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胭脂坟》到《秋水落霞》
郭建华
1983年至1986年，是我的创作、甚至人生中一段动荡的日子。小说《姜守本进城》在《山东文学》1982年12月号发表，次年，《小说月报》第三期予以转载，产生了一些影响。1984年5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来昌乐录制由《姜守本进城》改编的电视剧《姜守本当家》，使《姜守本进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因为这些影响，1985年1月，我被任命为昌乐县文化局副局长。同年7月，我被调入组建不久的潍坊电视台，任专题文艺部主任。折腾了一年多，发现电视台虽然被挤破门，却不是适合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地方。于是一再请求，于1986年10月回到了昌乐，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此时，家属已经“农转非”，举家搬进县城，工作和生活重新恢复平静。
平静下来之后，我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短篇小说的创作，一边尝试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我们村子西北方向，距村子最远的一片庄稼地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坟茔。它的周边没有其他坟茔相伴，更没有为坟茔遮阴挡雨的树木。清明时节，也不曾见坟头上添些新土，压一张“坟头纸”。长眠于斯的死者，姓字名谁，其后人属于哪村、哪姓，也是一个谜。人们称那座坟茔为“胭脂坟”。它所在的那块地，也被叫做“胭脂坟地”。至于它为什么被称作“胭脂坟”，有什么传奇故事，我打听过村子里多位长者，没有得到只言片语的答案。但我执着地认为，“胭脂坟”一定有不凡的来由，长眠于斯的男人或女人或一对男女，必然有一串传奇故事，或许是凄美的爱情故事，或许是戏子的逸闻轶事，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这是“胭脂”二字传达给我的缥缈的信息。因而，当我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的时候，“胭脂坟”就不期而至，触发了我的灵感，诱导我写一个凄美的乡村爱情故事，故事的名字就叫《胭脂坟》。这时候，小说的人物、故事、主题，都还是一片空白。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地方戏曲在家乡很是盛行，堪称庄户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主粮”。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戏班子，逢春节总要搭台唱几天戏。剧种多为吕剧，家乡人称作“地瓜班”。吕剧发源于鲁西北。冬闲时节，吕剧艺人便结伴到我们家乡一带卖艺谋生，报酬不计较，地瓜管饱足矣。“地瓜班”之称由此而来。“地瓜班”不仅唱戏，而且教戏，于是吕剧便在我们家乡一带流传开来。吕剧表现的多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最受女人们欢迎，被称作“拴老婆橛子”。个别村庄有京剧子弟班。庄户人把京剧称作“大戏”。无论是吕剧还是京剧，戏迷们的热情都极高。如果村子里没有戏班子，有人会跑到外村去搭班，白搭上一个冬天的工夫不说，还要托人求情，自己背着干粮，而所饰演的角色，不过跑跑龙套而已。
艺人是最容易产生逸闻趣事、特别是风流韵事的群体。可以说，哪里有戏曲，哪里就有关于戏子的故事流传。在我们家乡，就广为流传着一个叫“颜福儿”的角儿的轶事。颜福儿是我们的邻县潍县人，说是角儿，其实并不是专业艺人，充其量不过是京剧票友。这是一位男旦，行当自然是青衣或花旦。在庄户人眼中，颜福儿身段、扮相、唱腔都无可挑剔，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一个眼神，宛若仙女下凡，一登台便引来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颜福唯一的不足是个头不高，但他会用“跷功”。踩在脚下的木制“三寸金莲”，不仅弥补了先天的不足，且平添几多魅力。有人看颜福的戏，为的就是一睹“三寸金莲”的风采。颜福的粉丝成千上万，尤以大姑娘、小媳妇为众。人们甚至编出顺口溜：“颜福儿上了台，大姑娘跑掉鞋。颜福儿下了台，大姑娘敞开怀。别看你爹当保长，也得挨着来……”顺口溜虽然夸张，且欠雅，但流传甚广。
“地瓜班”的故事和“颜福儿”的传奇，催生出小说人物“柳尚青”，艺名“牵牛花”，成为《胭脂坟》的男主人公。以流浪卖艺为生的吕剧艺人柳尚青，风流倜傥，以他俊美的扮相和甜润的唱腔，倾倒形形色色的观众，也招来五花八门的祸端，演义出曲折动人的故事。
坊间曾流传一首《十字诀》：“一手小楷，两口二黄，三杯美酒，四季衣裳，五官端正，六国出洋，七钱二分（一枚“袁大头”的分量），八圈麻将，九九归一，十里洋场。”说的是当年上海滩白领阶层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追求。
还有一个民间传说：一个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团长，是个草包。他率团到乡下“剿匪”，被林子里一声枪响吓倒，慌忙命属下搜“匪”。鸣枪者被捉获，原来是一个打鸟的乡民。草包团长即令将打鸟者就地活埋。土埋至胸部，打鸟者已面如土色，气息奄奄。草包团长下令：“停！他吓我个半死，我也吓他个半死，平局了。”
《胭脂坟》中的反面人物马三爷，就脱胎于这一首《十字诀》、一个民间传说。马三爷花钱买来一个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长的头衔，却连一声枪响都吓得哆嗦。他将《十字诀》改为“人生十强”，津津乐道：“一手好字，两口二黄，三杯美酒，四季衣裳，五官端正，六国文章，七钱二分，八圈麻将，九房姨太，十间洞房。”他娶了九房姨太，养着戏班子，吃喝玩乐，沉溺于酒色之中。
另外一个反面人物，叫“大泡子”。大泡子是个兵痞，干过“局子”，混迹于马三爷的队伍中。大泡子的原型就在我们村。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猥琐的干巴老头。他孑身一人，收养了一个亲戚的女孩子，相依为命。那女孩子十四五岁的时候，突然上吊而亡，死得不明不白。记得公安局还曾掘坟开棺验尸，后来就没了下文，至今仍是一个谜。他的许多传说，成为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他吹嘘，自己曾经给林彪当过警卫员，老婆穿着旗袍、烫着发，儿子在“北京山大”上学。他说，当年干“局子”的时候，骑着德国造的鹰轮自行车在铁轨上跑，双手大撒把，后座上还坐着个大姑娘。最离谱的莫过于“晒银元”。他说，运气好的时候，年年发大财，银元花不了，堆放在屋里发了霉，长了绿毛。一天，看见一群大姑娘、小媳妇在河边洗衣服，他便在一旁铺开床单，晒上一堆银元。洗衣服的娘们儿不理他，他就拿银元朝他们身边扔。听故事者问，你这样不损失大了？他嘿嘿一笑，“你晒高粱、谷子不也有风耗？晒银元也一样，有点风耗算什么？”关于大泡子的素材比较丰富，所以写得还算丰满。作为反面人物，他在《胭脂坟》中的分量，不亚于马三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