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文/王霁良
梁实秋曾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朦胧诗兴起之后，中国现代诗更多地效仿国外诗歌，朦胧诗群多出身为干部子弟，文革后期有条件阅读诸如“灰皮书”之类翻译的西方诗歌，因而朦胧诗人的诗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的一次反动。因西方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中国现代诗渐渐无韵也成主流。而在中国古代，诗就是歌，歌就是诗，但现代诗歌“诗”与“歌”分离了，《诗刊》、《星星》等几乎看不到有韵的现代诗，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应该说，从建国后到朦胧诗崛起这一时期，尤其“十七年”间的诗歌，并不纯粹是诗，有歌的成分，适合朗诵，所谓诵诗吧，但今天的现代诗更多是让阅读者去悟的。实际上这个无韵的“悟”，也是有渊源的，格律与反格律，可以上溯到上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和“七月诗派”。至于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甚而当下的诗人，似乎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诗歌形式的突破深感不适，似乎诗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乖张了。
也许在传统阅读者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而现代诗这个国外的舶来品被我们在不断反复中“大轮回”、“小轮回”，整得颠来倒去、死去活来，结果怎么样呢，连读者都不屑一顾了。这当然也是鉴赏力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诗歌对汉语现代诗的影响和启迪。
现代诗歌已经在质疑中转变了，这也是事实，因为诗并不都是适合朗诵的。有人说，文人到不能承载文学使命的时候，就会出现新诗的群体。现代诗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
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曾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之，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读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得反对一切。
无韵之诗其实也是现代诗的一种复归，着名诗人、诗论家朱多锦先生在他的《中国新诗<最后完成>的<最后形式>——中国现代诗的形式确立》一文里，对诗歌形式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新的探索，文章最后提到分久必合问题，诗歌的回归还会作为音乐和词的舞蹈而存在，倘真是这样，那又成了复归的复归了，正如他说的那样，“诗势自有天意在，潮起潮落不由人。”
王霁良，山东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作协会员，入选《山东30年诗选》《山大诗选》《2008年度诗歌精选》《齐鲁文学作品年展2012年诗歌卷》《2015山东诗歌年鉴》《中国首部微信诗选》《中国当代城市诗典》《当代精美短诗百首赏析》等百余种诗歌选本。出版诗文集《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在生活的另一维度》《北方的信风》《小树林的月光》（合集）《泥土与大海》（合集）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