝被彻底冲开这儿也就不再流水。第2天我用米尺量了量洪水留在墙上的痕迹正好92公分。大水将这座楼的地基东边冲出一个大坑，有个职工在这个坑里捡了一只2斤多重的甲鱼。
那个夜晚叫我一生难忘，那个夜晚，闫大哥也绝对一生难忘。
羊跑到哪里了 俗语——三年大旱饿不着厨子，一点都不见。七十年代前期的拖车厂干部职工多是单身，中午大多都在伙房就餐。一天支部副书记高增金进城买了四斤肉计划自己改善生活，由于一时忙也就没来得及吃。于是高便于某日一早将这四斤肉交到伙房，心想中午准能见点荤味。
那时的伙房伙食极其简单，一般情况下中午就是两个时令的大锅菜，中午开饭的时间到了，那天的两个菜一个是炖豆腐，一个是炒白菜。高书记心想我早上才给他们四斤肉，炒白菜里肯定会有肉，于是就买了一份炒白菜。那是的售饭窗口不像现在的自助餐，是你把自己的餐具从窗口递进去，待炊事员给你盛好后再递出来。一般情况下和炊事员关系好的职工和领导，盛菜时都会得到关照。高书记接过盛好菜的餐具后用筷子翻了几下没见肉的影子，于是他又看了另外两个职工买的炒白菜，同样也是没见一点肉影。高书记心里想，可能还没吃吧，晚饭还是炒白菜，仍然没见肉影。第二天中午仍是炒白菜还是不见肉影，高憋不住了，就去问伙房我给你们的肉怎么不吃啊！结果都是支支吾吾的。高集合了炊事班全体人员开会，这帮炊事员一看纸里是保不住火了，只得承认那四斤肉叫他们煮好后都吃了。
还有一次更绝，伙房里杀了一只羊，周书记中午让他儿子去买羊肉汤。结果他儿子端回去了一碗名副其实的羊肉汤——一块羊肉也没有，周书记为此大发雷霆。周集合了炊事班问：羊跑到哪里去了？经训话得知一只羊几乎是叫炊事员吃了。于是炊事班受到了”支部“的最高惩罚——大会点名。从此拖车厂又多了个新名词——羊跑到哪里去了!
今次不点你的名字 一般情况下周书记管理人的最高处罚就是点名，有时是在厂的中层干部会上点，而多数是在厂的全体职工大会上点，每次点名几乎都留下了一个经典故事或者是一句经典语言。
翻砂车间有一个姓吴的职工，一次犯了一个小错误。在职工大会上周书记先是讲了所犯错误的情节，又讲了危害后说：“这次就不点你的名了“。大家都想，小吴真幸运，用周书记自己平常爱讲的一句话来说，这可是大姑娘坐轿——第一次。没想到说完这句话，周书记点上一支烟后竞接着来了一句：“你简直是个——吴二怪”。
“吴二怪”是小吴的绰号，本来已经说了这次不点名了，接着却点了绰号，结果是全体职工哄堂大笑。会后大家都说：吴京喜你真行，周书记都知道你的绰号了。自大那次以后，吴二怪这个绰号在厂内无人不晓，而拖车厂又多了一句经典语言——这次不点你的名了，你简直是个吴二怪。
权利没收 1975年春天，不知谁也不知是什么事激怒了周书记，一天召开厂内中层干部会时周宣布：从今天起没收车间批准工人休班的权利，权利归支部。因为“我就是支部，支部就是我”因此也就是工人休班必须是经他批准。但是如何操作，他却没讲清楚。
说来也巧，第二天我们车间的小吴一早就找我请假想回老家去趟。我和小吴说：“周书记昨天才开了会，批准休班的权利叫领导没收了，你自己去找周书记请假去吧”。小吴也很怵头去找周书记，周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周的宿舍。周叫不出进来的职工叫什么名字？当小吴说要请假回家时，周立即发怒道：“简直是给支部施加压力，哪有这么请假的，叫你们领导来”。小吴心惊胆战的回来跟我说：“不但没批，还叫他好吓，周叫你快去啊！”但是上边周说的话，我并不知晓，那是我从周书记处回来后，小吴才告诉我的，
我走进周的宿舍，周说：“刚才那个请假的是你们那儿的？"我说:"是啊，您怎么没批他？”周说：“哪有这么请假的，你不是想累死我吗？”我说：”您不是把权力么收了吗？“周说：”工人请假，你们必须到我这儿来汇报，行的话就让他走，不行的话就拉倒“。到这时我才明白请假的程序原来如此。
这种程序坚持不长时间也就不了了之，大家背后说：这纯粹是——脱了裤子放屁——没大必要。过了那一阵子后周书记也就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邵老三 邵广水因在家族的排行中是老三，因此有时大家也亲密的喊他为——邵老三，这谈不上是绰号。邵广水是文革后期分到拖车厂的中专学生。该同志生性禀直、待人诚恳、工作积极、生活上艰苦朴素，是一位很有正能量的好伙计。他是拖车厂七十年代中期快十年未发展党员后的第一批党员，入党之后他被任命为支部副书记，他有几件事叫我记忆犹新：
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称呼广水为——老邵，只有在很特殊的场合才称呼他为“老三”或邵书记。老邵平时一年到头总穿工作服，有一次他穿了一件崭新的蓝色中山装，我一见他穿了新衣服，就说：“今日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言外之意就是对老邵穿上上新衣服感到惊讶的意思。就这样一句玩笑，老少就红了脸并去宿舍又换上了工作服。
老邵襟怀坦白，从不搞阴谋诡计，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即便和你在工作上有点分歧而争的面红耳赤，也从不放到心里，因此他的干群关系甚好。
老邵是济宁汶上人，前期在厂里是单身，以后他老母亲带着他儿子和他在厂里居住。老人家不识字用报纸糊墙时报纸不够了，于是老人家便将儿子夫妻的相互通信糊了墙，有一次一个姓田的职工去和老人闲谈时看到墙上糊了些信纸，出于好奇于是就看了看。尽管老邵和妻子的信上没什么隐私，但毕竟是两口的的内部话。这个信息传出去以后又有好几个职工去看过。大家和老邵开玩笑时老邵也纳闷，他们怎么知道我的这些信息？后来一个职工一语道破，老少才恍然大悟。
老邵一心扑在工作上，对所谓的“官职”一点也没有欲望。有一年县武装部组织基层民兵领导训练，老邵因为去的晚了几天，因此没有被安排为训练组织的“头头”。而有一个小厂的头头去的很早，但是负责训练的武装部领导并没有安排他职务，为此这个小头目还闹情绪。按照当时拖车厂的规模和老邵的厂内职务，老邵担任连长是毫无疑问的。在训练中老邵认认真真，服从命令听指挥，从不以领导自居。针对那个因没有被安排训练职务而闹情绪的干部，武装部的领导训话时说：你看人家老邵，在厂里不是一把就是二把，不是二把也是关键人物，人家一点情绪都没有，个别人还……。这句评语很快传到拖车厂，于是也演变成了拖车厂的名言之一。每当在一定的场合介绍某某人的职务是便有了——不是一把就是二把，不是二八也是关键人物一说。
老邵以后调回汶上工作，据说他是从汶上康驿乡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的休，前些日子我才托人打听他的信息，希望能尽在知道他的情况。祝邵大哥阖家幸福安康！
工匠张元珏 “工匠精神”这几个字，这几天石破天惊的出现在李克强总理的12届人大报告中。2016年3月5日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订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的工匠精神，增加品种、提高品质创品牌。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工匠精神”提到如此的高度，这在中国的工业历史上，简直是破天荒的举动。其实“工匠”自古有之，只不过这几年没有特意挖掘、总结、宣传而已。
七十年代初期，张元珏就是拖车厂的
能工巧匠。
张元珏是七十年代初期入厂的职工，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心灵手巧且特别善于学习。张元珏有多漂亮听听那时未婚女工的话就心知肚明。一次金工车间的几个女孩子正好我在一房间内唠悄悄话，可巧我走到门外。一个女工说：你们说咱厂里那个男的最俊？另一个女工说：那还有问，当然是张元珏了。那时张元珏已经结了婚，要不的话准保惹出点争风吃醋的浪漫史来。
张元珏是马宋张家庄人，别看只上了几年小学，
“王厂长”
“王厂长”是四十多年前我给金工车间王景山起的绰号，谁知四十年之后这个绰号梦想成真，王景山成了名副其实的厂长、经理。
昨晚出门散步，走到老建委大门口恰遇王景山夫妇。我和京山已经是至少十年未见面了，在灯光下他的脸色比十多年以前还要好看很多。
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中国的第一次国企改革大潮，砸掉了工人的铁饭碗，好多职工下岗失业这是不好的事，但是这种形式也给一部分职工创造了极好的自我发展的机会。王景山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利用自己的特长，组建了自己的企业，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厂长。
七十年代前期王景山因为是吃“皇粮”的，因此被安排的当时的拖车厂就业。就业后在金工车间当了一名车床工，当时他是在C20车床上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加工拖车的配件——刹车轮毂。
下岗后王景山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买了几台旧的车床，给胜利油田加工仪表。十年之前他们在租赁老印刷厂房搞加工时我曾到过他的厂。这些年昌乐变化巨大城里已无闲置的厂房，于是他们搬到了城外，听说王厂长的企业现在比过去又大了不少。
心怀梦想，目标明确的人尽管在前进的路上会有坎坷，但是他一定会有成功。愿王厂长的厂越办也好，愿王厂长身体健康长寿。
毛她娘 “毛她娘”不是绰号，而是大家对王淑梅的亲切称呼。王淑梅的大孩子小名叫——毛，因此称呼王淑梅为毛她娘名正言顺。毛她娘是拖车厂的一名职工，而且是一名十分能干的好职工。
毛她娘七十年代中期到拖车厂就工，被安排到锻压车间当了一名电焊工。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由于长得嫩超，因此好多人都说他还像个大闺女。
毛她娘心直口快，说话高腔，干事利索，襟怀坦白，工作起来不怕苦，不怕累，是大家公认的实干家
毛她娘的主要工作就是焊接钢圈的付板，这项工作是项苦差事。一是总的坐着，而是劳动强度大，三是夏天酷暑的时候就是开着好大的排风扇，干这活也是汗流浃背。一年夏天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布衫在焊钢圈，焊玩一个的功夫，毛她娘撩起汗衫来擦汗。她这一撩不要紧。整个上身全裸露了出来。恰巧我从他身边走过，我说：“毛她娘，你可别勾引小青年啊”，弄得旁边的小青年和毛她娘都哄堂大笑。毛她娘欢快的说：“有啥好看的……”这就是泼辣的毛她娘。
那个时代虽然不富裕，但是人的精神不空虚，因此干起活来从不怕苦怕累，毛她娘就是一个极好的典型。
秦洪水大校 拖车厂人才辈出，在以后的岁月里走出了不少的国家干部和大大小小的企业家，武警秦洪水大校就是一例。秦洪水是高崖清风人。
七十年代前中期的拖车厂人员结构大体有四种成分，一是国家干部，二是国家正式工人，三是合同制工人，四是临时工。
农民合同制工人是七十年代中期新出现的一种就工形式，即虽然就了工但仍保留农民的身份，最显着的特点就是企业与就工人员签署了具有法律效益的就工合同，这部分人以后与国家正式工一样，享受了退休待遇。
1974年春拖车厂进了第一批农民合同制工人25名，其中我所在的下料车间分来了五名，秦洪水就在其中。这五名职工是秦洪水、秦兆基、高来新、刘光生和刘振友。前四人是高崖公社的，后一人是乔官公社的。
秦洪水是这批职工中的佼佼者，这是因为秦洪水是高中毕业，能写会画，人勤快，赶眼神而且积极肯干，他的这些才能很快被我发现并给了他一个表现的平台。尽管在一个车间的平台很小，但秦红水却将我视为了“伯乐”，随着关系的亲密秦洪水有些心里话也愿意向我透露和表达。1975年的征兵季节到了，秦洪水有意去当兵，与之分析了他的情况后我毅然决然的支持他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决定了秦洪水的一生。
秦洪水到部队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扎实的文化基础很快被领导发现，没几年就被提干，1990年时他已经是武警济宁消防支队的上校支队长。1991年领导组织我们去济宁学习参观，一共去了四台桑塔纳轿车。我打电话找到洪水，洪水热情的接待了大家并吩咐下属将去的车辆都加满了油。回来的路上带队的高兴的说：“你看人家老张的下属，不但有出息而且还特别重感情”，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当然是美滋滋的。
秦洪水九十年代中期出任武警山东消防支队副队长，这时他已经是大校军衔。2008年洪水他们系统在南京开会，期间他宴请了我，那次怕是我这辈子喝酒时享受的最高接待规格，一共五个大校作陪。洪水称我为他人生中的指路恩师，结果是大家都称我为老师，一时受从若惊。
2014年因年龄关系，洪水退休后去青岛居住。每当我从南京回到昌乐或者是知道我回山东过春节，他总是特意赶回来和我吃顿饭叙叙旧，洪水就是一个这样知恩图报的好人。
洪水在拖车的时间较短，因此好多老同志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经我这一说，您知道了吧。武警大校——秦洪水也是拖车厂出来的人！
我的铝水壶和小石磨 七十年代是物资及其匮乏的年代，社会上的日用商品几乎都要凭票购买。我结婚以后还没有一把像样的水壶，我的那把大号铝制品水壶是供应科业务员孟宪平从天津想法给我买回来的。我的那盘精致的小石磨是业务员刘平给我从泰安花了五斤粮票，五块钱买来的。
那时的城乡差距甚大，小地方的人见识不多，当孟宪平给我买回这把大号钢精水壶时商业局院内的邻居都羡慕的不得了。我爱人虽然一直在商业局工作，但是他们系统的业务员是采购不到这类产品的，因为那时所有的商品都严格的执行三级批发制度，这些紧俏的商品根本就到不了县级的三级批发站。这把水壶我一直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水壶底部损坏后才换了一把新壶。给我买水壶的孟宪平大哥以后调出拖车厂，自大他走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至今已经是快四十年了。孟宪平比我大五六岁，是高崖小洼人。
七十年代中期泰山一代兴起了自磨豆浆的热潮，制作小石磨的生日也就火了起来，这股风很快传到潍坊一代。在这种形式下刘平借着去泰安出差的机会，给我背回了一盘30公分多点的小石磨。张元珏帮着制作了精致的黄铜磨套并焊接了支架，这盘小石磨将我在商业局院内的邻居羡慕的直伸大拇指。1980年拖车厂一厂变三厂，刘平分到了针织厂。下岗后刘平开过商店养过鸡，我已经是快二十年没见到他了，前几天我托人探听听他的信息。
弹指一挥间我已是老年，但是每当想起这些仿佛就在眼前，伙计们那些英俊的形象，仍然那样活泼可爱！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同事们！
铁姑娘们 拖车厂锻压车间有几个“铁姑娘”我已经是四十多年没见到她们了，但是她们的高大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永存，记忆犹新。这些当年的“铁姑娘”当时都十七八岁，现在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
那时的所说的“铁姑娘”是指他们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工作起来一个顶好几个人用；和现在所说的“女汉子”绝不是一回事。
当时锻压车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各种型号的钢圈，其中用于拖车配套的650——16钢圈和用于50拖拉机配套的600——10钢圈，这些都是热压成型的，这项工作个极其艰苦的差事。简单点说就是现将焊接好的毛坯放进反射炉中烧到理想的温度——过火发渣，不透可塑性不足，然后取出来放到300吨压力机上热压成型。冬天干这活都汗流浃背，何况是酷暑的夏天。
当时锻压车间焊接工序也多是女工，毛他娘我已经在前边介绍过，此外还有大姑娘刘培华、刘光珍等个个也都是不怕苦不怕累的好手。
焙烧钢圈毛坯的反射炉离压力机约有快二十米。来回就是四十米，一个班当时压制钢圈或是付板约六七百个，八个小时下来光是走路就是近60里路，何况是趟趟都是用大铁钳子夹住十几斤重的烧得通红物体。夏天一个班下来就是什么活不干站在旁边看看热闹也得出他几斤汗水啊！担负些工序的女孩子有梁新建、姜光珍、齐风贞等，这些职工在当时被誉为——铁姑娘。
当时有个口号——出大力流大汗，是为革命做贡献。就是这种精神鼓舞着大家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不懈的努力工作，现在看来人若是没点精神支柱是不办事的。
嘎斯69汽车 七十年代就是对单位而言，有台汽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拖车厂就有一台苏联产的嘎斯69汽车，当时这辆车的车牌号是14——30725。14是山东的代号，当时北京是01，河北是02，然后从黑龙江依次向关里推进。看看这个号您就会知道，就是山东如果将号段全部排满也不足十万辆，况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汽车对单位来说也是奢饰品。这辆汽车的来路我不清楚，我想着可能与拖车厂的前身是省属事业单位有关。
我进厂时这台车的驾驶员是王海湖大哥，以后有一阶段有个绰号叫“小二黑”的复员兵和他一起开，小二黑以后调走后张瑞峰也开了一段时间，最后的驾驶员是张成河老弟。这辆车给拖车厂的职工出尽了风头，因为逢年过节都用这辆车将职工送到靠近大路的要道上，别的单位因为没有汽车也只能望尘莫及了。这辆车不但负责运输，若是那位干部职工家中有点急事便成了“轿车”。
每每用这辆车回老家时很是风光，那时汽车一进村老少爷们们便围上来七长八短的问好，还有一个很开心的事就是有打火机的家人们一定要向司机师傅要上一小瓶的汽油，以便保证打火机正常使用。那时的打火机是采用摩擦的形式打出火星，然后点燃用汽油浸泡的棉芯，这种火石商店里有卖的，汽油却要自己想法解决。
这辆车在拖车厂的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83年元月拖车厂的一分为三，即拖车厂，针织厂、纺织厂，这辆车分到了针织厂，由于车况太老且配件越来越不好解决，不久便转卖给了别的单位。
司机姜大哥逢凶化吉 姜大哥叫姜云普，昌乐北岩人，入伍后当的是装甲兵——开坦克的，因为有此技术所以复员后便被安排到当时的拖拉机站开拖拉机，这是拖车厂的前身。
姜大哥为人忠厚，在拖车厂时我和他接触的不算多。1983年元月拖车厂与针织项目、纺织项目分成独立的法人后，姜大哥和我都被分到了针织厂，从那以后我经常带车去上海，我们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什么人什么命，姜大哥算是命好的，他和我讲了这样一件离奇的经历：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拖车厂规模的扩大，车里的运输工具逐渐的多了起来。那时潍坊已经能够生产“白浪河”牌495柴油汽车，高潮时拖车厂连同运输用的50拖拉机，嘎斯、吉普和白浪河汽车大大小小的近二十部，为加强管理特意成立了——车队。当时姜大哥就是白浪河汽车驾驶员。
一天姜大哥去潍坊出发，当驾车走到潍坊青年公园北大门附近时，一个骑着自行车同行在其前方的老人突然往右拐弯，当时姜大哥急忙刹车，但是老人还是连人带车被卷到了汽车底下。将大哥当时眼睛一黑！完了，出人命了！当姜大哥战战兢兢的打开车往后一瞧时，他真不敢相信老人竟在马路中间坐着。姜大哥赶紧走过去问候老人，谁都猜不到老人说的话是什么内容？老人望着江大哥说：“同志啊！对不起了，我违反交通规则，把你吓了一跳……”。到这时姜大哥才回过神来。您说奇怪不奇怪，老人本是斜穿马路，大自行车却是东西方向倒在地上，奇诡的是老人和自行车都完好无损。
姜大哥问老人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老人站起来后拍了拍身上后和姜大哥说：“我没什么事，你们都很忙，快走吧！”您说神不神奇。打那以后姜大哥有了个响亮的绰号——姜子牙！姜子牙——神也！
姜大哥有一件事很后悔，他没有问清楚老人住哪？叫什么？所以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神人。这是一位多么憨厚、诚实的老人啊！
第二任书记高佃明 由于年龄等诸因素，1976年深秋周仕兴书记退休，高佃明接任拖车厂书记兼厂长职务。高是红河于家庄人，解放前参加工作，文武兼备且能写一手好材料，这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
高书记忠厚老实，为人实在，处世低调、上下关系处理的都很和谐，深的大家的一致好评。高的到来，使得本来就飞速发展的拖车厂如虎添翼、锦上添花。最为显着地特点就是拖车厂的面积由原来的六十来亩地一下子翻了五六倍达到了三百好几十亩，且建立了家属院，单身职工宿舍楼，职工伙房、维修车间等设施。为了方便上下班还开了厂的北门，建了家属院南门，形成了厂区和住宅区的彻底分离。这些为1983年元月一厂变三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后来的维修车间成了针织厂的厂房。
由于当时拖车厂经济实力雄厚，因此一次性就建设了好几十栋家属住房。当时农村盖房子大部分还是五檩子，但拖车厂建的房却都是七檩子的。所谓的几檩子是指建房时用了几根檩条，一般情况下檩条越多所建的房子则越宽。当时职工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形容这些房子——石头盘根七檩子，玻璃窗户卡门子。须知那个年代昌乐农村建房号还都是土墙，农房窗户大部分还是木头棱子上用纸糊的，房屋的大门仍旧是两扇实木大门，大门一关房间里立马黑呼呼的一片。
……
在高书记任内，拖车厂创造了一个个的辉煌，谱写了一个个新的篇章。
新购的北京139货车 截至目前为止，我这辈子乘坐过的最高级轿车就是奔驰600。那是九十年代前期我带着两个下属去广东佛山时，南海的霍老板开着他的奔驰600去广州白云机场接我们。但是这一辈子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1977年拖车厂新进的北京130。第一次登进130的驾驶室那个美劲至今难以忘怀，使我记忆犹新。
拖车厂的嘎斯69是尖头，设计有正、副司机座位，前视玻璃是两块独立的平板玻璃。而新进的北京130货车是时髦的平头设计，受益于玻璃制造工艺水平的提高，130车前视玻璃则是一块完整的钢化玻璃，车的前视效果比嘎斯不知提高了多少倍。这辆车进厂不久，我就和朝哥——张瑞丰去了趟青岛，体验了一把新车的滋味。
七十年代连接城乡的公路还都是砂石路，不过山东的公路都维修的极好。从昌乐去青岛当时的主要通道就是老济青路，这条路最早叫“济青国防路”，以后省去了“国防”二字就叫济青路，再后来则叫胶王路，这是一条省道。由于是国防路，因此这条路在过了高密柴沟往东不远便在公路上建有一简陋的“公路机场”。这个机场当时有近10公里长，至少也得半公里宽。当我们两个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公路上空无一人，朝哥一时兴起要试试车速到底有多快，朝哥油门踏到了底，130风驰电掣般的跑在马路上，前面一览无余，底下只听得沙沙的摩擦声，我一看已经是过百了。现在的车速过百很正常，要知道四十年前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当在机场行了大约一半时，前边发现了几个女人行驶在路边，朝哥一时上了朝，当车行到这几个人面前时，朝哥刹住了车问人间愿意坐车不？那几个人高兴的说：当然愿意了。当人家刚要打算往车上爬时，朝哥和人家说了一句：你朝啊！并立马挂挡提速开出了好远。我说：你真是的，光捉弄人家老实人。超哥说：弄着玩，她们还当真，出了事算谁的？怎么样！这就是外朝里不朝的张大哥。这句话说成普通话就是；看着表面傻呵呵的，其实心里精明着呢！
周玉兰 周玉兰是拖车厂金工车间的一名女工，不过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拖车厂书记兼厂长周仕兴的大女儿。别看这有这种光环，但是周玉兰从来不搞特殊。平时即便是个别职工有点小毛病被玉兰看到或听到了，她也守口如瓶，绝不在其老爹面前说三道四，因此周玉兰和大家关系处理的很是融洽。
自大1983年拖车厂一分为三后，我们接触就很少了。1995年玉兰的儿子贾建军已到了就工的年龄，那时就工已经有很大的难度；当是我在纸厂担任书记厂长，玉兰找到我说明情况后，我责无旁贷的接纳了建军，为此玉兰很是感激。自大那次见面到昨天，弹指一挥间已经过去了21年。
这十多年我一直在南京，加之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打破了原来的格局，各人搬的到处都是，因此接触机会甚少。今年我回到昌乐后，通过网络找到了刘伟（女），有了这条线索也就打听到了不少老人的情况。昨天刘伟和玉兰来我家玩，姊妹相见甚是高兴，忆往昔峥嵘岁月心潮澎湃，仿佛又回到了当时那种年轻的时代。但是岁月无情，就是当时最小的刘伟今年都61岁了，玉兰今年是64岁，我快70了。
在闲谈中我知道了玉兰的儿子建军现在在科苑纸业上班，昨晚我从科苑的亓老总处得知，建军是老纸厂车间主任张发信的女婿，这我才恍然大悟。祝愿玉兰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张学成 四十年前张学成是拖车厂锻压车间的劳模标兵，那时张学成也就是十七八岁。张学成没有什么惊天之举，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就一定干好啥，从不挑肥拣瘦。
那个年代也怪，工作中虽然也有人耍滑，但是大部分职工都是辛辛苦苦、任劳任怨，认认真真，而张学成是在这些名词前再加上一个“更”字。当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出大力流大汗，誓为革命做贡献。张学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条口号。车间力的脏活、累活他都是抢着干，干什么活都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张学成团结同志，只要同事们找的他的事，他都会尽力而为。因此同事关系很好，在评选先进的时候，他都会榜上有名。在快二百人的车间里，张学成给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当说起张学成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人能力有大有小这是事实，但是竭尽全力发挥自己能力使之干好自己的工作的人就一定是强者，张学成就是一个这样的强者。
我和张学成已经是十五六年不曾见面了，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前几天才想法找到他的电话。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动情地说：听到我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二十来岁时的年代，好不高兴。
张学成一生中一波三折，最后到劳动技校工作，今年在他六十周岁的时候将办理退休手续。
张学成拖车锻压车间工作了几年，为建设国家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他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无愧于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回想起这些，即有自豪也有骄傲。
土法上马狠抓焊接质量 拖车厂锻压车间光是钢圈焊接工序就有七八名焊工，刚开始时由于各人的技术程度不一，因此焊接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钢圈在热压的过程中焊口开裂，因此废品较多。为了解决这道难题，我们动了些脑筋，下了些功夫，而最有成效方式是——现场比武。
所谓的现场比武就是请焊工挑选自己认为焊的不错的钢圈，然后拿到油压机上进行现场破坏性试验。即将焊好的钢圈毛坯放到钢圈整形模具中利用油压扩张模具，当油压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焊接不良的焊口禁不住压力的膨胀而自然断裂开来。
除了由焊工自己挑选的钢圈毛坯外，再就是由车间质检员从每位焊工焊好的钢圈毛坯中挑选看起来焊的不好的毛坯进行试验。油压机的仪表上都有读数，谁的钢圈毛坯是在什么压力数破裂的都予以公布。这项措施大大的促使职工的责任心的加强，当然也就大大的提高了这道工序的产品质量。
像这样的工作我们还做了不少，这都是在土办法，那时虽然也有金属x探伤仪，但是是不可能用在这些小部件上的。
厂里按上了电话交换机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通讯手段天翻地覆，几乎是一夜之间走完了上百年要走的路。现在只要是比较健康的人，人手一块手机已是“新常态”。退回到四十年前，拖车厂因为率先安装上了人工交换台，实现了全厂各部门之间通电话而名震昌乐。
1977年随着厂区的不断扩大，厂里从部队里弄到了一套几十门的电话交换台。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各部门之间的通讯问题。因为是部队的设备，因此电话机都是便携式的——就是电话机是一长方体的盒子，盒子上有背带可以斜挎在肩上。当然按转到厂里后各部门都是放置在办公桌上或者是挂在墙上。这种电话机都是手摇式的，你一摇动电话机上的摇把，总机接到信号后再人工接到你要的部门。当时的交换台就设在一进东大门北边那排平房的最西头的那间房子里，话务员是吴礼海。
这套通讯系统的安装，在当时昌乐的企业界名震一时，工人们也受了益。家里有急事时电话打到厂里再接到有关部门就找到了个人，而以前这是办不到的。
这种电话机目前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见看到了，但那时却是非常时髦的东西。
“梁军长” 梁树元是拖车厂的一名“公众式”老职工，因此他的大名无人不晓。他的岗位是——伙房炊事员。众所周知这个岗位由于牵扯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大好干；加之其没文化说话又直来直去，因此他的绰号也就足有一大串。七十年代拖车厂伙房出售的大锅菜基本单位和价格是一角钱一勺。有一次因打菜梁树元和一位职工争执起来，梁树元说：和你说开吧！就是菠菜一角钱一火车，我也是卖一角钱一勺，因此梁书元就有了“梁坑人”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演绎，于是梁树元有了——“梁坑”这一最响亮的绰号。
梁树元最满意的是我给他起的绰号——梁军长，这个绰号的由来很简单。有一天梁师傅多少喝了一点酒，借酒说话，感慨万千。他和我说：“小的时候家里太穷，没上什么学，如果有你（指我）这个文化基础的话，他现在可能是军长了……”
梁树元文革期间入伍，由于没文化只能干些体力活，在部队他种过地，养过猪，不过人家梁树元不论干什么都千方百计的干好好什么，服从命令听指挥从未有怨言，因此连年被评为连、营、团、师的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和他同期入伍的战友，但凡有文化的基本上都得到了提拔。况且当时那些战友还没有梁树元的这些荣誉。
梁树元对“梁军长”这个绰号很是满意，有一次他和别人说：老张（指我）人家有学问，不像他们成天胡说八道，人家起个外号都好听。
厂医 拖车厂自七十年代初建厂至1983年元月正式分家，一共有三个人担任过厂医——李延明、李新军、李光六，三人各有特点。
李延明是老资格，1948年入伍，部队转业后被分派到企业担任厂医。李延明很善于学习，善于思考，读书看报是他的生活内容，他口才也好，讲起时事政治来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因此得一绰号——李大啦。之所以有此外号与之服务的层次有关。当时大部分职工不大学习，又不像现在媒体如此发达，职工的知识面非常狭小，有这个绰号也就顺理成章。有一次总装车间李先德问他青岛的潜艇基地如何如何？李医生先是大讲了一番，当李先德又问他藏潜艇的山洞如何如何时正好我走进卫生室，李大夫话音一转：“这些问题你们不懂，和老张（指我）拉拉那是正门……”
李延明大夫虽是老革命，但当时老伴孩子都是农业户口，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期“接班"高潮时,李大夫退休后其儿子李凤林到拖车厂就了工。这些老人现在都八十多岁了，为新中国的建立曾流过血，流过汗，以后这些老革命的家属都办理了”农转非“，根据政策李延明是离休享受县级待遇。我九十年代末在政府门前见过他一次，不知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李新军是文革期间部队招的”文艺小兵“，岁数稍大后点就被部队安排当了卫生员。她转业后费配到拖车厂医务室，当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侯宁，侯宁的父亲是北京总后的高官，新军结婚不久就被调到北京工作去了。
李光六也是部队转业兵，他当的是武警。李光六善于学习，头脑灵活，口才也不错。改革的大潮来临之后，李光六根据自己的特长，办起了“武术学校”，在这里他找到了用武之地，因此搞的有声有色。因为他有医疗知识，故他搞的“美容”项目也相当不错。海阔任鱼游，天高任鸟飞，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个每个动脑筋的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原来如此！ 高汉臣是拖车厂供应科的一名老同志，七十年代末高师傅的大公子结婚时，高在吕家庄的老宅内宴请厂里的班子成员和供应科的伙计们。按照当地的习俗，一排房子中东为上，因此班子成员在东房屋就坐，而供应科的伙计们在堂屋就坐。席间高书记出去一趟，回来时在供应科的酒桌旁站了一会，看了看桌子上的菜后说道："你们桌上比我们里边怎么多了一道菜啊！“。这话正被帮忙的亲朋好友听到后,自然地马上传到高师傅的耳朵里。于是高师傅以”敬烟“的方式先到东屋默默地点了点以上来的菜数，再到堂屋”敬烟“，敬烟的过程中自然是眼睛往桌子上使劲。点完这两桌的菜数后，高师傅也莫名其妙，嘴上没说，心里在犯嘀咕；明明两个卓子上菜一样多，但是高书记却说堂屋的桌子上多了一个菜？是不是没数对啊？于是又敬了一遍烟。第二次敬烟时，座在堂桌上的的赵继春大哥发话了：“老高啊！不用再数上了多少菜了，高书记说我们桌上多了个菜那是在开玩笑，多的那个菜不是在这里吗？说这话的时候赵大哥用手指了指座在旁边的田明来大哥，原来田大哥的绰号叫——狗肉丸子。
听到赵大哥的分析后，大家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一间人家笑的前仰后翻，这个小小的玩笑使得欢乐的气氛更加锦上添花。事后大家都说，高书记真有才啊！
绰号不能随便叫 拖车厂不少老职工都有绰号，但是什么人可以叫绰号，什么人不能叫绰号，田明来大哥总结的很到位。有一次锻压车间的王希运当着田大哥的面称呼其绰号——狗肉丸子，田大哥当即勃然大怒，并且要扇王的耳光。田大哥当时三十来岁，是国家正式工，当时在供应科跑业务；王希运二十来岁，是合同制工人，田大哥气愤的说：“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叫我外号！你是岁数比我大？还是职务比我高？还是挣钱比我多？……”
在一项优势都不具备的情况下，随便称呼他人的绰号，实践证明效果确实不佳。
在平常的生活中，上级称呼下级的外号这是关系密切的表示，岁数长者称呼岁数小的外号有时反倒感觉很亲切，同龄人之间相互称呼外号说明关系不错，当然这是一般规律，对有的人而言，称呼人家外号这是很不礼貌的一种做法，这须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田大哥是这么总结的，因此在拖车厂只要是具备那三项条件中一项者，您在平时日常生活中称呼其外号是他都欣然应答。当然称呼其外号也得看场合，不能无节制的随意信口开河。
我和田大哥已经是三十五六年没见面了，真想有机会见他一面。啦啦过去发生的趣事。
掌权、涨钱、掌钳 周元庆是拖车厂锻工车间的一名师傅，过去打铁的工匠们师傅打小锤，徒弟打大锤，师傅一手拿锤，一手用铁钳子夹住工件放到砧子好操作，故师傅又被称作——掌钳的。“掌钳的”是一个专业名词，一般人不一定知道。
周师傅的老家是阿陀，七十年代的拖车厂平时不过星期天，而是到月末时放几天假，这样离家较远的单身职工便可以回家休息几天和家人团聚。那时乡下的人如有在县城上班的，也不说是在昌乐上班，而是习惯的说在城里上班。
七十年代农村是大集体，每年上级都会组织各个公社进行农田大会战。就是一个公社组织好人后带到另外一个公社帮助进行土地整平，农村称之为“出夫”。一年拖车厂东临的北流泉村的社员出夫到了周师傅的村里且住到了周师傅家中。住下之后必然就相互唠家常，北流泉的人就自然询问周大嫂你男人在哪里上班？干什么工作啊……周大嫂很自豪的说：小孩的父亲在城里上班，是掌钳的……。你别看这么说，就连周大嫂和北流泉出夫的那些人也弄不懂掌钳是怎么回事。但是掌钳和掌权、掌钳是谐音。因此北流泉的那些人就认为这家东家是在城里当官的，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文革中造反派相互夺权，因此掌权者就是当官的代名词。
月底歇班时周师傅回到家中，北流泉的那些社员好几个认识周师傅，一看到周师傅便大笑不止，弄的周师傅莫名其妙。北流泉的那些社员笑着说，原来是你啊！周师傅一问才知道，他们心思这家的主人在城里当官，原来是拖车厂的锻工老师。周师傅问他媳妇怎么说的，周大嫂说：我说的是我家孩子他爹是”掌钳“的，结果是有理解成掌权的，有理解成涨了钱的，唯独没有理解成”掌钳“的。
周师傅在七十年代末孩子顶替接班高潮时让儿子周祥科接了班，自打那时离开拖车厂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不知他的情况如何？我原来用的那把斧子还是周师傅的作品。
王曰亮主任 前天拖车厂的部分兄妹欢聚一堂闲谈时得知，当时锻工车间的好几个岁数都不是很大伙计都过世了，这包括周明瑞、张斌、张庭升、肖德会等等，这些人我都印象很深，其中周明瑞先是在锻工车间而后到了下料车间。谈到这儿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当时拖车厂锻工车间第一任——王曰亮师傅。
曰和月谐音，因此大家都爱称呼王师傅叫“王月亮”，当时王师傅的年龄算是大的，王师傅没什么文化，记性也不是很好，拖车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锻工车间的工人数也是水涨船高，这时王师傅这有点把不过码来（土话——掌握不了）。不过关键人物张斌、周明瑞他是叫上名字的。
当时拖车厂几乎每天都从潍坊往厂里拉各种型号的钢材，那时没有专门的装卸队，都是厂里派人跟车装卸。每当派到锻工车间出人时，王师傅是这样说的：张斌（或者周明瑞），你、你、你，他、他、他，戴上手套上潍坊……别看没称呼名字，却又简单明了。这句话以后演绎成了拖车厂名言，遇到派出若干人时，干脆就说：你、你、你还有他、他、他，你们去干什么什么。
锻工的技术高底有两项硬指标考核，一是看能否掌握铁在炉内烧的火候，二是看你淬火的把握程度。第一项如果掌握得好，就能将两块烧透的铁块通过锻打有机的结合到一块，这就叫“熟铁”，能够“熟铁”的工匠就是不错的师傅了。再就是将打制好的工件进行热处理，这叫淬火。淬火就是将工件进行加温，加到一定的程度后，拿出来放到水或者是油里一沾，得到理想的硬度。这两项技术不知道王师傅掌握的如何？但是当时的第一任书记周仕兴有时在大会上讲：“什么铁匠，背着电焊机下乡……”言外之意，“熟铁”技术不过关，只能用电焊再进行焊接。
七十年代末，王师傅退休其女儿来拖车厂接了父亲的班，在厂里干电工。王师傅如果健在的话今年得小九十了。
绰号的演绎 刘全善是拖车厂总装车间第一任主任，人不高皮肤略黑，一派憨厚的样子，干起活来从不知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挺好的个名字，却叫“谐音”搞得乌七八糟。
在昌乐土话中，善和删同音，“删”字就是阉的意思，而在昌乐土话中“删”又演绎成“摘”于是刘全善这一响亮、善良的名字变成了刘全摘。
拖车厂1983年元月分家后，我们接触就几乎没有了。后来听说刘师傅在干活时被一拖拉机驾驶员刮掉了一只耳朵，当赶到医院就诊时，医院的外科大夫惊讶的说：就是用手术刀去割这个耳朵也没有这么整齐的，您说怪不怪！
刘师傅今年的年龄大约在七十四五的样子，不知身体如何？
而拖车厂翻砂第一任主任杨文汉的绰号就简单的多了，干脆把中间的“文”字去掉称之为杨汉。杨汉和“养汉”谐音，在昌乐土话中，“养汉”不是个漂亮的词句，因此杨师傅的这个绰号一般没人叫。杨师傅的儿子叫“福山”，学前常到厂里来看他父亲，，因此“福ta
免贵老崔 "免贵老崔“——是拖车厂原老老职工崔爱亮自己的谦称，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却来历却非同一般而在拖车厂名噪一时。
1977年拖车厂安装总机后各部门都有了分机电话，这给每个职工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崔爱良是厂里的保管员，一天崔爱良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的人问爱亮贵姓？爱亮也学着社会上的说法回答道：”免贵老崔“，因为多了个”老“字，于是也就演绎出了”免贵老崔“的笑话，岂不知来电话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崔——爱亮的父亲崔景祥。爱亮的父亲一听是儿子的声音，于是就在电话中说道：”你是老崔，那我是老什么？“，到这时爱亮才听出这是老爹的声音，于是改口说：我是爱亮啊！”，父子俩的这次通话给爱亮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记号——免贵老崔。
我未来拖车之前，并不认识崔爱亮，但是和他父亲很熟，这是因为崔家是平原街人，而我老娘家也是平原街，并且他们两家是在一条巷子里。我老娘家在路东，崔家的宅子在路西，他们两家斜对着门。爱亮结婚后娶的媳妇也和我老伴的姨家有关系。七十年代崔景祥是平原公社工业上的负责人，那个年代这个头衔在平原公社足以是个知名人物。
免贵老崔先是干保管员，而后去开50拖拉机，最后开“白浪河”汽车，再以后调到政府部门当了小车司机，直到退休。爱亮是个憨厚的人，他称免贵老崔时也就是二十七八的样子。
方向盘上绑上个“扒谷”，狗都会开拖拉机！
张建华是拖车厂的一名职工，在文革中曾是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张是造反派出身因此口才极好，而且极善于总结归纳。因为他看到拖车厂的老职工大部分都会开拖拉机和电焊，一次他说出一句名言——方向盘上只要绑上个“扒谷”，狗都会开拖拉机“。“扒谷”是个当地土话，及普通话称之为“窝头”
老张这句话说的有点悬，不过因为拖车厂的前身是“山东省昌乐拖拉机站”，这个单位除了负责全县的耕地外还担负着拖拉机的修理工作，因此老职工不是驾驶员就是维修工，因此会开拖拉机也就不足为奇。前期入厂的职工有些胆大的，也不时千方百计的去开开人家来维修的拖拉机，因此会开车普及率较高。
七十年年代前期受文革的影响，不少人都愿意学上门手艺，因此好多人争着到企业就工。
一家三口与我结缘 我这一辈子在昌乐闯了三个企业，先是拖车厂，再是针织厂，最后是造纸总厂。尽管1983年元月拖车厂一分为三时我是拖车厂副厂长，但伙计们都以“师傅”相称；而针织厂的伙计们都称我为厂长。造纸总厂有马宋造纸厂和城北金光造纸厂组成，两厂相距30多公里，两个分厂都有张姓副厂长，在这个厂我是书记兼厂长，因此伙计们都称我为书记。现在我走在大街上，若有职工和我打招呼，从对我的称呼上就可以基本断定这个人是那个阶段和我共过事。
昨天张总约我去吃饭，上菜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女士。她一见到我就喜笑颜开的称呼我为张厂长。由于几十年不见，我一时没有想起来这是谁？她自我介绍说，他在针织厂时跟着我干。经提示后我恍然大悟，这原来是拖车厂徐仕福师傅的大女儿徐爱萍。更为可喜的是爱萍嫁给了造纸总厂的职工崔怀建，这一家三口，在我经历的三个厂分别与我为同事，有意思吧！
徐师傅是南郝徐家园子人，听爱萍说他老爹今年已是78岁。徐师傅原来是拖车厂金工车间的龙门刨工，为人憨厚，没有什么脾气，成天乐乐呵呵的。不过有一年却叫周书记不点名的点了名，起因是这样：
七十年代中后期，拖车厂来了一位很特殊的“职工”——汪新军。汪的爸爸是济南军区雷达团（3909部队）的后勤处长，这个团住扎在昌乐五图谢家山。由于管教不严，王新军初中就辍学在家。怕孩子不走正道因此送到拖车厂求周书记给管着，周书记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有一天王新军跑到了金工车间和徐师傅闲唠，徐师傅和何新军说了些笑话，不知谁到周书记那里多了话，于是周书记在开大会时说：个别人四十多了，不说人话，成天胡咧咧……。大家都明白这是在批徐师傅。打那以后拖车厂的“名言”就又多了一句。遇到不顺耳的话后，直接来一句“四十多了，成天胡咧咧，而一笑了之。拖车厂的好多经典语言，几乎都是在周书记的点名中诞生。
王新军在拖车厂没呆多长时间便走了，汪的爸爸八十年代初转业到潍坊供销社工作。
厂子周围的几个村子的支书 拖车厂周边有三个村，东边是北流泉村，南边是吕家庄村，西南边是刘家桥村。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北流泉村的支书是王明光，吕家庄村的支书是吕作明，刘家桥的支书叫刘什么记不住了，但是他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叫——“咬怪”却叫我记得一清二楚。此外紧靠着拖车厂西边还有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叫莲池，这个村有十来户人家，由于太小这个村由北流泉管辖。这些村支书都是些传统的老党员，因此都比较有规矩，经常教育村民不能到厂里小偷小摸，那时厂区的治安平安无事。
随着这些支书的退位，各个村也换了新的支部书记，拖车厂的治安问题日渐尖锐。七十年代后期拖车厂的地盘大了好几倍，废铁场也有南院转到了北院的大北头，为了加强管理还专门安排了人员晚上值班看管，就是这样附近的个别社员还敢明目张胆的把围墙拆除个大洞往外偷钢材。这些社员之所以如此大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主要的奥妙——你懂的！
国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这是个极其复杂而又一言难尽之命题，但是不劳而获，偷鸡摸狗的勾当是不足挂齿的这应当是基本的常识。
欢腾的小凉河！ 七十年代中期拖车厂的北院已初具规模，大院的东南角就是昌乐当时唯一的一座呈L形的三层单身楼。当这座楼基本完工等待验收时，厂里在这座楼的西边空场上演了一场电影，那次活动使我至今不能忘记。之所以不能忘记主要发生了两件事。
当晚演的电影名字叫《欢腾的小凉河》，这部电影反映的是某地两个生产大队在学大寨的过程中两种思想的斗争。这是一部很平常的电影，但是此电影演出后不到一个月就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并被称为“大毒草”。因此叫我一生都难以忘怀。那个年代还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所有的文艺作品如不符合他们的口味，立马就会冠以种种罪名予以扼杀，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即将验收的单身楼遭到了无情的浩劫。拖车厂这座单身楼就坐落在昌高公路的西边，当时各种设施都已配齐，房间的门都四敞大开，万物齐备只待验收。由于四周八邻的社员都来看电影且参观这座单身楼，因此宿舍里配好的点灯泡一个晚上的功夫几乎荡然无存。第二天我去一看那场面真心的感到了群众力量的巨大。
那天晚上在拖车厂的历史上也可谓是——欢腾的小凉河！
七十年代中期液化气一角钱一公斤 1975年我就用上了液化气，较之社会上提前了近十年，这得益于3909部队后勤处汪处长的关照。汪处长把孩子送到拖车厂让周书记帮助看管，周书记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潍坊刚刚成立液化气公司，使用单位仅限于市委、市府和各驻军单位。为了答谢我俩人因此汪处长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罐，一套炉具。说起来那时液化气便宜到什么地步，一般人不会相信，当时一个罐给灌15公斤，收费斤1.5元，也就是一角钱一公斤。
我用上液化气后，商业局的邻居见到后都很奇怪，有些人甚至劝我一定要小心点。那时城乡差别巨大，岂不知我们在沈阳时早就用上管道煤气。而沈阳的煤气是三十年代开始使用的，当然一般老百姓的住宅是没有管道煤气的。不过像东北机械制造厂这样的大国营企业的工人宿舍内是通煤气管道的。当时这些工人新村内的楼房都是两水两气，即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有暖气和煤气。
昌乐用上液化气得益于藏鸣凤经理，那时藏是媒建公司经理，八十年代初藏千方百计的在煤建公司增加了液化气项目，使得昌乐的广大干部见了世面得到了实惠。
七十年代潍坊液化气公司就在老消防队的北邻，气用完以后就请拖车厂的赵世俊师傅去帮助灌上。赵师傅当时在厂里开12马力拖拉机，几乎每天都去潍坊拉氧气。赵师傅也是他儿子接班后退的休，他是昌乐尧沟人。我已经三十五六年没见到老欧师傅了。
“黄老鼠” 王德华是拖车厂总装车间的一名电焊工，心直口快，性格豪放，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平时他什么都不打在乎。只因为1975年工作队进驻拖车厂后说了几句不打中听的话，就被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明富大会上点了名，从此王德华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黄老鼠。
1975年夏天邓小平上了台，面对全国的乱局特别是徐州铁路局因造反派破坏交通运输的情况，邓大胆地提出了“整顿”的部署。为此中共中央以“中发”13号文件下发全国，要求各级党组织大胆抓生产，敢于和破坏生产的行为作斗争。文件中有一句口号叫——敢于摸老虎腚，“老虎”指的是各级造反派。这个文件传达到基层后演绎成了“老虎腚要摸，狗熊定要摸，黄老鼠的腚也要摸，一直摸的它们没毛。”这类似今天的“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一个道理。
王德华因看不惯工作队的一些做法，说了些看法，不知是谁把王德华的牢骚话传到了工作队人的耳朵里，加之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明富本身就是个粗啦八及的人，刘没做更多的调查分析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点了王的名字，说王德华就是个黄老鼠，从此王德华就有了——黄老鼠这个绰号。
这个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明富在全体职工大会上点过两个工人的名字，结果是一个工人有了绰号——丁革委，一个工人有了绰号——黄老鼠。
顺告那个年代谁都可以打着革命的口号，肆意的给弱势群体冠以种种帽子。
李0. 李玲是七十年代中期在拖车厂和我共事的，朱刘人，细高挑大眼睛，脾气谦和，工作中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当时还她没结婚。有一天车间统计员独出心裁，为了省事将其名字李玲写成了李0,也就是阿拉伯数字的0字。他这一写不要紧，车间内对0字的联想立刻打开了闸门，有叫她李圈的、有叫她李嘎拉的、有叫她李环的、有叫她李套的、有叫她李眼子的、还有叫她李窟窿的……。“眼子”、“窟窿”、”嘎啦”、“圈”、“套”、“环”都是昌乐土话，都与“0”有形象上的关联。
李玲听后一笑了之，李玲说：你们愿意叫啥就叫啥，反正我还是我。由于李玲这么大度，因此这些外号一个也没有叫起来。
李玲的姑姑是当时煤建公司的会计科长李国荣，其姑父是以后工业局的刘克敏局长。李玲以后离开了拖车厂，打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以后知道她的零星信息也都是从她姑姑那里打听来的。不知李玲你现在怎样？祝福李玲阖家幸福安康！
少了一个字，意思截然不同 马世成是拖车厂下料车间的一名气焊工，为人老实厚大，不善言谈。七十年代前期锻压车间和下料车间同在一个大厂房内，锻压车间使用着车间的东头，下料车间则在厂房的西头。当时下料车间的气焊工段实行两班倒，和马世成一块上夜班的是一位姓左的女职工，当时马世成和这位女工都未婚。
锻压车间有一位的男职工叫陈波，这个人口才好，头脑灵活，好开玩笑。1974年的秋天某日正好是马世成和小左上夜班，马世成利用上上夜班的时间偷着用钢筋焊了一个放在自行车带小孩的座位。不巧的是在他快焊完的时候周书记巡视到下料车间，光顾低头干活，周书记已经来到眼前，正好被周抓了个“现形”，于是在第二天的大会上马世成被批得七开加一开，用周书记的话来说没想到马世成还“狗爪子抹墙——尽是道道”，当时因为马世成上夜班，因此并没在现场。
第二天正好是倒班，马世成和小左倒成了白班，早上上班后陈波趁着下料车间早会没散的时间，来到大家面前学者周书记的腔调和架势说了这么一句话：“马世成你好大的胆，昨天晚上你捣鼓小左（座）”这是句一语双关的昌乐土话，因“座”与左谐音，“捣鼓”二字本无什么，但叫陈波用在了这里就有了“奸淫”之意。这句话如果在“座”字后边加上个“位”字，也就不是笑话了。看来陈波说出的这句话真是深思熟虑后才推敲出来的。
陈波此语一出，结果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马世成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人家那个姓左的女工则大哭一场。而陈波却说，周书记大会上就是这么说的，不信你问问大家。就差着一个“位”字，意义却全反，看来偷梁换柱有时并不困难。
拖车厂的第一块电子手表 七十年代前期拖车厂戴手表的人寥寥无几，最好的也就是国产的120元一块的“上海”牌手表，个别人有三十元一块的南京产的“钟山”牌手表。那时手表是奢饰品，买块手表不但要有钱而且必须要有“票”，两着缺一不可。1975年拖车厂第一任电工车间主任潘来星从北京弄来了一块电子手表，着实叫大家大开眼界。
拖车厂之所以有电工车间，这与当时的电力供应不正常有关系。为了解决正常的生产用电拖车厂自备了两台795柴油发电机组。这样一旦电网不能正常供电时立即开启自己的发电系统，就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发电车间不但负责发电同时负责各个车间的电器安装和维修工作，潘来星是这个车间的第一任车间主任。
当时大家还没听说“液晶显示”这个名词，看到这既没有针又没有上弦装置的新玩意真是不可思议。更叫人羡慕的是这种手表不怕震动而且轻快。当时有人想用上海牌手表换潘来星的这块电子表他都不干。这块日本产的电子表当时售价就在百元开外，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当时在日本就是孩子玩具而已。
日本鬼子仅仅利用这个电子表捞了中国人多少钱去我不知道，回过头来看，科技就是生产力一点都不假，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拖车厂第一个有摩托车的人 七十年代末能有一台摩托车的话，比现在有一辆奔驰600还牛很多。拖车厂第一个有摩托车的人叫曹飞鹏，他之说以买得起摩托车得益于他是最早下手做买卖的人。
曹飞鹏是安丘雹泉人，他父亲曹金陵文革前是昌乐一中的总务主任，由于历史问题一时难以查清，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曹本是派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做策反的中共党员，由于这是绝密工作因此都是单线联系，知情者甚少，因种种原因战争后期与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对曹的这段历史也没有确切的结论是文革中曹“国民党少校副官”而被批斗。正当曹金陵因找不到有力的证人而无法证明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父亲因文革遭迫害而回到山东。抗战时期我父亲曾任鲁中军区敌工科长，负责国民党部队的策划工作，曹虽不是他的的内线，但也影影绰绰知道点内情。同时我父亲还和1939年担任安丘县委书记的潘墨卿一同出证证明了曹确实是中共派遣人员这一事实。
曹飞鹏当时就和他哥哥去东北贩卖木材，这是他淘得第一桶金。曹买的这辆摩托车但是价格是750元一辆
拖车厂里的洪都人 洪都机械行是航空航天业国有骨干企业，该厂位于江西南昌，拖车厂里就有好几个职工是从这个厂调回来的。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有车工姜瑞洲和电工孔德智，这些职工都是拖车厂的生产骨干。
当时姜瑞州在20车床上，除了正常加工轮毂外，他还承担着很大一部分新上设备部件的加工任务。姜师傅曾给我加工过一个油桶的盖，那是用碳钢做的油嘴，用四十多毫米铝棒做的帽，用的是英制螺纹，银白色的帽子边上还特意滚了花，不但做工精细而且样子特好看。这个油桶1979年我父亲回沈阳时带去了沈阳，2003年又带回了昌乐。每当我看到这个油桶，就会想起姜师傅那是的神态。
孔德智是电工，当时是文革的后期，成天折腾事，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于是孔德智就有有个时髦的绰号——孔老二。孔师傅也是个热心人，他家是城管的居民，每年春节孔师傅都会喊大家去他家吃顿饭。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得益于他们都当过兵，而且他们的部队（6003部队下属的6011部六连四排）曾出现过一位“爱民模范——李文忠”而名噪一时。据说因为有了这位英雄人物，所以这个部队的复员兵几乎都进了洪都机械厂。
第一个买上“三洋牌”收录机的人 “三洋牌”收录机是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大陆的日本鬼子货，那时若是有一台这样的洋货，那绝对是出尽风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拖车厂第一个有这玩意的当属职工程吉登。
三洋牌收录机顾名思义不但能当收音机使用，而且还具备录音功能，一机两用堪称一绝。这种收录机有一个提把，非常便于携带。当时最时髦的做法就是提着这种收录机，用磁带放着最时髦的歌曲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当人们看到这神奇的玩意时，无不感叹的，那录音功能更是叫人称绝。没几年江苏的盐城就制造出了“燕舞”牌收录机，使得“一片歌来，一片情。”
拖车厂1983年元月一分为三时，程吉登分到了针织厂，他是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正式工，他先是做修理摩托车的工作，以后发展成为摩托经销商。
一次我遇到一个在拖车厂家属院南们买冰糕的中年妇女，大热天她不住的高声喊着卖冰糕的声音，我说：去买快收录机录好音，走到哪打开开关可劲喊就是，那个妇女说：大兄弟，我要是能买得起那玩意，我就不买这冰糕了！
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大街上的小商贩已经几乎全是提着喇叭放录音，而且比那时上百元才买来的“三洋”拍收录机不知要好多少倍。
念斯思自愧，尽日不能忘 王水升大哥在拖车厂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水升”者涨潮也！因此他依据此意起了个笔名——海潮。谁知歪打正着，这个笔名的知名度远远的大于了真名——水升。
水升大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工作中的伙计，我很佩服他的大度，从不介意我的一些过错。1975年我就无意识的在他身上犯过一次错误，想起此事使我念私思自愧，尽日不能忘。
拖车厂每日都开会这是惯例，这年春天某日的晚上组织大家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当时王水升大哥是支部委员，因此周书记让他读报纸给大家听。
周书记本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记性较好，有些字他虽然不会写，但常年的开会和学习他也记住不少字的读音或者事件，说不准你真要是读错了某个他也许还会提醒你呢，这就叫防不胜防吧。这天晚上的读报就是这样，当读到一个词是，王大哥先是一顿接着就顺了下来。谁知这时周书记打断了他的读报而是说：“小张，王这个字念的对吗？”小张指的就是我，当时我也没加思索的就说到：“这字他念的不对，应当念作……。”结果是周书记立马瞪了王大哥一眼后甩出了这样一句俏皮话——不懂装懂，尽冒充大耳朵獾。想起此事，至今我都后悔不已，当时我只要说声：这个字我不会念也就引不出周书记的这些挖苦话了，我这是变相的给王大哥了一次难堪。但是事后王大哥并没有怪及我，还和我说这个字我确实不认得，通过这次算是刻骨铭心了。
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使得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注意别再无意地伤害别人，以免照成不应有的误会，须知这也是一种美德。
第一个下海经商的人 三中全会后拖车厂第一个下海经商的人是谁？我感觉当属职工王立安；1979年他已经购买了二九五柴油三轮车雇人跑起了运输。那时这种三轮车拍起来发出蹦嘣的声音，因此老百姓又叫这种车为“蹦蹦蹦”。
王立安在拖车厂工作时一直是我的直接下属，因此我知道的相对多一下。王立安买的是运输公司退下来的车，因此车况都不是很好。那个年代有辆自行车都不简单，更何况这好歹也叫机动车。这辆车让王立按出尽了风头，据说这年春节王立安开着这辆三轮去上坟，成了村里的奇景，更为糟糕的是车开到墓地后熄了火，怎么鼓捣都没发起啦，于是王立安便回到村里找人前来一头大牛将蹦蹦蹦拉回家中，而这件事传的更是神乎其神、乱七八糟。
这辆车跑起运输后，王立安让其父亲跟车，有一次车翻到了马路边，将其父亲好摔，那时还没有保险一说，他父亲也算是福大命大有造化之人。
以后王立安又顾上人在城里租上房子买上缝纫机做起了口罩生意，而且做得风风火火。当时被政府树为先进典型，大张旗鼓的予以宣传。再以后王立安又做起了服装，而且到省级订货会上去招揽买卖。
1984年山东省秋季纺织品订货会在当时的潍坊市胶南县召开，（现在属青岛黄岛区）那时我已经在昌乐针织厂工作，我参加了这次订货会。当时我送给入会的商家的产品是两件白色的汗衫，而出席这次订货会的王立安夫妇送给客户的则是两条裤子，相形之下我这个国营企业的厂长显得十分的小气。其中一个南方的的业务员将我送的汗衫当着我的面擦了皮鞋，而紧跟我脚后进来的王立安夫妇递上两条裤子后那个业务员喜笑颜开的装进了大旅行袋，当时弄的我十分狼狈。
以后王立安又在成立开起了劳保商品商店，专门给他熟悉的企业送劳动保护品。王立安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也是一个想干事的人，可惜他后期的事业并未大展宏图。
十多年以前我听他人和我说王立安因病去世了，我感到很惊讶，那时他毕竟才五十来岁啊！
一次进了59名中共党员 1977年拖车厂一次性的分配来60名职工，其中有59名中共党员。这在拖车厂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的。这批人之所以党员如此之多，是因为这是一批当作干部培养的工作队员，任务完成后一时无法安排岗位，因此被安排到了企业当工人。
我所在的锻压车间分来了好几名，这个车间当时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小厂，当时就已经是一百七八十号人。分来的人中有两个人很优秀，一个男叫刘凯三，一个女的叫耿桂三，这两个人很快的适应了工作环境，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根据他们的表现，我建议将刘凯三提拔成了车间副主任；耿桂三则被安排到了了统计员岗位上。
这两个人以后由于家庭原因都先后离开拖车厂，听说刘凯三回去后当了他们村的支部书记，再之后又听说他开始搞养殖业而且搞得相当成功，有一次他还托人带口信来，请我去他那儿玩。耿桂三以后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编外职工——合子 提起“合子”这个名，拖车厂老职工无人不晓。其实“合子”并不是拖车厂的职工，他的真实身份是拖车厂南边不远的吕家庄村的拖拉机驾驶员。“合子”姓吕，他的真实名字叫——吕作彬。
七十年代拖拉机驾驶员是一份既时尚又实惠的工作，在农村能干上这个角色的人者真是凤毛麟角。由于吕家庄距离拖车厂近，加之合子又是个“自来熟”，他每天都在拖车厂里转来转去，因此他的知名度是特高的。
七十年代前期年我到拖车厂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合子时就印象不错，这主要是“合子”脸上几乎每时都挂着笑容，个头不高，黑乎乎的脸庞上长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合子的情商很高，亲和力极强，我的伙伴告诉我，这个人叫“合子”，但是我这个伙计并没有说明“合子”的真姓大名及其身份。
第二次见到“合子”时，我主动的和他打招呼，谁知“合子”竞和我说：“好拿老张啊！我叫吕作彬，合子是俺小名，我的孩子都很大了，一时弄得我还很尴尬。”打那以后我才知道合子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合子”和拖车厂的老人没有不熟的，有时候大家找到合子帮忙拉点东西，合子也无力不使，因此合子的威信较高。“合子”可谓是拖车厂的编外职工。
改革开放后，合子在靠近老坝河水库旁建起了饭店，据说经营的不错。我和合子已经是三十五六年未曾见面了，算起来“合子”今年已经七十有余了，不知目前“合子”情况如何？昨天我回平原，汽车路径吕家庄时，我突然想起了合子，因此便有了此文。
住旅馆光着屁股睡觉 刘平在拖车厂就工后先是在金工车间干车工，而后到供应科做业务员。七十年代的业务员出门前必须带以下几样东西，一是钱、二是粮票、三是介绍信，但是刘平出门和别人不一样，他每次出门都要带上一颗钉子。带钉子干嘛，刘平自有想法。
现在出门旅馆遍地都是，七十年代可不是这样。那时旅馆奇缺，出门住宿是个大问题，如果出门到大城市去必须持有专署以上介绍信，各地设在车站的“旅馆接待站”才可以介绍你去住宿，偶尔上青岛去济南一趟能住上澡堂就不错了。拖车厂的业务员大部分时间活动在县乡这级，因此住的旅馆档次都比较低，卫生条件比较差，被子上有虱子是很平常的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刘平每次出发到一个新的旅馆后，都要先翻翻旅馆的被子看看有没有虱子，若发现有虱子则掏出随身携带的钉子钉到墙上，睡前将脱下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全部挂到墙上，这样的话虱子就不会爬到随身穿戴的衣物上了。刘平的这一招传出去以后，不少人都仿照，你别说光屁股睡不但解乏，还防备了虱子，两全其美，堪称发明。
1976年工业局组织我们几个去胶南县参观“七二一工人大学”，当时是冷冰凌科长带队，拖车厂是我参加，化肥厂是王建华参加，机械厂是郭兴军参加，有一天住在灵山卫宾馆，这个旅馆由于靠海边，因此旅馆的被子不但潮湿还有不少虱子。临睡前我也学着刘平的样子脱得干干净净，但是由于没有钉子，脱下的衣物只能堆放到桌子上，好歹虱子没爬到衣物上。
1983年拖车厂一分为三后，刘平分到了针织厂，我已经是快二十年没见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