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种子
郭建华
文学有点像蘑菇，它的种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不知不觉中，它会播撒到你的心田，当环境和气候适宜的时候，便会萌发，成长为一株文学的蘑菇。那播撒种子的人，或许有心，或许无意，但对于蘑菇的萌生成长，都至关重要。
我所收获的文学蘑菇很小，很瘦，很不起眼。这是因为蘑菇生长所需要的土地——我的天分不够膏腴，先天不足。但我毕竟收获了蘑菇，我对播撒种子的人永远铭记，永远感恩。
第一位为我播撒文学种子的是郝书远老师。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郝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教语文课。他很年轻，不过20岁左右的样子，人长得精神，干练，帅气，讲话口齿清晰流利，又不失风趣，引人入胜，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不仅课讲得好，班主任工作也别具一格，使我们班总在全校各项工作中夺得红旗。他自然成了全班30几个孩子最崇敬的师长。崇敬的程度，有一朵花絮可资证明。因为工作需要，学校给我们班换了一个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得知消息的当天，班委会几个小头头（其中也包括我）秘密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罢课，以示抗议。第二天，新班主任走马上任，班委会成员竟然一个也没到校！
在一次作文讲评课上，郝老师读了我的作文，又逐段逐句地分析评论，都是称赞和褒奖。最后，他左手举着我的作文本，用右手轻轻弹了几下，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人家郭建华的作文写得多么好！他将来就能当作家，住小洋楼，坐小汽车……”我不知道住小洋楼、坐小汽车是何种感觉，因而没有多想，当作家，写书，却成了我的理想。我郑重地把这个理想写进作文中去。郝老师告诉我，想当作家，就要多读书。他把我叫到他的单身宿舍，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我不由得怦然心动：呀，郝老师竟有满满一箱子书！郝老师说，你想看哪一本，自己挑吧。我说不出喜欢哪一本，他便为我挑了两本。从此以后，我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什么《林海雪原》、《安徒生童话》、《西游记》……不管古今中外，也不管厚薄深浅，只要能找到的书，就抱着啃。我还奢望有一天也拥有像郝老师那样的满满一箱子书。手中偶尔有了几角钱的“外快”，比如压岁钱之类，就锁在自己的小匣子里，攒到够买一本书了，就攥着跑到10里外的县城书店，浏览大半天，买一本自己喜欢，又买得起的书。
1960年秋，我考入昌乐一中，开始了为期3年的初中生活。此前，郝书远老师已调入昌乐一中教语文，后来又做了副校长。
在一次课外活动时间，我跑到高中语文教研组去找郝老师，向他请教文学。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文学的话题，最后告诉我，最近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创业史》，很轰动，应该读一读。我回到教室，即写信给在济南工作的叔叔，求他给我买一本柳青写的《创业史》。
书很快寄来了。淡绿色封面，厚厚的，用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黑乎乎、软稀稀、摸上去拉手的极粗糙的纸。我至今不明白，那年月吃食极缺，为何连好纸也造不出来了。但书的内容极为精彩，语言特别有味。我爱不释手，一有空闲时间就抱着读，有时上自习也偷偷看上几页。这本《创业史》我先后读过4遍。书的封面蜷了，破了，我弄来一块旧牛皮纸，重新糊了一个封面。这本书至今存放在我的书柜里，成为最珍贵的藏书。
《创业史》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书中的人物、故事，甚至细节、对话，都烂熟于心。后来我学习写小说，就不自觉地模仿起《创业史》的笔调。一位在兰州大学读过中文系的老乡告诉我，他在兰州大学从《小说月报》上读到我的《姜守本进城》，以为是陕西作家的作品，看了文后的作者介绍，才知道是昌乐老乡写的，十分惊喜。这就是我无意间模仿《创业史》的结果。由此不难看出《创业史》对我的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昌乐一中，还有一位老师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他就是董道三老师。董老师个头儿很高，大概在一米八以上，身板特别挺直。他给我们上语文课，讲起话来慢言细语，不事张扬，却十分生动风趣，充满幽默，听他讲课，也是一种享受。我正是从这种享受中，接受了许多文学熏陶。
课外活动时间或晚自习之前，董老师经常将一首古诗用粉笔很工整地抄写在教室的黑板上，他读一遍，讲一遍，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学习、背诵。杜甫的《望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等脍炙人口的古诗，我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学会背熟的。有时候，董老师就利用这段时间到我们班上读一些报刊上刚发表的小说或者散文。读过之后，他会眉飞色舞地评论一番。现在想来，他肯定是刚刚读过这些作品，很有感触，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在讲台上讲起来才那样兴奋不已，挥洒自如。
董老师给我们读得最多的是浩然的小说。浩然于1960年在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下放劳动8个月。回京之后，他接连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其中许多篇都是写的昌乐的生活，以昌乐的人物为原型，有的则是在昌乐起草，回京后整理发表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车轮飞转》。董老师读完之后，便介绍说浩然这篇小说写于咱们昌乐高崖，其中的故事就发生在高崖，一些地名、村名也是咱们昌乐的真实地名、村名。然后他就详细介绍浩然在东村下放劳动的事迹，介绍浩然的其他作品。董老师的讲述给我很大触动：昌乐这块土地既然能养育出浩然这样的作家，我们生于昌乐、长于昌乐，为什么就不能成为像浩然那样的作家呢？从此，浩然这个名字便在我脑海中牢牢扎根，成为我崇拜的偶像。20多年之后，我结识了浩然，并与他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友谊，受益匪浅。
在我近40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给我影响最大的当代作家有三位：赵树理、柳青、浩然。认识柳青和浩然的渊源都在昌乐一中。
有一次，县新华书店到学校去卖书。董道三老师特意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送给我，并以非常工整的钢笔字签了赠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一本古典文学精品选萃，董老师的用意显然是以此鼓励我多读一些古典名篇。我很认真地逐字、逐句、逐篇读完了这本书，并由此产生了对古典文学的兴趣。
后来，董老师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我也调到县文化馆。同在一个小县城，就免不了在路上碰面。见了董老师，我只是礼貌地问候几句，便匆匆告辞。我总感到无颜面对这位对我寄予厚望的恩师，因为我既未能读万卷诗书，更谈不上下笔有神。
曾经为我们讲授几何课，做过我的班主任，后来做了昌乐一中校长的张志学老师，也是令我敬仰，并终生难忘的师长。
那时候，张老师是昌乐一中出类拔萃的青年教师，不过30岁左右的样子。仪表堂堂，戴一副宽边眼镜，一身蓝色中山装，即使洗得发白，也永远整洁、挺括，风纪扣系得严严的。喜欢体育运动，尤其爱打篮球，因而人显得格外精神，充满活力。走起路来，身板挺直，不急不缓，步幅的大小和双手的前后摆动匀称而富有节奏感。据说，他从办公室走到教室，迈多少步都是定好了的，随着上课钟声的最后一响，他准确地踏进教室门槛，分秒不差，而且从来不多走一步，也不少走一步。他从容地迈上讲台，将手中的三角尺、圆规，用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教科书和备课本放到讲桌上，开始讲课。温习旧课，讲授新课，最后布置作业：“翻到第××页，做第××题……”话音刚落，下课的钟声便响了。整个一堂课，有两样东西他没能动。一是他腕上的手表，始终未看一眼。再就是用报纸包着的教科书和备课本，始终原封不动放在课桌上，下课后又原封不动地带走。他的板书，每个字都一丝不苟。从黑板的左上角开始，自左至右，自上而下，字距、行距整齐划一，不会有一个字出列。张老师的潇洒和严谨，不仅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仰，也为教师们称道。有的青年教师甚至连他走路的姿势都刻意模仿起来。
我读初三的时候，张老师做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和几何课老师。这实在是我们的幸运和骄傲。我虽然不太喜欢几何课，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张老师的崇敬。况且我还是班干部，与张老师保持着更多的接触。可是渐渐地，我发觉张老师不太喜欢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几何课成绩平平有关。我与张老师越来越疏远，一直发展到在同学面前公开发泄对张老师的不满。一年一度的评选“三好学生”活动开始了。在动员会上，张老师不点名地批评了我。我知道“小报告”是谁打的，这位平日里与我关系不错的告密者歪曲了事实。我怒不可遏，当即拍案而起，冲讲台上的张老师说：“老师，你说得不对！你偏听偏信！你……”全班几十双眼睛惊异地看着我。站在讲台上的张老师也很窘迫，甚至有几分狼狈。但很快我就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了代价：我落选了。负责最后审批“三好学生”名单的学校领导似乎对我的落选很重视。我和几位同学被分别叫到教导处个别谈话。事情的结局大出我的意料：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三好学生”奖状。我赢了。但是我赢得并不轻松。我想，张老师下不来台，会永远记恨我的，我不会有好果子吃……
1963年夏天，我初中毕业。那年，省教育厅试行了一项教育改革，由济南和青岛两市的几所省重点中学，招收少量农村学生，带户口到城市读书。中考结束以后，张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青岛一中去上学。我当然求之不得，一口便答应下来。青岛一中只从昌乐一中招收一名新生，张老师竟推荐了我！至此，我与张老师之间的嫌隙尽数消释。对张老师宽阔的襟怀肃然起敬的同时，我对自己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深感内疚。
张志学老师把我送到青岛一中，让我置身于一片全新的天地，眼界大为开阔。这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同时，也让我有机会接触了另外一位文学良师。
1992年夏天，青岛一中高63级3班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接到通知，我兴奋不已，欣然驱车前往。将要见到阔别26年的同学和老师，心情是无法平静的。同学在电话中告诉我，远在山城重庆工作的相老师来青岛开会，也要与我们见面，更令我思绪万千。
相锡仑老师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他接手我们那个班的时候，刚刚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教师。我是班干部，又喜欢语文。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更多一些，交往就更深一些。特别是周末晚上，我们不上自习；他是独身，呆在教研组办公室里读书备课，我便常常约了几位知己，到他办公室里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聊就到10点多。他的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令我们大饱耳福，大开眼界，不由得生出胜读十年书的慨叹。
1992年5月，我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尤庄的蒲团》。借聚会之机，我送给相老师一本，请他批评指正。他接过书，仔细翻阅。他没有说什么，但他的欣慰和喜悦却写在脸上，无法掩饰。第二天，相老师又召集班上的几位主要学生干部，单独会面。饭后，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支崭新的、罩着淡黄色光泽的钢笔送给我，说：这是我出国考察带回来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然后，他半开玩笑地对在座的几位同学说：你们不要跟郭建华攀比，他能写东西，你们都不写东西。我感到手中的钢笔沉甸甸的。也许因为它通体都是金属制做，且较之一般钢笔更粗大些，分量自然就重些吧。
时隔4年，我们又在青岛聚会。这次的题目是毕业30周年庆典。30年前，正当我们埋头备考之际，文革一声炮响，击碎了我们的大学梦。班里连个告别仪式都没有搞，大家就天各一方了。这一次，是要补上这一课。相老师抱病出席了我们的庆典。他患的是肺癌，已是晚期，正在青岛治疗。我紧挨着他坐在主桌上，像所有同学一样向他敬酒，为他祝福。他不停地咳嗽，满头满脸的虚汗。但他还是坚持着与在场的同学一一碰杯，道出他对自己的学生最殷切的期望，包括我的文学创作。他的话音极其微弱，毫无底气，但学生们听来，却字字千钧。
就在那一年秋天，相老师与世长辞，享年59岁。于是，那支沉甸甸的钢笔，就成了相老师留给我的永远的纪念。每当我握起这支粗大的钢笔，相老师的音容笑貌就生动鲜活地浮现在我面前。我想它的沉甸甸的分量，不仅仅因为它金属的身躯，更因为它承载了师长对学生的一份厚爱，一份期望，一份鞭策和激励。握着它，我深感自己负着一种责任，它使我产生激情，灵感，充满信心、力量和坚韧，沿着文学这条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步履艰难、却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大洋彼岸的医药学新秀
郭建华
树华与我是同曾祖的堂兄弟，且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但我与树华接触甚少，了解也不多。树华生于1963年正月，小我16岁。他出生那年，我已在昌乐一中读初中，半年之后，我即去青岛一中读高中了。当他读小学的时候，我已参加工作。后来他从小学读到中学、大学、研究生，以至出国从事医学研究，我们都少有见面的机会。
一年春节，我去给树华的父母，也即我的二叔二婶拜年，看见墙上挂着的玻璃镜框里，有一幅着博士服、戴博士帽的照片，仔细一看，却是树华。我大为震惊：树华是博士了！在我们这个家族，在我们村，获取博士学位，树华是开天辟地第一人。这实在是我们郭氏家族的荣耀！我开始对树华刮目相看。
对树华获得的这一殊荣，他的家人和乡亲们却反应平淡。那幅戴博士帽的照片夹杂在大大小小的照片中间，居于很不显眼的位置，便是明证。那时二叔已患有严重的腿疾和胃病。乡亲们说，树华学了医，连他父亲的病都不能治，也就是买几盒药寄回来表表孝心，真是白学了。人们不知道树华学的不是临床医学，更不了解树华所从事的医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乡亲们的误解，固然与他们知识的局限有关，与树华的为人也不无关系。
树华性格内向，不事张扬。结婚后不久，树华偕爱人小赵从北京回老家，特地赶到县城看我。我送他们夫妇一本自己刚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赵略显惊讶，说你们郭家真不简单，还出了作家！我则半开玩笑地说，作家倒在其次，最不简单的是出了一位博士！树华只是淡淡一笑。其实，树华那时不但已获得博士学位，在医学研究上也已小有成就，但他只字未提。赴美之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八、九点钟，树华都会从大洋彼岸打电话给我们夫妇拜年。几分钟的越洋电话，都是拉家常，叙亲情，我偶尔问及他的事业，他也只是回一句“还可以”敷衍一番，从不提及自己的成就。
我应邀参与编写《昌乐一中》一书，负责撰写此文，本以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料却大费周折。采访树华的兄弟姐妹，他们只知道树华从北京去了加拿大，又去了美国，且每年给母亲寄回美元，至于他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则一概不知。我打电话、发电子邮件采访树华本人，他不是说太忙，就是说自己不值得一写。我锲而不舍地追着不放，且以老大哥的身份和口气反复催促，历经数月，他才寄给我一部分资料，并一再强调，自己刚刚起步，万不可过分宣传。
树华的天分不是很高，他的成功，靠的是志向、执着和勤勉。他1978年考入昌乐一中。高中毕业后，第一年高考落榜。他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奋发努力。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讲，自习课，一丝不苟地复习，晚上回到宿舍，熄灯铃响过之后，他还要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复读一年，他考入滨州医学院。这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他没有失意，私下对同村的两位要好的同学说，大学毕业后，我一定要考上研究生！正是这种信念，使他把滨州医学院仅仅当作一块跳板，把读大学仅仅看作大赛前的“热身训练”。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热身训练”对于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关重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年只在寒假期间回家过春节，节后几天即提前返校自学。
1986年，树华于滨州医学院毕业，并如愿以偿地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先后师从吴祖泽和贺福初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充分利用军事医学科学院优越的环境和条件，刻苦学习，潜心研究。这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度过的。早上进入图书馆，中午简单地吃一点自备的午餐，直至图书馆下班关门，一坐就是一天。在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中汲取知识和营养，成为他最大的乐趣。1989年，树华拿到硕士学位；又苦读7年，于1996年取得博士学位。在攻读学位和其后的一段工作期间，他参与和主持了多项“863”国家重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其中两项获国家发明专利。同时培养了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主持研发的一种治疗心肌缺血和外周血管病的一类新药获准应用于临床。该项科研成果体现了当今生物科技的最高水准，将为解除千百万患者的痛苦和生命危险发挥重大作用。
至此，树华可以说功成名就了。但他没有满足。他站在事业的制高点上，看到的不是脚下的高度，而是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高更远的目标。他的理想再度升华。于是，博士学位和科研成果成为他事业新的跳板，他要凭借这块跳板，登攀新的高峰。1999年，树华远渡重洋，进入胰岛素的诞生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系，以此为起点，向着新的目标冲刺。他率先探索了基因水平治疗糖尿病的可行性。他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相关领域权威人士的重视。2001年，他接到了Clinton博士的邀请，赴美国俄勒岗医科大学，开展新型靶向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这一课题学术价值高，难度大，极富挑战性，一旦研究成功，将会引发抗癌医药学上的一场革命，其价值不可估量。对于树华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和刻苦精神，很快便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于出色的工作和成就，2002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为树华颁发了“杰出青年学者奖”。该协会总裁Margaret博士在贺信中说：
“郭树华博士：
我代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各主任委员会，祝贺你获得‘杰出AACR-AFLC年轻学者’。AACR致力于我们下一代癌症研究的年轻科学家领袖的成长。你可喜的工作成绩，得到了AACR权威的项目委员会的赞赏。你可以参加所在研究领域世界上各权威人士出席的综合性的大会。我们欢迎你出席第九十三届AACR年会。”
许多国家的媒体相继报道了该项研究成果。生物医药产业界人士更是对该项成果给以极大关注。2004年，树华所从事的科研项目获得3360万美元的资助，成为该年度全美生物医药界最大的A类投资项目。该项目目前已进入后期研发阶段，有望发展成为新型广谱的抗肿瘤药物。
树华所在的学院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过去几年里你已经获得巨大的发展，并且所有的理由都预示着这种过程将会加速。我们现在正在收获你持续的努力和重要的技能所带给本项目的好处。你研发Herstatin成为抗癌药的工作对于成立Receptor Biologix是十分关键的。公司位于加州的旧金山，其主要目标就是应用你的策略来使Herstatin最终成为抗癌药物的商业化。你为我们研究项目的成功和我们学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是树华人生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也是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凭他44岁的黄金年龄，凭他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坚实的学术基础，凭他坚强的意志和进取精神以及刻苦、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我有理由相信，树华定能在生物医药研究领域有更大的造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