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器文字的发现与探讨
文字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载体。文字的发明与发展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心智水平的衡量标准，是文明形成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社会科学家们正继续奋进，向我国历史文明的源头努力探索，启动了中华文明溯源工程。在这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中，关于中国文字的探索与发现，必然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考古学告诉我们:在世界著名的四大古文字中，有古巴比伦的楔形泥版文字，古埃及的纸莎草文字，美洲印地安人的古玛雅文字和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字。
早在距今5000多年的公元前3200年前，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苏美尔人就发明了一种象形文字，他们在泥板上刻划出契子似的笔画，组成楔形，逐步发展成表意和指意符号。后来被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继承，演化成音形结合的文字，这就是代表著名巴比伦文明的楔形泥板文字。
5000年前的古埃及人则是将生长在尼罗河谷地和三角地区沼泽中的一种芦苇科植物莎草制成柔软的草纸，用芦苇杆制成笔，将图画般的象形文字写在上面，创造出最早的古埃及文字。
我国商代甲骨文，是近百年来才被发现的，它距今约3100到3600年左右。迄今为止，经过国内外考古专家和甲骨文学者一代又一代不懈努力，我国已从甲骨文中辨别出5000多个汉字，并成功考释出其中1000多个汉字的含义。同时，考古学者们不但从安阳殷墟一次次成功发掘出15多万片商代甲骨，也从商代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上发现不少镌刻的文字，例如：山东青州苏埠屯出土的青铜大 和著名的盛酒器亚丑方尊、方垒、方尊和方垒器口内侧各铸有九字铭文：“亚丑者 以太子尊彝”；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近六百件玉器中，有一件玉戈上用纤细的笔画刻有“卢方皆入戈五”六个字，记载这是卢方向商王进献的贡品。商代的甲骨文字、青铜器文字和玉器文字都显示出三、四千年前我国已有成型语句的文字。这些文字和语句决不会是一时一世产生的。那么，我国的古代文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怎样产生的？具体产生在何朝何代？我们有没有与古埃及的纸莎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泥板文字同样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原始文字呢？
根据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黄帝是夏代之前，龙山文化时期统一华夏各氏族部落、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原始社会的第一位君王。对于仓颉造字之说，古代学者们非常相信甚至崇拜，以至于我国历代在许多地方建有仓颉庙、立有仓颉碑。然而，现代学者们则多有质疑，认为不可能是仓颉一人一时所为，他更不可能是一只能观天观地的鸟。笔者也认同这些观点；但笔者又认为：在混沌初开的黄帝时代，仓颉将原始时代陆续出现在各氏族部落的各种片断记事符号和象形图画文字，采集整理，统一笔划，创造出原始文字语句也是极具可能的。
黄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各民族从蒙昧时代走向文明的时代，语言文字做为记载和传输功能已必不可少，仓颉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将新石器时期人们用以记事的各种符号和图画归纳整理，成为古汉字的创造人是极具必然的。从黄帝之前向上追溯，便是发明半窖半房的有巢氏、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降兽圈养的伏羲氏和刀耕火种的神农氏。历史文献将这些史实言简意赅地记叙下来，阐明中华民族怎样一步步从蒙昧走进文明。这些传说基本上属于口头信史，他们描述的正是距今4700年到69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代和距今4000-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在这漫长的两三千年里，也是父系氏族社会取代解体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新石器时期。在华夏文明的曙光中，结绳纪事和图画符号开始演变成原始文字和简单句型。由于陶器是当时人类最早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具，随着制陶业发展，一些原始文字句型被刻划到陶坯上，从而出现了原始陶器文字。
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们在山东诸城市前寨、莒县凌阳河、大朱村、杭头等地，先后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刻划在陶尊上的图象文字。经过许多专家考证，认为其中有七个可以辨析的汉字。在莒县一个古代酿酒区出土的一批具有4800年历史的陶制酒瓶上，也发现刻有图画般的符号，专家们在这些图案中辨别出“南”字和“享”字，这些奇奇怪怪的图案和刻画符号震惊了考古学界。从这些陶器文字的出土遗址向南一百多公里，便是著名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这批岩画位于连云港市锦屏山南麓，南北长22.1米，东西宽15米，是1980年被发现的。它们反映了4600年前龙山文化初期原始社会农业部落的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这批岩画共分四组：画面上有人面、农作物、兽面和鱼形图案，并有各种符号和不规则的网状线条。另外，还刻有最为古老的星象图。将军崖古岩画被誉为“东方天书”，它是我国汉族地区最早发现的岩画和年代最早的岩画，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反映我国原始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石刻岩画，它们与几乎同一地区出现的4800年前的莒县陶制酒瓶上的古文字刻符相互印证着我国古代象形文字（包括图画和刻符）的历史渊源。与莒县毗邻的诸诚前寨遗址也曾出土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带字陶尊，它的腹部上刻有一字，与莒县陵阳河胖贩⑾值奶瘴耐耆嗤瘴姆种怪邢氯糠肿槌桑缮舷笳魈舻摹穑形笳髟破? 和下为象征山脉的 组成，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指出：“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若绘，我认为是一个旦字，也是一个会意字。”由此充分证明陶器文字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城也出土过一块刻着十一个古字符的陶器碎片，这是一块泥制灰陶残片，上面用弯弯曲曲的笔划刻出五行十一字，这些字都是用连笔刻写，它们的字形象一个个弯曲的绳结。笔者认为，这种原始字体，与刻符文字不同，与图画文字也不同，它应该是绳结纪事时期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产生于石器时代用于纪事的绳结。不同的绳结，记载着不同的讯息，将这些结绳时代遗留的形状刻划到陶器上，便产生了这种独树一帜的陶文。
还有一块值得注意的古陶片：1996年春，在山东省西部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岗村附近，也出土过一块带刻符文字的陶片。景阳岗是一处较大规模的龙山文化城遗址，出土的这块带刻文陶片是泥制磨光黑陶罐肩部的残片，大体呈三角形，文字是烧制之前刻上的，刻文以点、直线、折线组成，既不象装饰图案，也不是绘画，而是三组刻划文字，刻法古拙，有的专家认为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这又是一种独成体系的原始陶文。
迄今为止，从我国发掘的陶器（包括残片）资料来看，新石器时期单字陶文刻符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安徽蒙城等地均有发现;而成语成句的陶文刻符只有在山东省各处分布，这大体能说明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区域是陶器文字的主要发源地。此外，我们从莒县古陶酒瓶、邹平丁公城遗址以及阳谷景阳岗城遗址出土陶文的不同笔法书体来看，在小国寡民、城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图画文字、刻符文字、结绳文字各有渊源，各成独立体系，经过长期历史变化，一些不便于识别和流传的字体逐渐被淘汰。后来，在形成统一政治权利中心的基础上，文字才统一发展起来。
这些不同的陶器刻文，正是不同氏族部落向文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凭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步创造发明的，它们证实了这是比甲骨文还要早一千多年的陶器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祖型或远祖型。它们充分证明：中国人和埃及人以及苏美尔人几乎同一时期创造发展了文字书写系统。
从考古发掘实物来看，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构成句型的陶文残片都出土于山东地区，而且遍布于山东各地，这说明山东是我国原始文字最早的创始地域之一。山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是大平原，有利于原始人类的交通和农耕生产，再加上渔盐之利，为原始经济积累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胶县三里河遗址和诸城呈子崖遗址中出土的铜器残片来看，该地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冶炼铜器技术，先进的经济和生产技术，为文字产生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推断：黄帝在扫荡万邦，统一华夏过程中，必然会与东夷一些强大部落结成联盟，仓颉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黄帝史官，以东夷和各地古陶器文字为基础，初步创造出成句型远古文字的。
古文献上说仓颉是一只鸟，从而给史实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但这极可能是象形文字被后人理解的失误。鸟曾经是山东大部份地区一些显赫氏族部落的图腾。史家考证，少昊号穷桑氏，又号金天氏，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族，属东夷集团，活动于今山东西部和南部，其时大致与大汶口文化相当。而爽鸠氏是以爽鸠（一种老鹰）为图腾的氏族部落，与少昊同代，并参与少昊部落联盟，爽鸠氏活动于山东中部和东部的古青州一带。进入龙山文化时期，黄帝通过战争逐步扫除万邦林立的小国后，联合山东文化发达地区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首领做他的盟友和史官，仓颉便将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各地各部落不同的陶器刻符和图画文字进行梳理改装，形成了半刻符半图画、既能表音又能表意的原始汉字，这是奴隶社会初期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文字改革。此后的封建割据社会中，书写文字自然又各行其是。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社会的初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任命丞相李斯又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文字改革。
当初，华夏的先民们用鸟图腾来做表述仓颉氏族的符号，或者是仓颉带着鸟图腾氏族部落发明的文字，进入以黄帝为首的华夏一统国家管理层，导致后人误将“造字”的仓颉当做一只大鸟，将史实附如传说的迷雾之中。今天，我们必须拨开历史迷雾，让更多的考古发掘业绩来印证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来追溯中华民族文字发展史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