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的历史渊源
中华诗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因朝代更替而中断，也没有因战乱频仍而淹没，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民族文化的文明古国。而诗词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以她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艺术魅力，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古往今来长盛不衰，堪称国粹，乃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之幸。
中华诗词博大精深，但始终又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古人云：“劳者歌其事”。《礼记.乐记》中说：“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古人常常以歌代言，如果随着喜悦或嗟叹还感到不足，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这不就是远古部落时代，劳动人民一边劳作一边歌舞的真实写照吗？可以想象，我们的先祖在那刀耕火种、围场狩猎的原始状态下，为了消除疲劳，随口哼着小曲；或为了激发劳动热情，一齐喊着号子，众人认可的就口耳相授流传开来。《尔雅.释乐》说：“徒歌谓之谣”，就是随意地清唱。由此可见，那些被古人重复传唱的俚语俗曲不就是原始的民间歌谣吗？而那些最初创作歌词的聪明人，不就是最原始最朴实的民间诗人吗？
相传，周王室有派专人（称“行人”或“遒人”）收集民间诗歌的制度，称为“采诗”，后人或以其中不少作品的辑集与这种制度有关。
又据《史记》等书记载，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将民间流行的歌谣删定成《诗》，或称“诗三百”（共305篇）。秦以前只是称《诗》，至汉朝，因“独尊儒术”，《诗》被奉为经典后才称为《 诗经》。
《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大类，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风》有十五国风，研究者一般认为大都是民间诗歌，不少篇章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贵族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对人民的劳动和爱情生活也有反映。《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雅》《颂》部分有些是宴会的乐歌，也有不少暴露时政的作品，表现了对周室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还有一些祀神祭祖的诗，提供了关于周的兴起、周初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的重要资料，但其主旨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
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大量使用叠字、叠句、重言等方式，一唱三叹。其优秀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对后世诗词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摘录一首《国风.周南》中的《芣苢》，借以共赏：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这是妇女们采芣苢（芣苢即车前子，能吃，可入药）时所唱的民谣。首章泛写去采；次章写采时的状况；三章写采了用衣襟来盛，满载而归。三章十二句，句式相同，只在每章中换了“采”“有”“ 掇” “ 捋”“ 袺” “ 撷”六个不同的动词，就把一群农家少女相携采集野菜的情景，刻画地惟妙惟肖，跃然纸上。虽然寥寥数语，却充分体现了一唱三叹而又简捷明快的民谣特点。
如果说《诗经》是古代无名氏集体创作的精华，那么屈原的《离骚》就是个人创作的诗集，也是战国时期最具思想性、艺术性的诗赋代表了。
屈原，战国楚人。楚怀王时任三闾大夫。一生竭尽忠智，后被怀王疏之，遂忧愤而作《离骚》，自投汨罗江而死。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把屈原投江的五月初五定位端午节，现在已成为我国的传统节日。
司马迁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曰：“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其文约辞微，宏博丽雅，为后世词赋所宗，开创了个人诗集之先河。汉刘向集屈原、宋玉、东方朔等人之作辑成《楚辞》，得以流传至今。
我们常说到“风骚”一词，“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屈原的《离骚》。《离骚》和《诗经》并列，可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我们从屈原的《九歌.国殇》中摘录最后四句，可以看出屈原的忧愤之情。今天正值端午节，也正好借此表达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崇敬之情。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汉朝承继《诗经》《离骚》遗风，兴起了赋体，实际上就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近似现代的散文诗。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同时，汉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离骚》一脉相承的象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等；曹操、曹植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的“歌行体”、“五言诗”等，都有言简意赅、气势恢宏的艺术特点。
汉武帝“独尊儒术”，承秦创立了由朝廷专管音乐歌舞的机构，名曰“乐府”。《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由此可知，乐府原本是官署名，职在采集民间歌谣，经文人整理配以管弦入乐，供宫廷享用。后来称这些歌谣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其后有些人模仿乐府诗题创作的诗歌，虽不再配乐，也称“乐府”。唐人把之前的这些诗歌称为“古体乐府诗”或“古乐府”。到了李白、杜甫时，继承“古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自立新题，如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兵车行》等诗篇，称之为“新题乐府”或“新乐府”。另外，还有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虽然经过文人修饰，但其基调犹承《诗经》遗风，带有浓郁的民歌色彩，或豪放，或悲壮，或抒情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间状况。从诗的形式看，也是一个由四言向五言演化的过程，语言优美，长于叙事抒情，充分体现了汉诗的时代特征。
大约从汉赋始，文人们有意识地追求修辞上的排比对偶。在此基础上，魏晋之后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出现并流行起了“骈体文”。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这种修辞上追求华丽、排比对偶之风对后来的散文和律诗影响很大。
西晋初期，陆机已意识到汉语中声调抑扬轻重的错综之美。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周颙、沈约、王融等文学家即明确了汉字四声的分辨，注意到了四声二元化的平仄规律。于是，沈约撰成《四声谱》，把汉字分成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是汉语声韵学上的一大变革。从此，汉赋修辞上的排比对偶和沈约汉字声韵学说，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形式上的必要条件，并逐渐运用到诗词的创作之中，这就是格律诗形成的雏形。
唐初，诗人们在继承前人对诗演化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五言进而七言的句式，又将排比对偶和音韵声律逐渐形成固定的格律形式。因此，符合这种格律规则的就称之为“格律诗”，简称“律诗”。一般认为，律诗到了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才日臻成熟。之后经过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们的不断创新，律诗已经达到鼎盛时期。直到130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格律诗体基本没有大的改变，成为我国传统诗词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可以说，律诗是唐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基础上逐步继承发展起来的，所以唐人把律诗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而把唐代之前还没有形成格律或不受格律约束、比较自由的诗体统成为“古体诗”。如此看来，我们今天再把古代的诗统称为“古体诗”是混淆了唐人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为了有所区别，人们把古近代的旧体诗词叫做“传统诗词”或“古典诗词”，这是当前诗词界的一般说法。
唐代诗人辈出，唐诗盛行天下，以李白的自由奔放，响遏行云的浪漫主义诗风和杜甫的格律严谨，气韵沉郁的诗篇最为杰出，史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并称李杜。可以说，他们不朽的诗篇是盛唐的代表作，达到了唐诗乃至古往今来的最高境界。
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如果说唐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词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宋词则是词体大备时期。词始于唐盛于宋。唐代在形成格律诗的同时，也出现了词，如李白的《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清万树撰《词律》载：“青莲此调与《忆秦娥》为千古词祖，实亦千古绝唱，平仄悉以从之。”由此看来，词始于唐，从于平仄格律，是从格律诗演化而来的。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乐可唱的，后来也和乐府一样，逐渐跟音乐分离了，成为诗的别体，所以又称“诗余”。只不过词多为合律的长短句，韵脚有平有仄或平仄交替，使其更适合配乐歌唱，所以每阕词都有特定的曲调词谱，称之为“词牌”。这样，按相同的谱填以不同的词，叫作“填词”。后来，原定的词谱逐渐失传，而其词却流传了下来。遗憾的是现在只能朗诵，而不能按原谱歌唱了。好在先人给我们留下这份文学遗产，供我们欣赏、学习，并可以按词律或者再创一些新的词牌，创作歌颂当今社会生活、抒发词人情怀，使其古为今用，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宋词大体上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清婉、曲尽情态。如柳永、晏殊、李清照等。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天地里解脱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是社会生活。宋代虽然国力衰弱，但文艺兴盛，文人辈出，尤其是词，可谓达到巅峰。
元曲，本指元代杂剧和散曲。元曲创作中规定曲辞撰写格式的各种曲调，称为“曲牌”。包括句数、字数、平仄、韵脚等方面的内容，可据以填写曲词。王世贞《艺苑卮言》曰：“曲者词之变”，可见元曲曲辞是由词演化而来，近似于词，只是在某些方面比词要自由些。其实元曲就是继宋词之后，随着元剧的兴起，把词运用到戏剧中，与词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天，央视任志宏采访台湾一位知名作家，问及昆曲，这位作家说（大意）：“传统诗词通过昆曲优美的曲和舞，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中华传统诗词与戏曲的渊源关系。
明清两代的诗词，总的说“形貌虽具，神韵弗存。”如乾隆一生作诗大约四万余首，相当于全唐诗的数量，其作品不可谓不浩繁，其诗作不可谓不工整。但诗界一般认为，其诗充满了帝王之气，应制、粉饰之作。虽被人推崇一时，但时过境迁，就很少有人欣赏了。甚至认同他是一代明君，却不是高明的诗人。可见，诗是不以数量和权位而取胜的。
明清诗词虽不及唐宋，但话本小说则承元而盛，尤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涌现了大量诗词，可谓诗文并茂，洋洋大观，真乃诗文大家风范。还有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老归扬州，当地秀才李啸村送他一副对联：“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概括了他的一生。郑板桥把原本独成一体的诗词与书画融为一体，并成为点睛之笔。其人品诗风更为后人称道。请看他任潍县令时所作《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题跋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本来是画了几杆翠竹，却触景生情，借题跋诗抒发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同时也有提醒上司关心民瘼的警示之意。这样的诗书画相映成趣，又蕴含着浓郁的艺术魅力，真乃“三绝”。
清朝晚期，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很多揭露朝廷腐败以期图存的进步诗文。尤其“五四”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推行白话文，引进并创立白话诗。在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驱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中国的诗文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诚然，“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是正确的，但不等于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正如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说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所以对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诗词，应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鲁迅先生在大力推行白话文的同时，不也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样风骨凸显的传统诗联吗？毛泽东虽然说过“诗当然以新诗为主，旧诗也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但他自己不也创作了一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诗篇吗？还有象郭沫若、臧克家等现代诗人，在积极推行白话新诗的同时，也写了很多传统诗词，这不就是继承传统又赋予它新时代的生命力吗？
尽管如此，自“五四”运动之后，新诗兴起，而传统诗词还是日渐式微，近百年来处于低谷（但不是中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风起云涌，传统诗词复又崛起，在孙轶青、刘征、霍松林等一大批老一代诗人学者的倡导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并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经过30多年的努力，全国各省市差不多都先后成立了相应的诗词组织，并出版了相关报刊。潍坊市也曾成立过渤海诗社，昌邑市被评为“全国诗词之乡”。中华诗词走出低迷，走向振兴，可喜可贺！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新诗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我国诗歌创新，在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而传统诗词是继承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二者虽形体各异，但追求诗的高雅意境是一脉相通的。交相辉映，各有千秋，是我国诗坛上的两朵奇葩。
目前，我国传统诗词虽然已经崛起，诗社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中老年优秀诗人和名篇佳作，形势喜人。但从总体上看，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同时，因长期受到历史的制约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诗词新作还程度不同地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甚至是形而上学的不良倾向，显露着宣传口号或戏称“老干体”的直白印迹，缺乏传统诗词应有的韵味。换言之，多追求形似而神韵不足。现在流行的多是唐诗宋词，而当今新作尤其是精品新作并不多见，此乃时弊流风使然。所有我们应摈弃泥古不化，提倡继承传统诗词之精华，学习古今诗词大家从严治学的优良学风。在此基础上，再赋予时代之新声和内涵，古为今用，把传统诗词这份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今天研讨传统诗词的历史演化和创作现代诗词的真谛所在。
（范永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