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建丨傲雪凌霜质，不改四时春 ——刘锡诚传
到北京上大学前，我在农村里生活了18年。我是在黄土里刨食吃的万千农民的孩子中的一个，像一片挂在树冠上的平凡不过的树叶，一遇凄风苦雨便会落木萧萧，飘零于大地的某个角落里，枯朽，发霉，腐烂，入土，悄无声息。农耕和宗法背景下的风土人情浸润了我的肌肤，土围子里的聚落生活滋养了我的灵魂，宗族亲情和乡村传统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会了耕耩锄割一整套的四季农活。乡村生活塑造了我。我是一个地道的土著。但我生性顽皮，生命力顽强，不怕劳苦，不惧困难，尚实际而少玄想。父执辈和生活教给我的全部知识和人生经验就是两个字：奋斗。这成为我一生遵从不逾的座右铭。
这是刘锡诚写于2007年的一篇散文《岁月风铃》中的第一段。这段自白，实为刘锡诚一生气谊、事功、德业与文章的最佳写照。
刘锡诚出身于中国最基层的农民社会，经历过最艰苦的岁月；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曾在文化界最核心的部门工作，与最为知名的作家与文化人物广为交往，写过多本文学评论文章，在80年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亦曾经历宦海沉浮，晚年潜心治学，写出了多部重量级的学术专著。至今年愈八十，仍壮心不已，每日读书作文不辍。乡村生活所赋予他的，他终生一以贯之的，除了“勤奋”二字，应当还有谦逊、朴实、善良和中国农民的一切优良品质。
一
一九三五年阴历正月十八（阳历2月22日），刘锡诚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朱刘镇郑王庄。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村庄之一，坐落在鲁中平原上，有着沧桑的历史感，村庄几十里外，是古齐国建都的营陵，十五里外，是19世纪末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和县城。村子建于金元两朝交战鼎革之际，已有七八百年历史。村子四周，是为躲避战乱而修筑的高高的土围子和深深的堑壕。在正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方向，开有五座大门，整个村子，形如一只昂头的乌龟。龟乃四灵之一，如此设计，体现了古人特有的智慧和宇宙观。
土围子的墙体以黄土夯成，很高很厚。两面斜坡和墙顶上长满了浓密的树木和杂花劲草，土围子里面，还有三大片茂密的林苑，几百年树龄的松柏树和白杨树郁郁葱葱，显示着殷实的历史和蓬勃的生气。围墙的顶部平整开阔，是孩子们的乐园，刘锡诚和小伙伴们常常仰卧在围墙顶的青草上，静静地了望无边无际的原野，期盼久出待归的亲人，聆听迎娶新娘队伍的锣鼓，观看空中扶摇的风筝，注视天边去来的雁阵……尽情享受着只有农村儿童才有的那份天真和快乐。另一面，这土围子，又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成为农民子弟精神上的一座冲不出去的“围城”，作为终生的印记，也深深地镌刻在刘锡诚的身上。
与那普通的村庄一样，刘锡诚所出身的家庭，亦只是千千万万个最为普通的农民之家。绝大部分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厮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土里刨食。刘锡诚的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又在县城读过三年小学，此后便在家务农，称得上乡村文化人。他深知读书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刘锡诚是家中长男，望子成龙的父亲，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希望。写得一手柳体字的父亲，在刘锡诚小时，便手把手地教他练字。父亲还常常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激励他，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父亲曾深情地对他说，这首阳山就在咱这里，咱县城东南那座孤山就是首阳山。这一故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刘锡诚深为伯夷和叔齐的气节所感动，成为他所崇尚的一种精神力量。实际上，丰富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多以惩恶扬善为旨趣，正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最佳教科书，不仅教授他们历史知识，更塑造和培育着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异常贫困，刘锡诚家人多地少，尤其如此。由于终年吃不到肉，严重营养不良，刘锡诚儿时就患上了夜盲症。每到晚上，眼前便一片昏暗，即使在灯下，也只能看见一点点小火苗，走路不便，灯下读书同样困难。夜晚，对于他来说，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始终无法理解李白的诗句中，床前明月和秋冬之霜是什么样的关联。父亲从市场上买来一小块羊肝，吊在屋檐下风干着，夜盲严重时，就割下一小块，煮一壶开水给他喝，喝了羊肝水，他的夜盲症状便会有所缓和。屋檐下挂着的那块小羊肝块，因存放时间过久，都被小虫子蛀了，可父亲还是留着给他备用，不舍得扔掉。
为了供刘锡诚上学，父母不知倦怠地劳作着，大姐放弃了学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锡诚从小便知稼穑之艰难，更知读书机会之不易。他异常珍惜这一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放学回家，他就与母亲和大姐挖野菜，与父亲下地干农活。贫困的农村生活，磨砺了刘锡诚的意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始终以农民自况，终生勤耕不辍。
刘锡诚初小就读于本村里的小学。高小就离开本村到于留（刘）乡于留（刘）街的西冢子上的中心小学就读了。抗战爆发，鬼子常来村里扫荡，刘锡诚就经历过数次危险。为了躲避鬼子侵扰，乡中心小学不得不像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一样，迁移到南乡的山沟里去。他们一行几十个小学生，每人背着一个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和差不多够一周吃的煎饼，徒步迁移到一座破败的小观音庙里。它高高地矗立在一个叫做南流泉村的村边土崖之上。庙里铺着干草，既做教室，又做宿舍。同学们常常结伙到村南边的河里去捞鱼摸虾，或者纵情地游水嬉戏，暂时忘掉了现实中的一切烦恼。流亡生活，使得大家的生活雪上加霜，为了第二天的伙食，他们有时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潜行到远远的山头上，给食堂偷些还未成熟的地瓜。这件事，刘锡诚始终没敢告诉父亲，他知道，正直的父亲不能容忍他的这种行为。
简陋恶劣的学习环境，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教学质量不可能有所保证了。学期终了，刘锡诚的考试成绩首次出现了不及格。他的内心极为沮丧，几天里郁郁寡欢，不愿搭理别人。经过几悉思索，不到10岁的刘锡诚做出了一个坚毅而苦涩的决定，他不辞而别，离开了那座小庙。他背着母亲给他带来的小包袱，冒雨穿行在莽莽青纱帐里的蜿蜒小道上，抗拒着碰到野狼和鬼怪的恐惧，毅然转学到了县城西北剧城乡的一个叫懒边的小村子，他的堂哥在那里的小学任教。看在堂哥的面子上，学校接纳了他这个冒然前来插班的异乡孩子。在那里，刘锡诚得以继续他的学业。
1947年夏，刘锡诚从懒边村的剧城乡中心小学毕业，考进昌乐中学。昌乐中学乃时任县长张天佐（字仲辅）兴建。据霍树楠的《张仲辅与昌乐中学》一文所记，“三十四年九月抗战胜利，公遂择定县城东南郊草山西麓吴家池子右侧地带，建立永久校舍，占地百五十余亩，依山傍池，风景秀丽，万瓦沉沉，气象雄伟。……时省立昌乐中学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共五十二班，学生二千五百余人，尚有附小一所，规模之大，为全省冠。”作为全省知名中学，昌乐中学的生源颇好，不仅来自本县，相邻的寿光、益都等县学生，亦莫不以考入昌乐中学为荣。由于小学阶段颠沛流离，多处转学，刘锡诚受到的教育并不好，等考分出来，他到昌乐中学看榜时，只在“副取”栏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好在排名非常靠前，这已使他欣喜异常。
1947年底，解放军对青岛、潍县、济南三座城市实行分割包围，攻城军队逼近昌乐，战火隆隆中，学校当局匆忙召集全校师生，由训育主任宣布：学校解散，师生各奔前程！那些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员和政工，惶惶然地迅速消失，一般教员，和像刘锡诚这样的学生，便回家务农去了。两个月后（1948年2月），共产党宣布接管昌乐中学，改名为昌潍中学，开始重新招生开学。得到消息，刘锡诚放下手中的锄头，兴冲冲地走了差不多20华里的路程，回到学校，报名复学，被允许插入二年级，编入二班，继续因战争而中断了的学业，在那一排排依山势而建的校舍里，一直呆到1950年的暑期初中毕业。
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的两年，刘锡诚经历了潍县战役，迎来了家乡的解放和地方政府的建立，经历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政府的成立。他在新的教育熏陶和老师们的循循教导下，受到了思想的启蒙和知识的提升。比起旧日的昌乐中学，新生的昌潍中学，学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除了上课而外，常常给学生们露天放映新电影（主要是描写战争和翻身解放的）、自组剧团演戏（如《王秀鸾》、《白毛女》、《血泪仇》等），给他带来了课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和生活乐趣，开阔了视野。他开始借阅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图书，尽管这类书当时还很有限。三年级的刘锡诚，已经懂得读课外书，也开始锻炼写作能力，试着为《昌潍大众》报写稿了。毕业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没有多久，1950年的2月，刘锡诚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新的人生观和生活理想的少年。
学校实行寄宿制，刘锡诚每周回家一趟。返校时，母亲会给他摊上够一周吃的煎饼，装上一小罐子自家腌制的咸菜。刘锡诚后来写道：“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激励了自己的意志。生活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知识是一切人进步的阶梯，更是我们农民孩子进步的阶梯。对我来说，道路别无选择。升学、深造、奋斗，从此成为埋藏在我小小心灵中的座右铭。只有决心和坚持，才是走出方山，走向更远更大的世界的动力。”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1950年夏天在昌潍中学毕业后，连电子管收音机都还没有见过的刘锡诚，毅然报考了潍坊一中的高中部，并被顺利录取。
潍坊在解放初称为特别市，首任市长为后来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姚仲明。高中时期，同学多出身于城市家庭，像刘锡诚这样的农村孩子少之又少。城里人和乡下人，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生活环境亦大为不同，城乡之间，判然有别。农民意识和自卑心理，使刘锡诚与城市同学之间保持着一段无形的距离，也更促使他奋发学习。初中阶段，刘锡诚接触的比较多的是解放区文艺，高中三年，他则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斯莫捷绵斯卡亚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出身底层，他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并感染着刘锡诚。他的两名语文老师，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其中一位名叫朱其凯，后来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成了《聊斋》研究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就是由他主编的。这两位老师，亦激发了刘锡诚对文学的爱好。这一时期，刘锡诚对于文学的兴趣日浓，他深深地感到，“对于一个出身农村的学生来说，世间一切行当中，似乎没有比文学更容易亲近的事业，因为文学所昭示给他的，是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和人类社会的不同人生，是悲悯的情怀，是高尚的情操。”
1953年夏，该高考了。报什么学校，没有人可以商量。刘锡诚毅然决然地填报了北京大学。他的想法很简单，要上就上最知名的大学，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当农民。抱着这样的单纯的想法，他乘坐胶济线火车，从家乡赴海滨城市青岛去投考北大，当时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考场。住在山东大学（那时山大还在青岛）的学生宿舍里，他在学校澡堂子第一次见识了淋浴喷头；在马路上第一次见识了公共汽车，但终究没有敢坐，到汇泉公园去玩，是徒步走去的。
考完试，刘锡诚匆忙回家忙秋收秋种去了，至于何时放榜，压根儿就丢在了脑后。直到有一天傍晚，天黑下来了，家人正忙着把收割的秋庄稼拉到场院上，患有夜盲症的刘锡诚独自坐在场院的边上。突然从大路上传来了一声喊叫：“刘锡诚，你考取北大了！别的同学全都走了，你怎么还在家里不去转关系报到？”当时高考的发榜，是登在地方报纸的中缝里的，他在村里看不到《农村大众报》，完全得不到相关信息。这个不期而至的好消息，让举家欣喜若狂！刘锡诚考取了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不仅村里从来没有，就是乡里、县里，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过北京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光耀门楣的事情啊！母亲喜极而泣，这个朴实、善良、勤劳、温柔的农村妇女，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为了刘锡诚好好上学，逐日劳作，此时，心里肯定有一种“盼到头了”的复杂心情。忙完场院里的活儿，刘锡诚被家人牵着回到家里。晚饭已经很晚了，母亲还特地为他擀面条，打了荷包蛋，为他“庆功”。还不顾一天的疲劳，连夜为他收拾行李了。在她的心里，北京离得很远，孩子这一去，再见不知是何时。
二
1953年9月初，刘锡诚赶到潍坊一中办完毕业手续，再回到本县的区公所转移户口，背着母亲为他准备的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一床全新的棉被褥和冬天穿的棉袄棉裤，以及布鞋等生活用品，乘坐北上的火车，踏上了进京的旅途。从此，他走出了生活18年的村庄，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临行之前，送站的父亲再三叮嘱儿子，要他一路小心，到了北京坐“洋车”时，打价钱要“拦腰砍”，不要被人骗了。从没出过远门的刘锡诚，心里带着期待和不安，来到了北京。到达前门车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患有夜盲症的他，只觉车前门前汽车穿行，人头攒动，却是影影绰绰，看不甚清。他早打听到要先乘坐环行有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再坐洋车去北大。但对于如何乘坐有轨电车，却是毫无经验。他还以为像在火车站一样，要到票房子里买电车票。他背着包袱在闪烁的路灯下跑东跑西，到处找票房子。几经周折，登上电车，他紧紧搂着包袱，怯生生地蹲在车厢后部没有人挤的地方。谁知坐反了方向，绕城一大圈，才到达西直门。后来读《红楼梦》，刘锡诚感觉自己很像刘姥姥初进贾府的样子。
终于进了北大，报到之后，刘锡诚开始了在燕园的学习和生活。
刘锡诚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曹靖华年轻时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鲁迅创立的“未名社”，是主要成员之一，与鲁迅关系密切。未成社成员中，多数是从事外国翻译介绍的作家和翻译家，如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在苏联学习时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烟袋》和《第四十一》，就是经李霁野之手，纳入“未名丛书”，于1929年在北京出版的。20年代以后，曹靖华译出了大量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如《铁流》、《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等，鲁迅曾赞他“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这些作品在我国青年和革命事业中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代宗师。此外，他的散文创作亦卓有成就，善于察物体情，文笔简洁淡朴，深受读者欢迎。
1951年，曹靖华受命组建北大俄文系，凭其个人魅力以及鉴识察人的能力，将大批学界旧交和有识之士收罗麾下，形成了一支以余振、魏荒弩、田宝齐、王岷源、龚人放、张秋华为基干的教师队伍。余振（李毓珍）本来是拿着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调令，要到中央编译局上班的，魏荒弩先生也是谢绝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领导职务而来北大的。
与其他院校的俄文系偏重语言学习不同，北大俄文系语言与文学并重，并且向文学倾斜，因为它负有培养文学翻译的使命，这与刘锡诚的志向深相契合。他在中学里学的是英文，并无俄语基础，大学四年，他的俄语学得一般。而对于文学，他则抱着浓厚而强烈的兴趣。中学时代，他就读过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望穿秋水》等苏联革命作品，那些作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感召并激励着他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之梦，曹靖华也成为他素所仰慕的人物。进入大学之后，他非但有幸亲炙于曹靖华门下，而且深受其提携奖掖，成为他终生铭记的恩师。
刘锡诚清晰地记得曹靖华给他们讲授苏联文学课程的情形。曹靖华是河南卢氏县人，他讲课时，操着慢斯条理、抑扬顿挫的河南口音，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旅居苏联时与苏联作家亲密接触的经历，给大家展现了苏联文学的宏伟画卷。他讲绥拉菲摩莫维支，讲费定，讲拉甫列尼约夫，讲波列伏依，讲西蒙诺夫……不仅分析文本，还讲这些作家作品之外的故事，讲他与这些作家的交往，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20世纪50年代初，曹靖华的翻译重点转移到了介绍俄罗斯和其他高加索民族的民间文学上，继编译《魔戒指》（三联书店1950年版）之后，又于195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民间故事集》系列：《关于列宁的传说》、《关于斯大林的传说》、《关于夏伯阳的传说及其他》。他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撰文介绍和评论苏联民间文学。对曹靖华素所仰慕的刘锡诚，受其影响，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他找到曹靖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曹靖华对此十分赞同，并亲任他的指导老师，给他开列了中文和俄文的多种参考文献。孰料临近毕业，学校里掀起了反右运动，学业被迫终止。面临毕业，毕业生的工作都由教育部进行分配。一天，曹靖华找刘锡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文联工作，可以介绍他到那里去。刘锡诚欣然答应了，为此，他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于是，1957年的毕业分配中，刘锡诚没有占用教育部的名额，直接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报到了。此后几十年，他的工作几经变动，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新闻工作、翻译工作、文学编辑、文学批评，但最早从事的民间文学研究最终成了他的看家本领。可以说，曹靖华对他的启蒙、引领和影响，在刘锡诚的人生道路和事业选择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他一直心存感念，多次撰文，深情地回忆恩师曹靖华对他的教诲。
魏荒弩同样是一位翻译家和散文家，译有《伊戈尔远征记》、《捷克诗歌选》、《涅克拉索夫诗选》、《俄国诗选》、《涅克拉索夫文集》等多部。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烽火中，魏荒弩奔赴大西南，先在贵阳后在昆明编《枫林文艺》、在重庆编《诗文学》等文艺刊物，组织“诗文学社”，写散文、随笔和诗歌，在文艺界非常活跃。在刘锡诚的印象中，魏荒弩和学生交流很少，总给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一下课那高大的身影便一闪匆匆离去。他是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俄罗斯古语不少，读起来却朗朗上口，声情并茂，讲解精辟，给人以古代英雄壮怀激烈的巨大感染力，以致同学们在课下常常调侃地拖长声调模仿他的朗读。
余振讲授马雅可夫斯基专修课，他教导学生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该如何理解，怎样翻译；在他的课堂上，既有对内容的深刻分析，也有对翻译的具体指导。正是在他们用心血凝成的雨露甘霖的滋养下，五七届学生，三四年级时，就有同学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译作。
